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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熊元彬：奕劻为何恳辞总理大臣及恳辞次数之考察

清末十年不仅是帝国列强加速瓜分世界的时代，而且也是中国剧烈变革的时期，是近代中国由专制转为民主政体的过渡阶段。处在这一大变革的背景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都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因此，这个时代的性质，也就正如梁启超1901年所言：“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1]。也就是说，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年，清廷所设的、被世人所咒骂不止的“皇族内阁”只不过是过渡时代的产物，是一个暂行内阁①、过渡内阁[2]而已，并非定型了的责任内阁，而是需要不断完善的责任内阁。基于此，其事务之繁杂也就可想而知了，作为担负临时性总理大臣的奕劻除了处理繁杂的内政事宜之外，还得在一定程度上忙于紧迫而又繁重的外交事务。而且，此时奕劻也已年过七旬，面对上谕赐予的这项重任，他也曾以其病情不断恶化，年事以高，以及与其内部关系不合等为由七次恳请辞职。然而，清廷却一次次地拒绝、慰留，直至该内阁被袁世凯的“完全责任内阁”所取代为止。
一、奕劻恳辞总理大臣的主要原因
迄今为止，由于受革命范式的影响，学术界对奕劻这一赫赫有名的权贵一直持宁贬勿褒的态度，继而对他的研究论着也就不过30种，而且内容单调，且观点大多一致，认为他受贿贪污，且无才无识[3]。实际上，处在清末大变革、大动荡的严峻形势下，奕劻是极有才的，他恳辞总理大臣的原因也是极为复杂的，这必须从其所处的立场及其背景具体而论。清末，皇
族间几乎无不各谋私利，拉帮结派，纷争四起。但是，在组建责任内阁的过程中，却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值得人们注意，而这种现象却几乎一直被学术界所忽视，那就是在总理大臣一职的任选上，皇族间并不是力争夺取临时性的总理大臣一职，而是加以推让，力图避免责任。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清末官制改革不仅困难重重，而且它也并不是一次简单的人再分配，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廓清积弊，明定责任的再分担。
1、官制改革困难重重
清末官制改革，清廷不仅面临着财力、人力的困难，而且更为突出的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皇族间各派系的矛盾都异常激烈。民族矛盾主要指的是满汉之间的不可调和。当时，以汉族为主体的地方“督抚之不慊于中央之所为非一日矣，中央地方意见既分离，而各督抚彼此因病自易于结合”[4]。同时，革命派也在地方上接连发起暴动，对清廷的预备立宪
进行一波接一波的冲击。他们认为即使“宪法果然定成，自是他满洲人的好处，并不是吾们汉族的好处，满洲人的罪恶已大得不得了，他不立宪法，固然是当驱逐他”。更为直接的是，还在清廷宣布立宪之前，即1903年前后，他们就已明确的宣称：“就是立了宪法，我们还是要驱逐他”[5]。
随着满汉矛盾的白日化，以及以满人为主体的中央统治集权的不断动摇，皇族内部间的矛盾也就更加明朗了起来。特别是清末十年，皇族间拉帮结派非常突出。正如时人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所指，在皇族中主要有七派，即有总持海军兼办陵工的载洵，与毓朗合为一党；有统领军咨府，并侵夺陆军部权的载涛，收用良弼等为一党；有揽握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的载泽，与隆裕太后为一党。……“监国福晋雅有才能，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一党。以上七党皆专予夺之权，茸阘之徒，趋之若鹜”[6]。因此，在皇族派系林立的政治生涯中，奕劻感到极为不利，所以亦不得例外，同样需要拉帮结派，与汉人袁世凯、俆世昌三人结为一党，和上述载字辈的这几个人“各显其能，两不相下”[7]。
