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清末瘟疫与民众心态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传染病-清末瘟疫与民众心态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清末瘟疫与民众心态

胡勇
20世纪90年代以来，疾病社会史的研究在大陆迅速兴起。[1]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对疾病发生兴趣并予以关注。就瘟疫而言，以往研究者多关注瘟疫的起因、流行线路、传播范围、社会经济影响以及国家、医学界、民众对瘟疫的反应[2]，而对于瘟疫所引起的大众心态的变化论及较少，而这正是心态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早在古希腊时代，修昔底德就研究过瘟疫对雅典居民的心理影响。[3](p137)法国年鉴学派史家对此类课题亦作过深入研究，国内却未见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本文拟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以1910年10月—1911年3月起源于东北的鼠疫为中心兼及清末其他几次瘟疫的考察，藉以管窥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民众面对瘟疫的社会心态。
一　疫情
起于1910年10月讫于1911年3月的鼠疫大流行，其传播范围及死亡人数，曹廷杰在《防疫刍言及例言序》中记：“宣统二年，岁次庚戌九月下旬，黑龙江省西北满州里地方发现疫症，病毙人口，旋由铁道线及哈尔滨、长春、奉天等处，侵入直隶、山东各界，旁及江省之呼兰、海伦、绥化，吉省之新城、农安、双城、宾州、阿城、长春、王常、榆树、磐石，吉林各府厅州县。报章所登东三省疫毙人数，自去岁九月至今年二月底止，约计报知及隐匿者已达五六万口之谱。”[4](p573)可见其流行区域并非局限在关外，曾有逐渐向关内蔓延之势。直隶、热河、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等地都有所波及。[4](p575)对于死亡人数，伍连德也说：“该次之疫，遍布东三省，延及华北，染疫而死者几六万人。”[5](p6)至于起因，病理分析，详见《东方杂志》第8卷，第3号《万国防疫会记》一文，这里仅列举一些与民众心态直接相关的关于染疫状况的资料。
天津《大公报》载：“本埠官绅于防疫事非常致力，已屡见去岁各报，兹探得天津临时防疫会连接奉天来报告该处染疫及因疫致死人数，详录于下：西正月十八日电自开首日起至西正月十七日共染疫者百八十一人，西正月二十日电染疫者三十三人，故十六人。西正月二十一日电，染疫者三十三人，故二十三人。西正月二十二日电染疫者三十八人，故三十三人。西正月二十三日电染疫者二十人故十五人。西正月二十五日电，昨前两日，染疫者六十人，故四十八人。西正月二十七日电昨前两日染疫者七十五人，故五十九人。西正月三十日电计二十七日染疫四十八人，二十八日染疫者四十四人。二十九日五十五人。共由西正月初一日起至二十九日染疫者三百六十人。”[6]
当时报刊登载了哈尔滨近郊傅家店一地为鼠疫最酷烈之地的疫情，有调查称查傅家甸自阴历腊月二十三日开始防疫以来迄正月初五日止共十四天内因疫毙命者共五百七十二名之多。现在每日死者约四十名。每日染疫者约一百名，大有日炽一日之势。[7]
《申报》亦报道：“哈尔滨死者二百五十四人。傅家甸死者一千一百八十四人，奉天死者三十八人，长春、吉林死者不计其数。”[8]辽宁省棺木销售为之一空，许多人不得不实行蒿葬。[9](p323)
由上几例我们不难感受到瘟疫传播的速度和烈度。
二　民众心态
当时民众面对瘟疫这种突如其来的灾难是怎样一种心态呢？
