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史景迁史学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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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史景迁史学探要

朱政惠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200062)
[关键词] 美国；中国学；史景迁；史学理念
[摘　要] 中国人作史强调一个史义，崇尚史识。史景迁史学影响大，最根本的还是他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理念。他对明清史长时段演变问题的探究，对历史底层人物命运的追问等，都是试图对历史奥密进行洞察。他还希望究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也期待自己成为不同文明交流大潮中的弄潮儿。长期的史学实践造就了他对过往历史、史学潮流、学术前沿的不凡洞察力，并以华美的历史文笔和精彩叙事去完善其治史的美好愿景。诚然，他的研究也有“局外人”的局限问题，在充分肯定史景迁的史学成就时，也要注意对这类问题的思考。
史景迁(Jonat han D. Spence) 是美国最有声望的中国学家之一，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军人物，耶鲁大学中国学研究的核心领导人。他的着作在西方世界有很大影响，不少西方人是通过读他的着作开始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对他个人的专门研究在美国尚不多，但关于他的书评和介绍还是不少。现在的美国历史学会网站就有魏斐德( Frederic J ·J。Wakeman) 撰写的关于史景迁的评论，美国华裔学者卢汉超还在《史林》杂志撰写了《史景迁谈史》的文章（1）。由于史景迁研究中国，所以海峡两岸都翻译出版了他的中国研究着作，报章杂志有不少关于他情况的介绍和分析。这当中，马敏教授的文章是写得比较早的（2），对史景迁中国学研究的特点有相当深入的概括。此后，新闻界对史景迁学术动向的报道也有不少，但比较偏重于对他的历史文学进行介绍。去年有一本《遭遇史景迁》的着作（3），是作者的论文结集，比较注意从历史文学、人类学的视角分析史景迁的治学特点。《史学理论研究》也发表过一篇论文，探讨史景迁的着史风格（4）。所有这些，使史景迁几乎成为知识界“家喻户晓”的人物。作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工作者，2001 年8 月，笔者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期间，曾专门拜见过他。此后就一直想写这样一篇文章，试图对他的中国学研究提出自己的思考意见。本文大体在这样的情况下酝酿撰写，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5）。
史景迁的学术生涯和着史特点
1936 年8 月11 日，史景迁出身于英国的一个有教养的家庭。上大学期间，曾辍学加入英国皇家军队服役，后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因钟情于中国古代文明，1959 年毕业后，即到美国的耶鲁大学深造。在耶鲁大学求学时期，得到指导教师芮玛丽(Mary C. Wright) 和其丈夫芮沃寿(Authur F. Wright) 的精心指点。芮玛丽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文献研究的权威专家，也是费正清的挚交，她的着作《同治中兴》（6）被认为是美国中国学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她的丈夫芮沃寿也是中国文明研究的权威，着有《中国佛学史》（7）等重要学术专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夫妇俩曾在中国有过一段时间的学术访问，得以直接了解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在他们的指导下，史景迁主要学习了中国的宗教、历史和政治。史景迁十分感激芮玛丽对他的培养，认为是她引导他进入了中国史研究领域，评价这“是一位激励人的导师”、“激励人的批评者”（8）。
他的另一位重要导师是房兆楹教授，也对史景迁治史有重要影响。为了撰写博士论文，他不远万里，来到澳洲，在房兆楹指导下作论文《曹寅和康熙皇帝》（9）的资料搜集和写作准备工作。房兆楹是华人学者，属于那种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以精细的教育方法和博大的学术胸怀，引导和影响他对汉语文本进行研读及对中国学术史深入认识。史景迁回忆说：“当我在房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完成了关于曹寅的研究论文，而开始我自己的教学生涯并打算进一步研究中国问题时，我对房先生的感觉正是这层难以言传的意义。这种感觉包含着敬畏、崇拜、喜爱、警醒。”他说，先生治学严谨，诲人不倦，是“伟大导师的楷模”（10）。由此也使他对这个悠久文明的国度产生了景仰之心并且愿为之研究终生。在房兆楹的指导下，史景迁的博士论文《曹寅和康熙皇帝》大获成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的着名中国学家列文森(Joseph Levenson) 在读完这篇论文后认为，这是西方第一个运用清档案撰写的清史研究专着。他还高兴地对他的学生魏斐德说：这实在是个天才之作，“Qing historical studies will never bethe same”（11）。《曹寅和康熙皇帝》考证翔实，论述精密，介绍和论述了曹雪芹祖父曹寅一生，由此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再现了清王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曹寅和康熙皇帝》是史景迁的第一部学术专着，也奠定了他毕生治史的史料学基础和方法论基础。
史景迁着作等身，迄今已撰写近20 部。主要有《曹寅和康熙皇帝》(1966 年) 、《改变中国：在华的西方顾问，1620～1960》(1969 年) （12）、《中国的皇帝，1654～1722 ：康熙皇帝自画像》(1974年) （13）、《王女子之死》(1978 年)（14）、《从明到清：17世纪中国的征服、地区与延续性》(1979 年)（15）、《天安门：中国人与中国革命》(1981 年)（16）、《利玛窦的中国宫殿记忆》( 1984 年) （17）、《胡若望的疑问》(1988 年)（18）、《追寻现代中国》(1990 年)（19）、《中国走马灯：历史与文化论文集》(1992 年) 、《上帝之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1996 年) （20）、《大汗之国：西方人眼中的中国》(1998 年)（21）、《毛泽东》(1999 年)（22）、《雍正皇帝之大义觉迷》(2001年)（23）、《回到龙山：一个晚明人物的记忆》（24）等。其中多部着作获奖，如：《中国的皇帝， 1654 ～1722 ：康熙皇帝自画像》获1975 年克里斯托弗图书奖《；天安门：中国人与中国革命》获1983 年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哈罗德纪念奖；《中国走马灯：历史与文化论文集》获1996 年美国中国研究协会最佳着作奖等。他的着作在西方、中国大陆与台湾都十分畅销。
史景迁很在乎自己的着作有否中文版本（25）。他曾认真地对笔者说，自己所以取名史景迁，就是崇敬中国文明、崇拜中国史学和大史学家司马迁，希望能成为像司马迁这样的历史学家（26）。