从表面上来看，官制改革是对已有的权益进行再次分配、调整，但是在矛盾重重的清末，这一改革不仅会涉及到地方与中央、疆臣与疆臣，以及皇族之间固有的利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清廷所设置的这一责任内阁，是在立宪派一波接一波的国会请愿运动，以及革命派加速地方起事和列强加紧侵略的国内外综合的形势下所提前成立的，是一个被催生出来的责任内阁。正是由于该内阁具有被催生的因素，所以各种繁杂的预备立宪事宜均需被加速筹划，总理大臣的责任自然也就比正式的或完全责任内阁更为艰巨。此外，从立宪的内容来看，它主要就在于颁布宪法，明定责任，开设国会。基于此，随着立宪呼声的不断高涨，以及预备立宪的逐渐施展，清廷也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廓清积弊，明定责成，所以“责任”一词也就在皇族间成了一个焦点的问题，各皇族也就不是力争该总理大臣一职，而是企图竭力地避免担负此繁杂而又重大的任务。
1906年9月1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廷宣布仿行立宪，要求廓清积弊，明定责成，以做好施行立宪的准备。同年11月2日（九月十六日），袁世凯、奕劻等参与编纂的责任内阁方案告一段落，明确规定内阁各部大臣必须负连带责任。但是，由于清末官场上各派系矛盾重重，相互牵制，特别是以铁良、瞿鸿禨与袁世凯的矛盾最为突出。铁良自始就反对官制改革，当袁世凯、奕劻的责任内阁刚一出炉，他便与袁氏作对，“不特于根本上大相反对，即枝叶事亦各持异议”[8]。更为突出的是：瞿鸿禨与奕劻、袁世凯两者之间一直都是处于明争暗斗的政治角逐之中，他们相互抵制，各不相让。因为内阁总理大臣一职虽然责任重大，但是却位高权重，如果此责任内阁方案通过，袁世凯、奕劻集团的势力便会大增，这对瞿鸿禨的政治生活是极为不利的。因而，这就促使瞿鸿禨在负责复核责任内阁方案的关键之时，副上《复核官制说帖》，明确反对袁世凯等人的这一责任内阁方案。此外，瞿鸿禨不但亲自暗中向慈禧进言，而且还让赵炳麟等大臣上书，反对袁世凯等人的责任内阁方案。慈禧听后，便发布“采鸿机之议，仍用军机处制”[9]。也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同年11月6日（九月二十日），清廷明确颁布上谕曰：“军机处为行政总汇，……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复改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着照旧行”[10]。这样，袁世凯、奕劻等大臣的责任内阁方案因派系的矛盾而迫于流产，清廷设置了被众人所批判的“满族内阁”，促使立宪派起而要求速开国会，速立责任内阁。同时，地方官制的改革，也引起了地方督抚的极为不满，“各地督抚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局势，……争得较多的地方权力，讨好立宪派，也联名通电军机处，支持立宪派的要求”[11]。如1910年初（宣统二年二月），吉林巡抚陈昭常便上奏道，要求“将设立责任内阁作为立宪政治之根本”[12]加以重视。接着，又有如署理两江总督的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义等诸大臣奏请速立责任内阁。七月，督抚们不但要求速开国会，而且“更关注的是速立责任内阁”，认为“只有速立责任内阁，才能使立宪筹备各项‘合谋于内’”[13]。
从上可知，在预备立宪之时，皇族们非但没有团结起来，而是相互抵制，推卸责任，促使诸多繁杂的预备立宪事宜在加速运动中被筹办，由督抚的单一奏请迅速汇集成了督抚的联名上奏。督抚们试图以集体的强大阵容对清廷进行施压，以便加速清廷的立宪步伐，特别是在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之时，他们更直接地指明，要求清廷“亲简大臣，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以明年开设国会”[14]。因此，督抚们与立宪派所形成的这一股强大的激流不断地冲击着中央各大臣安逸的日常生活，致使皇族们无不从心灵深处感到内外压力之强大，继而也就促使他们对总理大臣一职加以推让，而不是力争上任。
