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王道成:慈禧光绪的恩怨情仇———兼论光绪之死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光绪-王道成:慈禧光绪的恩怨情仇———兼论光绪之死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王道成:慈禧光绪的恩怨情仇———兼论光绪之死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1908年11月), 38岁的光绪与74岁的慈禧于二十一日(14日)酉时和二十二日(15日)未时先后去世,死亡的时间相距不到20小时。究竟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另有隐情?在当时,社会上就议论纷纷,有人认为,光绪是被毒死的。因为缺乏确凿的证据,光绪之死就成为晚清的一大疑案。
上世纪80年代,一些历史学家、档案专家和医学专家根据清宫档案中保存的光绪脉案进行研究,认为光绪之死,既无中毒或伤害性的迹象,也没有突然性早亡的迹象,应该是属于正常的病亡。由于缺乏实物的佐证,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2003年以来,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清西陵文物管理处等单位的有关专家组成了清光绪死因专项研究课题组,用先进的技术和精密的仪器对光绪的头发、遗骨、衣物及其表面附着物和墓内外环境样品等进行反复的检验和缜密研究。历时5年,最终得出了光绪系死于急性肠胃型砒霜中毒的结论。这个百年疑案,终于尘埃落定。
光绪的死因确定了,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要弄清谁是杀害光绪的凶手。在有确凿证据判定谁是凶手之前,不妨探讨一下谁是杀害光绪的最大嫌疑人。本文仅从光绪与慈禧的恩怨情仇,对这个问题做一些考察。
一、选立幼主,意在垂帘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酉时,年仅19岁的同治死于养心殿的东暖阁。戌时,慈禧和慈安就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奕、奕、奕、李鸿藻、翁同等20余位王公大臣。慈禧首先发问:“此后垂帘如何?”一位军机大臣回答说:“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请垂帘。”慈禧说:“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心,汝等敬听。”①她选定的这个人,就是醇亲王奕的儿子,年仅4岁的载。于是,载以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的名义入承大统为嗣皇帝,是为光绪。
按照清朝的祖制,父亲死后,皇位由他的儿子继承。同治没有儿子,理应为同治立嗣。但是,为同治立嗣,慈禧就成了太皇太后,不仅立一个年长的,她不能垂帘听政,立一个年幼的,她也不能垂帘听政。慈禧要垂帘听政,就只能为咸丰立嗣,而且不能立长,只能立幼。载是咸丰同父异母弟醇亲王奕的儿子,又是慈禧的胞妹所生。既是慈禧的侄子,又是慈禧的外甥,具有双重的血缘关系,而且年仅4岁,可塑性很强,所以,他就成了继承皇位的最佳人选。选立载,慈禧就可以“嗣皇帝此时尚在冲龄,且时事多艰,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禀承”②为理由,名正言顺地垂帘听政了。
为了把年幼的光绪“教育”成理想的接班人,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75年1月31日),慈禧在一道懿旨中说:“皇帝尚在冲龄,养正之功,端宜讲求。所有左右近侍,止宜老成质朴者数人,凡年少轻佻者概不准其服役。”③光绪元年十二月初二日(1876年1月6日)慈禧又发布懿旨,要钦天监于明年四月内选择吉期,让光绪在毓庆宫入学读书。派署侍郎、内阁学士翁同,侍郎夏同善充当师傅。光绪的课程及毓庆宫一切事宜,由他的父亲醇亲王奕妥为照料。国语、清文和蒙古语言文字及骑射等事,派御前大臣随时教习,亦由奕一体照料。
翁同原在弘德殿行走,为同治讲授《帝鉴》,效果较好,得到慈禧的赏识,所以把他选为光绪的师傅。按照慈禧的安排,翁同负责授书,夏同善负责承直、写仿等事。光绪二年四月二十一日(1876年5月14日),光绪在毓庆宫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活。
翁同是一位封建时代的学者,他对光绪的教育,不外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方面“于列圣遗训,古今治乱,反复陈说”,要光绪做一个勤政爱民的明君;另一方面又强调“以圣孝为本”,要光绪做一个顺从慈禧的孝子。这样的教育,对光绪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光绪十二年(1886),光绪即将年满15岁。六月十日(7月11日),慈禧面谕醇亲王奕及军机大臣世铎等,自本年冬至大祀圜丘(天坛)为始,皇帝亲诣行礼,于明年正月举行亲政典礼。光绪当即长跪恳辞,奕、世铎等也恳请从缓,都遭到慈禧的拒绝。十五日(16日),发布懿旨:“皇帝亲政典礼,于明年正月十五日举行。所有应行事宜,着各该衙门敬谨预备。”④接着,王大臣等又纷纷上书,恳请训政。经过光绪和王大臣等的再三请求,慈禧才同意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
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五日(1888年11月25日),由慈禧作主,将自己的胞弟、副都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指立为光绪的皇后,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他他拉氏同时入选,封为瑾嫔、珍嫔。慈禧把桂祥之女“指立”为光绪的皇后,从表面看是亲上加亲,而慈禧的目的则是为了加强对光绪的控制。这种违反本人意愿的政治婚姻,怎能不出现日后夫妻反目的结局呢?
