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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江南经济：自然环境作用的一个典型

“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笔谈”之二
方 行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江苏、浙江两省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等八府和太仓州，具有大致相同的自然环境，形成为一个经济区，即通常所说的江南地区。
自然环境，从经济史来看，是与人类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自然条件。江南地区自然环境优越，地势平坦，平原辽阔。江海环抱，湖泊河港纵横，水资源丰富。亚热带气候温和润湿，日照充足，无霜期长，雨量充沛，土壤肥沃，非常适合农作物的生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江南地区沿江沿海的高田地带，地势高仰，多沙质土壤，具微碱性，适宜种植耐旱并有抗碱能力的棉花。太湖周围的低田地带多水，其保肥能力强的壤质粘土，适宜种植桑树，其中性壤土适宜种植喜湿的水稻。
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及其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农业分工的自然基础。稻、棉、桑遂成为农作物种植的最佳选择。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发展的影响，“是一种可变的量”。①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与其作用的大小呈负相关。在清代生产力的条件下，自然环境还具有强大作用。人们只能适应和利用自然环境，以充分获取它所提供的自然生产力。江南人民遂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以尽量发挥土地的潜力。
首先是扩大棉田与桑地，以进一步适应生态条件，优化农业布局。
明代江南农民因地制宜，发展粮食、棉花和蚕桑生产。明中叶后，已形成如下格局：“高者麦，低者稻，平衍者则木棉桑枲，皆得随宜树艺，庶乎人无遗力，地无遗利，遍野皆衣食之资矣，此百世经常之大利也”②。江南农民就在明代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大面积改稻田为棉田，改粮地为桑地。常熟县的东高乡，雍正间，“种棉十仅四五”，到乾隆间已“种棉渐多于稻”③。道光间，太仓州及所属镇洋、嘉定、宝山等县，已是“种稻之处十仅二三，而木棉居其七八”④。而浙江嘉兴府的旱地，明万历时为42万余亩，至清嘉庆间，增为55万余亩，大都成为桑地。江南地区的沿江沿海遂成为以棉为主或棉稻并重的棉稻产区，太湖南部成为以桑为主或桑稻并重的桑稻产区，太湖北部成为以稻为主的水稻产区。甚至在地跨高田地带与低田地带分界线上的各县，如武进、常熟、昆山、桐乡等县的农作物种植也沿此线而泾渭分明①。
其次，发展农业生产技术。
清代江南农民在农业生产上，投入更多劳力，发展了深耕、套耕等精耕细作技术；又增加用肥，发展了垫底、接力等合理施肥技术。他们种田治地，施用粪肥、河泥、绿肥、豆饼等肥料。种桑种棉的用肥更多于种稻。用肥增多，促进了肥料的商品化。绿肥种子和豆饼通常都需要购买。经营地主和富裕农民购买粪肥的渐多。《沈氏农书》曾记载到平望镇买“磨路（牛粪肥）、猪灰（猪厩肥）”，到“近镇买坐坑粪”，还要从桐乡“必往杭州”买人粪，等等。饼肥肥质优良，效力大，使用方便，施用饼肥已经很普遍。据《沈氏农书》、《浦泖农咨》和《租核》等书提供的资料估算，明末至清后期经营地主与富裕农民每亩土地用饼肥的货币支出，约增加二倍多。劳动集约型农业向资金集约型农业转变开始显露苗头。清代以“粪多力勤”为特点的农业技术体系，就是在江南农业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明末清初提出“凡种田固不出粪多力勤四字”的《补农书》（包括《沈氏农书》）实为其奠基之作。包世臣更具体地以粮食为例，诠释了其增产效果：治田“加粪一遍，则溢谷二斗；加做一工，亦溢谷二斗”。②清代江南地区种粮、种棉、种桑养蚕的农书很多，这些都是农民生产经验的结晶。农业技术的发展，正是当时生产力条件下，自然条件得到良好利用的集中体现。
经过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棉花和蚕桑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生产者如果就地取材，从事棉纺织业和丝织业，就可以节省经过市场环节的各种费用，降低成本。农民如果以自己生产的原料进行加工，更可获得种植经济作物的收益，减少原料费用。许多农民就是“植棉以始之，成布以终之”。《沈氏农书》也说，农民织绢，“若自己蚕丝，利尚有浮”，都是说的这个道理。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棉织品与丝织品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手工业品。它们都是衣着材料，特别是棉布更是广大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它们都有广阔的消费市场。充分利用原料资源的巨大优势，发展农产品产业化，就成为江南人民必然的经济选择。棉纺织业和丝织业都是传统经济中的重要产业，二者得一，就足以“通商贾，致富饶”，而今得到自然界恩赐，竟使二者都作为支柱产业，并行发展。
棉纺织全为农民家庭手工业，在棉、粮产区，“比户纺织”。在蚕桑区，也有大量农民从事纺织，棉纺织在江南地区普遍发展。有些农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谋生之方已不专仰于田亩”，棉纺织已从副业发展为主业。他们既不离乡，又不离土，就地实现了专业化或半专业化生产。
棉纺织的发展，带动了生产工具和染整加工的专业化，延长了产业链。纺车、绽子与布机，各城镇均有生产，青浦县的“金泽锭子谢家车”最负盛名。棉布漂染有蓝坊、红坊、漂坊、杂色坊等分工。踹布原附设于染坊，入清后染踹分离，各自成业。染坊、踹坊大都设于城镇，苏州最为集中，雍正间，有染坊450余处，染踹工匠“总计二万余人”①。
