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题新见明末清初彩绘本《阅史逮津》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明末清初-题新见明末清初彩绘本《阅史逮津》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题新见明末清初彩绘本《阅史逮津》

《阅史逮津》，不分卷，明末清初人朱约淳所撰。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是书由江西巡抚采进，列入《存目》。20世纪90年代，大陆整理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时，将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清初彩绘本全文以黑白形式影印出版，使世人初识该书之庐山真面。今所见私人收藏家李勇先生所藏本，为该书新发现之另一重要版本。
关于朱约淳本人，目前学界所知不多，仅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知其字博成，浙江余姚人，顺治十八年进士，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朱约淳位列该年进士第三甲。后任甘肃秦安县知县（多有误作泰安知县者，如光绪《余姚县志》卷十九《选举表》、《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二三《经籍考》），在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卷七《官师》、道光《秦安县志》卷六《官师》中均有载，但甚为简略。其生平事迹罕见于记载，清初章大来所编诗文集《后甲集》中收录了章氏在朱约淳去世后所写祭文，名《祭朱博成先生文》（见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上），赖此端知其人其事之一二。该祭文作于丙子岁，即康熙丙子年（1696年），据章氏称，该祭文乃是其“为念鲁代草一祭”，“念鲁”即浙江余姚邵念鲁先生（后又云念鲁“其子刻思复堂集”，《思复堂集》正是邵念鲁着述文集也），可见该祭文是邵念鲁先生意为朱约淳所写，而由章大来代笔。祭文中曾言及“寇起滇中，震惊秦川，守臣登陴，雀鼠是餐。公无动容，家国两完，完城归君，完节归身”事，所论乃康熙初年三藩叛乱事，可见朱约淳在秦安任上似亦有功绩，惜道光《秦安县志》竟无载。
该彩绘本共收地图七十九幅，可谓部头巨大，依其种类可分为三类：一为读史地图，包括《禹贡图》一、《历代图》十一、《历代割据图》；二为分省地图，包括所载政区为明代的《舆地总图》及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图，其中陕西又分作两图，共十七图；三为专题地图，包括《九边图》十一、《镇番图》二、《镇蛮图》三、《漕河图》三、《海运图》二、《黄河图》三、《域外图》九、《天文图》一。每幅地图之后均附有图说，其中读史地图二十幅主要介绍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都、官制、兵制、田赋、漕道、边界行政建置等类项及各朝重要史事。分省地图及专题地图则多对地势之分布、山川之走向、关隘道路等险要之处加以评论，颇有军事地理的色彩。
综而论之，该彩绘地图继承了中国地图编绘的两个传统：一个自裴秀《禹贡地域图》以降编纂历史地图的传统，将有明之前历代行政建置、山川走向、关隘险要标绘在明代的底图上，最晚至《元代割据图》，以辅助读史之用，也即是《阅史逮津》“阅史”一词功用的体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其制图目的，称：“是书以阅史不谙地理，无由识其形势，乃考订往牒，正其舛讹，各绘以图”；一是当代地图的编绘，尤其是直接继承了明代罗洪先《广舆图》编绘分省地图集的传统，将有明一代各分省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划及关隘、山川标绘出来，并将关乎明代军政大典的黄河、漕运、九边、海运绘以专题图，辅以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藩属国及部分域外地图。事实上，该部分《阅史逮津》的图幅设置除了《广舆图》中的“华夷总图”，《阅史逮津》舍弃而更绘一《天文分野图》外，其他是极为近似的，只有若干图幅，出于需要，《阅史逮津》将其分作两图或三图。将《阅史逮津》称作《广舆图》系统的地图当非虚言。
