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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钱大昕的舆地学贡献(首发)
华 林 甫
清人着述之体,有叙述、议论、考证诸形式,叙述见体系而为学恐不深,议论显观点而嫌证据不充分,惟独考证于史实、逻辑、观点兼而备之。故学风朴实之有清一代,考证之学诚为发达。其中,舆地之学蔚为大观,考据学大师钱大昕乃其中之佼佼者也。
钱大昕字晓征,一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雍正六年正月七日(1728年2月16日)出生于太仓州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望仙桥河东宅。乾隆十六年(1751)特赐举人,三年后考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一统志》纂修官、詹事府少詹事、广东学政等职,晚年长期执教于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嘉庆九年十月二十日(1804年11月21日)卒于苏州紫阳书院,享年77岁。他“深于经史之学”,“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被后人视为“开国以来尉然一代儒宗”[1]。
钱大昕在舆地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主要集中在他的着作如《潜研堂文集》、《廿二史考异》、《三史拾遗》、《诸史拾遗》、《十驾斋养新录》、《十驾斋养新余录》、《<通鉴注>辨正》等着作中。
首先,钱氏总结了考证政区沿革应遵循的普遍原则,其《秦四十郡辨》[2]开篇有云:“言出于古人而未可信者,非古人之不足信也;古人之前尚有古人,前之古人无此言,而后之古人言之,我从其前者而已矣”。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他认为秦郡数目当以班固《汉书·地理志》为据,而阚骃、《晋书》的秦四十郡说均系后出,不足信[3]。与此同理,他论述了《水经注》可否补汉初侯国地名问题。有人问:汉初功臣封侯者140余人,封邑所在班固已不能言,郦道元《水经注》始考得十之六七,可否补孟坚之阙?钱氏答道:“此史家之谨慎,即其阙而不书,益知其所书之必可信也;郦氏生于后魏,距汉已远,虽勤于采获,未必皆可尽信。”接着他列举了九个实例,如刘苍封安成侯,《赣水篇》以为长沙之安成,而《汝水篇》以为汝南之安成;又如刘拾封建成侯,《赣水篇》以为豫章之建成,而《淮水篇》以为沛之建成;更有甚者,郦道元以东晋侨置之山阳郡当作汉刘荆所封山阳公之邑,从而认为“班氏得古史阙文之遗意矣”,而郦注“其误更不待辨矣”[4],因而在汉侯国地名记载方面,钱大昕的结论是:“《水经注》难尽信”[5]。
其次,钱氏在进行政区沿革的考证中,具有两大重要发现。一是晋侨置州郡无“南”字。他在深入钻研东晋南朝侨置政区的基础上,发现晋室南渡后在南方侨置的州郡并非如《晋书·地理志》所说的那样冠有“南”字,侨置政区地名前加“南”字实始于永初受禅以后。唐初修《晋书》不察,遂有此误,至钱氏始正之。他说:“唐初史臣误认宋代追称为晋时本号,着之正史,沿讹者千有余年,至予始觉其谬”,从而认为“史家昧于地理,无知妄作,未有如《晋志》之甚者”[6]。二是阐发《宋书·州郡志》去京水陆里程的含义。他论述道:“案休文志州郡,于诸州书去京都水陆若干,唯州所治郡不云去京都水陆若干者,已见于州也。南徐州领郡十七,南东海为州所治,此外则南琅邪、晋陵、义兴皆有实土,故有水陆里数;南兰陵以下十三郡,有户口而无水陆里数者,侨寓无实土也。诸州皆仿此”[7]。这一发现,为后人根据《宋书·州郡志》所载水陆道里判断州郡是否侨置、侨置是否割实提供了重要依据[8]。
再就具体的政区沿革研究而言,贯彻了“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等原则,可举汉庐江郡为例。当时,桐城名家姚鼐的观点是:“夫庐江者,其水出陵阳东南,而西北流经彭蠡,以入于江,至今犹命彭蠡之山为庐山云。”到了汉武帝时,“江南遂无庐江名矣,其后改衡山郡曰庐江,然后庐江之名遂移于江北也,然则衡山之为庐江,其昭、宣间乎?”[9] 据其所考,庐江郡初在长江以南,汉武帝后此名称移植到了长江以北,移置时间推测为昭、宣年间。此论一出,反响甚大,然则钱大昕颇有疑义,他写信给姚鼐说:“庐江之为郡,在孝景初,自后别无废省之人。伍被说淮南王安云:南收衡山以击庐江。是衡山与庐江绝非一地。今欲并而合之,难矣”。就在这封信中,钱大昕结合汉庐江郡的考证,阐述了乾嘉学派进行地名沿革考证的一条重要原则:“读史之病,在乎不信正史,而求之过深、测之太密。班孟坚志郡国沿革,精矣;间有未备,以纪传考之,无不合也。孟坚所不能言,后儒阙其疑可矣。谓汉初之庐江在江南,武帝时已罢,昭、宣之间改衡山为庐江,皆孟坚所未尝言。所据者仅庐江出陵阳一语,然陵阳乃鄣郡之属县,非淮南故地,恐难执彼单辞以为定案也”[10]。
