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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的蝗灾与社会应对*
马维强 邓宏琴
中共党史研究年2010第7期
〔摘要〕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蝗灾。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根据地灭蝗行政体系的建立及运作、蝗灾中的社会控制与社会动员、蝗灾中的政府、地方干部与民众的关系,来描绘蝗灾来临后抗日民主政权和社会两个层面的应对及相互之间互动的真实图景,从而考察抗战时期人们应对蝗灾的制度运作及其微观实践,并揭示这种制度与实践对抗战后国家政治和社会文化嬗变的影响。
〔关键词〕灭蝗;行政运作;社会控制;文化嬗变
近些年,关于抗战时期的灾荒研究,已发表的一些成果对当时灾害的状况、政府救灾机制与群众自救有较为深入的论述,但这些成果多将水旱灾害或各种灾害综合作为研究对象,忽视了蝗灾自身的特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社会意义。虽然同是灾害,但蝗灾在发生机理、应对机制、影响作用上与其他灾害大不相同。蝗灾随着蝗虫生长发育的不同阶段具有季节性危害的特征。在此过程中,人类灭蝗的态度和办法会随之改变。在蝗灾应对中,人们的自主性相对更大,所以灭蝗能更直接地反映出人们应对灾害的能力和成效。灭蝗的过程和结果,不仅是对抗日民主政府救灾体制和政府形象的考验,更是对政府的社会控制和动员能力的检验,对形成密切的社会关系和互助合作的社会规范也具有促进作用。
一、蝗灾概况及灭蝗组织的运作
抗战后期,旱涝交替的异常气候环境不仅给蝗虫的孳生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空间,利于蝗虫的产卵和孵化,也抑制了蝗虫天敌的生存。蝗灾在1941年、1942年的河南和山西已经出现,主要集中于黄泛区内和黄河沿岸[1]。到1943年时,蝗灾已经扩及河南全省,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南部,山东西、南部、东北等地[2]。1944年和1945年,虽各省蝗灾发生的县份各有增减,如河南呈下降趋势,山西呈上升趋势,但总体来看,蝗灾为害依然很严重[3]。1946年蝗灾仍有发生,但受灾面积和程度已经大为降低[4]。
飞蝗蔽天的场景留给了人们深刻的历史记忆,文史数据、回忆录、档案中对当时蝗灾发生的状况多有描述。当蝗灾来临时,人们首先感到的是稀奇和惊叹,“说起那年(1943)的飞蝗之灾,其来势之猛,可谓迅雷不及掩耳,刹那间,那一阵大风似的沙沙作响、嗡嗡有声地飞驰而来了。好似一片黄云,顿时使天空为之色变,大人、孩童纷纷伫立院中、村头、田野,仰望天空,惊诧着、议论着、叹嘘着”[5]。亲历过蝗灾的泽州县南村镇杨洼村老人回忆,当时蝗群下落比下鹅毛大雪还要密集,好像天地间都充满飞蝗,房子和整个村庄犹如用蝗虫修成一般,地里庄稼被全部吃光,就是现代化的大型收割机也无法与蝗虫比速度、比干净[6]。到处是蝗虫飞越的呼啸声,蝗虫跳哒的扑棱声,蝗虫吃庄稼的沙沙声[7]。根据地政府也不断接到区专员关于蝗灾发生的报告:……所发现者皆是几十里长、十来里宽的面积,就密度而论更是惊人,一落地庄稼地皮枝叶都看不到了,相隔十几米, (人们)彼此不能辨认……最为严重的都进了村中家里,群众在做饭和面时,须有一人赶蚂蚱,否则即跳到面盆里, (人)有时从炕上向下撵、向屋外撵……都是几亩大,一片一片的不漏地皮,人往中经过即碰腿碰的不能走,若立在地里用脚一扑,鞋上立即成泥。[8]
蝗灾的突发性和破坏力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林北3个村在4月19日一天之内就有125亩麦子遭灾[9]。沙河册井村仅半月就被吃光麦苗10顷多,占全村的1/5[10]。磁武县骡马岭,全村共种麦子3顷,一夜功夫,只剩下20多亩。林县7个区共损失麦子19926亩,吃光的9138亩,咬坏10788亩[11]。整个太行区,截至6月1日,除局部地区比较严重外,整个灾区受害小麦减收约在20%左右。被蝗虫咬掉麦穗的占极少数,约在百分之一二,大部分是麦叶被吃光或吃半光。[12]蝗灾带来的损失和引发的社会动荡是不言而喻的。面对着被蝗虫糟害殆尽的庄稼,民众多惊慌失措,老乡们眼看着自己的劳动果实转眼就要化为乌有,整日慌乱不安。有的坐在田边嚎哭,有的指着蝗虫咒骂,有的干脆把牲口放到地里,让牲口把蝗蝻、麦苗一起吃光。[13]有的民众甚至抱头痛哭,悬梁自尽的有之,跳井自杀的有之,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14]。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供应是否充分是影响战争成败的重要因素。蝗灾发生后,为避免或减少蝗灾对农业的打击以及争取民众对抗日战争的支援,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其中,建立灭蝗的组织,订立天蝗的政策和报、勘灾制度以及分阶段投入经费,是建立灭蝗体制的重要环节。
