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工记-《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撰着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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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撰着渊源


史念海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03
历史学199810
一 《考工记》的来由及《匠人营国》的内容
《周礼》为儒家经典之一。其书晚出,西汉时河间献王刘德始得之,因列于诸经之中。由于是晚出,遂引起真伪的争辩。率多谓为作于周初,只是后来不免有所羼入。清代四库馆臣因谓其书虽不尽是原文,亦非出于后世的依托。《周礼》分叙六官,其中冬官早已佚阙,后人以《考工记》补之。四库馆臣说:“《考工记》称郑之刀,又称秦无庐。郑封于宣王时,秦封于孝王时,其非周公之旧典已无疑义。《南齐书》称,文惠太子镇雍州,有盗发楚冢,获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有奇,得十余简,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书《考工记》,则其为秦以前书,亦灼然可知。虽不足以当冬官,然百工为九经之一,共工为九官之一,先王原以制器为大事,存之尚稍见古制。”四库馆臣亦只定其为秦以前书,究竟在秦前何时,亦未能肯定。不过由其书尚可稍见古制,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考工记》中备载百工所作所为,都城的建设为一代大典,也在撰述之中。《匠人营国》就是为此而作。所说的国就是都城。《考工记》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下面还说到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这些都是宗庙宫室的制度,又于经涂九轨之外,说到环涂七轨和野涂五轨,这是指环城的道路和郊野的道路而言。更说到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这又涉及到诸侯之国的都城和所谓小邑为都的都经涂。可以说各方面都照顾得很周到。
《匠人营国》提到的数字或与数字有关的称谓,应该略作解释和换算。匠人所营之国方九里,自然是四面见方,每面皆是9里,周时1里为300步(《春秋谷梁传》宣公十五年)。1步为6尺(《论语》马融注引《司马德》),则1里应为1800尺。世传周代铜尺7种,长度22.5厘米至23.1厘米不等;骨尺1种,长21.92厘米;缕牙尺长23厘米。据商鞅方升测算,晚周1尺当为23.1厘米。据《隋书·律历志》的记载推算,亦当为23.1厘米。这里就以1尺为23.1厘米计算。则9里之长应为3742.2米。匠人所营之国四面见方,则周长应为14968.8米(下文皆以周时一尺折合23.1厘米计算)(注: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附录二《中国历代度量衡变迁表》。19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亦见《中国古代度量衡图案》,1984年,文物出版社。)。
这里还应对《匠人营国》所说的“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再作解释和换算。郑玄说:“经纬谓涂也。经纬之涂皆容方九轨。轨谓辙广。乘车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谓辙广。九轨积七十二尺,此则涂十二步也。旁加七寸者,辐内二寸半,幅广三寸半,绠三分寸之二,金辖之间三分寸之一。”按照郑玄这样的解释,这所谓的九轨为72尺,每6尺为1步,就是说当时的道路的宽度为12步。换算成今制,则为16.632米。
按照《匠人营国》的规定,诸侯之国的都城也应有经涂,就是经纬的道路。诸侯之国的经涂只能和王朝的环涂相比照。环涂窄于经涂,只有7轨。按每轨8尺计算,应为56尺。换算成今制,应为12.936米。
二 早期周人都城的营建
《考工记》所说的国是王朝的都城,却未提到具体的时代。周朝历年悠久,都城不一,方九里的都城指的是哪一个都城,还须再作考核。
周人先世迁都频繁,公刘始迁于豳,古公亶父又迁于周原,文王迁丰,武王迁镐,后来平王复迁于雒邑。《诗·大雅·公刘》就是为歌颂公刘迁都而写作的诗篇。公刘为了选择都城的所在地,于山川、原野、土壤、流泉各方面都作了细致的观察和衡量,因而这篇诗确实成了少有的大块文章。不过诗中并未具体涉及到对于都城的建置。《考工记》的《匠人营国》所规划的都城是难于以公刘所迁为蓝本的。古公亶父迁于周原,也是早周的一宗大事。和《公刘》篇一样,诗人也为之撰写《绵》篇的诗,为之歌颂。古公亶父为了能够在周原立家室,使得“百堵皆兴”,还建置皋门和应门。据说皋门是王的郭门,应门是王的正门。而且还立了冢土。冢土就是社。规模是不小的。但是这座都城究竟有多么大,却未见稍一涉及,《考工记·匠人营国》的作者,也是不能以之为依据的。