钱大昕对正史《地理志》的地名用字发表过一些精辟的见解。《汉书·地理志》丹阳郡胡孰,宋祁曰:“胡当作姑”,《廿二史考异》卷七:“按胡孰,《续志》作湖熟,今上元县东南五十里有湖熟镇,即汉故县所在。自汉至晋有湖熟县、无姑熟县,宋说非是”。《晋书·地理志》武威郡有揖次县,《考异》卷十九:“当作揟次,汉隶胥、咠二字多相乱,故讹为揖;隋开皇初改广武县曰邑次,又因揖、邑同音而讹也”。《魏书·地形志》南青州州治作“国城”,《考异》卷29:“国城,《通鉴》作圂城,胡三省云:圂城,当在唐沂州沂水县界;圂,户困翻。予按:《高闾传》以本官领东徐州刺史,与张谠对镇团城;《刘休宾传》亦云东徐州刺史张谠所戌团城,领二郡。则‘国城’当为‘团城’之讹,或作‘圂城’亦误”。《隋书·地理志》清河郡有清泉县,《考异》卷三十三:“本清渊,史家避唐讳追改”。
同样,钱大昕在地名读音方面也发表了较多意见。《汉书·地理志》千乘郡溼沃,《廿二史考异》卷七:“溼当作湿,音它合反”;齐郡钜定,《考异》卷七:“《水经注》作巨淀,定有澱音,语之转也,后人又加水旁”。《续汉书·郡国志》卷县有垣雝城,或曰古衡雍,《考异》卷十四:“垣、衡声相近”;陈留郡封丘有桐牢亭,或曰古虫牢,《考异》卷十四:“古音虫如同,《诗》‘蕴隆虫虫’,徐仙民:音徒冬反,《韩诗》亦作烱烱,故虫牢转为桐牢也”。《魏书·地形志》太原有靡沟,《慕容白曜传》作糜沟,《考异》卷二十九:“靡、糜,音相近”。《旧唐书·地理志》歙州黟县:“汉县,属丹阳郡,晋同医县”,《考异》卷五十八:“按晋无同医县,当是‘音’字之讹,谓黟音近医耳,‘县’字衍”。
钱大昕发明的“古无轻唇音”之说,在地名读音上也有四例:(1)“古读文如门,《水经注》汉水篇:文水即门水也。今吴人呼蚊如门。《书》:岷嶓既艺,岷山之阳,岷山导江,《史记·夏本纪》皆作汶山。《汉书·武帝纪》文山郡注,应劭曰:文山,今蜀郡崏山”。(2)“古读汾如盆,《庄子·逍遥游篇》‘汾水之阳’,司马彪、崔譔本皆作盆水”。(3)“古读房如旁,《广韵》:阿房,宫名,步光切。《释名》:房,旁也,在堂两旁也。《史记·六国表》:秦始皇二十八年为阿房宫,二世元年就阿房宫,宋本皆作旁。旁、房古通用”。(4)“古读望如茫,《释名》:望,茫也,远视茫茫也。《周礼·职方氏》:其泽薮曰望渚……即宋之孟渚,古音孟如芒”。
他也探讨过音译地名问题,认为译音地名无定字。例如蒙古语地名“插汉”,《明史·李成梁传》作“叉汉”,《张学颜传》作“察罕”,《大清一统志》又作“察哈尔”[11]。又如北朝时北方有一强悍的少数民族政权“柔然”,他说:“按柔然,北方之国,不通中华文字,史家据译音书之,或称茹茹,或称芮芮,其实即柔然二字之转也。柔然、茹、芮,同属日母。明元(帝)易茹为蠕,不过借同音字寓蚩鄙之意,元非改其国号”[12]。后来的发现证明,钱氏的见解非常正确,顾颉刚曾写到:“北方有柔然国,史官易其名为‘蠕蠕’,显然视为虫,我曾游大同云冈石窟,在刻石上见其自称为‘大茹茹国’,则以北魏建都大同,彼国使臣至此,□往瞻拜,遂得留此美名,致正汉文史籍之侮辱。” [13]
钱大昕考证地名,用力最勤、研究最深的当推各正史的《地理志》,指正政区地名错误、不当、衍脱及释疑等情况共有895处,兹统计如下:
表1 钱氏考证中的地名订误与释疑地理志名称订误与释疑条目出 处《汉书·地理志》
96 《廿二史考异》卷7、《三史拾遗》卷3《续汉书·郡国志》
199 《廿二史考异》卷14、《三史拾遗》卷5《晋书·地理志》
52 《廿二史考异》卷19、《诸史拾遗》卷1《宋书·州郡志》
49 《廿二史考异》卷23、《诸史拾遗》卷2《南齐书·州郡志》
6 《廿二史考异》卷25《魏书·地形志》
82 《廿二史考异》卷29、卷30《隋书·地理志》
93 《廿二史考异》卷33《新唐书·地理志》
17 《廿二史考异》卷44、《诸史拾遗》卷2《旧唐书·地理志》
97 《廿二史考异》卷58《五代史·职方考》
46 《廿二史考异》卷65《宋史·地理志》
55 《廿二史考异》卷69、《诸史拾遗》卷4《辽史·地理志》
7 《廿二史考异》卷83《金史·地理志》
12 《廿二史考异》卷84、《诸史拾遗》卷5《元史·地理志》
84 《廿二史考异》卷88、89及《诸史拾遗》卷5至于钱大昕指正各正史《地理志》地名不当甚至错误之处,那更是俯拾皆是,兹于各正史《地理志》均仅举一例,列表说明如下:
