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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邵志择：从“外国冬至”到“圣诞节”：耶稣诞辰在近代中国的节日化——以《申报》为基础的考察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2012年12期第139～148页
【作者简介】邵志择，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邵志择(1966— )，男，浙江省长兴县人，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新闻史研究。
【内容提要】上海及其周边地区自明末以来就是基督教传播的一个中心。耶稣诞辰起初被沪人称为“外国冬至”，至民国以后逐渐以“圣诞节”之名流行于像上海这样的现代都市，成为近代中国最受欢迎一个洋节。在其节日化的过程中，耶稣圣诞节遭遇到诸如冬至节、孔诞、总理诞辰、云南起义纪念日、民族复兴节等中国节庆的挑战。尤其是被称为“土圣诞”的孔子诞辰，它是国民党政府法定的节日，官方每年都举行隆重的庆祝仪式，由此形成了“土、洋”两个圣诞节的竞争之势。民族主义者对洋圣诞的抵制一度十分强烈，但是，这个原本宗教性的外来节日还是演变成了世俗化的狂欢节，至少在民间社会中，洋圣诞几乎完全压倒了土圣诞。
【关 键 词】外国冬至/圣诞节/申报/上海
一“外国冬至”
上海及其周边地区自明末以来就是基督教传播的一个中心，作为教中一大典礼，“Christmas”之庆典弥撒为教民所知是可想而知的。①上海开埠以后，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之外的各类西方人大量涌入，“Christmas”的庆祝便不再局限于教堂之中，以西人家庭和西人社区为主体的世俗化过节方式在租界中渐成气候，上海人对此不可能熟视无睹。《申报》创刊之后，每届“Christmas”例有新闻报道，从中得知，华人称之为“外国冬至”。
1872年12月24日，《申报》第一次报道“Christmas”时只说它是“耶稣诞日”②，在次年的报道中则称之为“西国冬至”③。此后数年的报道中多用“西国节期”，1881年又称“西人冬节”④和“西历冬至令节”⑤，从1882年开始才有“外国冬至”之说，似乎是接受了民间的俗称：
本月十六日系耶稣诞期，即华人所称外国冬至节。⑥
本月二十六日为西人节期，即俗传为外国冬至。⑦
明日为西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即耶稣诞辰，即华人所谓外国冬至。⑧
从报道中可知，“外国冬至”之说一般用以解释耶稣诞日，偶尔也直接说“今日系外国冬至节”。⑨在《申报》从创刊到终刊所有关于“Christmas”的新闻和文章中，出现过许多不同的称谓，如“耶稣诞日”、“西国节期”、“泰西节期”、“耶稣诞辰”、“西人佳节”、“西历节期”、“令节”等等，20世纪20年代以后，“圣诞节”才成为较为固定的中文节名，同时也常用“耶稣圣诞节”“耶稣诞辰”，有时简称“耶诞”。值得注意的是，“Christmas”⑩的中国“俗称”，自1882年以后只有“外国冬至”和“西国冬至”。(11)把耶稣诞辰叫做外国(西国)冬至，体现出来的是“中国冬至”的主体地位，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般中国人是以本土冬至节来观察这个西国宗教节日的。
中国的冬至节虽然在农历中不固定，但是耶稣诞辰在没有置闰的年份则固定在中国冬至后三天，以中国人的历法知识，这个外国节日是跟随着中国冬至的，在不信教的中国人眼中，很容易视之为外国人的冬至节。(12)《申报》曾在一篇报首论说中对此加以澄清，认为“外国冬至”之说是中国人不了解中西历法之不同所致，并特别强调这一天“乃彼国耶稣降生之辰，西人节期以是为最重”。否认外国有冬至，并把“外国冬至辄依中国冬至日以为准，迟三日而定为节期”这种说法叱为“是真不思之甚矣”(13)!后来，《申报》也曾数次驳斥过“外国冬至”之说，认为是“俚谚无稽，殊堪一噱”(14)。
除了时间相邻，放假并群相庆贺也是中国人把耶稣诞辰叫做外国冬至的原因。冬至在中国本是个热闹的庆贺节期，“冬至之始，人主与群臣左右纵乐五日，天下之众，亦家家纵乐五日，为迎日至之礼”(15)。关于苏南一带的冬至习俗，《清嘉录》有这样的描述：
郡人(指苏州人)最重冬至节。先日，亲朋各以食物相馈遗，提筐担盒，充斥街道，俗呼“冬至盘”。节前一夕，俗称“冬至夜”，是夜，人家更速燕饮，谓之“节酒”。女嫁而归宁在室者，至是必归婿家。家无大小，必市食物以享先，间有悬挂祖先遗容者。诸凡仪文，加于常节，故有“冬至大如年”之谚。(16)
《申报》对旅沪西人家庭庆贺“外国冬至”也有类似的记述：
先期，各西人家俱用冬青、柏叶系作垂花门，室中陈设辉煌，争相炫耀。届时邀宾燕饮，尽日言欢，爇□(17)炭以围炉，飞螺觞而醉月，暂抛俗务，藉洗旅愁。各店铺更踵事增华，铺张场面，而尤以福利为耳目一新，入其中，觉十色五光，陆离璀璨。凡用物、食物，绫罗、绢帛、锦绣、金银，以及珊瑚木难之瑰奇，锦贝文犀之美丽，如入波斯之域，令人目眩神摇。平时送货至买主家，悉用高大马车载运，兹以五色颜料就车上写吉利语，以表祝忱，更令出店马夫穿五色衣，戴假面具，高坐车上，若演戏然。(18)
从场面上看，“外国冬至”的庆贺节仪确实与中国冬至相近。
按照中国人对冬至日的理解，这一天寒气已极，是阴阳易气之时，阳气开始上升，所以应该庆贺，故冬至这一天，商旅不行，官民一律停业庆贺，朝廷则有正规的朝贺典礼。《申报》对冬至朝贺也非常重视。1874年冬至这一天(农历十一月十四日)，《申报》有如下报道：
今日节届冬至，凡在京文武各大官俱朝服入贺，故本埠自道宪以次亦俱赴西门内万寿宫行礼，其英法两租界之会审衙门，所有日常案件俱暂停一日，以昭敬谨之意云。(19)
此后，《申报》每年都报道冬至朝贺并停公的消息。(20)从历年报道中得知，上海道、县各属官员一般在冬至晨五鼓齐诣西门内万寿宫(21)举行朝贺礼，先期有牌示，同时知照租界当局停止公共公廨谳案一日。《申报》每年报道耶稣诞辰，也必细述西国机构(如领事衙门、银行)以及海关、会审公廨的休息日安排，从放假来看，“外国冬至”与中国冬至是一样的。《申报》每年报道冬至消息大多用《令节停公》、《令节停讯》之类的小标题(22)，与报道耶稣诞辰最常见的新闻标题《西节停公》、《西节停讯》几乎一样，有的年份，冬至节与耶稣诞辰的停公消息在同一版面上前后并列，更可见两节的紧密关系。(23)
