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黄兴涛：“她”字的故事：女性新代词符号的发明、论争与早期流播 （二）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周作人-黄兴涛：“她”字的故事：女性新代词符号的发明、论争与早期流播 （二）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黄兴涛：“她”字的故事：女性新代词符号的发明、论争与早期流播 （二）
这里，周作人不仅向世人率先透露了刘半农创造“她”字的设想，也表明了从学理上基本认同的态度。只是鉴于实际操作中排字印刷的困难，他才模仿日语，采用了“‘他’字下注一个‘女’字”的临时性办法。前述刘半农所谓周作人对此事提过一提的那篇文章，指的无疑就是这篇《改革》一文。
在1918年8月以后几期的《新青年》杂志上，凡翻译涉及到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周作人都是使用“他女”。如他翻译的着名的《卖火柴的女儿》、《可爱的人》[1]等小说，就都是如法炮制。这与我们前文所提到的马礼逊在《英国文语凡例传》中的最初处理并无不同。不过，《卖火柴的女儿》翻译的是丹麦小说，《可爱的人》则属于俄国小说，可见他已不是专门针对英语中的“She”字，而是以之对应所有西方语言中的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了。
周作人所翻译的小说中连篇累牍的“他女”，看上去和读起来都十分别扭，想必当时即能给读者以强烈的刺激。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读后都不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新青年》编辑内部，胡适、钱玄同是率先对此作出公开回应的人。1919年1月26日和2月2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6、7两期上连载他所译的莫泊桑小说《弑父之儿》，其中第三人称阴性代词除仍使用“他”字外，有时还用“那女的”来表示。译文的最后，他特别做一注释说明道：“我不赞成用他字下注（女）字的办法，故本篇不曾用这法子”。[2]可惜胡适并没有留下反对使用的具体理由。对于胡适的这一表态，刘半农后来在《她字问题》一文中也曾有所提及：“若依胡适之先生的办法，用‘那个女人’代替‘她’（见《每周评论》，号数是记不清了），------意思是对的，不过语气的轻重，文句的巧拙，工作的烦简，就有些区别了”。
不过在当时，周作人的创议也曾有过正面响应之人。在翻阅新文化运动另一份主要刊物《新潮》杂志的时候，笔者有趣地发现，现代中国童话之父、小说大家叶圣陶就曾一度是“他女” 的热心实践者，甚至还可能是在小说创作中最早的实践者（那时周作人基本是在译作里使用此字）。在1919年2月1日、3月1日和5月1日发表在该刊的《女子人格问题》、短篇小说《这也是一个人》和《春游》中，叶圣陶都曾响应和追随周作人，将“他女”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来使用。特别是在那篇仅千字的小小说《春游》里，“他女”一词竟然出现了31次之多，给人以非常怪异的感觉。另外，可能由于排印者还不太习惯这种特殊处理的缘故，在有关文章里，将“他女”的“女”字漏排或排印得与“他”字一样大的情况，也时有出现。[3]
就引起世人正式关注“她”字问题这一点而言，1919年2月15日应该是更值得注意的日子。这一天，引时代新潮而备受注目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钱玄同和周作人首次就此问题进行公开对谈的《英文“She”字译法之商榷》一文。在该文中，钱玄同提出了对译“She”字的三种办法：一是像周作人仿日本译“彼女”那样，将其译成“他女”二字，留下“他”字作男性第三人称代名词；二是照刘半农的意思，造一个新字。不过他却认为刘半农所造的“她”字“不甚好”，进而又提出了造一个“女它”字的新设想。钱玄同说：
