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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播出的电视剧《破晓东方》，对上海解放后的“银元之战”着墨较多，可谓悬疑紧凑、场面热闹。实际上，历史上真正的“银元之战”远比电视剧更紧张。
“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这是上海解放初期，一部分投机商的猖狂叫嚣。面对恶性的物价上涨、猖獗的银元投机、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国--能否果断迅速地控制局面，直接关系到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定。军事战场上的硝烟逐渐散去，经济战场上的“淮海战役”却刚刚开始……。
伏笔：银元为何成主角？
中国使用货币的历史悠久，从夏朝的海贝开始，春秋时期进入金属铸币阶段，战国时确立布币、刀币、蚁鼻钱、环钱四大货币体系。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
汉武帝时，收回了郡国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成为当时唯一合法货币，从此确定了由中央--对货币的统一管理，影响深远。
到了唐代，唐高祖李渊废除了轻重不一的历代古钱，铸造“开元通宝”钱。此后，历代铜钱均不再标明重量，而以通宝、元宝相称，铜钱进入了“通宝时代”
到了北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名为交子的--，这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
而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随着丝、茶出口贸易以及--进口贸易的发展，大量形制统一的本洋和鹰洋流入中国。起初，这些外国银元主要在粤、闽等东南沿海商埠流通，--战争、五口通商以后逐渐流入长江流域以及北方、内陆地区。
与随时可能遭到切割、破坏的银锭相比，外国银元的形制、价值更为完整。与价值偏小、易于波动的铜钱相比，外国银元面额更大、价值稳定，最终，银元逐步在与银锭和铜钱的竞争中形成优势，越来越受市场青睐。
看到这种情况，清末各省都坐不住了，纷纷开始铸造银元。清朝末年，无论是都市商埠还是乡间集市，都能看到外国银元、中国自铸银元、银锭、铜钱四种货币同时流通的奇景。
银元成了最终胜者。据统计，从19世纪40年代至清末，外国银元在所有货币中占据重要地位，市场份额达43.4%，中国自铸银元也占总数的9.6%，两者之和达到53%，银元已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
民国建立后，北洋--继续铸造机制银元，并在正面镌刻袁世凯像，正式名称是“袁世凯像背嘉禾银币”，俗称“袁大头”袁世凯虽然复辟帝制、身败名裂，但他铸造的银元却外形精美、质量上乘，从北到南、从城镇到乡村，均能使用。因而“袁大头”成为货币界的“爆款”产品，再加上鹰洋停铸，它日渐成为流通中的主币。
南京国民--时期推行了一系列币制改革。一次在1930年前后，“废两改元”“发行法币”，逐步停用银元，中国开始进入--时代。法币发行之初，价值还算稳定。1937年，100元法币可以买两头黄牛。抗战开始后，随着财政支出增加，法币也“大放水”，发行总额达到5569亿元，比抗战前增长了390多倍。到抗战结束时，100元法币只能买两个鸡蛋。等到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巨额的军费，蒋介石只能继续狂按印钞机。到了1946年，100元法币只能买六分之一块肥皂了。
如此情形，连蒋介石也怕了，他在日记中说：“上海米价每石已至五十万圆，闻之寒心。经济不安，社会动荡……奈之何哉。惟祈天父佑之。”
为了给国内战争输血续命，1948年8月，国民--宣布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金圆券每元兑换法币300万元。同时需要人们限期兑换持有的黄金、白银和外汇。
如果说法币贬值是“暗夺”，那发行金圆券就是“明抢”老百姓在“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的高压下，只好乖乖将手里那点儿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资本家们可就没这么听话了，他们太了解--了，怎么可能拿真金白银去换那一张纸做的金圆券呢？
看到这情形，蒋介石立刻委派长子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特派员，让他以铁腕确保币改顺利进行。蒋经国本来踌躇满志，想要在上海滩有一番作为。然而谁都没想到，金圆券的贬值速度更夸张，原本只准备发行20亿元，结果仅仅半年就发行了130.3046万亿元，最大面值达到500万元，买一颗鸡蛋就要数千万元。
无数老百姓因金圆券倾家荡产，蒋介石却捞走了2亿美元的金银外汇。在这种情况下，商户、市民已经将--视为贬值的代名词，而银元则成为财产保值的首选。这为银元之战埋下了伏笔。
疯狂：解放后的银元风潮。
1949年5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发起上海战役，历时16天，至5月27日，上海宣布解放。
次日，上海军管会就开始了人民币和金圆券的兑换。当时规定10万元金圆券可兑换1元人民币，而仅仅在三个月前，北平解放时，只需10元金圆券就可兑换1元人民币。之所以差距如此悬殊，原因仍在于金圆券的极速贬值，其实际价值只剩这么多了。
上海军管会在全市设立了120多个兑换点，仅仅七天就兑换金圆券35.9万亿元，约占金圆券发行额的53%。然而，被金圆券将财产搜刮殆尽的上海市民，已经不敢相信任何--了，他们将金圆券兑换成人民币后，又立刻到银元贩子手里将人民币兑换成银元，或者全部用来购买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更有甚者，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干脆直接用银元标价，明确拒用人民币。结果，人民币往往是早上从--发出去，晚上又回到原地。
为了稳定金融市场，人民--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仅1949年6月6日一天，一个城区就抛出了1万银元，然而杯水车薪，抛出去的银元迅速被投机商们悉数吃进。