首先是极度的恐惧，疫灾死亡人数之多，流行之酷烈，远远超过一般的自然灾害。这种直接威胁人民生命所产生的紧张心态极易产生与常规不协调的、失去理性的行为。每个人都想避开危险源，但又不顾正常规范与理性行为，结果与希望达到的目标往往极不相符。当时普通人的第一反应如汪康年所记：“或闻鼠疫，大惊缩，不敢出。”[10](p159)1902年黑龙江瑷珲出现严重的霍乱转筋，半个月后，“市断人稀，街面几无人迹”。[4](p516)当时《大公报》上有一段演说也很能说明民众恐惧的程度和状态：
“诸位呀，请看看东三省的瘟疫，是何等的利害呀，初一起时，不过在哈尔滨一埠，没过了几天，吉林见了，奉天亦见了，百人受病，生不得一，比水灾、火灾、刀兵灾不更加十倍利害吗？”[11]
时人之所以认为瘟疫比水灾、火害、刀兵灾厉害十倍，其原因：其一传染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超过其他几种灾害。其二灾况更为复杂。正如当时文章所言：“中国有三大害，而中国之民族可以绝。何谓三大害？曰兵、曰贫、曰病。兵之害，其迹显，其事不恒，其危险人多能道之；贫之害，其来也渐，其源也长，其救之也，非一朝一夕，人多不能知之；惟病则界于二者之间，其害之来不甚缓，亦不甚速。”[12]此话道出了瘟疫隐秘性、复杂性和难以治疗的情况。瘟疫流行酷烈之时，往往倒毙路旁的尸体都来不及掩埋，以致腐烂、气味难闻的情况可以想见。还有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传统医学的不足，有外国学者说：“在外科方面，几乎完全是不足的。更严重的是，对于现代公共卫生事业来说，它们缺乏病源理论，因而没有与流行病斗争的有效手段。”[13](p353)此话显然失之武断。如近人王照已认识到中国自我发展之医学，已接近西方医术：
“医学则中国内科经验年久，别有专长。吾姑不论。而汉末，华元化之割剖术，明末傅青主之洞视脏腑皆发明在欧人之先，而能与近世西洋医术逼近，此亦文学中人未能作祟之故也。”[14](p331)
确切地说，中西医在传染病的防治上各有千秋，如中医治疗伤寒就特别有效，但对于鼠疫之类瘟疫，虽有一定治疗方法但缺乏预防措施。这说明当时中医在某些疾病的防治上有缺陷，确是事实。再者如余新忠考察所得，清代对瘟疫预防很少，缺乏制度建设，往往满足于事后的救疗，听任地方官员和绅士相机行事，使灾难更加复杂和严重。[15]这些都是引起民众极度恐惧的原因。
其次，由于当时民众对瘟疫的恐惧是其他灾害所无法比拟的。极度的恐惧很容易使人丧失理性，转而迷信，这种例子比比皆是。现举几例。1911年至1912年福建泉州鼠疫大流行时，一人染疫，全家老少自相传染，立即扩散到一街一巷，朝病暮死，几乎户户有死人。一旦出现疫病，地方政府不作预防，只是在巷头拦根草绳进行封闭，并不知道该怎样抢救，事后又不作全面清毒，面对鼠疫的猖獗，市民们只能迷信鬼神，在大疫期间就搭台演戏，乞求鬼神庇佑，加速了疫情的扩散。[4](p570)清末安东流行霍乱时，由于官府腐败无能，对疫病的流行漠然处之，对疾病的防治束手无策，加上当地的老百姓愚昧迷信。家家贴红联，字样触目皆是。但疾病流行更烈，病死者难计其数。[4](p549)在1911年鼠疫大流行时，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黄巾教，又名黄天道教，到处煽动愚民入教。入教者发给黄布一幅，缠在头上，俨如汉末的黄巾军，声称入教者即可避免瘟疫。[16]医史专家范行准描述道，当时民间流行《鼠瘟宝卷》一类投机性的迷信宣传品，其中有不少梦呓的话，唱道疫情，十分恐怖。卷前绘有鼠瘟惨状图，主要劝人收拾死鼠时，应用“神钳”（铁钳），切戒用手触及死鼠。并劝人积极养猫，堵塞室内洞穴和用火焚化死鼠及消灭蝇蚊虱子，清洁水源，打扫环境等具有科学性的措施。[17](p243)这种“神道设教”虽和以往的迷信活动有所不同，其中一些科学成分，该肯定的理应肯定，但从中可反映出当时社会黑色恐怖——鼠疫流行——造成的不安情况。