《诗·大雅》有一篇以《文王有声》为题的诗篇,是歌颂文王作邑于丰的。丰濒丰水,《文王有声》说:“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这是说文王以丰为都,其功绩可以媲美于大禹。丰的建置自是超迈于豳与周原。后来武王作镐,并不是废弃丰,而是丰的扩大。因为丰在丰水之西,镐在丰水之东,夹丰水对峙,其实就是一城,只是另称之为镐而已。
《文王有声》篇称道文王的作丰,有句说:“筑城伊淢”。郑玄解释这句诗说:“方十里曰成,淢其沟也,广深各八尺。”孔颖达更进一步说:“此述作丰之制。言文王兴筑丰邑之城,维如一成之淢。淢内之地,其方十里。”郑玄和孔颖达的解释,具体说明了丰的规模。丰有城垣,城垣之外,还有城壕。城壕深广各8尺,应该说是很深很宽了。城壕之内还有方10里的地方,也就是说丰的城方10里。
《文王有声》篇在“筑城伊淢”之下,接着歌颂说:“作丰伊匹。”郑玄的解释说:“文王受命而犹不自足,筑丰邑之城,大小适与成偶,大于诸侯,小于天子之制。”所谓小于天子之制,是说文王当时尚为诸侯,而纣犹为天子。丰仅方10里,是不能与纣的都城相匹配的。
按照《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定,方9里之国乃是最大的都城,诸侯之国的都城最大只是方7里。文王当时自认为尚是诸侯,其都城只能是10里,不能超越天子的都城。天子的都城据说为方12里(《周礼·春官·典命》贾公彦疏)。是否如此,容再考核。就是这样,已经和《考工记》所规定的不是一个标准。《考工记》的标准远比西周初年文王之时为小,显然可见,《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规定的标准,并非西周初年的制度,不能混为一谈。
三 雒邑的营建及其后成为东周的都城
周平王东迁,所迁的雒邑,是周武王灭纣之后的建置。武王灭纣西归,路经伊洛流域,对此地很赏识,并指示说:“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决定营建雒邑。武王作此指示和决定之后,迄至成王之时,才建置成功。雒邑虽濒洛水,在当时却是位于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卷四《周本纪》)。
关于雒邑的建置,《逸周书·作雒解》有详细的记载。据说:“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作雒解》所说的大邑成周,有城有郭。这里暂置其郭不论,而论其城的大小长阔。所立之城方1720丈,折合今制相当于3973.2米,这应是其一边的长度,则周长应为15892.8米,也就是十二里。所谓城方的丈数,《艺文类聚》和《初学记》皆引作“方千六百二十丈”。折合今制为2742.2米,周长为14968.8米。
以上面这些数字相互对照,显示出《作雒解》所记载的城方长度,按千六百二十丈计,《帝王世纪》谓“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晋元康地道记》则说:“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皆见《元河南志》卷二《战国城阙宫殿古迹》引)。折合今制,《帝王世纪》和《晋元康地道记》的记载,大致是相同的。只是两书所记载的都是南北较长而东西稍短的长方形,并不是正方形。
近年考古工作者对洛阳涧东周城址进行发掘。此城址靠近穀水(涧水),而东周作为都城的王城及其宫殿区域靠近穀水入洛水之处。则此城址当即王城遗址,其发掘结果具见《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报告中详细记载发掘经过,特别对于四面城墙的堆积断面都作了记载,一些段落的长短都作了丈量。可是每一面城墙却没有综合的长度数字。新修的《洛阳方志·文物志》对此作了补充。据其所记,北墙长2890米,西墙长3000米,南墙间有残缺,什记长3400米,东墙3500米。周长为12790米。也不是四面城墙都一样长短的正方形(附图一 东周城址实测图 见64页)。
有此东周城址周长的数字,即可以之与《作雒解》和《考工记》的记载相校量。以今制折合,《作雒解》和《考工记》的城和国周长皆为12900米。较东周城址稍长200米,就以《帝王世纪》和《晋元康地道记》的记载,亦相差无几。
