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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永进：被建构的他者：毛泽东关于美国的话语言说（1935-1946）

作者简介：
李永进，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3级博士生。
原发信息：
《党史研究与教学》(福州)2017年第2期。
内容提要：
1935年至1946年，毛泽东关于美国的话语言说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变化过程：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矛盾，毛泽东改变过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提法，认为可以与美国建立友谊关系；又因其孤立主义，将其作为“东方慕尼黑阴谋家”加以批驳；到1944年年中对美国正面形象的塑造达到最高峰，称之为“最亲密的战友”；直至1946年“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提出，最终完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形象的复归。由此，“美帝国主义”话语也逐渐被固化，成为中国人在很长一个时期对美国的基本认知。对作为他者的“美国”进行建构，也反映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我身份的认知变化。
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人眼中的美国都是与“帝国主义”相联系的，“美帝国主义”一词也成为人尽皆知、不言自明的话语概念。但是，美国的这种形象究竟从何而来，它是否一直都被当作“帝国主义国家”而毫无变化呢？历史事实并非这么简单。通过考察毛泽东在1935年至1946年关于美国的话语言说，可以发现对美国的形象塑造与话语表述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变化过程。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改变了过去“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策略，将美国视为可以联合的对象。抗战期间，毛泽东一度积极树立美国的正面形象，特别是在1944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称之为“民主的典范”和“最亲密的战友”。到抗战即将胜利，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动，毛泽东又重新将美国冠以“帝国主义纸老虎”的名称，完成了帝国主义形象的复归。实际上，对作为他者的“美国”形象进行建构，也反映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我身份的认同过程。
一、民族矛盾面前对美国的话语转变(1935-1938)
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后，开始向华北地区步步进逼。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方在塘沽签订协定，实际承认了日本对热河的合法占领，使得华北的门户大开。1935年六、七月，通过“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日本又获得了对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并积极鼓动华北“防共自治运动”。一时间，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面临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团结国际国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成为中共的首要目标和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开始重新审视过去“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策略，调整将美国当作“帝国主义强盗”的话语表达。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特别提出了对待英、美等国家的态度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提出：“美国帝国主义完全为着他自己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①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进一步分析了英、美等国同日本的矛盾，认为“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及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②虽然毛泽东仍坚持以阶级分析作为出发点，但在他看来充分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与美国等国家进行妥协与谅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1936年7月，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行了数次长谈，反映了中共对美国的新认识与新态度。关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政策”问题，毛泽东解释道：“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③因此，“期望各友好国家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至少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们希望它们积极援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④。当问及“苏维埃政府如何区别友好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时，毛泽东说：“列强中有的表示不愿参加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有的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像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这些国家……我们把它们看作自己的朋友，请它们同我们合作。”⑤1937年3月初，毛泽东在与另一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中，再次表达了他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看法，强调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说：共产党人“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正向中国侵略”，“我们要求英、美、法、苏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不反对；在这个基点上我们愿意同这些国家建立友谊的关系”⑥。可以看出，毛泽东希望共产党人对美国的友好态度和话语转变，能够通过美国记者传递出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关于合作抗日的谈判进入实质阶段。这使中共“进一步认识美国的障碍愈来愈少”，“以此为转机，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国观有了明显转变”⑦。