2、皇族间各自推卸责任
有权就有利，有利必起纷争，这一常理在清末皇族间表现得相当的明显。虽然皇族间在困难重重的官制改革中仍然极力地争权夺利，但对处于动荡不堪、频临危亡的清廷来说，其所实行的预备立宪几乎只是在封建高度集权的烂摊子中垂死挣扎，极力延缓其统治罢了。一波接一波的近代社会思潮不会再让清廷实行渐变式的宪政改革，立宪派、革命派以及地方督抚几乎都正在以其不同的方式向清廷进行不同层次的施压，以图急速地推进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所以，在这种时代呼声的催促下，皇族们亦都早已感受到暂行内阁总理大臣一职不是那么容易胜任的事，都企图推卸责任，不愿充当这过渡性的总理大臣。正如1910年11月4日（宣统二年十月初三日）谕旨宣布预即组织责任内阁的重大决议之后，皇族间便围绕总理大臣一职进行了一系列的推让。当时“惟总理一席，仍多推重庆邸担负，而庆邸坚不承认”，且“又有推重泽公之议”[15]。宣统三年三月，在皇族争权夺利中最为突出的皇族之一———毓朗就明确提出，此过渡内阁之名不雅，不愿充当。不管其用意如何，但此言毕竟也在一定的程度上道出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该内阁的总理大臣不仅面临的责任非常重大，而且影响也非常深远，它不仅会涉及到本人的名声，而且稍有不慎，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因此，可以说，当时诸位皇族不愿充当此职是具有一定的可能性的。此外，从当时争权夺利较为突出的另一位皇族———载泽来看，他最先也是极力的试图争夺总理大臣一职的，但是最终正是因为“某宫保”劝解“勿为第一总理”[16]，他才把此责任推给了担任颇久的军机大臣———奕劻，推让奕劻继续承担内政、外交上之重任。
从上述的论述中可得知，奕劻在任职之前就曾多次拒绝担任总理大臣一职是有着一定的诚意的。一方面，他的确年事已高，带病上任：另一方面，在剧烈的大变革面前，他也深知，总理大臣一职必将面临着重大的内政、外交等事务，并且他还十分惧怕自己更加臭名远扬，被时人及后人所唾骂。但是由于毓朗、载泽、载涛等大臣都与摄政王载沣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最终清廷还是将责任推让给了原军机大臣奕劻。在责任内阁的组建过程中，虽然奕劻也曾极力的推行立宪，但是他也并非就是为了能选任总理大臣一职而努力的。相反，在组建责任内阁的过程当中，他不但不愿充当总理大臣，反而还将该职推让给对手毓朗，让其充任此职。早在1901年的国会请愿运动之时，奕劻等面临立宪派激烈的请愿，以及地方督抚的催促，他就深感到总理大臣一职实属责任之重大，难以胜任之事。如当时《时报》所载：“闻组织内阁一事，其一切组织之手续，尚是目前即办之事，惟总理大臣一席，甚难推定，庆邸辞之甚力”。而且，当时最有资望的毓朗及载泽“亦皆不肯明言担任，故议商数日，毫无结果”[17]。
此后，在担任总理大臣这一职位上，奕劻也是推让不止。如“新内阁制未颁之前，庆邸即屡次恳辞总理大臣之职，监国始终不以为然，迨初十日颁旨后”，“其两次专摺上奏，时监国极意慰留，而该邸坚持精力衰弱，断难胜任，并力保泽公、朗贝勒诸人精明强干，堪胜其选，未稔是何意？”，就其原因“其最注意者，即本年资政院开院必有种种困难之问题出现，既负完全责任，即不能再行推诿，故该邸决议放弃此无上之尊权”[18]。
综上所述，从暂行内阁的组建过程以及奕劻在担任该职之后的多次力辞中可得知，虽然皇族们争权夺利异常激烈，但是因为官制改革困难重重，内外压力异常之大，所以在总理大臣一职的问题上，实际上他们并非是为了权力而力争上任，而是企图相互推卸责任罢了！
二、奕劻恳辞总理大臣次数之考察及清廷之反应
1、四月接连两次之请辞
奕劻上任总协理大臣之前，毓朗就明确地表示，过渡内阁之名不雅，不愿充当，并进而与时任军咨处的载涛联合起来与奕劻为敌。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正如上述所言，皇族内七党相互抵制，这对奕劻施展总理大臣一职的权限是极为不利的。所以，奕劻也就是在这样派系林立的形势下上任的，即毓朗与载涛先是煽动陆军大臣荫昌和海军大臣载洵，他们试图通过这两位海陆军事大臣在载沣面前宣称：“中国现值整顿全国陆海军备之时”, 其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企图对奕劻进行猛烈的攻击，以“总理大臣须具有军事上知识方可负完全责任”[19]，从而促使奕劻更加恳辞总理大臣。在他们的这种煽动下，清廷也就在暂行内阁成立的当日就匆忙地将军咨处改为军咨府，以毓朗和载涛为其大臣，使军咨府与内阁处于相互对峙之势。因此，当内阁官制及国务大臣名单刚一颁布，奕劻等大臣便不断以难胜此重任为由多次恳请辞职。
