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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毕卫涛：2009年清史研究综述

本年度清史研究依然活跃，除发表一系列专着和论文以外，还多次召开学术会议，对相关问题进行有益的探讨。
第十三届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在本年召开，与会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举办“‘康乾盛世’再思考”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康乾盛世”的提出、内涵和流传进行探讨，并对“康乾盛世”说提出不同的看法。故宫博物院明清宫廷史研究中心成立并举办议题为“宫廷历史学研究对象、范围与方法”的第一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议题涉及明清宫廷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宫廷史个案研究、宫廷原状恢复、中外宫廷对比等多方面的问题。此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召开“王朝权力的结构与遗产——帝制晚期的中国与近代早期的欧洲之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清代满蒙联姻与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国际明清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纪念萧楚父先生诞辰85周年”会议；“明清至民国时期中国城市的寺庙与市民”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以下对本年度的研究成果分类介绍。
一、政治史
专着。孔定芳《清朝遗民社会：满汉异质文化整合视野下的历史考察》（湖北人民出版社）以清初满汉文化的互动为视角，通过对满汉异质文化由碰撞到调融再到整合的演变历程的梳理，认为明遗民对待清王朝的态度经历了从抗争到徘徊分化再到蜕变的历史变迁。此外，还有郭成伟《清代官箴理念对州县司法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张华腾《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中华书局），李理《清代官制与服饰》（辽宁民族出版社），黄俊军《湖南立宪派研究》（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汪太贤《从治民到民治》（法律出版社），[美]罗友枝着、周卫平译《清代宫廷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
帝王政治。何龄修《再谈明清之际北南两太子案》（《清史论丛》2009年号）探讨北太子案发生的时间，清廷为操纵北太子案审讯所作政治导向工作的新证和两太子案的斗争性质。姚念慈《再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面谕、历代帝王庙与玄烨的道学心诀》（同上）检讨玄烨有关大清得天下之正撰构的真伪，清朝开国传统和玄烨控制思想舆论所面临的任务，并探索玄烨以治统操纵道统进而裁断学术的独门心诀。杨珍《允禟：品性、遭际、时代》（同上）考察允禟的品性及其生平遭际，探寻其交际手腕和人际关系并对其所处时代进行反思。她的《从咸安宫到郑家庄：皇太子允礽废黜之后》（《历史档案》第4期）利用满文档案探讨废太子允礽囚禁咸安宫与其长子弘皙迁移郑家庄的遭际和结局。吴伯娅《康熙帝事考两则》（同上）考证康熙容教令和康熙与罗马教廷决裂之事，认为康熙帝与罗马教廷的冲突不仅是文化传统与宗教教义的矛盾，而且是中国封建皇权与西方宗教神权的冲突。谢正光《新君旧主与遗臣——读木陈道文忘北游集》（《中国社会科学》3期）探讨明清之际曹化淳与顺治、崇祯、木陈道心等若干历史人物间的关系。薛瑞录《雍正帝杀害允禩允糖考》（同上）认为雍正帝杀害允禩允禟之说可以成立。朱昌荣《试论雍正、乾隆二帝的理学思想》（《清史论丛》2009年号）、邱源嫒《清代宫廷汉族儒家乐书制作及其意义》（同上）、刘志刚《康熙帝对明朝君臣的评论及其政治影响》（《清史研究》1期）等文也值得关注。