此时，一些上海金融界的旧势力也看到了可乘之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每天有数千银元贩子聚集于此，传递消息、炒作交易、投机倒把，更有数万人活动在上海的街巷弄堂里，不断询问路人“要不要大头”据估计，高峰时曾有30万人从事银元投机。原来1块银元值100元人民币，到6月3日涨到了720元人民币，6月4日突涨到1100元，五天后又突破了2000元。
--潜伏下来的特务开始兴风作浪，他们鼓动商家囤积货物，甚至有人暗中叫嚣：“解放军可以进上海，人民币绝对进不来。”这种情况下，银元成为当时上海的实际货币。虽然到了6月4日，上海已投入人民币近20亿元，但大部分都没有实际流通，最多只能购买小额商品，无法买到整批货物。有些商户甚至拒绝以人民币作商品标价，把人民币排斥在市场之外。
如果任由这种情况持续，不仅会造成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影响普通市民的生活，更会让群众对新生的人民政权产生怀疑。
出手：三管齐下效果显著。
此时，陈云来到上海，他亲自对银元风潮的起因进行了调查研究，弄清楚了症结所在，随后对症下药，主持起草了《--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指示》指出，对待银元的斗争既要采取果断的政治手段，还应采取更多具体的经济手段。
6月5日，上海市举行了“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游行和宣传。陈毅在全市集会上大声警告投机奸商“赶快洗手不干，否则勿谓言之不预”冥顽不灵的投机商们对此警告充耳不闻。
6月10日上午10点，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宋时轮带领全副武装的--以及200多名便衣警察，兵分五路，包围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控制了所有进出通道。随后他们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刻停止交易活动，就地接受检查，并取缔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这个银元投机的大本营。这次行动共抄没黄金3000多两、银元3万多块，处理投机商人200多名。
重磅消息传开后，市场上银元价格随之暴跌，每枚银元的价格从人民币2000多元急降至1200元，受其影响，大米的市价跌落了20%左右，让上海市民倍感欣喜。
经济手段上，上海按照中央《指示》，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及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币。总之，让人民币真正流通起来，成为市场里唯一可用的货币。
除此之外，上海军管会还放手发动群众，让工人、学生宣传人民币、反对银元投机，很快就形成了打击银元投机的舆论热潮，树立起了人民币的权威。
政治手段、经济手段、宣传攻势三管齐下，上海的银元风潮终于被彻底击退，为恢复经济秩序、发展生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后续：稳物价就是稳民心。
经过一场又一场的银元之战，人民币终于成为市场上的主币。但投机风潮却没有停歇，而是转换到了其他商品领域，从1949年10月15日起，以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为先导，其他地区陆续跟进，一个月内，全国物价平均上涨44.9%。
这波涨价潮中，粮食、棉纱成了领涨商品，北京、天津个别粮商叫价甚至高出7月底的四五倍。为了击退这波恶性涨价，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又发起了粮食之战、米棉之战。
陈云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经过认真分析，决定采取收缩通货、抛售物资、加强市场管理等措施。同时，他还慎重地选择了采取制止物价上涨措施的时机。
经过一个月的疯涨，到了11月中旬，各类商品涨势渐趋稳定。陈云敏锐地感觉到时机已成熟，是时候出手了。
陈云给各地发电报，要求在11月25日之前将粮食、纱布、煤炭等主要物资调集于重要地点。11月25日这天，全国各主要城市统一行动，开始大量抛售粮食、棉布。
刚开始，不少投机商人认为物价还会上涨，借高利贷继续买入。没想到，国营公司实力雄厚，敞开抛售后逐步降价，投机商人哄抬物价的阴谋破产。他们竞相抛售存货，但市场已经饱和，越抛越跌，形成了价格踩踏。
最终，许多投机商遭到了致命打击，不得不宣布破产，一些私人钱庄因借给投机商人的款项无法收回，也宣告倒闭。一场波及地区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物价涨幅最大的涨价风潮就此被平息下去。
当时的上海申新厂主荣毅仁事后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国--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然而，有一部分资本家还是不死心，他们看到华东、华北因为受到旱涝灾祸而粮食紧缺，便在1950年春节前后，又把目标瞄准了粮食市场。他们预料春节的上海市场物价一定大涨，于是准备了大量资金购买、囤积粮食，准备大赚一把。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春节过后，上海粮食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连续下跌。实际上，国营企业已从外地调来了充足的粮食，投机资本彻底失去了操控物价的能力，他们不得不在亏本的情况下把囤积的粮食全部抛售。
1950年春，全国范围内的物价水平得到初步控制。到1952年春，物价指数出现下降，其中4月份上海批发物价指数下降了16.6%，5月又下降了3.4%，彻底结束了自抗战以来连续10多年物价上涨的局面。
毛泽东主席曾高度评价--银元风潮、反对市场投机、平抑物价的斗争，认为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斗争的胜利使新生的人民币的市场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此后，中央人民--又采取了整顿税收、发行公债、紧缩开支、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等措施，让新中国的财政状况持续好转。在这样的基础上，国家财政顶住了1950年以来抗美援朝战争的压力，并随着各项措施的稳步落实，全国财政经济状况继续好转，到1952年时，已实现了财政盈余1.87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