“中国冬至节在圣诞节前二日或三日，年年如此。它的外表节目有许多与圣诞节相同，就是冬尽春回冬至一阳生等等，一部分意义和习俗也有相同之点。所以圣诞节一传到中国，就被称为‘外国冬至’了。”(24)从《申报》的报道来看，这个观察大致不差。一中一外两个“冬至”，在清末尚处于“你过你的节，我过我的节”的状态，进入民国以后，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却出现了“你过你的节，我也过你的节”情况，中国冬至也因此在像上海这样越来越现代化的都市中渐趋式微了。
民国肇始改从阳历，阴历年、节不被官方重视，甚至不准民间过年。大概由于这个原因，1912年和1913年的冬至，《申报》没有相关消息。自1914年起，由于袁世凯尊孔复古，北京政府正式定农历元旦、端午、中秋、冬至为四节，并在这一年冬至举行了民国第一次祭天礼。1915年冬至前，袁世凯的帝制活动也接近高潮，有人建议袁世凯在冬至节这一天举行登基大典，这一建议虽然因时间仓促而没有被采纳(25)，但是冬至却与袁世凯称帝扯上了关系。其实，冬至古代本也是与君王直接相关的一个日子(26)，明清两代更是国家三大盛典之一，朝廷的庆典与民间的冬至活动并无关系。(27)虽然官、民同过冬至节，但是，这个节日在官方实际上就是向皇帝(清末还有太后)朝贺的日子。(28)冬至这天，天子祭天，官员向皇帝行礼，百姓祭祀自己的祖先，中国冬至事实上分为官、民两种过节方式。也因为这样，官方的冬至节仪会随着政权的更迭发生变化，如清代的朝贺礼，在袁世凯称帝前后变成了全国性的官方祭天礼，袁世凯死后再不见举行。虽然冬至曾被北洋政府正式命名为“中华民国冬至节”(29)，准予放假以示庆贺(30)，但是国民党掌权之后很快便扫除一切旧节俗，官方也再无冬至节礼。民间冬至礼俗虽然保留下来，但是缺少了官方提供的仪式感，甚至在官方不许过旧节的禁令下，报刊对冬至的报道也就淡化了。(31)从1927年开始，《申报》再也没有专门报道冬至的新闻。(32)
二　欢乐、狂欢的“圣诞节”
光绪初年的“外国冬至”活动主要局限在旅沪西人社群中，《申报》的例常报道大多关注放假日期，对旅沪西人如何过节仅有“悠游数日”、“相与燕饮为乐”、门插冬青、柏树枝、悬旗等简单的介绍。较为详细的庆贺情况首见于1884年对跑马活动的报道，新闻中特别指出这是“寓沪各西人”的遣兴之举。(33)从1888年首次对教堂耶诞弥撒的详细报道中也可看到，参加宗教活动的主要是西人。(34)光绪中叶以后，华人参与过节的情况逐渐增多，如1892年耶稣诞日适逢礼拜日，“是以租界中益热闹非常，凡执业于各洋行者莫不采烈兴高，一骋其车水马龙之乐”，比中国新年更显繁盛。(35)租界的大部分人口为华民，租界过节如过中国新年般热闹，显然是华人“执业于各洋行者”以及一般居民一起庆贺的缘故。教堂弥撒礼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信徒参与，“教中人”、“入教者”、“中西教友”之类的称呼屡见于新闻之中。1896年耶稣诞日，南市董家渡天主教堂的弥撒礼吸引了附近入教者数千人之多(36)，新北门外大天主堂也是中西教友麇集，教堂门前车水马龙，络绎不绝。(37)1898年耶诞日，到虹口南浔路天主堂瞻礼的教中士女多至三千余人，“不可谓非一时之盛事也”(38)。而在十年以前，教堂的弥撒礼还主要是西人参加，到会人数不过数百。(39)
“初十日为中国冬至，马车络绎前赴张园者不知凡几。昨日为西国冬至，马车络绎前赴张园者又不知凡几。中国人真不肯辜负良辰佳节哉!”(40)这是1909年的情况，可见在清末的上海，外国冬至已如中国冬至一样热闹了。民国以后，庆贺耶稣诞辰的热闹气氛逐渐弥漫至一般社会生活中，而“外国冬至”这个缺乏宗教意味的中国俗称，却逐渐向宗教味极浓的“圣诞节”演变；另一方面，其宗教内涵又渐渐地被“欢乐”、“幸福”乃至“狂欢”这些世俗旨趣取代，原本纪念耶稣诞辰的宗教节日，遂变为许多上海人最愿意花钱取乐的“狂欢节”。
耶稣诞辰纪念的世俗化，与教会组织自身的改变有关。(41)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世俗化努力最见成效，它所举办的耶稣诞辰纪念活动，宗教意味并不显着。1913年平安夜，青年会请费吴生演说热度之升降，并当场用各种电机做试验，演示给大家看。(42)1915年耶诞前两晚，青年会在四川路总部连演文明新剧《基督与世界万国之关系》(43)，内容与宗教有关，而形式则是世俗的新式戏剧。1917年12月23日，青年会夜校的耶稣圣诞庆祝会与冬季学生同乐会合并在一起，来宾多达七百余人。同乐会除了演讲“耶稣圣诞为世界最快乐之日”的道理之外，还请人演奏丝竹国乐，并演滑稽新剧，又有“圣诞老人”与校长一起分发礼物，最后才是演出耶稣圣迹故事。(44)1922年平安夜，青年会的演出单中有新旧戏剧、音乐、滩簧以及各种游艺，而且活动也移到了城内的九亩地新舞台(45)，这已经很像是普通单位的迎新游艺会了。
清末上海较大规模的弥撒活动一般都在教堂举行，从《申报》的报道看，整个过程庄严肃穆。民国以后的教堂庆贺有了新的变化，1913年慕尔堂的欢祝耶稣降生大会虽然以《圣经》与唱诗为主，但是已经添加了钢琴独奏、双人小提琴合奏，牧师演说寓言一则，竟然“滑稽可喜，合座为之粲然”。(46)天安堂在1915年12月24日一早举行“圣诞节同乐会”，除了宗教演说之外，还安排了幻术和滑稽表演，另有茶点供应。(47)庆祝活动也越来越社会化，教会组织经常在圣诞前后组织慈善活动(48)，教会学校也加入庆祝行列。(49)
进入20世纪20年代，圣诞庆祝活动已经越出教会组织和西人社群，成为上海人普遍参与的一个欢乐的节日。诚如青年会的吉尔达所言，圣诞老人“往昔只临泰西各地，近乃欣然与中华人士相接，其所得之待遇，日形隆盛而新奇”。由于中国人参与圣诞盛典的热情极高，而各教会机构的圣诞庆祝形式“较往昔更为新颖而繁多”，青年会的干事费吴生便专门制作了上海各教堂和教会机构的圣诞庆祝安排，以供市民按图索骥参加活动。吉尔达特别提到，并不属于教会的南洋公学和复旦学校的学生，竟然自行举办圣诞庆祝活动，被认为是破天荒之举。(50)由于圣诞庆贺影响到中国、印度、日本等国，“所以基督圣诞四个字，似乎已经弥漫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心坎，真可称得起‘普天同庆’了”(51)。西方庆祝耶诞的一些民俗也渐渐传到东方来了，比如“圣诞礼盒”(Christmas Box)、“圣诞树”(Christmas Tree)、“圣诞叟”(Santa Claus)和“圣诞片”(Christmas Card)等等(52)，非基督徒起而效仿，圣诞卡尤其流行，人们“纷纷以圣诞卡片分赠亲友者，其言曰‘愿尔有快乐之耶稣圣诞节’(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或有加言‘愿尔有安乐之新年’(wish you a happy new year)”(53)。