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墓葬所在与蒙古早期历史地理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墓葬所在与蒙古早期历史地理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成吉思汗墓葬所在与蒙古早期历史地理

成吉思汗墓葬所在与蒙古早期历史地理
【作者简介】陈得芝，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关键词】成吉思汗“陵寝”/起辇谷/尼鲁温-乞颜蒙古
成吉思汗墓地所在是历史-考古学界长期探究的问题。依据可信的汉、蒙文和波斯文史料，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元诸帝)的葬地在不儿罕山(肯特山)南、克鲁伦河上游北的“起辇谷”(即《元朝秘史》所记“古连勒古”)，其地当在今蒙古国肯特省曾克尔曼达勒苏木境。1990年代以来，蒙古国和日本的考古学者追寻蒙古古代遗迹收获甚丰，特别是在阿兀拉嘎遗址(认定为成吉思汗大斡耳朵)的发掘中找到可能是“灵庙”的废墟和祭祀遗物，为寻找成吉思汗墓地提供了重要线索。本文利用他们的新考古研究成果，结合文献资料，进一步探讨成吉思汗的出生地和葬地，并追溯早期蒙古-成吉思汗先世在鄂嫩河流域的活动和势力逐步兴盛的过程，以及相关的历史地名方位。
前言：追寻蒙古史迹的考古新收获
几年前，有报社记者来访，出示某报报道蒙古-日本联合考古队发现了成吉思汗陵墓的消息，请我谈谈看法。记得给我看的只是转述外国报纸报道的摘要，因为我没有见到考古报告，不好发表评论，只是说：根据文献所载成吉思汗埋葬方式，要找到他的墓实非易事。从这条消息看，虽然报道的墓区方位与史料记载大体符合，但说此墓已被发现似乎为时尚早。据文献，蒙元朝皇帝的墓葬地当是范围较大的区域，且不建地面标志，仅找到某处有祭器和其它祭祀遗物，还不能断定就是成吉思汗的墓。早在1925年，苏联着名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在乌兰巴托一带和肯特山地区进行民族学、语言学?{查时，就发现肯特山地区有元代祭场遗迹和祭器遗存。①记者报道我的话出入不大，但后来在网上被辗转传布得大大走样。本打算予以澄清，但我想网上炒作对学界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就没有置理。不过，这件事倒引起我进一步探究蒙元诸帝葬地及?蒙古早期若干历史地理问题的兴趣。最近，承友人帮助，读到了参与该项考古?{查和发掘的日本考古学家白石典之的相关论着，获益良多，从而更领悟了为学确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道理。反思自己三四十年前编绘蒙古地区历史地图时，基本上依赖文献资料，在故纸堆里讨生活，是多么局隘！
白石先生在其2001年出版的《成吉思汗之考古学》②“前言”和“结语”中说，从1990年起，他每年都有数月在蒙古国追寻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足迹；1997年4月起他留学蒙古两年，得以专注于此项研究，这部书就是这两年他在蒙古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此书分《成吉思汗的祖先》、《成吉思汗登台》、《蒙古帝国的建立》、《成吉思汗的结局》以及《成吉思汗的子孙们》五章，结合唐代到元代的蒙古历史进程，介绍了从额尔古?{河到阿尔泰山(主要是克鲁伦河、鄂嫩河、土拉河“三河之源”地区和杭爱山地区)多达五十处各个时期的文化遗迹，利用考古年代学方法对遗迹和遗物的时代作出分析判断，并在地图上标出位置，不仅内容丰富，而且都很重要，可以说是通过遗迹勾?画出了清晰的早期蒙古历史轨迹。在2006年发表的《成吉思汗墓在何处？》③一文中，白石先生介绍了2001年他与蒙古学者共同在肯特省德勒格尔罕县阿兀拉嘎(＜A'uruq奥鲁)遗迹进行发掘的情况，可能发现了祭祀成吉思汗的灵庙遗址，因而得到了寻找迄今不明之成吉思汗墓地的线索；后来记者发表此项成果，引起很大反响，其中有的误报为“发现了[成吉思汗]墓”，其实“灵庙和墓是不同的”。我这纔知道，原来并非蒙日考古队宣布发现成墓，而是某媒体的“误报”。这和我答记者问时说的话意思差不多，我对发现成吉思汗墓新闻的评论，被网络上辗转传播走了样至此该可以澄清了。
非常感谢白石典之先生和其它蒙古、日本考古学者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有关早期蒙古部族历史活动的实地考察资料。请允许我借助这些重要的考古成果，结合文献资料，就以下几个问题略申管见，并借此机会订正《中国历史地图集》辽、金、元蒙古地区图幅中的若干疏误。
一　成吉思汗墓地与大斡耳朵
成吉思汗去世(1227年)后仅数年(1233-1235年)，出使蒙古的南宋使团随员彭大雅和徐霆就先后记载了有关成吉思汗墓葬的情况。④彭、徐分别编述其出使见闻，后二人遇于鄂州，各出所编以相参考，遂用彭编为定本，间有不同处，徐乃疏于其下，此即传世之《黑鞑事略》。关于成吉思汗墓，彭大雅记曰：
其墓无冢，以马践蹂使如平地。若忒没真之墓，则插矢以为垣阔逾三十里，逻骑以为卫。
徐霆疏曰：
霆见忒没真之墓在泸沟河之侧，山水环绕。相传云：忒没真生于此，故死葬此。未知果否。⑤
彭大雅没有说明他所记是否出于亲见，徐霆的“疏”中则多用“霆见”云云，但从其所记的某些内容看(如此前一条：“霆见其死于军中者，若奴婢能自驰[驰]其主尸首以归，则止给以畜产；他人致之，则全有其妻奴畜产。”⑥)，不可能都是“亲见”。不过，彭、徐二人确实都到过窝阔台的大帐。据《元史?太宗纪》，这期间(1233-1236年)，窝阔台驻地都在克鲁伦河上游以西至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一带。⑦彭大雅的行程路线，据所记“其地出居庸则渐高渐阔，出沙井则四望平旷”云云，⑧当是走天山(大青山)北沙井道，未必经过克鲁伦河上游，其所记有关蒙古葬制和成墓护卫事可能是得自“闻”而非“见”(如“插矢以为垣阔逾三十里”的大禁地，就不可能近距离观察得到)，但所记蒙古墓葬制度，与元代的汉文、波斯文、拉丁文史料颇合。⑨徐霆记行程为“霆出居庸关，过野狐岭，更千(？)余里入草地，曰界里泺”云云，⑩所行路线当与1247年张德辉奉忽必烈召前往蒙古所作《边堠纪行》的路线以及明金幼孜《后北征録》所记成祖进军路线略同，应经过克鲁伦河上游，不过他所谓“见”者，只是遥望其地山川形势，并非近距离看到成吉思汗墓；说成墓“在泸沟河之侧”只是记了大致方位，难以理解为墓地就在克鲁伦河旁近处。从下面引述的有关资料看，彭、徐二人都不可能就近观察被定为“大禁地”的成墓，他们的记载当得自亲闻，作为同时代的史料具有很高价值，但不能视为“目击记録”。
拉施都丁《史集》对成吉思汗葬地有较详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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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材料除记载成吉思汗落葬方式外，还提供了有价值的地理数据：其选定的埋葬地不儿罕?合勒敦(山名)，距离其诞生地有六天路程，是一块平坦地带。当时蒙古人视为圣山的不儿罕?合勒敦，应是指克鲁伦河、鄂嫩河、土拉河所谓“三河源头”(qurbanmured-unteri’un)的肯特山地区，范围很大，故《史集》说的“六天路程”，当是指被选为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坟葬地的特定区域。
《史集》还有一处记载与这个“大禁地”有关。此书第二卷的《铁穆耳合罕(即元成宗)纪》中说，合罕命其长兄甘麻剌出镇成吉思汗故土及诸斡儿朵所在的哈剌和林之境，该地区的军队也都归他节制。境内直到吉利吉思边境的所有地方，“以及名为不儿罕?合勒敦的成吉思汗的大禁地，全由他掌管，并由他守卫着照旧在那里的成吉思汗的诸大斡儿朵。它们在那里有九个，四个大斡儿朵和五个另外的[斡儿朵]。谁也不许到那里，因为附近有禁地(harkas-rāānjāyikah[德黑兰刊本作ānjāyigah]rāhnabūdchebuzurg*[德黑兰刊本作nazdīk]ghurūqast)。他制成了[已故祖先们]的像；那里经常都在焚香[致祭]。甘麻剌也在那里为自己建了一座寺庙”。(12)这段记载显示，“大禁地”当邻近其四大斡耳朵。