根据地政府从边区政府各行署之下的专署到村一级的各级行政机构都分别成立灭蝗工作组织。其中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行署下辖各专署的灭蝗总指挥部,主要负责传达专署发布的各项灭蝗指令,召集灭蝗会议以便加强灭蝗经验和蝗灾信息的交流,组织县与县之间的相互增援配合,协同作战。专署之下是各县的灭蝗指挥部或联合灭蝗指挥部。这一级的灭蝗指挥部主要组织协调各县内部的灭蝗运动,划分灭蝗区域,调动非蝗区群众支持蝗区,并且根据蝗灾的实际情形直接领导严重地区的灭蝗运动。联合指挥部随蝗情发展而灵活设置,尤其在各县交界处多有设立,如林县、安阳、涉县本已建立了各自的县级打蝗指挥部,但由于三县边境交界处蝗患趋于严重,又于1944年5月23日成立了漳北地区剿蝗总部,对三县的灭蝗事宜统一协调、指挥。[15]林北五区15000人增援焦家屯,四区3000人增援太平庄,林安边石岩沟5000人大战,横水张家井20000人大战,都是相互支持配合,统一指挥[16]。县级之下是分区一级和村级的灭蝗指挥部。根据地自上而下建立的组织在1944年时已经基本完善,为灭蝗工作提供了行政层面上的保证。
在灭蝗工作的具体开展中,灭蝗行政组织可以随着蝗情的变化而进行变动。太行四专署就改变了先前的联合指挥部部署防区,将全区划为三个大指挥部,即沙河指挥部、武沙联合指挥部、武北县指挥部,直接接受专署的领导。指挥部下分别设立了作战部、情报部、救济部、指挥部,都分别指定专人负责。指挥部的地点可依据情况随时变动,并可根据情况变化随时划分新蝗区或组织区与区的联合指挥部机关,各指挥部可在划定的蝗区不经过行政系统直接向村调动人力物力。[17]这样的机构设置,具有灵活性的特点,符合蝗灾突发和无规律蔓延的特征,并且能够照顾到山区和交界地区的容易被忽视的蝗害,有利于灭蝗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灭蝗中的社会控制与社会动员
抗战时期,监控蝗灾的技术尚不发达,没有任何先进工具可以利用,杀灭蝗虫的农药也不能广泛推广,人们对蝗情的掌握依靠实地勘察,灭蝗的手段也主要是人工捕打,这需要数量巨大的人力投入。同时鉴于蝗虫迁飞的习性,人们之间还需协作配合。因此,如何发挥灭蝗行政体系的效率及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并相应地将民众组织起来,是灭蝗能否成功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不仅注重对地方干部的思想和行政动员,要求干部奔赴一线,亲自指挥动员民众捕蝗,而且通过地方干部对普通民众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动员。如果说,对干部的命令和监督是上级加强对灭蝗行政体系的社会控制,那么对普通民众更多的是一种思想宣传和社会动员。
刚开始发生蝗灾时,即使是干部,对蝗虫也缺乏了解,不知其为何物,无从认识蝗灾的严重性。他们借口忙于其他工作,不去亲自检查和督导灭蝗工作。村一级干部嫌麻烦,不愿下工夫组织群众,随便应付上级的检查。[18]太岳区在捕蝗初步总结中,提出个别地区搞单纯的行政命令,没有进行教育,解决群众迷信的观点,也没有能照顾到难民群众的生活问题[19]。针对此情况,各级政府要求“县区干部亲自动手,深入村中组织领导,并直接参加打蝗,随时纠正缺点,解决困难,吸收经验,领导团结积极分子与捕蝗英雄,以推动群众巩固情绪,并及时照顾解决困难群众的医疗问题和没有饭吃的问题”[20]。安阳县的刨卵工作,正是在八区杨区长和李之干县长的亲自带领下开展起来的,沙河、武安(东)等县政府工作人员,也以同样的精神耐心说服着群众[21]。
相对而言,民众没有行政体系的约束,对他们的动员比较困难,需要运用各种方式手段,做耐心细致的工作。
