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一部“过程”的移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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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一部“过程”的移民史


2006-05-03 曹树基 光明日报 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我所发表的移民史论着,大多数都是以人
口为单位,以迁移结果为标矢的研究。陈世松的《大迁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思路,以家族为单位,以移民过程为线索,展开清代四川移民史的大叙事。
乾隆十七年(1752年),福建省漳平县一个名叫陈时安的青年人,与他的哥哥迁入四川。248年过去了,20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陈时安的后代,本书作者陈世松凭藉一份修于同治年间的族谱,居然找到了原乡——福建省漳平县永福里蓝田乡岭下村,并将四川的《陈氏族谱》与原乡的《陈氏族谱》进行了准确的对接。这个过程本身所具有的戏剧性色彩,让人对《大迁徙》一书,充满了期待。
的确,光从本书的目录来看,书中的内容就是相当吸引人的。本书共分三篇十六章,第一篇为“原乡篇”,第二篇为“迁移篇”,第三篇为“创业篇”,完全按照移民过程的时间顺序和空间结构来展开。第一篇分四章,分别讲述族谱的内容及根据族谱寻找原乡祖籍的过程,说明先祖从哪里迁出,并为何迁出。第二篇分六章,分别叙述长途迁移的准备、旅途中的吃穿行用、启程、行走方式、迁川路线等,最后还以一章的篇幅,讨论移民后人的相关记述。第三篇分五章,讲述移民垦荒的环境背景、政策背景、垦殖与定居、创业的艰辛。最后一章为尾声,讨论移民社会、土客冲突与融合等。其中最吸引我的,是第二篇的内容。
或许有人会说,这一结构并无奇特之处。在小说家看来,任何一个移民的故事都可以这样写。然而,历史学家的困难在于,所有的细节都必须有充分且可靠的资料作为依据,他们没有天马行空、胡编乱造的权力。
例如,第二篇中关于“长途迁移的准备”一章,就分心理准备、摸底准备、精神准备、路票准备、盘费准备等五个部分。以“摸底准备”一节为例,作者从多种族谱中摘取了10个案例,说明在移民之前,移民们如何获得关于四川的信息,并如何决定迁徙的。最有意思的资料,莫过于作者引用的移民信函。原籍湖广的李氏兄弟,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迁入四川开江县,过了八年,留在原籍的堂弟来信说:“弟在湖广兄在川,提笔未写泪涟涟,若要兄弟同相会,花再重开月再圆。”在川的李氏兄弟知道家乡的堂弟在催促自己履行诺言,于是返乡将两个堂弟一同接来四川。另一封信是乾隆二十一年“广东长乐温氏致四川宜宾张氏大嫂”的家书,全信长约420字,不便转引,除了问候的话语外,长乐的温氏希望知道四川的真实情况,以便家乡亲人决定是否“一同搬家进川”,另外,信中也告诉四川的亲人,家乡遭灾,“谷价腾高,人人困苦”,“目下谷价每石价钱八百余”。这是一封18世纪中叶的民间书信,居然会在族谱中完整地留存下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另外,本章对于移民路牌的考证以及实物证据,对于移民盘缠(路费)的考证,实在是精彩之至。在我看来,这些极富创意的篇章,犹如一碟碟精美的川菜,值得读者细细品尝。
关于移民在旅途中的吃穿行用诸问题,作者下的功夫令人叹为观止。说起移民史,今天的人们希望知道,在长达3000-5000里的长途跋涉中,移民们怎样制作干粮,怎样烧水煮饭,怎样准备菜肴,怎样住宿,怎样选择道路,晚上行路怎样准备照明,孩子们怎样旅行,壮年男子肩上的挑担到底有多重。关于这一切,书中都有证据确凿、细致入微的描述。掩卷沉思,16-17世纪由东徂西大移民的历史场景,似乎就在我们的眼前舒展开来。
读到这里,我才开始明白,为什么作者会放弃他预定的写一个家族,即他自己的陈氏家族的计划,而改写一批家族的迁移史。面对如此鲜活生动的资料,谁能不动心。资料的搜集如同花粉的采撷,辛苦且艰难,不过,有时候,也会有出乎意外的收获。在简阳县的踏水桥,有一个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来自广东长乐的钟姓家族,分别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二十六年和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由钟氏移民的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口述迁移的经历,整理成文后题名为《入川履历》记录在族谱上。全文长达4000多个字符,分别讲述迁川前的家庭状况、迁川的动机、迁川前是如何商议抉择、迁川上路的情况、在浏阳如何找到舅父、在浏阳回广东、在四川安家的经过、创业与发迹、以后再回广东、返川后家业的经营以及再次返广东探亲等。这是一份18-19世纪形成的移民口述史,详实、生动、准确、可靠。拥有如此高质量的乡土资料,四川的移民史研究者,真的是太幸运了。
所以,在《后记》中,作者会说:“在我撰写的多本历史着作中,本书算是写得最努力、最辛苦、也是最快乐的一本了。”作者写作时的快乐可以从读者阅读的快乐中得到印证,作者写作时的辛苦却不一定为人所知,因为,作为一部历史学专着,本书语言朴实流畅,一气呵成,即使是外行读来,也无窒碍,有时甚至让人觉得是在阅读一部小说。
不过,尽管作者真的是非常努力了,但是仍留下几个疑点待释。作者用力甚深的家族人口统计,其指标的设定就相当怪异,是其一。作者努力解释陈氏先祖的中原血统,却又不能解释大约在明代前期开始先祖为什么以“郎”和数字命名,是其二。第一个疑点可能源于作者对于前人相关研究的搜寻不力,其实,对于家族人口的统计,台湾学者已发展出较为成熟的方法,可以参照。第二个疑点可能源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制约,在客家人几乎一致地宣称自己的先祖来自中原的文化背景下,如果公开说陈氏先祖其实就是闽西的畲民,明代前期开始汉化,并攀上一个汉族名人当作自己的祖先,可能有伤其他客家人的感情。要知道,作者虽以解读“湖广填四川”这句民谚为题,讲述的对象却主要是从福建、广东入川的“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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