甘麻剌是元世祖皇太子真金的长子，至元二十九年(1292)从云南移镇北方，由梁王改封为晋王，“统领太祖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出席忽里台大会推戴其弟铁穆耳(成宗)时，他表示“我镇抚北方，以卫社稷，久历边事，愿服厥职”，随即被遣归北藩。他谨守藩位，“然崇尚浮屠，命僧作佛事，岁耗财不可胜计”。(13)这和《史集》说他在驻地“为自己建造寺庙”的记载符合。甘麻剌的主要驻所为成吉思汗第一大斡耳朵，在克鲁伦河的阔迭额?阿剌勒地方。《史集》所言“附近有禁地”指的应是此第一大斡耳朵，所言“任何人都不许(rāhnabūd，没有路)去”的“那地方(ānjāyigah)”，指的应是大禁地而不是大斡耳朵。至于说他绘制祖先画像焚香致祭事，当即《元史?祭祀志四》所载供奉和祭祀“祖宗御容”的“影堂”(后改称“神御殿”)制度。元世祖和以后的诸帝、后的影堂分别设于都城各皇家寺庙，常祭每月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日，节祭元日、清明、蕤宾(端午)、重阳、冬至、忌辰；太祖、太宗、睿宗“御容”则置翰林院，命院官春秋致祭。(14)这是朝廷上的制度，而据《史集》的记载，晋王甘麻剌也奉祭“祖宗御容”，可能是因为他驻守成吉思汗大斡耳朵以及“大禁地”之故。奉祭“祖宗御容”的影堂不一定靠近葬地，也许就设在他所建的寺庙内(如大都那样)。
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所在之阔迭额?阿剌勒(Kode'e-aral，kode'e意为荒芜的，aral意为岛，或指两河合流形成的半岛)，上世纪初期蒙元史研究前辈就已指出应为克鲁伦河和曾克尔河合流点西之半岛或河洲。《元朝秘史》末节(第282节)记下成书的年代和地点：“大忽里台聚会时，于鼠儿年七月，在客鲁涟[河]的阔迭额?阿剌勒的朵罗安?孛勒答黑处，失勒斤扯克两个间[的]斡耳朵思住时写毕了(Yekequriltaqurijuquluqanajilquransara-daKeluren-nuKode'earal-unDolo'an-boldaq-aShilginchekqoyarja'uraordosba’ujubukuiturbichijuda'usba)。”(15)此节记载的年代和地点是迄今仍存争议的问题。余大钧教授考证此鼠年为1252年，根据是1251年夏六月在此召开推戴蒙哥即位的大聚会，接着审理谋乱的反对派诸王大臣，延续进行到次年春，《秘史》一书就是此次大会后写成的。(16)有一条数据可以支持并补充此说，即程巨夫《信都常忠懿王神道碑》所载“宪宗二年夏，会诸侯王于驴驹河之上，命宿张具。河忽大涨，列鼎横溃，太傅(常?{绵)身救获免，会无废礼”。(17)根据这段记载，确有1252年夏在驴驹河(客鲁涟河)上大会诸侯王事，可知推蒙哥即位的大聚会从1251年夏断断续续延至1252年之夏。(18)据此我赞成《秘史》成书于1252年的看法。本文注意的是《秘史》所载斡耳朵的?具体地点。罗依果教授在1985年发表的《元朝秘史》第282节英译注释中表示赞同田金波(Mostaert)之说，原文Shilginchek后当有一处脱漏的地名，认为斡耳朵当是设在朵罗安?孛勒答黑(Dolo’anBoldaq，七孤丘)中的失勒斤扯克和另一佚名山丘之间。在2006年出版的英文译注本中他对此说略作修改，说1997年他亲自考察了该地，次年发表报告称不再持脱落的那个地名是“七孤丘”中另一个丘的观点，“七孤丘”的地形排除了在其间建立一个大营盘的可能性，因而认为大聚会那年的营盘当是建立在Shilginchek和可能更东边的某地之间；最后又提出，《秘史》所载阔迭额?阿剌勒的斡耳朵思几乎一定是在Shilginchek也就是Dolo'anBoldaq之东。(19)据上引《秘史》之文，阔迭额?阿剌勒(又有“曲雕阿兰”等异译)是一处范围较大的地区，几乎可包括巴颜乌拉山、克鲁伦河和曾克尔河之间的整个草原，“七孤丘”在其中。蒙古考古学家丕尔烈《〈蒙古秘史〉地名考》称克鲁伦河-曾克尔河合流点西北地域内有一山名Dolootuula(约当东经109度/北纬47度)，即《秘史》之Dolo'anboldaq，(20)当可信。
现在让我们转到对《元史》本纪所载蒙元诸帝墓地“起辇谷”的考察。据载，太祖成吉思汗以下蒙元诸帝均葬于此(其实太宗窝阔台和其子定宗贵由没有葬在这里)。(21)学界对这个地名曾有过多种说法。有些学者认为应该是指克鲁伦河上游肯特山南坡的某处谷地，这是综合了《史集》和《黑鞑事略》的记载得出的，就大范围而言基本正确；或以“起辇谷”为克鲁伦(Keluren)的音译，推论的方位大抵与此同。还有学者以“起辇谷”为汉语，意为“乘辇起程的山谷”。亦邻真教授《起辇谷与古连勒古》(22)文中评论了前人的各种说法，提出新说：“起辇谷”是音译名，就是《圣武亲征録》所载“曲邻居山”、《元朝秘史》(明初汉译本)作“古连勒古”(Gurelgu)的同名异译。其语言学、历史学的论证都十分精到，令人信服。《元朝秘史》多处记载到这个地名，使我们可以据以判断其方位。第89节载：(帖木真逃出泰赤兀人的囚禁后，溯斡难河上游支流乞沐儿合小河寻找母、弟)“在那里相会之后，便到不儿罕?合勒敦山阳的古连勒古之中桑沽儿小河的合剌只鲁干的阔阔?{兀儿，扎下营盘”(明初音写“古连勒古”、“合剌只鲁干”均旁注“山名”)。第94节、122节、129节、141节都记载有这两个地方，或注“山名”，或注“地名”。在这里，帖木真被追随他的蒙古各氏族头领推举为“汗”(qan)，订下盟约，并指派?了佩弓箭、佩刀和管饮膳、马羣、负责哨探等人员，建立起蒙古乞颜部贵族联盟，据有克鲁伦河上游各地，包括萨里川(今克鲁伦河、土拉河上游间地)。可以说，古连勒古是蒙古乞颜氏和成吉思汗的始兴福地，徐霆所谓“相传忒木真生于此，故死葬于此”，应该是“兴于此，故死葬于此”。蒙古考古学家丕尔烈认为这个地名应是指东经109度/北纬48度、曾克尔河上游流域一片相当大的地段；亦邻真参照其说定为曾克尔满达勒一带。(23)综观《秘史》各节记事，其地应在“不儿罕山前(南)”，是可以容?{众多牧民居住的水草丰富的原野，曾克尔满达勒一带位于肯特山南麓，原野宽广，符合“古连勒古”之地的条件。《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所标“曲邻居山”(古连勒古)方位大体不误，似略偏北。作为成吉思汗及蒙元诸帝葬地的“起辇谷”来说，?还要具备文献所载“平原”地形和能够挖掘较深墓穴的土层条件。总之，在曾克尔河中上游一带的肯特山南麓坡地寻找蒙元诸帝墓葬，方位应该是对的，只是范围大，寻找蒙元诸帝墓葬所在，仍需历史-考古学者的艰苦努力。
白石典之书中引述加藤晋平的考察研究，称阿兀拉嘎遗址就是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在他去世后成为祭祀和即位大典等重要活动神圣场所(举《元史?宪宗纪》“七年夏六月，谒太祖行宫，祭旗鼓，复会于怯鲁连之地”为证。(24)按“祭旗鼓”是出师前的仪式，不是祭陵，也不必在大斡耳朵或祖先陵墓附近举行。如宪宗八年冬忽必烈奉命南征，“禡牙于开平东北”。(25)故此说根据不足)，阿兀拉嘎遗迹西南的大型建筑遗址是甘麻剌所建寺庙。加藤晋平注意到《元史?祭祀志六》所载皇帝?{崩后的殓葬和祭祀制度，据以作为探寻葬地的线索。《祭祀志六》此段为：
凡宫车晏?{，棺用香楠木，中分为二，刳肖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殓用貂皮袄、皮帽，其靴韈、系腰、盒钵，俱用白粉皮为之。殉以金壶瓶二，盏一，椀楪匙筯各一。殓讫，用黄金为箍四条以束之。舆车用白毡青缘纳失失为帘，覆棺亦以纳失失为?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骑马，牵马一匹，以黄金饰鞍辔，笼以?{失失，谓之金灵马。日三次，用羊奠祭。至所葬陵地，其开穴所起之土成块，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复依次掩覆之。其有剩土，则远置他所。送葬官三员，居五里外，日一次烧饭致祭，三年然后返。(26)