史景迁受到良好的西方学术理论熏陶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史学理论与史料学基础十分扎实。但事实上，在走上专业治史道路不久，他的着史风格就有了很大转变，这一转变的早期着作就是《中国的皇帝，1654～1722 ：康熙皇帝自画像》。这部对康熙研究的专着，出人意料地从六个方面(游、治、思、寿、阿哥、谕) 来概括康熙文治武功的一生。他用“游”来写康熙皇帝作为政治家的一生，用“治”来概括其政治活动和政治策略，用“思”来反映其长期从政后对一些问题的思考，用“寿”反映康熙对生老病死等很多问题的考量，用“阿哥”、“谕”来谈康熙身后事的安排。全书几乎是以全描述的手法完成对康熙一生的记述，而且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展现这位大帝的文治武功、性格特点和内心世界。这部着作与前一部《曹寅和康熙皇帝》相比，一改以往的着史风格和研究特点，这是他尝试用活跃、舒畅的文笔研究中国历史的首部作品。这本书的出版比《曹寅和康熙皇帝》晚了8 年。事实上，在《中国的皇帝，1654～1722 ：康熙皇帝自画像》之后，他的这种变革叙事风格的做法继续发展。他讲究文章的清通和用笔华美，追求全书叙述的畅达和扣人心弦。他也向笔者介绍了他的这些着作。其中，《王女子之死》几乎是以全叙述的手法完成的，讲的是一位山东郯城普通的王姓女子，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最后不幸惨死。《胡若望的疑问》也几乎是在讲述历史故事，描述中国耶稣会士胡若望在法国的经历、其眼中的西方文化及其所受到的文化震撼，陈述之中，还不时加以心理描述。《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也是这样的作品，整本着作的叙事，没有冗长的资料引用，没有烦琐的经典考证，而以典雅的辞藻娓娓道来，史料烂熟于胸，一气呵成。他的《上帝之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的历史描述也受到很大称赞，被认为是他所写过的历史篇章中“最为精彩”的（27）。因为《雍正皇帝之大义觉迷》（28）是在笔者访问他之前不久完成的，所以他也介绍得相当仔细。当时台湾已经有了这本书的中文本，译者评价称，“在庞大的资料交织下穿针引线⋯⋯营造气氛，维持叙述张力”，实为神来之笔，是“过人”之作。（29）
诚然，史景迁的撰述模式也受到批评，相当部分的学者并不赞同他的做法，有学者甚至怀疑他的着作是否属于史学研究的领域，也有学者认为属于后现代主义的史学作品。1992 年，美国一位名叫布鲁斯·马茨里斯(Bruce Mazlish) 的学者就批评史景迁《胡若望的疑问》更多的像是在写小说，而不是研究历史。主人公疯了，作者也不深入分析原因，而历史学家与小说家讲故事的区别正在这里（30）。
不过史景迁并不认同史学界对他着作后现代主义倾向的批评。他认为自己的努力是将历史和文学合二为一，而不是将历史和小说合二为一，这二者是大不相同的。他说，当人们用“literature”一词时———无论是指“文”或“文学”———是用这个词来传递一种品质，一种评判，或者如何遣词造句；而用“fiction”一词时，则是意指一种方法，这种方法除了广义上的通情合理外不必以事实为依据。所以文学和小说有区别。把文学和历史相结合，意味着对史学的写作风格有激情，注意写作效果；把小说和历史相结合，性质就不一样。他说自己很注意把历史研究的着作建立在这样的架构上：既在一个层次上准确，又在另一个层次上表达感情和给所述故事以更丰富的背景。他认为这样做就是在遵循《史记》之魂，用语言造成一种效果，包括有道德上的目的（31）。
在史景迁看来，他自己是坚守史学底线的。所谓坚守史学底线，就是坚持史学家视史料为史学研究的基础并以科学的方法保证这一基本理念，坚持史学家职业行为的根本基础。而这一点，是和后现代主义者无法理性地重建历史理论的最大区别。在上述表述中，他所说的“以事实为基础”就体现出这一重要想法。学者们注意到，他在这一点上确实不遗余力。在《中国的皇帝，1654～1722 ：康熙皇帝自画像》中，他尽力利用了他所能掌握的康熙诏书及其相关资料。有人作过统计，全书175 页，脚注就长达42 页，而且条条经得起核对。《雍正皇帝之大义觉迷》也如此，虽然他没有抖出很特别的档案资料，但台湾出版的《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北京出版的《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朝起居注册》等，他都深入研读和爬梳过。他在与笔者的谈话中，也专门谈到了这一点，强调要注意他史学研究的这一方面。至于人们有争议的《胡若望的疑问》一书，其所采用西方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文献资料也不少（32），只要读过这本着作《序言》的，对其忠于史料的态度应该印象深刻，他确实对史料尽力搜讨并且忠实阐述。诚然《，王女子之死》的史料来源有点特殊，是采用了《郯城志》等地方志的资料以及一些县府的私人回忆录、笔记等，还注意了对小说材料的搜集，如蒲松龄《聊斋志异》等。但从人类学、民俗学的视角看，这又完全正常，恰恰说明作者的思路开阔和眼界博大（33）。他强调历史学家应该善于从历史文献和逸闻奇事的观察中，发掘历史发展的原本面目（34）。
从史学观的角度看问题，不能不使人注意他的着史特点何以会有如此的变化？受过房兆楹、芮玛丽史学方法严格训练的史景迁，何以会选定这样的着史路数？窃以为，史景迁有其深层思考。关键问题在于，他对史学界有些着作的味同嚼蜡有太深的担忧，他认为史学家只有用深有意境和俊逸辞章的着作，才能将自己的思想和意义成果有效地推介到读者中去。魏斐德教授显然看透了史景迁的这一想法。他说他曾经和史景迁有过深入的谈话，着重就史学和文学的关系交换看法。他在一篇介绍史景迁的文章中这样强调：其一，与许多优秀历史学家一样，史景迁所谓的史学描述并非简单描述，而是一种将叙述与批评分析很好结合起来的历史描述；其二，这样的一种描述绝非易事，需要某种天分。史景迁具有一种独特的感悟历史与现实的能力，这种独有的把握细节的慧眼，使他善于感受和把握自己所要阐述的问题；而通常人们所缺乏的，恰恰就是这种对周边事物的非凡敏感和人文情怀（35）。
魏斐德本人也十分重视历史叙事和历史文学的问题，所以特别欣赏史景迁的做法。他说1970 年代，马克斯·韦伯的学说曾经很深地影响到美国的中国研究，他的探索是富有生气而“奥妙贴切”的，但他的追随者的研究却“枯燥寡味”，“从来不体现立体的形象”。所以魏斐德认为只有将综合性的叙事(详尽的现象) 与明了的分析性散文(可概括的理论) 相结合，才可能有效地描绘历史轨迹。他说现象学家和阐释学家都向人们保证，“正是叙事和评论的相互渗透才使历史引人入胜并具有说服力”，“从而使历史的本意超出于单纯地讲述一个故事”。这就对历史学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强调：“历史工艺的匠人对细节的感受要求他具有一种学问上的坚实和自我把握。”所以魏斐德也十分重视历史写作的文字措辞，认为这是历史写作的重要诀窍之一，并提出历史学家应该极为讲究引用资料和实际文章之间的协调问题。诚然，魏斐德同时认为历史学家对资料出处应持既慎重又忠实的态度，因为语言稍有变动就可能轻而易举地导致叙述背离基本资料，所以历史学家的修辞应该是以准确为主，而不是文学性（36）。魏斐德在阐述这些道理的时候，注意引用了很多西方史学理论家的成果，由此，我们也大体能看出史景迁重视历史叙事、历史文学的史学背景和理论背景，魏斐德对史景迁式历史文学的很高评价并非偶然。
关于“史”与“文”的关系，中国古代从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到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都有相当精彩的论述。把史景迁的学术实践、魏斐德的理论分析和刘勰等人的意见相比较，还是能够看出其间的异同。比较而言，中国历史编纂学中关于“文”、“史”关系及其叙事理论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如范文澜的历史文学堪称一绝，但也不是史景迁、魏斐德那样的着史风格。我们尊重像史景迁这样的历史学家及其着述，也坚持我们具有传统特色的历史着述标准及其相关理论。
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几位大家的着史路子很不一样。孔飞力( Philip A Kuhn) 的特点是理论深刻、剖析精细；魏斐德特点是大气磅礴、宏观洞察；史景迁的特色是笔触潇洒，寓精湛思考于叙事之中。三位学者都受到过美国中国学前辈大师———哈佛大学教授史华慈的很高赞赏（37）。史景迁虽然没有写过像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这样特别探讨历史文学及其历史叙事的理论着作，但其治史实践和着史风格表明，他对此有长期的思考和认识。史景迁撰史模式及其写作风格的转变绝非偶然，这也许是史景迁研究者们更应重视和关注的问题。
史景迁的史学识见及其学术实践