“因为这（她）字右半的‘也’字，要作‘他’字用，若使许叔重解此字之形，当云：‘从女，从他省，他亦声’。我想照此意思，不如造一个‘女它’字；‘他’字古写作‘它’，从‘它’即是从‘他’，若解其形，当云，‘从女，从它——它，古他字——它亦声’。如此，则‘他’字和‘女’字的意思都完全了”。
三是照他们平日的看法，“中国字不够就拿别国的字来补；不必别造新字，老实就写一个She字”。可这样一来，本来包括阴阳中三性的“他”字，其中阴性被分出来后，意义变狭，而剩下的阳性和中性都用一个“他”字，刘半农觉得“也不太好”， 因此又进一步主张，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英文中的He,She,It 三字全都搬到汉语中来作罢， 同英语相比，甚至用世界语中的Li ,Si, Gi，可能还要更为合适些。
对于以上三种办法，钱玄同总的评判是，第一种“不甚妥当”，因为日本的“彼女”，意思是“那个女人”，文义上似无毛病，但汉语中翻作“他女”二字，则“有些‘不词’”，而且读音也不好处理：究竟是读一个“他”字的音呢？还是读“他女”两个字的音呢？对于第二种办法，钱氏则认为“可以用得”，但同时又顾虑每次都要特铸许多“女它”字，“在事实上或者有点困难，也未可知”。而且当时，钱、周等人正热中于渐次废除汉字的讨论，故“对于汉字既认为不甚适用之物，则添造新字，好像觉得有些无谓”。 当时他最倾心的是第三种办法，觉得采用起来“毫无不可”，甚至认为即便有许多人看了不懂，也“可以不必顾虑”。反正新字的创造，主要是服务于那些“青年学生”，不是面向那些“略识之无”和“灶婢厮养”的人的，而“今后正当求学的学生，断断没有不认得外国字的”。这种轻视下层民众，蔑视传统语文的主张，其偏颇和不当之处显而易见。
面对钱玄同1919年2月8日来函的质询，周作人5天后给予了回复。他首先详细解释了自己此前采用“他女”的真实想法。原来，他本人要造这样一个“从女，从他，他亦声”的怪字，乃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面要求翻译上的适用，一面又要顾印刷局的便利，一面又教中国人念着‘他’字，心里想着‘女’字，合成一个第三身的女性人称代名词，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他说明“他女”两字不妨读一个“他”字音，“女”字在此则姑且只视作一个不发音的符号。同时，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这一发明其实自己也不太满意，主要原因“便只在他是眼的文字，不是耳的文字，倘若读音而不看字，便不能了解，实是缺点。至于字形上的不三不四，尚在其次”。
接着，在评断钱玄同前面所提出的三种假定办法的时候，周作人又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自己的做法，承认“他女”这个法子“不能适用”，“非但有些不词，实际上背了代名词的本意了”。 他指出，在中国旧书中也有“生”、“女”如何如何的说法，但那都是用作名词，不能作代名词用，“倘若名词可以兼代名词用，我们要代名词何用呢”？由此推论，他还“想起日本的‘彼女’，也不甚妥当”。实际上，这也等于否认了前面所提到的胡适曾采取的那种办法。应当说，在这个问题上，周作人的确又将有关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
周作人并不赞成直接引进英语中的“She”字和世界语相关字的那种做法。尽管他当时和刘半农一样，热心于注音字母及国语改良，甚至盼望中国最终能采用世界语，但他同时却认为，“新屋未曾造成以前，居此旧屋之人，自不得不将旧屋东补西修”，关键大处自有取法外国之必要，可如果像代词这类砖头瓦片也都要一律取诸海外，就“不免大费手脚”了，他主张还是先在汉字范围内自造些新“怪字”为宜。周氏同时强调，这类代名词“不止翻译上要用，在‘灶婢厮养’写信看书报时，也是必不可少的”。最终，他对于刘半农主张自造代名词“她”字和钱玄同建议的“女它”字，表示均有意义，但又认为这两个字在发音上因都不能与“他”字区别开来，所以也都还不能算是太理想。相比之下，倒是把中国文字中固有的原本表示第三人称的“伊”字拿来限定专用，反而感觉要“更好些”。周作人写道：
