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乾隆以工代赈思想产生源流考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乾隆-乾隆以工代赈思想产生源流考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乾隆以工代赈思想产生源流考

内容提要：乾隆是我国古代以工代赈思想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者，其以工代赈思想既源于对前人相关思想成果的继承，更多的是对有关灾情、民情和国情等现实问题进行深层次思考的产物。作为乾隆荒政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以工代赈思想，也是他实现“持盈保泰”这一施政终极目标的思想成果之一。探讨乾隆以工代赈思想产生源流问题，有助于学界洞察和了解其形成轨迹和发展历程，进一步丰富我国工赈思想文化的理论宝库。
关 键 词：工赈思想 源流 乾隆 持盈保泰
基金项目：安徽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晚清五十年（1861—1911）安徽灾荒与社会研究”（AHSK09_10D117）。
作者简介：余林媛，女，南京农业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
“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1]477。众所周知，在我国古代社会，伴随着社会迈进文明的门槛，灾荒就如影随形、不可避免；与此同时，历朝历代的政治家们的荒政思想也就应运而生且日益丰富。其中，乾隆的以工代赈（以下简称“工赈”）思想尤为突出。那么，乾隆工赈思想产生的源流是什么？学界罕有关注，如在张涛等着的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古代荒政思想的《中国传统救灾思想研究》，高翔所着的最为深刻地剖析乾隆治国思想的《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等代表性专着以及所有的荒政思想类学术论文中，对之或一笔带过，或根本没有纳入研究视野。故本文尝试就这一问题予以初步的专题探讨，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基于对已有工赈思想的继承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逐渐认识到工赈对赈灾恤困所起到的其他救灾手段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如《周礼·地官·大司徒》中的国家“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之策，“一曰散利……四曰弛力”[2]，此二策的具体内容已无从精确考证，但是“散利”和“弛力”功效之说已经蕴含着工赈思想的萌芽；其它如《晏子春秋》、《左传》和《管子》等文献中的记载亦表明：时人已明确认识到政府于凶年实行工赈，有着使“民振……民足乎食”[3]442，达到灾害之年“饥而不害”[4]和招徕流亡灾民的“复亡人”[5]843等显性的救灾恤贫功效，甚至有人认为工赈属于“平国策”[5]1233范畴，将工赈上升到可以平天下的基本国策的思想认识和政治高度。
秦汉至宋元是古代工赈思想的发展期。此时，人们对工赈的认识逐步深化和全面，工赈思想成果也更加丰富，并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工赈思想的政治家、荒政专家。汉代桓谭认为，王莽举工赈治黄河，实现了灾荒救助的近期目标和国家长远发展计划有机结合，既可解目前灾民于倒悬，更重要的是兴修了水利工程，有利于将来的农业生产和国计民生以及建立灾荒应对的长效机制，正所谓“可以上继禹功，下除民疾”[1]163；宋代着名政治家范仲淹和荒政专家董煨等也有类似的阐述：工赈“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6]75；“借急需之功，养楞腹之众，公私两利”[7]，且范文正还认识到“岁饥工价至贱”[6]75，可为政府节省必需支出的工程建设资金。