表1：《阅史逮津》分省图与专题图部分与《广舆图》（万历七年钱岱本）图幅比较《阅史逮津》《广舆图》《阅史逮津》《广舆图》舆地总图舆地总图大同外三关边图大同外三关边图北直隶舆图北直隶舆图榆林边图榆林边图南直隶舆图南直隶舆图宁夏固兰边图宁夏固兰边图山东舆图山东舆图庄宁凉永边图庄宁凉永边图山西舆图山西舆图甘肃山丹边图甘肃山丹边图河南舆图陕西舆图洮河边图洮河边图陕西舆图河南舆图松潘边图、建昌图松潘建昌边图浙江舆图浙江舆图麻阳图麻阳图江西舆图江西舆图虔镇图虔镇图湖广舆图湖广舆图黄河图一、黄河图二、黄河图三黄河图四川舆图四川舆图海运图一、海运图二海运图福建舆图福建舆图漕运图一、漕运图二、漕运图三漕运图广东舆图广东舆图朝鲜国朝鲜图广西舆图广西舆图东南海国图一东南海夷总图云南舆图云南舆图西南海国图二西南海夷总图贵州舆图贵州舆图安南国安南图天下边镇总图九边总图西域图西域图辽东边图辽东边图朔漠图一、朔漠图二朔漠图蓟州边图、蓟州边图二蓟州边图琉球图琉球图内三关边图内三关边图日本国日本图宣府边图宣府边图天文分野图华夷总图其中犹可注意的是，不仅《阅史逮津》在图幅设置上多参考《广舆图》，就是图幅内容也与《广舆图》基本相同。以比例尺而言，《阅史逮津》采用了计里画方的绘图方法，其中大致分为四种标准，一是总图和《西域图》为每方五百里，如《舆地总图》、《天下边镇总图》；二是其他专题图中的陆图包括《安南国》、《朝鲜国》大多是每方百里，只有《蓟州边图》因分作两幅，故改作每方四十里，《黄河图三》、《朔漠图一》、《朔漠图二》因所绘地域辽阔，改为每方二百里。三是海图如《东南海国图一》、《西南海国图二》明确记载“界内每方四百里，界外海中风迅不常，难以里载。”四是《日本图》、《琉球图》不载比例尺。这与《广舆图》各图幅比例尺是基本相同的，尤其是其中每方百里之外的特例部分，如《蓟州边图》为每方四十里，《朔漠图》每方二百里，《东南海夷总图》、《西南海夷总图》标注“界内每方四百里，界外海中风迅不常，难以里载。”《琉球图》、《日本图》不载比例尺，皆同于《阅史逮津》，很典型的证明了两者之间的承继关系。具体到图幅内容上，经初步比对，在地名的选择上，两者高度相似，略举一例，在《广舆图·舆地总图》的图名之后，图幅之前注明编绘原则，“每方五百里，止载府州，不书县，山止五岳，余别以水，不复概书”，《阅史逮津》在舆图右下角作了相同内容的标注。当然，就图幅而言，《阅史逮津》继承自《广舆图》，属同一系统，但在文字说明上，两者则绝不相类，朱约淳的贡献也主要体现于此。作者亟言险要关隘及当政者宜措置之处，如《宁夏固兰边图》则云“塞梁家口之路则河套之兵不能入，扼雪山水沟之险则山后之兵不能侵，似亦保障之一策也”，《庄宁凉永边图》言“北有石门，西有者撒口，乃海套必经之路，若诸卫声势联络，则凉州安枕矣”，极有军事地理的色彩，概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之用意相近。
《广舆图》版本甚多，任金城先生已列表予以标示，兹不赘言（见任金城：《广舆图在中国地图学史上的贡献及其影响》，载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5年）。那么《阅史逮津》是依据《广舆图》哪个版本摹绘的？大致而言，《广舆图》有嘉靖年间的数个版本及万历七年钱岱刊刻本。万历年间的版本与嘉靖年间的版本在个别地名标注上较明显的差别，如今北京市域的延庆县，在嘉靖本上本标注“隆庆”，明穆宗继位以后，改元“隆庆”，为避讳计，改隆庆州为延庆州。今《阅史逮津》标的正是“隆庆”，可见非摹绘的万历本《广舆图》。《西南海国图》中，该彩绘本在紧邻非洲东海岸的一个岛屿上标注有“娣八奴”一名，或即今天的马达加斯加岛，在《广舆图》嘉靖四十年胡松刻本中，该地名亦作“娣八奴”，万历七年《广舆图》钱岱刻本中，该地名已改作“桑骨双”，可见其摹绘的对象应是嘉靖年间诸版本中的一个，具体是哪个具体版本，还需集齐众版本，细加比对方可知晓。