“Santa Claus”则逐渐成了圣诞节的标志。《申报》第一次提及“圣诞老人”是1917年12月25日《青年会夜校开会记》一文，此后也称“圣诞老翁”、“圣诞叟”、“圣诞老”、“散克特老师”、“圣诞老公公”，20年代末以后，除了“圣诞老公公”偶尔一见，基本上都叫做“圣诞老人”。头戴长帽、一把大胡子、身材矮胖、笑眯眯的圣诞老人形象也被画图绘影印于报端。1920年的“申报星期增刊•圣诞号”就以圣诞老人的形象作为刊头画，1922年的“申报耶稣圣诞增刊”(THE SHUN PAO CHRISTMAS EDITION)刊头右首也是圣诞老人形象，这一年的这个形象几乎成了此后《申报》广告中所有圣诞老人形象的模板。30年代以后，圣诞老人已近成了圣诞节的“形象代言人”，大量的冬节和圣诞礼品用他作为广告形象。这个给人们带来礼物、欢乐的圣诞老人也成了圣诞节“欢乐化”的象征。事实上，至少在上海这个地方，圣诞节确已从一个宗教节日演化成了一个快乐乃至狂欢的节日。
民国初年，耶稣诞辰庆祝活动世俗化的一个明显后果，就是庆祝活动越来越“欢乐化”，许多教堂或教会机构举办的庆祝会都有“同乐会”之目。1913年，慕尔堂的庆祝会叫做“欢祝大会”，整个活动的报道中充满了欢乐的字眼，如寓言演说因滑稽而“合座为之粲然”，小提琴演奏则使“闻者若有置身天国之乐”，最后是“尽欢而散”，“是日男女老幼皆眉飞色舞，笑容可掬，花香衣彩，益足以表现众信徒清洁优美之思想也”。(54)在1917年青年会夜校所开之“冬季学生同乐会”上，《进步杂志》主笔胡玉峰特别阐述了圣诞节快乐之旨，认为“耶稣圣诞为世界最快乐之日，故本校今晚开会实有无穷之乐”，希望同学们“共喻耶稣降生之理，得以用乐其乐云云”。(55)20年代以后，耶稣圣诞节已经成为一个以欢乐为主题的节日。
一个宗教节日何以能如此欢乐?美国圣公会汉口主教吴德施认为，基督福音可使尘世间的悲苦困难顿归烟消云散，“而心灵中欢欣愉快之情，将油然而生，勃然以发。是耶稣诞日虽逢诸今日，而欢乐庆贺，自不将因之泯灭而末由泄露也”(56)。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认为，圣诞的精神就是“对人类表示美好意愿以及和平”，“使能一年来日日有圣诞节，则此世界可称快乐世界矣”。(57)
把圣诞节解释为和平与快乐的节日，也许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在《申报》总编辑陈冷眼中，耶稣是一个和平使者，他的降生是和平的纪念日，和平之纪念日，自然“亲爱而和乐”(58)。八年以后，陈冷再次撰文论耶稣圣诞快乐之原因，仍然认为这是由于耶教“和平而快乐”的精神所致，每到圣诞节——
男女儿童，莫不欣喜；亲朋戚友，莫不酬赠。家家有花树，处处闻笑谈；工商辍业以出游，学子休息以寻乐。苟入耶教之国，无一不如是；苟信耶稣之人，无一不如是。即在大战之中，亦且于沟垒之间，互相欢赠而乐宴，是诚所谓和平与快乐之大表示也。盖惟快乐而后能和平，亦惟和平而后快乐。(59)
民初以来的中国一直处于动荡之中，耶稣圣诞则如此和平而快乐，与圣诞节的快乐相比，国人因屡遭动荡政局而“日据愁城，无快乐之境遇，更无庆祝之闲情”。遇此西国佳节，难免要感叹“同居一球，何苦乐之不同，竟若是哉”!(60)《申报》之所以特意出版耶稣圣诞特刊或增刊，或许与当时的民众厌恶战乱并向往和平与快乐的心理有关。《申报》“自由谈”主编周瘦鹃在谈及为何刊发“耶稣圣诞特刊”时曾特别指出：
五年间的欧洲大战，十年来的中国内乱，民生凋敝，血和泪差不多已流作河、灌成海了。……要使世界以后免去战乱，达于大同之域，惟有借重耶稣基督的主张，群策群力的向着“和平”“博爱”四个字上去做。
周瘦鹃强调自己并非基督徒，因为信仰耶稣“和平”“博爱”的精神才特地出这耶稣圣诞特刊。
“博爱”“和平”是耶稣基督的精神，至少耶教徒是这么认为的，“快乐”则是西方圣诞节民俗的主题，这与中国冬至既有祭天、祭祖的肃穆，也有走亲访友、相聚欢宴一样。尽管《申报》编者刊发许多有关耶稣圣诞的文章，主要是倡导基督的博爱与和平精神，其次才是随着博爱、和平而来的欢乐，但是，耶稣圣诞节所带来的快乐，很快便溢出并超越了其宗教精神内涵。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由于受到国民党掌权之后一度非常强势的民族主义政策的影响，《申报》关于圣诞的报道和文章急剧减少。(61)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上海人就不过圣诞节了，也不表明圣诞节不再热闹欢乐。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申报》上的圣诞广告仍较多，有时甚至是头版整版广告，也有专门的圣诞礼品专栏广告。1934年圣诞节，上海的商店橱窗内仍布置了极优美之圣诞风景，圣诞大餐也特别丰富，舞场则通宵营业，舞客倍增，圣诞老人也仍见于各色商业广告之中。(62)
上海成为孤岛之后，江浙一带避难租界的人纷至沓来，造成人口膨胀，市面畸形繁荣(63)，而南京政府的政治影响不再那么有效，《申报》对圣诞节的关注又变得十分热闹，似乎战争时期的人们需要加倍的欢乐以忘却悲苦，耶稣圣诞节也就常被称为“狂欢节”。
1938年圣诞节时，有人就认定“耶稣圣诞在西方各国是一个狂欢的节日”。男女老少，不分贫富，都得在各种程度上表示“热烈”“狂欢”，所以，上海“为着国际的渲染，也早已不能例外”。这种狂欢完全抛弃了基督的精神，上海人尤其如此，“只要抓住了可以热情刺激和尽情享乐的机会，便随波逐浪地盲从凑热闹，正不必追问其所以然”(64)。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租界也被日本人控制，但是每逢耶稣圣诞节，上海人仍旧如痴如醉地狂欢庆贺，以至于“附逆”了的《申报》也看不下去：“昨晚是耶稣圣诞之夜，整个上海的享乐场所，都为之疯狂竟夕，狂欢之辈，竟忘了处身什么时代。”这是1943年12月25日“本报调查”新闻中的责问，报道把“享乐场所”圣诞夜的消费价格一一列举，描绘了“狂欢之辈”趋之若鹜的情形(65)，并配以短评，对那些“狂欢之辈”如此狂欢享乐进行了强烈的抨击。(66)然而，上海人的圣诞狂欢似乎并不因统治者的变化而改变，此前如此，此后也是如此，直到《申报》停刊的那一年。抗战胜利之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更多了一个狂欢的理由，“大家似乎比往年加倍的兴奋些，购办礼物，计划宴会，来大大的狂欢一下”。尽管和从前比起来仍将逊色不少。(67)1946年的圣诞节，上海警察局因冬防需要禁止通宵跳舞，但是仍有许多人在午夜之后狂欢。(68)“首都”南京也在最高领导人的表率下共庆圣诞节(69)。1948年的圣诞节是近代上海最后一个“狂欢节”，虽然前方战事正酣，经济亦复萧条，但是上海人依旧“展开了冬季的狂欢”。(70)