光绪十五年正月(1889年2月),光绪大婚礼成,二月初三日(3月4日),慈禧撤帘归政。
二、和战之争,帝后龃龉
慈禧撤帘归政,并不意味着她交出了手中的权力。许多军国大事,仍然由她作主。翁同在《日记》中说:“现在办事,一切照旧。大约寻常事上决之,稍难事枢臣参酌之,疑难者请懿旨。”⑤所以,在归政的初期,慈禧和光绪的关系还是相当融洽的。但是,从“辛酉政变”以来,慈禧在“垂帘听政”、“训政”的二十多年中,她的周围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特别是在光绪十一年(1885),慈禧以中法战争中清军一再受挫为藉口,将奕集团从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排挤出去之后,她的亲信掌握了清王朝内政、外交的大权。由于光绪的亲政,他的周围也逐渐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后党和帝党。后党和帝党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光绪二十年五月(1894年6月),中日战争爆发,中外舆论都认为中国必胜。光绪一方主战,慈禧亦主战,“不准有示弱语”。后来,清军在朝鲜战场上接连失利,北洋海军在黄海之战中又受到挫折。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六旬庆典,慈禧转而支持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方针,幻想英、俄出面调停,结果都落了空。由于形势更加紧张,慈禧不得不宣布:“所有庆辰典礼,着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⑥在大连陷落、旅顺危急的情况下,慈禧在宁寿宫度过了她的六十岁生日。
十月二十四日(11月21口),旅顺失守。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根据美国政府的指示为中日调处。“先令停战,若议不成,仍开战。”光绪认为,“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军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无以计误我耶!”⑦不愿接受。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瑾、珍二妃之兄、礼部侍郎志锐“上书画战守策,累万言”。⑧并与文廷式等弹劾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等主和派大臣。为了打击主战派,十月二十九日(11月26日),慈禧以“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为藉口,将晋封不久的瑾妃、珍妃降为贵人。⑨一天之后,又说珍妃位下太监高万枝“诸多不法”,交内务府杖毙。⑩
接着,将奉光绪之命在热河练兵的志锐召回北京,调充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并裁撤满汉书房以孤立光绪。但是,主战的呼声并未因之停止。十二月初二日(12月28日),御史安维峻上书,请杀李鸿章,并弹劾军机大臣,认为“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并托之传闻说,“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尽管他表示,对于这样的传闻,他“未敢深信”,而未敢深信的理由则是:“皇太后既归政皇上,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把矛头直接指向慈禧。这番言论,不仅触怒了慈禧,而且使光绪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当日,光绪就发布上谕,以“肆口妄言,毫无忌惮”,“若不严行惩办,恐开离间之端”,将安维峻革职,罚往军台效力赎罪。○11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 (1895年2月7日),刘公岛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灭。而清政府派往日本议和的使臣张荫桓、邵友濂又遭到拒绝,要求另派十足全权、曾办大事、名位最尊、素有声望的人为谈判代表。慈禧决定派遣李鸿章。这时,李鸿章因未能迅赴戎机,以致日久无功,光绪已谕令将他拔去三眼花翎,撤去黄马褂,革职留任。正月十八日(2月12日),慈禧面谕军机大臣:“即着伊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奕说:“上意不令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慈禧说:“我自面商。既请旨,我可作一半主张也。”○12明日,发布上谕:李鸿章“勋绩久着,熟悉中外交涉,为外洋各国所共倾服。今日本来文,隐有所指。朝廷深维至计,此时全权之任,亦更无出该大臣之右者。”着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作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13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三、围园劫后,恩断情绝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光绪锐意变法,遭到了守旧势力的反对。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光绪对庆郡王奕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奕转告慈禧,慈禧非常生气,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奕再三劝说,慈禧才表示同意:“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14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慈禧面告光绪:“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15于是,光绪发布了由翁同起草的《定国是诏》,把讲求西学、变法自强作为清王朝的国策公之于世,使维新运动获得了合法地位。