中国古代史学家刘知几曾经说过史家“三长”的问题。所谓三长，就是才、学、识。“才”是史学搜集、鉴别和组织史料的能力；“学”是史学基础，如掌握丰富的史料、历史知识和具备与历史有关的才华；“识”是史家的眼光和洞察力，内蕴思想和观点的深刻度。史家“三长”中，史识最重要，也最难能可贵。我们讲史景迁是难得的史学大家，主要是指这一方面。
史景迁的史学见识，首先在于他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动态考察及其深层思索。他的关于明清史发展的“内在的连贯性”的观点，成为美国中国学中国发展观中的极其重要的见解，有力批判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停滞说。
1979 年，史景迁出版了他主编的文集《从明到清：17 世纪中国的征服、地区与延续性》，这是与约翰·威尔士(John Will s) 合作主编的（38）。论文集的作者包括有魏斐德、司徒琳(Lynn A.St ruve) 、希拉里·J·贝蒂( Hilary J。 Beattie)等，都是当时优秀的明清史专家。这本着作的重要特点，就是强调俯视明清两代的长期趋势。作者认为，从16 世纪90 年代的晚明到18 世纪30年代的盛清，整个历史有一种“内在的连贯性”，其表现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文章谈到：“从东林豪杰直到清初一些伟大学者，如王夫之…都有一种强烈的、个性色彩浓厚的对儒教道德理想的追求；或者表现在从16 世纪90 年代办矿的太监到1700 年后与广州皇商一脉相承的半官办的商业。”当然，他们也认为，明清两代毕竟有不同，这与“满族征服中国”及其上层统治阶层的某些特点有关。希拉里·J·贝蒂和司徒琳也都十分注意这方面情况的探讨（38）。
一直到20 世纪80 年代之前，美国中国学界的主流观点，还是“冲击—反应”论。根据这样的观点，中国的历史被认为是静止的或步履蹒跚的，其19 世纪中叶以后的变动主要来自西方社会的冲击。费正清是这个观点的主要持有者。20 世纪60 年代以后，陆续有学者对其批判，强调中国社会内在发展的机制和活力。如1975 年魏斐德在其与卡罗林·格兰特(Carolyn Gran)合作的着作《帝国晚期中国的冲突与控制》中谈了有关这方面的问题。
这是一本会议的论文集，探讨了社会史和下层社会史，描述明末至清初的社会运动与变化的问题。在这部着作的论述中，他们提出了中国人完全可以独立创造自己历史的问题，对明清的社会分期问题也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魏斐德在这部着作的序言中说：“社会史家开始逐渐认识到，从16 世纪中叶到20 世纪30 年代整个时期构成连贯的整体。学者们不再把清代看成过去历史的再版，也不认为1644 年与1911 年是异常重要的界标，他们发现有若干历史过程，绵延不断横跨最近四个世纪一直伸延入民国时期。”（39）他分析说，“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化，力役折银，某种区域性贸易的发展，民众识字率的提高以及绅士队伍的扩大，地方管理工作的商业化———这一切在晚明出现的现象又推动了若干行政与政治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通过清朝继续发展，在某些方面直到20世纪初期的社会史中才臻于成熟”。所以他们对明清社会不划界，将之看成连贯的社会，核心问题是强调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机制问题。魏斐德所讲的这一情况，是当时美国中国学界出现的新问题。马若孟( Ramon Myers) 在他的题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史的转折和连续》的学术论文中也发表了类似见解（40）。他认为明清两代中国经历了和宋代一样影响深远的变化，并建议历史学家们把这两个朝代看成“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单独的时代”。他认为，根本性的转变应该开始于16 世纪后期或17 世纪初期。美国学者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 虽对分期的具体划分有不一样的看法，但他强调要注意中国内部的变化问题。他认为18 世纪中国有两个最大的变化，一是疆域扩大一倍，一是人口增加一倍，一个在人口、疆域上都扩大的中国所带来的内部的社会经济的变化，是中国社会至今仍在进行近代化转变的根本原因，“这些过程的作用决不亚于外界施加的压力”（41）。
史景迁在1979 年出版着作中所谈的情况，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尤其是美国中国学界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所以此书的出版，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一些书评对其评价也相当高。如匹兹堡大学罗友枝教授肯定他的这一史学观点（41），认为：史景迁着眼于历史转折的长期趋势的探讨，从连续与演变的双重视角反思中国的17 世纪，分析西方历史学家所提出过的历史的分期主张，强调了从明至清应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趋势。其鲜明的主体思想就是，明清历史有着“内在的连贯性”。柯文( Paul Cohen) 教授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也专门介绍了这本着作。他非常重视史景迁的史学思想，认为主编者“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跨越明清两代的长期趋势”（42）。根据柯文的介绍和描述，史景迁主编的这部着作及其观点，实际上是美国“中国中心观”形成长链中的重要一环。
史景迁史学识见的又一重要表现，就是很关注下层民众史的研究。这既体现其历史观和史学方法，也是其史学研究的又一重要方面。他本人的学术努力促进了美国中国学的一个重要转变，即研究课题由政治史、军事史、上层人物史向社会史、人民大众史的转变。
最早的、也是最突出的代表作就是史景迁出版于1978 年的《王女子之死》，其研究对象是山东郯城的王姓女子，该书展示其是如何贫困潦倒、不堪重负，以至最后惨死；而该地民众也是“食餍糟糠，面多菜色；寒冬风雪，体无完衣”。史景迁明确表示，他所要研究的“，是当时当地非知识精英阶层的老百姓：农民、田间佣工，以及他们的妻子”“，这些人在困难的时候得不到社会的帮助，也没有强有力的家属组织的支持”。他要从四个方面来考察他们：其一，土地耕作和税收；其二，寡妇保护她的孩子和遗产的努力；其三，地方恩怨而带来的暴力；其四，王氏如何决定，她不再愿意面对一个不可接受的现状，而要逃离她在郯城的家和她的丈夫（43）。史景迁在这本着作的导言中说，他不知道故事能告诉大家多少关于整个清朝的事情“，然而我猜想许多妇女像她那样，就像许多县如同郯城那样，受苦受难，缴租纳税，却很少得到回报”（44）。他说他对王氏的认识还是模糊的“，就像人在退潮的海水中看到它闪闪发光而又后悔去拣起的一块石头，因为随着石头在阳光下晒干，石头上的色彩很快就会消失”。但王氏故事的色彩和纹线并没有消失“，它在我的手里变得越来越鲜明了”“，不时地使我感受到这块石头正将它的热量传送给手握它的生命之躯”（45）。
《王女子之死》是史景迁下功夫撰写的着作，对它意义的认识，需要回到当时中国学研究的背景。至少有这样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其一，它是对当时美国中国学主流特色的反叛。应该说，一直到20 世纪70 年代，美国中国学的主流着作，还是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和精英人物的研究，这是费正清创建美国现代中国学后所形成的特点。但这种大板块的历史场景描述已经不适应新时期的历史研究。1966 年，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 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1966 年) （46），实际上是另辟新径，开始了地方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他在这本书的导言中写道，“并没有两个不同的世界。绝对不可能在这种地方历史与民族的或帝国的或世界的历史之间划一条简单明了的界限”。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 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1970 年)（47）也是属于这样的有突破性的研究。史景迁把他对中国历史考察的目标转向郯城一位普通的女子，正如他自己所估测的，其对美国中国学的突破意义非同一般。
