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俞祖华、赵慧峰：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类型及演变格局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自由主义-俞祖华、赵慧峰：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类型及演变格局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俞祖华、赵慧峰：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类型及演变格局
09年3期第97～105页 近代思想界处在歧异繁杂、分化不断、论争接踵的杂然纷呈的状态，即便是在同一思潮内部也在基本取向相同的同时较为明显地呈现了思想的异质性。因此，对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近代思潮作次元类型的分析是很有必要的。已有学者发表有关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类型作过分析。①我们不妨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近代自由主义作些类型分析，并据此归纳自由主义思潮在近代演变的基本格局。
一、学理渊源：西化自由主义与本土自由主义
从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背景与学理渊源的角度，可区分为注重移植西方的西化自由主义与注重发掘传统的本土自由主义。这种区分是相对的，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现代的价值系统，可从传统寻求能与其对接的思想资源，但其核心理念只能是源自西方现代性。而且，任何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都不会单向度地仅从西方或仅从传统吸取思想资源用以建构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只能说是相比较而言“西化”或“本土”的色彩要浓一些。由于西学与传统中可与自由主义对接的思想资源具有多元性，使用较为宽泛的“西化自由主义”与“本土自由主义”两个词汇是合理的。如果再细而分之，“西化自由主义”之下又有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还有如“新古典自由主义”），“本土自由主义”之下有儒家自由主义的方向，也有将道家与自由主义加以联系的方式，当然更多的情况是从包括儒道在内的大传统中发掘同自由主义理念较相契合的思想资源。
（一）西化自由主义
1.近代中国的古典自由主义。一些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家否认近代思想史上有着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存在，他们认为从西方引入的古典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被中国人所误读与曲解，从而导致了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变形、式微与失落。许纪霖指出：“在现代中国，一直缺乏洛克到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这个传统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被殷海光和张佛泉他们注意到，在1949年以前这路传统在中国基本上没什么影响。”②但有的学者认为近代中国有着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如严复持守的就是古典自由主义。胡伟希在介绍了严复提倡建立维护个人自由的法制和政治制度、提倡经济上的放任主义、提倡功利主义价值观、提倡思想与言论自由等方面的自由主义思想后，认为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不是西方理论的翻版，而是他综合了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各派理论之后，结合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条件进行的一种创造。③刘军宁也指出：“除严复之外，儒学中不言利的倾向几乎在中国所有的自由主义者身上概莫能外地表现出来。从而除严复之外还没有其他人更能够配得上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④我们认为，古典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确始终没有成为主流，的确很快衰落、夭折了，但严复、梁启超等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传播与阐发过注重个性活力、尊重私有产权、经济放任主义等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的。
2.近代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许纪霖认为近代中国缺乏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同时指出：“中国的自由主义主要是两路：一路是胡适、傅斯年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另一路则是张东荪和张君劢所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他们都受拉斯基的影响。”⑤19世纪下半叶以后，由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出现了贫富悬殊、阶级矛盾激化的弊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内部出现了从主张放任主义的古典形态到更注重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更强调国家干预的功利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嬗变，还进一步出现了“费边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调整相适应，近代中国的“西化自由主义”也出现了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功利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修正自由主义）的变化。