四月二十五日(6月13日),光绪下诏,命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于本月二十八日进见。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慈禧却迫使光绪下诏,以“近来办事,多未允协”,“每于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任枢机之任”为藉口,将翁同开缺回籍。○16并接连发布几道上谕:命王文韶迅即来京陛见,以荣禄暂署直隶总督。嗣后在廷臣工,如蒙皇太后赏加品级及补授满汉侍郎以上各官,均着具折恭诣皇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等官,亦着一体具折奏谢。并寄谕荣禄,定于本年秋间,恭奉太后由火车路巡幸天津阅操。五月初五日(6月23日),光绪采纳了宋伯鲁的建议,发布上谕,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
岁科各试,一律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同日,光绪又按慈禧的要求发布上谕,以王文韶为户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实授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充办理通商事务北洋大臣,节制北洋三军。以崇礼为步军统领。于是,清王朝的人事、财政和军事大权又牢牢地掌握在慈禧手中。为了加强对北京的控制,五月初六日(6月24日),令甘肃提督董福祥统领的甘军移驻近畿。
《定国是诏》颁布之后,变法的诏书联翩而下,但是,部院大臣和各省督抚大都采取观望态度。个别认真执行的,则遭到地方守旧士绅的指责。为了动员舆论,推动变法,光绪于六月十五日(8月2日)发布上谕:“部院司员有条陈事件者,着由各堂官代奏。士民有上书言事者,着赴都察院呈递,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隔。”○17礼部主事王照应诏上书,奏陈转移观听之法,其中一条是,请皇上奉皇太后圣驾巡幸中外,以益光荣而定趋向。王照是礼部司员,请求礼部堂官代递。因为他的奏折“开人所不敢开之口,又责诸臣之谬为持正而敢于谤上不忠。”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等不肯代递。王照又具折参劾其堂官阻遏,到礼部大堂亲递。并说,如不代递,他就前往都察院呈递。怀塔布等不得已,同意代奏。但是,在代奏的同时,许应又具折弹劾王照“咆哮署堂,藉端挟制”。又说王照的奏折“请皇上游历日本,日本多刺客,昔俄太子、李鸿章曾蒙大祸。王照置皇上于险地,故不敢代递。”“王照居心叵测,请加惩治。”光绪看到奏折后,勃然大怒,于七月十六日(9月1日)发布上谕说:“是非得失,朕心自有权衡,无烦该堂官等鳃鳃过虑。若如该尚书等所奏,辄以语多偏激,抑不上奏,即系狃于积习,致成壅弊之一端,岂于前奉谕旨毫无体会耶!”怀塔布等均着交部议处。怀塔布等的行为,是违抗谕旨,而部议的结果却是:“查律载,应奏而不奏者杖八十,系私罪,降三级调用。”显然是吏部尚书徐桐等避重就轻,有意包庇。七月十九日(9月4日),光绪亲自起草了一道朱谕,严肃指出:“怀塔布等竟敢首先违抗,藉口于献可替否,将该部主事王照条陈一再驳斥,经该主事面斥其显违诏旨,始不得已勉强代奏。
似此故为抑格,岂以联之谕旨为不足遵耶!若不予以严惩,无以儆戒将来。”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左侍郎岫、署左侍郎徐会沣、右侍郎溥、署右侍郎曾广汉六人全部革职。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着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18
就在这一天,光绪发布上谕:礼部尚书着裕禄、李端署理,礼部左侍郎着寿耆、王锡蕃署理,礼部右侍郎着萨廉、徐致靖署理。礼部尚书、侍郎均系一、二品大员,没有得到慈禧的同意,不能正式任命。七月二十二日((9月7日),经慈禧批准,正式任命裕禄、李端为礼部尚书,阔普通武为礼部左侍郎,萨廉为礼部右侍郎。七月十九日(9月4日)光绪谕旨中提出的六名人选,只有三名得到正式任命。慈禧还责备光绪说:“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光绪回答说“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儿宁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置酒玉澜堂,不乐而罢。○19这一事件表明,随着变法的深入,慈禧与光绪之间的矛盾激化了。
为了使变法能更好地进行,七月二十日(9月5日),光绪赏给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等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二十二日(9月7日),光绪撤销了李鸿章、敬信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差使而代之以裕禄。接着,为了逐步改变政府机构中新旧力量的对比,光绪根据徐致靖的建议,设置三、四、五品卿,三、四、五、六品学士等职,遇有对品卿缺及翰林院衙门对品缺出,即由吏部一体开单,请旨录用。仍着按品给予俸禄。令吏部详议条款,着为定例。