虽然没有很大的差别,并不等于说东周城址原来就是按照《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划营建的。《考工记》所记载的匠人营国是全面的,国的周长仅是其中的一端。《永乐大典》卷九五六一引《元河南志》的古代洛阳图十四幅中有《周王城图》,除路门等五门和路寝内寝宫外,皆依据《考工记》匠人营国章绘制。在没有廓清问题前,这是不能以之作为周王城的图的。《考工记》匠人营国,谓面三门。全国应共有十二门。《元河南志》亦如是说。《元河南志》并说:“南城门曰圉门,东城门曰鼎门,北城门曰乾祭,余名不传。”余名不传,固不可以强求,可是北门乾祭却有问题。《元河南志》于此征引《春秋左氏传》和《水经注》作说明。《春秋左氏传》说:“昭二十四年,晋侯使士景伯莅问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问于介众。”《水经注》说:“(乾祭)子朝之乱,晋所开也。”这是说这座北门并不是王城旧有的。如不是王城旧有,则新开这座城门,就使王城的北门增多了一门,而成为四门。《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划,是城内的道路都和相应的城门连接,因而形成了九经九纬,这时增添了一座城门,就构不成九经九纬。如果增添这城门之后,还能体现九经九纬的规划,那么王城原来的北门就只有两座,与《考工记》根本相违异了。
这幅《周王城图》于宫城的前后标有面朝和东(后)市,也在左右两旁标有左祖右社,出处何在?《元河南志》本文也未能和乾祭作出具体说明,自当是按照《考工记》列入的。
然而最关重要的,却是宫殿的位置。《周王城图》列宫殿于图的正中,这是和《考工记》符合的。可是《国语·周语下》却有这样的记载,据说“灵王二十二年,穀洛斗,将毁王宫”。穀水在王城西南会于洛水。所谓斗者,是穀洛两水猛涨,两水相会处以下的洛水河谷一时无由宣泄,溢出岸上,使王宫受到威胁。这显然是王宫近于穀水,并非在王城的中央。王宫如果位于王城的中央,则距穀水尚远,暴涨的水势如何会冲淹到王宫的近旁?以现在地势观察,穀水侧旁的地势,愈向王城中央就愈显得高昂,穀水就是暴涨,也不会冲淹到王城的中央。王宫偏在王城的西南,是和《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划不相符合的。王宫的位置都没有按《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划布置,其他设施就很难说都是按照这样成规的。《元河南志》所附的《周王城图》分明没有顾虑这一点的,就依照《考工记》的规划,绘制成不符合周王城实际情况的《周王城图》。
四 齐国的临淄城和鲁国的曲阜城
周人始建丰镐,后建雒邑。雒邑规划就未见得和丰镐相同。《考工记》匠人所营之国却有示范性质,是要诸侯之国效法的。在匠人营国这一章中还提到“门阿之制”和“宫隅之制”,而且明白规定:“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制。”这一章中又提到“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也明白规定:“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这是说,诸侯之国的都城,也要按照这样的制度,而且明白指出,诸侯之国都城的制度,都要低于王室,并且还要按照各自的等级差别下去。周人以礼治国,是要讲等级的。《周礼·春官·典命》:“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下文还说到“侯伯七命,子男五命”。郑玄注说:“国家国之所居谓城方也,公之城盖方九里,侯伯之城盖方七里,子男之城盖方五里。”郑玄在《礼记·坊记》的注文中也说到“子男之城方五里”。可见这样的规定是有来头的。可是《考工记》匠人营国却说是方九里。所说的当然是国家的都城。国家都城才方九里,上公、侯伯、子男的都城当然都应该因之递减。也就是说,上公的都城方七里,侯伯的都城方五里了。这一点连郑玄都感到难于调和,因为《周礼·春官》是儒家经典,《考工记》列于《周礼》之中,实际上是代替《冬官》,同样是经典。郑玄是儒家大师,当然不敢对经典有所是非,只好两存之(《诗·大雅·文王有声》篇孔颖达疏)。
西周初年,封国甚多。见于文献记载的犹非很少。其都城经过近年考古勘探发掘却只有齐国的临淄城和鲁国的曲阜城。这里就据以论证。
齐国的临淄城,如其名称所示,正濒于淄水,淄水流经城东,城西又有系水,城居其间。其遗址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犹以临淄为名。临淄有大小两城,大城周长14158米,小城周长7275米,大小两城总周长21433米。小城位于大城的西南,其北其东皆紧倚大城,相倚处有城墙相隔,别无其他隙地。小城南北较长,呈长方形。大城西南因小城砌入,显得少了一块。大城东墙没着淄水,淄水蜿蜒曲折,城墙也非端直,因而全城难得成为四方形(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以下论述各诸侯之国的都城皆同此。)(附图二 临淄齐国故城平面图 见封三)。
鲁国都城曲阜位于珠泗二水之间,今仍为山东曲阜市,故城残垣迄今犹存。遗址的平面呈椭圆形,东西长3.7公里,南北宽2.7公里。全城周长应为128000米。因为残垣呈椭圆形,城墙也难免有弯曲处,其周长可能超过12000米,不过所超过的数字也不能太多(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1982年,济南齐鲁书社,以下各处皆同此。)(附图三 鲁故城遗址遗迹分布图 见45页)。