对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的西方思想家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代表杜威，他受其中国弟子胡适等邀请于五四运动前夕来到中国，多次发表演讲阐扬其新自由主义思想。杜威弟子胡适一方面坚持政治上的自由民主，信奉“健全的个人主义”，但另一方面在经济上融入了社会主义思想，忽视经济自由主义，重视社会经济平等。他曾把这种对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的调和称为“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近世的历史指出两个不同的方法：一是苏俄今日的方法，由无产阶级专政，不容有产阶级的存在。一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这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⑥
近代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另一关键人物是傅斯年。傅斯年也主张对资本主义有所批判而对社会主义有所吸收的新自由主义，推崇罗斯福新政与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路线，他说：“自由主义本是一种人道主义，只缘与资本主义结合而失其灵魂。今若恢复灵魂，只有反对发达的资本主义。”⑦他还有一句名言：“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⑧。作为一个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心目中向往社会主义、社会公平，“傅斯年的公平理想，已经超越了传统士大夫的格局，拥有了现代新自由主义的内涵”⑨。
3.近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相对于胡适等人的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对社会主义思想有着更多的吸收，并公开标榜社会主义，也为中国更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接受。这是一种试图调和个人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主张通过更加注重个体自由与社会公正的平衡、通过借鉴社会主义的办法缓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社会民主主义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再实行社会主义，与主张对现存社会制度进行根本变革、把建立社会主义作为现实目标的社会主义思想有深刻分歧，仍属于自由主义范畴。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影响并获得传播，首先是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等人大力宣传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后来又有罗隆基、储安平、潘光旦、萧乾等钟情于张君劢、张东荪式的修正自由主义。他们深受英国两个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罗素与拉斯基尤其是拉斯基调和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对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制度及导致的贫富不均等短处多有批评，主张在中国走第三条道路。
如果再往后追寻，上世纪50、60年代以后对台湾地区的自由主义者及90年代以后对大陆的自由主义思潮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还有“西化自由主义”之下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新古典自由主义虽也常常被简称为“新自由主义”，但它与胡适等人认同社会化与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有别，更认同洛克、斯密等人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前者更认同市场机制、宪政民主等主张。
（二）本土自由主义
1.儒家自由主义。现代史上的一些着名思想家往往既具有传统又具有现代、既具儒家又具有自由主义色彩，因而有时被称为新儒家、文化保守主义者，有时又被作为自由主义者。如杜亚泉、张君劢、徐复观、陈寅恪等人就往往被认为是“新儒家”或“文化保守主义者”，但又被有的学者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杜亚泉的社会政治思想主要取资于英伦自由主义传统，但亦杂糅了社会主义思想；而其文化规则更多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取向。“杜亚泉的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或‘儒家自由主义’，按金观涛、刘青峰的思想史分析范畴，属于清末民初梁启超式公域与私域分殊的‘二元论儒学’范式，其最接近于近代西方的二元论理性主义传统。这种二元论心态和思想范式，为转型时代中国意识形态更替中的过渡形式。杜氏融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于一体的调适思想，颇近于自由与保守兼容的英国式自由主义传统。”⑩张君劢晚年自称“20世纪新儒家”，还与唐君毅、牟宗三等人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告世界人士书》，以弘扬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为目标。但他又是被视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主流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提出了“修正的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的主张。徐复观也是海外新儒家的着名代表人物，他在其新儒学思想中表达了对民主自由的强烈诉求，许多学者包括他的学生杜维明均将其思想定位为“儒家自由主义”。有学者指出：“徐复观既是一个传统主义者，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思想介乎于二者之间，用台湾着名学者韦政通先生的话说，“他是‘以传统主义卫道，以自由主义论政’。”(11)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典型象征意义的陈寅恪，又被有的学者作为学术超越型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从王国维自沉事件上所解读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被认为是对自由主义理念与精神的深刻诠释。