第三，当时民众的另一种心态表现为对现代防疫手段的排拒心理。由于很多现代防疫手段来自西方，与中国传统疾病观、生死观相违背，政府和民间在防疫过程中演出了一幕幕悲剧，对于死者，传统文化中形成了一整套丧葬礼俗，人们讲究入土为安，当时清政府首次大规模采用现代防疫手段，其中的隔离、剖尸、焚尸、烧屋等措施，无不与传统文化相违背，防疫中屡屡发生中西文化冲突，这里仅举几例。
在哈尔滨，当时参加防疫工作的一名外国医生在一份报告中这样描述：另一个困难是对尸体的处理，越来越多的尸体堆积如山，根本来不及运至坟地深埋，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尸体上残留的鼠疫病菌到第二年春天仍可存活，从而引发新的瘟疫。最好的方法是火化尸体。但这又是对传统观念的一个挑战。用伍连德自己的话来说，这种史无前例的行动在当地引起的是普遍的排斥与反感，无可奈何之中，伍连德和锡良只得请求清廷颁旨准行。这样，火化工作才得以顺利推行下去。1911年2月，伍连德召集200多名工人，在野外炸出许多大土坑，将尸体垒成22堆燃烧。为确保尸体全部焚化，他们还在上面洒上煤油。大约1小时后，数千具尸体便焚化一净。长春也以同样的方式火化了4600多具尸体。[18](p25)
如果说作为东三省总督和中央特派主持防疫事务的医官伍连德还能领得上方宝剑强力推行的话，下层的官员则阻力更大。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就道出当时传统氛围之下采用现代防疫手段之艰难：
“□用中外药品购运维难，加以民间风气未开，检验隔离既苦不便，焚尸烧屋复谓不情，往往隐匿病人藏弃尸身，甚且造谣滋事，相率抗阻且沿边一带铁路各站以及省城之居留外人又复遇事要求，多方指摘，层层困难，几乎无从措手……”[19](p805)
甚至东督锡良自己也显示出不得已的心态：“隔离、消毒、既于民情不便，焚尸、烧屋尤类残刻所为，然非实力执行，则疫无遏止之期……”[20](p1311)
第四，在中外人口杂居地，民众心态则更加复杂。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对染疫商店围以铅皮，浇药水，以致店主不服向之分辩，该局还无视华人的人身权力，在路上乱捉小孩，种牛痘。华人纷纷起来反抗，此事遂酿成风潮，有文章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势和居民的心态：“上海公共租界西人所设工部局卫生处，因查得租界内近有鼠疫发现。当遣西医率同所用华人，分别查验。当其查验时，遇有面黄而带病容者，即指为染患疫症。迫使入西人所设医院医治。又孩童有未种痘，亦促令往医院布种。于是居民大为惶骇，转相告语。以被查验为受大祸，虑性命妻孥之不保，时复有市上无赖之徒，串同无业西人伪充查验瘟疫人员，擅入民宅，拘捉平人，于是民心益耸。居民咸相率迁入南市居住。其籍隶宁波者，咸携眷回籍。轮船之开往宁波者，无不以人满为患。至十月初十日，与查疫人员为难之事，遂一日数起，或并波及非查疫之巡捕包探。声势汹汹，租界内一部分地方为之闭户罢市。”[21]
租界内华人团体也出来抗争，要求工部局停止调查。
“洋货商业会社同人昨致工部局卫生处函云：近日贵局调查鼠疫原为保护生命起见。奈中西习惯各异，情形隔膜以致谣言纷起，人心惶惑，以美意反成恶感，一唱百和，纷纷避居，竟有不可终日之势。其利未见，其害己受。商等为治安起见，请贵局暂停调查。”[22]
这段话一方面反映出华人极度不安以致谣言纷起的情形，另一方面显示了抗争的姿态，上海商务总会协理周金箴、邵琴涛、甬帮董事虞洽卿等与工部局董事商议，议决：(1)中国人自设医院。(2)华人有无疫症由华人自行调查。(3)划定调查地区。(4)即有患疫身死亡人仍听家属自由殓葬。工部局不予检视。[23]这几条协议俯顺了舆情，避免了华人的惊恐，从此开始了租界华人自行防疫的历程。当时颁布公议：凡租界华人如有染疫死者，其棺殓等事悉照中国风俗由该家自由殓葬。如华人尚怀疑鼠疫的病症立即报告中国自设医院，由院中医生前往调查。[24]当时华人开办了很多医院：如中国公立医院，“沈敦和等乃谋自立医院与英工部局力争虽允可，而迫以四日为限。敦和爰大会士民，慷慨陈词，继以挥涕”。粤人张子标以补萝园之址作院舍，不逾四日之限，于是“住居租界者乃不受防疫之惊恐，自医院开办鼠疫遂熄”。[25]