三　“外国冬至”淹没“中国冬至”，“土圣诞”不敌“洋圣诞”
“说来奇怪，自从有了‘外国冬至’以后，原有的中国冬至便从此淹没不彰，每一个中国冬至都在不知不觉中过去，而每一个‘外国冬至’却没有一个不是狂欢的日子。”这是一个学堂出身的作者的亲身感受。在他的成长经验中，高中以前还是过中国冬至的，此后，外国冬至就成了新节日，他从上海辗转香港、桂林、重庆，每到冬至时期看到的都是耶稣圣诞的世界，中国冬至只有“冬至大如年”这句老话尚留在他的记忆之中。(71)黄濬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曾指出，当时的上海少年对冬至已不甚了了，而每逢圣诞则矍然以喜，借此纵欢，“冬至之名，将幸托耶稣以存”。(72)此话并非谰言。银行家陈光甫在1948年12月25日这一天的日记中就赫然写着“今日为冬至节”，前一天的日记中有“今日为西国冬至节夜”之语，再往前看几日，却没有关于中国冬至的记载。(73)12月25日绝不会是“中国冬至”，陈光甫说的“冬至节”必是“外国冬至”，而把耶稣圣诞节称为“冬至节”，不会是他个人的随意派定，必是社会上也有人这么说。其实，早在民国之初，《申报》上的一些广告就把“冬至”指派给“外国冬至”了(74)。20年代以后，冠名为“冬至节礼”、“冬至礼品”、“冬节礼品”之类的广告更大量使用圣诞老人形象(75)，有一则雪茄广告竟然是这样写的：“圣诞老人说——最高尚的最经济的——冬至礼品就是——球宝牌、绿树牌”(76)，中外冬至已经不分彼此了。《申报》曾在1939年12月17日出版过“星期增刊•冬节专号”，而里面所刊文章全都有关圣诞节，并无冬至的内容，而“冬节”原本是中国冬至节的简称，清末民初的《申报》新闻中也一直在使用。不过，冬至或冬节之名还只能算是部分被“外国冬至”侵占，毕竟中国人还在过冬至节，“圣诞节”这个中国古已有之的称谓却实实在在地被耶稣专享了。
“圣诞”和“圣诞节”自古以来就是各路神、仙生日的尊号，如西王母、佛祖、观音、文昌帝君、张道陵乃至武圣人关公等等，自唐明皇诞日建节以后，历代帝、后的生日也有此称。(77)帝制不再，帝、后圣诞自然消失，各路神仙仍被称为“圣诞”，但是仅限于庙宇香客。(78)当然，至圣先师孔子的生日偶尔也享有“圣诞”之称。孔圣诞辰在民国元年被定为公历10月17日，1913年又恢复为传统的农历八月二十七日；1934年，南京政府正式确定公历8月27日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虽然也曾有“大成节”、“圣节”、“圣诞节”之称，国民党掌权以后则一直沿用“孔子诞辰”，纪念活动则充满着政治意味(79)，完全是官样文章。
耶稣圣诞在崇洋的现代都市人眼中，是与圣诞老人、圣诞贺卡、圣诞大餐、圣诞舞会、圣诞电影、圣诞礼物这些洋派玩意合为一体的狂欢节，符合一般人享乐的要求，体现的是趋新求异的现代市民精神，是政治权力很难阻挡的世俗力量。所以，就在1934年国民党第一次隆重庆祝孔子诞辰的那年冬天，不仅在上海，全国到处在热闹地庆祝耶稣圣诞，“但闻甲曰圣诞，乙亦曰圣诞，新闻曰圣诞，杂志亦曰圣诞，圣诞圣诞之声，直充于宇宙之间”。中国本位文化论者吴贯因由此感慨道：“回忆童年，一言圣诞二字，人人皆知在旧历八月二十七日，今也外国本位文化，步步进逼，土圣人竟为洋圣人所打倒，于是圣诞日期，遂由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移至阳历十二月二十五日矣。”(80)他认为，土、洋“圣诞”的消长，是“外国本位文化”压倒“中国本位文化”的一个缩影。另一位文化名人吴承仕看到中国人热衷于过圣诞节，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既不是耶稣教徒，为什么不标明耶稣圣诞，而只说‘圣诞’?为什么当孔子生日时候，不大声嚷嚷着‘圣诞’，而且也不敢说孔子圣诞?”这确实是不易回答的问题，他自己给出了答案：一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圣诞节”是半殖民地化的意识形态之一；二是帝国主义侵略导致中国社会滋生出一部分力量，“用这基础而发生‘圣诞商品’的需要，用这需要而到处见到各色各样的广告。于是形成了我们心中的‘圣诞节”’。(81)关于第一点，吴承仕认为，“圣诞节”这三个字是染着中国这个弱小民族的血写成的，换言之，耶稣圣诞节也象征着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压迫。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民族主义特别高涨的时代，在20年代强大的“非基督教运动”中，耶稣圣诞节自然是民族主义者攻击的一个焦点。
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非基督教运动”在行动上更显猛进。全国学生总会于这年7月召开第七届代表大会，通过了《全国学生总会决议案》，规定的几项运动中第一项就是针对耶稣诞辰的：
本会规定耶稣诞日(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前后一个星期(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为反基督教周。每值此周，于每个基督教征求教徒的时候，各地学联会及学生会应号召群众，作种种反对基督教运动；务使各地反基督教运动，向积极反帝国主义方面前进。……并印制反基督教的美术卡片，以代耶稣节各种卡片之用。(82)