2.道家自由主义。在近代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将道家思想与自由、自由主义加以联系应该说是很常见的。如严复一再强调，“《老子》者民主之治之所用也”，他以注释老庄着作的方式，从老庄思想中挖掘自由主义的传统资源。不过近代史上似很难找到可称之为“道家自由主义”的典型人物。后来在海外、在大陆都出现了广些被称为“新道家”的思想人物，展示了从道家中开发出可与自由主义对接的传统资源的精神方向。如殷海光的弟子陈鼓应既是一位身体力行的自由主义者，他还提出了“道家哲学主干说”，并将道家思想与西方自由的理念结合起来，成为了当代新道家的代表人物。
自由主义是充满歧义且相当开放的思想体系，它从不同文化、不同的思想流派中吸取思想资源，从而在其内部呈现多元的思想取向是很自然的。
二、问题领域：经济自由主义的欠缺与政治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的凸现
在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论重心、关注焦点这一问题上，有学者指出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发展的“硬伤”，即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政治自由主义与文化自由主义，而忽略了经济自由主义。有学者指出：“近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唯理主义、科学主义、平均主义的成分和排斥自由市场经济的特征。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对经济自由主义的系统的忽略。在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谱系中，经济自由主义始终未曾获得与之重要性相称的一席之地。自由主义者们通常对经济问题缄口不语，要么是‘均富’、‘计划’、‘第三条道路’等反经济自由主义的常谈。连胡适这样的大牌自由主义者在谈到经济模式时，也曾对苏俄的计划模式赞赏不已。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几乎清一色是民社派，高扬‘均富’和‘混合经济’的旗帜，称颂被哈耶克斥责为通向奴役之路的东西。这一通病至今未有治愈的迹象，轻视财产权、经济自由和市场经济偏差至今仍未得到匡正。”(12)近代知识界都表现了对自由经济的隔膜和排斥，中国的自由主义主要发生于政治与文化领域。
我们说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存在排斥市场经济的失误与偏差，并不是说经济自由主义完全缺席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事实上，自由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开启之初，严复、梁启超等最初的传播与鼓吹者明确地介绍、表达了反对政府干预、主张放任自由、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让经济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13)。到了民国时期，“自由经济”的思想并不是完全绝迹了。在干预主义、统制经济、社会主义等与经济自由主义对立的主张蔚为大观的同时，“自由经济”仍如涓涓细流潜滋暗长(14)。如1925年，张铭鼎撰文称：“在这自由制度之下，各人不妨本其自私自利的冲动，用着自私自利的手段，向着自私自利的目标去进行。必如是，才有自由竞争的可能；必如是，个人或国家的经济状况，才有发展的希望。”(15)1947年，胡先啸还撰文对“自由经济”加以肯定：“自由经济固有其必然之恶果，但其优点亦不能抹杀。在人类尚未能进至完全大公无我之前，吾人如欲改造国家民族之经济，一方面固须防止自由经济之流弊，一方面又须鼓励人民对于经济之创造性，而不过于妨害其经济活动之自由。”(16)中国民主同盟的政纲也还给“自由经济”留下了一席之地，提出“力求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相配合”，“两者兼顾，取其长而去其短”(17)。
现代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大体上经历了3个阶段：以晚清严复、梁启超为代表，是政治自由主义的奠基与成型阶段；以20世纪20、30年代胡适派学人的“谈政治”与谈人权为代表，是政治自由主义拓展阶段；以1934年国家社会党与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为标志，是政治自由主义组织化实现与走向高潮阶段。
先谈晚清的奠基与成型阶段。严复对政治自由主义奠基的主要贡献有：翻译《群己权界论》，探讨公民自由、社会自由，讨论如何妥善处理个人与社群、社会，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社会约束的关系，提出“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18)。在《法意》按语和《政治讲义》中讨论了政治自由的涵义，其中《政治讲义》中指出：“释政界自由之义，可云其最初义为无拘束、无管治。其引申义，为拘束者少，而管治不苛。此第二引申义，即国民所实享之自由”(19)。在《原强》一文中提出了“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公式，讨论了自由与民主的关系。政治自由主义到了梁启超那里可说已基本成型。他也注意从个体、团体（群体、社群、社会）与国家（民族）三者关系阐明政治自由主义的内涵。他指出欧美自由主义所争者包括四个方面：政治上之自由、宗教上之自由、民族上之自由与生计上之自由。又将政治上之自由分三个方面：“一曰平民对于贵族而保其自由，二曰国民个体对于政府而保其自由，三曰殖民地对于母国而保其自由是也。”（《新民说·论自由》）从另一个角度，梁启超又讨论了政治自由包括个体自由、团体自由与国家自由三个层面：个体自由即“一身自由”、“我之自由”，包括“与众生对待之我，昂昂七尺立于人间者是也”和“与七尺对待之我，莹莹一点存于灵台者是也”（《新民说·论自由》），也就是以独立的人格、独立的个性立于人间，并实现自我的精神自由、意志自由。“团体自由者，个人自由之积也。人不离团体而自生存，团体不保其自由，则将有他团焉自外而侵之压之夺之，则个人之自由更何有也。”（《新民说·论自由》）国家自由即上面所说的“民族上之自由”即“本国对于外国而保其自由”、“殖民地对于母国而保其自由”，也就是在国际政治中争取国家独立自主。西方自由从根本上来说是个体的自由，但救亡成为时代主题的近代中国，自由成为救亡工具，思想重心发生了从个体自由到团体自由、群体自由尤其是国家自由的移位。