齐国临淄城的大城,周长14158米,以传世各种周尺计算,皆和《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规定的国城周长少有差距,为数都相当微小。以周璧羡度尺计算,又远超过匠人营国所规定的城方九里。这样两相差距不大或者有所超过,不是没有道理的。齐于周初所封诸侯之国中,所居的位置是最高的一级,不下于周室近亲的鲁卫诸国,是应列到上公九命的,按照《周礼·春官·典命》的制度,齐国的都城应该方九里。这里应该补说一句,《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规定的方九里,乃是比照《作雒解》得出的规定。当时周王居于成周王城。周王身为天子,其所居的都城自应是全国最大的城。成周王城如《作雒解》所说,是始建于西周初年。其时周的都城乃是丰镐,而非雒邑。如郑玄的解释,丰京为十里,尚未达到天子都城的地步。丰京方十里,雒邑方九里,其间是有差异的。后世有陪都的制度,周时尚无陪都的名称,雒邑实际上与陪都相仿佛。这样的陪都城方九里,显然是较都城差一级,与上公的都城相等了。自居于成周王城的周天子看来,其都城是全国最大的,齐国按照《周礼》本来的制度,九里的都城也非僭越。可见齐国都城的模式与《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划无关。
鲁国的曲阜城较小于齐国临淄城。周长12800米的城,并不小于涧滨东周城址。鲁国和齐国一样,都是按照《周礼》的制度,营建本国的都城,和《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定,同样没有关系。
城的周长如此,其他差异也就跟着来了。城门和街道就都显得突出。齐临淄城的大城和小城都不是方九里的正方形,因而每面也非都是3门。临淄城大城和小城本来共有13座城门,现在已经探勘出11座。小城南面2座,另3面各1座。大城南北两面各2座,东西两面原来可能也是2座,目前仅各发现1座。城内现探出10条交通干道,绝大多数皆与城门相通。大城7条大道,多宽10余米至20米,小城的两条南北道最窄,宽度都不足10米。临淄城中的道路有的能宽到20米,超过了《考工记》的规定,但“经涂九轨”的情景则是看不到的。
曲阜城的城门已探出的有11座,其中东、西、北三面城墙各有3座,南城墙2座。各门都有道路与城内大道相通。城内中部为宫殿区。宫殿区前面有大道直通南城墙东侧的稷门。稷门可通行的道路仅此而已,并不能和北面相应的城门相连接。南北两面城墙的城门多寡不同,其间自难有直接相通的道路。东西两面城墙各有3座城门,可能不相互对称,因而相应的城门之间,也没有直接相通的道路。就这一点来说,似乎还没有齐临淄城的整齐。
齐临淄城的大城主要是平民活动的地方,可以说是住宅区。小城则是齐国的宫殿区。这样的区分是《考工记》所没有的。齐国临淄城的宫殿不在大城的中央,而在另外建立的小城之中,只能说是自成规模。如前所说,周灵王时,成周王城的宫殿,近于穀水,也不在城的中央,可是近穀水的宫殿并未另筑小城。临淄城的小城据说始筑于春秋之时,为时稍晚。现已探索出10条干道;东西向的干道5条,南北向的干道5条。其中1号干道,由西面最北的门通到北面最东的门。为什么如此?因为曲阜的北城墙东西并非端直,而是中间一段向北突出,两侧向内收缩,而北面最东的门为甚,大致已和西面最北的门相对,故这条干道贯通于这两座城门之间。这样就使由西面中间的门向东伸延的道路,只能和东面最北的门相贯通,西面最南的门和东面居中的门之间的道也是如此。曲阜城北面城门3座,南面只有两座,因之南北两面城门之间的道路就不易相应的贯通。北面最西的城门有向南伸延的道路,是可以向南直达南面的西城门,但中间却向西偏斜,离南面西城门就显得过远。南面的东城门和北面中间城门并不相对,两城门却有道路通到城内,但两条道路却不能互相贯通,中间还有很大的弯曲处。其他干道都有其重要的作用,却也有局限性,未可一概而论。
曲阜城的宫殿区在城内的中部,这一点是和《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定相符合的。不过是否承受《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定,似不能骤然论定。因为丰镐故址的发掘还在继续施工中,城中设置还难以断言。是否这是丰镐当年的旧规,似宜再作斟酌。因为曲阜城的营建早在西周初年,不可能舍去丰镐,而取则于后来的规定。
《左传》定公四年,记周初封建,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因而曲阜城内有周人,也有殷民。周人有周社。周社之外,尚有亳社。殷商曾以亳为都。亳之为都历时相当悠久,故殷民之社称为亳社。周社与亳社并立,故阳虎盟鲁公及三桓于周社,又盟国人于亳社(《左传》定公六年)。《春秋》及《左传》周社仅此一见,亳社则屡见之。昭公十年,始用人于亳社;哀公四年,亳社灾;哀公七年,以邾子益来,献于亳社。《考工记》匠人营国,社与宗庙皆居于重要地位,即所谓左祖右社,且在宫殿之前。曲阜城内的周社和亳社未见置于何处,考古勘探亦未见其遗迹。但在故城内的西部“望父台”、药圃、曲阜县城西北角和鲁城北部林前村,都发现墓葬区。墓葬区多近于居地,也许距周社或亳社不远。只是都在宫殿区之后,与匠人营国所说的宫殿区前的左祖右社不同。