首先是思想认识上的障碍。抗战时期,“蝗虫是神虫,不能打,越打越多、越说越多”的认识在当时普遍存在。当人们无法应对大规模的蝗灾时,或者认为“天年不收、是天灾,打也不顶”,或者将希望寄托于他们心目中无所不能的“神”[22]。人们在田间地头祭拜敬献或者搭台唱戏酬谢神灵,有的地方还举行了抬神游街的仪式,“在崔岗、李岗、玉台、石道等村,人们用黄表纸糊一个一米多高见方的大纸轿,内供‘蚂蚱老爷’神位,前后两人抬轿,轿前吹着响气(唢呐),打着龙旗(玩社火用的旗),走到哪里,哪里烧香求灵”[23]。同时他们认为捕蝗会得罪蝗神,“有些老太婆白天把蝗虫捉回去,晚上偷偷放出来,还暗暗向蝗虫赔罪似的说:‘这不是俺要打,人家叫俺打的!’”[24]由此可见神灵信仰和求神弥灾的应对方式牢固地占据着人们的心灵空间。祈祷并不能唤醒神灵的普救众生之心,蝗虫对农作物的嗜咬依然不减,农民不仅没有得到实惠,反而因为一味地依赖神灵而错过了灭蝗的时机。内丘西庞村村长让田苗荒着,觅来8个吹手管着饭吹唱,领导群众唱神符,结果蚂蚱越闹越凶了。[25]临城下贯峪村的小学教员,帮助群众求神,结果使蝗害有增无减[26]。
也有一些民众不信神,认为求神拜佛无济于事,但却不能积极主动地消灭蝗虫,存在着蝗卵对庄稼没有危害力、“蝗蝻小,不好打,等长大了再打不迟”、“蝗虫飞走不为害”、“不要慌,不要忙,长了翅膀飞武乡”等的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27]。当捕捉飞蝗时,民众又认识不到捕蝗中协作的重要性,担心捕蝗会伤毁自家的禾稼,替别人捕蝗会耽误自家的农活和抢收庄稼,所以常常出现“一哄了事”、“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现象。农民之间还因为互相轰赶蝗虫而引起争端。“一开始有许多群众自发起来捕蝗护苗,但因是一家一户生产,常因甲家捕蝗,乙家反对,怕把虫子撵到自己地里,发生争吵、打架的现象,甚至闹出人命”[28]。
用活生生的事例进行宣传是改变民众的思想认识、动员他们协作打蝗的最直接而有效的方法。事实教育可以使民众引为前车之鉴,对其思想和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干部们充分利用冬学、民校、集会等各种场合进行教育。安阳有一个老汉,有4亩麦子长得很好,不让别人给他打蝗,他说是命运,“我没办什么亏心事,蚂蚱不会吃我的(麦子)”。第二天, (麦子)连叶带穗不见了,老汉气得在地里干脆放了牲口。干部们拿着这件事到冬学里宣扬,让民众自己体会“靠天一场空”的后果。林北的一个干部李天祥宣传更为巧妙,他在焦家屯数千人大会上提着五大串蝗虫大喊:“去年秋天一对,到今年五月就变成五千个了,如果不打,秋后就变成两万五千个了”,群众一听着了慌,再不打蝗虫就要“把人给吃了”。[29]为了使民众易于接受政府灭蝗的宣传,当时还编写和流传着各种灭蝗的口号:“打日寇,敌人还会枪;打蝗虫,蝗虫不会还手,打死一个少一个”。“要吃麦子面,快刨蚂蚱蛋,想换尽量换,不换炒吃能顶饭”。“要从蝗虫嘴里夺食,不向蝗虫祈祷,蝗虫飞到哪里,就把它消灭在哪里”。“蚂蚱会跳,哪里都到,各顾各打,大家糟糕”。“村分你我,地分你我,蝗虫不分你我”。这些口号简洁明了,可以使民众明确目标、鼓舞士气。
根据地的报纸不仅是灭蝗行动的宣传者,也是鼓励者和监督者。除了介绍关于蝗虫的知识、捕蝗的办法外,报纸还提醒人们及时挖卵、灭蝻,随时报道各地蝗情和灭蝗结果,宣传政府的政令,表彰灭蝗模范和优秀团体,从思想舆论上影响和约束人们的灭蝗行动。除了包含有各种综合内容的《新华日报》(太行版、太岳版)外,当时专门登载打蝗情况的报纸有25种之多,如“剿蝗战报”、“剿蝗捷报”、“剿蝗专刊”、 “剿蝗通知”等等,[30]内容生动活泼,既有对成绩突出的团体和个人的表扬,又有对不负责任者的公开批评。如安阳《剿蝗专刊》13期上以《吴金伟、吴东合两班坐飞机,牛全喜、卜年贵两人骑母猪》的鲜明标题和事实内容来对比积极且富有成效的捕蝗模范和消极对待捕蝗的落后者。读报、听报甚至成了人们灭蝗行动中的一部分,“每逢报纸一来,就会在人群里激起一片响声:‘不要嚷了,报来了,叫老张给咱念念,看看有咱的名儿没有’。‘我们好好打,明天叫人家出报的给咱们登一登’。报纸一拿到谁手里,谁就像一块磁铁,把群众吸引在自己周围”[31]。报纸不仅使人们学习到了蝗虫和灭蝗的知识,了解了外界的蝗情和灭蝗状况,也使他们从中受到启发和鼓舞。
灭蝗之初,共产党以粮食兑换蝗虫来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各区根据蝗灾状况,制定了不同的兑换标准。冀鲁豫、冀南行署、冀鲁豫军区出台了关于机关部队学校人员捕蝗收兑办法:按捕蝗斤数兑换麦子,其标准以一般人一整天捕蝗能兑换麦6两为原则,由区公所根据蝗虫密度规定1斤兑换多少麦。各单位人员捕蝗由各该单位负责登记,报捕蝗指挥部,由区发给兑换凭单,注明捕蝗的地点、时间、斤数、兑换标准、应换麦种,再持单向县政府兑取粮食,由县府向专署报销[32]太岳行署的兑换标准是1斤蝗卵换1斤小麦, 2斤蝗蝻换1斤小米,自己捕蝗积极并能组织推动他人捕蝗,确实收效者,政府予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之奖金,并赠予捕蝗英雄之荣誉称号。[33]一些地方将兑换标准的制定权交给村庄:“以村为单位收买蝗虫,由村规定几斤蝗虫换一斤麦,以一般人一整天能捉到的蝗虫数为准数,以之兑换2斤麦子为原则,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改订……相关的批评或实物奖励都由群众自己评议决定和选出。”[34]