自去年召开的“清光绪皇帝死因”研究报告会做出“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结论后，光绪死因受到广泛关注。崔志海《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死与美国政府的反应——兼论光绪死因》（《清史研究》3期）对美国政府就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死以及清廷政治权力变动的反应进行考察，认为光绪帝被毒害身亡的死因解释可盖棺论定。王道成《慈禧光绪的恩怨情仇——兼论光绪之死》（同上）认为慈禧谋害光绪是为了政权的平稳过渡，光绪中毒身死是其与慈禧之间矛盾斗争的必然结果。钟里满《察存耆光绪之死一文的考释》（同上）认为内务府大臣及其亲戚们多年来就认知“光绪帝先死、慈禧太后后死”的说法。但王开玺《关于光绪帝死因的思考与献疑》（《晋阳学刊》6期）认为在有些问题尚未得到解释说明以前，即认定光绪确为他人谋害，死于砒霜中毒，尚为时过早，“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是极其重要的学术结论，但还不是学术定论。
制度政策。林存阳《乾隆朝礼制建设的政治文化取向》（《清史论丛》2009年号）以乾隆朝对“礼”的制度性建设为视点，通过梳理《钦定大清通礼》等书的纂辑缘由、经过和成果，揭示其中所蕴含的“以礼为治”的政治文化取向。李海鸿《贪污：文化的?抑或制度的?——西方学者关于清代贪污的研究》（《清史研究》l期）从贪污的形式、定义、成因及与政治的关系四个方面讨论西方学者有关清代贪污的研究。徐明一《清代监察官员管理制度探析》（《西南大学学报》3期）认为清代监察官员管理制度是十分严密和科学的。薛刚《清初地方官考满程序初探》（《历史档案》3期）阐述清初地方官考满程序的具体状况、制度演变及政府各衙门间的权力关系及运作。张研《清代知县的“两套班子”——读杜凤治日记之二》（《清史研究》2期）认为清代知县所辖书吏胥役与幕友长随两套班子的结构可能是最为符合当时国情，当时最为合理的结构。她的《对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考察》（《安徽史学》2期）否定清代“皇权不止于县”的观点，梳理县以下各种不同的行政编组和区划。刘凤云《康熙朝的督抚与地方钱粮亏空》（《清史研究》3期）认为清代的钱粮亏空并非仅仅是官僚政治的腐败，还涉及到地方财政体系、仓贮制度、奏销制度、监察体制等一系列行政体制及运行体制的问题。杜家骥《清代督、抚职掌之区别问题考察》（《史学集刊》6期）考察清代督、抚在刑法、财政、官员选任与考核等方面的职掌区别。贾国静《黄河铜瓦厢改道后的新旧河道之争》（《史学月刊》12期）认为在晚清河务问题上，中央逐渐淡出，地方越来越成为河务问题的主角。
司法律例。伍跃《官告民：雍正年问的一件维权案——〈青浦县正堂黄李二任老爷讯审销案等呈词抄白〉跋》（《中国史研究》3期）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弱势群体只要有理有据，操作得法，完全可以利用国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自身的利益。柏桦、刘立松《清代律例规定的官方治安责任》（《西南大学学报》3期）认为统治者没有从根本上关注具有治安责任的官方机构与人员如何达到高素质、高水平和敬业尽职问题，导致律例规定与社会发展相脱节。郑小春《清代陋规及其对基层司法和地方民情的影响——从徽州讼费账单谈起》（《安徽史学》2期）认为清统治者借助于陋规对百姓起诉权进行控制的理念是错误的，其意图不可能实现。徐忠明《诉诸情感：明清中国司法的心态模式》（《学术研究》1期）认为明清中国的司法模式乃是“诉诸情感”的心态模式。
明遗民。孔定芳《论明遗民之出处》（《历史档案》1期）认为易代后的“处”不仅是明遗民言论上的主张，也是他们行为上的实际选择，并指出明遗民的“处”是一种积极姿态，只是针对于新朝政治，并非相忘于当世。段丽惠《明遗民的身份认同与科第选择》（《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期）考察明遗民的身份内涵与科第的关系及其拒斥科举对明遗民群体的利弊。孔定芳《清初清廷与明遗民关于“治统”与“道统”合法性的较量》（《江苏社会科学》2期）考察清廷再造正统与明遗民的“卫统”，清廷道统建构与明遗民的“卫道”之间的较量。马将伟、王俊义《“躬耕”的文化意蕴与明遗民的生存悖论——以易堂九子为考察中心》（《社会科学家》6期）探讨清初遗民的隐居与经世意识的对立冲突及其生存困境。
考辨、争鸣。杨海英《刘泽清史事再考》（《清史论丛》2009年号）考察刘泽清从军、得官等生平模糊之处。李华川《邓嗣禹先生〈中国考试制度西传考〉书后》（同上）认为以伏尔泰和魁奈为代表的法国作家，并没有主张在欧洲采行中国的考试制度。艾哈迈特·霍加《“香妃”的传说一大小和卓政权灭亡后被迁居北京的维吾尔人的历史记忆》（同上）通过考证容妃的真实身世，认为容妃即“香妃”仅是尚未得到证明的推测，“香妃”传说可视为一种“历史述事”。郭福祥《关于苏州钟表制造的起始年代问题——对汤开建教授、黄春燕女士质疑的回应》（《史林》2期）认为苏州钟表制造的出现年代定在嘉庆初年更为切合实际。张琼、王扬宗《雍正帝观花行乐图与雍正继位之谜》（《故宫博物院院刊》4期）通过对《雍正帝观花行乐图》的内容、年代进行解读，认为康熙因乾隆而传位于雍正之说可信度较低且雍正“秘密建储”乃是徒有虚名。汤志钧《从“家学”到“显学”——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与和坤专权》（《史林》4期）与[美]本杰明·艾尔曼《乾隆晚期和坤、庄存与关系的重新考察》（《复旦学报》3期）均认为庄存与复兴今文经学与和坤专权有关。潘向明《甲午黄海之役北洋海军缺乏炮弹说质疑——兼论其失利原因问题》（《清史研究》1期）认为北洋海军长期未能添购新舰，舰队的技术装备相对日本严重落后才是黄海之役北洋海军失利的根本原因。