1937年5月，中共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大会报告中提出：日本的侵华政策“把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的矛盾推人次要的地位，而在这些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扩大了矛盾的裂口”。这就决定中共不仅应该和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他特别强调：“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⑧。认为美国不同于日本，是可以联合的对象，这种新表述集中体现出毛泽东希望美国能加强对中国的支持与援助，甚至与中国一起抗击日本。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谴责日本的侵略暴行，并呼吁“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建立“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⑨。同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也指出：要“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⑩。然而，此时的美国政府迫于国内孤立主义压力，并未采取实际行动约束日本。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发表着名的“隔离”演说，希望推动美国外交政策向制裁日本等侵略国家方向倾斜。但演说遭到了孤立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禁运有可能会激怒日本，引发美日冲突，损害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利益。这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折中态度，“它向着援华抗日的方向走去，但得瞻前顾后，慢慢地向前走”(11)。
因此，中共希望加强对美国的正面宣传，促进美国进步力量支持中国抗战。1938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不过希望美国能更进一步，出面联合其他国家给暴日以实际的制裁。现在，是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反对侵略威胁的国家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12)
从1935年年中到1938年上半年，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逐步加快，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也日益加深。在民族矛盾面前，中共开始转变对美态度，积极建构和宣传美国的正面形象，希望其加大对华援助，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是，美国由于受到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影响，始终对中国不温不火，对日本若即若离，甚至有可能以牺牲中国来求得同日本的妥协。这种态度很快引发了共产党人的不满，导致了中共对美国话语言说的改变。
二、是敌是友：对美国话语言说的曲折与反复(1939-1940)
随着中日战争的深入，国民党政府财政状况濒临崩溃。其间，国民党曾多次向美国请求贷款，支援中国抗战，但都被美国婉言拒绝。而美国却将钢铁、煤油及其它军用材料输出日本，加速了日本的侵略步伐(13)。对此，毛泽东批评道：“许多表示助我的国家的军火资本家和战争原料资本家，尚在唯利是图地供给日本以大量的战争物资，他们的政府亦尚不愿和苏联一道用实际方法制裁日本”(14)。
1938年9月底，英、法、德、意4国领导人在德国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英、法的绥靖政策，使毛泽东提高了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警惕，怀疑它们也会牺牲中国换取对日妥协，制造“东方的慕尼黑”阴谋。
1939年1月18日，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上作了《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批评美国的中立法和孤立政策。他说：“美国有一种法律，叫做中立法，就是不卖军火给交战国，但是军火原料却可以的，这样对日本是有利的，因为它还有几个钱，买回原料可以制造军火，而中国没有‘铜板’，无办法，所以对中国是不利的”(15)。两天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中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在英、美诸民主国尚存在有孤立观点，不知道中国如果战败，英、美等国将不能安枕，这种错误观点十分不合时宜；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才是当前的具体真理”(16)。6月10日、13日，毛泽东又作了《反投降纲领》的报告，进一步提出：英、美、法等国的“中心目的，在于消耗战争双方，等到精疲力竭时，他们就以‘健全的身体’出来喝令双方停战，使双方都听他们的话”。因此，“新慕尼黑危险并未消灭”(17)。
7月24日，英、日两国达成协定。英国表示完全承认“在华日军为保障其自身之安全与维持其控制区内公安之目的计，应有特殊之要求”(18)。为了抵消一部分该协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美国于7月26日通知日本，宣布将废止日美商约。中共对美国的废约行为充分予以肯定，同时痛斥英国对日妥协。8月1日，《新中华报》发表评论，高度评价美国废止日美商约。评论不仅使用大字标题，还配上美国国务卿赫尔的版画像，以显示对美国的认可与赞赏(19)。8月4日的社论则赞扬“美国这一行动，不仅对于中国每个抗日的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而且对于全世界每个爱好和平的人士，每个反法西斯侵略的进步分子，也是一种战斗的兴奋剂”。文章认为通过美英两国的对比，“我们就很容易看出谁是我们的友邦和谁是敌人的友国。”(20)
1939年9月，欧洲大战爆发。国际形势的变化使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再度发生变化。9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发表演讲，认为“不论是德意日，还是英美法，一切直接间接参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只有一个反革命的目的，掠夺人民的目的，帝国主义的目的。”(21)在毛泽东看来，此时的美国也不是什么“友邦”了，它与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乃一丘之貉，都是“反革命的”、“掠夺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
1940年9月底，美国对日本实施了全面禁运，同时为国民政府提供军事贷款。毛泽东敏锐地对这几项举措给予回应。在给贺龙、关向应等人的电报中，毛泽东指出：“美国的借款与撤侨，都向中国表示英美的反日决心，要求中国不要跑德日意路线，而英美两使坐镇重庆，紧紧拉住蒋介石不让跑掉”(22)。11月6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更是直接提出：“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提倡(因为他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因此共产党要“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活动。”(23)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毛泽东对美国的话语言说是具有策略性和功利主义的，即便美国仍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但因为它对中国抗战“有利无害”，所以不应反对与之联合。