其二，是他与当时的一些重要历史学家一道，开创了对下层民众历史研究的新局面。当时，年鉴学派的冲击，已经很深地影响到美国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施坚雅( G. William Skinner)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宏观区域理论，揭示了中国广大腹地内部存在的巨大的差异性，要求注重对中国社会充满动态变化的全景考察。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 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透过地方权力的变化，对当时军事组织和社会作了具体层次的划分和分析，对中国近代史作了新解释。这种对不同社会阶层的研究，又导致对社会底层民众状况的探讨。欧大年(Daniel Overnyer ) 的《民间佛教》(1976 年) （48）、韩素瑞( Susan Naquin) 的《中国千禧年暴乱———1813 年的八卦教起义》( 1976年) （49）、罗友枝( Evelyn S. Rawsky) 的《清代的教育和大众文化》(1979 年) （50），都把研究视角转向大众和大众文化。哈佛大学在当时对新学术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76 年初，哈佛大学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 提出课题“东亚文明中的上层文化、大众文化———一个比较的方法”，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 、傅高义( Ez－ra Vogol) 、韩南( Pat rick Hanan) 等哈佛名流都参加了课题组。1978 年8 月22 日～23 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举办了关于东亚文明中“上层文化”和“大众文化”研究的学术研讨会（51）。这都是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学术事件。柯文教授一直关注这一学术动态，他认为这是美国70 年代以后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中国中心取向”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对中国社会纵向分解的基础上“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的撰写”（52）。他说：“当我们摆脱高层社会上层人物的私隘之见来观察低层社会现实时，对底层社会的理解就大为改观。我们可以看到以前无法看到的现象。”（53）他认为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人类学家的理论与方法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史景迁的王氏研究，不只是对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的挑战，也表明他是最早开始这一研究的学者之一，是美国中国学大众史学研究的前行者。
近三十年来，史景迁坚持了对这一研究对象进行的探讨。1981 年出版的《天安门：中国人与中国革命》，也体现了这样的撰史主旨。是书讲述中国近代史上一些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和他们在历史变革中的作用，书的“前言”写道：“这些人从整体上生动地表现出了中国人在面对危机时是多么灵活、多么勇敢、多么敏锐”。“可以反复看到，明知政治行动充满危险却义无反顾，明知希望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他说，“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险象环生的世界上，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气。这也许有助于清除我们西方主流意识中长期存在的关于中国人‘冷漠’、‘狭隘’的陈词滥调”（54）。史景迁强调，在这部着作中，孙中山等人不是主要的研究对象，而是作为全书阐述的必要历史背景。他说，主要对象就是那些普通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虽然不能直接代表工人和农民，但他们绝不是单纯的旁观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他们比喻为希腊歌剧中的合唱班，他们常常表现出惊人的智慧：“看出了这种特殊剧目的潜在方向，明白了这绝不是那种可以让置身于场外的人平安无事的戏。”（55）这部书受到费正清的关注，他称赞《天安门：中国人与中国革命》“是重要的创造性突破”，“ 由建筑于社会科学框架基础上的中国历史研究模式，转向文学和人文关怀基础上的中国史研究…是辉煌的成就”（56）。
《雍正皇帝之大义觉迷》看上去通篇在写皇帝的执政谋略，但其深层处还是关注社会底层，作者一以贯之的研究主旨没有变。史景迁说，他希望这本书能引出很多线索，尤其是那社会下层的众生相：“身穿紫色夹袄、头戴黑毡帽的冒牌进士王澍，谎话连篇的堪舆陈帝西，衡州同年桥畔的大胡子算命老道，义愤填膺的师爷唐孙镐，流戍南方烟瘴之地、沿途散布流言的太监，行旅江上窃窃私语的商客，听得太多、又散发揭帖为年羹尧和吕留良鸣不平的昆明药贩黄琳，四个在凉亭歇脚、说官话、穿马褂的旗人官爷，衣着破烂、一根扁担两个箩筐独闯大营的‘钦差大人’…”作为全书结束语的这段话，实际上是把他所隐蔽的研究对象给和盘托出了。
1979 年，魏斐德在为《纽约书评》所写关于《王女子之死》的书评中，曾提到匈牙利裔法国学者白乐日( Etienne Balazs)（57）的一段论述，意思是以往中国的史学着作都是官僚写给官僚读的，皇家贵族和文人儒士的撰写主宰了历史。而史景迁的研究突破了这一局限，“把他的笔触从中国都市的知识精英阶层移到了农村最低层”，“力图通过17 世纪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危机，向我们展现中国下层人生活的悲惨”。他说，没有一本有关中国传统的书能像《王女子之死》那样“如此生动地揭示出平民生活的苦难”，“重现了那些贫穷和无声的人们真实的生活”。事实上，关于对过去传统史书的批判，梁启超早已进行，他在撰写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着作中，就把过去的史书说成是“相斫书”、“帝王将相家谱”，表示一定要掀翻。梁启超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传统史学展开了新一轮的批判，华岗留下的着作令人印象深刻。他在《中国历史的翻案》中呼吁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所以在中国，把民众放在历史的主要地位来写作的工作，实际上早就开始了。魏斐德的分析显然是就西方学术界而言，尤其是美国中国学界(如同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 。他强调史景迁《王女子之死》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是强调其在开辟平民史研究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即为美国平民史研究的兴起打下了重要基础。这里也提请大家注意，魏斐德说这话的时候是1979 年———《王女子之死》出版不久。这属于相当快的学术反馈，后来的学术史证实了史景迁所为的意义，也证实了魏斐德所论。诚然，我们也注意到，虽然从《王女子之死》、《天安门：中国人与中国革命》到《雍正皇帝之大义觉迷》，作者所关注者一脉所系，民众研究始终是其史学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但由于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变换，史学思潮也几易主体，所以虽同是平民研究，其内涵的学术背景还是各有区别的。这是需要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另一话题。