二、经济史
经济史方面的专着有：陈支平《民问文书与明清东南族商研究》（中华书局）、纪丽真《明清山东盐业研究》（齐鲁书社）、黄敬斌《民生与家计：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复旦大学出版社）、王万盈《东南孔道——明清浙江海洋贸易与商品经济研究》（海洋出版社）等。
经济政策。陈尚胜《论清朝前期国际贸易政策中内外商待遇的不公平问题——对清朝对外政策具有排外性观点的质疑》（《文史哲》2期）认为清朝采取的是有利于外国商人却不利于本国商人的海外贸易政策，清朝对外政策并不具有排他性。郭松义《政策与效应：清中叶的农业生产形势和国家的政策投入》（《中国史研究》4期）考察清中叶的农业生产形势和国家的政策投入，肯定清政府对农业的关注和政策投入对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他的《清代的自耕农和自耕农经济》（《清史论丛》2009年号）考察自耕农的土地来源及其所占农户比例，小农经济的经营特点和自耕农家庭田场的经营规模，以及生产条件变动和自耕农的生产状况。汪庆元《清初徽州的“均图”鱼鳞册研究》（《清史研究》2期）揭示清代基层“图”作为地籍编制单位在土地管理、赋税征收方面的作用。刘增合《西方预算制度与清季财政改制》（《历史研究》2期）考察宣统年问财政旧制在嫁接西方预算制度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认为理财新制嫁接的成败最终仍取决于政治。
区域经济。许檀、高福美《清代前期的龙江、西新关与南京商业》（《历史研究》2期）认为大宗商品的转运贸易促进了南京商业的兴盛，使其在乾隆年间成为长江沿线的重要流通枢纽城市。范金民《把持与应差：从巴县诉讼档案看清代重庆的商贸行为》（《历史研究》3期）认为清代重庆商业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是在承应差务下的把持，官府以经营上的独断权抵偿甚至无偿要求工商人户承应差事，而工商人户则以承应差事获得把持或垄断经营的特权。范金民、罗晓翔《清代江南棉布字号的竞争应对之术》（《安徽史学》2期）认为清代江南徽商棉布字号为谋求经营之道所采取的种种有效的竞争应对的措施，为徽商棉布字号在清代基本完全占有江南的棉布加工市场起到重要作用。李成燕《清代雍正年间的京东水利营田》（《中国经济史研究》2期）探讨了雍正年间在京东由国家投资所进行的兴修水利、经营水田的活动，该项活动持续了几年便终止了，其原因与自然条件和社会因素都分不开。周琳《重庆开埠前川东地区的商品市场》（《清史研究》4期）认为重庆开埠前的川东市场过分依赖农副土特产输出，并在与其他区域市场的商品贸易往来中显得比较内向和被动。王培华《清代滏阳河流域水资源的管理、分配与利用》（《清史研究》4期）及其《元明清对华北水利认识的发展变化——以对畿辅水土性质的争论为中心》（《学术研究》10期）则探讨了清代华北的水利。
三、社会史
专着。阿风《明清时代妇女的地位与权力：以明清契约文书、诉讼档案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徽州文书等明清地方文书档案资料为中心，从法律规定与文书档案两个层面分析中国家庭的法律构造，探讨妇女的地位与权利。还有：陈会林《地缘社会解纷机制研究一以中国明清两代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余新忠《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三联书店）、郑锐达《移民、户籍与宗族》（三联书店）、周执前《国家与社会：清代城市管理机构与法律制度变迁研究》（巴蜀书社）等。
宗族、官绅。冯尔康《清代宗族的兴学助学及其历史意义》（《清史研究》第2期）认为清代的宗族由于与家庭共同具有培养光宗耀祖仕宦高义人才的共识，所以积极兴办族学并赞助、鼓励族人修业与进学，形成了民间社会助学的优良传统。孔潮丽《清代独子兼祧制度述论》（《史学月刊》12期）认为清代独子兼祧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封建继承体制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冯尔康《略述清代人“家谱犹国史”说——释放出“民间有史书”的信息》（《南开学报》4期）考察家谱与国史的异同以及家谱的价值。李细珠《清末民变与清政府社会控制机制的效能——以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矛盾为视点》（《历史研究》4期）认为清政府采用行政手段严惩肇事绅士，强行压制绅权，使官绅关系产生裂痕，传统社会控制机制运转失灵，从而根本上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朱浒《从赈务到洋务：江南绅商在洋务企业中的崛起》（《清史研究》1期）分析洋务企业中江南绅商崛起过程，对学界此前观察中国近代绅商阶层的起源和中国近代工业化兴起过程的视角及进行历史定位的方式进行反思。孙燕京《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史学月刊》2期）以那桐为个案，以其日记为视点，运用心理学研究方法，探讨清末满族权贵和民初遗老的出入行藏，处事心态。周祖文《国家权力视角下的生监群体——以清嘉庆刑科题本为中心》（《浙江社会科学》7期）认为生监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群体，从生监层面看，绅士的社会功能有不断边缘化的趋势。