这样的办法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收兑的蝗虫数量日益增多,以致无法处理,腐烂发臭,而且各地在经历了严酷的战争和自然灾害后,并没有足够的粮食来收兑蝗虫。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认为:剿蝗运动发动起来之后,已成群众自己的事,不再以米兑蝗,应以一部分米用作奖励以节支。[35]1944年,太行区出台扑灭蝗虫暂行奖励办法,对奖励的标准、对象、奖金(粮食)决定和发给办法都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左权县政府在1944年分甲、乙、丙等奖励13个村庄2800斤米,奖励干部47人,群众70人,米1520斤。[36]左权县后庄村甚至制定了红旗队、红旗班、红星班、红星章的竞赛奖励办法,谁若是走在前头,第二天红旗就插在谁的小队上。有些地方也制定了对消极捕蝗者的惩罚措施,但运用较少且惩罚较轻。在沙河,“罚捕蝗不积极的群众一斤或半斤粮食,或者罚其割草25斤,用于奖励积极者,草可作烧蝗用。四区罚的比较少,多数受罚的是故意捣蛋的和有办法不积极的(群众)”[37]。为了最大限度地发动民众,解决他们捕蝗的后顾之忧,各级政府都注意解决贫困民众的生活和医疗疾病问题。七专署为了照顾灭蝗运动中因缺乏食物体力不支的贫困户,借出公粮五万斤,无利贷给了赤贫户。[38]
将积极分子树立为模范是共产党动员民众的重要手段。灭蝗行动对民众的组织性要求较高,需要大量稔熟民众和乡村社会的干部,土生土长的积极分子正是合适的人选。他们占有地利与人和的巨大优势,能说服民众克服迷信思想,也能相对较为容易地组织民众进行打蝗,解决其中的困难和纠纷。[39]根据地树立的灭蝗英雄有平顺白汝林、安阳吴守身、沙河曹三禄、涉县孟祥英等,还有许许多多受到奖励和没有受到奖励的积极分子。这些模范的共同特征是:或者在挖卵、打蝗蝻及飞蝗阶段成绩突出,或者能带头吃蝗虫,有些还能影响周围的民众,并组织他们形成集体化的灭蝗行动。无论是在哪一个环节上,只要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并且有所成绩,就会得到政府的认可,并通过物质和精神的奖励或报纸上的宣传将他们的模范形象在民众中树立起来,模范英雄大会更以一种大众欢庆的仪式强化捕蝗英雄的典型形象。灭蝗英雄的思想和行为由此成为一种社会公认的评价,不仅英雄本人在灭蝗中更为积极,普通民众也受到鼓舞。
总之,共产党从思想动员入手,运用了事实教育、口号宣传、报纸舆论、树立典型模范等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民众进行动员,人性化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
虽然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但最终形成了宣传动员的系统化与组织化,成为影响灭蝗成效的结构性因素。
在共产党成功的宣传动员下,根据地民众的思想和行为逐渐发生了变化,相信蝗虫是神虫的人逐渐变少了,民众在地方干部和打蝗英雄的带领下积极行动起来,参加灭蝗的人日渐增多。
灭蝗行动的参加人员十分广泛。青壮年自不必说,拄着拐杖的老太太、右手抱娃的小脚妇女、读书识字的儿童,机关人员、子弟兵八路军和各县的独立营、民间自发组织的医疗团体等都加入灭蝗大军当中,可谓一次全民总动员。妇女是主力之一,她们担任的工作主要是在男子击毙蝗虫主力后收拾残余,或在挖卵和打蝻阶段充当主力。许多妇女在当时被评为能手和模范。磁武南贾壁郭凡子组织妇女剿蝗队,提出口号“和男人们竞赛”、 “别看我们是妇女,我们还要打远的地方,打得净,不毁麦子,不留尾巴”。由于剿蝗成绩突出,郭凡子被评为“灭蝗女英雄”,她领导的妇女队也获得“模范中队”的光荣称号[40];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在打蝗运动中也起到重要作用。作为乡村中少有的知识分子,小学教师往往主动领导学生打蝗。武安教员王文德自制灭蝗工具,带领学生挖沟灭蝗,并在全村进行倡导,激发了全村群众的捕蝗热情。[41]学生们主要由教员组织安排挖卵、打蝻,并进行打蝗竞赛,成绩突出者还可以得到笔、墨的奖励,他们的捕蝗情绪十分高涨。[42]黎城县东阳小学生史效平,不仅自己创造出辨别蝗卵窝的好办法,一下午刨卵380窝,而且将计算蝗蝻的数量作为数学题引入到学习当中,增强了大家刨卵的信心,也提高了同学们学习的兴趣,受到边府的嘉奖,推动了全县的灭蝗运动[43]。