这时,谭嗣同等急于推行新政,主张开设议院。康有为认为“制度局不开,琐碎拾遗,终无当也”,极力劝止。但是,康有为提出的开制度局的建议,早已在旷日持久的廷议中夭折。于是,康有为建议仿先朝开懋勤殿故事,选举英才,并邀请东西洋专门政治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光绪采纳了他的意见,令谭嗣同拟旨,并让谭查阅历朝圣训,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开懋勤殿故事写进上谕。这种作法,表面上是在效法祖宗成法,实质上是要从慈禧手中夺权。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光绪到颐和园向慈禧请求开懋勤殿。“太后不答,神色异常”○20。光绪感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召见杨锐,赐给密诏,要他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良策。谭嗣同捧诏大哭,奔告康有为。康有为说:“太后当
国几四十年,是更变多而猜忌甚,未可口舌争也。”谭嗣同说:“是不难,当为主上了之。”
引康有为入卧室,取盘灰作书,密谋争取正在天津小站练兵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的支持,以所部新建军围颐和园。以兵劫太后,迫使交出政权。康有为瞪大眼睛,握着谭嗣同的手说:“母后固若是其可劫耶!”谭嗣同说:“此兵谏也。事成,请自拘于司败,古人有行之者矣。”次日,以告梁启超、林旭。梁启超认为很好,林旭认为,袁世凯巧诈多智谋,恐事成难制,请召董福祥,谭嗣同不以为然。○21
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光绪在颐和园玉澜堂召见袁世凯,着开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八月初三日(9月18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劝袁世凯于初五日(20日)请训时,请光绪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领本部兵赴天津,见荣禄,出朱谕宣示,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隶总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禄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所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袁世凯表示同意,并满有把握地说:“杀荣禄如杀一狗耳!”但是,守旧势力并没有睡
觉。早在七月二十日(9月5日)以后,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就先后前往天津与荣禄密商。袁世凯奉诏入京之后,荣禄即假称有英国兵船数只游弋海口,传令各营,准备听调。令聂士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扎陈家沟,以断袁军入京之路,并派人给袁世凯送信,要他立即回防。
这时,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北京访问,光绪准备于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召见。一些维新派人士认为,如果对伊藤“縻以好爵,使近在耳目,博览周谘,则新政立行”。“中国转贫为富,转弱为强,转危为安之机实系乎此。”守旧势力则认为:“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八月初三日(9月18日),御史杨崇伊通过庆郡王奕呈递密折,指控维新派“蛊惑人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贻误宗社。”并“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谋。”当天,奕、载漪同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并说:“伊藤已定于初五日觐见,俟见,中国事机一泄,恐不复为太后有矣。”○22慈禧立即决定改变原定计划,于八月初四日(9月19日)由颐和园还宫。慈禧直入光绪寝宫,抄走了所有的折件,并将光绪召来,怒斥道:“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战栗不发一语。过了一会儿,才结结巴巴地说:“我无此意。”慈禧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当即令人将光绪送往瀛台。○23从此,光绪失掉了人身自由,尽管八月初五日(9月20日)的袁世凯请训,伊藤博文觐见都按原计划进行。