接着谈民国前期的发展阶段。这种发展尤其表现在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呼唤民主到自由主义运动的兴起。胡适派学人首先为之、对其而言也属更拿手的是从事自由主义理念与价值体系的思想启蒙，认为必须从新的社会价值取代旧的价值系统入手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1917年夏天胡适回国之初下了20年不谈政治的决心，但随着文化自由主义被更呈强势的政治自由主义取代，他开始“谈政治”。此后，在其自由主义言说中，政治自由就占据了更突出的位置：他先是于20年代在《努力周报》上谈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要依靠一个“好人政府”，提出“好政府”要有两个涵义：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在1929年至1931年，胡适、罗隆基等“新月社”部分成员组成“平社”，以《新月》为阵地，发表《人权论集》，发起了颇有声势的“人权运动”，强烈要求宪政民主人权，猛烈批判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危及个人起码的自由权利。
再谈政治自由主义组织化实现与走向高潮阶段。1934年秋国社党的成立标志着自由主义开始以组党的形式实现组织化，但“一直到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成立，意味着自由主义组织化的正式实现，也为大规模的自由主义运动提供了领头羊和建制的保障”(20)。此后，民主党派纷纷成立。自由主义运动以更大的声势与规模兴起，如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与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三条道路”。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言人胡适也于1940年代后期开始从政治的角度入手较系统地思辨自由主义的学理与架构。他在1948年8月6日发表的《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中指出，“东方的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的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21)。谈到了拥护民主、容忍反对党、和平改革等政治的自由主义应该包含的意义。1948年9月4日，胡适在《自由主义》一文里对自由主义的政治含义作了概括：“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改革。”(22)这四层意义谈的全是政治自由主义。1948年10月5日，他发表《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演讲，讲到：“中国历代自由最大的失败，就是只注意思想言论学术的自由，忽略了政治的自由。所谓政治自由，就是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否则一切基本自由都是空的。”(23)他讲到过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的关系，指出“牺牲政治自由而得到经济自由的，历史上未有先例”(24)。其关注重点仍是政治自由对经济自由的保障。
文化自由主义主要是以下脉络：一是思想启蒙中的自由主义传统，它往往发生在政治自由主义、政治变革受挫之后。戊戌变法失败后，有严复对古典自由主义名着的翻译与梁启超的启蒙宣传。辛亥革命失败后有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对自由主义的倡导。1940年代“中间路线”的政治自由主义受挫后，也泛起过文化自由主义的余波。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张东荪发表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声称：“政治的自由主义在今天廿世纪已是过去了”，“而文化的自由主义是人类文化发展上学术思想的生命线。中国今后要吸收西方文化，进一步要对于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更不能不特别注重这个自由”(25)。二是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中的自由主义传统。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严复就是一个近代史上着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到了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方针，成为自由主义在现代教育中实施的典型代表。此后，胡适、蒋梦麟、傅斯年等继任的校长在接续、光大着北京大学的教育自由主义传统。在北京大学之外，也有人为自由主义教育而呼唤，如清华大学的罗家伦、梅贻琦、翁文灏、蒋廷黻、潘光旦等也是现代史上自由主义教育的大力提倡者与践行者。三是文艺中的自由主义传统。周作人、徐志摩、沈从文、林语堂等人以文艺形式表达对自由理想的追求与面对现实时理想失落的失望，并将对美的追求与对自由的追求结合起来，强调艺术的生命在于自由，强调艺术要充分展示、抒发个性，艺术形式要不拘一格。四是现代学术中的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标榜的“学术超越型自由主义”。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政治高压态势下文化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最后坚持、最后底线，面对无情的现实他们只有在书斋里、在心灵深处、在象牙塔、在思想史的边缘中隐晦地表达着自己的理想、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并以特有的方式做力所能及的抗争。
三、问政方式：介入型、组党型、议政型与疏离型
从与现政府、现行政治体制、与权力中心的距离与关系入手，把自由主义者分成观念的自由主义者与行动的自由主义者两大类，是符合近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实情的，但我们不妨再细化一些，把对“直接参政”感兴趣的行动型自由主义分为认可、容忍、融入现政府、现有政治秩序的介入型与同样热衷于“直接参政”但与当局互别苗头、另组政党、另走“第三条道路”的组党型，把拒绝“直接参政”的观念型自由主义者细分为热衷于舆论干政、办报议政的议政型与“参透”政治因而与政治保持距离的疏离型四类。