宗教信仰。葛兆光《19世纪初叶面对西洋宗教的朝鲜、日本与中国——以黄嗣永帛书为中心》（《复旦学报》3期）考察19世纪初叶面对西洋宗教的朝鲜、日本与中国三国采取的不同策略，从而分析同属于所谓“东亚”的三国在政治、社会与宗教上的差异。张雪松《清代以来的太监庙探析》（《清史研究》4期）探讨霍山派太监道士住持的太监道庙的两种不同的管理模式。王健《明清以来苏松地区民间祠庙的收入、产权与僧俗关系》（《史林》5期）认为功利性是中国民间信仰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周德金《清初道教“沉寂”原因探论》（《宗教学研究》1期）从清初皇帝不信道、导致清初政道关系紧张、道教走“上层路线”失败等方面解释清初道教适应王权失败的原因。
社会管理。定宜庄《有关清朝八旗人丁户口册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2009年号）考察清朝八旗的户籍编审制度、八旗人丁未人册的原因与对八旗妇女另类分册问题。常建华则在《清朝治理“老瓜贼”问题续探》（《南开学报》5期）中认为康乾盛世时期，北方社会问题比较严重，盛世难掩不足。吴雪梅《国家、民间权威、族群：清代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以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为中心的考察》（《中南民族大学学报》1期）考察国家、民间权威、族群三个主体在清代乡村社会秩序建构中所起的作用及互动关系。段自成《略论清代北方乡约行政组织化的消极影响》（《中州学刊》4期）认为清代北方乡约的组织化导致乡约沦为听命于官府的基层行政组织，未能真正地改善清代的乡村政治。
荒政史。李尚英《“千古极灾”——嘉、道时期山西、河南和直隶的大地震述略》（《清史论丛》2009年号）考察发生于嘉庆二十年的山西、河南大地震和道光十年的直隶大地震的灾情状况以及清廷的赈灾措施。[德]安维雅《临汾方志传记中的灾害体验1600—1900》（《清史研究》l期）从方志传记人手，研究其中隐含着的灾害体验的社会文化内容，探讨中国灾害史的研究方法。汪波《雍正八年京师大地震应急机制初探》（《东南学术》5期）认为雍正时期灾害应急机制已初露端倪。汪波《乾隆八年京畿旱灾应急体系初探》（《甘肃社会科学》6期）认为乾隆时期的灾害应急体系已初步形成。王彩红《康雍乾时期河北地区水旱灾害的地方自救》（《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6期）及其《康雍乾时期政府在河北地区的防灾抗灾措施》（《气象与减灾研究》6期）对畿辅地区的政府和民间社会的防灾抗灾进行了研究。
城镇发展、运河。清代城镇研究取得的发展值得关注，而其中关于城市近代化和村镇发展的考察取得较大进展。何一民《清代城市研究的意义，现状与趋势》（《湘潭大学学报》5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孙冰《城市化进程中的冲突与整合——清初双林镇王式京控案分析》（《史林》6期）展现清初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矛盾的积累、演变、爆发及其解决方式和在此进程中阶级分化的形式及其意义。赵世瑜《村与与镇民：明清山西泽州的聚落与认同》（《清史研究》3期）认为将明清时期山西东南泽州地区的镇与村的关系概括为以社为核心的“地缘共同体”更为相宜。叶舟《江南城镇的再认识：以常州市镇的历史与演变为中心》（《社会科学》6期）探讨市镇的概念及市镇、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问题。聊城大学运河文化研究中心成员分别在《东岳论丛》第3、4、5、6期发表王云《明清以来山东运河区域的嗜酒与尚武之风》、李泉《清末民初聊城山陕会馆戏楼墨记与区域戏剧文化交流》、吴欣《明清京杭运河区域仕宦宗族的社会变迁——以聊城“阁老傅，御史傅”为中心》、赵树好《基督教与近代运河流经省份习俗变迁》等文。此外，苗菁、宋益乔《明清通俗小说与京杭大运河》（《东岳论丛》8期）对明清通俗小说的发展繁荣与京杭大运河的关系进行了考察。
四、学术思想与文化