“我既然将‘她’字分开，写作‘他女’用了，如用本字，自然没有不赞成的道理。照你说造一‘女它’字，文字学上的理由更为充足，我也极赞成。但这仍是眼的文字，还有点不足；所以非将他定一个与‘他’字不同的声音才好。你前天当面和我说的，‘他’读作ta, ‘女它’读作 to，也是一种方法。我又想到古文中有一个‘伊’字，现在除了伊尹、孙洪伊等人名以外，用处很少，在方言里却尚有许多遗留的声音，我们何妨就将这‘伊’字定作第三身女性代名词，既不必叫印刷局新铸，音与‘他’字又有分别，似乎一举两得”。
周作人的这一意见，随即得到了钱玄同的热烈赞同。在次日的回信中，钱氏进一步补充总结了应当放弃“女它”和“她”字、专门使用“伊”字的几条理由：
“特造‘女它’和‘她’字，而读他之古音如‘拖’，现在仔细想想，这个办法究竟不大好。因为（一）我们一面主张限制汉字，一面又来添造新汉字，终觉得有些不对。（二）从旧字里造出新字，这新字又要读旧字的古音，矫揉造作得太厉害了。（三）非添铸字模不可，恐怕印刷局又要来打麻烦。要免去这三层，则用‘伊’字最好。------我们行文，用定‘他’字代男性，‘伊’字代女性，等到渐渐成了习惯，也觉得彼此决不可通用了。所以我很赞成用‘伊’字。”[4]
如前所述，晚清时已有人进行过以“伊”专译“She”的实践，但是在“她”字出现以后，从不同于“他”字发音的角度自觉选择“伊”而排斥“她”字，确认把“他”字留给男性第三人称专用，并对五四前后文坛学界的有关使用产生重要影响的，周作人和钱玄同二人无疑堪称先驱。只是此后，关于“她”字的讨论，却并没有因为这两位先驱人物暂时取得高度的共识而终结。钱、周二人对“伊”的格外钟情，在一年之后曾一度传染给更多的文人学者，然历史最终的结局，却也并不符合他们排“她”的逻辑与护“伊”的意志。
三、1920年4月以前“她”字的最早期实践
钱、周关于“She”字翻译的对谈发表之后，并没有当即引起其他人的公开讨论。不过，社会上却已经有人接受这一对谈的影响（包括此前周作人1918年8月在译作《改革》前的那段说明文字的影响），开始陆续在女性第三人称单数的意义上，使用起“伊”字和“她”字来了。
以“她”字为例。着名的新文学探索者，如康白情、俞平伯、王统照等人，成为自觉实践该字的最早期代表人物。[5]1919年5月20日，康白情在《晨报》第7版发表的《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的先声》一文中，已两次使用了“她”字。[6]1919年10月，《新潮》杂志同时刊载的康白情的新诗《送客黄浦》和俞平伯的短篇小说《炉景》中，也都分别较早地使用了“她”字；[7]1920年2月，他们二人同时发表在《新潮》上的诗文，如康的新诗《疑问》，俞的短篇小说《狗和褒章》、《一星期在上海的感想》和新诗《别她》，也都同样使用了“她”字。[8]稍早些的1919年12月，俞平伯在《新潮》第2卷第2号还发表长诗《菊》，其中“她”字竟可谓连篇累牍，甚至有点泛滥成灾了（达20个之多），可以想见该诗问世之时，其夺人眼目之程度。1920年元旦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7卷第2号上，也已有人开始用“她”字来表示阴性第三人称单数。
在早期创造性使用“她”的新文学实践者当中，又以俞平伯最值得注意。他肯定是1920年4月以前，也即“她”字在中国引起热烈的争论之前，新文化阵营里最爱使用“她”字，用得最多（内涵相应也最丰富），最自觉坚定、也最娴熟的一个。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他还可能是在小说中最早熟练使用“她”字的新小说家之一，和最早在诗歌中以“她”字题写诗名的白话诗人之一。其小说《炉景》与《狗和褒章》对“她”的使用，都很老到和成功。后者篇章不长，全篇竟使用了40个“她”字，很好地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
