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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彭南生/邵彦涛：反抗边缘化：民国时期兰州教育界籍贯冲突之透视

原文出处：《江汉论坛》(武汉)2015年第20151期第101-108页
内容提要：民族国家建构所倡导的地域平衡和公民平等理念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开启后所加剧的区域失衡之间存在结构性的紧张。在“兰州中心说”的理想映照下，这种紧张在近代兰州显得尤为突出。由于军政两界被外省人控制，甘省知识分子的政治出路被边缘化，不自觉地形成了甘省人包办教育的局面。外省人与甘省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上的悬殊，导致了双方在观念、思想和言行上的冲突，并引发了兰州教育界的一系列籍贯风潮。甘省人反抗边缘化的努力，反映了他们对民族国家构建的期盼与诉求，构成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

籍贯——作为一种地域身份，是联结异地同乡的一种纽带。传统社会中，在异地做官、经商的同乡常常组建会馆、公所，籍以联络乡情，济贫恤寡，养生葬死，并联合起来捍卫同乡的利益，进而产生不同地域人群之间的冲突，即籍贯冲突。籍贯冲突是社会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既有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矛盾，也有外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纠纷，通常情况下，本地人在籍贯冲突中较为强势，外地人处在弱者的地位。因此，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籍贯冲突大多体现为本地人对外地人的排斥和外地人对本地人的抗争。当前学界对籍贯冲突的研究，在时间段上多集中于清代，在事件类型上多关注于由本地人对外地人的强势和压迫所引发外地人针对本地人的械斗、冲突和融合。①但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启及其引发的政治变动的加剧和区域差距的扩大，籍贯冲突早已从单纯的地域矛盾演化为颇为复杂性的多元冲突。在某些特定地区，如本文所关注的民国兰州，外地人反而比本地人更强势，籍贯冲突也不再由外地人发起，而主要表现为处于弱势的本地人对外地人的排斥和抗争。②这种排斥和抗争还往往纠集了本地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重诉求，并成为这些诉求的一种宣泄渠道。
一、籍贯问题凸显：外省人与乡绅进城
近代兰州是一个特殊的城市。一方面，在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兰州从前近代时期“内地的边缘”一跃而变成了“国家的地理中心”，“兰州中心论”一时蔚然兴起。③在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所倡导的无中心的、平等的公民权利思想影响下，近代兰州城市发展获得了提升自身地位的能量来源。另一方面，在现实条件的制约下，近代兰州并未能彻底地从边缘话语中走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无可奈何地处于边缘的困境。
同时，近代兰州也是一个人员来源极为复杂的城市，外省人数超过本省人数，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体。当1909年克拉克考察队行经兰州的时候，他们深为兰州人来源之复杂而感到诧异。克拉克生动地描述了一幅来自不同地域的外地人的差异及其交往画面：“在中国，要研究和比较中华帝国各个地区民众不同的个性特征，没有哪里比兰州更为合适了。五大三粗、膀大腰圆的蒙古人与粗放不羁、蛮子模样的西番，还有来自喀什葛尔的突厥——蒙古人擦肩而过；在这里，很容易从矮小身材、瘦弱体质和菜色皮肤辨别出来自南方省份的中国人；来自四川的人，往往戴着富有地方特色的头巾，还长着同样很有地域特色的圆脸；甘肃的回教徒蓄着长长的卷曲胡须，轮廓清晰的脸庞，他在与一个鼻翼宽大、面容呆板的本地人讨价还价，争执不下；还有一个鲁莽急躁、粗暴好斗的河南马车夫，为了马槽里的两粒高粱，在与一个平静从容、谨慎精明的山西骡夫争吵不休。”④
在经济方面，外省客商在兰州区域市场中也占据着半壁江山，控制着兰州主要行业的进出口贸易。据《甘肃通志稿》记载，兰州“城市金融率操纵于秦晋津贾，各县市各货行店多晋商。钱号、钱庄、药肆多秦商，而药肆自县至村镇所在皆有至趸。卖绸缎、花布、杂货，行销皮毛、药材则多津商。陇南蜀商多操茶丝业，亦占优势。”⑤1935年在兰州进行商业调查的萧梅性也记载道：“(兰州市)经营各大商业之帮口，大概言之，金融之权，操于山陕津帮之手，各大行店，晋商称圣；钱庄药号，秦人居多；购办皮货绸缎杂货事业，津晋两帮，可称并驾；制造青条黄烟，陕甘两商，亦足齐驱。”⑥