作为全国性的行政中枢，暂行内阁提前成立后，在动荡的形势下，马上面临的任务就是对之前的礼部、吏部等机构进行调整，以及对责任内阁官制等各种法律、法令等条款加以拟定，其事务极其繁重。基于此，奕劻刚上任总理大臣两日，便连续两次以能力有限，不能担负此重任为由奏请辞职。即四月十一日，他奏称：“责任重大，……才力难胜”，遂“恳请收回成命，另简贤员以资翊赞”[20]。然而，以载沣当国的清廷却立即发布上谕曰：“现在时事多艰，又当创办内阁试办之初，一切事宜均关系要端，赖老咸重臣竭力赞襄，用资辅弼，所请着毋庸议，即遵昨旨到阁办事”[21]92。次日，奕劻“复以年力已衰，才能至浅，恳另简贤能，俾终晚节”[22]。并且，也正如当时世续所指：“庆亲王受命之始，两次恳辞收回成命，另简贤能。一则曰：速谤疾颠，惧负非常之任寄；再则曰：诚不欲开皇族内阁之端，以负皇上者负天下臣民之望”[23]为由加以恳辞。
但是，上谕却又道：“现在朝廷励精图治，预备宪政新设内阁创办之始，殊关重要，是以令该亲王充斯职任，原期其筹划试办俾成，耶治朝廷”，并进一步说：“惟朝廷倚任方殷，仍当勉为辅弼，共济时艰，倘至数月以后精力实有难胜，彼时再侯谕旨，所请仍着勿庸议，不可再行固辞钦此”[21]95。此外，载泽也清楚的知道“：近来借款既定，一切善后事定最为繁重，未便假于他人，故将前议取销”，待数月庆总理知难而退后，“谓总理大臣一席舍泽公莫属”[24]。因此，奕劻在朝廷不允，以及在毓朗、载涛、载泽不愿充当这一过渡内阁总理大臣的形势下，不得不继续担任总理大臣一职。
2、五六两月又三次之恳辞
四月，奕劻接连两次恳辞未成，于是，他除了继续以其能力有限，不能担负此重任为由外，又以与其内部关系不合等为由三次恳辞总理大臣一职。早在暂行内阁提前成立之前，各部大臣就深知国务大臣责任的重大，因而，当他们正式担任国务大臣后，几乎都想摆脱其繁重的任务。对此，奕劻认为“今日对于各项阁务均不甚担负责任”，遂“一再行辞职之意，即那徐两协理亦不识其是何居心，于日前请示意见”。并且，奕劻还根据预备立宪进程的繁杂情况，明确地预言道：“上年资政院开院已极纠葛，预计本年必更甚，推至极有推翻内阁之现相，故本大臣甚属心灰”[25]。因此，五月中旬，奕劻便第三次上奏，企图力辞该职。“据内阁人云，总理大臣庆邸昨十三、十四两日连在监国前面奏恳辞阁差，以终余年等情，均蒙监
国慰留”，并载“复据内廷消息十五日上午，监国又另起召见庆邸，一再温谕，饬仍恪遵前旨矣”[26]。
次日，《大公报》又载：“惟以病体日益甚恐致贻误，且外间舆情亦不甚洽”，然而不但清廷不予赞成，而且“内阁属官制现已核定，总理大臣庆邸请退之念益坚，那徐两协理均不赞成，曾于日前极力挽留”[27]。六月，奕劻又第四次奏辞道，总理大臣“任重责繁，本爵自惭薄德，益之衰朽，辱承斯乏，固辞不获，受事以来，时深兢惧，顾念阁制要旨”[21]155。另外，他还“再三代辞，大致以该贝子学识甚浅，阅历未深，恐众望必不能孚等语”[28]为辞职之因。
闰六月中旬，奕劻不仅因为与载泽、监国厘订皇室经费产生了纠纷，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其权力被毓朗等大臣所限，遂而第五次恳辞。闰六月初九日，奕劻因病请假，但由于监国接连两次谕催销假，遂于十三日照常入值。“探悉其原因，系为十一日度支大臣泽公纠参内务府一摺，难以奉谕旨分别议处，然监国欲乘此清理该府财政，厘订皇室经费，并改订内务府制度，又为新官制将次颁布”[29]。次日，《大公报》又载道“：总理大臣庆邸因现在内阁应办要政甚多，病体未大愈，目前即勉强销假”[30]，继续从事繁重的政治工作。实际上，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奕劻与各大臣矛盾重重，因而使其总理大臣一职的权限被毓朗等大臣所侵占。正如奕劻在六月的政治演说中所言：“吾国内阁总理与各国情形不同，今海陆军政既有军咨府主持，自毋庸内阁参预”[31]。此外，奕劻除了与把持军政的毓朗、载涛有着尖锐的矛盾外，还与把持财政的度支大臣载泽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对此，奕劻曾说“某某两亲贵，一则牵制军权，一则把持朝政，均于暗中极力排挤，本邸有名无实，将何以担负责任？”[32]