部队军人也是主力军。灭蝗需要较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军人的生活方式与军事训练正适合于这种类似战争的行动。他们不仅发起采野菜运动,将节省下来的粮食救济给灾民,而且亲身投入到灭蝗运动中[44]。据一、二、四、五、六、八分区部队、太行大队、军区直属队、集总直属队等统计,共有7万多军人参加打蝗行动,消灭蝗虫14万5千多斤。[45]另外,民众还自发组织医疗团体来支持灭蝗的“前线”,如平顺组织剿蝗医疗队专给打蝗群众看病,左权体民堂通过捐药治病帮助群众刨卵。民众的组织和行动都具有军事化的特征。在战争的背景下,村级灭蝗组织建立的情况不一,模式各异,有的经历了多次变动。随着灭蝗成为经常性行为,民众的组织在实际锻炼中也逐步趋于完善。在洪洞县,县政府组织各村建立了统一的捕蝗委员会:村长为主任,下设侦查股、收发股、督促检查股、奖励股,接敌村庄还设有警戒股,有外村群众帮助及天气太热需送水时还设有招待股,个别村子还组织了文化娱乐股[46]。有的在县辖的分区行政部门统一组织,如壶关一分区土河小区各村指挥部设正副指挥、正副主任各一人,下设三个组,统计组负责统计挖卵、打蝻数目及出大众小报,交流经验,表扬好的;检查组负督促检查之责;情报侦查组员负侦查害虫及区、村指挥联络之责[47]。有的是村庄自己组织,沙河册井村就按照年龄、性别分为老年队、壮年队、青年队、妇女队、儿童队,每队设民主选举的正副队长,下分班或小组,各司其职,各尽其用[48]。还有的村根据蝗情分为刨卵队、铁锹队、布袋队、割草队(为火烧蝗虫用)、烧杀队、突击队、夜战队、梯形队(儿童第一排、妇女第二排、青壮年第三排)和有力的侦察队、警戒队(防止敌人破坏剿蝗运动)[49]。在捕蝗过程中,民众之间常常相互支持,但经常性的捕蝗义务派工也引起了民众的不满。为了对捕蝗的劳力进行合理调配,并兼顾生产,以维持长久的捕蝗斗争,人们在灭蝗的组织中还采用了各种计工折工的办法。[50]
在实际的灭蝗过程中,人们的行动同样具有军事化的特征。捕蝗之前需要“侦查”蝗情,以便配备人力、物力。许多村庄专门组织侦查队来确定蝗害的地点、面积和程度。洪山村一开始就做好了计划,除了从别处调用干草外,还抽出20个人经常到山上割草,每人一天50斤,一连割了42天,总共烧蝗蝻用了5万斤干草,制作了600多个“赶蝗旗”,用了3600个鞋底。[51]在灭蝗的过程中人们还运用了各种各样的灭蝗办法,如在梯形地带运用“簸箕阵”,在河滩石缝和山坡草深的地方运用“改进阵地围剿法”,其他还有“罗圈阵”、“长蛇阵”、“响铃战术”、“火把战术”、“游击战与运动战配合”、“复合式阵法”等。有的村庄在打蝗时专门挖掘了“打蝗沟”,如洪山村有三道灭蝗的封锁沟,深三尺半,宽三尺,长度不等,有二道是一里半长,有一道半里长。这是武东打蝗运动中最突出的防御工事。[52]这些打蝗的阵式虽然在技术上十分落后,但却是人们根据蝗害特征及地形实际情况进行的发明创造,高度军事化的行动将落后的技术运用到极致。
参加人员的广泛性、村庄灭蝗组织的严密性和行动的军事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根据地灭蝗的成功。实际上,这一点也可以从以下的数字中得到证明:太行区在1944年除蝗卵10多万斤,打蝗1835万斤,其中蝗蝻、飞蝗各占一半。[53]左权县从8月27日开始三天内灭蝗16万斤,[54]9月4日到15日,十一二天时间内灭蝗360万斤,抢救庄稼8000亩[55]。8月27日、28日两天,武安县从西南方向飞来一股蝗虫,纵横七十多顷蝗区内,万人苦战7日夜,捕捉蝗虫达20万斤[56]。不过,这些数字也不免会让人联想到另外一种情况。从蝗虫危害的特征来看,当蝗虫蜕变为飞蝗时,食量大增,迁飞力极强,这时往往“杀不胜杀,捕不胜捕”,即使实施已成功的人海战术,也很难挽回当年农作物的损失,只能降低来年的蝗害。以上数字反映出根据地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将蝗灾控制在蝗蝻阶段,以致蝗虫羽化为飞蝗,造成农作物的损失。
三、政府、干部与民众及社会文化的嬗变
在灭蝗中,政府的行政体制及其运作固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如果没有民众积极主动的参与,灭蝗最终也将归于失败,只有双方都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形成良性的互动,才能成功地抗击蝗灾。
根据地政府为了保证粮食的供应和解决兵力问题,也为了能取得民众对政府和抗战的支持,积极地应对蝗灾的侵袭。在行政体系上,根据地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各级灭蝗机构,并针对蝗灾的阶段性特征,颁布相应的法令措施。