学生之所以要选择在12月25日前后集中行动，显然是因为耶稣诞辰已经成为青年熟悉的节日，用印制贺卡的方式反对基督教，正说明圣诞贺卡已经非常流行。他们还在这年“圣诞节”专门出版了《反基督教》小册子，“作我们赠给全国青年的‘圣诞节的礼物’”(83)。次年耶稣诞节，上海非基督教大同盟也发表宣言，号召大家趁此节日，群起反对耶教。(84)在此之前的“非基运动”虽没有“反基督周”之名，具体的行动大多也在耶稣诞日前后进行(85)，平时则很少有集中的行动，所以有人对这样的运动方式表示了异议，认为“我们反对它的运动，不是一定要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才去做，我们天天都要团结反基督大同盟，这样，才可以把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基督教——根本铲除”(86)。但是，由于几十年来“圣诞节”这一概念已经普及于中国各地，并为一般中国人所称道(87)，每到“他们”的“圣诞节”，国人竟如此热闹地过节，民族主义者集矢于“他们”的“圣诞节”，毋宁是很自然的选择。诚如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1926年耶诞时的宣言所说：“耶稣基督之诞日，又在目前，密布全国之牧师教士、善男信女，又将兴高采烈，举行庆祝，我人于此有不能已于言者。”(88)耶稣教虽以各种方式影响中国，圣诞庆祝却是一年一度最惹人注意的耶教活动，圣诞节期间也最易找到攻击的理由和机会。1928年圣诞节前，青年会在其上海四川路总部举行庆祝会，由于主办方在所悬挂的五十面万国国旗中独缺中华民国国旗，引发来宾强烈抗议，交涉再三终于补挂，抗议者又要求主办者补读总理遗嘱并静默三分钟，遭断然拒绝，导致庆祝会提前结束。(89)没有悬挂“国旗”固然是可利用的机会，要求教会机构诵读总理遗嘱显然是得寸进尺的挑衅行为。
耶稣、耶教虽遭围剿，吊诡的是，围剿者似乎对“圣诞节”一词没有异议。全国学生总会在1925年发行《反基督教》小册子的广告中说：“兹逢耶稣圣诞，我们特刊行这本小册子，作我们赠给全国青年的‘圣诞节的礼物’。”“圣诞节的礼物”虽有讽刺意味，“兹逢耶稣圣诞”怎么看也如“兹逢佳节”一样，没有负面的意思。1926年12月25日《民国日报》“觉悟•非基督运动特刊”上有一篇《反对基督教》的文章，最后高喊“打倒基督教!反对文化侵略!参加民族革命运动!打倒帝国主义!”落款却是“一九二六年圣诞节前五天于上海大学”。次日的《民国日报》头版有一则《非基督教旬刊•圣诞特刊》的出版广告，既然是“非基督教”刊物的特刊，为何不用“反耶诞特刊”之类的名称，而要用“圣诞特刊”之名?《民国日报》1928年12月23日有一篇文章，对复旦大学女生的晚间祈祷活动以极为丑化的方式加以抨击，但是题目却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先锋队——圣诞节复大女生午夜祈祷》，题目歧义不说，也视“圣诞节”三个字为当然。从这些例子中“名”、“实”之间的矛盾可以看出，从20年代开始，即使在反对基督教的民族主义者心目中，“圣诞节”也是一个固定的节名，是专属于耶稣的节名。
结语
中国冬至之外，孔子诞辰、总理诞辰(90)、云南起义纪念日(91)以及“民族复兴节”(92)也是与耶稣诞辰竞争的几个纪念日。这些纪念日由政府确定，官方年年有庆典，也例有假日。(93)但是，除了官方重视这些节日之外，民间并无自觉自愿的大规模庆贺活动。有人曾着文质问道：“为什么必须过圣诞?孔子的诞辰，屈原的殉国，乃至观音菩萨生日，好像都没有这么热闹。”这里，作者甚至没有把总理诞辰、云南起义纪念日和“民族复兴节”列为与耶稣圣诞相提并论的节日。对于为什么人们要过圣诞，该文引用吴晗的论断，认为是“利”的缘故。吴晗注意到，民国以来所尚在“革”，晚近十年来(即30年代到40年代)所尚在“利”。作者进而提出，“‘革’只是少数人的事，而‘利’则自清代中叶以来，也已蔚然成风，不可救药了。只是这‘利’字还嫌不够具体，因为还可以包括了功利主义Pragmatism以及利他精神在内，中国完全是自私自利，与其说是‘利’，还不如改为‘私’字”(94)。这是颇为犀利的分析，虽然他对“利”持否定态度。
“革”(政治)是少数人的事情，少数人的“革”波及全国民众，影响到每个人的“利”或“私”，被卷入政治动荡的民众希求博爱、和平、欢乐乃至狂欢，也不能说就是完全自私自利的表现。正如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参加革命(政治)一样，要求每个人不要从博爱、和平、亲情、欢乐中寻求安慰也是不现实的。从《申报》民国以后的报道和文章来看，国人趋利避害、苦中作乐的心理，正是使耶稣诞辰从原本宗教意味极浓的节日，演变为“最快乐”乃至“狂欢”的节日的原因之一。其实，耶稣圣诞节在西方也早就不是单纯的宗教节日，“而是基督教文化与欧美民间生活传说相融合的产物”(95)。圣诞节的世俗生活内容与家庭、儿童、亲情、友爱、消费都有关系，而近代中国人接受的大多就是这些生活化的内容，这在20年代以后《申报》的各类文字中有比较充分的描述。(96)
耶稣圣诞节包含这些世俗内容，孔子诞辰、总理诞辰、云南起义纪念日和“民族复兴节”这些官方纪念日是无法容纳的，因此也难于和一般民众的生活产生亲密的联系。在这些纪念日中，与耶诞相埒的唯有孔诞，民国以后官方祭孔偏重诞祭，这一做法是否效仿耶稣圣诞?不能妄下结论(97)，有一点是肯定的，孔诞不可能像耶诞那样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同并以消费取乐的方式加以庆祝。如鲁迅所言：“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所以，一般民众“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尽管南京夫子庙是一个热闹的地方，“然而这是因为另有各种玩耍和茶店的缘故”。(98)诚然，纪念日如果只是体现了权力意志，而与民众生活无涉，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普天同庆的“节日”，更不必说“快乐”、“狂欢”。
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一直在政治和文化层面遭遇抵制，因此耶稣圣诞在近代中国能成为一个节日，基于民众消费的物质享受可能是主要原因。(99)唐振常认为，西方现代性的物质层面比它的“精神”层面更容易被中国人接纳，上海人对西方物质形式的接受的步骤是“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100)中国人对于耶稣诞辰这个西国节日的接受正是如此，因为惊、异而名之曰“外国冬至”，羡、效之后，则“圣诞节”便成了狂欢节。也就是说，耶稣圣诞节的文化和精神内涵被它的物质庆祝形式包裹在内，而中国人是把圣诞老人、圣诞树、圣诞舞会、圣诞礼物、好莱坞电影、火鸡、朱古力、大蛋糕等物质庆贺形式当做西方现代生活方式加以接受的，体现的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领域内对西方现代性物质层面的追随，所以才会出现在政治上、文化上排击耶教、抗拒耶诞而同时又有更多的人热衷于欢度耶稣圣诞节的矛盾局面。也许，耶稣诞辰在近代中国的节日化也显示了中国人对待西方现代性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即在抵制其政治、文化、精神内涵的同时又欣然接受其物质文明。可是，任何节日都无法绝对区分为精神、物质两个不相干的层面，节日就是一种文化，虽然中国人可能拒斥了耶稣圣诞节的宗教内涵，圣诞节所包含的西方文化因素则在无形中与其物质庆贺形式一起被中国人接受了。注释：