史景迁的中国研究观及其前沿意识
史景迁的史学研究十分重视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探讨，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有其独到的理论和想法。1989 年，他曾经应北京大学之邀做学术演讲，演讲的主题是《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文化总体中的中国形象》（58）。在这次系列演讲中，他主要探讨西方研究中国的状况及其原因，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就是西方人对中国的研究，主要出于对自己前途和未来的考虑，即所谓“他者”的目的，而不是纯粹出于对中国的人文关怀。他认为西方人对中国的研究不随着中国现实的变化而变化，他们既不会为清朝的灭亡而高兴，也不会为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激动。他认为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大多数”是在“感到自己所处的文化前途未卜的时候开始研究”，“对于那些深怀不安全感和焦虑感的西方人来说，中国在某一程度上成了他们的一条出路和退路”（59）。他说，从1600 年到1617年和1618 年的这段时期，西方出现过六七本关于中国的内容各异的着作，当时正是西方自身政治分裂、暴虐横行的时代，西方人需要了解中国。18 世纪中期，西方人开始探索政府组织形式，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虽然欧洲已经繁荣，但人们还是深怀不安全感，所以每每西方文化处在彷徨时期，就会有作家和思想家重新研究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一直是作为一个“他者”出现的，而他的有用之处或许也正在于此，对富有创见的作家和思想家来说，更是这样”（60）。
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史景迁专门谈到利玛窦的情况，他认为利玛窦的中国研究明显具有这样的目的。利玛窦讲中国时，认为中国政府极有效果和非常强大，“ 在他看来，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给人印象最深的国家了”（61）。而实际上，史景迁说，利玛窦所说的最强的时代已经是这个传统社会的后期，表现为新的经济势力有所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城市社会变化，朝廷已趋瓦解，所以利玛窦的说法是另有企图。史景迁认为利玛窦的使命是多方面的，他所以这样不遗余力塑造美好的中国形象，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试图在儒文化中找到信仰耶稣基督的因素。他强调中国繁复的敬祖仪式并不是宗教偶像崇拜而是出于一种伦理观念，因此中国文化可以被一神论的基督文化所认同。所以利玛窦“他者”的目的十分明确。史景迁还谈到魏特夫的《东方专制制度》并对之有严厉的批评。他认为这本书在西方社会很不受欢迎，原因就是这本书对中国社会发展动因的评价太低，甚至认为1949 年以后的中国也没有什么发展。而不受欢迎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西方人对这样的理论研究已经失去兴趣“，因为那些理论对于西方社会的整体发展意义甚微”（62）。
史景迁的“他者”理论强调，尽管西方人对中国人发生了浓厚兴趣，涌现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故事和理论着作，但中国依然没有被完全融入西方人的思想意识之中，甚至离这个目标还相当远。所以西方人会坚持研究，“探讨并创造性地阐述他们半知半不知的中国社会及其价值”“，探询存在于自己的领域之外的东西”（63）。他认为对未知世界和领域的探讨，东西方的学者都在进行“，甚至准备以毕生的精力研究”，他真诚地祝愿这样的研究能够成功。由此，我们也了解到，史景迁“他者”理论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要确立这样一个重要信念———“不同文化间的互相联系对人类历史是非常有意义的”，假如大家不这样认为“，那我们所要讨论的将完全成为抽象，甚至可能是徒劳无益的东西”。他说，作为生活在美国，同时又试图研究中国的英国人“，长期以来置身于这三种文化之中，他要努力使自己自由地游身其间”。他说，任何社会都有其自身固有的发展轨迹“，但他们总是不断地互相影响着”，“这种微妙的交叉是人类历史之丰富性的一部分”“，也是我在耶鲁大学试图与学生们共享的信念”（64）。
史景迁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体现了他对西方的中国研究观的一些看法。乐黛云教授在评论其演讲时认为，史景迁确实很重视“他者”的问题，倾向于认为西方对中国的研究主要不是中国现实需要的问题而是西方自身的需要，“富于创见的作家和思想家总是要探寻存在于自己已知领域之外异域”“，中国正是作为这样一个‘他者’而出现的”（65）。诚然，他的演讲还提出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如他“十分强调不同文化间的相互联系对人类历史发展非常有意义”“，正是这种文化间的交叉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丰富性”。所以从这点上说，史景迁启示我们懂得研究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是非常有意义和富有挑战性的“，不仅对中国文化的重构”“，而且对世界文化的发展”（66）。乐黛云的这番点评，切中史景迁中国史学观的要害。
仔细分析史景迁的中国学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其中相当部分属于这种贯通古今、沟通东西的研究，像《利玛窦的中国宫殿记忆》、《胡若望的疑问》、《大汗之国：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等。其中《，胡若望的疑问》讲中国教士在法国的心理困惑，实际上是在拷问东西方文化的沟通《；大汗之国：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介绍马可·波罗等48位西方人士及其中国印象（67），主题思想还是文化交流。关于史景迁中国研究选题的这一特点，台湾有位学者作过分析：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融汇与内在张力，“一直以来就是史景迁着述的主题”“，从康熙与曹寅、来华传教的利玛窦、游历欧洲的胡若望乃至马可·波罗、洪秀全”，无不如此。所以学贯中西的史氏，“每能透过奇绝的叙事布局和斐然文采，让笔下的历史人物跃然纸上”（68）。在对史景迁的研究中，认识到他的这一中国研究观是重要的。他的中国研究以此为出发点，他曾这样写道：“能一目了然的东西并不存在。我们对中国的看法越模糊，越多面化，离那最捉摸不定的真实性也就越近。”（69）所谓“最捉摸不定的真实性”，就是对人类真实性的认识，这是史景迁中国研究的理想和目标。
史景迁这样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胸怀，应该从他学术研究的前沿意识说起。
首先，与他的某些西方前辈不同，他很关注中国现实社会的发展，他的有些研究课题是适应中国现实社会的重大变化而展开研究的。还是在1969 年，他就撰写过题为《改变中国：在华的西方顾问，1620～1960》的专着，这是部关于西方顾问在中国的着作。书中介绍了自1620 年至1960 年代的16 位到中国的西方“顾问”，包括有医生、商人、工程师、军人、管理者、职业革命家等各方面人士。而他撰写这本着作的重要背景，就是中国的氢弹爆炸(1967 年6 月) 。他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今天的中国似乎已有自信，西方人到中国，就得按中国人的规矩行事；如果中西双方都对自己有新的了解的话，至少还有机会不让由来已久的误会再度发生。这部着作显示了作者对“中国社会停滞论”和“欧洲中心主义”所持的一种批评的立场，强调中国和东方文明的价值。他的“结语”还写道：“中国一度辉煌于世界，也屈从过西方，现在给出了她新的答案。”（70）所以史景迁的中国研究有很现实的一面，这从他的其他一些文章中都可以看出，对现实中国社会的关注必然导致他敏感的中国问题意识和中国问题研究。