在政治方面，兰州乃至甘肃政坛的主要领导人均是中央委派的外省籍高官。外省籍高官又不断延引自己的亲朋好友和同乡，遂导致此地的上层官员及其下属亲信多属外省籍，使得本省人士很难进入权力中心。这种现象在当时就引起了来兰考察和关心西部开发的许多学者的注意。着名记者范长江就感慨道：“甘肃的军事政治久已脱离了甘肃本地人的掌握，政治上支配甘肃的，十九是来自六盘山以东的力量。因而第一、第二、乃至第三、第四等的位置，亦大半为东来的朋友们所占有。甘肃本地的朋友们的环境，可谓窄路中又逢隘道，出路更加困难。”⑦李孤帆(浙江人)来兰游历时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兰州民风的“淳朴”，他提到自己在兰州市面上向任何人问路或谈话，兰州市民都极其礼貌。即使在公共游玩的地方遇到他们，亦必让座奉茶，随便走进哪一家店铺无论买与不买，也要迎送如仪。但他很快就明白了兰州民风“淳朴”的原因：“他们看见南方人都以为是政府的官吏，所以特别恭敬。”⑧本省人与外省人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悬殊，自然使甘省人对外省籍人士心怀芥蒂，正如一位学者所观察的那样，“在兰州，这个西北的重镇，内地的都市……本地人和外省人之间虽然表面能够相安，骨子里却潜伏着一道鸿沟。”⑨
同时，自清末民初“废科举、兴学堂”之后出现的士绅进城运动，也使兰州城成为甘肃地方士绅谋取职位乃至向上晋升的主要根据地。随着旧式科举教育体制的废除和新式学堂教育体制的确立，传统乡村士绅的“功名”和“身份”特权骤然之间就失去了制度保障，昔日的乡村士绅被切断了通向上层统治阶层的通道。同时，在清末教育改革过程中，为了与近代工业化相适应，新式学堂绝大多数设在城市，这就使得乡村读书人纷纷进城读书。如此一来，这些从乡村走出来的知识精英们在城里接受新式学堂教育后，往往会选择留在城市寻找工作，不再回到乡村。这种情况在甘肃兰州更为严重：“生活困窘、经济凋敝、社会流动空间压缩，近代以来科举取消引发的知识分子地位漂移在甘肃表现得更为明显。1933年朱绍良主甘后，政治经济局面虽有渐趋稳定的迹象，但南京中央对甘肃的政治渗透，又以外省人占据本省人位置的方式进一步压缩着本省知识分子的出路。”⑩
一方面是外省人入甘、源源不断的进入兰城，另一方面是甘省地方士绅离开乡村寄居在兰州城市。人口的膨胀、政治经济地位的悬殊，难免引起双方在观念、思想和言行上的冲突。加之外省人对甘省人的歧视，所有这一切促使近代兰州城市中的甘省人以籍贯为纽带团结在一起，也使近代兰州的群体冲突主要以籍贯问题为主线表现出来。
二、政治出路的边缘化：从包办教育到“驱葛运动”
在近代兰州，士绅进城运动使兰州城里聚满了甘肃地方的知识人，但兰州政界的主要领导职位长期被外省人占据，这就使甘省人的政治出路格外不畅。范长江在兰州考察时就意识到：“一般社会经济的紧迫，逼着知识分子只有向军政两界拼命的挤进，因为这里才有大家可能的前途。但是在这里，甘肃的知识分子，遭遇到一个特殊的难关，即是甘肃的军事政治久已脱离了甘肃本地人的掌握”。(11)一位甘肃学生也不无沉痛的说道：“鉴于多年来的地方，尽在他人统治之下，地方人才，根本不容易出来。”(12)甘省人难以进入政界，在政治出路上被边缘化，就不自觉地将教育界作为自己特殊的势力范围保护起来，并试图垄断为自己独有的谋生领域。
事实上，早在清末，兰州城内的教职岗位也同样为外省人所把持。据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元年对甘肃优级师范学堂、甘肃官立中等矿务学堂、甘肃法政学堂、甘肃官立中等农业学堂、甘肃中学堂等五个学校教职员情况调查表，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五个学校共有职员27人(有籍贯信息者25人)，其中甘省仅3人；共有教员32人(有籍贯信息者29人)，甘省仅8人。甘肃法政学堂宣统元年上学期举办的官办培训班中，共有9人，均外省籍。(13)但是，从民初开始的甘肃地方士绅“进城运动”，持续不断地将外省人挤出教育界，如到了1929年，兰州中山大学有35位教师，其中甘肃本省30人，占86%。(14)甘省人将教育领域视为自己的特殊领地和利益范围，进而形成了甘省人“包办教育”的局面。在甘肃省政府其他各主管部门的一把手全为外省人的情况下，惟独由甘省人独占甘肃省教育厅厅长职位，并形成一项惯例。(15)