加藤认为，若大斡耳朵为祭祀历代皇帝之灵的场所，则送葬官当居于此，陵墓当距此不远。根据这个假设，他在阿兀拉嘎遗址附近?{查，见其西北15公里伊赫海兰图岩山的东南斜坡上有很多石墓，延伸数公里，最大的直径10米(蒙元时代墓葬通常为直径3—4米)；此墓羣周围立着相隔数米的石列，或即彭大雅所谓“忒木真之墓则插矢以为垣阔逾三十里”的垣基。白石认为加藤的伊?赫海兰图之说根据不足，因为墓葬形制与史料不合，该处也不是“周围三十里”的场所。白石对阿兀拉嘎遗址的三组建筑作了分析：第一组居中为内外二重墙的大型建筑物，两边有约四十栋建筑，成弧形配置，西侧发现铁工房遗迹；第二组在其东面低地上，聚集着二十三栋建筑；第三组是西南低地上以7×4间房柱的大型建筑物为中心的四至五栋。据他分析，一、二组当是1235年以前的建筑，第三组时代在其后，虽不能断定为甘麻剌所建寺院，但大体可以支持加藤的假说。他以加藤说为基础进一步分析，阿兀拉嘎遗址的功能后来有些变化，“大斡耳朵”被用为类似辽代的“奉陵邑”。成吉思汗谋士中有耶律楚材等不少契丹人，当吸收了契丹的风俗文化，阿兀拉嘎遗址发现的契丹型陶器以及建筑物使用“唐尺”均可确定，可能也吸取了契丹的奉陵邑制度。于是他以辽“奉陵邑”祖州、庆州与祖陵、庆陵的相对位置作为寻找成吉思汗墓地的参照，如果阿兀拉嘎遗址第二、三组建筑物是为拜祭陵墓而建，则墓地应该在阿兀拉嘎遗址之北。(27)
白石先生的这个思路富有启发意义，不过，成吉思汗的葬地是和子孙诸帝葬地分布在同一很大的地区，而且每个皇帝死后入棺，“送至其直北园寝之地深埋之，则用万马蹴平，俟草青方解严，无复考志遗迹”的，(28)与辽陵有明显区别，似乎难以模拟。同时，鄙见以为蒙古早期的斡耳朵未必是固定的建筑物，如彭大雅所记“凡鞑主猎帐所在皆曰窝里陀。其金帐柱以金制故名独曰大窝里陀者，其地卷阿，负坡阜以杀风势，犹汉移跸之所，亦无定止，或一月或一季迁耳。”(29)1221年四月底，邱处机从陆局河(克鲁伦河)流入呼伦湖处“并河南岸西行”，“行十有六日，河势绕西北山去”，即到达克鲁伦河上游河曲，沿途所见蒙古人皆黑车白帐，未提河曲附近有行宫建筑物；其后途中所见有辽代城址即做记録，而行经留守的皇后窝里陀，所见景况只是“车帐千百”。(30)耶律楚材《扈从冬狩》诗序“癸巳(1233年)扈从冬狩，独予诵书于穹庐中”；《鼓琴》诗(作于1234年)：“宴息穹庐中，饱食无用心。读书费目力，苦思嫌哦吟。”(31)可见和林建城前他在漠北所居仍为帐幕。1247年张德辉奉忽必烈召去蒙古，其所着《边堠纪行》载，从鱼儿泊(今内蒙克什克腾旗达里泊)向西北行十九驿，抵一河，“北语云翕陆连，汉言馿驹河也。夹岸多丛柳，其水东注，甚湍猛。……濒河之民杂以蕃汉，稍有屋室，皆以土冒之，亦颇有种艺，麻麦而已。河之北有大山，曰窟速吾，汉言黑山也，自一舍外望之，黯然若有茂林者，迫而视之，皆苍石也”。(32)据此可知，张德辉到达克鲁伦河上游河曲时，对当地风物民情有细致观察，那里已有汉民居住、耕作，建有土屋；并观察了河曲之北的地形，其所谓窟速吾山，“速”应为“迭”字之误，即大斡耳朵所在地阔迭额?阿剌勒(荒岛)，与汉言黑山之意颇合。他先从三十里外看到该山，继而逼近观察，但没有提到任何永久性大建筑物。上引程巨夫所载宪宗二年(1252)会诸侯王于驴驹河之上时“河忽大涨，列鼎横溃”，知大会地点应距河不远，且会场应是车帐而非永久性建筑物。断言阿兀拉嘎遗址中心建筑物为成吉思汗时代所建的大斡耳朵，似乎缺乏文献依据。此外，仅据《祭祀志六》记载中的送葬官“居[葬地]五里外”一语，也难以推论成吉思汗墓就在有祭祀遗物的“灵庙”附近。葬“起辇谷”(古连勒古)地区的至少还有宪宗到顺帝十一个蒙元皇帝，以及拖雷和他后裔中的一些人物，而且“居五里外”说的是送葬官守灵并祭奠三年的地点，三年后就撤回。虽然蒙元诸帝都葬在同一地区，但每位皇帝葬地各有不同，其送葬官守灵、祭奠的地点也不可能是同地。三年期守灵、祭奠处是否建永久性房屋不得而知，但最早的、被定为“大禁地”的成吉思汗墓，似乎不可能非常靠近建有许多房屋，住着不少居民的阿兀拉嘎遗址。
二　三处跌里温盘陀，何者为成吉思汗诞生地？
上引《史集》讲到成吉思汗出生在斡难河下游的Delūnboldāq之地，从该地到不儿罕山有六天路程。《圣武亲征録》载：“烈祖神元皇帝讳也速该。初征塔塔儿部，获其部长帖木真斡怯、忽鲁不花辈，还驻军跌里温盘陀山。时我太祖圣武皇帝始生。”(33)《元朝秘史》第59节所载同，出生地名作迭里温?孛勒答黑(Deli'unboldaq，意为脾脏[形]孤山)。俄国喀山大学教授哀德蛮(F.Erdmann，德国人)所着《不动摇的帖木真》(TemudschinderUnerschütterliche，1866)依据尼布楚商人玉伦斯基未经核实的报告，说鄂嫩河中游右岸有个地方名为Delunboldak，位于伊克阿拉勒(Yekearal)上游七俄里，距科楚叶夫哨所(guardstationKo{K23U323.jpg}uev)三俄里，就是成吉思汗出生的地方。同时，巴拉弟(PalladiiKafarov，《秘史》俄译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着作集》第四卷)和贝勒津(I.N.Berezin，《史集?成吉思汗纪》俄译本)分别引述尼布楚阿布拉莫夫和布里雅特学者班札罗夫之说，位其地于鄂嫩河右岸，钦丹特堡上游，伊克阿拉勒村的对面。(34)在蒙古考古发掘和研究领域成就卓着的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C.B.Кисeлeв)更确切地指出，成吉思汗诞生地ДeлынБопдок位于鄂嫩河中游的上察苏切伊村(BepxнийЧaсучeй，北纬50度31分/东经115度04分)附近。(35)其后，苏联考古学家格里申(Ю.C.Грищин)考察了从苏-蒙交界处之北的忙古特(Maнгут)向东北直到钦丹特(Чиндант)的鄂嫩河中游两岸古迹，发掘古居民点遗址六十九处，古墓葬七十二个，遗物年代从新石器时代到宋、元都有。鄂嫩河右岸，上察苏切伊村稍西，坐落着风景如画、松林覆盖的谷地ДелынБолдок，当地布里雅特人以成吉思汗诞生于此为荣，还举行过庆典。此处以及河对岸的大、小巴托尔山都发现有许多古代居民点及墓葬，还有冠以成吉思汗名的自然景物如崖壁等；ДелынБолдок西约50公里之旧都鲁耳圭(СтарыйДурулгуй，北纬50度28分/东经114度22分)发现四处居民点和许多墓葬，铁器及瓷器碎片；再往西之УcтьИля村南鄂嫩河右岸低处宽阔河谷中的居民点遗址发现有银器物和宋代的中国瓷器；小巴托尔山以东到钦丹特，分布着三十三处古居民点和许多墓葬，从Кунkyр西一处砂石风化的鄂嫩河岸找到宋元时代磁州窑型彩釉器残片。上述发现说明鄂嫩河中游多处分布有宋、元时代的居民点。不过，捷克学者普哈(P.Poucha)在蒙古境内鄂嫩河上游也找到一处同名地，(36)这个地名在蒙古不止一处。(37)蒙古学者多尔吉苏伦和丕尔烈都主张，鄂嫩河上游蒙古国肯特省达达勒苏木境的ДелынБолдок是成吉思汗的诞生地，该地附近居民中流传着有关帖木真的许多传说。此地位于达达勒苏木东北约3公里(北纬49度03分07秒/东经111度38分32秒)，往东就是巴勒济河与鄂嫩河汇流处。此处现已被蒙古国人定为成吉思汗诞生地，并立石碑为志。(38)此外，蒙古地理学家巴札尔固尔还主张，从达达勒再溯鄂嫩河而上，到宾德尔苏木的拉明窝哈(北纬48度36分/东经110度36分)，该处盆地中央有一显眼的小丘，革命前山麓有一寺，此小丘就是ДелыгнБопдок，寺为祭祀成吉思汗处。②
笔者以前编绘蒙古地区历史地图时，主要依据《史集》的记载，参考格里申的考古报告，将跌里温盘陀定点于鄂嫩河中游右岸、上察苏切伊之之西。从此地到鄂嫩河上游肯特山，直线距离约400多公里，以牧民骑行的速度差不多是六天路程。(40)不过，如果按照牧民季节性移营的速度，则六天大约只能走200多公里。看来，将达达勒苏木的ДeлынБолдок定为成吉思汗诞生地，理由是比较充分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地方正是成吉思汗十世祖孛端察儿因分家产不公离开诸兄，独自“顺着斡难河”出走到达的巴勒谆?阿剌勒(《元史》作八里屯阿懒)地面——今鄂嫩河上游与支流巴勒济河(《康熙皇舆全览图》作Baljibira(41))合流间地。至于巴札尔固尔主张的宾德尔苏木境之成吉思汗诞生地，在鄂嫩河上游呼拉赫河(即《元朝秘史》的乞沐儿合小河)一带，该地确实是成吉思汗祖先活动的重要地域，从《元朝秘史》所述十世祖孛端察儿故事中相关的地理方位看来，这里当是传说的始祖母阿阑豁阿及其诸子生活的地方(详下)。但此地距曾克尔河上游仅一百多公里，与《史集》所说从成吉思汗诞生地到他为自己选定的不儿罕山前埋葬地为六天路程不合，可以排除。