①明末清初着名书画家吴历(字渔山，1632—1718)是天主教徒，曾在苏南一带传教数十年，他曾写过九首五言律诗咏耶诞弥撒礼，但是未见其如何称呼耶诞。这些诗刊于《教友半月刊》(十三号)，转载于汤亦可编：《圣诞丛谈》，第118—120页，上海，世界书局，1945。
②《申报》壬申十一月廿四日(1872-12-24)第4页有《耶稣诞日》一则：“二十五日则为西人之一大佳节，盖相传为耶稣诞日也。”此处所说“二十五日”是指中国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恰好也是公历12月25日。
③《申报》癸酉十一月十二日(1873-12-31)《西人除夕》中说：“今日系西人除夕，桃符万户，明日即元旦矣。筵开玳瑁，酒泛屠苏，将与初六日西国冬至同一兴高采烈。”
④《停公日期》：“本月初五、十二两日为西人冬节、元旦良辰。”载《申报》，1881-12-23。
⑤《西节悬旗》：“昨系西历冬至令节。”载《申报》，1881-12-26。
⑥《令节停公》，载《申报》，1882-12-21。
⑦《年节停公》，载《申报》，1883-12-20。
⑧《西节停公》，载《申报》，1884-12-24。
⑨《申报》1887年12月25日《西节停公》中说：“今日系外国冬至节……各商家门前均以万年枝结彩，以示庆贺之意。”
⑩为行文方便，以下用“耶稣诞辰”代替“Christmas”。
(11)另有“洋冬”一说，但是在新闻报道中未见，在广告和少数文章中出现过。
(12)张荫桓在出使美国的时候亲身经历了耶稣诞辰之节，他也注意到耶诞恒在冬至后三日，他认为这是以中国的冬至日为准而定的，“中朔有定，西历靡常，或曰闰月、重日之所有所参差，何以西族给假度岁之期衡以中历则不爽，固知声教之遐被矣。”参见《张荫桓日记》，第9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张荫桓的这个结论是典型的文化本位观点。
(13)《论中西历之所以不同》，载《申报》，1886-12-26。
(14)《弥撒志盛》，载《申报》，1898-12-25。此外，《申报》在1891年12月25日的《西节志盛》、1901年12月25日的《西人弥撒》、1903年12月25日的《教堂弥撒》这三篇新闻中，分别对“外国冬至”之说表示不屑。
(15)〔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三十八《冬至·迎至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16)〔清〕顾禄撰，来新夏、王稼句点校：《清嘉录·桐桥倚棹录》，第18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顾禄的记述也为《申报》1948年12月24日第5版《冬至话旧》一文引用。
(17)原文字迹模糊，难以辨认。
(18)《西节志盛》，载《申报》，1891-12-25。
(19)《公堂停讯》，载《申报》，1874-12-22。
(20)辛亥革命那年也仍报道了公廨停公的消息，只是因上海已被革命军占领，没有朝贺礼仪，因此也没有相关消息。
(21)举行冬至朝贺礼的万寿宫在1889年冬至前重新修建落成，“美轮美奂，气象崇闳”。见《庆贺令节》，载《申报》，1889-12-21。
(22)《令节停公》这个标题有时也用于报道耶稣诞辰。冬至日及后一日的相关新闻也用《令节朝贺》《令节庆贺》《庆贺令节》《节期停讯》之类的标题。
(23)如1882年12月21日《令节庆贺》报道冬至消息，紧接着的一条关于耶稣诞辰的新闻《令节停公》。1888年12月22日，两节的报道也分别以《庆贺令节》(长至令节)与《停公庆贺》(耶稣诞辰)并列于同一版面。1883年12月22日，则把冬至节和“外国冬至”的停讯消息合在同一篇新闻中。
(24)汤亦可编：《圣诞丛谈》，第141页。
(25)见《登极礼之所闻》，载《申报》，1915-12-20。
(26)“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见前引《岁时广记》卷三十八。历代帝王大多在冬至这一天在南郊祀天，就朝廷而言，这个节日与尊君有关。
(27)王尔敏：《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第89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
(28)据《岁时广记》记载，冬至这一日皇帝受朝贺，百官须朝服进贺，如大祭礼。历朝历代大多有冬至朝贺礼。
(29)《申报》1919年12月22日第11版《冬节停止办公》这则新闻中说：“明日(二十三号星期二，阴历十一月初一)系冬至节，经中央定为中华民国冬至节，本埠各机关均循例停办公务。”冬至节也简称“冬节”。
(30)从1914年冬至到1926年冬至，《申报》也例有关于冬至节停止办公的消息。
(31)1929年冬至前，上海先施公司在一则广告中说：“外国冬至转瞬即届，本年政府实行阳历，尤为应时令节”(载《申报》，1929-12-16)。当时的政府废除一切旧节，强行推广阳历新年，要求各地隆重庆祝“元旦”。这则广告透露的消息值得重视。它表明，由于中国冬至不被官方重视，外国冬至便成了“应时令节”。
(32)副刊上关于冬至的文章还是有的，但是一般也是在与耶稣圣诞节对比的时候出现。
(33)见《西人跑纸》和《令节跑纸》两则新闻，分别刊于《申报》1884年12月25日和26日。
(34)《教礼志盛》，载《申报》，1888-12-26。这则新闻对弥撒活动的整个过程有非常详细的叙述(319字)，礼毕，“西人纷纷散归”。
(35)《西人佳节》，载《申报》，1892-12-25。
(36)(38)《弥撒志盛》，载《申报》，1896-12-25。
(37)《弥撒盛仪》，载《申报》，1898-12-26。
(39)据1888年12月26日《教礼志盛》报道，教堂于耶诞日举行弥撒礼时，“西国男女络绎而至，约有二百余人，以次列坐”。由此可见，后来一个教堂的弥撒动辄数千教中人士或教中士女观礼，大部分应是中国人。因为直到1900年，租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的外国人总共只有7396人，1895年只有5114人。参见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表46：上海外国人人数统计(1843—1949年)”，第1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40)东吴：“通俗谈”(栏目)，载《申报》，1909-12-26。
