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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晓秋：史学家的师者情怀

陈曦
王晓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外关系史研究所所长，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
有人说历史学是寂寞的学科，有人说历史学是清苦的学科，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晓秋却把它作为人生的乐趣与追求。他的客厅里高挂着这样一幅字——“史海遨游，古今求索，东西纵横，其乐无穷”。这16个字是他从事历史研究40多年来的真悟。
与历史结缘
身为名校名师的王晓秋是怎样成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呢?
王晓秋1942年生于上海一个教师家庭，小时候与很多孩子一样非常喜欢听人讲历史故事，常常捧着四大名着的连环画看得津津有味。中学时，教历史课的老师学识渊博，讲课引人人胜，激发了他对历史愈加浓厚的兴趣。兴趣产生动力，1959年高中毕业时，他毫不犹豫地将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为高考第一志愿，最终如愿以偿。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大，虽没有现在这般高楼林立，但燕园中弥漫着一种醇厚、古朴的学术气氛，更重要的是云集了一批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师。“我有幸聆听了翦伯赞、邓广铭、周一良、齐思和、邵循正等着名历史学家的教诲，领略了大家风范，正是这些老师把我领进了学术之门，他们的恩情是永远难忘的。”王晓秋动情地说。当时北大本科实行五年制，大三分研究方向。王晓秋对古今中外的历史都饶有兴趣，再三比较后，他认为近代史更加贴近现实，也更能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作用，便选择了中国近代史。主修近代史的同时，他对古代史、世界史始终兴趣不减，并且博览群书，为其拓宽学术思路和视野打下坚实的基础。
史海邀游
1964年，王晓秋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担任助教。正当他准备全力投入教学科研之时，四清运动、文革接踵而至，北大也陷入动荡之中。1969年，王晓秋与其他北大教师一道前往江西鄱阳湖边五七干校，种田劳动。1971年回京开门办学，经常带工农兵学员下厂、下乡、下部队⋯⋯回想起那段峥嵘岁月，王晓秋不尤感慨：“这段经历让我对社会、农村和工农兵有了更多的了解，它磨炼了我的精神意志，丰富了我的阅历和体验，是一种精神财富。”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学校才真正恢复正常科研教学条件。和那个特殊年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王晓秋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时光，争分夺秒地搞研究。他认为，应该把中国放在世界的全局中，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研究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与比较。他决定先从中日关系史人手——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年交往史，但它们的关系却极其错综复杂：古代日本向中国学习，近代学生却成了老师；古代中日是友好邻邦，近代日本却成为侵华强敌；近代中日都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起点差不多，但日本明治维新后逐步成为资本主义强国，中国却在半殖民地深渊越陷越深⋯⋯这里面有很多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思考和探究。
为了搜集史料，王晓秋去过国内外许多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往往一查就是一天。过去的书很多是线装书或孤本，既不能复印，也不能借出，就只能做卡片、手抄。功夫不负有心人，他陆续发现了《日本变政考》等不少中日文珍贵史料。提起这些，王晓秋笑着说，“这是学历史的人的基本功，虽然辛苦，但很有价值，尤其是每当找到想要的资料，那种喜悦是难以言表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王晓秋作为访问学者，多次前往日、韩、美、法等国交流、讲学。“国际交流让我大开眼界，通过与国外学者交流与对话，可以了解国际学术动态，吸收国外先进成果，搜集宝贵资料，对学术研究很有帮助。”王晓秋如是说。
有人说历史学是寂寞、清苦的学科，王晓秋却把它作为人生的乐趣与追求。他的客厅里高挂着这样一幅字——“史海邀游，古今求索，东西纵横，其乐无穷”。“这16个字是我从事历史研究40多年来的真悟。”王晓秋感慨地说。
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王晓秋一家三口挤在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里。没有地方学习，他就在床上搭个小桌子坚持看书、写作。科研条件虽然艰苦，他却感到一种充实的快乐，“重要的不是外在条件，而是自己的内心。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对于自己所好的学问，能有机会终身研究，是人生最快乐的事。”