《考工记》匠人营国还说到面朝后市,这是说城内有市,市在宫殿之北。可是曲阜城宫殿区的东、西、北三面,环绕着铸铜、冶铁、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和一些居住遗址,皆与市无关。《考工记》所说的“面朝后市”,在曲阜城内很可能落空了。曲阜城在当时不能无市,设市的地方不一定就在宫殿区之后。
齐临淄城和鲁曲阜城历年皆甚悠久,与其封国共长久。姜齐虽为田齐所取代,临淄城却仍巍然屹立于淄系二水之间,鲁国于入战国后即已为楚所灭,曲阜城都未被毁,还可由人取证,以之尚论其城内的建置。
五 侯马古城和郑韩故城所显示的春秋时期都城制度
近年考古勘探和发掘两周时期诸侯之国的都城,为数不少,依其建置都城之时而论,中原诸国当以齐、鲁两国为最早,其次则应数到郑国和晋国。郑国始封于渭水下游,其故地于后世即称为郑县,在今陕西华县。周幽王时,郑桓公见西周将亡,迁其亲属,国人并挟带财产于虢、郐之间。郑武公灭掉虢、郐,即以新郑为都(《国语·郑语》,《史记》卷四二《郑世家》)。晋国始封远较郑国为早,其封地在河汾之东,而都于翼,即所谓绛。其地在今山西翼城县。晋景公时迁都于新田,新田亦称绛或新绛,其地在今山西侯马市。晋迁于新田为鲁成公六年事(公元前589年),已在入春秋之后。
郑国于战国时为韩国所灭。韩国灭郑后,亦迁都于新郑。当前考古学者即称此城为郑韩故城。新郑位于双洎河和黄水河交会的地方。由于地形的限制,郑韩故城自成一种特殊局面,与《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划迥异。郑韩故城并非方形,其平面很不规则,东西最长5公里,南北最宽4.5公里。东城墙南段紧濒黄水河,南城墙已在双洎河之南,北城墙中间向南筑有隔墙,直抵双洎河岸边,分其城为东西两部分。西城略小,为宫殿和官署集中的地方,东城平面成曲尺状,面积比西城大将近一倍,主要发现各种手工业作坊遗址,当前考古勘探所可知的仅此几项,无一项与《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规定的相符合。(附图四 郑韩故城平面图 见封三)
晋国早期以之为都城的翼即绛,尚未经过近年考古的勘探。近年考古勘探的为后来所迁的新田,也就是新绛。新绛在今侯马市,考古工作者称之为侯马古城。侯马古城位于汾水和浍水之间。当前已发现六个大小不等的城圈。其中白店古城年代较早,当为晋景公所迁的新都。白店南北1公里,东西还稍窄一些。就是说其周长只有4000米,或稍多一点。白店古城上叠的平望古城和其右侧的牛村古城,当然更在平望古城之后,这3座古城以东1公里多的地方,又有马庄和呈王两古城,似为近郊的宗庙或其他建筑遗址,这些古城之外,浍水南岸还有范围很广的铸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遗址。(附图五 侯马晋国古城平面图 见95页)
这6个古城都相当窄小,远不及《考工记》所规定的里数。现在仅知白店古城较早于平望和牛村两古城,马庄和呈王两古城尚不知其年代的迟早。姑且假定这后两古城历年最久,白店古城时已有这两古城,平望和牛村两古城时也有这两古城。马庄和呈王两古城,据考古勘探为宗庙或其他建筑遗址。若为宗庙遗址,则又和《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定大相违异。匠人营国的规定乃是左祖右社,都在宫殿的前面。而侯马古城中的白店古城和平望、牛村两古城既皆为宫殿所在地,则当时的宗庙皆应在此三古城之南。可是马庄和呈王两古城都在白店、平望、牛村三古城之东,怎么能和《考工记》所规定的相符合?
《考工记》匠人营国并未规定各项手工业在都城中的位置。从临淄城和曲阜城的遗址观察,手工业不仅在城内,而且地位皆相当重要。《考工记》中虽未明确指定这一点,估计也应并非例外。可是侯马古城的铸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遗址,不仅在城外,而且在浍水之南。浍水之南这些手工业遗址分布的范围相当广大,当非偶然的举措。假令皆设在浍水之北,这几个长宽均为1公里多窄小古城又如何容纳得下?侯马古城与郑韩古城不同。郑韩古城紧濒双洎河和黄水河,不能不受地形的限制。侯马古城虽在汾浍二水之间,都不是紧濒汾浍二水,其城墙就筑在汾浍二水的岸旁。可以说,侯马古城应该有可能按照《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定,从事建置都城,可是侯马古城竟未按照《考工记》所规定的模式,其间应该有些道理的。
六 楚国纪南城有关交通的设施
考古工作者还勘探过楚国的纪南城。纪南城在今荆沙市江陵城北。纪南城就是楚国的郢都。楚国以郢为都,是在楚文王时,尚早于晋景公的迁都新田。