时为中共中央驻兰代表的谢觉哉和彭嘉伦也将甘省人包办教育作为甘肃特有的政治现象，并在政治报告中屡屡提及。彭嘉伦在1937年9月23日关于兰州的工作报告中提到，兰州教育界“教员校长都是老人，差不多都在甘肃，十几年没有出来过的，思想都非常落后，精神非常萎靡，大家都是为了饭碗主义，不敢乱动一下。”(16)谢觉哉、彭嘉伦在该年10月14日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特意提到“此地教育厅长极坏(指田炯锦，甘肃庆阳人——笔者)”，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非常讨厌他，但因为“甘肃人包办教育，排斥外籍”，贺“似不愿开罪他们。”(17)之后，在1938年2月9日的报告中，谢觉哉再次提到，兰州教育“历来拒绝外省人，新的空气不能输入。”(18)
甘省人包办教育，很快使教育界变成了“同乡会”，这在教育厅和各个学校中都有体现。如宋恪(甘肃甘谷人——笔者)接任教育厅长之后，“教厅三四两科长却是甘谷人，秘书除主任秘书外，其他也是甘谷藉，至于下属，在教厅中一听声音，就知道不少。”(19)“宋宾三(即宋恪——笔者)先生的理想，不但想控制全省中学和小学，更希望控制各县的教育科长，最近大批的更换教育科长，就是铁一般的事实”。(20)而在学校里，校长掌握着所有教职工的进聘资格，于是形成了“非我亲友党人不用，是则不论愚智”(21)的潜规则。
但是，甘省人独占教育厅长职位的惯例，随着葛武棨的到来而被打破，并引发了兰州教育界的震动。葛武棨，浙江浦江人，1933年担任宁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因为举办干训团活动引起了马鸿逵的敌视，并很快被马氏排挤出宁夏。后陪同蒋介石经历“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安排到甘肃担任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教育厅长是甘省人在甘肃政坛上唯一占据的厅级位置，葛氏的到来显然破坏了这一惯例。同时在葛氏的就职讲话中，又有歧视甘肃人的言语，自然引起了甘省人的不满。之后，葛氏又模仿其在宁夏办干训团的经验，创办了西北干训团并举办中上教员训练班，本意是拉拢教职员工积极创办民众运动，但甘省教职工普遍以我们“何必叫你来训练”为由拒绝参加。葛氏见自己的训练班遭到抵制，遂宣布了一项强制措施：不参加受训的教员，一律解聘。这更引起了甘省人的愤怒，遂引发了“驱葛运动”。不久又发生了葛氏越权事件。在甘肃学院召开的第三次高级官员会议，葛氏不经教育部批准，提出甘院新院长人选，意欲排挤打击现任院长甘肃靖远人朱铭心，引起了朱铭心的坚决反对。甘院学生也拒不接受新来院长，并由教职员和学生联合发表宣言，举行罢课。葛氏恼羞之下，派出大批军警包围甘肃学院，并称要将“教职员一律解聘，即学生也扫数重新登记”(22)。“驱葛”运动的结果，葛氏非但未能驱逐，反而使各校的校长、教职工离职的离职，解聘的解聘。甘院院长朱铭心被软禁数月后方才释放，教职员工和学生在葛氏的要求下进行重新登记。虽然葛氏未能被驱逐，但是却在甘肃留下了骂名。(23)
“驱葛运动”兴起的原因，也许作为旁观者的谢觉哉看得更为明白。在1938年2月9日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谢觉哉一针见血地指出：“葛武棨来后，与教育界冲突很烈，教界宣言反葛，只是吃饭问题，因葛带了些人，怕动摇他们的生命线，双方对教育改进都没提及。”(24)葛氏入主甘肃教育厅，动摇了甘省人的生命线和对教育界的掌控，他们遂不断以各种理由各种形式进行“驱葛”。政治出路的边缘化使甘省知识分子普遍丧失了向上晋升的途径，被迫选择留在兰州教育界谋生，进而将此作为甘省人的特殊领域保护起来。正因为如此，当外省人开始挤进教育界并担任教育厅长的时候，甘省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驱葛运动”的背后，正透视着甘省知识分子对自身政治出路边缘化的焦虑和惶恐。
三、革命身份的边缘化：教育界与市党部的冲突
在近代兰州，现代性政府的建立普遍呈现出外省人统治和管理甘省人的形态，甘省知识分子失去了用武之地，政治上被严重边缘化。同时，由于武昌首义后兰州城里封建势力的挟持，尤其是甘军人陕的举动，使甘肃在外界眼里形成了抵制革命、守旧顽固的形象。这使本来就在地理文化上处于边缘地位的甘省知识分子在民国的革命话语中更加边缘化。为了反抗和消释这种边缘化，甘省知识分子不得不在“革命”的名义上急迫猛赶，努力为自己编织或塑造出一个拥护革命的身份。
因此，当1926年宣侠父随西北军一部来到兰州之时，他就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记录和讽刺了兰州教员群体中所存在的这种争夺“革命”名号的现象。他说，在兰州街头但凡提到革命，每个人都会老气横秋地夸张他如何富有革命精神，或者说自己在20年前已经加入同盟会了，或者说他的父亲曾经在清末参加过某次革命，以此来证明他是革命的老前辈。时任甘肃第一中学的校长张璞曾经跟宣侠父畅谈过自己的“革命家史”。据说，张璞曾在十几年前参加过革命。“当时这位伟大人物，曾在上海和中山先生商议集合同志在甘肃起事，中山先生就接济他二十万元的公债票，而且预备从俄国用飞艇运送军械到甘肃来，后来因为没有相当的飞艇场，所以此事终于作罢了。”“除了张璞以外，宣传着自己是同盟会老会员的，更是满坑满谷”。在与兰州教育界的接触中，宣侠父一开始还认为他们畅谈革命家史是好事，但很快就感觉到了他们在畅言“革命”之外的诉求。他谈到：“同时兰州教育界的人物，也都别有怀抱，乘机思逞……充满着领袖群伦的欲望，他们想冲进党的内部来支配一切，使其余的党员，都变成他们的羽翼。为欲实现这个春梦，于是处心积虑地图谋推倒过去在党部比较有信仰和权威的党员。”(25)