其次，史景迁很注意对美国的中国学发展进程进行研究，并自觉不知觉地对研究进程中的问题进行总结和反思，他的论文集《中国走马灯：历史与文化论文集》就透露了这样的信息。这本收有其代表性论文的着作（71），有各时期的述评。如在“中国社会”编中，有一篇题为《税》的文章(发表于1986 年的《纽约书评》) ，对美国中国学的演进大势作了分析和评述。他认为20 世纪40 年代以来的美国中国学出现过几次大的转折：最先是19 世纪中国对西方的贸易、战争以及科技之冲击的思索与回应；其次是20 世纪60 年代末，开始关注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和共产党崛起；70 年代后期，年轻的学者把目光投向晚明社会，探悉其灭亡原因，以及清王朝统治下知识阶层对生活的回应；80年代中期进入新阶段，“把18 世纪的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他认为曾小平(Made－leine Zelin) 、黄宗智、艾尔曼(Benjamin Elman)的研究就表明了这点，他们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历史的状况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他认为曾小平相当的贡献，是拒绝一切认为中国经济停滞的说法，不仅强调中华帝国晚期的活力，也找到了证明这种活力的证据。而黄宗智的研究更深入，“丰富和详细许多”。他也分析了艾尔曼的成果，认为科学史家早就揭示了各种知识领域的重大转变的发生过程，一连串看似毫无关联的事情最终形成新的“体例”，初看起来“反常”的论断结果证明“正是人们所期待的”。这篇文章说明史景迁对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情况了如指掌。
再次，是他对美国中国学研究前沿思潮和发展特点的持续关注。笔者曾经向他请教过对当下美国中国学发展特点的看法，他没有直接表述，而是介绍了自己研究生的情况。他称其博士生的情况呈现几个变化：一是来源上的变化。他说他招收的学生，每年都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与以往的生源比，现在来自内地的学生要比以前多。二是博士论文选题的变化。主要是研究时段下移，研究清代史和民国史的情况在增多。三是研究区域的变化。对内地研究的课题比例在提高，尤其是对边疆史和少数民族史研究，而以往比较多的是对城市史、沿海地区史的研究。四是科技史、妇女史、性别史、大众史等研究课题的比例也在提高，呈现多学科、跨学科的发展态势。
他向笔者介绍这几方面的情况，实际上是把世纪之交美国中国学发展所出现的几个趋势点得很明白了：一个就是民族史研究的小高潮。20 世纪末至21 世纪之初，确实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民族史特别是满族史着作，如柯娇燕( Pamela K. Crossley) 的《历史透镜：清代统治思想的历史演变与民族特性》(1999 年) （72）、欧立德(Mark C. Elliott ) 的《满洲之道：清代八旗制度与满族特性》(2001 年)（73）、路康乐的《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 2000年)（74）等。这说明了民族史研究在美国有新发展，尤其是新清史研究的出现。二是女性史和性别史的研究。如高彦颐(Dorothy Ko) 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1994 年)（75）、曼素恩(Susan Mann) 的《辍珍录：18 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1997 年)（76）、费侠莉(Charlot teFurt h) 的《济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别， 960 ～1665》(1999 年)（77）等。三是中外交流和文化比较研究。如何伟亚(J ames I. Hevia) 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78）、王国斌的《转变中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1997年)（79）、彭慕兰( Kennet h L。 Pomeranz) 的《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2000年)（80）等。此外还有大众文化史、消费文化史、商业文化史、日常文化史的研究等，这几个方面都反映了美国中国学在“中国中心观”以后的新走向。
上世纪80 年代中期以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向史学界推进。后现代主义在批判西方文化霸权的同时，认为历史学家难以重新建构历史，历史学无客观性可言。这种观点有其偏颇的一面，但它主张摆脱现有史学羁绊，拓宽范围，将研究的视角伸向中心以外的边缘及原被忽略的理论，对历史学的发展还是有益处的。新文化史与后现代主义理论呼应，在后学反对西方霸权文化和欧洲中心主义基础上，将其关注和研究的目光更多地转向多元社会、弱势群体、边缘文化、下层社会。所以在美国中国学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如性别史、妇女史、市民社会和下层文化研究的情况；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研究，中国边缘地区和少数民族的研究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关照。这都是上世纪80 年代以前所未有过的情况。所以史景迁讲博士研究生的情况，实际在谈美国中国学的新走向和新特点。他对美国中国学有全面思考和把握。
史景迁和魏斐德有深厚的学术友情。魏斐德去世后，史景迁曾为其论文集《讲述中国历史》写过一段说明。这是一段关于魏斐德明清史论文的解说，所选的这6 篇论文代表了作者33 个年头的思考。在这段不长的文字中，我们再次看到史景迁不同寻常的认识境界。他说，明清过渡期以及清朝对魏斐德来说是理想的研究阶段。从宏观上讲，这一历史阶段包含了发生在中国广袤土地上的宽阔视野中的诸多事件；从微观上讲，此阶段充满了栩栩如生的各种人生戏剧。6篇论文提供给人们来对魏斐德的想象、分析和叙事能力进行全面认识，还可以认识他做学问的全面彻底，以及他对中文、日文和西方文献的广泛阅读。他说，魏的文章视野广阔，蕴涵着勇气、感情和学者风范；魏对自己文章主人公的人生有深刻了解，对历史人物的清晰了解使其描述如此体贴到位。关于魏1998 年发表的题为《中国明清朝代公共领域的界限》的论文，史景迁说，作者显然找到了新的落脚点，“他的剧本转向了宏大的公共领域”。关于魏2005 年《明清更替：17 世纪的危机抑或轴心突破》的论文，史景迁说，其研究将背景拓展到了全球，把主人公放到一些人所说的轴心时代———“超俗的与世俗的准则之间基本矛盾”的时代中去考虑。魏通过对王阳明、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物的研究，以及国际白银流通、清王朝作为一个新的亚洲中心出现、对全球气候大变化的背景的分析，成功探讨了人有无可能宣称独立权利的存在空间的问题①。在这些描述中，史景迁精确阐述分析了魏斐德的不凡学术视野和才干、精湛的历史分析和研究，以及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走向。这篇短文不仅使我们深刻认识了魏斐德，也再次感受到了史景迁的学术造诣和识见。
所以重要的历史学家，不只能对历史进程作深刻的洞察和研究，还在于能正确认识当代史学思潮和史学趋势，批判和引领史学发展新走向。史景迁所以能成为大家，正在于他的这些综合成就和大胆的前沿意识。君不见，屡受学术批评的史景迁，依然高居于全美历史学会主席之尊位?