然而，“皖南事变”的爆发，又使中共对美国的认识发生转变，认为这是美国要牺牲中国利益，寻求对日妥协的集中体现。1941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在一个多月内发表的数十篇有关美国的社论、时评及其它文章，无一不是对其进行负面宣传。例如，5月29日的《美国走向公开参战》一文：“美国为了自己的帝国主义的利益，不惜牺牲中国和荷印，不惜出卖英勇抗战将近四年的我国人民。这正是目前东方慕尼黑新危险之由来”，号召“反对美国罗斯福大帝国主义战争的阴谋”(24)。在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的同时，报纸还对美国国内阶级对立、社会动荡等进行专门报道(25)，塑造其整体的负面形象。
总之，随着中日战争的深入和国际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对美国的话语言说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曲折和反复：从“坐山观虎斗”的阴谋家到“民主国家”朋友；从“作外交联络”的国家到制造“东方慕尼黑”的危险者。实际上，这种变化的原因可以归为一点，即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最大程度地维护民族利益，通过褒贬扬抑来努力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援助。可以说，这也是抗战时期毛泽东对美话语言说的基本准则。
三、“最亲密的战友”：高调树立美国的正面形象(1941-1944)
从1941年年中开始，中美两国在共同对日问题上进行了良好合作，并在组织上建立起国际反法西斯同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也暂时摒弃意识形态的分歧，加强对美国的正面宣传。从这一时期对美国的称谓来看，“帝国主义”、“远东慕尼黑”等负面词汇日益减少，而代之以“民主国家”、“友邦”等修辞话语。到1944年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前后，对美国正面形象的塑造达到了空前高度，甚至被中共誉为“最亲密的战友”。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英美等国家都对苏联表示了支持和同情。6月23日，毛泽东在《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中指出：“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有必要“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26)6月26日，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又提到：“英、美、华都站在苏联方面，现在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的对抗，其前途对苏对华有利。”(27)可以说，苏德战争不仅使毛泽东改变了对世界大战性质的认知，也使其美国话语发生巨大转变。
7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提出：“在目前条件下，不管是否是帝国主义国家或是资产阶级，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德反日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合一致，反对共同敌人。”(28)针对美国国会修改中立法案，《解放日报》也特别刊发社论，称新中立法的通过“不特是美国民主势力的一个胜利，而且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反侵略营垒的一个胜利”，“希望美国朝野能制止孤立派的继续捣乱，不特以更大量的物资援助反侵略国家，而且和这些国家并肩作战，这样使美国从‘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一跃而为民主国家战斗的生力军。”(29)
12月8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了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翌日，美国对日本宣战。1942年1月1日，美、苏、英、中等26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美正式结成名副其实的“盟国”和“友邦”。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中共发布《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和《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指出：“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30)。所以，“英美对日的胜利就是民主与自由的胜利”(31)。把资本主义的美国视为民主、自由和正义的化身，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却只是顺带提了一句，这在中共外交话语中十分罕见。
中共党人对美国正面形象的塑造在1944年年中进一步提高，“达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对美国评价最高的时期”(32)。1944年6月9日，一支由中外记者等组成的参观团进驻延安，开始对抗日根据地长达数月的参观访问(33)。6月12日，毛泽东在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在祝美、英、苏三大国领袖身体健康时，他特意将美国总统罗斯福放在了第一位，而斯大林则排在最后(34)。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毛泽东高度称赞了美国的民主，同时指出“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35)。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给美国记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们根据所见所闻作了大量的通讯报道，向美国和世界人民展现了中国西北“红色角落”的真实一面，进一步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反过来中共对美国的好感也进一步增强。
7月4日是美国独立日。《解放日报》在这天专门刊发社论，庆祝美国国庆节。文章将美国称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是与苏联并列的“民主世界的双璧”。同时盛赞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作用：“美国在作为民主世界的兵工厂上，在作为第二战场的主要担负者上，已经建立了不朽的伟绩；而在战后，为了确保世界的和平与民主化，美国显然也将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已经成了世界的美国”。在社论最后，甚至呼出了“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等口号(36)。
7月22日、8月7日，美军观察组分批抵达延安。它的任务主要是收集华北日军和中共方面的相关情况，分析美军与共产党合作的有效办法，为海空军作战提供气象资料等(37)。为此，中共中央做了周到而细致的准备，连吃、穿、住、行等细节问题也安排得十分妥当(38)。8月15日，在美军观察组全部抵达延安后，《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39)。文章说：“我们欢迎美军观察组诸位战友，不能不想到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光辉成绩，和美国人民见义勇为、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在我们中国的抗日战场上，美国亦直接和我们中国人民并肩作战，成为最亲密的战友”(40)。在此期间，毛泽东同观察组成员进行了积极接触和深入交流。在与观察组成员、美国驻华使馆秘书谢伟思的谈话中，毛泽东希望“美国人多谈论美国的理想，每一个在中国或在美国与任何中国官员会晤的美国官员都可以谈谈民主”，“每一个在华的美国士兵都应该是一个民主的活广告。他应该向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因为“说到底，我们中国人把你们美国人当做民主的典范”(41)。