宣侠父是中共党员，并于1926年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经冯玉祥的委派来到兰州，帮助国民党兰州市党部开展活动。作为一个在中国中东部地区都显得激进的革命党人，宣侠父来到信息闭塞的兰州，其革命思想自然显得更为激进。在宣侠父看来，兰州人眼中的革命领袖沙月坡、张璞等人不过是“老古董”而已，兰州教育界的教职工们自然更是“封建余孽”。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宣侠父激进的革命思想彻底剥夺了兰州教育界诸人的“革命”身份。一场关于革命身份和话语权的争夺，也就迅速在兰州市党部和兰州教育界之间展开了。
1926年9月，冯玉祥委派沙月坡、邓长耀两位代表来兰宣传三民主义。在欢迎大会上，由于市党部在维持秩序时指挥失当，引起了五族学院教职员和学生的不满。兰州教育界很快与五族学员联合起来抗议市党部，并在会场上发生了冲突。之后不久，市党部又资助了甘肃第一中学学生所办的《醒狮》杂志(26)，引起了甘肃第一中学校长张璞和其他人的不满。于是，在该年双十节期间，当市党部邀请各校参加庆祝大会时，各校就借口须有教育厅的命令而拒绝参加。宣侠父对此评论道：“从双十节以后，兰州教育界的人物，由互相呼应的关系，而进入有组合的结合，渐渐向市党部进攻。我们也严密地整饬党的阵容，以备应战，同时秘密命令已经加入国民党的两位第一中学教员灰色起来，去参加他们的会议，以便探悉他们团体的内容和进攻的计划。暗潮从此日渐激荡。”(27)自此，兰州教育界与市党部的冲突也就越来越明晰化了。
为了对抗兰州市党部，兰州教育界召开了教职员联席会议进行商讨。由于第一中学和女子师范学校是市党部的集中活动区，其校长张璞和杨肯堂在发言中措辞尤为激烈。次日，兰州市街头贴遍了教职员联席会议关于肃清市党部的宣言。据宣侠父的记述，宣言共分三段：第一段叙述他们对于三民主义和孙中山的信仰：第二段表示他们爱护国民党的诚意：第三段陈述他们为了爱护国民党，非将邱某(邱纪民，时任兰州市党部的常委，中共党员，与宣侠父一道受冯玉祥委派以政治宣传员身份来兰——笔者)等人驱逐出兰州以外，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意志。(28)
市党部当然不肯示弱，也于第二天发表宣言，声称要揭发教育界联席会议内容的黑幕。宣言称，兰州教育界的宣言“都是小政客的反动结合，他们永远不配谈革命。他们不敢公然反对国民党，却用卑劣手段，想钻进国民党的内部来篡夺党权，市党部为扫除封建势力计，将为教育界驱除这种败类。”(29)市党部一方面利用学生刊物揭发兰州教育界的“封建思想”，另一方面命令各学校所有青年党员开展驱逐张璞和杨肯堂等人的学潮运动。
兰州市党部的激烈行动，使本来保持着脆弱平衡的兰州政坛动荡起来。一向比较保守的甘肃省党部几次出面调停未果，还引发了田昆山与宣侠父的言语冲突。警察厅长赵席品、省署政务厅长胡叔惠等也纷纷来当说客，兰州市党部都不肯罢休。甚至最后刘郁芬出面要求双方和解，兰州市党部都不愿让步。最后，兰州教育界被迫妥协，张璞和杨肯堂被免职，其它抗议活动也暂时偃旗息鼓。
在兰州教育界和兰州市党部关于“革命话语权”的争夺中，双方都将自己视为革命唯一正当的代表者，自视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并极力否认对方的“革命者”身份。但是这场斗争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失去了悬念。尽管兰州教育界人士力图通过认同三民主义、国民党，乃至寻找“革命家史”来为自己塑造“革命者”的身份，但是在以宣侠父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控制的相对激进的兰州市党部面前，兰州教育界人士在“革命”身份和话语权上被天然地边缘化。正如宣侠父用讽刺性的口吻所说的，“在当初，我们曾经用普通的观念，来观测兰州教育界的人物，我们以为无论如何，他们总比一般人的思想进步些。然而我们根本错误了，我们根本没有认识他们的政治背景，我们只以为他们是一批简单地过度着粉笔生活的清洁职业者”。(30)这些话语中所暗含的革命身份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宣侠父身上，还体现在大多数中东部地区的外省人身上。即，这些外省人往往拥有更多的革命经历、更具体或激进的革命思想，在他们面前甘省人的革命身份被先在性地边缘化。这种边缘化不仅带来了甘省知识分子心理上的焦虑，进而与兰州市党部发生冲突，更重要的是它剥夺了甘省知识分子从政言事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几乎击毁了甘省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在这样深层次的身份危机面前，甘省知识分子不得不努力抓住自己作为甘省代言人的传统权威形式，向外省人展开更为激烈的反抗。