三　蒙古部西迁时代与地域——尼鲁温蒙古的兴起
关于蒙古部从额尔古?{河之东的大兴安岭山区西迁到“三河之源”不儿罕山(肯特山)的时间，有的学者根据《元朝秘史》第1节上推到孛儿帖赤那(成吉思汗二十二代祖)时代，约在成吉思汗出生前五百年的7世纪。(42)此说不能成立，因为《旧唐书?北狄传》蒙兀室韦居地?傍望建河(额尔古?{河)的记载反映的就是7—8世纪时的情况，(43)而那时肯特山一带是铁勒部落分布的地区。蒙古人虽有代代口传先世谱系的习俗，但在没有文字的条件下，不可能清楚地追溯到二十多代，《秘史》所传世系是不可据为信史的。有的学者则主张蒙古西迁?应在11世纪上半叶，根据是作于10世纪中叶的胡峤《陷虏记》说蔑劫子(蒙古)在契丹东北，应指额尔古?{河故地，而依据11世纪中叶史料着成的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二说蒙古里国在契丹正北，则已西迁。(44)但《陷虏记》和《契丹国志》的记载得自传闻，地理方位和时代都是不明确的，如同《建炎以来系年要録》说蒙古在女直东北一样，难以作为?力证。惟有《史集》作者根据伊利汗廷史册和熟知典故老人的讲述，对成吉思汗祖先的年代作出估计。他两次讲到，出自阿阑豁阿感天光所生子的氏族“至今大约已有四百年”。拉施都丁是严谨的史学家，并非?{空估计。从他编撰《史集》的14世纪初上推四百年，为10世纪初期，与从成吉思汗上推十一代(以平均二十年一代计)的时间大体符合。《秘史》和《史集》记叙成吉思汗祖先虽然都是从孛儿帖赤那开始，但是有具体活动的记载则始于朵奔篾儿干娶阿?阑豁阿为妻的故事，(45)并且首次讲到他们的活动地点在不儿罕山地区。此时，不儿罕山的主人(ejen)还是兀良哈部首领，而蒙古部则显然是新来乍到者。(46)
蒙古部从额尔古?{故地迁出，直到以“三河之源”不儿罕山为家，当有一段历史过程。村上正二先生对此作了精辟分析，指出从9世纪后期到10世纪后期的唐末五代时期，因漠北回鹘汗国崩溃，中原大唐皇朝瓦解，东北契丹兴起等政治形势的变动，产生了一段空隙，蒙?古部乘此时机迁出了原居地“额尔古?{?昆”狭隘山谷，走向广阔草原。他分析蒙古部是沿额尔古纳河南迁，过呼伦湖，就是《秘史》第1节说的“度过腾汲思(Tenggis，突厥语意为海)”，出克鲁伦河畔，终于来到鄂嫩河中、上游留居，以不儿罕山麓为冬营地，鄂嫩河中游的豁儿豁纳主?不儿为夏营地。(47)笔者很赞同村上先生的意见。尽管8世纪已有一些蒙古高原东部大兴安岭西侧的室韦-鞑靼部落进入中部地区活动(如突厥文《毗伽可汗碑》和《磨延啜碑》所载ToquzTatar九姓鞑靼)，但大规模的西迁应在回鹘汗国崩溃之后，“九世纪下半叶的蒙古高原处于无霸主状态，原来的主要居民回鹘人又大多数迁走了，这自然是室韦-鞑靼人扩展地盘的良好时机。到了十世纪前期，从克鲁伦河到杭爱山地区，已经到处都是室韦-鞑靼人的部落了”。(48)可能因为此时克鲁伦河流域已经被先来的札剌亦儿部据有(详下)，蒙古部就迁到了他们以北的鄂嫩河中、上游。传说阿阑豁阿感天光生子的后裔蒙古“尼鲁温(Niru'un)”部应该就是从10世纪初期开始在这个地区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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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谆?阿剌勒即鄂嫩河与支流巴勒济河合流之间的地带，今蒙古肯特省达达勒苏木境，而阿阑豁阿诸子原来的居地则应在达达勒苏木之西的鄂嫩河上游，约当今蒙古宾德尔苏木境。《元史?太祖纪》叙先世事就开始于阿兰果火感天光生孛端叉儿以及他因诸兄不分家赀而出走至八里屯阿懒。此后的历史传说，《元朝秘史》和《元史》、《史集》主要都是讲述被蒙元皇室尊为“始祖”的孛端察儿的后裔繁衍、壮大的故事。
《史集》、《元史》、《秘史》三书记载孛端察儿子孙世系互有异同。《史集》载孛端察儿之孙土敦?蔑年(《秘史》蔑年土敦Menentudun，《元史》咩捻笃敦)，妻名莫孥伦(《秘史》那莫伦Nomolun)，生九子(《秘史》、《元史》作生七子)而寡。她拥有大量财富，其营地在名为Nūsherkī和Kūhsiyāh的地方。她的马和牲畜多到无法计算，从她所坐的山顶直到山麓大河边布满了牲畜。(49)这时，住在克鲁伦河的札剌亦儿部与契丹争战，恃河为守，被契丹军度河击溃，余部退到了莫孥伦的地盘，掘草根为食。因大片牧场被毁，莫孥伦和诸子与之争斗，都被杀害，仅幼子(应从《元史》作长孙)海都(Qaidu)幸免。其入赘巴儿忽部落(Barqut，《元史》作八剌忽)的叔叔?{真(Na{K23U323.jpg}in)找到他，将他带到巴儿忽真隘(今贝加尔湖东南巴尔古精河谷)。(50)从这场冲突的地理范围看，莫孥伦的营地应该是在肯特山东面的鄂嫩河上游。其夫拥有“土敦”(突厥属部监督官官号)头衔，家产丰厚，当是很有势力的氏族首领。
海都长大后，得?{真的辅佐和巴儿忽部众的拥戴，出兵攻打仇敌，征服札剌亦儿部，掳其民为奴婢，由是“形势寖大”，“四傍部落归之者渐众”。(51)海都是成吉思汗六世祖，时代大约在11世纪前期，尼鲁温蒙古部从此开始逐渐壮大，其地盘无疑有较大的扩展。海?都长子拜姓忽儿(Bai-{K23U324.jpg}ingqur)之子敦必乃(Tumbinaise{K23U323.jpg}en)是成吉思汗四世祖，按《元史?速不台传》记载，速不台是蒙古兀良合部人，“其先世猎于斡难河上，遇敦必乃皇帝，因相结?{，至太祖时，已五世矣”。(52)这可能是反映了到敦必乃这一代，尼鲁温蒙古的势力又有了进一步扩展。《史集》记载土敦蔑年九子除海都(实为长孙)外名字均不详，而敦必乃九子之名及其后裔氏族则记得很清楚，并说他们各个都聪明勇敢，成为有?声望的分支部落始祖，他们每支都有三万车帐，男女达十万人，(53)表明这一支贵族的势力已经相当大了。
不过，这可能是蒙古“黄金家族”为抬高先世地位加上去的渲染，当时势力更大的应该是海都次子察剌孩?领昆({K23U325.jpg}araqailinggum)及其子想昆?必勒格(Senggumbilge)。《史集》解释说，在契丹语中，“领昆”是大官之意，因为他们与契丹国境相近，所以也使用契丹人用的称号。(54)此“领昆”即辽朝授予属部的小部族官号“令稳”(来自汉语“令公”)，“想昆”也是辽朝授予属部的大部族官号“详稳”(来自汉语“相公”)。他们的时代约当11世纪后期(成吉思汗之前四五代)。据《辽史?道宗纪》，大康十年(1084)二月、三月都有“萌古国遣使来聘”的记载，(55)似为与国平交关系，然而这可能是元代修史者的曲笔。辽朝是当时北亚最强大的国家，征服漠北全境并设官置守，阻卜-达旦各部包括克烈、札剌亦儿、蔑儿乞、乃蛮等大部族均服属之，(56)势力相对较小的蒙古部不大可能与之分庭抗礼，而会主动称臣依附，一则可取得与中原贸易的利益，⑥二则能得到中原大朝庇护，免于在各部争雄中被吞并。蒙古部首领名字中的“领昆”、“想昆”，应该都是辽朝授予他们的官号。当是因海都长子拜姓忽儿早亡，察剌孩?领昆当上了部落首领。拉施都丁说：察剌孩?领昆是泰赤乌(Тaiyi{K23U323.jpg}i'ut)部的祖先，“据较近于真实，较可信的《金册》(Altandebter)所传，泰赤乌是人数众多的部落，一些尊贵君主的氏族出自此部。他们拥有无数军队”；在“海都诸子分支表”的注中又说：某些册籍把察剌孩?领昆说成?{真之子，但他曾娶其寡嫂、拜姓忽儿之妻，所以应是海都之子。因为泰赤乌人都属于他的部落，纳真的子孙氏族也被称为泰赤乌人，以致问题纠缠不清。“没有必要只把察剌孩?领昆的直系后裔称为泰赤乌人，他们既然是该部的首领和君主，所以他?们的族人和隶属于他们的人，……都被称为泰赤乌人”。(58)这段插话透露了一个重要讯息：许多尼鲁温蒙古的小氏族被兼并到了同祖源的泰赤乌氏贵族属下。Taiyi{K23U323.jpg}i'ut之名当是来自汉语“太子”，(59)可能因为其首领是辽朝所授的部族长官，地位尊贵，其后裔部落遂以“太子之部”为名，犹如塔塔儿的分部Tutuqli'ut(都督之部)当是以先世有“都督”称号而得名一样。