蚕桑区有大量农民从事丝织，俗称“乡机”。有些从事丝织的农民，“田功半荒”，生产也已专业化或半专业化。众多丝织机户则集中在盛泽、南浔、濮院、双林、黄溪等市镇和江宁、苏州、杭州等城市。个体机户“皆自织”，只使用家内劳动力。大多数机户拥有较多织机，雇用机匠生产，属手工作坊。清代前期江南城乡民间织机共约八万台，比明代后期最多不过一万五千台大大超过。盛泽镇“中元夜，四乡佣织多人及俗称曳花者约数千计，汇聚东庙并升明桥，赌唱山歌”②，雇工人众，可见一斑。丝织机具的制作也已专业化，江宁即有专门制售机具的机店，梭店、筘店、籰子店、绺梭竹器店等，多属前店后厂。绸绢的染整有染坊、踹坊、练坊。濮院镇的练坊，即有“佣者数十人，名曰练手”③。
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呈现出农民家庭手工业从副业向主业发展的趋势，城乡手工业呈现出从家庭劳动向雇佣劳动发展，从个体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在江南地区，特别是在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中，表现最为显着。这是农产品产业化发展的结果，也是农产品产业化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江南地区终于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绸缎生产基地和棉布生产基地。
生产创造需求，需求拉动生产。江南地区所产棉布和棉花，绸缎和蚕丝都开辟了广阔市场。对这些商品的产量和商品量，学术界都做过许多估算，但由于数据稀缺，何者更接近实际，难以评定。而前人所作的描述，也能往往给人以一种具体印象。棉布因北方织布兴起，秦晋市场收缩。但仍然保有北至山东，中通江淮，南至福建的地域，并开辟了东北广大市场。嘉庆时人说：“冀北巨商，挟资千亿，岱陇东西，海关内外，券驴市马，日夜奔驰，驱车冻河，泛舸长江，风餐水宿，达于苏常，标号监庄，非松不办”①。太仓州棉花质优价贵，而“北土之吉贝贱”，故江南输入北方的棉花，而卖出太仓棉花以获取比较利益，闽广商人每年从太仓州购买的棉花，“无虑数十万金②”。
绸缎的销售面更广。乾隆时杭世骏说，杭州“饶蚕绩之利，织纴工巧，转而之燕之齐之秦晋、之楚、蜀、滇、黔、闽、粤，衣被几遍天下”③。而南京绸缎，也是“北趋京师，东北并高句丽、辽沈；西北走晋绛，逾大河，上秦雍、甘凉、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越五岭、湖湘、豫章、两浙、七闽；沂淮泗，道汝洛”④，实无远不至。江西织葛，福建纱绢，山西潞绸，广东粤缎，均需掺用湖丝。“湖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铄，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⑤。
丝和以南京布为品牌的棉布，都是重要出口商品，仅次于茶叶居第二、第三位。它们都主要是江南地区的产品。直至19世纪3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始终居于出超的优势地位，大量白银内流，也活跃了城乡经济。
江南地区棉纺织业和丝织业的发展，是在传统经济条件下，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农产品产业化工程。它把种植、加工和流通有机结合起来，扩大生产规模，延长产业链，增加商品供应，提高经济收益，使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都得到协调发展。正如包世臣所说：“松太两属，方壤不过二百里，岁供编银百余万两，额漕六十余万石”。“而今数百年来，红粟入太仓者，几当岁会十二；朱提输司农者，当岁会亦且二十而一。而士民仍得各安生业，称东南乐土”，就是因为“凡所取给，悉出机杼”的缘故①。钱泳进一步指出，“以苏、松、常、镇、杭、嘉、湖、太仓推之，约其土地无有一省之多，而计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赋税，为国家之根本也”②。他们都充分肯定了这种农产品产业化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在一个面积4.3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之内，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竟能满足国内外从初级产品到最终产品如此巨大的商品需求，在工业革命前的世界历史上，无疑是罕见的。
江南地区不但有优越的自然环境，还有优越的人文环境。从经济史来看，人文环境就是与人类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社会条件。它也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对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能动作用。社会条件主要是政治条件与文化条件，或者说是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自然环境是自然形成的，人类无能为力，而人文环境却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优越的自然环境，导致经济发达；经济发达又会导致文化繁荣。优越的文化环境归根溯源，实际是优越自然环境所派生的。清代江南地区人文蔚起，人才辈出，形成优越文化环境，对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江南地区的人文蔚起，集中通过科举效应显现出来。据清代进士题名录统计，清代共录取进士26815人，江南地区即占4013人，占14.05％。其中苏州府有658人，占全国进士总数的2.8％③，居全国各府之冠。清代状元共114人，江苏有49人，苏州也多达24人④。其他如举人、秀才比比皆是。
江南地区书院家塾林立，读书喜学成风。读书人越多，知识分子的基数越大，科举中式率就越高。这是需要教育文化投资的。科第层次越高，教育社会成本就越高，教育个人成本也越高。所以沈尧说，“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⑤。此话虽有些片面，但也说明了文化发展，需要经济的支撑。