此外，在东北，俄国、日本竟以防疫为名企图干涉中国主权，其冲突更为剧烈，限于篇幅不再详述。待专文探讨。
社会是个万花筒，无所不有，面对瘟疫，不同的人心态也各异。趁火打劫者有之，见利忘义者有之，重财轻命者亦有之，《东方杂志》有一文用中外对比的方法，对一部分人的心态进行了绝好的勾画：
东西各国之遇有患疫而死也，则凡患者之所用无一不加以消毒之药水而消灭之，甚则且投之于火。凡患者之所居，无处不用石灰水等洒濯之，甚则举其房屋而投之于火，此非不足吝惜也，生命与财产其轻重固自有别也。而我国之风俗又与之相反，身死未寒而争产之人已振臂而起。授之者以是为惠.取之者以是为利，而生命危险所勿顾。生命亦遂因之而多丧。若扫除之法行，则害人之物少，而贪小利受大祸害者，亦稍有艾矣，凡此三者，不清其源而清其流也。[12]
也有人借鼠疫为题，讥讽时政。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夕，人们对当时政治腐败不满的心态：
近以防鼠疫之故，警厅下令民间，凡捕鼠送警厅者，与铜元二枚，杀鼠巨万。或曰即使都中并无鼠疫，然假此将都中鼠除尽，俾免损毁器物、盗窃食品、搅扰睡魔，亦大佳也。有人传示一诗曰：“杀鼠令虽苛，无如鼠辈多。蒸成疫世界，拢就鼠山河。鼠岂烧能尽，疫非药可瘥。欲求兹疫净，宝剑要重磨。”[10](p159)
此外，还有庸医对病人勒索重金，或草菅人命者，自不待言。
三　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与民众心态变异
事实上，上述民众对瘟疫的恐惧心理和对现代防疫手段的排拒心理，在20世纪初几次疫情过后逐步淡化，民众多能改变其心态，从迷信走向理性。特别是东北鼠疫流行以及成功的防疫，民众大多转而信服西医，如时论所称：“中国政府，素来重中轻西。自斯疫之发生及扑灭，中医束手、西医奏功，使政府诸公深感西医远过中医。”[26]有迹象也表明公共卫生观念在树立当中，如在北京，当时有文章写道：“盖京师只为通国之代表，夫人而知，至于中国北京街道之污秽、房屋之不清、卫生之不讲、疾疫之丛生，为各国报纸所腾笑，自义和团作乱，联军入京后，京师之房屋街道，较前稍为清洁。乃时隔十年，又有鼠疫之扫除，将往时不清而多疾之北京，一变而为清洁宜人之北京矣。其进化之迅速，施行之敏妙，不独为中国政府所不及料，亦为治疫西医所不及料者也。”[26]其转变之迅速令人惊叹，因为在近世社会转型史中民众观念的转变从来没有这样迅速过，以至于有人对此颇有微词：“陆海各关之验疫，红十字会之入会，戒烟药物之检验吗啡，中国以无技可施，借材异地，俱推西医为神妙。而达官贵人，偶染微恙，又往往以巨金延西医。堂堂中国无一良医，可耻孰甚。”[27](p450)罗志田亦指出，在清末，西医已拥有话语权势。[28]上述民众观念的某些变异，固然与瘟疫这种灾变动力机制的促发有关，人们为了对付瘟疫，往往使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大量新科技、新发明投入应用，民间、官方的迅速行动，最易引起观念的更新。笔者认为，这种转变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也与晚清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社会面貌的变化有关。因此，民众心态的变异，就公共卫生方面而言，与以下几个因素有着一定的联系：
第一，灾变动力机制促发了公共卫生网络的初步建立，而公共卫生制度化框架的顺延展开，对人们的观念形态具有强大的模塑作用。