尼鲁温蒙古的孛端察儿一支，至迟在成吉思汗前五代至四代已经在斡难河流域形成较大的部落联盟，并向外扩展，掳掠别部人口为奴。(60)这大概是辽朝授予其首领的官号由“令稳”升为“详稳”的原因。盟主当然是在最有势力的贵族中推举产生，(61)当即受辽朝官封的察剌孩?领昆和想昆?必勒格父子。但其后却推举敦必乃之子合不勒为汗(Qabulqan，《元史》作葛不律寒)，“管辖了全蒙古”(qamuqMongqol-iQabulqahanmedenaba)，时值辽、金易代。《史集》记载合不勒汗曾应召入朝AltanQan——金朝皇帝，金朝君臣觉其势力已强，对朝廷构成威?{，在他回部途中派兵追捕。合不勒汗逃脱后，遂与金朝为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二○说蒙国(又称萌骨，唐谓之蒙兀部)“自绍兴初始叛”，(62)此与《完颜希尹神道碑》所载天会十三年(1135)“萌古斯扰边”事恰可印证。(63)所谓“僭称?祖元皇帝”者，前辈学者已指出，当即合不勒汗，从年代上判断也符合。他的后裔成为尼鲁温蒙古人中足可与泰赤乌氏分庭抗礼的乞颜氏显贵集团。此时蒙古尼鲁温部贵族联盟或已初具游牧政权性质。合不勒之后，“遵照他的嘱咐(Qabulqahan-uugeber)”，由想昆?必勒格之子俺巴孩汗(Ambaqai-qan，《元史》作咸补海罕)“管辖了全蒙古”(《秘史》第52节)。后俺巴孩汗被仇敌塔塔儿部人擒拿，送给金朝皇帝处死，之前他派人传命给合不勒汗之子忽图剌和自己的儿子合答安，一定要为他报仇(《秘史》第53节)，于是“全蒙古、泰赤乌人在斡难河的豁儿豁?{主不儿(旁注“川”，即原野)聚集，推举忽图剌做了合罕。蒙古人以欢乐的舞蹈、宴会做庆祝。推举忽图剌当了汗，在豁儿豁纳的松软的树周围欢跳成没肋的路沟、没膝的尘土”(《秘史》第57节)。此后忽图剌率领蒙古人攻打塔塔儿部十三次，(64)?也速该在一次战斗中俘虏了塔塔儿首领帖木真?兀格等归来，“正在那时，有孕的诃额仑夫人住在斡难河的迭里温?孛勒答黑，生下了成吉思汗”，取名帖木真(《秘史》第59节)。
豁儿豁?{主不儿(Qorqonaqjubur)是蒙古尼鲁温部兴盛史上的重要地点，但方位不明。这里试图从蒙古早期历史故事包含的地理讯息里寻索其大致位置。《元朝秘史》讲述，也速该因被塔塔儿人下毒，回家后不久死去，其后泰赤乌氏贵族抛下他的寡妻弱子(老?大帖木真纔十岁)，“顺着斡难河迁走”，陷入困境的诃额伦夫人只好带着儿子们在斡难河边艰苦度日(第72—74节)。如果今蒙古国肯特省达达勒苏木的Delyun-boldak是成吉思汗诞生地，那么，泰赤乌人的此次迁徙就是向斡难河中游地带移营。帖木真逐渐长大，泰赤乌人前来袭击，把他抓走，监禁在营地。帖木真乘他们在斡难河边欢宴之机逃脱，到他家从前的营寨地，循着草地上人畜践踏的足迹，溯斡难河而上寻找母、弟，到达乞沐儿合小河(清代地图鄂嫩河上游支流齐姆尔喀Kimurqa河，今名呼拉赫河Xypaxгол)附近，再溯乞沐儿合小河寻踪前行，在别迭儿山与母弟会合，然后迁到不儿罕山前(南)的古连勒古之地(《秘史》第79—89节)。这几节故事说明，帖木真家原来的营寨在乞沐儿合河口以东的斡难河边，大约即今达达勒苏木境，而泰赤乌人营地则在此东北的斡难河中游。后来帖木真遭蔑儿乞人袭击，妻子被掠，求助于克烈部长脱斡邻和尼鲁温蒙古别部札答阑首领札木合。札木合从本部率军一万溯斡难河而上，到帖木真部众所在地再征兵一万，行至斡难河源与脱斡邻的军队会合，北进不兀剌川(今恰克图一带)袭击蔑儿乞部首领脱黑脱阿，大获全胜(《秘史》第105—109节)。帖木真随札木合“安答”(结拜兄弟)退回到豁儿豁?{主不儿之地共同安营，但在一次夏季移营时产生分歧，帖木真率领家人和部属离开札木合迁走，路经泰赤乌人营地，泰赤乌人惊恐，当夜慌乱地投向札木合方面。接着许多蒙古族人来和帖木真会合，他们先在乞沐儿合小河驻营，然后再迁到古连勒古?地区(《秘史》第118—122节)。这段历史过程显示了尼鲁温蒙古各部在鄂嫩河流域的大致分布：泰赤乌部居地在帖木真家族居地(鄂嫩河上游，今蒙古国宾德尔、达达勒苏木境)的下游，札木合所居豁儿豁?{主不儿之地又在泰赤乌人居地的下游(东面或东北)。
《元史?宪宗纪》讲到这个地方：三年夏六月“帝幸火儿忽?{要不花之地”(“要不花”即“主不儿”)。(65)《史集?蒙哥合罕纪》对此事也有记载，但置于忽必烈出征云南归来之后，“蒙哥合罕在蒙古地区中部的豁儿豁纳黑主不儿地方举行了忽里勒台，这就是从前忽图剌合罕有一次打了胜仗之后，和自己的?那可儿们在一棵树下跳舞，把地面跳出了一个坑的那个地方”，并说此次大聚会之后，驸马帖里垓奏请出兵攻打南家思(南宋)。(66)这里所记的时间有问题。据《元史》，忽必烈从云南班师在宪宗四年，六年春宪宗会诸王百官于欲儿陌哥都之地(按即月儿灭怯土，在和林西)，(67)驸马请伐宋事则在该年六月，地点也不是豁儿豁?{主不儿。按《元史?宪宗纪》载，三年春，“诸王也古(苦)以怨袭诸王塔(剌)[察]儿营。帝遂会诸王于斡难河北，赐予甚厚。”(68)也苦是成吉思汗二弟哈撒儿之子，封地在额尔古纳河、呼伦湖、海拉尔河等处，其南与斡赤斤家族的封地相邻接；塔?察儿是斡赤斤之孙。大概因为两家宗王发生冲突，大汗蒙哥纔到接近他们封地的斡难河北召开诸王大会，并颁发丰厚赏赐，似有?{解矛盾之意。《史集》记载大会地点是豁儿豁纳主不儿(即《元史》的“火儿忽纳要不花”)，就是从前推举忽图剌为汗时蒙古人欢舞庆祝，后来帖木真与札木合和谐共处之地，其地应在斡难河中游。中西史料中记载蒙哥在斡难河召开忽里勒台只有这?一次，《元史?宪宗纪》将“会诸王于斡难河北”和“幸火儿忽?{要不花之地”分别记在同年的春、夏，《史集》则记载大会地点就在豁儿豁纳主不儿。据上述中西史料判断，这个地方可能在鄂嫩河中游有大量11—12世纪遗迹的大小巴托尔山一带。
还有一处地名与尼鲁温蒙古部的分布有关。《圣武亲征録》载帖木真与王罕“发兵征泰赤乌部，与其长沆忽?阿忽出、忽邻、忽都答儿别吉等大战于斡难河上，败之，袭帖尼忽都从息月哥察儿别吉(？)、塔儿忽台?希邻秃、忽都答儿至月良兀?秃剌思之野，捦(擒)之。沆忽?阿忽出、忽敦?忽儿章走八儿忽真隘”(下划线处有误，当是以“袭”的受格tan-i开头的分句)。(69)可与《史集》所载对照：“他们(王汗和成吉思汗)去征讨泰亦赤兀惕人。……这伙人全都会聚在斡难河地区的蒙古草原上。成吉思汗和王汗奔向他们，厮杀起来。泰亦赤兀惕诸部战败后逃跑了，成吉思汗的军队驰马追击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忽都答儿到月良兀?秃剌思(Alangūttūrās)地方，在那里将两人杀了。……”(70)《元朝秘史》第144节记载此次战役之文为：“成吉思合罕向斡难河去追击泰亦赤兀惕人阿兀出?把阿秃儿。阿兀出?把阿秃儿到达本部，急忙率其部众出走。阿兀出?把阿秃儿、豁敦?斡儿长诸泰亦赤兀惕人在斡难河的那一边，整治剩下的有盾牌的自家军马，声言‘我们厮杀吧’，按令作了部署。成吉思合罕既到，与泰亦赤兀惕人厮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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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节说到泰赤乌首领率部退至“斡难河的那一边”，应指河之北，但却没有《亲征録》、《史集》所载的两军交战地名。伯希和指出原文有一处错误，hule'utturastan(明初汉文音写本旁注“多余”“方牌有的每”)当订正为Ulengut-Turas-tur，译作“在月良古惕?秃剌思地方”。(71)东西史料指示的此地方位无疑在鄂嫩河中游以北。今音果达河有南支流名Oлeнryй河，“月良兀?秃剌思之野”或指此河上游地区。
白石先生在《成吉思汗之考古学》一书中介绍了一系列遗址遣物的地点，并对其时代作了判断，非常有助于说明成吉思汗以前蒙古部在鄂嫩河流域的活动。据其所述，鄂嫩河下游鄂嫩斯克(1958年解放军总参测绘局地图之奥囊斯科耶，北纬50度59分/东经115度35分)的古墓葬式为额尔古?{型(室韦人)，并有北宋时的钱币遗物；其南(约48公里)鄂嫩河中游旧钦丹特也发现葬式相同的墓葬及同时代(辽式)马镫。时代均为11世纪。鄂嫩河上游的Gosgor(在鄂嫩河上游呼拉赫河北)遗址有10—11世纪墓葬。三处遗址的文化类型均属蒙古人。最?引人注目的是有确切年代的呼拉赫河(《元朝秘史》之乞沐儿合河)北侧阿拉善哈答遗址岩面上的契丹大字墨书，按契丹文专家对契丹大字年号和数目字的解读，此墨书纪年为“重熙八年七月十五日”(1039年8月7日)。这大约相当于成吉思汗六世祖海都“以兵攻押剌伊而，臣属之，形势寖大”(72)的时代。契丹文岩书之东，呼拉赫河与鄂嫩河合流处东南，是一道从额尔古?{河东支流根河向西南一直延伸而来的古长城(被称为“成吉思汗边墙”)的末端，此长城长约800公里，北距乌勒札河约60多公里(西端渐近河)，南距克鲁伦河约100多公里，横亘于两河之间。在对这道长城的调查中采集到不少辽代的陶瓷器残片，证明?应为辽代长城。其西端南侧的莫戈伊特(Mogoit)古城和西面的乌古尔库沁(Ugurku{K23U323.jpg}in)古城都是辽代城寨。
