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石斋画报-李孝悌：走向世界，还是拥抱乡野——观看《点石斋画报》的不同视野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点石斋画报-李孝悌：走向世界，还是拥抱乡野——观看《点石斋画报》的不同视野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李孝悌：走向世界，还是拥抱乡野——观看《点石斋画报》的不同视野
走向世界，还是拥抱乡野
——观看《点石斋画报》的不同视野
李孝悌
《中国学术》2002年第3期，总第11辑
在过去十几年中，中英文论着中对《点石斋画报》的研究，大致有下列几个不同的观点：一、将这份画报视为老妪都解的大众文化的代表性刊物，叶晓青的博士论文是最好的例子。二、强调画报在新知传播、思想启发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王尔敏就大力提倡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以至下层士人，获得国内外时事要闻，创新发明，海外风俗民情，除同时代《申报》、《万国公报》外，(《点石斋画报》)当为第三个重要来源。”三、我自己的研究，则着重在这份城市刊物中所显现的传统文化的质素和志怪式的乡野图像。四、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Wagner)教授在最近在《中国学术》上发表的长文(〈进入全球想象图景：上海的《点石斋画报》〉，《中国学术》2001.4，总第八辑)，则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对《点石斋画报》的意涵，提供了新的观察视野。
上面提到的四种论点——新知传布、大众文化、传统质素和乡野图像、以及全球化的想象——固然各自突显了四种看似歧异的基本立场，但彼此之间，仍有程度不等的重叠性。叶晓青认为女人、小孩与未受教育的人也能享受《点石斋画报》，显然夸大了画报的普及性。长期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康无为(Harold Kahn)就对这种看法大不以为然，我自己也不同意叶晓青的推断。主要的原因是《点石斋画报》不是纯粹的图片，还需要靠文字来阐明其意涵或道德教训，而这些文字多半是用典雅或陈陈相因的文人文字写成，一般不识之无的群众，根本不可能靠着这些文字来理解画报的内容。
但如果不过分强调画报“老妪都解”的特色，我们倒可以正确无误地将这份画报视为城市的通俗读物，这点，几位研究者都表示同意。所谓的通俗，第一层意思当然是针对严肃的经典或士大夫的精致文化而言。但除了强调视觉效果外，《点石斋画报》和同样被贯以通俗之名的明末的城市读物，或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在性质上有何同异之处，却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
《点石斋画报》和鸳鸯蝴蝶派小说或《三言?二拍》之类通俗读物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作为一份新闻、时事刊物，充分反映了清末中国受到的西化冲击。王尔敏“新知传播”、“思想启发”的说法，或瓦格纳教授“全球化”视野的观点，分别从不同角度，指出《点石斋画报》所受到的西化和现代化的影响。我自己虽然强调这份画报和传统的延续性，却充分体会到在四千多幅画作中所反映的时代变化。然而在新闻性、时事性、现代化和全球化之外，我却觉得这些画作所呈现的强烈的传统风格，绝不能低估。
事实上，其它几篇文章也都分别提到点石斋画作的传统因素，但因为立足点的不同，这些因素却常常有意无意地受到轻忽，其中王尔敏的看法特别值得玩味：
《点石斋画报》除报导时事人物、新创器物、海外奇谈、国政要闻、民俗节令之外，尚有神鬼怪异、水火灾劫、抢劫凶杀、僧道乱行、诈骗愚弄种种琐闻。所占篇幅不少，本文未加引述。或为荒诞不经，或为道听涂说。往往事无主名，有失新闻意义，亦无史料价值。数量虽巨，实无须采录。王文显然注意到在时事、新知外，还有大量关于抢劫凶杀、僧道乱行，及“神仙、巫觋、鬼魅、厌胜驱魔、转世还阳、因果报应及梦”兆物兆的描绘，但他却以荒诞不经、无史料价值，而轻易地消解掉这些数据背后透露的讯息。