纪南城平面作扁方形,东西4.5公里,南北3.5公里,较之《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规定的城方9里稍稍广阔一些,不过相差并非很多。城门已发现五座,又有两座水门。纪南城内本来就有两条河流,水门的设置当是便于河水和船只的通过。宫殿区在城的东南部,东北部和西南部则为手工业区。(附图六 楚纪南城平面图 见封三)
纪南城引人注意的乃是其西城墙的北边的城门。这座城门有3个门道,中间的门道比两侧的宽一些。这和《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说的“经涂九轨”是相同的。“经涂九轨”的3个门道宽窄都是一样的。纪南城的3个门道的宽窄间有差别,显示出纪南城3个门道可能是早期较为粗略的设施,“经涂九轨”已是精心规划过的。
七 秦国雍城中市的设置
秦国亦为西周时的封国,其封地本在陇山之西,其后辗转迁徙,秦德公始迁于雍(《史记》卷五《秦本记》),其地今为陕西凤翔县。其时已入于春秋,稍后于晋国之居于新田。
秦国雍城遗址位于今陕西凤翔城南,基本呈长方形,东西长3480米,南北宽3130米。遗址西墙保存较好,有3座城门,城门中间有两道车辙压痕,两轨间距2.10米。城内有8条道路,南北向和东西向各4条。东西向的4条道路中有3条和西城墙的3座城门相接连。城内有3处宫殿遗迹分别在今姚家岗、马家庄和铁沟、高王寺。姚家岗位于雍城中部偏西,距西城墙约500米。马家庄则在雍城中部偏南,都还不能算是正中,铁沟、高王寺更远在雍城的北部。姚家村和马家庄的宫殿为春秋时的建筑,铁沟、高王寺的遗址窑藏中杂有吴楚之器,其建筑年代可能迟至战国中叶以前。姚家村和铁沟、高王寺遗址皆为宫殿区,马家庄遗址则于宫殿区之外,还有宗庙区(注: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
在雍城北城墙南面偏东300米处,还发现一处市的遗址。市的平面呈长方形,四周有土墙相围,东西长180米,南北宽160米。四面墙的中部各有一座市门。市的建筑平面呈凹字形。其建筑时代大致属于战国时期(注:《中国考古学年鉴·凤翔县秦雍城》,1989年文物出版社。)。雍城市的遗址,在雍城的北部,对马家庄的宫殿和宗庙遗址来说,可以说是近于南北相对,符合于面朝后市的规模。可是市是战国时期建筑的,而铁沟、高王寺宫殿遗址,也是战国时期的建筑,说到面朝后市,就应以铁沟、高王寺的宫殿为准,那就不能说是面朝后市了。(附图七 秦都雍城考古发现示意图 见42页)
八 魏国安邑城的大城和小城
上面论述的几个诸侯之国的都城,临淄城和曲阜城可以上承西周时期,郑韩故城所涉及郑国新郑则在周室东迁之后,侯马故城又在春秋时期。秦国雍城虽始建于春秋时期,战国犹不时有所补缀。始建于战国早期而其遗址又经过近年考古勘探的,应为魏国的安邑、赵国的邯郸(今河北邯郸市)和秦国的栎阳城(今陕西临潼县渭水之北)。
赵国的邯郸城和秦国的栎阳城亦犹郑韩故城和晋国的侯马古城,与《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划,皆了无关涉,可以略而不论,而论魏国的安邑城。安邑城在今山西夏县西北。春秋时期魏绛自霍(今山西霍县)迁此。三家分晋后,魏国仍以此为都。据考古勘探,安邑城遗址大、中、小3个城圈。中型城圈为秦汉时期所筑的,不在论述之列。大城和小城可能就是魏国的都城。大城周长15.5公里。小城位于大城的中央,为周长仅3公里的正方形,当为其时的宫殿区。以之与《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划相比较,大城显然狭小,可是小城正在大城的中央,却是其他诸侯之国的都城少见的。(附图八 魏都安邑平面图 见封三)
九 《考工记·匠人营国》撰着时期的推测
这里论述《考工记·匠人营国》是参照了近年的考古发掘的成果。考古发掘的成果虽已相当丰硕。较之西周以及春秋战国的诸侯封国,却是戋戋难以备数,而且这里所参照的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以这样稀少的资料尚论往古的撰着,自然不易得出具体的结论,不过借此可以略见其间演变汇合的蛛丝马迹。
根据上面的论述,可以说《考工记·匠人营国》并非早在西周初年就已规定的立国制度。甚而当周室东迁之后,也还没有这样的规定。成周王城于西周初年即已建立,其规模小于丰镐,仅与上公的诸侯之国相等。以之作为正式的都城,乃是由平王时才开始的。周人是擅于讲礼的王朝,等级的分别相当严格。齐鲁两国论功论亲,皆居诸侯之国的上乘,其都城的广狭虽间有差异,却都合乎《周礼》的规定,未尝稍有逾越。可是齐临淄城和鲁曲阜城的周长竟都和成周王城相仿佛,甚至还稍有出入。这不是齐鲁两国的僭越,而是平王仓卒迁徙,未能扩大成周王城,使之与丰镐相等,《考工记》所说的城的周长与《作雒解》相同,正显示其与西周的旧制毫无关涉处。