在这一过程中干部作为灭蝗工作的中坚力量受到督促和培养。各级干部常常亲自下乡指挥督导灭蝗,这样不仅在实践中改变和提高了干部自身对蝗灾的认识,积累了他们动员民众的经验,而且也在实际的灭蝗工作中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同时,共产党还注意挖掘乡土资源,努力发现乡村社会中灭蝗的积极分子,将他们树立为榜样,并通过报纸和召开英雄大会形成一种社会评价和舆论,这样可以解决干部短缺的问题,民众容易信服,也容易效仿并获得成功。来自地方的干部和乡村中的积极分子熟悉乡土社会,能够采取适合民众的话语、行为方式进行思想说服和捕蝗宣传,消除民众思想上的障碍并激发他们灭蝗的热情。
根据地的宣传动员融合了方式手段与策略选择,改变了思想认识的民众积极行动起来，不分性别、年龄及职业,在政府和英雄模范的带领下,投入到灭蝗行动中。人们用剿灭蝗虫的话语隐喻将蝗虫与敌人相勾连,把各种打蝗的办法称为战术,高度的协作性和组织性使灭蝗更像一场军事化的群众斗争。“斗争”中的人们激情澎湃,热情高涨,虽然报勘灾制度相对粗疏,但被动员起来的民众主动“侦查”蝗情,使蝗灾能够及时被发现,不致因信息阻隔而耽误了捕蝗;虽然经费投入不足,但因民众的积极参与而获得了弥补。
政府、民众以及作为沟通上下中间环节的地方干部与积极分子之间,因自上而下的组织控制与自下而上的积极参与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这是根据地灭蝗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不过,我们不能忽视共产党的这种成功动员并不是在发生蝗灾的短时期内形成的,在此之前的根据地建设和应对水旱灾害中,就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应对灾害的体制和动员模式,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另外,在当时的情形之下,许多地方已经过了土改,民主政权逐渐建立,农民也被广泛动员起来,投入互助合作和大生产运动中,这些都是根据地蝗灾动员的社会基础。
根据地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动员和民众的灭蝗实践,不仅较为成功地消灭了蝗虫,而且引发了社会文化和民众思想观念的变化。通过灭蝗,人们不仅认识到,蝗虫不是神虫,是可以消灭的,“求神不顶,不打不行”,“跪着麦子(还是被)吃光了”,而且将蝗虫当做食物充饥。许多灾民为了度荒,把洗净晒干的蚂蚱贮存几布袋,这些蚂蚱干,对灾民度荒,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57]同时,人们也看到了自己有能力战胜蝗灾,而不再听天由命、悲观失望,或一味地等待救济。“蝗虫飞过了太行山,却飞不过咱们的人山”,这是人们在灭蝗中树立起来的信念,更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呐喊。随着灭蝗行动的普遍开展,地区间封闭隔阂的状态被打破了,人们开始由一家一户的互助发展为一村数村、一县甚至两县的联防。组织起来的灭蝗行动获得了成功,这使民众认识到了合作的重要性,使民众封闭狭隘的本位观念和以邻为壑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对于改变以往封闭的生产方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之,“运动式”的灾害应对成功地激发了蕴藏在民众中的潜能,弥补了由于战争的进行而导致的人力、物力的不足,无形之中形成了治理蝗虫的巨大资源。在领导灭蝗运动的过程中,共产党将其治理的理念和方式方法渗入到普通民众中。成功的社会大动员不仅使共产党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得到广大民众的政权认同,同时对民间社会的传统如封闭的生产方式、自私狭隘的心理状态、神鬼信仰的思想意识等加以改造,从而将自身强大的对社会动员的能力成功地转化为社会控制能力,在乡村社会建立起自己的权威,实现对民众的有序治理。同时,民众在相互协作和高度协作化的行动中抗击蝗灾,使社会关系更加密切,互助合作的社会规范也逐步确立。
(本文作者 马维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讲师、博士;邓宏琴,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太原 030006)