据《辽史》记载，契丹向西北扩展始于天赞三年(924)耶律阿保机西征。统和十二年(994)，辽圣宗遣皇太妃(齐王妃)与萧挞凛统军“抚定西边”，(73)遂“屯西鄙驴驹儿河(克鲁伦河)，……使西捍达靼，尽降之”。(74)十五年，敌烈部人(居地应在克鲁伦河下游)杀辽所授详稳，叛走西北荒，挞凛追击之，“因讨阻卜之未服者，诸蕃岁贡方物充于国，自后往来若一家焉”。(75)二十二年，皇太妃、萧挞凛奏建镇州、防州、维州三城，屯兵置戍。《辽史》卷一○三《萧韩家奴传》载，兴宗重熙四年(1035)，萧韩家奴奏言：
臣伏见比年以来，高丽未宾，阻卜犹强，战守之备，诚不容已。乃者选富民防边，自备粮糗。道路修阻，动淹岁月，比至屯所，费已过半。……方今最重之役，无过西戍。……若能徙西戍稍近，则往来不劳，民无深患。议者谓徙之非便：一则损威名，二则召侵侮，三则弃耕牧之地。臣谓不然。阻卜诸部自来有之，曩时北至胪朐河，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壹，惟往来抄掠。及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风悉降，西域诸国皆愿入贡。因迁种落，内置三部，以益吾国，不营城邑，不置戍兵，阻卜累世不敢为寇。统和间，皇太妃出师西域，拓土既远，降附亦众。……及城可敦(即镇州)，开境数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业日殚。……方今太平已久，正可恩结诸部，释罪而归地，内徙戍兵以增堡障，外明约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置酋长，岁修职贡。叛则讨之，服则抚之。诸部既安，必不生衅。(76)
他认为西北屯戍因境阔路远，戍边兵民困苦，建议内徙以增堡障，以正疆界，同时设置各属部长官以绥服之。据其所奏可知，阻卜各部在契丹建国前已经分布在从克鲁伦河到漠南的广大地区，阿保机西征后与契丹保持和平的臣属关系。到10世纪末11世纪初，辽圣宗遣萧挞凛屯兵克鲁伦河，讨伐叛乱的属部，并向西北扩展，进而建城置戍。《辽史?百官志二》“北面属国官”中有“阻卜札剌部节度使司”，(77)阻卜札剌部就是居地在克鲁伦河的札剌亦儿部(《史集》所谓“迭列列斤蒙古”部落)，为阻卜诸部中的强部。上述契丹军讨伐他们以及他们和尼鲁温蒙古发生冲突事，大约反映的就是萧挞凛追击叛部敌烈，进而“讨阻卜诸部之未服者”之役中的一次。克鲁伦河之北的辽长城，可能是皇太妃、萧挞凛屯兵此地时建造，重熙中(约当《元史》和《史集》记载的海都征服札剌亦儿部时)增筑堡障，总之是在11世纪的前期，应当与海都征服札剌亦儿部故事所反映的鄂嫩河流域尼鲁温蒙古人势力的兴盛有关。《辽史?地理志一》说辽朝的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78)从上述辽长城遗迹可见，契丹军打败札剌亦儿部，将他们驱赶北逃以后，克鲁伦河流域就一直在辽朝控制之下。考古学家在蒙古肯特省莫伦苏木的萨勒巴尔乌拉(山)西北突起的山崖上(北纬47度22分25秒/东经110度08分11秒)发现契丹大字刻石，据契丹文学者研究，其文可释读为：“山神(？)晓谕：御史都统胡特奴(耶律赵三)率领军队(于)古州胜阻卜。大康十年五月日。”(79)我们在上文提到，《辽史?道宗纪》大康十年(1084)二月、三月条都记载有“萌古国遣使来聘”，是否与此契丹文刻石有关？总之，考古资料证明，辽朝统治时期，蒙古部的活动地域无疑限于鄂嫩河流域。
金朝灭辽后，用兵的重点在攻宋，漠北各部在耶律大石政权西迁后乘势强盛起来。虽如拉施都丁《史集》所言，各部都臣服于“阿勒坦汗”(金朝皇帝)，实际上一直处于“叛服不常”状态。原来对辽只是称臣而没有受其直接统治的蒙古部(从辽所建边墙在该部地盘鄂嫩河流域之南可知)，金初建立了“全蒙古”贵族联盟，首领称汗，有叛金自立之势，开始与金朝长期争战。天眷二年(1139)，攻蒙金军因粮草不继退兵，遭蒙古追击大败；皇统三年(1143)至六年，蒙古夺取金边境二十四团寨，金朝被迫与之议和，蒙古部势力扩展到了克鲁伦河流域。(80)这是成吉思汗父、祖时代的事。金章宗明昌六年(1195)派完颜襄征讨阻卜叛部塔塔儿，在帖木真和克烈部首领脱斡邻的帮助下获胜，“遂勒勋九峯石壁”后回师。(81)该刻石已被发现，就在蒙古肯特省巴彦呼塔格苏木北部、克鲁伦河南岸不远的岩崖上，有女真字和汉字两处，均为九行，汉字第三行“帝命率师讨北术孛背叛”，第八行纪年为“明昌七年六月”。(82)这是金朝在漠北最后一次赢得的军事“胜利”，实际上却是为成吉思汗势力的壮大铺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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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葬地相关史迹图
注释：
①符拉基米尔佐夫《乌兰巴托和肯特地区的民族学-语言学?{查》(ЭтнолoгoлингвиcтическиеисследоваииявУрrе-УргинcкомиКентейскомрайонах)，载《北蒙古》第二分册，列宁格勒，1927年，页1—42。
②白石典之《チンギス=カンの考古学》，东京，同成社，2001年。
③白石典之《成吉思汗墓在何处？》，《东方学》第112辑(2006年)。
④彭大雅、徐霆出使年代，多数学者均采王国维说，定于1232年和1235年，依据主要是徐霆所说“霆在草地时，立金帐。想是以本朝皇帝亲遣使臣来，故立之，以示壮观。前纲邹奉使至，不曾立；后纲程大使、更后纲周奉使至，皆不立”。见王国维《黑鞑事略?{证》，载《王国维遗书》(13)，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83年，叶4B。按《宋史?理宗纪》载：(1)绍定五年(1232)十二月，大元遣使来议攻金，史嵩之以邹伸之报谢；(2)端平元年(1234)十二月己卯，大元遣王檝来；辛卯，遣邹伸之、李复礼、乔仕安?、刘溥报谢；(3)二年(1235)正月辛酉，以御前宁淮军统制借和州防御使程芾为大元通好使；(4)嘉熙二年(1238)三月己丑，命将作监周次说为大元通好使。见《宋史》卷四一，四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797，804，807，816。又，徐霆在《黑鞑事略?{》中称彭大雅为“前纲书状官”。王国维据此判断，所谓“前纲”系指邹伸之受史嵩之派遣的第一次出使，而徐霆则为其端平元年末第二次出使随员。陈高华《王檝使宋事实考略》(《元史研究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页220—237)?引述元人白珽《湛渊静语》引《使燕日録》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二《使北日録》(两者为同书)条所记：绍定癸巳(六年，1233)，蒙古派王檝入宋“通好”，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差邹伸之往使，于当年六月从襄阳启行，次年(端平元年，1234)二月见窝阔台于“行帐”，寻即遣归，六月抵汴，七月到襄阳；《元史?王檝传》亦载其首次使宋是在1233年。据此指出上述《宋史?理宗纪》绍定五年十二月条下的记事是完全错误的；而邹伸之出使蒙古的时间即《使北日録》所载之绍定六年六月至端平元年七月。端平元年十二月王檝第二次使宋至杭州，宋廷于次年正月遣程芾为蒙古通好使报之。如此则邹伸之使蒙似仅有上述的一次。徐霆《黑鞑事略?{》称“亦止述大略，其详则见之《北征日记》云”(叶30A)。此《北征日记》若与《四库提要》之《使北日録》为同书，则徐氏当即此次邹伸之使团随员，不过他所记“霆自草地回程，宿野狐岭下，正是七月初五日”(叶3B)，却与《使燕日録》(或《?使北日録》)所记邹伸之使团回程日月不合。又，徐霆所谓“前纲邹奉使”何所指？是否在此“前纲”与“后纲程大使”(即端平二年正月所遣程芾)之间，宋廷另有一次遣使蒙古？近刊《四库存目丛书》及其《续编》均不见《总目提要》所列《使北日録》，无从核对，看来这个问题仍需存疑。
⑤《黑鞑事略?{证》，叶29B。