瘟疫爆发时，清政府在京师设立临时防疫事务局，归民政部监督，掌握内外城，预防鼠疫事务。分设五科，专司检菌、捕鼠、诊断、检验、清洁、消毒、注射等等，设局长1人，副局长1人，提调2人，医官长1人，医官10人，书记20人，司事60人。民政部又设立卫生会，由军谘处等衙派遣会员及通晓西医人员莅会讨论，按法实行。巡警总厅，组织卫生警察队，保持清洁，预防瘟疫和办理公共卫生事务。[29(p218-221)在地方，则设有防疫局或防疫事务办事处，如锡良在奉天设防疫总局，汉口车站设有防疫办事处，派医生查验疫情。保定、天津设有临时防疫局，详定章程规则，附近府、州、县遇有疫患，由该局派医前往设法消弭。此外各地商会等团体也设立了防疫会、防疫医院等民间组织。这些机构、组织无疑是由灾疫所促发的，但很多都演变为永久性机构。一如伍德所言：“且我国往时疫病流行，从未闻有防御之者，该次实为中国举办防疫之起点，树公共卫生之基础，厥功甚伟。”[5](p6)
另一方面，公共卫生法规在此时也频频出台。1909年正月清廷颁布上谕，提出修改法律，采用西方的法律形式和原则。此后颁布了《预防传染病章程》，由国家力量强力介入，对人们的公共卫生行为规范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界定。如章程第二条规定：“前条所指容易传染之病，当行预防后，应由该管官临时指定之。”第三条：“有得传染病及因传染病死者，应于当日速行呈报该管巡警局。”第四条：“患传染病者，应从巡警局之批示用清洁及消毒方法。”第十一条规定：“医生诊视传染病时，须将消毒及清洁各法告其家人，并即时呈报该管巡警局。清洁法有扫除、洗涤、疏浚、搬运。消毒方法有：焚烧消毒、蒸晾消毒、石灰消毒、药品消毒。”[30]再如《天津防疫章程》规定：“居民如有患病者立即报明医院，由医官前经验视即抬到医院诊治”。“如有患瘟病故者除将病人住房用硫黄薰过外，仍封闭十日后方准住用。”“病故人棺木抬埋时报知医院派令巡捕随去当面看明；掘坑至七尺深，铺用白灰，再行掩埋。”“凡装过病人之车辆船艘，均须用硫磺薰过以消疫气。”[31]等等。此外，晚清时期早已出台了海港检疫章程。
公共卫生体系的初步建立，使中国医学第一次从关注个人走向关注社会，由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开始了重大的模式转型，直接导致民众视角的变换。瘟疫流行时推出的行为规范，会内化为民众心态，成为其行为习惯的一部分，当是无疑问的。
第二，民众心态的变异也与当时官方与民间对现代医学卫生知识的宣传、普及有关。如当时报刊上登载了很多白话写就的、宣传性的小文章，对公共卫生知识的普及当不无影响。这些宣传性材料，有的由官绅所办临时防疫会发出。如《大公报》刊登天津临时防疫会转发保定临时防疫局的一则告示说：“鼠疫这个症候，从前中国人都没有听见过，所以就没人知道这样病的烈害。本局自闻东三省此疫症发现，又见天津北京都设法防范，故此也赶紧立了临时防疫会。现今改名防疫局。皆因保定府是火车大道。现在城内虽未见有此病，但是这查验下火车的人不敢放松。另设留验医院，并非官绅好多事呀，恐怕查考不严，一经传染到了，那时就后悔无及了。”并提出应变方法不用强迫手段检疫，北方人民信服中医，就别用西医。“人民最怕隔离留验时受苦，咱们就想法儿不教他受苦。”[32]东三省总督还开办防疫讲演会，请日本博士讲演。另外，《大公报》登载的防疫局普及卫生知识的文章写道：“住户所有陈腐纸物及一切破烂皮张均烧毁”，“住户所有什物务宜洁净，房院宜勤加打扫。凡潮湿均有石灰铺洒”，“冷水中最多微生物，先用白矾将水澄清，过一昼夜者到滚开时方可取饮，最好吃自来水，如水铺者水不开，查出重办。”吃鲜果务宜削皮去蒂，其已腐烂者禁止买卖。”“猪羊牛倒毙者勿得宰卖，违者重办”，“住户老鼠务必多多养猫捕拿净尽，见有死鼠急用开水浇洒或石灰水炉灰煤油均可，勿随处抛弃。”“如有病人似类瘟疫者，亟报本局派医往验或直送西门外防疫医院”，“病人吐痰出恭应用盆桶盛起，万不可随处倾弄，候本局医员查验。”“服侍病人之人愈少愈好，以免传染。”“凡病人所用手中碗碟各物伺候病人者均不可用，更须时时净手以免摩沾皮肤致有传染。”[33]