四、反抗边缘化：兰大学潮中的籍贯问题
甘省知识分子的这种反抗，充斥于各个时间段、各个领域，并在1948年的兰大学潮事件中达到顶点。兰大学潮事件千丝万缕、扑朔迷离，其起因至今难以理清。大致来讲，可以归纳为两个完全相反的版本，一个是教育部截获兰州情报人员密电中所称的郭维屏之“倒辛运动”，一个是当地人士电报和宣言中所谓的辛树帜之“排甘运动”。版本不同，对事件起因的解释也完全不同。
1.兰大学潮的起因和经过
辛树帜是湖南临澧县人，1946年受教育部委派着手筹办国立兰州大学，也是兰州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在办学理念上，辛氏力主把兰州大学建成一个全国性的高校，而非局限在甘肃和西北。因此他力排众议，大力延聘外省教授来兰教书。
辛树帜的到来破坏了甘籍人士包办教育的传统，再加上辛氏办学理念与甘省人的见解有很大出入，遂引起了甘省人的不满。甘省人认为辛氏大力延聘外省籍教授是歧视甘省学者，他们认为在辛氏的观念里，“省外人士不管怎样，总比文化落后的甘籍人士高明”。他们批判辛氏罗致的许多外省教授“大部分是游历式的，赚钱式的，甚至其他别具野心的人物”。(31)在招生方面，辛氏的一些做法也遭到甘省人的反对。早在1946年兰大首次招考新生结束后，就有甘省人认为学校录取的甘籍学生名额少，认为兰大“存心以提高取录标准与学生质素为名，而以拒绝排斥甘肃、青海、宁夏各省之青年为实。”(32)类似看法，也成为后来个别人煽动本省学生制造事端，排斥外省师生的一个借口。由于兰大招收外省学生致使甘肃省的教育资源被外省学生分享、本省学生失去了昔日甘肃学院时期普遍的公费待遇等问题，引起了甘籍学生的强烈反对。甘省人认为，在甘省财政贫瘠、人才不兴的情况下，甘肃教育经费应以服务甘籍学生为宗旨，“甘肃教费，资送外省学生升学，站在甘人的立场说，实在不能同意……绝不应以甘省有限的财力，反而去培植外省人才。”(33)加上甘籍学生在考试成绩方面很难与外省学生竞争，致使外省学生普遍能拿到公费名额，而甘籍学生很多拿不到公费名额，遂导致了甘籍学生对学校的不满和与外省学生的冲突。
事件中的另一个主角郭维屏，甘肃武山人，时任甘肃省参议会副议长、兰州大学总务长。他是三青团甘肃支团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兰州大学教职工中甘省人士的主要代表。据传郭维屏拟当选兰州大学秘书长，而该秘书长职位被辛树帜外甥刘宗鹤担任；其后三青团甘肃支团领导人寇永吉、骆力学遂推荐郭氏担任法学院院长，又无疾而终。郭氏的遭遇使其对兰大管理层颇有意见。
学潮就在这种背景中爆发了。关于事件的起因，甘省人士都认为是辛树帜之“排甘运动”。他们认为事件的起因是，在5月25日山西籍教授、历史系代理系主任史念海在历史系一年级授课过程中，外省学生辛仲勤、薛云鹤提议对甘籍教授郭维屏等四教授进行罢课抗议。史氏当场未作何表示，而任由辛薛二生恣意讨论。27日代校长、训导长段子美教授请史氏与郭李等四教授当面解释，到场同学约四五百人，“史郭等相互争论之际，时有史一同学薛云鹤(应为史之学生——笔者)骂甘肃人混头混脑……于是甘籍同学愤慨之余，薛云鹤当场被打，同时亦将史念海赶出校外”。(34)在此版本中还有一种说法称，文理学院院长程宇启(湖北崇阳人——笔者)指使史念海，鼓励历史系一年级学生对全体甘籍教授罢课，由该级学生辛仲勤(辛树帜之子——笔者)领导。因该班学生大多数不愿罢课，史念海竟以代系主任身份，在授课时间公开煽动，引起学生之反感并引发冲突。(35)外省人士和学生则普遍认为是郭维屏之“倒辛运动”。他们认为，史念海作为代理系主任在事发前曾将甘籍冯绳武教授的《地理通论》课停掉，引发冯绳武的不满。之后甘籍教员郭维屏又因历史系部分学生对其授课不满，遂与冯绳武等人联合起来，怂恿部分甘籍学生围攻史念海，致其受轻伤。此举遭到学校很多师生的强烈反对，遂引发冲突。(36)之所以说事件的发生有这样两个版本，是因为事件发生后谣言四起，兰大校方、省政府、西北行辕都难以查明真相。正如事后教育部给甘肃省参议会的电报所称：“嗣以当日打人之事系发生于黑夜，目人数众多，为首者究系何人，殊难查实，因之迟迟至今犹未惩罚一人”。(37)