较早自觉地以“她”字入小说和诗歌的，还有新文学家王统照。他1919年12月1日在参与创办的《曙光》杂志上，发表小说《她为什么死》，正文通过使用88个“她”字，清晰地叙述了山东曲阜县城一个名叫慧如的女子的爱情悲剧故事，有力地宏扬了妇女解放的新文学主题。《她为什么死》还可能是中国最早以“她”字直接入标题的短篇小说。1920年2月，王统照发表的《忏悔》和稍后一些发表的《是艺术杀了他》等小说里，以及在1920年2月5日发表于《晨报》上的《二十世纪的声》等译诗中，都大量地实践了“她”字的书写。
有人曾断言，“她”字首次入诗，是刘半农那首着名的《叫我如何不想她》，[9]其实这是极不准确的。刘半农此诗作于1920年9月，正式发表已是1923年。即便是从“她”字出现在诗的标题上来看，此诗也远不能说是最早。除了前面提到的俞平伯的《别她》之外，1920年3月12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也曾刊登一首署名金德章的新诗，题目就叫《她么》。全诗如下：
（一） （二）
她么？ 她么？
她嫁了么？ 她离婚了么？
她的夫是一个残暴的野兽么？ 她嫁，是她的兄强迫她的么？
她是二十世纪的新人物，情愿牺牲她毕生的幸福么？ 她现在觉悟，她的兄不反对她么？
她也是完全的一个人，谁敢夺她的自主权？ 她虽然出了苦海，她怎样才能得自由？
唉！嫁的是她么？ 唉！离婚的是她么？
（三）
她么？
她死了么？
她的精神，万分苦痛么？
她是达观的青年，她为了旧伦理而死么？
她奋斗到死，是光荣呢还是屈辱？
唉！死的是她吗？
这首《她么》一诗，以对“她”嫁人、离婚和抑郁而死的想象，表达了对当时中国女性整体的悲惨际遇之同情和独特命运之关切，实在是破天荒之举，给人以别具一格的强烈感受。其中，女性代词“她”字的频繁使用，反复出现，自然而艺术地超越了女人个体，而凸显了“女性”性别的整体意义，表现出“妇女解放”运动的时代关怀。
实际上，尽管刘半农是“她”字的最早创议者，但当上述诸人都纷纷以“她”字入诗作文写小说之际，他却尚处在观望之中。这从他1920年初以前与上述诸人同时在《新青年》、《新潮》等报刊上发表的诗文可知。可以说，在“她”字的实践方面，刘半农还只能算作是一位后进。
那么，最先以“她”字来指代和象征祖国，是不是像有人所想象的那样以刘半农那首着名的《叫我如何不想她》为最早呢[10]？实际上也不是。前面提到的俞平伯那首《别她》中的“她”，就是明确指代祖国。此诗是他赴英国留学之前，书写和表达对于祖国的热爱及其立志从改造自身做起报效祖国的复杂心绪的。笔者以为，《别她》一诗大概也是第一首明确以“她”字指代祖国、专题抒发对祖国深情的诗歌。由于此诗过去并不为一般人所熟悉，这里不妨将其全文引录如下：
别她 （八年十二月去国作 ）[11]
厌她的，如今恋她了； 想躲掉吗？怕痛苦吗？
怨她的，想她了； 我怎敢！
恨她的，爱她了。 我想——我想她是我的，我是她的；
碎的，病的，龌龊的她， 爱我便爱她，救我便救她。
怎不叫人恨，叫人怨，叫人厌。 安安的坐，酣酣的睡；
我的她，我们的她； 懦夫！醉汉！
碎了——怎不补她； 我该这样待我吗？
病了——怎不救她 我该为她这样待我吗？
龌龊了——怎不洗她 我背着行李上了我的路；
这不是我的事吗？ 走！走！快走！！
我说些什么好！ 许许多多的人已经——正在把他们的她治活了。
至于用“伊”字来对译西方的第三人称单数词的做法，如前所述，早在晚清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自觉而较多地开始将“伊”字作为第三人称单数来从事翻译和写作，则大体与“她”字同时。笔者不曾专门考察五四前后“伊”字最早出现的情形，但可以断言，至少从1919年初《新青年》发表那篇讨论“She”字的翻译问题之后，周作人等人便已开始了在女性第三人称单数的意义上比较自觉的“彼”字书写实践了。比如，1919 年11月1日，周作人在《新青年》第6卷第6号上发表译作《沙漠间的三个梦》，其中就非常自觉地在与“他”字相对的意义上使用了“伊”字。1920年4月以前，除《新青年》之外，《晨报》、《东方杂志》、《新潮》等很多报刊上，也都较多地出现了类似的使用。茅盾、胡愈之、叶圣陶等人，则较早地成为此种尝试的着名探索者。
[1] 两文分别载《新青年》6卷1号（1919年1月15日）和《新青年》6卷2号（1919年2月15日）。《学灯》1919年3月21日从《新青年》转录《卖火柴的女儿》时，“他女”被改成“他”字。