王尔敏是台湾学界第一批注意到《点石斋画报》的价值的学者，在爬梳、考证史料上，功不可没。他对《点石斋画报》的解读，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他那一辈学者所受到的现代化理论的洗礼。在这样的理论取向下，对那些被皈入封建迷信或社会黑暗面的资料，采取刻意贬抑或回避的态度，其实是很可以理解的。
不同学者对《点石斋画报》的解释之所以歧异多出，一方面固然和资料所出自的时空背景(华洋杂处、新旧并陈的上海)有关；一方面也和观看者自己所身处的特殊时空密不可分。所以在反传统潮流高张的时代，鲁迅对画报最强烈的印象是老鸨和流氓。受西力冲击和现代化论述影响的王尔敏看到了崭新的思想和知识。而对学术潮流有敏锐感受的瓦格纳，则以一位外籍学者的身份，对一个多世纪前美查所创办的跨国企业，有更深入和同情的着墨。
我这么说，当然不是要否定每位学者在熟读史料后所建一家之言的独到贡献。全球化虽然像现代化一样，成为学术界风靡一时的新兴理论架构，而图像数据也在过去几年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然则瓦格纳的长文，仍然能在一片热潮中，为我们开启了新鲜而有启发性的视野。
前述王尔敏的专文和康无为的演讲，对美查的生平和欧美十九世纪各种新闻性的画报，虽然都有概略的介绍，但瓦格纳〈进入全球想象图景〉一文，却是到目前为止在这两方面所作的最详备而权威性的讨论。中国学者在阅读中文数据上所享有的先天优势，让他们对文本自身能做出比较精确的解读。但对《点石斋画报》这样一份由外国人投资发行，在技术上受到外来影响，在经营理念乃至画作自身都体现出伦敦经验的新兴媒体而言，如果将焦点只放在文本自身，且只从上海这个场景来观察，势必会缩小了画报原来应该具有的广阔意涵。
瓦格纳的“外国人”身分，无疑地让他对诠释画报的国际性背景，占有中国人所不及的优势。这种因为身份的不同所带来的观点的差异，配合上瓦格纳巨细靡遗的德国式传统汉学家的训练，和他对外文资料与研究的充分掌握，让他为《点石斋画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过去研究所不及的视野，也弥补了一个重要的空缺。
不过在了解了这份城市读物所具有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意涵之后，我仍然愿意把焦点距拉回来，将画报的图像和文字放到中国传统的文化脉络中来考量。虽然说《点石斋画报》的主体是画，但作为一份新闻或娱乐性刊物，画作自身其实并不能完全满足读者对信息、时事和腥膻(sensational)课题的需求。在这个时候，原来是辅助性的文字，成为画报构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没有了这些解说、叙事的文字，画报原来设想的新闻、信息和娱乐功能势将大幅削减。
我们细读各幅画报的解说文字，不难发现这些文化符码的陈旧气息和不可亲近性，不仅不能和五四白话文或清末白话文的革命意涵相比，也不像传统通俗文学或宝卷之类宗教宣传作品那样生动、直接而具渲染力。瓦格纳的长文在强调《点石斋画报》的现代性时，似乎忽略了不同的文字风格对阅读者所造成的不同感受。第57页的描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里，作者对画报如何在技术细节上保留传统的风貌，又同时在内容上表现出绝对的现代感，给出了很高的赞誉：
从纸张质量、印刷和装订，以及绘画、布局和文化取向所体现的精工细作上，可以看出《点石斋画报》的设计是在每一处可能的形式上都与传统的中国市场贴近，同时又坚持所表现的一切都绝对是现代的、及时的事务，以形成一种冲击力。它被设计成一种连载形式的书，每一次问世都是及时的；但由于其质量和趣味性又注定会长期存在，并吸引不同的读者群。
接着，作者又全文征引了美查为《点石斋画报》所写的发刊辞，认为是“关于视觉因素在中国公共交流中的地位变化的非常重要的文献。”我对这样一份在技术细节上充分考量到传统市场需求的画报，在内容上表现的是否绝对是现代的、及时的事务，存有极大的怀疑，下面还会进一步讨论。但仅就发刊辞的文字风格这一点来看，就无法产生出瓦格纳所说的现代的、及时的感受。这篇发刊辞虽然写得流畅典雅，但像“云影水痕、烛光月魄、晴雨昼夜之殊，无不显豁呈露”或“顾其用意所在，容虑夫见闻混淆，名称参错，抑仅以文字传之而不能曲达其委折纤悉之致，则有不得已于画者，而皆非可以例新闻也”之类的文句，大概只能让知书达礼的士大夫产生共鸣，而很难让现代读者有奂然一新之感。