在古代工赈思想成熟期的明清两代，人们的工赈认识更加深刻，成果日增月益。救灾名家林希元认为，救荒“三权”之策之首即是“兴工役以助赈”[8]159，其“于土役之中而有赈济之助”[8]167，即有助于巩固直接赈济的成果；儒学大家颜茂猷将工赈视为救荒五个“正策”之一[9]；潘游龙认为，“遇荒俭而兴土木之工，既可以免饥寒，又可以杜邪念，真救荒弭盗之良法矣”[10]；杨景仁认为工赈可使受惠民众“无素食之惭”[11]203，有助于培养灾民的自食其力思想和廉耻意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绳武认识到，工赈更是一种国家经济调控政策和手段，对社会财富再分配有着裒多益寡之效，并可调节地区间的粮食流通、稳定物价等，为各类救荒举措中之最要者，即工赈使“饥者得食，其谷价不得不减，亦乘除之大数，而裒益之微权也。……如此而既有以活小民之生，又复以济公家之务，无赈之名，收赈之实，救荒之策，信无要于此者”[12]590-591。在清初的帝王中，康熙已经开始认识并注意发挥工赈的作用，雍正亦认为工赈是“于兴役之中，即寓赈济之意，莫便于此”[13]。
上述工赈思想认识，对乾隆来说应该并不陌生，正如被他称为“帝师元老”的朱轼所说：清高宗青少年时期即已“精研易、春秋、戴氏礼、宋儒性理诸书，旁及通鉴纲目、史汉八家之文，莫不穷其旨趣，探其精蕴”[14]15；乾隆也自诩他在即位之前的20多年里，“朝夕从事者四书五经、理性纲目、大学衍义、古文渊鉴等书……日取先圣贤所言者，以内治其身心”[14]5，“少有余闲，未尝不考镜经史，以自观省”[14]1。这就使他有条件去获悉和继承作为先前传统思想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工赈思想之精髓；再者，乾隆曾御览了时人陆曾禹编纂的《钦定康济录》并对其高度重视，该着中就罗列了史上已有的工赈代表性言论、典型事例及其效果，并有编者对工赈的精辟议论。所有这些，为乾隆结合当时实际，有效继承已有的工赈思想，提供了前提和可能，并进而以帝王的特殊身份成为该思想理论和实践的倡导者和集大成者。
二、基于社会贫困问题对策的思考
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古代社会，粮食至关重要，“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11]269；民众“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5]2；“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15]。正因为如此，极度关注和重视食粮问题是历代政治家治国理财的永恒主题，《尚书·洪范》认为治国安邦的八政“一曰食”[16]，《礼记》所列“八政”之首也是“饮食”[17]；古人衡量某个社会贫富的首要标准就是粮食多少，粮足则百姓足、国家富；反之亦然。但是，由于生产方式落后等因，历代粮食短缺问题始终突出，且其严重程度大大超出今人的想象，即使在所谓的“盛世”也不例外，因而历代“朝廷政治之最急者，莫急于民莫得食”[18]396。
乾隆清醒并深刻地认识到民食充足的重要性：“民以食为天”[19]363；“海宇乂安，民气和乐，持盈保泰，莫先于足民”[19]249。这里的“足”仅指粮足，因此他十分重视并致力于社会的食粮生产，强调以粮为本，“帝王……爱民之道，莫要于重农桑，此千古不易之常经也”；只要粮食问题这一“本计既端，末事亦次第处理”[20]1763。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使乾隆不得不面对并竭其所能地试图破解两大难题，这也是他实施工赈的主因之一：