* 本文为山西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太行根据地乡村社会的传承与变迁》(070907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据《1941年河南灾情》、《申报》(1941年7月24日)、《祈大鹏向行政院密电陈述河南情》(1942年8月12日,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116-438)及河南各县文史资料等统计。
[2] 据吴福祯:《中国的飞蝗》(永祥印书馆, 1951年)、太行革命根据地总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年)、《新华日报》(太行版、太岳版, 1943年)、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年)等统计。
[3] 参见《新华日报》(1944年9月1日、1945年4月29日、1945年6月21日),聂世修、张同礼《抗战时期的特大蝗灾(一)》(《新乡文史资料》1990年第4辑),《大公报》(1945年7月2日)。
[4] 吴福祯:《中国的飞蝗》,第5页。
[5] 王锡朋:《中原蝗灾实录》,《民国春秋》1990年第3期。
[6] 李方华:《民国三十二年晋城大灾纪实》,《晋城城区文史资料》2001年第4辑。
[7] 岳冲霄:《太行悲歌》(回忆录),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2000年,第163页。
[8] 《杜润生等人关于蝗灾情形向太行区政府的报告》(1944年3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98-2-87。
[9] 《林北消息》,《新华日报》1944年4月29日。
[10] 《册井打蝗群众情绪怎样恢复起来的?》,《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11] 《不灭蝗虫,誓不罢手:边府召开灭蝗会议》,《新华日报》1944年6月19日。
[12] 《太行区蝗虫灾害的程度及紧急处置办法》,《新华日报》1944年6月1日。
[13] 谷景生:《灭蝗记》,《安阳文史资料》1986年第1辑。
[14] 《冀鲁豫边区的剿蝗斗争》,《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5日。
[15] 《蝗虫数路奔犯林、安、涉边境,漳北成立剿蝗总部》,《新华日报》1944年5月23日。
[16] 《生产运动的初步总结———赖若愚在地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1943年8月),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0年,第110页。
[17] 《杜润生向戎副主席汇报各地蝗情的新发展》(1944年6月19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98-2-88。
[18] 《通报:林北、林南蝗情与刨蝗》(1944年4月13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10-7。
[19] 《太岳区捕蝗初步总结》(1945年),李长远:《太岳革命根据地农业资料选编》,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838页。
[20] 《太行剿蝗经验》(1944年9月25日),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414页。
[21] 袁毓明:《太行人民打蝗记》,涉县新华书店, 1945年,第2页。
[22] 日本学者道家信道将中国治蝗史分为四期:古代———蝗害是天的惩罚,专门靠祈祷的时代;中世———驱除法开始实施,但方法不完全;近代———不科学的驱蝗法完成的时代;现代———科学驱除法开始研究时代。清代则属近代时期(参考《华北的飞蝗》,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产业报告, 14号, 1943年)。也就是说,在我国的治蝗史上,祈祷与扑捕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方法长期并存、激烈交锋,形成了交叉的两条主线,且人们对此两种方式的运用分别呈下降和上升趋势。
[23] 崔延寿:《派回登封参加灭蝗实习》,《郑州文史资料》1991年第10辑。
[24] 袁毓明:《太行人民打蝗记》,第5页。