1.介入型自由主义。现代史上先后有一些西化程度较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接受当局征召入阁，如北洋政府时期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北洋时期与国民政府时期都曾参政的丁文江，国民政府时期的翁文灏、蒋廷黻、傅斯年，还有纳入新中国政治体系的费孝通等。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三人都曾于1922年5月14日在《努力》周报第二期上发表的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宣言上签名，他们认为“好人”不能自命清高，要出来和恶势力作战，批评政治、干预政治、改革政治，只有这样政治才能清明。1922年9月19日，王宠惠署国务总理获得组阁机会，罗文干、汤尔和署财政总长与教育总长，只是“好人政府”很快失败。他们对自由主义政治的美好理想与浪漫激情，他们对书生问政的自负与乐观，他们对军阀、官僚的期待与幻想，很快被现实政治击得粉碎。汤尔和后来通过胡适对《努力》的同人说：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吧。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是另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吧。丁文江也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他在“好人政府”的实验失败后，仍对知识精英参政抱有兴趣，后于1926年就任淞沪总办，1934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地质学家翁文灏于1935年末出任南京政府行政院秘书长，于1948年当上了中华民国“行宪内阁”首任行政院长。蒋廷黻曾执教于南开、清华，以治史尤其是外交史闻名，编着有《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等，出任过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1935年接受蒋介石征召入阁一直到退休均担任国民党政府公职。翁文灏1935年末出掌行政院秘书长时，社会学家吴景超也到该处任职。他们出山时胡适将丁文江的《麻姑桥晚眺》抄录给翁、蒋、吴三人，诗云：“红黄树草争秋艳，碧绿琉璃照晚晴；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表示：“绝对相信你们出山要比在山清”，但更希望他们作一个敢于“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以宾师自处，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26)。“好人政府”很短命，翁文灏的内阁也是昙花一现。这些问政书生多能做到“出山要比在山清”，也多能坚守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道德人格，但不能指望通过参加某一政治集团的政治运作而实现其政治理想，对此他们多少还是心里有数的。作为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进入了政府，但还是与政治权力保持着某种距离或在官场中保持一定程度的特立独行，如翁文灏曾对蒋介石的征召坚辞不就，傅斯年也曾表示：“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27)
2.组党型自由主义。晚清与民国初期，梁启超等人就对组党很感兴趣。1907年10月，他在东京建立“政闻社”以期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因受到清政府查禁而宣告解散。民国初年，他更是强调政党对政治走向正轨的重要意义，在其《中国立国大方针》中表示：“以吾所逆计，则中国建设事业能成与否，惟系于政党。”(28)他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为希望与国民党并立的进步党。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曾出任司法总长。民国时期组党参政型自由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人物张君劢于1906年11月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自此与梁氏形成亦师亦友的关系。梁启超组织政闻社时，张君劢即积极参与，并在其机关刊物《政论》上发表《国会与政党》等文鼓吹政党政治。1927年，梁拟组织一松散的组织以作为组党的准备，张主张其直接组党。1932年，他与张东荪、罗隆基等在北平秘密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创办《再生》杂志；1934年国社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他被选为中央总务委员兼总秘书。国社党的成立，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以组织反对党的组织化形式推进自由主义运动的开端。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国内政局的发展为组党型自由主义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大好时机。在此背景下，先是“统一建国同志会”于1939年11月在重庆成立，后于1941年3月发展为与国、共之外的第三大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随后，民主党派纷纷成立。