一是因粮食严重短缺导致的普遍民贫问题。今人研究表明，乾隆时期全国“人均粮食为680斤（皮粮：笔者注），用以充饥果腹是相当紧张的”[21]。也就是说，其时全社会在平常年份，没有充足的维系民众生存的粮食，可见，当今有人称“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22]也名副其实。农业的简单再生产年复一年，严重的社会贫困势在必然，这正是乾隆始终忧心忡忡的最重大社会问题。当然，这一问题在康熙后期即已初现端倪，南巡途中的康熙对此留下的印象是“见闾里殷阜之象，远不逮于旧时，虽不时蠲免额赋，停征积逋，仅可支吾卒岁，绝无余蓄”[23]5293。至乾隆朝，民众的缺粮及贫困程度大大加深：“小民，收获方竣，瓶盎已空。纵令屡丰有庆，究竟一饱无时”[24]；即使在有收之年，绝大部分农民“一岁所出仅足供一岁而止”[25]；“连年各省米价有贵无贱，丰年不免乏食”[26]302；就连好大喜功的乾隆也不得不承认因人地粮矛盾突出，“欲使家给人足，比户丰盈，势断有所不能”[20]1370。所以，“祈年夙夜孜”[19]508一直是乾隆思维活动的主旋律之一。因此，乾隆在工赈中关注的受赈对象之所以是指所有“穷民”而并不仅仅是直接赈济之民，就是希望所有穷民中有劳动能力的“赴工力作”[20]923，每天得到远高于成人日赈额的劳动报酬，从而“得以稍资生计”[20]3523，能一定程度地缓解灾区严重的乏食和贫民问题。当然，乾隆在工赈区域上存在明显的厚此薄彼思想，即重视对中央财政贡献较大的富庶省份，贫穷直省则正好相反，他的直接理由是前者灾害频次高于后者，但实际上这正是乾隆以富养富和以富保国思想的体现。
二是水利废弛现象比比皆是。水利是中国传统社会农业的命脉，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计，“古者治田亩，其要惟沟防”[27]。乾隆对此更是认识深刻：“水利所关农功綦重”[20]8670，兴修水利“乃地方第一要务”[20]10984。为此，他“从不靳惜帑金”[20]24861，力图为农业生产最终归结于缓解民贫问题提供一个基本的保证条件。然而结果却是：督抚等大小臣工对水利普遍“不甚留心”，各直省水利废弛的情形普遍严重。由此引发的最直接、最明显的严重恶果就是水旱灾害更为频繁，因为在乾隆朝所发生的14400多个被灾州县次中，水旱即有12000多个。对此，乾隆在哀叹“朕亦无可如尔等何也”[20]17971的同时，注重将修筑堤堰和开挖河道等官民水利工程作为工赈项目的主体，并阐释了此举的理由，“水土为农田之本，而救荒之政，莫要于兴工筑以聚贫民。遂博求海内水利，修川防，俾各省河渠湖泽，岁久或淤塞，为连州比郡农商害者，咸开浚之”[20]462。也就是说，他认为这样做是在有助于临时解决贫民罹灾乏食问题的同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借工赈为废弛的水利事业做一些补苴工作，在应对水旱灾害中将治标与治本有机结合，使工赈与水利事业相得益彰，实乃“一举两善之道”[20]1264。正是在这一思想影响下，乾隆在其统治前中期，逐渐将工赈工程类型由土木为主改为以水利为主。
三、基于实现和保证灾民“安静”的思考
传统的农业经济在自然灾害面前凸显了其严重的脆弱性，并由此形成了一个似乎亘古不变的现象：天灾与荒歉是一对孪生姐妹，“凶年饥岁，人民缺食”[8]166，因而也使得原本以乏食为最直接和突出表现的民贫问题雪上加霜，民众在保证维系生命的最基本条件的过程中，“穷民遇荒，所望惟食”[12]590，别无他求，千古一律。统治阶级更是如此，因为历史证明，“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28]；“苟食之不足，则父子兄弟且不能相保矣……而且自相戕食矣，安望其畏法而不叛耶”[18]331。大批灾民的严重乏食对统治稳定来说是灾难性的，救灾恤贫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解决灾民的食粮问题。
乾隆时期，各直省存在一个规律性现象，灾民食粮“偶遇歉收，辄忧拮据”[29]13。如江南“偶有偏灾，贫民小户日用拮据，往往割其所爱”[26]302，卖财产鬻子女，以解饔飧燃眉之急；“本属鱼米地”的两湖，一遇天灾，民众则“乃艰粒食”[19]602；各直省灾民以籽粒、野草和观音土等代食的现象普遍，大批灾民因此死亡。这些情况对于“视民如伤，保民若赤，闾阎疾苦，无不周知”[29]48的乾隆来说是了然于心的，因而他在承认“水旱之灾，虽汤尧不能免”[30]、哀叹“胡乃灾伤一时会”[19]381的同时，认为“拯灾恤困乃国家第一要务”[20]8868，夙夜担忧“哀哉昏垫民，日食何为继？”[19]588并多措并举，“豁免粮赋、折征缓征、截留漕粮、拨运赈济，多方矜恤”[31]灾民，围绕“粮”字这个中心问题，可谓“宵旰忧劳，百端筹画，为养民裕食之计”[19]660，坦言“但使有资民食，朕无所爱”[19]680。