但是,这些活动,都有慈禧太后的心腹严密监视了。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吁恳太后训政,“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9月23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仪,着各该衙门敬谨预备。”从此,慈禧又以训政的名义,将朝政大权完全收回自己的手中。接着,慈禧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将工部主事康有为革职,并令步军统领衙门将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拿交刑部治罪。以“滥保匪人,平素声名恶劣”的罪名,将御史宋伯鲁革职,永不叙用。八月初八日(9月23日),慈禧在勤政殿举行训政大典。由于袁世凯的告密,慈禧知道了康有为等的密谋。八月初九日(9月24日),又以光绪的名义下诏,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审讯。根据刑部的请求,派出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严行审讯。御史黄桂奏称:“若稽时日,恐有中变。”于是,未经复奏,即以“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同恶相济,罪大恶极”等罪名,于八月十三日(9月28日)将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六人杀害。康有为、梁启超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逃亡国外。许多参与或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分别受到了降级、革职、流放、监禁的处分,一切新政全被废除,一场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运动夭折了。
康有为等“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虽然并未成为事实,光绪也并不知情。但是,在慈禧看来,这是光绪对她的背叛,从感情上彻底决裂了。
四、中毒而死 事在必然
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就想制造藉口,另立新君。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十日(1898年9月25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着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24并每日编造脉案、处方,传示各衙门并送交东交民巷各国使馆。人们纷纷传说,光绪的皇位即将被别人取代。英、法等国使臣同至总理衙门推荐法国医生给光绪看病,一再请求,都遭到拒绝。但是,英、法使臣态度坚决。他们告诉总署:“荐医者,非为治病吃药,缘贵国此番举动离奇,颇骇听闻,各国商定验看大皇帝病症,为释群疑。已奉国家之电,不能不看。”慈禧迫不得已,派奕、载漪和军机大臣监同看脉。○25光绪本来没有什么大病,一旦真相大白,废立的理由也就不能成立了。慈禧以废立之事电商各省督抚。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说:“经权之说须慎,中外之口宜防。”希望皇太后、皇上“慈孝相孚,尊亲共戴,护持宗社,维系民心”。○26明确表达了他反对废立的态度。最后,慈禧采纳了荣禄的建议,以光绪“痼疾在身,艰于诞育”为理由,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为大阿哥。
由于列强和中外臣工的反对,慈禧杀害光绪另立新君的计划没有实现。但是,慈禧对光绪的监控却更加严密,她在紫禁城或三海时,就将光绪囚在南海的瀛台;她到颐和园,就将光绪囚在昆明湖畔的玉澜堂。瀛台四面环水,只有一桥相通。玉澜堂是一个四合院,从东配殿霞芬室可以到仁寿殿上朝,从西配殿藕香榭可以到昆明湖泛舟,从正殿的后门可以到皇后居住的宜芸馆
为了囚禁光绪,霞芬室、藕香榭都砌起了一道从地面到屋顶的砖墙,玉澜堂正殿的后门则用砖封死,可供出入的只有由慈禧的心腹太监看守的大门玉澜门了。尽管如此,仍不能解慈禧的心头之恨,她对光绪的仇恨,从升平署档案中慈禧关于修改《天雷报》的两道懿旨清楚地表现出来。《天雷报》写的是状元张继保不肯赡养曾经靠打豆腐、卖草鞋抚养他一十三年的养父养母,致使贫病交加的二老碰死,他自己也被雷击死的故事。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1900年4月14日),着名京剧演员谭鑫培、罗寿山等为慈禧演出《天雷报》,慈禧传旨:“《天雷报》添
五雷公、五闪电。张继保魂见雷祖,打八十后改小花脸。添开道锣、旗牌各四个,中军一名。”“众求赏白:‘求状元老爷开恩,赏给二老几两银子,叫他二老回去吧。’碰死后,状元白:‘撇在荒郊’”。四月初五日(5月3日),慈禧又一次传谭鑫培等演《天雷报》,太监王得祥传旨:“《天雷报》添风伯、雨师。”○27
在短短的二十天中,慈禧两次传演《天雷报》,并一再传旨,对剧本进行修改,一方面突出张继保对养父养母的不孝,另一方面则增强神灵的阵容,加重对张继保的惩罚。他被雷击死之后,还要让他的鬼魂出场,“见雷祖打八十后,改小花脸。”她对《天雷报》的修改,就是她对光绪的仇恨的发泄。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慈禧决定带着光绪出逃。因为如果光绪留下,必将在列强的支持下成为拥有实权的皇帝,慈禧手中的权力将彻底丧失。这种情况是慈禧不愿见到的。而自戊戌政变以来就被囚禁在紫禁城三所的珍妃却偏偏请求慈禧将光绪留在北京与列强谈判。慈禧大怒,令太监崔玉贵将珍妃投入乐寿堂后的井中。
《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和光绪回到北京。一年多的流亡生活并没有解开她和光绪之间的心结。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四日(1904年6月27日),时任外务部右侍郎的伍廷芳与日本驻京公使内田康哉作过一次长谈。事后,内田将谈话的内容向日本外务省做了较为详细的书面报告。当内田问及皇太后驾崩后皇帝会如何的时候,“伍言道:亦如世间传闻,诚为清国忧心之事,万望无生此变。”内田认为,“伍话中之意,皇太后驾崩,诚为皇上身上祸起之时。今围绕皇太后之宫廷大臣及监官等俱知太后驾崩即其终之时。于太后驾崩时,当会虑及自身安全而谋害皇上。此时,万望以我守备兵救出皇帝”。○28从内田的报告可以看出,早在慈禧和光绪相继去世之前四年,社会上已经广泛流传:慈禧“驾崩”之日,就是光绪“身上祸起之时”了。但是,他们没有料到,光绪之死,竟然是在慈禧驾崩的前一天。那么,这个谋害皇上的重大嫌疑人就不能不是既有作案动机,又有作案条件的慈禧了。