(41)这种改变可能与庚子以后在华基督教组织展开的所谓“中华归主”运动有关。
(42)《青年会演说预告》，载《申报》，1913-12-24。
(43)(47)《耶稣降生之纪念》，载《申报》，1915-12-23。
(44)《青年会夜校开会记》，载《申报》，1917-12-25。
(45)《青年会祀典预纪》，载《申报》，1922-12-23。
(46)《慕尔堂欢祝大会记》，载《申报》，1913-12-26。
(48)如尚贤堂在1914年和1915年节期活动时，准备玩具等物品，并要求各界士女与会者每人随带玩具和食物，分给孤儿院的孩子(《尚贤堂之特别欣赏会》、《尚贤堂之盛会预志》，分别见《申报》1914年和1915年12月25日第10版)。1915年过节时，宝山路济良所捐购衣料，分给附设的新心学校各女生。麦家圈仁济医院同人自费购买鞋袜帽等物，赠与住院的贫苦病客(《耶稣降生之纪念》，载《申报》，1915-12-23)。1917年和1918年圣诞节，友邻会都特开圣诞节同乐会，专为四川路附近的人力车夫与乞儿募捐，车夫和乞儿参加者极多(《耶稣圣诞之庆祝》，载《申报》，1918-12-25)。
(49)1917年节前，上海各教会学校如约翰、沪江、麦伦、青年、清心、惠中、东吴、中西、明强、昌世等校，都购置物品，装饰会场，预备举行庆祝活动(《教徒庆祝耶稣诞辰预志》，载《申报》，1917-12-21)。1918年圣诞节，法租界进德女学校及幼稚园各所有学生举行庆祝会(《耶稣诞辰之礼节》，载《申报》，1918-12-26)。
(50)上海青年会吉尔达先生(J. H. Goldart)：《今年上海之耶稣圣诞节》，载《申报》，“申报星期增刊·圣诞号”，1920-12-19。
(51)罗运炎：《基督圣诞精神》，载《申报》，“申报耶稣圣诞增刊”(THE SHUN PAO CHRISTMAS EDITION)，1922-12-11。
(52)诚静怡：《耶稣圣诞——解放·表彰·世界的福音》，载《申报》，“申报耶稣圣诞增刊”(THE SHUN PAO CHRISTMAS EDITION)，1922-12-11。
(53)汪英宾：《非耶稣教徒之圣诞谈》，载《申报》，“耶稣圣诞增刊”，1921-12-25。
(54)《慕尔堂欢祝大会记》，载《申报》，1913-12-26。
(55)《青年会夜校开会记》，载《申报》，1917-12-25。
(56)美国圣公会主驻汉主教吴德施Rt. R. ev. L. H. Roots：《耶稣圣诞日之感想》，载《申报》，“申报星期增刊·圣诞号”，1920-12-19。
(57)E. L. Hawks Pott(卜舫济)：CHRISTMAS(《申报》刊发的是英文原文，附汪英宾译文《耶稣圣诞》)，载《申报》，“耶稣圣诞增刊”，1921-12-25。
(58)陈冷：《纪念日》，载《申报》，“时评”，1914-12-25。
(59)陈冷：《耶稣圣诞之我见》，载《申报》，“申报耶稣圣诞增刊”(THE SHUN PAO CHRISTMAS EDITION)，1922-12-11。
(60)曹文海：《圣诞节之感言》，载《申报》，“自由谈耶稣圣诞特刊”，1923-12-25。
(61)特别是1934年南京政府的高调祭孔和新生活运动，对耶稣圣诞节的庆贺有较大影响，至少在报刊上，热闹的情形大不如20年代初、中期。
(62)《耶诞声中庆祝电报多——舞场通宵达旦舞客激增》，载《申报》，1934-12-26。
(63)宋军：《申报的兴衰》，第20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64)《耶稣再生》，载《申报》，“春秋”，1938-12-24。
(65)《豪华之夜清算——一个事实供大家讨论》，载《申报》，1943-12-25。
(66)《如此战时生活》，载《申报》，1943-12-25。
(67)迈天：《圣诞节前奏——吁请圣诞老人怜贫恤孤》，载《申报》，1945-12-24。
(68)《圣诞前夕素描》，载《申报》，1946-12-24。
(69)《首都同庆圣诞夕——蒋主席欢宴美在华嘉宾 各音乐厅举行盛大舞会》，载《申报》，1946-12-25。
(70)《圣诞侧影》，载《申报》，1948-12-25。
(71)上官大夫：《冬至当然外国好 葡萄美酒夜光杯》，载《申报》，1946-12-25。
(72)黄濬：《冬至今昔谈》，见《花随人圣庵摭忆》(上)，第2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73)《陈光甫日记》，第210—21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74)比如1913年12月20日第8版有一则屈臣氏药方的广告，上面写着“新到冬至礼品”，下面的文字中却只提到“西历冬至”；1915年12月19日第7版也有一则永昌洋行的“冬至礼品”广告，明白写着“近因西人冬至在即……各界诸君欲送冬至节礼者请速驾临敝行……”也没有说到中国冬至；1917年12月19日第8版有“先施公司冬至货”的广告，内称：“新历年关在迩，耶稣圣诞将逢，本公司特办大帮各种贺冬礼物……”同样也没有提及中国冬至。
(75)此类广告极多，不一一列举，这里仅举1939年12与17日头版广告为例。这一天头版全部为冬至和圣诞广告，整个版面上有八个圣诞老人形象(分属四个广告)，并有驯鹿马车、圣诞彩铃、圣诞蜡烛等图画，头条广告是“老九章冬至礼品”(专营布匹绸缎)，以三个圣诞老人和驯鹿马车为“冬至礼品”促销。
(76)载《申报》，1939-12-24。
(77)明清两代尤其注重皇帝、皇(太)后的“圣诞”，《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说：“故事，衍圣公每岁圣诞必入贺，且随班常朝”(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下)，第6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这里说的“圣诞”是皇帝的生日；清代帝王圣诞民间也得庆祝，如康熙五十二年“圣诞前后日，苏城自织造府至城外下津桥，一路悬灯结彩，设香案，游人妇孺如在锦绣中行”(《吴城日记》，见《丹午笔记·吴城日记·五石脂》，第260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此书中也记录了“太后圣诞”，又见该书第256页。