3。议政型自由主义。这类人物以胡适、储安平为代表，他们关心政治、议论政治，提倡民主自由价值与民主政体，反对专制主义与独裁专制，但不参加政府，不组织或参加政党，拒绝直接参政，力图以自由独立的身份、超越党派的姿态与民间议政的方式对政治发挥影响，力图通过思想启蒙与舆论干政引导中国政治向自由主义的理想发展。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但在1919年6月接办《每周评论》后由于腐败政治与“新”分子高谈主义的刺激“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29)，不久创办了提倡政治改造的《努力》，倡导“好政府主义”。但他选择了不直接参政而是在野议政的方式。1922年6月，他在《政论家与政党》一文中提出，“今日最大的需要决不在政党的政论家，而在独立的政论家”，独立的政论家“只认社会国家，不认党派；只有政见，没有党见”，他们通过造舆论与造成多数的独立选民，“身在政党之外，而影响自在政党之中”(30)。1929年底，他在《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中表示：“我们都没有党籍，也都没有政治派别。我们的唯一目的是对国家尽一点忠心。所以我们的政治主张不用任何党义作出发点。……我们不想组织政党，不想取什么政党而代之，故对现在已得中国政治权的国民党，我们只有善意的期望与善意的批评。”(31)胡适置身于党外，也拒绝参与政府。1930年代初，汪精卫请过胡适做教育部长，胡适没有答应。1947年1月5日，蒋介石在与傅斯年的谈话中提出要胡适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对胡适的志向有所了解的傅斯年当即就为胡适拒绝了：“我当力陈其不便：自大言者，政府之外应有帮助政府之人，必要时说说话，如皆在政府，较失效用；即如翁咏霓等，如不入党，不入政府，岂不更好？他说，并不请先生入党。我说，参加政府亦同……自小言者，北大亦不易办，校长实不易找人，北大关系北方学界前途甚大。他说，可以兼着。我说不方便，且不合大学组织法。他说不要紧（此公法治观念极微）。如此谈了许久，我反复陈说其不便，他未放松。我答应写信通知先生，详述他这一番好意。”(32)胡适回信表示：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才不愿入政府的理由，“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做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这个时代，我们做我们的事就是为国家，为政府，树立一点力量。”(33)蒋介石又通过王世杰劝其参政，胡适也致信表示不能参加政府，“我不愿意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34)。胡适派学人希望以“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不依傍任何党派，以公正的立场与公平的态度根据自己对社会进步与世界大势的理解向社会发言。胡适在《独立评论》创刊“引言”中说：我们叫这刊物作《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储安平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创办刊物的方式民间议政的另一典型性人物，他在1940年代后期创办了《客观》与《观察》两个刊物，其撰稿人多为有自由思想而保持超然地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力图以自由、民主观念影响政界、影响社会，力图以自己的价值理想与知识分子的良知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自由评说。他表示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这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有张申府等。
4.疏离型自由主义。由于对腐败政治的厌倦与憎恶，由于现实政治与自由主义理想的距离，由于组织化、官场规则与个人主义理念的差距，由于对现实的困惑与理想幻灭的迷惘，使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采取了疏离、抵触、拒绝与反叛政治，而在文化学术领域坚持独立立场、守护思想、学术与艺术自由的独特方式。这种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姿态，保持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的理性批判立场。沈从文一生游离于政治之外，坚持“作家不介入分合不定的政治”，明确“反对作家从政”，未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未加入民盟，未加入中国共产党，也不加入什么“反动”或“进步”的文学集团，对任何党派、组织都保持着戒心，老担心和政治有关联，怕受人利用。他主张作家的艺术世界要与时代、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要超越政治，超越党性，其艺术创作潜心于表现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的人性之“常”。他们并非不懂政治，而是看透了政治并回避、厌倦、厌恶政治；他们并非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而是因为现实世界让其充满了失望；他们并非不期待自由政治，而是因为他们看到政治自由离得太远而只能选择静默、冷眼旁观或在自己的学术世界、艺术世界守住理想。被谢咏称为《观察》时期回避政治的典型人物钱钟书，自称是“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他一共给《观察》写过5篇文章，其中还包括他给储安平的一封信，其他4篇文章的题目是《说“回家”》、《补评英文新字词典》、《游历者的眼睛》和《杂言——关于着作的》，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这些文章是远离政治的随笔。被胡伟希作为学术超越型自由主义象征性人物的潘光旦、陈寅恪也属这一类型。
四、近代自由主义的演变格局
在分析了近代自由主义类型后，不妨进一步梳理一下这一思潮在近代中国演变的基本格局。从思想来源的角度看，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主体是西化自由主义，西化自由主义内部则有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演进过程；但也有思想家相对来说更关注从本土的思想资源中挖掘类似于西方近代自由思想的元素，由此可归宗于儒家自由主义等名目。从关注问题的角度，中国近代自由主义主要发生在政治与文化领域，经济自由主义较为薄弱。从问政方式的角度，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派学人”的民间议政型自由主义与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民主党派领导人的组党型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参政型自由主义与疏离型自由主义则处在社会舞台与思想史的边缘，显得影响有限。