毛泽东在此时期对美国形象的论说，多集中于民主、和平和正义等话语，主要有两点考虑。首先，通过宣传美式民主向国民党的独裁政体施压，促使其进行民主改革；其次，希望美国维护世界和平和区域稳定，支援战后中国的国家建设。总之，在抗战后期，毛泽东已经开始思索中国政治、经济在战争结束后的基本走势了，而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作用则是巨大的。
四、“纸老虎”：帝国主义形象的复归(1945-1946)
正当中共眼中的美国形象处于历史顶峰之时，美国对日作战策略却发生了重大改变。为了减小战争损失，美国决定放弃在中国大规模登陆，转而采取“跳岛”战术，通过夺取菲律宾群岛等重要岛屿直接进逼日本本土。这样一来，中共华北根据地和敌后武装力量的军事价值无疑大打折扣。与此同时，中共提出联合政府的构想，作为战后中国的基本政治框架，国共为此进行了激烈论争。受这些因素的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又逐渐回到战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基本出发点上来。美国这种策略的转变，必然要反映到处理国共关系的问题中，并逐步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来。”(42)这一阶段，毛泽东对美国的态度和话语表述也在悄然发生改变。
为协调国共两党关系，1944年11月7日，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带着蒋介石修改过的国共谈判协议草案抵达延安。毛泽东与赫尔利先后进行了4次会谈，对国民党方面的协议草案进行了协商、修改(43)。11月10日，毛泽东和赫尔利分别在一致通过的新协定上签字。10日下午，在周恩来和包瑞德的陪同下，赫尔利乘机离开延安(44)。但新的协定遭到了蒋介石的断然拒绝，他又提出3点反建议要求赫尔利劝说中共同意。赫尔利以美国可向中共提供军事装备、协助中共训练军队为交换条件，希望周恩来接受反建议。12月7日，周恩来返回延安，谈判被迫中止。
赫尔利背信弃义的做法令毛泽东十分不快。他批评赫尔利背弃与中共签署的5点建议并为蒋介石的反建议作说客：“我们欢迎美国的军事援助，但不能指望我们付出接受这种援助要由蒋介石批准这样的代价。美国的态度令人不解，5点建议是赫尔利同意的，现在他又要我们接受牺牲我们自己的蒋介石的建议。在5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45)此时，毛泽东依稀感到了美国对华政策在日益偏袒国民党、排挤共产党，但他此时尚不希望把关系搞僵。12月12日，毛泽东在给王若飞的电报中，强调中共并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但是“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46)
调处的困局使赫尔利孤注一掷，选择无条件支持国民党政府，迫使中共妥协。1945年2月，赫尔利回国述职，同时寻求罗斯福对其“扶蒋”政策给予支持。4月2日，赫尔利发表讲话，视中共为军阀割据，攻击共产党及其抗日军队是中国统一和民主的障碍。他提出国民党才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美国决不向中共提供援助(47)。有学者提出，赫尔利的讲话是美国转向“扶蒋压共”的信号，标志着对华政策调整的基本完成(48)。
美国外交立场的转变，使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量中共与美国的关系问题，对美国的话语言说也随之改变。1945年3月，他在一次报告中指出：“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但是，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我们过去对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作了公开的批评和揭露，这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揭穿它。”(49)4月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大会的结论性报告中指出：“从经济上说，美国是世界经济的喜马拉雅山，但这个山是要倒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应该这样来认识。美国的危机，归根到底不能由资本主义自身来克服，而是要由无产阶级革命来克服。”(50)针对战后的国际形势，毛泽东说：“有人提出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我看这个提法很对。在抗战以前近一百年中间，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统治的半殖民地。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以后，国民党削弱了，就不得不依赖美国，这样中国就可能变成以美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主统治的半殖民地。”(51)可以看出，随着战时共同敌人即将被彻底打败，中共与美国之间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正日益突显，毛泽东又开始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来重新审视美国了。
7月10日和7月12日，毛泽东亲自撰写了《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与《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两篇评论文章，抨击和嘲讽了赫尔利“调处”国共关系的虚伪性。他指出：假如美国的这种政策继续下去，“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52)
抗战胜利前后，蒋介石连续发电，邀请毛泽东来渝共商国是。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就战后国共关系问题进行会谈。经过40多天的谈判，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规定两党共同遵守团结建国、避免内战的总原则，并决定召开各主要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可就在谈判进行过程中，美军动用大批海空军力量运送国民党军队，抢占了上海、南京、北平等重要城市。在战争准备基本就绪后，国民党军队开始向解放区发起大举进攻。美国在继续给予国民党援助的同时，又努力争取国共停战，协助国民政府进行民主改革。因此，杜鲁门总统任命马歇尔为新的总统特使来华进行调处。
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马歇尔对国共关系的调处，“具有同赫尔利调处相同的性质，即让国民党让出一部分权力，换取共产党缴枪入阁，不战而降中共”(53)。一开始，马歇尔对国共两党的态度，还算得上公正，双方也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克制，先后就停战(主要是华北地区)、政治协商和整顿军队等问题达成了基本一致。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美苏进入冷战对峙状态后，马歇尔在东北的接收问题上逐渐倾向于国民党政府，防止中共在东北与苏联进行接触。