表2 钱氏地名订误举例书 名原 文订 误 举 例《汉书·地理志》东海郡海曲县。《考异》卷7:“‘曲‘当作‘西’。《续志》广陵郡海西县,故属东海。沈约《宋志》‘临淮郡海西令,前汉属东海,后汉、晋属广陵’是也。《三国志·糜竺传》:“先主转军广陵海西。”[14]《续汉书·郡国志》乐安国,高帝西平昌置,为千乘。《三史拾遗》卷5:“前撰《考异》,指此条‘西平昌’三字衍,西平昌县名当属上文平原郡,误脱羼入于此。今检《鲁峻碑》阴,有门生‘平原西平昌王端子行’一人。此以汉人述汉郡县,尤可信吾言之非妄”。《晋书·地理志》其后又立巴渠……等十郡。《考异》卷19:“盖《晋志》叙江左侨置州郡,多不可信”。《宋书·州郡志》徐志有边城两,领雩娄、史水、开化、边城两县《考异》卷23:“此上、下‘两’字皆误。详其文义,谓立边城郡,领雩娄等四县也。上‘两’字疑是‘郡’字之讹,下‘两’字疑‘四’字之讹。”《南齐书·州郡志》有平阳石鼈,田稻丰饶,所领惟平阳一郡。《考异》卷25:“据下文,当为‘阳平郡’转写颠倒耳,《周山图传》亦云于石鼈立阳平郡”。《魏书·地形志》幽州宣都城。《考异》卷29:“按幽州无宣都城,一本作宜都,亦误。当是军都之讹。”《隋书·地理志》后置鲁州。《考异》卷33:“永安中,置广州于鲁阳,而齐、周因之。史未见鲁州之名,当为广州之误也”。《新唐书·地理志》思唐州武郎县。《诸史拾遗》卷2:“郎当作朗,史臣避宋讳缺笔,后人讹为郎耳。《元和郡县志》正作武朗。《旧唐书·地理志》晋置泰州,北齐为泰州。《考异》卷58:“泰,当作秦州“。《五代史·职方考》乾州,李茂贞置,治奉先县。《考异》卷65:“奉先,当作奉天。《唐志》京兆奉天县,乾陵在北五里。乾宁二年,以县置乾州,盖州以乾陵得名,非同州之奉先县也”。《宋史·地理志》句容,天禧四年改名常宁。《考异》卷69:“案《景定建康志》,初无改句容为常宁之事,但云天禧元年置常宁镇于句容县,又云以镇置寨耳。此志误”。《辽史·地理志》北安州兴化军领县一,利民县。《考异》卷83:“辽之北安州有兴化县,无利民县,惟金承安中尝升利民寨为县,未久旋废。作《辽史》者乃以金所置之利民为辽时旧县,而不及兴化,误矣”。《金史·地理志》蓟州县五,旧又有永济县,大定二十七年,以永济务置,未详何年废。《考异》卷84:“案元至元七年,孙庆瑜撰《丰闰县记》云:金大定间改永济务为县,大安初避东海郡侯讳,更名曰丰闰,史不知丰闰即永济之改名,而分而为二,乃以丰闰为泰和间置,又谓永济已废,而未得其年,皆误之甚也”。《元史·地理志》建德路,唐睦州,又为严州,又改新定郡。《考异》卷89:“案唐时为睦州,天宝初为新定郡,乾元初仍为睦州,宋初亦为睦州,宣和中平方腊之乱,始改睦为严。志云:唐为严州,误之甚矣”。钱大昕治学文、史兼通,功力深厚。他全数列举了《广韵》所载唐代州名,共计平声89个、上声15、去声29个、入声22个,发现这155个州名“皆唐开元以前之疆域”,从而认为《广韵》“盖承《唐韵》旧文”[15]。即使很小的学术问题,他也不轻易放过。例如《汉书·地理志》有误字“渽水”,胡渭考证了“渽水”实为“涐水”之误[16],此说得到了钱大昕等学者的同意和肯定[17],可为定论。然而,今《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仍从《汉志》误字作“渽水”。
当然,学者非圣人,孰能无过?在沈垚考定六镇确数之前,钱大昕犯过“当时名为六镇、实不止六矣”的错误[18]。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的编成,令钱大昕“叹其奇绝”,钱氏认为该书“胜仆数倍”,因而放弃了“留意三国疆域有年、常欲作志”的打算[19],并在序中认为“其才大而思精,诚史家不可少之书也”,又说:“稚存生于千载之后,乃能补苴罅漏,抉摘异同,搜郦、乐之逸文,参沈、魏之后史,阙疑而慎言,博学而明辨,俾读者了然,如聚米之在目前,讵非大快事哉!”[20]。据研究,钱序多溢美之词[21]。
除此之外,钱氏因考《通鉴》胡注地名之误而着有《<通鉴注>辨正》两卷,指正胡注地名72处错误;又因参加《鄞县志》的编纂而指出了小江湖非西湖、甬桥非甬水桥等三则地名错误[22]。
当然,钱大昕在古代地名问题上发现前人这么多错误,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挑剔前人,而是让它们更加完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23],“去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齮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24]。
他说的“嘉惠后学”、“开导后学”,诚非虚语。周振鹤教授曾受钱氏关于推恩法蚕食王国领地别属汉郡论述的启发,逆向还原了西汉初年王国状况[25],因而称《廿二史考异》是“点石成金之作”[26]。敝人颇有同感,发表在《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上的拙文《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地名及其现实意义》,实系受其《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一“汉地理志县名相同”、“后汉县名相同”、“唐县名相同”、“宋县名相同”、“元州县名相同”、“明县名相同”等一组札记的启示而撰成。