这里造成乾隆无粮即“忧”、有粮为“爱”具体的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因灾造成的与日俱增的流民问题。民人因贫穷和被灾外出寻找活路的现象在康熙朝后期就较为普遍，“一遇水旱，遂致游食四方，流亡载道”[23]2465。至乾隆朝，即使在帝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地带，乏食灾民迁徙就食现象泛滥成灾，致使无论灾区还是非灾区，“极目皆灾黎”[32]的场景随处可见。对此，乾隆在默认“不待监门图，目睹嗟流移”[19]684的同时，也深悉其中的缘由，“民之饥也，必至于转徙”[33]；“流民外出觅食，总由乡里糊口无资”[34]58。更为重要的是，因灾流民遍地的现象，对于饱读史书、稔知历史上流民之害并将政治思维的重心之一设定为防范农民起义的乾隆来说，他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绝非祥瑞之兆，对其统治是巨大的潜在威胁。因此，他反复告诫自身和敕令臣工，“禾歉应知有窜流”[19]514，要紧紧围绕粮食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遏止，设法使灾民遮留于乡土，安心待赈、生活和生产。
二是灾民的闹灾斗争日炽。虽然政府多方救助灾民，但普遍存在原本贫困的灾民的基本生存条件无法保障，他们被迫进行抗阻、抢米、遏籴和闹赈等多种形式的闹灾斗争，各直省民众“一遇荒歉，无赖之徒辄有汹汹之势”[26]301，闹灾斗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陈振汉先生在《清实录经济史资料汇编——农业编》的《前言》中，对相关数据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康雍两朝74年间此类斗争少见，而乾隆朝则至少达138次之多，且其多发于政治和经济中心地带。乾隆在对闹灾行为持零容忍态度，对闹赈者“尽法严处，以遏刁风”[20]10144的同时，一再强调，灾区各级政府一切工作的中心，要以设法“安静地方为要”[34]631，他也承认自己不遗余力救助灾民的根本目的就是“赈救求其宁”[19]430，唯有被灾“闾阎安始一心怡”[19]330。
如何有效消除灾民流徙、闹赈这两大社会不“安静”隐患？荒政专家陆曾禹向乾隆提出了一言以蔽之的解决方案：“一得食，二有居，三可归”[11]229。一些大臣也提出了更具体的观点或建议，如安徽布政使晏斯盛奏称，政府灾后“大兴工作，俾（灾民）朝夕所入厚于赈粮，人必争趋。……默以收数十百万之丁”[35]375，灾民就不会流徙乞食和闹灾；救荒名臣方观承也认识到工赈有利于使民裕食、遏制流民潮和安静地方，认为工赈不仅使灾民“仅足谋生”，且待夏粮登场后可“回家安业，不远胜于冬月冲寒四出乎？”[36]等等。对此，乾隆亦认为工赈可使“无业穷民并得藉力作以糊口，实寓以工赡民之意”[37]，可满足灾民的食、居和归这三个生活和生产的最基本条件，可从源头上有助于实现灾区及社会“安静”即社会稳定，达到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的终极目标，从而与他的治国安邦思想保持高度一致。
四、基于巩固直接赈济成果的思考
乾隆朝的拯灾恤困政策措施多样，前代已有的荒政无不囊括其中，且其完备程度前无古人，可谓“一方告饥，百出其道以拯救之，荒政于是乎详焉”[38]。这其中，乾隆最为重视的、认为能最直接快速解决灾民乏食问题的就是直接赈济。但自古以来，乏食灾民“虽官府量品赈贷，安能满其仰事俯育之需”[8]166-167。乾隆也深知这是一个所有帝王都无法避免的问题，尽管自己在直接赈济上“人力之补苴，不可不尽”[34]621，赈民之“恩膏曾未屯”[19]249，但冬春之交、青黄不接之际威胁灾民基本生存的食粮危机仍存，“纵屡加赈施，未足苏凄凛”[19]505；“赈恤虽频施，岂尽苏疲癃”[19]519，因而赈后灾区民食“犹廑春月赈期完，宁免不接青黄际”[19]541的担忧几乎成为乾隆每一个冬春之交的定时和定势思维，其具体缘由主要有三：