“学而优则仕”，读书人总是会进入仕途做官，高科第的人更是要做大官。江南地区尚书、侍郎之类的大官连袂接踵，知府县令之流更如麇集。他们丰厚的宦囊收入（包括俸禄与赃银），都会带回原籍。一部分购买田地，“以长子孙”，所以江南地区缙绅地主最多。另一部分则投入消费。江南商业发达，他们遂和商人一道，形成一个庞大的高收入群体，也是一个庞大的高消费群体。他们“好亭馆花木之胜”，大造豪宅与园林。“以讲求饮食闻于时”，“一席之盛，至数十人治庖”。又讲究衣饰，“戴貂衣绣，炫丽矜奇”，以至“四方重吴服”。“吴人好游”，“游必画舫、肩舆、珍羞、佳酿、歌舞而行”；富室朱门更在风景名胜之区“竞为胜会”。所以当时人说，“吴俗奢靡为天下最，日甚一日而不知返”①。
物质产品的消费需求，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富人“彼以梁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②，就说明了缙绅地主和商人的消费需求，又会形成另一个拉动商品生产的巨大力量。这种属于本地的消费需求，与前述属于外地的消费需求，是相辅相成的。它不但促进了棉、丝、棉布、绸缎的发展，更促进了果蔬、水产、禽畜等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酿酒、榨油、印刷、铁器、建筑材料、金玉器加工等手工业的发展。
还值得提出的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商业和为生活服务的服务业日益繁盛。如在苏州，“洋货、皮货、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座，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③。“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此语虽出自宋朝，实已是一代强于一代。
生产和流通的发展，也必然要求为生产和流通服务的服务业得到发展。如果说为生活消费服务的服务业，宋代开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到了清代，为生产和流通服务的服务业更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牙行、典当分布之广，网点之密，经营规模之大，其他各地均望尘莫及。如湖南典当业资本，“一岁之出入，不及两江十之一二”①。典当从整体上说，主要是为生活服务的金融业，但也有为生产和流通服务的一面。从明末开始，江南典当开展了米麦花豆丝质当业务，它的后一种性格遂更为彰显。如江西巡抚汤聘说，有些商人“恃有典铺通融，无不乘贱收买（米谷）”，“随典随收，辗转翻腾”，以囤积居奇。“每年遇蚕丝告成，及秋底棉花成熟，此等商户一如收当米谷之法，恣胆张罗②”。浙江巡抚方观承说，有些农民在蚕丝价贱时，也“以典当为待价缓售之计③”。又如苏州、上海等地原为专事兑换银钱的钱庄，从乾隆始，逐步开展存放款和汇兑业务，并发行信用货币。在常熟，乾隆嘉庆间，已“广用钱票”，即乡镇小店也“竞出百文钱小票通用”④。现代金融业基本职能的萌发，江南实开风气之先。
长江、大运河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洋航运的发展，尤引人注目。四川、湖广、江西的米谷经长江输入江南，北方的豆麦杂粮梨枣经大运河输入江南，闽粤的食糖蓝靛经南洋海运输入江南，关东豆麦经北洋海运输入江南，数量都很巨大。如“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⑤。而从长江来的米谷，据许多学者估算都在1500万石以上⑥。江南产品也要经过这些航路外运。鸦片战争前，我国商运路线的东西干线、南北水陆联运干线，以及沿海航线，都已具有近代规模，鸦片战争后不过是以轮船代替木帆船而已。在航运业的发展中，江南与各地物资交流其功至伟。
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全面而协调地发展，是社会分工和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反映，这是江南又一个重大的经济成就。
在传统经济中，生产工具简陋，劳动者是生产力中发展生产的决定性因素。优越的文化环境也有利于劳动者素质的提升。明代周忱说过，“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其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⑦。清代也有人说，“吴中人才之盛，实甲天下，至于百工技艺之巧，亦他处所不及①”。而广大的农民，也是“苏民精于农事”②。这也有利于实现人的能动性与自然界能动性的良性互动。
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可以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大体相同的地区呈现出差异性。江南地区得天独厚，终于脱颖而出，成为当时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它是自然环境、文化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也是环境进入历史的一个典型。
江南地区通过发展棉、丝、棉布、绸缎生产，与全国各地建立了广泛的经济联系。从江南赋税占全国之半和北洋商船往往回空，可见其区域间贸易实处于一种出超和顺差的优势地位。吴承明教授认为，“这种不平衡正是江南发展的主要制约。只有外区经济发展，江南在能源、原材料和粮食上得到保证，它才能进一步发展。”③外地区也应当像江南一样，充分利用本地的自然条件，发展优势产业，生产比较成本相对有利的产品，实行专化分工，然后通过交换，优势互补，在地区之间建立起一种整体的经济均衡，以互利共赢。这才是外地区经济发展的出路所在，也是江南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出路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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