在古意盎然的文字之外，要证明《点石斋画报》现代性风格的最大障碍，还是来自画作自身。鲁迅在1931年回顾上海的文艺发展时，将《点石斋画报》看成鸳鸯蝴蝶派小说一类的作品而加以批判时，虽然反映了他那个时代主流文人特有的偏见，却也极具洞见地勾勒出画报给人的最强烈的印象：
在这(按：指鸳鸯蝴蝶派)之前，早已出现了一种画报，名目就叫《点石斋画报》，是吴友如主笔的，神仙人物、内外新闻无所不画，但对于外国事情，他很不明白。例如画战舰罢，是一只商船，而舱面上摆着野战炮。画决斗则两个穿礼服的军人在客厅里拔长刀相击，至于将花瓶也打落跌碎。然而他画“老鸨虐妓”“流氓拆梢”之类，却实在画得很好的。我想，这是因为他看得太多了的缘故。
我虽然和多数当代学者一样，对鸳鸯蝴蝶派小说及《点石斋画报》之类流行的城市读物，采取正面和同情的立场，因此和鲁迅讥讽、不屑的态度有基本的差异，但却大体同意鲁迅对画报风貌所作的描绘。我当然和其它学者一样，注意到画报对各种新兴事物的介绍。但整体而言，这些新兴事物还是依存在一个旧架构之中。旧的政治、社会秩序仍未解体，新的文化品味和感知能力也有待建立。在画报上固然此起彼落地出现了各种介绍新兴事物——包括气球、火车、轮船、电车、自鸣钟、纽约的高楼、西方的婚俗、女学和女性的突出地位——的图像，但这些图像却只带来点的突破，而无法扭转城市的整体视界。
作为一份以营利为目的的新闻刊物，新的、西方的、现代的事物当然是绝佳的卖点。但很多时候，我们发现画报作者并不以单纯地呈现或介绍某一新兴事物为已足，他们或是加油添醋地增加一些腥煽耸人的听闻，或者干脆将西方的新奇加上中国的神怪，赋予这些新兴事物双重的刺激。所以我们看到的新兴事物，不是出现在灾难的场景，就是用来装点古老的志怪传统。这一点，我在自己的文章中有详细的论证，这里不再赘述。
用传统的框架来诠释现代事物，固然让现代事物变得有些不伦不类，至少还引进了新意。但《点石斋画报》给人最强烈的印象，却是传统方志中的志异，稗官野史中的神怪，再加上现代社会新闻版中的灾难和罪恶。而且这样的特性首尾一贯，没有任何的转变。
〈二足鸡〉、〈两头猪〉、〈人面蜘蛛〉、〈无头小孩〉、〈两头人〉、〈渔妇生鱼〉、〈鱼身人首〉、〈梳洗鬼头〉、〈鼠作人言〉、〈树妖志异〉、〈雷殛石狮〉、〈将军显灵〉等种种聊斋式的题材，固然让人觉得神妙难以置信，而一些不以果报为题旨的社会新闻，像〈痴女伏卵〉、〈尸脐出鳖〉、〈室女还阳〉、〈瘫子杀人〉、〈少妇骑梁〉、〈畅饮龟溺〉、〈活埋罪人〉、〈尼发僧奸〉、〈怪风毙孩〉、〈挤死巨豹〉、〈生前出殡〉，种种光怪陆离的情节，同样也让人怀疑我们究竟置身蛮荒的乡野，还是一个逐渐向现代蜕变的国际化城市。或者，这时的上海，怀抱的还是乡野式的文化图像。
作为一份以营利为目的的新闻媒体，《点石斋画报》各种腥煽惊悚的社会新闻，固然符合了现代新闻的某些特质，为都市消费者求新求变，永远处在饥渴、欲求状态下的官能需求，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管道。但传统志怪、果报、灵异小说式的情节，在夸张的图片配合下，不论就强度和力度而言，可能更能达到诡异、刺激的目的。题材虽旧，却更符合商业新闻腥煽的诉求。
这么说，当然不是要否定《点石斋画报》在开启城市居民耳目上所扮演的功能。各种重大的政治新闻、一般时事、人物侧写和世界新知、海外奇闻，透过一页页图文并茂的描述，大大拓展了上海人的视界。
但我要强调的是，在这一扇扇通往现代世界的窗口之后，《点石斋画报》呈现给一般读者的，其实还是一幅完整未经割裂的传统式文化图像。对这些图像的文字解说，虽然略显古奥而不可能被一般民众所理解，但基本上，不论是文字或图像的内容，都是一般下层民众日常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情境。就如同传统方志或志怪说中魔幻、怪诞的描述，如实地呈现了传统民众的文化想象和日常生活，《点石斋画报》借着夸张而具体的意象，用一种看似现代的技术，重复着方志和志怪小说对传统社会魔幻却逼近真实的记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