现在涉及史景迁的报道和讨论文章不少，但往往比较注重他的华美文笔，所以笔者强调对他要往深里看。中国人作史强调一个史义，崇尚史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就会体会到，史景迁史学影响大，最根本的还在于他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理念。他对明清史长时段演变问题的探究，对历史底层人物命运的追问，都是一种试图洞察历史奥密而进行的探索。他还希望究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期待自己也成为不同文明交流大潮中的弄潮儿。长期的史学实践造就了他对过往历史和史学潮流的深刻洞察力，并以华美的历史文笔和精彩叙事去完善其治史的美好愿景。诚然，如同柯文说过，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欧美学者还是要克服“局外人”的局限问题，要钻进中国文化的皮肤之中。这是柯文、史景迁们的良好愿望，但未必都能做到。民族文化的隽永影响，在于她的不可替代性；不同国度有不同的国情和意识形态，不是一般文化交流所能轻易沟通的。史景迁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研究，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在充分肯定史景迁的史学成就的同时，也要注意对这类问题的思考。
（1）卢汉超：《史景迁谈史》，载《史林》2005 年第2 期。
（2）马敏：《耶鲁怪杰史景迁》，载《读书》1997 年第6 期。
（3）王海龙：《遭遇史景迁》，上海书店2007 年版。
（4）马金生：《试论史景迁的着史风格》，载《史学理论研究》2007 年第4 期。
（5）此前，笔者已经写过一篇短文《驰骋国际汉学界的骁将———拜访史景迁教授》，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5 期。
（6） Mary C. Wright ， The L ast S tand of China’s Conserva2tism ： The Tung2Chih Restoration ， 1862 ～ 1874 ( Stan2ford University ，1957)。
（7） Arthru F. Wright ， B ud dism in Chinese History ( Stan2ford University ，1959)。
（8）这是他博士论文中与“鸣谢词”相关的一段话。由于芮玛丽发现和培养了像史景迁这样的大学者，耶鲁大学对她也尊敬有加，列入耶鲁最有成就的名人，和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等一道并载耶鲁名人录。
（9）此博士论文后出版为： Ts’ao Yin and the K’ang－hsiEmperor ： Bondservant and Master ( Yale UniversityPress ，1966)。
（10）见《中国走马灯》，英文名Chinese Boundabout ， 1992年出版。这是史景迁的一部重要史学着作，基本是他的关于中国研究的杂文和学术心得。最后部分对芮沃寿、芮玛丽、费正清、房兆楹等几位导师的情况，做了十分详尽的回忆，是了解史景迁学术渊源和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11）参见魏斐德：《史景迁》，这是他为美国历史学会撰写的文章。
（12）Jonat han D. Spence ，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 dvisers in Chin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9)。Jonat han D. Spence ， Emperor of China ： Sel f2Port raitof K’ang2hsi (Vintage Books ，1974)。Jonat han D. Spence ， The Death of Woman Wang (Vi2king Press ，1978)。
（13）Jonat han D. Spence ， From Ming To Ching ， Conquest ，Region ， and Continut 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4）Jonat han D. Spence ， The Gate of Heavenl y Peace ， TheChinese and Thei r Revolution ， 1895 ～ 1980 ( NewYork ： The Viking Press ，1981)。
（15）Jonat han D. Spence ， The Memory Place of Matteo Ric2ci ( Elisabet h Sifton Books ，Viking ，1984)。
（16）Jonat han D. Spence ， The Question of Hu ( Knopf ，1988)。
（17）Jonat han D. Spence ， The Search f or Modern China(Norton ，1990)。
（18）Jonat han D. Spence ， God’s Chinese son ： The Tai pingHeavenl y Kin g dom of Hong Xiuquan (New York ：W.W. Norton ，1996)。
（19）Jonat han D. Spence ，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 China in Western Minds (W. W. Norton ，1998)。
（20）Jonat han D. Spence ，Mao Zedong (New York ： PenguinGroup ，1999)。
（21）Jonat han D. Spence ， Treason by the Book (New York ：Viking ，2001)。
（22）Jonat han D. Spence ， 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 ate Ming Man (New York ： PenguinGroup ，2007)。
（23）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史景迁着作的系列，目前问世的有《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2001 年) 、《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2001 年) 等。
（24）He said ，I was t hinking specially of t he Chinese Histo2rian Sima Qian (ca. 145285 BCE) ，who is ， I believe ，stillregarded by most Chinese Scholars as t he finest historian China has ever produced. A similar technique forrecapturing t he past was practiced by Herodotus and to
some extent by Thucydides.
（25）魏斐德着，梁禾主编：《讲述中国历史》，东方出版社2008 年版，第829 页。
（26）这是台湾译本的书名，大陆译名是：《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年版) 。
（27）温恰溢：《〈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译后记》。
（28）Mazlish Bruce ， The Question of t he Question of Hu ，inHistory and Theory ，Vol。 31 ，No. 2.