第一，灾赈钱粮额及时长等非常有限。如前所述，乾隆朝被灾州县次超过14400多个，对灾民赈济所需的钱粮本身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使有限的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与此同时，按乾隆朝规定，“成灾”享受赈济之户，法定的例赈时长通常情况下最短的为一个月，最多的为四个月；展赈没有法规或成例可循，由乾隆根据地方官层层上报的情况而定，即便有之也至多将赈济延展至第二年的正月、二月或三月，多于冬春之交停赈，离夏粮登场时日较长。受赈之大口法定为日给米5合，亦可按石米折银1两或1.2两给予折色，小口减半，这一标准的日赈济额仅能免灾民不至于饿死填沟壑而已。所以，乾隆每每在赈济之后，于青黄不接之际一直存在这样的担忧，“啼饥彼老幼，孰哺粥与？”[19]363
第二，市场粮缺价昂以及灾民无力籴粮。早在乾隆初年，平常年份米价连年上扬问题业已萦绕于皇帝心中，“连年米价，圣怀屡廑”[39]。当灾害降临之际，灾区甚至更大范围内无一例外地出现“收成既歉，米粮市价，自必昂贵”[19]682的常态。同时，由于灾区政府普遍缺乏本色，受赈灾民大多只能领到远低于市场价的石米折银1两或1.2两银的法定折色，因而连乾隆也承认灾民的赈济折色银买粮“较之时价稍有不敷，穷黎艰于购食”[19]512，使大小口的实际日赈本色数额远低于法定数，甚至时有灾民“持钱无可购觅”粮食[26]574的情况存在。当然，更普遍的现象是由于民贫，灾区即使于“青黄不接之际，在官仓虽有平粜之米，而无力之穷民仍苦籴买无资，难以糊口”[19]481。
第三，相当一部分受灾群体无赈。乾隆在赈济中，一直惦记着三类灾民：一是无赈之灾区非力田民人。按照其时规定，虽然说“赈济者，系指赈济乡农而言也”[40]，但他们之中“尚有不在赈济之数者，或手艺营生、或佣工度日”之人，同时也包括贫生等读书人，乾隆认为这些无赈之穷民“岁暮天寒，情殊可悯”[19]717-718。二是被灾但不“成灾”之农民。即田亩因灾减产没达到五成以上之户民人，他们按例无赈，所以乾隆时常“思被灾稍轻之次贫及勘不成灾与毗连灾地之贫民，虽不在定例应赈之内，而其中实在不能自存、有类极贫者，当此青黄不接之时，飨食不继”[19]544；如果不解决他们的食粮问题，来春“何以课其尽力田畴”[19]546，农业生产就无法继续。三是城镇弱势群体。乾隆认为“在城无业贫民以及鳏寡孤独之人，当此歉岁寒冬，糊口维艰，实堪悯恻”[19]519，如果这一问题不能熟筹妥办，既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使他实于心不忍。另外，受赈户之壮丁、幼童等按例无赈，乾隆对他们的乏食问题也极为关注和担忧。
正是基于上述三方面主要原因，导致直接赈济并不能真正解决灾区乏食问题，民困未苏，乾隆对相关情况的了解也较全面，并多次目睹了灾区的惨景：“村落多萧条，老幼率惨懔，腹饥嗷鸿哀，衣薄状鹤凚”，也使他“触景堪愁”[19]504-505，时常为之潸然泪下、呜咽不已。难能可贵的是，乾隆对之并没有回避，而是日夜思维、殚精竭虑地试图加以解决。加之，前代诸多的政治家或荒政专家也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如明代的林希元提出：灾民“力任兴作者，虽官府量品赈贷，安能满其仰事俯育之需？故凡圮坏之当修、湮塞之当浚者，召民为之，日受其直，则民出力以趋事，而因可以赈饥；官出财以兴事，而因可以赈民。是谓一举而两得，于土役之中而有赈济之助者”[8]166；清初孝廉卓彝也认为，工赈一举，灾民“自七旬以下、十岁以上，苟非游惰失业者，其力皆足以自食”[41]；等等。陆曾禹在《钦定康济录》中也给乾隆提出了类似的建设性建议。最终，乾隆认为：“荒歉之年，于赈济之外，修举工程”[35]184，使乏食民众“若于冬春之交，再令佣工，以资力作，更为有济”，即利用赈济之外的工赈手段可以巩固直接赈济的成果，使“穷黎更得藉以养赡，于地方民生大有裨益”[19]475。
五、基于践行爱民、悯民和救民执政理念的思考
在古代历朝统治阶级的牧民思想中，君父臣母的观念根深蒂固，“上君子乃与天地相似，故天乃好生不伤也，故称君称父也；地以好养万物，故称良臣称母也”[42]，他们也声称要像父母对子女那样爱民、悯民并尽救民之责。对于荒政实施中的乾隆来说，他的工赈思想正是基于如何践行爱民、悯民和救民执政理念思考的理论产物，当然，他也并不否认相关思想与其确保国祚永固思想高度吻合，因为这一思想也是符合作为最高封建统治者乾隆的阶级本质的。