25日冲突事件发生后，西北师院院长出面进行了调停。但郭维屏以校方未履行调停约定为由，联合其他3位甘籍教师，联名递交辞呈并罢教。由于事发时校长辛树帜尚在北京，文理学院院长程宇启就组织了教授会，于6月1日开会并当场决议：“欢迎史念海进校。决不处罚辛仲勤、薛云鹤。解聘郭维屏、李瑞征、谷苞、冯绳武等四教授。开除甘籍十四同学，取消公费一百余人，记过一百余人等案。”(38)当晚，甘籍学生以“学校排斥本省籍师生”为由，煽动部分甘肃籍学生用砖瓦等与外省籍学生互殴，致使医学院湖南籍学生刘让德伤重身亡，田兆农受伤。(39)随后，甘籍学生又围攻了出席学校教授会议的教师，殴伤程宇启教授。学校陷入混乱。6月4日，学校决定停课五天，并发布公告。由于兰大学潮起因不清，由甘籍人士为主导的甘肃省参议会与兰州大学、教育部展开了长时间的诉讼和争辩，但事情终于不了了之。学潮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甘籍教师李瑞征愤而离兰前往南京就职，郭维屏等人虽被教授会解聘而最终没有离开兰大；外省人方面，史念海愤然东归，文理学院院长程宇启和许多教授集体辞职，后被辛树帜挽留。兰大学潮事件不仅毁坏了兰大的声誉，更重要的是使一些原本要到兰大执教的着名学者也因之裹足不前。
2.甘省人和外省人对兰大学潮的不同解读
事发后，对于兰大事件的解读和应对，也立刻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甘籍人士纷纷指责外省人歧视甘省人。甘籍人士在甘肃旅渝同乡会主办的《陇铎》杂志上相继发表文章，为甘省人辩护。(40)笔名为一申的作者提出，辛树帜的“排甘”是为了肃清“甘院余孽”。由于国立兰州大学是1946年由甘肃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等合并组建的，因此甘肃学院的教职工都转入了兰州大学。作者认为，以辛树帜为代表的学校重要负责人“似乎以征服者底姿态出现，把前甘肃学院底教授职员及甘肃籍教职员学生，当做被征服者，甚至当做为奴隶或野蛮人。两年以来被排挤离校的前甘肃学院教职员，达三十余人”。(41)
以甘省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甘肃省参议会在事件发生后，屡次致电兰大要求严肃处理事件中的外省籍教授和学生，并上报教育部陈请惩罚和开除事件中为首滋事的外省籍学生。但被教育部以“甘籍教员与学潮有关者为郭维屏、李瑞征、谷苞、冯绳武四人。现除李瑞征一人系自动离校别有高就外，郭维屏仍为本校教授且亦与程宇启、史念海、庄鸣山等同受休假待遇。至谷苞、冯绳武二人本年皆以讲师而升为副教授，原电谓解除甘籍教授，未知何所根据”(42)等语推脱。同时，因为在当年的招生过程中，在甘籍806个考生中，兰州大学只招收了86名，甘肃省参议会认为这是“报复主义”，多次发文要求兰大扩大招生比例，但并未获得兰大方面的实质性回应，双方的关系也越来越恶化。
但是在外省人眼中，兰大事件是“封建意识遗留下来的地域私见”，是“反进步狭隘的小圈间私见”。他们指出，在兰大学潮发生之前，兰大校园内已经屡次出现了学生斗殴事件。当时湖南籍学生与甘肃籍学生势不两立，阵线分明，相互督戒。“在学潮发生之初的某夜，曾发生‘打群架’，平日感情好者，也曾参于该夜‘互打’。”(43)他们在评论中指责甘籍学生野蛮，称打死了一名先修班的学生，并准备将历史系代理主任史念海绳缚双手，以抛往黄河。后在经过后门时被他人阻止，遂殴打史念海教授致脊椎骨折，甚至有学生主张打死史念海。(44)他们从外省学生的立场指出，兰大事件使学校成为恐怖的场所，外省学生不敢在学校住宿，甚至有湖南籍学生准备集体大撤退。他们指责军政当局仅派了一排宪兵及百余名警察，不能完全保障外省学生的安全。笔名为江汉的作者与上文李超群的看法一致，他认为：“地域观念和封建统治是一项结着不解的姻缘的；凡是封建势力最猖獗的地方，部落式的地域观念也表现的最显着……最近兰州大学空前的风潮，可说是把这种暗中的地域观念爆发了。”他对学潮中的籍贯意识分析得更为具体，认为兰大学潮是兰州政界湖南籍的外省人与本地人长期冲突的产物。他介绍说，由于史念海向学生承诺下学年不再让郭李等人在历史系开课，郭李等人遂联合甘籍学生谈话，说史某排斥甘肃人，并且提出“兰大是甘肃人的兰大”这个口号。一部分学生即至史处责问，继以拳殴，将他推出校门之外，扬言兰州大学不要这样的系主任。(45)
对兰大学潮的起因和解读的不同版本，映射的是甘省人反抗边缘化的利益诉求和外省人对此利益诉求的刻意消解。政治出路的边缘化和革命身份的边缘化，使甘省知识分子失去了政治权力和话语权力，乃至丧失了利益诉求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正如在外省人眼中，兰大事件反映的是“封建意识遗留下来的地域私见”，是“反进步狭隘的小圈间私见”，进而完全否定和消解了甘省人的利益诉求，并加深了其对甘省人的“歧视”。“反歧视”则成为甘省人在学潮中的一个主导思想，包括对兰大管理层“歧视”甘省教职工的不满和兰大“歧视”甘省学生的不满。这种“被歧视”的观念，与甘省人被边缘化的事实一起，成为极具感召力的精神动员力量。兰大学潮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破坏力，不仅仅是因为甘省人反抗边缘化的利益诉求的持续高涨，更是因为这种诉求被他人忽视和消解后的苦闷和压抑。这种压抑，与民族国家建构所赋予兰州的“中心”政治地位形成强烈的反差。当民族国家所构设的“无中心的、平等的”的社会理想在现实面前幻灭的时候，甘省人不得不在愤怒中团结起来，以籍贯为纽带向外省人发起反抗。