《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规划的制度,并非西周的旧制,也不是东周的新制。《考工记》规划都城,王宫自在城的中央。可是成周王城就不是如此。成周王城的宫殿在城的西南部,近于穀水行将与洛水会合之处,故穀水暴涨,就会冲淹到王宫。这是东周一宗大事,见于文献记载,应非虚妄。虽遇这样非常的事故,也未闻因此而有迁移宫殿的倡议和举动,可能经东周之世,都是如此。《考工记·匠人营国》对于宫殿的设置完全与成周王城不同,可见不是遵循东周的新制,不以成周王城为蓝本。
成周王城的宫殿为什么设置在西南部,自来无人为之解释。按周人的礼仪应该设在都城的中央。丰镐旧制已难于稽考。根据考古的勘探发掘,鲁国曲阜城的宫殿就是在城的中央。鲁史未见移置宫殿的记载,可见乃是西周以来的旧迹,而为《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撰着者所取法。
这样以宫殿设置于都城的中央,在经过考古发掘的诸侯之国的都城,仅又见于战国时期魏国的安邑城。当魏绛始由霍迁于安邑之时,鲁国已相当的衰弱,其国力不见重于列国,而保持周室的旧制却为其时诸侯之国所少见。安邑城中宫殿区的位置是否与曲阜城有关,不必在这里过事揣测,仅就其能与《周礼》有关而论,可能会引起人们的重视。
周王以礼治国,宗庙与社皆应为都城中重要的设置。《诗·大雅·绵》篇一则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再则说:“迺立冢土,戎丑攸行”,所谓冢土就是大社。可见当时宗庙和社是并重的,也是营建都城首先应该考虑的。宗庙置于何时,《绵》篇中未见具体说明。至于“迺立冢土”,则叙述于“迺立皋门,皋门有伉;迺立应门,应门将将”之后。据郑玄的注释:“王之郭门曰皋门,王之正门曰应门。”当时是否有郭是另一个问题,这里暂置不论。至少可以说皋门在应门之前,应门之内就是冢土,然后再是宫殿。鲁国自然也有庙,且有数种不同的庙。周公称太庙,鲁公称世室,群公称宫(《春秋公羊传·文十三年》)。孔子就曾经到过太庙(《论语·八佾》)。庙建于何处?未见记载。晋国都城新田(即侯马古城)的宗庙所在,据考古勘探发掘的遗址,似建于马庄和呈王两古城之中,而此两古城在其时宫殿区的东和东北,并未如《绵》篇所说,在应门之内,宫殿之前。侯马古城未发现当时社的遗迹,鲁国曲阜城的社,不仅有文献可稽,且有遗迹可征。这是在前面已经论述过的。这和《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划有所不同。虽然不同,《考工记》的记载应该说上承古公亶父在周原的经营,是有根有据的。
《考工记·匠人营国》在“方九里,旁三门”之下,说到“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这是有关都城中交通设置,也是相当重要的。九经九纬的道路,其前提是要都城四面城墙每面都有三门。而且东西两面的三门都应相互对称,南北两面的三门也应都是一样的,齐国临淄城和鲁国曲阜城,都可以说是九里之城,或者是近于九里之城,可是所设的城门都不是十二门,这就难得彼此相应对称,也就说不上九经九纬了。成周王城四面城墙虽有差距,但差距并非过于显着,应该设置十二门的。但除过圉门、鼎门、乾祭三门之外,别无所知。就是乾祭门也是后来才增建的,是否就在十二门之列,更是需要再事斟酌的。所以这些就无由一时提起。
应该说,构成九纬和九经的规模,是先要具备经涂九轨。就是每条道路都有三股道。每股道的宽折合今制为16.632米。这是在前面已经说过的。每一条道路有三股道。则通过南北两面城墙各自三门的道路就是九经,通过东西两面城墙各自三门的道路也就是九纬了。
这样经涂九轨在当时应该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可是当时有关华夏诸侯之国的文献记载,除《考工记》以外,竟不易见到这样的称谓,就是中原诸国的考古发掘,也未见到残留的遗迹。有之,就要数到楚国的纪南城。纪南城的西垣北门有三条门道,中间的门道比两侧的宽一倍。虽尚未知悉之三条门道的宽度是否与《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规定的九轨相同,但空谷足音,自是不易得闻见的。不过这样的设置只见于一座城门,而且还是西垣北门并非北垣的城门,只能说这是“经涂九轨”的刍形,还不能以之与《考工记》所记载的规划同等齐观。
据考古工作者的推算,纪南城的城垣大约营建于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交。楚国与华夏诸国相同,早在齐桓公称霸之时,即已成为攘夷的对象,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如线”的南夷;就是指楚国而言。楚王也以蛮夷自称,可见其中是有相当差距的。经过战争与交往,这样的差距逐渐得到泯平,不过影响还不易完全消失。战国时,孟子犹讥楚人许行为南蛮鴃舌之人,他可知矣。如果所谓“经涂九轨”真的始见于楚国的纪南城,并进而传到中原,为《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撰着者所撷取,可能不是很早的事情。