（29）卢汉超：《史景迁谈史》，载《史林》2005 年第2 期。
（30）如梵蒂冈罗马教皇图书馆、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巴黎档案文献馆等。
（31）魏斐德认为：“如果史景迁仅仅以县志和黄县令的回忆录为材料来源，他对郯城劫难的描绘可能会是干巴巴的、毫无生气的各种惨境的罗列。但实际上，除了大量的中文、日文以及西文文字的一手和二手资料之外，史景迁还运用了中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蒲松龄(1640～1715) 的故事情节来丰富他的官方记载⋯⋯按正式归类，蒲松龄的作品是小说，但是这些故事与他自己当时和后来在山东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史景迁又将其中的故事性和趣味性糅合到了规范正式、八股文似的县志之中。史景迁并没有忽略传统方式记载的地方历史⋯⋯史景迁用这种描述来补充对官僚机构的勾画，使他对郯城老百姓生活的描写变得生动起来。”见魏斐德着，梁和主编：《讲述中国历史》，东方出版社2008 年版，第862 页。
（32）有学者称史景迁的学术研究，“有机地把这些珍贵的资料放进历史的文化内涵中去审察，探究其文化意蕴，并运用比较文化和文化人类学的眼光，高屋建瓴地对其进行剖析，得出自己的学术见解，熔铸进总体文化论断的宏观背景中去”。
（33）这是魏斐德为美国历史学会撰写的文章中的一段话，文章题为《史景迁》。
（34）魏斐德着，梁禾主编：《讲述中国历史》，第827～848页。当然魏斐德也有对史景迁批评的地方。他认为《王女子之死》在处理王氏死前一段梦的描述时，“这种跳跃的想象对有些读者来说，可能有损于他们的历史感”。
（35）笔者在哈佛大学访问时，曾以一年的时间查阅了史华慈教授的学术档案，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是在档案里发现的。
（36）这是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于1974 年组织的一次学术会议的论文选，由9 篇学术论文组成。
（37）Hilary J。 Beattie ， The A lternative to Resistance ： TheCase of T’ung2Ch’eng ， A nhui ，pp. 239～276 ；Lynn A.St ruve ， A mbivalence and Action ： S ome Frust ratedScholars of the K’ang2his Period ，pp. 321～365.
（38）Frederic Wakeman ，J r. ，“Introduction ： The Evolution ofLocal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in FredericWakeman。 J r. and Carolyn Grant ( eds. ) ， Conf lict andCont rol in L 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s：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39）Ramon H. Myers ，“Transformation and Continuity”，inChinese Economic and History ， J ournal of Asian S tudies ( February 1974 ) ； and Ramon H. Myers ，“On theFuture of Ch’ing Studies”， Ch’ing S hih Wen2ti (J une1979)。
（40）约瑟夫·弗莱彻关于这方面问题的研究，引起柯文教授的关注。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在谈到中国中心观形成的过程时，特地引用了弗莱彻的有关论述，认为弗莱彻的见解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环。
（41）参见罗友枝( Evelyn S. Rawski ) 的书评，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 tudies ，Volume 40 ，Issue 2 (Dec. ，1980) ，pp。 566～574.
（42）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171 页。
（43）（44）（45）Jonat han Spence ， The Death of Wonman Wang ，Preface.
（46）Frederic J。 J。 Wakeman ， S t ranger at the Gate ： S ocialDisorder in S outh China ， 1839～ 1861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67)。
（47）Philip Kuhn ， Rebel 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 ate Imperial China ： Mi litari z ation and S ocial S t ructure ，1796～1864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48）Daniel Overnyer ， Folk B ud dhist Reli gion ： DissentingSects in L ate Traditional China (Cambridge ：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76)。
（49）Susan Naquin ， Mi l lenarian Rebel lion in China ： TheEight Tri grams Up rising Of 1813 (New Haven ： YaleUniversity Press ，1976)。
（50）Evelyn S. Rawsky ， Education and Popular L iteracy inCh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51）（52）哈佛大学档案馆文件，档案号： ACC # 14133 ，BOX13214 ；第165 页。
（53）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153 页。
（54）（55）Jonat han Spence ， The Gate of Heavenl y Peace ， Preface.
（56）参见英文版《天安门》(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封底书评。
（57）白乐日( Etienne Balazs) ，匈牙利裔法国汉学家，1905年出生，1963 年去世，着有《中国的文明和官僚制度》。他被费正清认为是“欧洲最伟大的中国学学者之一”。
（58）史景迁演讲已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1990 年版) 。
（59）（60）（61）（62）（63）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第145 、145 、17 、142 、146 页。
（64）（65）（66）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第12 、8 、9 页。
（67）作者强调，“中国对西方人一直都有其吸引力”。参见Jonat han D. Spence ，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 China in Western Minds ( W. W. Norton ，1998) ，p241.
（68）温恰溢：《〈雍正皇帝之大义觉迷〉译后记》。(也可参见网页： http ：/ / www. readingtimes. com. tw/ Club/ clubbookdetail。 aspx ？serialno = 2720)
（69）史景迁：《16 世纪后期至今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见罗溥洛主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文化》(包伟民、陈晓燕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年版。
（70）Jonat han D. Spence ，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 dvisers in Chin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9) ，p293.
（71）可参见这方面的书评，如： T. H. Barrett 的关于《中国走马灯：历史与文化论文集》评论文章，载ChinaQuarterl y ， Volumme 0 ， Issue 137 ( Mar. ， 1994 ) ，pp. 224～225.
（72）Pamela K. Crossley ， A Translucent Mi rror ：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 de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73）Mark C. Elliott ， The Manchu Way ： The Eight B annersand Ethnic I dentity in L ate Imperial China (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2001)。
（74）Edward J。 M. Rhoads ， Manchus and Han ：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 ate Qing and Early Re2publican China ，1861 ～ 1928 ( Seattle ：University ofWashington Press ，2000)。
（75）Dorot hy Ko，Teachers of the I nner Chambers ，Women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2Century China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76）Susan Mann ， Precious Records ： Women in China ’sLong Ei ghteenth Centur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97)。
（77）Charlotte Furt h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Medical History ， 960～166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99)。
（78）James I. Hevia ， Cherishing ， Men f rom A f ar ： Qing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 y of 1793(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79）R. Bin Wong ， China Trans f ormed ： Historical Changeand the L imits of European Ex perience ( It haca ：CornelUniversity Press ，1997)。
（80）Kennet h L. Pomeranz ， The Great Divergence ：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 d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收稿日期　2008 —06 —16
作者朱政惠，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　龙　田】
转引自：《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