专着。江学群《清代中期易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从思想史角度勾勒清中期易学发展轨迹，拓展了此领域的研究。陈晓华《〈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从文献学史、学术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的角度，首次以《四库全书》为中心考察中国18世纪及其前后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此外还有：王记录《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人民出版社）、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三联书店）、王应宪《清代吴派学术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施建雄《王鸣盛学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曾军《义理与考据——清中期〈礼记〉诠释的两种策略》（岳麓书社）、张宗友《〈经义考〉研究》（中华书局）、任晓兰《张之洞与晚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法律出版社）等也各有创见。
学派与学术人物。林存阳、杨朝亮《浅析“三礼馆”诏开之意义》（《聊城大学学报》3期）认为“三礼馆”的诏开不仅对《四库全书》的汇辑具有启发意义，从有清一代的文化建设进程来看，它还发挥了中介的作用。朱昌荣《清初程朱理学“复兴”标志论略》（《史学集刊》5期）通过梳理程朱理学在清初的发展脉络，作出程朱理学在康熙中叶前后即实现“复兴”的判断。王惠荣《从晚清汉学区域之发展看汉宋调和》（《安徽史学》2期）认为晚清汉学新兴区域由于特定的学术背景与学术渊源，学者们基本上都提倡汉宋调和，从而对晚清汉宋调和思潮的盛行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赵沛《〈公羊传〉的特色和清代的〈公羊〉学》（《河南师范大学》5期）考察清代《公羊》的兴盛、演进及其时代特征。王坚、雷戈《论夏峰北学》（《辽宁大学学报》3、4期）考察夏峰北学宗师孙奇逢的思想价值和夏峰北学在清代的演变历程。房秀丽、朱祥龙《朱子王陆应如何会通——由清初思想家李二曲引发的对朱陆之辨辨的再思考》（《孔子研究》4期）以李二曲在会同朱陆问题上所作的思考为切入点，探讨如何会通理学两派问题。赵旸《顾炎武对明代空疏学风痼疾的深层认识》（《史学集刊》6期）指出反专制与反对空疏学风是顾炎武思想体系主线。周建刚《章学诚的诠释学思想特征》（《哲学研究》4期）认为章学诚的文本诠释思想具有 “存在论”特征。
关于戴震的研究仍是年度热点。潘星辉《戴震灵异观发微》（《清史论丛》2009年号）认为戴震在理论上尝试把灵异观与其核心理念相统一、协调，落入“常”、“变”耦对的窠臼，但相对而言，戴震偏向论“常”。王慧荣《江永与戴震师生关系难定原因考》（《历史档案》1期）认为造成后人对江永与戴震关系发生歧异的根源在于戴震“抗心自大，晚颇讳言其师”的原因。徐道彬《戴震“西学中源”思想探讨》（《安徽大学学报》4期）认为戴震虽然坚持“西学中源”说，但对西学并不鄙视和排斥，其“西学中源”观比前人更为具体和实在。徐道彬《论戴震〈方言疏证〉的学术价值与地位》（《中国典籍与文化》4期）和《论钱绎方言笺疏对戴震学术的继承与发展》（《湖北大学学报》2期）二文也值得关注。
学术流变。陈祖武《明儒学案发微》（《中国史研究》4期）考究黄宗羲撰着《明儒学案》动机是：一为师门传学术，二为故国存信史，三为天地保元气。陈其泰《论章学诚对历史哲学的探索》（同上）认为哲理探索是章学诚撰着《文史通义》的重要立意所在，将章学诚对历史哲学的探索分为两个层次，即对儒家经典的新诠释和论证具有深刻意义的新命题。张寿安《龚自珍论“六经”与“六艺”——传统学术知识分化的第一步》（《清史研究》3期）认为龚自珍建立经学学术史观，梳理六艺知识系统，并将六艺之学专业分化的学术行为不仅说明传统经学在前近代中国所呈现的分化情形，也展现出清儒对传统学术所作的初步知识层构。徐道彬《朱熹在清代徽州本土所遭遇的尴尬》（《安徽师范大学学报》6期）通过梳理清代徽州民间文书和宗祠的记载，考察徽州人对于朱子及其思想的怀疑甚至排斥，为进一步探讨清代朱子学衰落的原因提供了资料佐证。武道房《论嘉道经世学派的兴起及其对晚清社会的影响》（《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期）考察嘉道经世学派与今文经学兴起的历史背景、经过及嘉道经世学术对后世的影响。陈居渊《十八世纪汉学的建构与转型》（《学术月刊》2期）指出不能简单地以传统吴、皖、扬、常的分野概括18世纪汉学的多元性，汉学只代表乾隆一朝的学术，而其转型则早在道咸之先的乾嘉之交以告完成，并且一直影响到近代学术的形成。鱼宏亮、姬翔月《中西汇通：17世纪中国古典知识体系的新视野》（《北京联合大学学报》3期）认为明清之际的西学与经世之学具有内容上的契合性和思想上的一致性，明清之际西学的传人对于近代以来重新建构中国的学科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史籍编修。陈祖武《学案再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期）探讨学案体史籍的酝酿形成经过及对学案释名的个人见解与困惑。