。奕劻深感其压力之大，然而载泽却又再次把经济方面的责任推给了他，因为本来四国银行代表团在第二期还款问题上最先是找载泽的，但是载泽却以此为借口，找盛宣怀“请总理大臣宣布政纲”[33]
。
3、八、九月奕劻最后两次之力辞
暂行内阁虽然提前成立了，但是它所固有的早产因素必然会致使其难以正常地运行。因此，随着预备立宪的进一步推行，时至九月，在革命党人地方势力的迅速发展，以及立宪派、地方督抚等强烈的助推下，暂行内阁不得不夭折，为袁世凯完全责任内阁所取代。
八月初八日，奕劻在极为不利的大变革形势下又一次力辞总理大臣，即第六次恳辞。他奏请道“：窃本年四月间，蒙恩授为内阁总理大臣，并仍管理外务部，奉命之下，当将总理大臣断难胜任”。同时，他还请求“开去内阁总理大臣管理外务部差缺，避免贻误，据实沥陈”，并曰“倘臣精力尚有余，断不敢图卸仔肩致负委任”[34]。而且，奕劻还对奉命前来力劝的那桐、徐世昌等人说：“余非不欲报国，实因病体难支，恐负委任。且立宪国内阁，必有操纵舆论之大力，方能为所欲为，今余不论何事，反为舆论所攻击，殊觉难堪。故余意已决，不日仍当再疏乞休云云。”[35]然而，朝廷仍说，奕劻虽年事已高，但精力尚在，遂而再次加以慰留。
武昌起义促使独立运动在全国各地如洪水般泛开来，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清廷只好请袁世凯下山加以平息。但是，此时坐山观虎斗的袁世凯却不愿再轻易失去手中的这张强有力的王牌，而是以其在多年的政治、军事生涯中所形成的敏锐眼光去目睹形势的急剧变化。基于此，九月十一日，奕劻第七次恳辞，他奏曰：“业经贻误至此”，“惟有恳恩立予罢斥”，另简贤能，组织完全内阁，改良政治，“庶几挽回危局，孚惬舆情，使臣等罪戾亦得稍从未减”[36]
。至此，清廷才不得不颁布谕旨，同意奕劻等国务大臣的奏请，并起用势力强大起来的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奕劻的力辞也才最终得以奏效。
综上所述，奕劻接连恳辞，不管是其真假之意，但至少说明了暂行内阁总理大臣一职不是那么好胜任的事。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该内阁及奕劻是值得学术界进一步认真深入研究的课题，应对该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及过渡性的人物给予更加客观的分析。只有实事求是的挖掘其内在的原因和历史背景，才能还过渡性时期新机构及过渡性人物一个本来的面目，也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地认识当今改革开放的各项成果。
[责任编辑 刘晓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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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词最初来源于时人所述“：今因国会未开，谓之暂行内阁”。见《论官制与人才》[N]，《大公报》，一九一一年年四月十四日。它是随着立宪呼声的不断高涨，在速开国会、速立责任内阁的共同影响下，清廷不得不递减预备年限。而预备立宪的递减，继而又不得不使清廷急需提前成立一个全国性的行政中枢，对诸多繁杂的预备立宪事宜进行集中的规划。也就是说，暂行内阁是被超前与失序的时代所催生的早产儿，而非怪胎或名副其实的皇族内阁。具体见熊元彬：《清末暂行内阁研究》，湘潭大学2012年硕士毕业论文，指导教师：郭汉民教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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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C].第5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