钱大昕博通群籍,治学严谨,逻辑思维严密、考据思辨发达,因而在舆地学上的贡献是同时代其他学者难以企及的,就是后人也难望项背,他的学术观点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辉。今年幸逢钱氏逝世两百周年,因撰此文,以资纪念。
[1]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三。
[2] 收入《潜研堂文集》卷十六。
[3] 说见《秦三十六郡考》,载《潜研堂文集》卷十六。
[4] 《潜研堂文集》卷十二“答问九”。
[5] 《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一。
[6] 《廿二史考异》卷十九、《十驾斋养新录》卷六、《余录》卷中、《<通鉴注>辨正》卷一、《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东晋疆域志》序”、《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五《与徐仲圃书》。
[7] 《廿二史考异》卷二十三南兰陵太守条。
[8] 胡嘏《钱大昕论<宋书·州郡志>所载水陆道里》一文指出有例外情形,文载《历史地理》第七辑。
[9] 姚鼐《汉庐江九江二郡沿革考》,载《惜抱轩文集》卷二。
[10] 《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五《与姚姬传书》。
[11]《十驾斋养新录》卷九“译音无定字”条。
[12]《<通鉴注>辨正》卷二。
[13] 顾颉刚致史地组的信,录文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庋藏的该信照片。原信日期误作1966年1月23日,因为信中提到“去年《文物》杂志中有史念海同志所作的《秦直道》一文”,而史念海先生《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刊于《文物》1975年第10期;且信中最后一段有“年逾八十”之言,顾颉刚1966年时尚不足八十岁,故疑此信写于1976年初。
[14] 周振鹤《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实例——读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学术月刊》1997年第5期)依两重证据法指出:钱大昕认为“海曲”为“海西”之误得到了出土文物的证实。
[15]《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一“《广韵》载唐州名”条。
[16] 见《禹贡锥指》卷九“和夷底绩”句下“渭按”。
[17] 分别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七、王绍兰《汉书地理志校注》卷下、《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四二雅州府山川·大渡河下、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卷四十六、徐松《<新斠注地理志>集释》卷十一、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卷上。
[18] 钱大昕《<通鉴注>辨正》卷一。
[19]《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东晋疆域志·序》、卷三十五《与洪稚存书二》。
[20] 钱大昕《东晋疆域志·序》。
[21] 说见胡阿祥着《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第339页,西安地图出版社,2001年6月。
[22]《潜研堂文集》卷十九“《鄞县志》辨正”。
[23]《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五《答王西庄书》。
[24]《廿二史考异·自序》。
[25] 参见周振鹤着《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学腊一十九·自序》(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26] 见周振鹤着《随无涯之旅》第88页,三联书店,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