毛泽东对变化中的国际国内形势有着深刻认识。11月28日，他发出《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明确指出：“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这个问题反映在中国就是“蒋共之争”。而“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是尽力扶蒋、打共、反苏”，我们要努力中立美国，但决不是对美妥协，“对于美国政府这种帝国主义政策，应持坚定的立场，严正的批评和坚强的抵抗以反对之，方能给以打击和教育人民。”(54)
虽然这一时期对美国的认识发生了重大改变，但中共在公开场合的对美话语，依然采取积极态度。1946年1月，周恩来在与马歇尔会谈时，仍希望美国发挥自身力量帮助中国实现和平与民主。他说：“我们认为中国的民主要走美国的道路，……要学习美国的民主和科学”。针对毛泽东可能访问苏联的传言，周恩来转引毛泽东的话：“他现在身体既不顶好，倒宁愿到美国去休养，在那里还有许多东西要学。”(55)应该说，这也是中共为争取美国的最后尝试了。
美军持续为国民党向东北运送兵力、抢占军事先机的行径，彻底粉碎了毛泽东对美国的幻想和希望。8月6日，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特朗的采访时，对中共对美国的认识作了系统表述。他说：“美国反动派要掀动战争，首先必须进攻美国人民。他们已经在进攻美国人民了，他们从政治上、经济上压迫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准备在美国实行法西斯主义。”针对不少人的惧美恐美心理，毛泽东指出，“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因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56)。“帝国主义纸老虎”的说法，是毛泽东基于抗战结束后一年多的国际国内形势，对美国所做出的话语总结，他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视角完成了对美国形象的最后建构。
从1935年至1946年，毛泽东通过关于美国的一系列话语言说，建构起复杂多变的美国形象。1935年，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逐步加深，毛泽东改变过去“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宣传，提出可以利用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同美国等国家“建立友谊的关系”，呼吁美国加大对华军事援助。但是，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动，特别是英法的绥靖政策和美国的孤立主义，使毛泽东的美国话语出现曲折与反复。从“坐山观虎斗”的阴谋家到“民主国家”朋友；从“作外交联络”到制造“东方慕尼黑”的危险者，美国成为具有多重身份的复合体。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世界大战的性质和对美态度也相应作出调整，开始高调树立美国的正面形象，甚至一度将其与苏联并称为“民主世界的双璧”。这种正面形象的塑造在1944年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前后达到最高峰。“民主”、“自由”、“正义”、“亲密战友”等词汇，成为毛泽东对美国言说的主要话语，集中体现了希望美国对中国的民主改革和战后重建方面能够提供帮助。但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开始积极扶持国民党政府，排挤、打压中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毛泽东眼中的美国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还原与复归，而“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等话语修辞也日益深入人心，在其后很长一个时期固化为中国人对美国形象的基本认知。
实际上，作为被建构的“他者”，美国形象的变化过程也折射出共产党人自我身份认同的发展与嬗变。在中共成立初期，美国与其它列强一同被视为需要打倒的帝国主义国家。这时的中共强调阶级意识，以共产国际支部的身份示人，肩负着“武装保卫苏联”和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任。进入到抗战时期，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作为非侵略国家的美国时而为友，时而成敌，集中反映了中共根据国际国内的具体形势而进行的话语调整。为了争取美国军事援助和对战后重建的支持，中共甚至可以完全搁置意识形态的差异，将美国塑造为“民主的典范”和“最亲密的战友”。共产党人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对民族利益的维护，由此更多地呈现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身份。随着战后美苏由合作联盟走向冷战对峙，中共也逐步以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自居，重新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视角审视国际国内形势。从这一点出发，将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的美国，视作需要被打倒的帝国主义国家，似乎也是在所难免的了。
①《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391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391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479页。
⑦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53页。
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1937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1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
(11)李庆余：《美国外交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页。
(12)《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13)关于这一时期美国向日本出售用于战争目的的商品的相关情况，可参见《美国对华政策和中共建国方略》一书的统计。邓泽宏：《美国对华政策和中共建国方略》，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17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62页。
(15)《目前政治形势》(1939年1月18日)，转引自唐洲雁：《毛泽东的美国观》，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16)《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145页。
(17)《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1、372页。
(18)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3页。
(19)《赫尔正式通告日本废止日美商约世界和平人士热烈赞助》，《新中华报》1939年8月1日。
(20)《美国正式宣布废除美日商约》，《新中华报》1939年8月4日。
(21)《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新中华报》1939年9月19日。
(22)《毛泽东关于目前时局的指示》(194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25页。