五、反抗边缘化与民族国家的建构
民族国家构建倡导的是无中心的、平等的国家和公民。这种思想和观念为近代兰州摆脱自己的边缘处境提供了思想支持。在前近代中国，兰州一直处于内地的边缘。新疆建省后，中国的疆域版图进一步明晰，兰州也摇身一变成为国家的地理中心，“兰州中心说”应运而生。“兰州中心说”消解了兰州在传统疆域观念中的边缘角色，而赋予其“民族建国中心”的崇高地位：它消解了甘省人在传统国家观念中的边缘身份，并赋予其平等国民的新身份。但是，与民族国家建构强调地域平衡和公民平等相反的是，中国近代化进程却在制造着新的不平等。在近代化过程中，中国政府推行了新的治国方略——自强战略。(46)在这种自强的逻辑中，政府的国策发生了转移，日益将其注意力投向了代表近代化建设的沿海地区。随着治国方略转变而来的是资源的转移和重新分配，资源向较为富裕而又直接面临列强威胁的沿海地区倾斜。再加上海洋贸易的广泛兴起，中国的广大内陆愈益变得边缘化。
因此，当民族国家构建的理念、“兰州中心说”的理想与自身边缘化的现实发生碰撞的时候，强大的反差必然引起甘省人的抵制和反抗。对于甘省人而言，民族国家建构所赋予他们的平等国民身份在现实面前异常脆弱，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上的劣势使甘省人普遍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不论是葛氏的入主教育界，教育界与市党部的矛盾，还是兰大学潮中的冲突，无不深埋着甘省人被歧视和边缘化的因子，它剥夺了甘省知识分子从政言事的话语合法性和正当性，促使他们向外省人展开一系列反抗。这种反抗，与其说是反抗外省人，不如说是反抗边缘化。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反抗边缘化本身也是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过程和环节。许多人错误地将地域观念视为一种封建意识进行批判，而没有看到地域观念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合流和纠缠。因为地域观念具有反集权的倾向，“地域意识的兴起和地域自主性的增强分解了传统社会政治体系，成为中国从王朝政治向现代民主共和转变的重要动力。”(47)地域观念是民族国家建构中一个重要的替代性资源，但是近代中国集权性主权国家的建立又要求压制和取代地域观念和地域民主诉求。这就使地域观念和地域意识成为一个充满内在矛盾和张力的集合体，也是我们透视和理解近代兰州教育界籍贯问题的一个逻辑路径。籍贯问题的发生发展，代表着打破旧的社会政治体系，建立一个全新的现代国家的系列进程。在近代兰州，甘省人反抗边缘化的努力与其积极倡导的“兰州中心说”一起，都代表着甘省人追求地域平衡和公民平等的合理诉求，反映了其对民族国家构建的期盼和实际努力，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
①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万芳珍：《清前期江西棚民的入籍及土客籍的融合和矛盾》，《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钞晓鸿：《明清时期陕西移民入迁与土客融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张福运：《意识共同体与土客冲突——晚清湖团案再诠释》，《中国农史》2007年第2期等。
②如周子峰对近代厦门台湾籍民的研究。日据时期，台湾籍民由于治外法权的存在在政治、经济地位上比厦门本地人更为优越。许多台湾籍民迁徙厦门，一些投机的厦门人前往台湾投籍后再返回，致使近代厦门的籍民问题十分严重。周子峰：《近代厦门城市发展史研究(1900-1937)》，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282页。
③彭南生、邵彦涛：《民族命运共同体话语下的“兰州中心说”》，《人文杂志》2012年第1期。
④史红帅：《穿越陕甘：1908-1909年克拉克考察队华北行纪》，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73页。
⑤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中国西北稀见方志(一)》，兰州古籍书店1994年版，第276页。
⑥萧梅性：《兰州商业调查》，宜文齐印刷纸庄1935年版，第2页。
⑦(11)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天津大公报馆出版部1937年版，第102、103页。
⑧李孤帆：《西行杂记》，开明书店1942年版，第14页。
⑨(45)江汉：《雾里的西北青年》，《中建》1938年第2期。