⑥同上书，“驰”，为“驰”之误。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抄本(《续修四库全书》，4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页541上)作“駞”。
⑦《元史?太宗纪》载，四年(1232)十二月，如太祖行宫(克鲁伦河上游)；五年二月“幸铁列都之地”(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页32，应即《元史?太祖纪》所载追灭族人主儿乞氏薛彻、大丑处“帖烈徒之隘”。同上书，页5。《元朝秘史》第133、136节详载其事，谓主儿乞氏首领撒察别乞、泰出违背了当初推举帖木真为盟主的誓言，不但不肯应召共同攻打世仇塔塔儿人，还乘机掠夺了他的老营，于是帖木真攻塔塔儿得胜后，即回师讨伐驻在客鲁涟河的阔迭额?阿剌勒的主儿乞人，撒察、泰出带少数人逃走，在帖列秃山口[Telegetuamasar]被帖木真追上，捕获处死，则其地当在克鲁伦河上游之西)；八月，“猎于兀必思地”(虞集撰《句容郡王世续碑》载，至元二十六年海都军犯杭爱岭，世祖亲征，创兀儿以宿卫扈从，“至于和林兀卑思之山”，此即《太宗纪》之兀必思地无疑)；六年春，“会诸王，宴射于斡儿寒河(即鄂尔浑河)”。
⑧《黑鞑事略?{证》，叶3A。
⑨十多年后(1246年)来访蒙古的罗马教皇使者卡尔平尼也记载说，蒙古人埋葬首领的方式是，秘密地到空旷地方，把草、树等地上东西移开，挖一个地下墓穴，把死者埋入时，也把他生前用的车、帐及金银等埋入，然后把墓穴大坑填平，把草仍然覆盖在上面，恢复原来的样子，因此以后没有人能发现这个地点。见道森《出使蒙古记》，吕浦译，周良霄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页14。周良霄在注文中引述《元史?祭祀志》、《草木子》等资料说明蒙古的葬制是填平墓穴，不封不树，其地草木茂盛后“则已漫同平坡，无复考志遗迹”。页74。
⑩《黑鞑事略?{证》，叶6A。此处“界里泺”，即《金史?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抚州丰利县之盖里泊(页567)，今内蒙古太仆寺旗九连城诺尔。参见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卷上，载《王国维遗书》(13)，叶14A—B，15B。
(11)拉施都丁《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成吉思汗纪》，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页321—323；伊斯坦布尔抄本，页235；德黑兰1959年刊本，页541—542。《史集?部族志》兀良合惕部条说是在这个地方“平原上长着一棵很緑的树。他十分喜爱这棵树的翠緑清新，在树下消磨了一个时辰，他产生了一种内心的喜悦。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众异密和近侍说道：‘我们的最后归宿应当在这里。’……所以在他逝世后，在那里，在那棵树下，营建了他的宏大禁地。据说，就在那年，这片平原由于大量生长的树木而变成了一座大森林，以致完全不可能辨认出那头一棵树。”第一卷第一分册，汉译本，页259—260；伊斯坦布尔抄本，页62—63；德黑兰刊本，页155。本文所引《史集》主要采用汉译本，必要处核对波斯原文，并作个别改动。
(12)《史集》第二卷，汉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页377；波斯原文据Blochet刊本，页592—593，括注德黑兰刊本异文(页949)。Blochet刊本注(引文标*号处)中说，A本(塔什干抄本)B本(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藏抄本)脱buzurg，L本(伦敦抄本)作chenazdīk(附近，邻近)ghuruq。Boyle英译本(页322)主要依据Blochet刊本，但不知何故未译此句。俄译本(汉译本所据)即按chenazdikghurūq译为“因为附近有禁地”，当是。
(13)《元史》卷一一五《显宗传》，页2894，2895。
(14)《元史》卷七五《祭祀志四》，页1875—1877。
(15)本文引用的《元朝秘史》均据四部丛刊三编本，主要依据其汉字音写和旁译译出，蒙古文的拉丁字转写参考了伯希和的《蒙古秘史》(P.Pelliot，HistoireSecrèteDesMongols，巴黎，1949年)转写和亦邻真的《蒙古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复原本(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7年)。
(16)余大钧《〈蒙古秘史〉成书年代考》，《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
(17)《雪楼集》卷七(台湾“中央图书馆”影印复刻洪武本)。驴驹河即客鲁涟河。
(18)《元史?宪宗纪》将元年夏六月东西道诸王大将聚会阔帖兀阿阑，共推帝即位，和此后处理各种军政事务接连着写下来，没有分别记载时间地点；二年正月幸失灰之地；夏，驻跸和林，分遣诸王，处置叛者，但未载驴驹河大聚会事。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下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672—700)和《史集》(第二卷，汉译本，页241-257)对整个过程记载甚详。
(19)IgordeRachewiltz，TheHistoryoftheMongols，第282节译注，载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史系编PapersonFarEasternHistory31，页89—92，1985年3月；同作者《蒙古秘史》英文译注本(TheSecretHistoryoftheMongols，Brill，Leiden?Boston)，页1042-1043，2006年。
(20)笔者所用丕尔烈(Kh.Perlee)《〈蒙古秘史〉地名考》(乌兰巴托，1958年)系据内蒙古大学白音先生的汉文译文。为编绘历史地图，韩儒林先生从内蒙古大学借阅到此译文的稿本，乃得以利用。
(21)《元史?宪宗纪》漏载葬地，《史集?蒙哥合罕纪》则明确记载他的灵柩被送到其四斡耳朵举哀后，“把他葬在称为也可?忽鲁黑(YekeQūrūq，大禁地)的不儿罕?合勒敦地方成吉思汗和拖雷罕[的陵寝]旁边”(汉译本，页271；Blochet刊本，页336—337)。顺帝死于应昌，大臣“奉梓宫北葬”，当亦葬于“大禁地”。但据《史集?成吉思汗纪》，术赤、察哈台、窝阔台及其家族葬在另外的地方。同书《窝阔台合罕纪》载，“他的遗骸和他的[坟墓]禁地在一极高的山上，其上有永恒之雪，并被称为{K23U336.jpg}，然而现今被称为Yeke{K23U337.jpg}(蒙语“大山”)。发源于此山的有Yīsūnmūrān(蒙语“九河”)，Tarkan(疑为蒙语“车”)和{K23U338.jpg}(蒙语“水”)，注入也儿的石河。由该山至也儿的石河需两天行程”(汉译本，页73，山、河名空缺，此处的原文转写据Aли-saд的《史集》第二卷第一部分波斯原文校勘本，莫斯科，1980年，页154)。
(22)《起辇谷与古连勒古》，《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又见《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747—753。
(23)亦邻真《起辇谷与古连勒古》。
(24)《元史》卷三，页50。
(25)《元史》卷四《世祖纪一》，页61。
(26)《元史》卷七七，页1925—1926。
(27)白石典之《成吉思汗之考古学》，页118—124。
(28)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页60。
(29)《黑鞑事略?{证》，叶4A。
(30)《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卷上，叶17A，21B。