(78)时至今日，民间仍把佛祖、观音等各路菩萨的生日尊称为圣诞，仍有恭祝活动。
(79)国民党祭孔是把孔子的大同思想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结合在一起，所以在纪念仪式中有“唱党歌”、“向党旗、总理遗像及孔子遗像三鞠躬礼”、“主席恭读总理遗嘱”等项目。
(80)吴贯因：《中国本位文化与外国本位文化》，见《中国文化本位建设讨论集》，第288页，文化建设月刊社，1936。
(81)吴承仕：《“圣诞节”——半殖民地国家的宗教意识》(1936-12-25)，见《吴承仕文录》，第201—20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82)张钦士选辑：《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燕京华文学校研究科参考材料》，第397页，Printed by Commercial Press Works，Peking. 1927。
(83)载《民国日报》，“觉悟”专刊，1925-12-24，《反基督教》出版广告。
(84)宣言称：“今当耶稣圣诞之日，正教徒大肆活动之时，藉物质的铺张，作精神之迷障，稍不经意，当受其迷。本同盟职责所在，特揭基督教在中国之罪恶，以昭告全国同胞，望各界人士，趁此时机，群起努力，务使耶稣政策，不再为祸于国民。”(《一致进行之非基运动》，载《民国日报》，1926-12-25)
(85)《大公报》的一篇文章观察到，自五四运动以后，各种反基督教运动风起云涌，“在圣诞节前后，尤为飞跃”(李春波：《今年的圣诞节?》，载《大公报》，1926-12-26)。
(86)杨卓初：《非基督运动应注意的几点》，载《民国日报》，“觉悟·非基督运动特刊”，1926-12-25。
(87)吴承仕：《“圣诞节”——半殖民地国家的宗教意识》，见《吴承仕文录》，第199页。
(88)本埠新闻“短讯”：《省党部反对基督教宣言》，载《民国日报》，1926-12-25。
(89)《青年会庆耶诞之国旗问题》，载《申报》，1928-12-24。《申报》的报道属于客观的叙述，而《民国日报》对此事的报道则充满了政治火药味，新闻标题也很鲜明：《青年会目无党国——万国旗中，独无青天白日旗 来宾纠正，犹再三推诿曾不知醒悟》(载《民国日报》，1928-12-24)。
(90)总理诞辰，《申报》曾有一篇小说《圣诞》(1927年12月25日“自由谈”)称之为“圣诞”。小说讲到两个小孩在耶稣圣诞节去礼拜堂一事，其中一个是革命家庭的孩子，他刚过完总理的圣诞，但是经不住礼物的诱惑，与信奉耶教家庭的孩子一起“连奔带跳地去真神堂庆祝耶稣圣诞去了”。孙中山的诞辰(11月12日)在南京政府期间一直是法定节日，这一天全国放假一天，并悬“党旗”、“国旗”以志庆贺。
(91)耶稣圣诞日这一天也是云南起义纪念日(1916年由北京政府确立)。
(92)1936年12月25日是蒋介石“西安事变”后回到南京的日子，因“国家之强、民族之兴咸系于蒋委员长一人，故定是日为民族复兴节”(《明日民族复兴节——各校悬旗庆祝》，载《申报》，1938-12-24)。
(93)特别是与耶稣诞辰同一天的云南起义纪念日，《申报》也经常提及，且经常对比这两个节日，从这些对比中可知，云南起义纪念日远比不上耶稣圣诞节热闹。比如，1927年圣诞节，有人在《圣诞节感言》一文中感叹道：“云南起义的蔡松坡，也是一位救国的豪杰，为什么记着他的，除了少数官厅学校报界，有些点缀外，没有极热烈的举动呢。”(载《申报》，1927-12-25“自由谈”)1939年圣诞节照例十分热闹，在一篇写给小朋友看的文章中，作者告诫小朋友在欢庆耶稣圣诞的时候不要忘记建国日和蔡锷起义的日子，因为这些日子“大多数人是遗忘了的”(宛文：《耶诞节勿忘云南起义》，载《申报》，“儿童周刊”，1939-12-24)。有时甚至要拉上耶稣圣诞节以增强云南起义纪念日的欢乐气氛，如1917年第二个云南起义纪念日，寰球中国学生会学校因两个节日适在同一日，晚上开庆祝会，除了请吴稚晖演讲之外，也以“中西音乐趣谈故事会等以助余兴”(《寰球学生会之庆祝》，载《申报》，1917-12-15)。显然，吴稚晖的演讲是关于蔡锷起义的，后面的文艺演出属于耶稣圣诞庆贺。1938年《申报》报道云南起义纪念日和“民族复兴节”，新闻中只说“本市各机关、公园、公司、工厂、商号、住户暨各学校等，今日均悬旗庆祝，银钱业并于星期一补假一天”。但后面说“同时更值耶稣基督圣诞节，全沪市民情绪万分热烈兴奋”(《庆祝民族复兴节》，载《申报》，1938-12-25)，似乎是因为圣诞节的缘故，市民情绪才格外兴奋。
(94)疚堂：《圣诞与世风》，载《申报》，“自由谈”，1947-12-25。
(95)靖文：《圣诞的憧憬》，载《申报》，“自由谈”，1947-12-24。
(96)《申报》文学副刊“自由谈”、“春秋”以及“儿童周刊”每逢耶诞节都有此类内容。大量的圣诞广告更可以表明，中国人热衷的就是圣诞所带来的世俗消费和世俗享受。
(97)从清末民初的一些记述中，可知耶稣诞辰可能对孔诞庆祝有一定影响。《申报》在1905年9月25日(农历八月廿七日)孔子生日这一天曾刊出社评《论孔子生日大纪念》，主张纪念孔子诞辰，文中特别提到“西教诞辰”的盛况。民国初年，康有为在《曲阜大成节举行典礼序》中也谈及欧美热烈庆祝其教主的情形，并直陈“诸教未相通之时，无以相形者，不举行圣诞之典可也，今他教举圣诞之典而我不举，无乃我忘其教主乎?故今者不可不举行圣诞典也，时也”(《不忍》杂志第九、十期(合刊)，1917年12月出版)。
(98)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见《且介亭杂文二集》，第99—10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99)每到圣诞节之前，《申报》的圣诞消费品广告非常多，冬至节礼品也不得不借耶稣圣诞节之名吆喝。1922年的“《申报》耶稣圣诞增刊”提前到12月11日刊出，原因就是“应各商家之要求。故特提前两星期，俾读报诸君于冬节酬赠礼物，可得充分之参考而便问津也”。
(100)唐振常：《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载《二十一世纪》(香港)，1992(6)。转引自[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第6页，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