在学术道路上，王晓秋是个勇敢的开拓者。多年来，他一直本着这样一种精神：“别人做过的少做；别人还没做的我去做，虽然困难大些，但毕竟是开拓创新”。研究中日关系时，很少有人系统研究过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王晓秋多方搜集中日文资料，潜心钻研，写成Ⅸ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一书。而近年付梓的《晚清中围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则是他历时十年完成的一项原创性研究，书中记载的1887年12位海外游历使游历世界20多国的事迹，之前在清史和近代史上几乎从未提起过。王晓秋通过走访各地档案馆、图书馆，查阅大量地方志、相关文集以及中外报刊文献等资料，一点一滴地把这段历史的原貌发掘出来，并加以深入分析论述，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40多年来，王晓秋不畏艰难、不知疲倦，在史海中尽情遨游，体味辛苦与快乐的同时，也收获了累累硕果——共发表论文200多篇，出版专着10多部，还主编多部论文集。其代表作之一《近代中日启示录》，1987年一出版就获得全国政治理论读物一等奖，并先后被日本，韩国翻译，台湾也出了繁体字版本。
《近代中国与世界》、《近代中国与日本》，《中日文化交流史话》等着作也在中外学界引起重视。
杏坛讲学
古人云：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占为镜，可以知兴替。王晓秋认为，历史给人一种宽阔深沉的眼光，让人看问题时不会局限于眼前，而是追溯过去，展望未来，更加辩证、客观地看待各种人和事；因而，历史教学并非单纯传授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教给学生历史的眼光、历史的智慧以及研究历史的方法。
“历史的智慧在于它会提供各种经验教训，给人思考和启示，告诉人们应该何去何从，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以，学历史会让人变得聪明起来。”王晓秋认为，不仅文科生需要学历史，各行各业的人都应该学历史。在给领导干部作讲座时，他就反复强调，“领导干部学些历史，有了历史的眼光和智慧，水平就会不一样，发挥的作用也会更大。”另一方面，他也经常鼓励历史专业的学生跳出史学圈子，广泛涉猎其他学科知识，在扎实的学术基础上，多层次多角度地研究历史。
指导学生时，王晓秋常常结合自己多年的治学经验和人生体会现身说法。他坦言，这些体验和经历有成功也有失败，他认为告诉学生，会对他们很有帮助。他的博士生、现任国际关系学院教师的孟晓旭真切地表示：“这样减少了我们与抽象历史研究的距离感和陌生感，让我们更容易找到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
古人云：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王晓秋认为，历史给人一种宽阔深沉的眼光，让人看问题时不会局限于眼前，而是追溯过去，展望未来，更加辩证、客观地看待各种人和事；因而，历史教学并非单纯传授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教给学生历史的眼光、历史的智慧以及研究历史的方法。
王晓秋治学严谨，要求学生也是如此。他经常教育学生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不要哗众取宠，“历史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指导论文更是一丝不苟、细致入微，几十万字的博士论文，大到谋篇布局，小到文字标点，他都为学生一一指正。
半日里，听王晓秋讲课的不仅有中国学生，还有不少外国留学生。考虑到留学生听中文课需要一个适应过程，王晓秋讲课时尽量放慢语速，条理分明，并适时书写板书。“实际上，他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把善待人的品格也潜移默化地传给我们。”他的博士生，现任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的窦坤很有感触地说，“王老师身上体现的是孔子的‘仁’和老子的‘不争’。谦虚、平和、宽容、诚信、正直，不去争名夺利，不受外界诱惑干扰，静下心来做学问。”受其影响，王晓秋的学生们也把做人、做学问放在人生第一位，在各自岗位上尽职尽责，作出了贡献。
采访中，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尚小明讲了这样一件事。非典时期，尚小明不幸染上非典，病情严重。不巧，他的手机丢失，与外界失去联系，四五天后，他陷入了昏迷。他所在的医院没有呼吸机，当时也不能随便转院，生命危在旦夕。情急之下，他哥哥从电话本上找到王晓秋的号码。王晓秋立即向北大党委、民盟市委和民盟中央报告情况，尚小明旋即被送往中日友好医院⋯⋯“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王老师，我今天就不可能跟你聊天了。”尚小明眼睛有些湿润。
司马迁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王晓秋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目前他的藏书已经过万，其书房也成了学生们的小图书馆，学生需要什么专业书，就到这儿找。工作之余，王晓秋喜欢到各地名胜古迹走走看看，每到一处，必去之地就是博物馆。在法国巴黎做客座教授期间，他常常徜徉在卢浮宫、凡尔赛宫、巴黎圣母院等艺术殿堂，流连忘返。
作为历史学家，王晓秋的目光不仅限于历史领域，而是常常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去思考问题。他认为，人文社会科学是国家软实力和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将凝聚一代人的思想和精神。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每年都提出四五个提案，如关于加强清史研究、树立正确历史观，建立智库、保护文物以及教育改革、科研体制改革，等等。今年“两会”上，他建议海外孔子学院在教授外国人汉语的同时，也要担负起传播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使命，让中华文明真正“走出去”。
（来源：《教育与职业》，2009年第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