(23)《毛泽东关于不反对蒋加入英美集团及制止投降分裂给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第643页。
(24)《美国走向公开参战》，《解放日报》1941年5月29日。
(25)可参见《美国的富翁们》、《美国的罢工潮》等，《解放日报》1941年5月19日、5月25日。
(2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6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
(28)《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者均应联合的指示》(1941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84页。
(29)《美中立法修正案通过以后》，《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6日。
(30)《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第729页。
(31)《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第732页。
(32)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第182页。
(33)中外记者参观团一行共21人，由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国民党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分任正、副团长，另有国民党中宣部4名人员，记者包括中国记者9人，外国记者6人。在6名美国记者中，有5名代表美国的新闻媒体，分别是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斯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的爱泼斯坦，《巴尔的摩报》的武道，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的夏南汉神甫等。众多美国记者的参团访延，反映了美国新闻界对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的高度重视。
(34)《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讲话》(1944年6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5页。
(35)《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讲话》(1944年6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1册，第317页。
(36)《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解放日报》1944年7月4日。
(37)陈子平：《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始末》，《陕西档案》2006年第4期。但除此之外，美国仍有其他方面的考虑。1944年1月25日，戴维斯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得似乎更加全面，“我们需要在还能受到欢迎之际，立即派遣一个军事的和政治的观察团到中国共产党地区去搜集敌情，帮助并准备从该区发动某种有限度的作战，获取关于中共实力的精确估计，在设若俄国人攻击日本的时候，报告俄方在华北和满洲的作战情况，和估量华北和满洲发展成为一个分立的中国人的国家或甚至成为俄国卫星国的可能性。”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87页。
(38)为了准备和安排美军观察组飞机在延安降落的问题，毛泽东还专门致电林伯渠、董必武，告知飞机降落时应注意的事项，包括雨季飞机不能超过的重量，跑道的长度、宽度和降落方向，机场标记等。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36页。
(39)社论的原题目为《欢迎美军观察组》，毛泽东在审阅修改时，加上了“战友们”三个字。毛泽东对这次美军观察组的延安之行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
(40)《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
(41)[美]约思·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王益、王昭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页。
(42)唐洲雁：《毛泽东的美国观》，第118页。
(43)毛泽东对协议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主要是：“将现在的国民党政府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政治人士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改组统帅部为包含所有抗日军队代表的联合统帅部的条文；将原条文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要遵守和执行国民党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和士兵要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改组，修改为一切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统帅部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统帅部所承认；增加保障人民各种自由权利的规定；要求承认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56～557页。
(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58页。
(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63～564页。
(4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缟：《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65页。
(47)FRUS,1945,China,pp.317～318.转引自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
(48)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第85页。
(4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2～1133页。
(50)《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95页。
(51)《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498～499页。
(5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115页。
(53)陶文钊、何兴强：《中美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页。
(54)《中共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826页。
(55)《中共愿在公正的基础上同美国和国民党继续合作》(1946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102页。
(5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93、1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