[2] 周作人《改革》一文1920年收入《点滴》（周作人辑译、新潮社1920年8月初版，为“新潮丛书”第三种）时，有关“她”字的说明文字被删除了，“他女”也改成了“伊”字。1928年，《改革》收入周作人的译文集《空大鼓》时，同样也没保留下有关“她”字的说明。胡适的《弑父之儿》，1919年收入《短篇小说（第一集）》（亚东图书馆1919年10月初版）时，也删掉了有关“他女”的注释。故朱金顺先生特作《有关“她”字创造的两件史料》（载《绿土》1999年4月第38期），将上述史实公诸同好，以“不使有关文献被历史湮没”。
[3] 如叶绍钧（圣陶）：《这也是一个人》（1919年3月1日载《新潮》第1卷第3号）中，开篇第一句即为：“他女生在农家，没有享‘呼婢唤女’、‘传粉施朱’的福气”。但除这句之后，后面全文遇到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时，却不再出现“他女”，而都是“他”字。这应当是排字问题。至于把“他女”里的“女”字排大的现象，在叶圣陶首次使用“他女”的《女子人格问题》一文（1919年2月1日载《新潮》第1卷第2号）中，即有发生。为了能使阅者见其实在情形，这里不妨引用一段该文：“男子对于女子，只有两种主议【义】，一是设为种种美名，叫女子去上当，自己废弃他女的人格，叫做‘诱惑主义’；一是看了女子较自己庸懦一些，就看不起他女，他不承认他女是和己同等的‘人’，因此就不承认他女的人格，叫做‘势利主义’”。可《春游》等文1922年收入作者的短篇小说集《隔膜》时，文中的“他女”已全被改作“伊”字。故现今一般读其 “文集”或“全集”者，往往不知叶圣陶曾热心使用过“他女”一事。
[4] 以上钱、周对谈的内容皆见《英文“She”字译法之商榷》，载1919年2月《新青年》6卷2号。
[5] 郭沫若1919年至1 920年初所写的一些新诗，如果只看其各种文集、全集，或早年的诗集，很容易误认他当时已经使用了“她”字。如1919年9月29日他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的《死的诱惑》一诗，1920年1月7日、8日 发表在《学灯》上的《别离》和《演奏会上》等诗，诗中原本使用的“他”字，却都一律被改成了“她”字，却并未注明。现有的《冰心全集》（1994年海峡文艺出版社版）亦然。甚至新近出版的《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也有这种情况。如1919年5月1日，傅斯年发表在《新潮》上的《前倨后恭》一诗所使用的“他”字，“全集”就都改成了“她”字。因此研究相关的语言文化问题时，好些今人编的“文集”或“全集”实不足为凭，必须非回到当年他们活动或实践“她”字的“现场”去不可。这无疑给我们的研究增加了难度。
[6] 署名为“康白情投稿”，可见是他自由使用。
[7] 见《新潮》第2卷第1号。
[8] 见《新潮》第2卷第3号。该刊上写明出版时间为民国九年二月（公历），不知何故《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集下册里《“新潮”分类索引》却注其时间为1920年4月1日。待考。另，康白情此时实践“她”字的《疑问》一诗已颇有味道，如该诗“之二”云：“花瓣儿在潭里；人在镜里；她在我底心里。只愁我在不在她底心里？”但1919年康白情将此诗发表在《学灯》上时，用的却还是“他”字。因此这一改动当时颇有“变革”意义。
[9] 周彬：《刘半农与“她”字》，2000年12月20日10：05中新社专稿报道。可见中新网。
[10] 刘半农写作《叫我如何不想她》之初，究竟主要指的是他的情人，还是祖国，曾有疑义。他的女儿刘小蕙在《父亲刘半农》一书中强调：“当时父亲所写歌词中‘她’确实是指我们的祖国而不是一个令人思恋的女友”。它后来被赵元任谱曲，“表达了他们两人对祖国的无限思念之情”。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父亲刘半农》第57页。此书还认为，该诗是“首次将‘她’字引入诗句”。同上，第158页。
[11] 载《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2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