林存阳《毕沅续资治通鉴考辨》（《北京联合大学学报》3期）认为章学诚所说《续资治通鉴》之邵本不可访为推测之言，而该书卷数问题，较大的可能性是章学诚代毕沅致书钱大昕后，增补了《目录》及钱大昕补撰的《举要历》。阚红柳《清初史学史上的贰臣——兼谈贰臣的社会文化功能》（《学术研究》8期）认为在清朝史学领域中，贰臣不仅是官修史书的实际参与者，还是沟通官修和私修，协调其间关系的重要枢纽。党为《清高宗四库全书谕旨内史学与正统观研究》（《史学月刊》3期）考察乾隆帝通过文史批评与干涉史书的编纂修改，有意识地为清代证正统，建构帝国意识形态的过程。王记录《帝王、史馆、官方史学——从清代帝王对史馆修史的干预看官方史学的特征》（《郑州大学学报》5期）探讨清代帝王干预下的官方史学的特征。
近代术语。桑兵《解释一词即是做一部文化史》（《学术研究》11期）指出，“解释”一词即作一部文化史的重心，不在词义的规定，而是通过概念展现思想文化的历史进程，并由历史的丰富多样来把握名词约定俗成的内涵。冯天瑜《近代国人对外来新词汇的“迎”与“拒”》（《河北学刊》5期）认为近代外来新词汇传人的基本走向是中一西一日语汇的彼此涵化。张帆《从“格致”到“科学”：晚清学术体系的过渡与别择1895—1905年》（《学术研究》11期）认为“格致”与“科学”并非一一对应的概念，中国学术从“格致”到“科学”语言表述的转换不过是学术转型的外在表现，转变的动因在于具体语境下的现实需要以及学术路径的不同选择。
文献、档案。主要有邹爱莲主编《康熙起居注册》（中华书局），《绍英日记》、《明清内阁大库史料全编》、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编《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英关系卷第五册·综合》与《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英关系卷第四册·交聘往来》（中华书局），清张吉午纂修，阎崇年校注的《康熙顺天府志》（同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清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五、科举教育
科举。徐毅、刘上琼《光绪时期的地方政府与科举经费》（《清史论丛》2009年号）认为光绪年间地方政府对科举经费的筹支活动既维持了科举制的运作，又推动了科举制的废除。谢海涛《中央与地方的交换：晚清咸同年间科举录取名额的增加》（《清史研究》3期）认为学额大规模增广，最终破坏了科举制度分配资源的体系，导致科举制走向衰落。王志明《清代乡会试的磨勘、复试与举人罚科》（《历史档案》4期）探讨清代乡会试、磨勘和复试的相关问题，揭示清代文举人罚科现象的历史轨迹。关晓红《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制的终结》（《近代史研究》4期）认为正是由于京师修复贡院的讨论，催生了立停科举之诏，科举制的强制终结，留下难以消除的隐患。梁志平《定额非“定额”——晚清各府州县学缺额研究》（《兰州学刊》2期）认为晚清定额实非“定额”，取额数常低于应取额数。
教育。刘彦臣《清末吉林新式旗人学堂及满文教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认为满文清末仍受重视的原因在于“绥抚蒙务”与“对俄外交的文牍传译”等时局所需。徐曼《清代意识形态宣教途径及特点》（《河南师范大学学报》6期）认为学校教育和社会宣教构成了清代整个意识形态宣教体系，统治者直接成为意识形态宣教的推动者。段自成《论清代的乡村儒学化——以清代乡约为中心》（《孔子研究》2期）探讨清代乡约在乡村儒学化推广中的作用。
六、民族与边疆史地
民族与边疆史地方面的专着有：安介生、邱仲麟主编《边界、边地与边民：明清时期北方边塞地区部族分布与地理生态基础研究》（齐鲁书社），吕文利《历史书写与藩部政治——皇朝藩部要略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蓝勇、黄权生着《湖广填四川与清初四川社会》（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黄海云《清代广西汉文化传播研究》（民族出版社）等。
东北。陈慧《清代穆克登碑初立位置及图们江正源考论》（《清史研究》4期）认为穆克登勘定的图们江正源是小红丹水，立碑的位置当在图们江的“初派”下游与“次派”的交汇处。马孟龙《穆克登查边与皇舆全览图编绘——兼对穆克登“审视碑”初立位置的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认为穆克登立碑之山应是小白山，而非长白山。徐凯《关于15至17世纪东北地区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以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为视角》（《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期）认为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同化”与“异化”过程，实质上是民族之间的“文明化”进程，这就是满洲始终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存在于世的缘由所在。