(31)《湛然居士文集》卷一○，四部丛刊缩印本，287册，页100上，102上。
(32)王恽《玉堂嘉话》卷八所收张参议耀卿《纪行》，见《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部丛刊缩印本，291册，页934下；又见《说郛续》{K23U322.jpg}二六，载《说郛三种》(10)，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8年，页1284上一下。
(33)王国维《圣武亲征録校注》，载《王国维遗书》(13)，叶1A—B。
(34)伯希和《马可波罗寰宇记注释》(NotesonMarcoPolo，巴黎，1973年)，页282。
(35)吉谢列夫《外贝加尔的古代城市》，《苏联考古学》1958年第4期。
(36)普哈《蒙古一万三千公里旅行记》，布拉格，1957年。
(37)格里申《鄂嫩河中游之古代遗迹》，载《蒙古考古文集》，莫斯科，苏联科学出版社，1962年。
(38)《蒙古国古代游牧文化遗存考古?{查报告》“成吉思汗诞生地делунбoлдог”条，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
(39)《成吉思汗地图册》，乌兰巴托，1997年；白石典之《成吉思汗之考古学》，页46—47。
(40)《元朝秘史》第67节记也速该到翁吉剌部德薛禅家为帖木真定亲后，归途经过附近塔塔儿部地失剌川({K23U324.jpg}ira-ke'er)，吃了他们下毒的食品，路上觉着身子不好，走了三天回到自家。塔塔儿部地在克鲁伦河下游和乌尔逊河一带，从这里到鄂嫩河中游直线距离大约250公里，到上游的达达勒苏木则大约400公里。
(41)1929年沈阳故宫发现康熙命传教士测量、绘制的《皇舆全览图》全套铜版，由金梁题名《满汉合璧内府一统舆地秘图》印行，南京市图书馆藏有此图。该图地名注记内地用汉文，边疆用满文。克鲁伦河、鄂嫩河上游地区见该图第二排三号。
(42)《蒙古族简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页1。
(43)《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页5358。
(44)田村实造《蒙古的起源传说及其西迁问题》，载日本ActaAsiatica，No.24，1973。
(45)《史集》记述蒙古起源传说，第三代塔马赤有五子，长子继位，其余四子迁到别的地方，成为朵儿边氏(汉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6—7)。而《秘史》所记则是朵奔蔑儿干(第十二代)兄长都蛙锁豁儿有四个儿子，他们离开叔父迁往别处，成为朵儿边氏(第11节)。这一歧异说明朵奔蔑儿干以前的祖先传说不足采信。
(46)参阅拙作《蒙古部何时迁至斡难河源头》，《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又见拙着《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61—67。
(47)村上正二《蒙古帝国史研究》，东京，风间书房，1993年，页228—229。
(48)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2。
(49)《史集》第一卷第二册，汉译本，页18。Nūsherkī和Kūhsiyāh方位不明。各种抄本中，Nūsh有Mūsh或Būsh等异写，ū若订正为r，sh若订正为q，则或可与鄂嫩河上游支流Barqa河勘同；又，清代地图鄂嫩河上游有支流库野河，在巴勒济河之西，不知能否与Kūhsiyāh勘同？
(50)同上书，页18—20；《元史?太祖纪》，页2。
(51)《元史》卷一，页3。
(52)《元史》卷一二一，页2975。
(53)《史集》第一卷第二册，汉译本，页34—39。按，《元朝秘史》第45—46节所载蔑年土敦诸子，据《史集》和《元史?宗室世系表》，其实是敦必乃诸子。
(54)《史集》第一卷第二册，汉译本，页23。按“领昆”，《秘史》作“领忽(lingqu)”。
(55)《辽史》卷二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页289。
(56)参看拙文《辽代的西北路招讨司》，《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3期，1978年。
(57)《契丹国志》卷二二说蒙古里国“无君长所管”，“不与契丹争战，惟以牛羊驼马皮毳之物与契丹为交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页214。
(58)《史集》第一卷第二册，汉译本，页23，31。
(59)参见伯希和、韩百诗《圣武亲征録译注》(HistoiredesCampagnesdeGengis-khan，莱顿，1951年)，页13。
(60)据《元朝秘史》第180节所记，敦必乃曾与其叔察剌孩?领昆一起掳掠别部人口为奴。
(61)《契丹国志》卷二二谓达打国(塔塔儿)“以部族内最富豪者为首领(页214)”，蒙古部当亦如此。
(62)《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608册，页635上。
(63)见罗福颐校録《满洲金石志》卷三，1937年石印本。
(64)《史集》记载忽图剌汗为俺巴孩汗复仇，“率领军队出征乞台(此指金国)，与阿勒坦汗(金朝皇帝)的部落和军队作战，洗劫了他的部分地区。”第一卷第二册，汉译本，页52。按：此与汉文史籍所载金朝北方边患严重的时代相符。
(65)《元史》卷三，页47。突厥语发音为y-的词，在吉利吉思、乃蛮等突厥语部落中读为j-音，蒙古人早期的突厥语借词读音多来自这些部落，借用的畏兀儿字母y因而也被用于写j音，故ju(主)和yu(要)的畏兀儿字蒙文写法一样(参看亦邻真《〈元朝秘史〉及其复原》，《亦邻真蒙古学文集》，页733)，而“花”则为“儿”字之误。
(66)《史集》第二卷，汉译本，页265。
(67)参见拙文《元和林城及其周围》，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3辑，1978年；又见拙着《蒙元史研究丛稿》，页39—43。
(68)《元史》卷三，页46。
(69)《圣武亲征録校注》叶24B—25A。参阅伯希和、韩百诗《圣武亲征録译注》(HistoiredesCampagnesdeGengisKhan，Leiden，1951)，页391。
(70)《史集》汉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156—157；伊斯坦布尔原文抄本，页158。
(71)伯希和《〈蒙古秘史〉古蒙古文本中的一段讹误》(Unpassagealtérédansletextemongoleanciendel'HistoiresecretedesMongoles，《通报》T'oungPao27，1930)。
(72)《元史》卷一《太祖纪》，页3。
(73)《辽史》卷一三《圣宗纪四》，页145。
(7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五《真宗咸平五年(1002)》引投宋之契丹供奉官李信言，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页1207。
(75)《辽史》卷八五《萧挞凛传》，页1314。
(76)《辽史》，页1446—1447。
(77)《辽史》卷四六，页757。
(78)《辽史》卷三七，页438。
(79)上引《蒙古国古代游牧文化遗存考古?{查报告》Сaлбapyyлынбичээс条；孙伯君《蒙古国肯特省契丹大字刻石考释》，《世界民族》2006年第4期。
(80)参见王国维《萌古考》，《观堂集林》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页687—712。
(81)《金史》卷九四《内族襄传》，页2089。
(82)白石典之《成吉思汗之考古学》，页64。 来源：《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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