[25] 《新华日报》1944年7月9日。
[26] 《可耻的小学教员帮群众求神》,《新华日报》1944年7月19日。
[27] 《龙岗灭蝗记》,《新华日报》1944年5月25日。
[28] 郭世杰:《林县人民剿蝗记》,《林县文史资料》1985年第1辑。
[29] 袁毓明:《太行人民打蝗记》,第5~6页。
[30] 袁毓明:《太行人民打蝗记》,第25页。
[31] 袁毓明:《太行人民打蝗记》,第27页。
[32] 《冀鲁豫、冀南行署、冀鲁豫军区关于机关部队学校人员捕蝗收兑办法》(1944年7月13日),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362页。
[33] 《太岳行署关于刨挖蝗卵及消灭蝗蝻的紧急号召》,《新华日报》1945年3月27日。
[34] 《冀鲁豫、冀南行署关于广泛发动人民参加捕灭蝗虫的通知》(1944年7月12日),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361页。
[35] 《张专员向各县县长、建设科长传达边府关于财经问题、纸业调查、剿蝗情形等的电示》,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68-4-5。
[36] 《左权县政府剿蝗总结报告》(1944年9月10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66-1-79。
[37] 《六专区捕蝗工作报告材料》(1944年5月25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98-2-89。
[38] 《专署借出公粮五万斤,无利贷给剿蝗赤贫户》,《新华日报》1945年5月15日。
[39] 《太行区组织起来的经验汇集》(1945年9月),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518页。
[40] 《打蝗模范人物———女英雄郭凡子》,《新华日报》1944年6月13日。
[41] 《武安小学教员王文德热心捕蝗,请予奖励》(1944年5月12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98-2-89。
[42] 《把蝗虫消灭在蝗蝻阶段,发现一片、消灭一片》,《工作通讯》第1期(1945年4月16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70-1-22。
[43]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通令:表扬黎城东阳关刨卵模范学生史效平及教员杨清河李良》(1945年6月20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98-2-90。
[44] 《部队参加剿蝗》,《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子弟兵东征西讨,某连第二班四个人两点钟活抓蝗虫百零八斤》,《新华日报》1944年5月19日。《某团每天打蝗十一个钟头,爱惜庄稼,打得干净,组织夜袭》,《新华日报》1944年5月23日。
[45] 郑怀盛:《晋冀鲁豫根据地大灭蝗》,《解放军报》2000年7月10日。
[46] 《洪洞捕蝗的经验教训》,《新华日报》1945年5月29日。
[47] 《(太行区)第四专属捉虫报告》(1945年6月19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68-1-18。
[48] 《册井打蝗群众情绪怎样恢复起来的?》,《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49] 袁毓明:《太行人民打蝗记》,第33页。
[50] 《剿蝗中的折工计工是否和互助组织里的折工计工一样?》,《新华日报》1945年6月11日。
[51] 《我所见到的捕蝗模范村》,《新华日报》1944年6月13日。
[52] 《我所见到的捕蝗模范村》,《新华日报》1944年6月13日。
[53] 袁毓明:《太行人民打蝗记》,第3页。
[54] 《飞蝗侵入山西,左权灭蝗十六万斤。教训:开始不彻底,多吃秋苗二十多顷》,《新华日报》1944年9月5日。
[55] 《左权庆祝剿蝗大捷:奖励全县打蝗模范》,《新华日报》1944年9月15日。
[56] 《武安纵横七十多顷蝗区内,万人剿蝗苦战七日夜,捕捉二十万,残部就快消灭》,《新华日报》1944年9月7日。
[57] 董玉璞:《抗战时期灭蝗记》,《巨鹿文史资料》第4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