从图幅文字上可见的最晚的年代也是嘉靖，在《湖广舆图》图幅中，朱氏写道“郧则流民所聚，古为弃壤，嘉靖中始设郡焉，亦荆楚之殷忧焉”。更加有趣的是，有些嘉靖本中标错的地名，《阅史逮津》也继承了。今《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有国家图书馆藏明罗洪先绘、胡松增补的嘉靖四十年刻本，将其与《阅史逮津》部分内容比对，山西布政使司所属太原府的“清源”县两图均错标为“清原”，“祁”县两图均错标为“祈”县，“岢岚”县两图均错标为“苛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阅史逮津》“盖成于明之末年，入国朝未及改修云”，将其视作朱约淳的新绘，是未意识到《阅史逮津》与《广舆图》之间的密切关系。
约略言之，该图仍不失为明末清初一份重要的地图材料，其意义与价值体现在：
一、于中科院《阅史逮津》版本之外提供了另一重要版本，且为彩绘本，十分精美。中科院《阅史逮津》彩绘本前有序，称该本原为清初汤斌家藏本，光绪末年汤斌后代家势中落，流入易水张守痴之手，其源流甚为清楚。汤斌曾任《明史》纂修，又与朱约淳大概同时人，或为朱氏赠阅抑或纂修《明史》时征集欤？本彩绘本与中科院本有较大的区别，如本彩绘本有《舆图序》，而中科院本则缺之；图例中，本彩绘本作“历代图”，中科院本则作”历代疆域图”；在《日本国》图中，中科院本明确写出“昆山郑若曾”，可见该图来自《郑开阳杂着》，而本彩绘本则未标。因此，两本之间是何种渊源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两者共同构成了《广舆图》在嘉靖以后的传播系统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二、将读史地图与当代地图并书，可谓在体例上的创新。绘图者在《阅史逮津·目例》中较为简练的介绍各图的绘制缘由，在“历代图”中，不仅标绘各统一王朝的疆域与政区建制，而且特意为中国历史上割据时期专立专门图幅，体现出绘图者“汇通”的史学观。在读史地图后附当代地图，其目的亦是为读史服务，如《海运图》，绘图者称“沿于江海，肇自禹贡，元人祖之，大辟海道，作海运图一”，作者企图以当代地图表现元代以降海运发展的形势，体现了绘图者知古须知今的历史观。
三、图例符号方面有所创新。学界通常认为系统使用图例符号当始自元代朱思本《舆地图》，可惜该图早已散佚。现存较早的是明《杨子器跋舆地图》及罗洪先《广舆图》，尤其是后者，使用“省文”（即图例）达二十四个，是中国古代地图发展史上一个重要事件。《阅史逮津》使用的“省文”多达三十个，较《广舆图》尚多。其中专设黄河与湖的符号，将计里画方中的方格视为“省文”之一。绘图者有感于过往图形中对边墙材质未作区分，称“王公设险，首重边陲，或方城千雉，或土堞万浔，或垒石为防，或因山为限，不特观其形势，亦且识其疏密，各为绘形以别之”，又特设了“石城”、“土垣”、“石垒”三种地图符号。符号使用之多，运用之娴熟，分类之细致，在当时大概是最先进的。
四、对海疆的重视及海岛地名的书写，为我国最早发现、开发、命名钓鱼岛及南海诸岛增加一份地图证据。明代从《广舆图》到《郑和航海图》，都较为重视对海洋的绘制，尽管这种绘制较为粗疏。《阅史逮津》中《西南海国图》已描绘出非洲南部及好望角区域，其中标注的一条大河，名“哈纳赤思津”，这当然是直接摹绘《广舆图》的结果，李约瑟在《中华科学文明史》（《中国科学技术史》巨着的简编本）中曾推断该河或许就是尼罗河。在《琉球图》中，标绘了明朝藩属国——琉球国及其附近的岛屿，包括中国去往琉球的使者沿途所必经的岛屿，在小琉球岛（应即今日台湾岛）北标绘出瓶架山、彭家山、鸡笼屿、花瓶屿、钓鱼屿、黄茅屿，在黄茅屿和谷米山之间还着重注明“此山下水急，礁多”，可见这一带海域早已为中国人所熟知。《东南海国图一》将今东南亚诸国及附近海域标示于上，尽管仍然是示意性质，位置关系又多有错讹，但其中标绘的“石塘”一名，据吴凤斌先生对《广舆图》相关图幅的研究，应泛指东沙群岛，“长沙”一名应泛指中沙和西沙群岛（《古地图记载南海诸岛主权问题研究》，载吕一燃主编《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可为我国最早发现、经营南海诸岛提供古地图方面的坚强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