第一，自由主义本质上是外来思潮、近代思潮，而不是本土思潮、传统思想，因此，从学理渊源的角度看，近代自由主义的主流是西化自由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提起近代自由主义，我们首先会想到严复、胡适，想到欧美派知识分子，想到他们的西方老师穆勒、杜威、拉斯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多赞成西化甚至“全盘西化”的主张。在西化自由主义中，由于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潮的发生发展正处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内部发生重要调整时期，也相应地发生了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演进。严复所引介与阐发的古典自由主义很快衰微，逐渐被新自由主义的声浪淹没，始终没有能成为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主流。到了梁启超，已明显感受到从主张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到主张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的调整趋势。20世纪初，他对自由主义的演变作过如下总结：“大抵中世史纯为干涉主义之时代；十六七世纪，为放任主义与干涉主义竞争时代；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上半，为放任主义全胜时代；十九世纪之下半，为干涉主义与放任主义竞争时代；二十世纪，又将为干涉主义全胜时代。”(35)反对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主张通过政府干预保障社会福利、推进社会正义、亲和社会主义，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基本共识，尤其是社会民主主义成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主流。在本土自由主义中，儒家自由主义相对比较成熟，有自己的象征性人物；道家自由主义只能说是呈现了这种思想方向，至于出现像陈鼓应这样将道家与自由主义加以联结的新道家或道家自由主义是后来的事情。
第二，在近代中国，经济自由主义极为薄弱，而相对来说比较发达、比较有声势的是政治自由主义与文化自由主义。不能说经济自由主义完全缺席于近代中国，但在严复以后的确很少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经济自由主义立论，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只是思想史中的涓涓细流。“政治自由”则是近代自由主义者所热衷与关注的，他们提出了“政界自由”、“好政府主义”、保障人权、“修正的民主政治”、“容忍反对党”等主张与政纲，组织了政闻社、国社党、中国民主同盟等组织与政党，出版了《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再生》、《客观》、《观察》等议政报刊，还发起了立宪运动、好政府主义、制宪救国、人权运动、民权保障运动、民主宪政运动等自由主义性质的政治运动，更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三条道路”中使政治自由主义达到了高潮。除了疏离型自由主义采取了冷眼旁观的立场外，其他类型的自由主义者都把争取自由民主、把建立英美式的民主国家作为不懈追求的理想，如胡适虽以在野、在党外为志，以从事思想文化的启蒙为重点，但也很关注政治自由。1948年9月，他在《自由主义》一文中说：“我们现在讲的‘自由’，不是那种（中国式的）内心境界，我们现在说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这就是政治自由。“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胡适指明：“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改革。”他提到“容忍”时，特别指出“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向来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被压的人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却渐渐养成了一种容忍异己的度量与风气。”近代文化自由主义的涨落与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消长密切相关，如戊戌变法后的启蒙思想、辛亥革命之后的新文化运动、解放战争时期政治自由主义退潮后的文化自由主义余波等。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教育自由主义和现代学术、艺术领域的自由主义也形成了自己薪火相传、清晰可鉴的发展脉络。
第三，组党型自由主义与议政型自由主义构成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参政型自由主义与疏离型自由主义备受诟病且对自由主义思潮与自由主义运动的发展影响有限，尤其是疏离型自由主义是处在社会舞台与思想史的边缘地带。在晚清的自由主义发轫期，梁启超作为强学会、政闻社的主要组织者与严复作为《国闻报》的创办者、主笔，分别成为组党型自由主义与议政型自由主义的开拓性人物。民国时期，张君劢、张东荪、罗隆基等人通过组党参政，在现代政治舞台与自由主义发展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民间议政型自由主义者通过创办《国闻报》、《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和《观察》等刊物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总体上看，在20世纪20、30年代以胡适为精神领袖的民间议政型自由主义者，在自由主义发展史上起着主导作用；1940年代后大规模的自由主义运动才风起云涌，以张君劢、张东荪、罗隆基等为代表的组党型自由主义以更大的声势活跃一时。
总之，近代自由主义的精神传统值得认真加以反思与总结，对不同类型的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精神追求与人格操守都需要予以同情的理解与深入的领悟，即使是被归类为“疏离型自由主义”、当年处在边缘的自由派学人，对后来者来说，他们的思想与人格也有其独特的魅力。
注释：