我认为,慈禧谋害光绪,并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为了大清政权的平稳过渡。戊戌政变使支持光绪的政治势力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八国联军入京又使得支持慈禧的政治势力备受摧残。而背叛光绪,以维新志士的鲜血染红顶子的袁世凯却在政坛崛起。即使光绪复出,也很难收拾残局。为了使大清的政权能平稳过渡,就必须使光绪死去,以便在她撒手人寰之前将政权交到她选定的继承人的手中。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1908年11月13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着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醇亲王载沣着授为摄政王”。○29二十一日(14日)酉时,光绪死于瀛台涵元殿。是日,慈禧发布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着入承大统为嗣皇帝。”“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兼承大行皇帝之祧。”“着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30二十二日(15日),慈禧又发布懿旨:“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
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光绪的皇后隆裕)懿旨者,由摄政王面请施行。”○31就在这一天的未刻,慈禧崩于仪鸾殿,结束了她长达四十七年的统治。
综观慈禧光绪的恩怨情仇,可以看出,光绪之死于砒霜中毒,是慈禧和光绪之间矛盾斗争的必然结果。杀害光绪的不是别人,正是慈禧。
①《翁同日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中华书局, 1989年版第1086—1087页。版本下同。
②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⑤《翁同日记》,光绪十五年二月初十日,第2262页。
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六日。
⑦《翁同日记》,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第2753页。
⑧《志锐传》,《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797页。
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
⑩《翁同日记》,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二日,第2755页。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二日。
○12《翁同日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第2778页。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
○14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神州国光社, 1953年版第331页。版本下同。
○15《翁同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第3132页。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朱谕原件。
○17○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九日。
○19○21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神州国光社, 1953年版第376页; 377页。
○20○22○25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第343页; 344页; 352页。
○23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近代稗海》第十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491页。
○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十日。
○26刘坤一:《寄总署》,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27《旨意档》,光绪二十六年。转引自周明泰:《清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卷三,第12页。
○28孔祥吉、[日]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巴蜀书社, 2004年版第9页。
○29○30○3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