西北。吴元丰《清代伊犁将军衙门内设机构浅析》（《历史档案》2期）考察伊犁将军衙门内部结构设置问题及其特殊设置情况出现的原因。王希隆、马青林《额敏和卓后裔与清代新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通过考辨吐鲁番札萨克郡王额敏和卓诸子及其爵位承袭状况，探讨吐鲁番扎萨克旗制与清朝对扎萨克郡王家族势力的限制等问题。阿地力．艾尼《新疆建省的基础》（《新疆大学学报》1期）认为新疆成为清末边疆地区首个建省示范点，与长期的理论准备和清政府在边疆地区持续执行的“一体化“政策有着密切关系。
西南。仓铭《烟瘴对乾隆时期西南边防政策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l期）认为乾隆时期广布云南、广西边境地区的烟瘴促使清王朝在西南边防上采取消极防御的政策。张晓蓓《从冕宁司法档案看清代四川土司的司法活动》（《西南大学学报》4期）认为直到清末，冕宁的土司还在流官的管理下参与地方的司法活动，但其活动受到国家的监控。王文光、段立波《清代西部边疆土兵的发展与衰亡》（《广西民族大学学报》4期）考察清初土兵的基本状况、职责和政府对其奖励及改土归流后其衰亡的表现。
西藏研究仍是学者关注的热点。周伟洲《清驻藏兵制考》（《清史研究》1期）对清朝驻藏官兵制度的形成，特征及作用进行了考述。柳岳武《康乾盛世下清廷的西藏及黄教政策研究》（《西南大学学报》2期）认为康雍乾三朝清廷的西藏及黄教政策极大地强化了中央对西藏等藩部的统一，最终促使传统的“大一统”帝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吕文利《乾隆朝西藏体制变革——以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l期）认为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促使清政府提升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的地位，建立噶厦政府则是清政府对西藏的再一次体制变革和制度安排。
其他。姜涛《清代江南省分置问题——立足于清实录的考察》（《清史研究》2期）认为江南省的分治在康熙四年凤阳巡抚正式裁撤，其所辖府州分隶安徽、江宁两巡抚后即已确定。段伟《清代湖北、湖南两省的形成——兼论分闱与分省的关系》（同上）认为湖广分省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但因为湖北、湖南两省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并没有明确的建立时间点，导致学者判断两省建立时间的标准不同。李大海《清代“北五省”地理概念考》（《中国史研究》1期）考察清代官文书中“北五省”地理概念的形成、区域范围、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消亡情况。
七、中外关系
专着。[比利时]钟鸣旦《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上海古籍出版社）探讨17世纪中西礼仪传统相互碰撞后，丧葬礼仪的变化和丧葬礼仪在17世纪中欧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发挥的作用。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人民出版社）通过论述清代中外交往中的重大事件和探讨所谓的“平等”与“不平等”的外交礼仪之争问题，认为清代的外交在冲突中渐渐转型，并最终同世界外交礼仪得以接轨。还有：贾庆军《冲突抑或融合——明清之际浙江学人与西学体系》（海洋出版社）、肖玉秋《俄国传教团与清代中俄文化交流》（天津人民出版社）、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中华书局）、张先清《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同上）、孙青《晚清之“西政”东渐及本土回应》（上海书店出版社）、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三联书店）。译着有：[美]孟德卫着、潘琳译《灵与肉：山东的天主教，1650年—1785年》（大象出版社），[丹麦]龙伯格、李真着，骆洁译《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同上），[德]柯兰霓着、李岩译《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着作》（同上），[法]博西耶尔夫人着，辛岩译《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同上），[美]穆素洁着，叶篱译《中国：糖与社会——农民、技术和世界市场》（广东人民出版社），[美]司徒琳主编，赵世玲译《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三联书店）等。