由上可知，报刊、群众聚会这些近代新事物出现，作为重要的载体，对医学卫生知识的普及起了重要的作用，强大的通俗舆论宣传，对人们心态结构的改造，行为习俗的变迁作用决不可低估。
第三，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使当时民众信息空间和认知空间骤然拓展，对心态的变异起了催化作用。
在清末，中西文化的激荡，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深入到广泛的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例如，在防疫过程中《申报》等主流报纸频繁刊登有关防疫器械，如消毒机等以及防疫药品的广告。显示了西式保健、防疫方式在逐渐渗透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当时政府在防疫过程中显示了异常开放的姿态，突出表现在延聘留学归国人员及外国医生参加防疫上。如在武汉刘家庙，当时设立了检疫公所查验由京汉铁路南来的旅客，所有验疫医生除以陆军军医派充外，又聘定法国医士梅尼、留英毕业医学博士王进歧。[34]再如主持东三省防疫事务工作的即是留英的医学博士伍连德，还有一些外国医生不顾危险深入疫区，在防疫中染疫身亡，清政府还发给宝星，奖励出力的外国人。当时召开的《万国防疫会》有本国及英、美、俄、德、法、奥、意、荷、日、印诸国之特派医官参加，出席者34人，共同研究防疫问题，使中外医学交流达到空前的水平。此外，华洋杂居区，外人采取西式防疫手段，其良好的效果对华人无疑起了示范作用，这与国人心态变化当不无联系。各种西方医学书籍的传入与翻译、宣传普及也有利于人们接受新事物，官员与社团组织在防疫过程中尊重民情，力避冲突，也是促进国人观念转变的又一原因。
结语
由上述考察，我们不难认识到瘟疫是具有普世性的灾难，许多传染病无国界、文化之分，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年鉴学派史家拉迪里甚至称“疾病带来全球一体化”。[35](p35)瘟疫的对立面现代防疫手段也具有普遍性。因为文化的原因而对其排拒的心理是不利于灾难消除的。清末很好使用了现代防疫手段，成为后世的典范，但据李玉尚研究国民党政府对于云南、广东、福建的瘟疫仍沿袭传统方法和习俗进行治理，结果瘟疫仍得不到根本遏制，直到20世纪40年代放弃传统方法，大规模公共卫生体系建立，瘟疫才逐渐被遏制。[2]中国现代化的盘旋曲折，可见一斑。至于民众的心态有几点经验值得注意：其一，面对瘟疫，民众的心态从迷信到理性有一个过程。其二，推广科技手段时，要尊重民俗、民情，否则会适得其反甚至引起冲突。其三，政府面对灾害坐视不管，加上民间自发组织力量又难以解决时，民众倾向于迷信。大规模现代化公共设施的建立、技术手段的推广是消解迷信的有效手段。专门的制度变化可以消除导致恐慌的基础，减少民众的非理性行为。其四，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消灭灾难的十分有效的途径之一，尽管会因文化的原因发生分歧乃至冲突，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融合的趋势会不断加强。总之，清末公共卫生体系的建构从器物和制度层面为民众观念的转型做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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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史学月刊》200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