一是爱民。乾隆面对遍地嗷嗷待哺的灾民和因民贫、灾荒造成的连绵不绝的流民大军，在借鉴历史和面对当时的诸方面环境并进行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始终如一地默默儆醒自身和告诫督抚等臣工，须切实认识到，“为民之父母，曰惟尔及朕”[19]513；“帝王之政，莫要于爱民”[43]；君臣要有“民为邦本，治天下之道，莫先于爱民”[19]734的执政理念，认识到要实现“持盈保泰”的主体政治目标，皇帝必须像父亲对待子女那样身怀爱民之心，“天子民之父，爱民匪他责”[19]701，“舍是其爱谁”[19]508；臣子要像育雏的母鸡哺育鸡雏那样履行应尽的爱民职责，“遇有灾赈事务，实心经理，勿忘小民嗷嗷待哺之情，庶几视民如子，克称父母斯民之责”[44]。
二是悯民。自视为子民之父的乾隆在了解灾民困苦异常的境况之后深切地感受到，“灾民实可怜”[19]598。他在呼吁上苍对罹灾子民多一份怜悯的同时，情不自禁地产生了“子饿父则饱，于心其奚忍”[19]512的悯民之心，并真心希望君臣对遭受苦难的灾民皆要有一种如伤在抱的情怀，“一夫苟向隅，如伤系吾怀”[19]542。而且，由于传统的天命主义灾害观的影响，他还将灾民罹灾受难归咎于自己的无能和不德，并有着深深的自责和负疚感：“反躬先自责，调幕无能焉？”[19]300“此皆朕之不德，以致上苍示警，遂使我民有乏食之虞”[19]353；他将自己视为一位负子汲水于井的母亲，将孩子落入井中，内疚之感可想而知，“展转增予忧，负汲子坠井，其疚可弗求”[19]730。且所有这些无能、不德、自责和负疚感，更进一步催生了清高宗的悯民之心，每遇灾祲，油然产生了“民食维艰，朕甚悯焉”[19]671和“日夜我心恻”[19]430之感。
三是救民。在爱民和悯民意识产生的同时，乾隆认为最为重要的是如何以实际行动将其落到实处，即如他所言的遇灾之际“应天以实不以文，与其讬诸空言，宁若见诸行事之实。修德莫大于爱民，若覃敷恩泽，加惠闾阎，俾海宇子民共臻乐利，则所谓修德孰大于是？”[19]269鉴于此，乾隆高度重视工赈，认为“以工代赈，亦救荒之一策”[20]7642；“救荒之要，莫要于兴工筑以聚贫民”[20]1253，工赈可以“赡民”[20]10221，是有效地救助灾民的政策措施，也是践行救民思想的途经之一。当然，乾隆利用工赈救民，还隐含着他践行“爱民”“悯民”“救民”的另一层用心，那就是通过灾民参加工赈换取劳动报酬，可有效培养灾民自食其力思想和廉耻之心：“歉收之年，但请给发仓粮，截留漕米，为督抚有司备赈之良策，将使民间谓水旱可以不备，不图自食其力，甚至游惰成风，举身家衣食之切务，皆委之在官，是非爱之，实以害之矣”[19]665。
综上所述，乾隆的工赈思想，既是源于对已有的相关思想成果的有效继承，但更多的是源于他在面对民贫和灾荒等重大社会问题之际，进行全面、深入思考的结果，也是乾隆为实现“持盈保泰”这一施政终极目标的思想成果之一。它的产生、丰富和发展，使得其时的工赈事业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并促成其开展有序、惠及灾民、成效卓着，为乾隆实现“惟愿万宇内，比户免饥寒”[19]363、“不使一夫失所”[19]296这一最基本、最直接的拯灾救荒目标，进而为饥民的生命保全、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等经国大计，增加了一个有力的思想保障，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动力。对乾隆工赈思想产生源流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后人更深入、更全面了解当时灾情、民情和国情，从拯灾恤困的角度洞察和了解乾隆工赈思想体系的形成轨迹和发展历程，以丰富我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之工赈思想的理论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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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