文化交流。钟鸣旦《礼仪的交织——以抄本清初中国天主教葬礼仪式指南为例》（《复旦学报》l期）通过考察清初中国天主教葬礼仪式活动的转化及其功能，探讨西方基督宗教制度与中国社会生活相遇时的冲突、交融、妥协与适应。张西平《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清史研究》2期）揭示马若瑟在中国传教和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问题上的思想基础。董建中《传教士进贡与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清史研究》3期）考查乾隆时期的传教士进贡问题，总结其进贡类型和探讨传教士进贡时的心理状态，从中管窥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侯毅《欧洲人第一次完整翻译中国法律典籍的尝试——斯当东与大清律例的翻译》（《历史档案》4期）探讨斯当东翻译《大清律例》的缘起、目的及其对清代法制的认识和《大清律例》英译本的影响与价值。王军、孟宪凤《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特点论略》（《北方论丛》4期）认为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为“中西文化双向互动”，具有文化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性质。张先清《“鞑靼”话语：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关于满洲的民族志观察》（《学术月刊》2期）认为17世纪欧洲传教士的民族志观察开启了欧洲了解中国多样性民族文化的先河。阚红柳《传教士眼中的清代君主——以郭实腊道光皇帝传为中心》（《历史档案》2期）认为以郭实腊为代表的19世纪传教士的清代君主观念最终是落实在宗教的层面上，以宗教精神作为考量的最终标准。
中外贸易。李怡然《中美最早的商业贸易》（《历史档案》2期）考察1784年首次开启中美贸易的情况。叶柏川《俄国早期对华贸易中的贸易垄断政策》（《史学月刊》3期）探讨俄国官方对华贸易政策的起因、形成、主要内容和演变过程及其弊端。唐博《18世纪中国政治视野下的“张元隆案”》（《史林》1期）认为康熙末年的“张元隆案”反映出18世纪清廷对外贸易政策由宽松转变为收缩的趋势。何宇《康雍时期的特使与中日贸易》（《辽宁大学学报》3期）考察康雍时期清政府派特使赴日情况和取得的成功及其对中日贸易产生的影响。
中外交涉。唐伟华《试论清代涉外司法中的“一命一抵”》（《清史研究》2期）分析清代在处理华洋命案时确立的“一命一抵”原则的实施与实效性，揭示这一特殊原则在早期中西关系发展中的历史影响。李育民《晚清改进、收回领事裁判权的谋划及努力》（《近代史研究》1期）指出废约意识淡薄，没有坚定的决心和方针是清政府改进、收回领事裁判权收效不佳的最根本原因。叶柏川《戈洛夫金使团来华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4期）认为国家利益诉求的不对等是戈洛夫金使团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长久以来对外贸易的排斥是导致其失败的深层原因，而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直接导致戈洛夫金使团的失败。王士皓《玛也西号船事件及其国际影响》（《史学月刊》5期）考察1872年玛也西号船事件的过程，中方反应及其产生的广泛影响。王海鹏《清初“礼仪之争”与基督教“伤风败俗”观念的形成》（《兰州学刊》3期）认为随着清初“礼仪之争”包含的“风俗之辨”的深入，基督教“伤风败俗”观念为大多数中国人接受，成为清前期实行禁教政策及官绅人士反教的重要依据。南昌教案研究值得关注。马自毅《玩法徇私酿巨案——1906年南昌教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期）认为南昌教案的真正起因是由于地方大员玩法徇私，事后欺上瞒下，弥缝推诿而致。杨雄威《南昌教案与上海中西报战》（《历史研究》2期）详述南昌教案发生后，南昌县令江召棠死因不明问题而引发的上海中西报战的全过程，认为上海中西报战折射出当时民族情绪日益高涨，民教畛域广受关注的时代背景。该作者《“独其一死可塞责”——江召棠之死与清末南昌教案》（《史林》6期）认为江召棠是由于被逼自刎而受伤，随后在江西大吏的劝导下选择了自尽身亡，中法善后合同体现出来的糊涂结局是中法双方互相让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