至于国中的市,《考工记》以市和朝相联系,而有面朝后市的规划,可是早在西周时始建的临淄城和曲阜城,都没有显示市的所在。东周初年至于春秋始建的郑韩故城和侯马古城也皆未见市的所在。其他考古发掘也都无所发现。有之,当数到秦雍城。秦雍城始建于春秋之时,其后陆续增修,迄至战国,规模初定。城中有市。市的遗迹中且发现货币,以此推断,其时代大致属于战国时期,与东周初年无关。
前面说到魏国安邑城的宫殿区位于城的中央,以其与《周礼》有关而引入重视,如果这样的说法不至于讹误,则引人重视的时候当远在魏绛徙居之后。魏绛本为晋国卿士,晋国卿士受封邑者并非少数,魏绛一人之事,如何能引人重视?魏国于三家分晋之后,与韩赵两国并为当时的大国,自与魏绛之时迥异。魏国的强盛在惠王之时。惠王自诩为承继晋国的大业,而且还夸耀晋国天下莫强焉。惠王时魏国的强盛肇始于安邑城尚作为都城之际。由于魏国的强盛,安邑城确曾为当时人所重视。《尚书·禹贡篇》为托名大禹的撰着,实际上却是撰着于战国时期。这已是现代绝大多数学者所公认的定谳。《禹贡篇》讲究当时全国向都城的道路,而其所谓都城,却是冀州的西南部。往古传说,禹曾都于安邑。这是托名大禹撰着《禹贡篇》的因素。魏国强盛时都于安邑。《禹贡篇》的撰着者正是以夏朝影射魏国的。以宫殿置于都城的中央,诸侯之国中始见于鲁国的曲阜城,应该说是有历史的渊源的。强盛于一世的魏国,也是以宫殿区置于都城的中央,这样既符合《周礼》所规定的制度,也具有一定的成效,《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撰着者可能就是因此而以之列入这一章之中。
虽然这些说法还属于初步论断和推测,已经可以看到《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划都是有根有据的。周人重礼,对于宗庙和社是相当尊敬的,早在古公亶父经营周原就已如此,因而在这一章中,左祖右社的位置就显得非常,安置在宫殿的前面、祖社以左右排列,只是在王宫前面的左右,并非在王宫的左右。如果是在王宫的左右,就显不得尊崇了。左祖右社以在王宫之前面显得尊崇,当然王宫所在地也不同寻常。鲁国曲阜城以宫殿设置于城的中央,应该不是偶然的,可能是取法丰镐旧制,只是丰镐遗址的考古发掘尚未竣工,难以取证。《考工记》规划的都城是方九里,这九里之长和《作雒解》的千六百二十丈差不多,甚至是相同的。虽然《考工记》所规划的都城不以成周王城为蓝本,但这方九里之城应该以成周王城为准则的。因为东周之时,成周王城为周王城的都城。周室虽已不振,周王却仍为诸侯之国共同尊奉的君王,其都城也应该为当时最大的都城。都城既方九里,则每边三门,共十二门也是有道理的。只是这三门、十二门的准则颇难得其依据。成周王城十二门之说,可能还是后人根据《考工记》得出的解释。因为见于记载的才只有几座门,距十二门之数尚甚悬远,固然可以说未见记载的门名,以历年久远未能稽考。其实这只是一句空话,没有什么意义。《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划中,经涂九轨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可是有关中原诸国的文献以前未曾见于文献记载,考古勘探发掘亦未见其遗迹。齐鲁都是大国,如果其时已有如此创举,这样的大国应该说是有能力促成的。就是后来晋国再迁的新田都城也无此项设施。如果再无其他例证,只能说是取法于楚国纪南城的。而其时代不能过早,最早也只能是在春秋战国之际,也许就在战国的前期。
如果经涂九轨取则于楚国纪南城是在战国前期,则设置宫殿于都城的中央就和魏国的安邑城联系起来。如前所说,置宫殿于都城的中央在众诸侯之国,始见于鲁国曲阜城,鲁国维护周礼,最着特色。如果《考工记·匠人营国》这一章撰着时期较早,是可取法于鲁国曲阜城的。可是“经涂九轨”这一创举始见于楚国纪南城,而其北传为《考工记》撰着者所取法,为时不能过早,鲁国已经衰弱,不见重于诸侯之间,则《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撰着者,所取法的应是魏国的安邑城,而不是鲁国的曲阜城。《考工记》匠人营国章的撰述时期,似应以宫城位于都城的中央和经涂九轨为度,是不能过早的。
正是由《考工记·匠人营国》这一章所说的营国规划有根有据,又合于《周礼》,甚至还可以合乎一般建城的原则,在《考工记》未列入《周礼》之中,以之代替《冬官》之前,就已为后世设计都城者奉为圭臬,在其列入《周礼》之后,成为儒家经典的一部分,在以后的悠久时期中,论都城建置时都不能漠然视之。
按之具体内容,《考工记·匠人营国》只是营建都城的规划,而非周代的制度。由于列入《周礼》之后,成为冬官的代替篇章,就为儒家视为周代的制度,因而出现矛盾的现象。前面曾经征引过《周礼·春官·典命》,说到周初分封诸侯。上公之国城方九里。可是《考工记》所说的营国,城方也是九里。这样矛盾现象,皆出于《周礼》之中,《周礼》为儒家的经典,甚至像郑玄这样的大师,也只能依违其间,不能不两存其说,难于说出究竟,因而一直是一笔糊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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