⑩黄道炫：《扎根：甘肃徽县的中共地下党》，《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6期。
(12)建华：《回头是岸》，《陇铎》新8号，1947年11月15日。
(13)据《甘肃教育官报》相关调查表整理而成。相关文章分别是：《甘肃优级师范学堂光绪三十四年上学期调查表》(《甘肃教育官报》1908年第2期)、《甘肃官立中等矿务学堂三十四年上学期一览表》(《甘肃教育官报》1908年第4期)、《甘肃法政学堂宣统元年上学期调查表》(《甘肃教育官报》1909年第5期)、《甘肃官立中等农业学堂三十四年上学期一览表续第三期》(《甘肃教育官报》1908年第4期)、《甘肃中学堂宣统元年第七学期调查表》(《甘肃教育官报》1909年第6期)。
(14)(32)(36)(39)张克非主编：《兰州大学校史》上编，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4、146、163、163页。
(15)这里所说的“形成惯例”，并非指甘肃省教育厅的厅长全部都是甘省人，而是说由甘省人出任教育厅长相对比较频繁。甘肃省政府其他厅级部门很少有甘省人能够当一把手，这就使甘省人担任教育厅长显得弥足珍贵。详细情况请参见《1905年至1949年8月甘肃省教育行政机关长官简表》，甘肃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甘肃省志》第59卷《教育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2、43页。
(16)(17)(18)(24)《抗战时期党在兰州的革命斗争》上册，中共兰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1985年刊印，第28、41、55、55页。
(19)许风：《万花筒中看兰州》，《陇铎》新7号，1947年9月15日。
(20)(23)楚良：《甘肃教育之检讨》，《陇铎》1948年第8期。
(21)孙汝梓：《抗战声中的甘肃教育及刍议》，《陇铎》1940年第10期。
(22)《抗战时期党在兰州的革命斗争》下册，中共兰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1985年刊印，第82页。
(25)(27)(28)(29)(30)宣侠父：《西北远征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120、122、122、120页。
(26)甘肃第一中学学生所办的《醒狮》周刊，因为经费支绌本打算停刊。兰州市党部与醒狮社交涉，以学生中的党员接办为条件，由市党部提供经费。于是这一杂志遂变成了市党部名下的刊物。接办此刊物的青年学生党员经常借此逃学，挤在市党部办公室里谈闲话、剪纸花，引起了甘肃第一中学教职工的不满。
(31)(34)何宗周：《兰大事件之我见》，《陇铎》新2卷第4期，1948年7月1日。
(33)庞敏修：《未可忽视之甘肃教育行政问题》，《陇铎》1939年第2期。
(35)(41)一申：《兰大学潮如此处理》，《陇铎》新2卷第7期，1948年10月1日。
(37)(42)《教育部：关于本年度学潮处理及招生经过给甘肃省参议会代电(1948年12月13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档案号：14—2—215。
(38)何宗周：《兰大事件之我见》，《陇铎》新2卷第4期，1948年7月1日。这段话为甘籍学生所记述，其中可能有添油加醋之处。但由于该教授会主要是外省籍教师组织，且会后就发生了大规模冲突，可以猜测这次教授会必定得出了一些稍具偏激性的结论。
(40)兰大学潮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对消息进行了封锁，兰州本地报纸只字未提，而外埠报纸则只有南京的《中大新闻》有简单的介绍。顾颉刚为协调解决兰大学潮来到兰州，其日记中就谈到事件发生后封锁通信问题。(参见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6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297页)。而甘肃旅渝同乡会创办的《陇铎》杂志有着非常浓厚的地域主义思想，相继刊载了数篇有关兰大学潮的评论文章。
(43)李超群：《兰大学潮真象》，《新闻天地》1948年第44期。
(44)关于史念海的伤势，各方描述也颇不一致。《陇铎》杂志的记者曾提及史念海头发被拔光，基于《陇铎》杂志的地域主义倾向，此说似乎更为准确。长风：《仲夏夜之梦中的兰州》，《陇铎》1948年第4期。
(46)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47)江远山：《近代中国地域政治化研究——以广东为考察对象》，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