①论及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类型的论文如胡伟希：《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基本悖论详述》，《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胡伟希、田薇：《中国自由主义的基本类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许纪霖：《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年第8期；许纪霖：《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遗产》，《开放时代》1998年第4期；刘荣华、乐晓辉：《裂变中的抉择——对1946至1949年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观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张汝伦：《“第三条道路”》，《读书》1999年第4期，等等。）
②许纪霖、谢宝耿：《置身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知识分子研究》，《学术月刊》2003年第8期。
③胡伟希：《中国自由主义之父——严复》，《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④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02页。
⑤许纪霖、谢宝耿：《置身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知识分子研究》，《学术月刊》2003年第8期。
⑥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胡适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7页。
⑦傅斯年：《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大公报》（重庆），1945年4月29日。
⑧傅斯年：《出入史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9页。
⑨许纪霖：《一代豪杰傅大炮》，《万象》2000年第3期。
⑩高力克：《调适的启蒙传统》，《二十一世纪》2002年6月号。
(11)许纪霖：《重建知识与人格的立足点——徐复观的知识分子论调》，《学术月刊》2003年第8期。
(12)参见刘军宁：《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之前言《北大传统与近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
(13)笔者另文《放任与干预的困惑：近代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声与变调》（《河北学刊》2008年第2期）论述了近代经济自由主义。论述严复经济自由主义的文章可参见俞政的《论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冯英的《析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黑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等文，论述梁启超经济自由主义的文章可参见李秀芳、石培玲的《梁启超自由主义经济观探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等文。
(14)参见黄岭峻：《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钩沉》，《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15)张铭鼎：《我之“人类的自私”观》，《民铎杂志》1925年第6卷第2号。
(16)胡先啸：《经济之改造》上，《观察》1947年第1卷第20期。
(17)《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84-85页。
(18)《群己权界论·译凡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页。
(19)严复：《政治讲义》，《严复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87页。
(20)许纪霖：《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年第8期。
(21)胡适：《自由主义是什么》，《胡适全集》第2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27页。
(22)胡适：《自由主义》，《胡适全集》第2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40页。
(23)胡适：《自由主义在中国》，《胡适全集》第2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53页。
(24)胡适：《当前中国的文化问题》，《胡适全集》第2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49页。
(25)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观察》1948年第4卷第2期。
(26)胡适：《致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见《胡适全集》第2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88-289页。
(27)《傅斯年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页。
(28)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16页。
(29)胡适：《我的歧路》，《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67页。
(30)胡适：《政论家与政党》，《胡适全集》第21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3-275页。
(31)胡适：《政论家与政党》，《胡适全集》第21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81页。
(32)《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71页。
(33)胡适：《致傅斯年》，《胡适全集》第25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0-221页。
(34)胡适：《致王世杰》，《胡适全集》第25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6页。
(35)梁启超：《自由书·干涉与放任》，《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