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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张之洞与汉阳铁厂
杨东梁
1961年,毛主席曾讲到,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不能忘记四位先驱人物,而讲到重工业、钢铁工业,则不能忘记张之洞(另外三位是张謇、卢作孚和范旭东)。
张之洞(1837~1909),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他于同治年间中进士,授职翰林院,之后先后出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等职,并两次署理两江总督。晚年调任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事务。他一生致力于兴办洋务,曾在广东设立枪弹枪炮厂、编练近代军队、试造浅水轮船、开设水陆师学堂、筹办织布官局、筹设炼铁厂;在湖北创实业、练新军、兴文教,使湖北成为清末各省推行“新政”的样板,产生了全国性影响。张之洞既是“清流派”的一员骁将(清流派是晚清统治集团内的一个政治派别。他们评议时政、弹劾大臣、指斥宦官,对内主张整饬纪纲,对外反对列强侵略),也是继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后,晚清洋务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张之洞的洋务事业中,创办汉阳铁厂堪称是一个壮举。
为什么要办炼铁厂呢?在张之洞看来,中国人所需外洋之物,“洋布、洋米而外,洋铁最为大宗。在我多出一分之货,即少漏一分之财,积之日久,强弱之势必有转移于无形者”。他把办铁厂看作是“开辟利源之要政”,在《筹设炼铁厂折》中就明确提出要“杜外铁之来”,以后又强调说:“中国创成此举,便可收回利权。”“若再不自炼内地钢铁,此等关系海防边防之利器,事事仰给于人,远虑深思,尤为非计。”(《豫筹铁厂成本折》)归纳起来,张之洞创办钢铁厂的目的,就是为了开辟利源,收回利权,发展重工业以富国强兵,巩固国防。
还在两广总督任上时(1889),张之洞就有了创办钢铁厂的计划,并委托驻英公使刘瑞芬代购机器设备。调任湖广后,拟办的工厂也随之改设湖北。光绪十六年(1890)春,张之洞在武昌设立“湖北铁政局”,派候补道蔡锡勇为总办,负责筹办勘矿、建厂、开煤等事宜。蔡氏为广东人,曾毕业于广州同文馆,担任过清政府驻美公使馆的翻译官。回国后在广州任实习馆教员,后受聘于张之洞,任洋务局委员,在当时的中国官场,也称得上是一位“洋务通”了。
炼铁厂的厂址择定在汉阳县大别山下。这里南枕大别山,北滨汉水,西临大江,气势宏阔,交通方便。厂址占地长600丈,宽百丈。1890年底,炼铁厂动工,各分厂历时三年陆续建成,其中包括生铁厂、贝色麻铁厂、熟铁厂、西门士钢厂、钢轨厂、铁货厂等六个大厂,和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鱼片钩针厂、打铜厂、翻砂厂、木模厂、锅炉厂等八个小厂。汉阳铁厂共设有生铁炉两座,炼钢炉四座,另配有洗煤机、焦炭炉,机器设备则主要购自比利时。工程技术人员40多人分别聘自比利时、英国和德国,总工程师亨利•贺伯生(Henry Hobson)是英国人。据驻英公使薛福成介绍说,此人“学艺颇精,于选地、建厂、安机、熔炼各事均甚谙练”(《出使日记》卷三)。为培养本国人才,张之洞还于光绪十九年(1893)选派华人工匠20名到比利时学习一年,回国后充当技术骨干。
炼铁必须要有铁矿石和煤炭,因此在创办汉阳铁厂的同时,张之洞还定议开采大冶铁矿。大冶属武昌府,离长江岸边的黄石港颇近。张之洞聘请了一支由德国人组成的探矿队前往勘查,结果发现这里的铁矿蕴藏丰富。据估计:若每年开采一万吨,可供开采两千年。同时,矿石含铁量高,可达64%。这一发现让德国政府垂涎不已,他们竟与总理衙门交涉,要求获得开采权,但被张之洞断然拒绝。在煤炭供给方面,大冶有王三石煤矿、明家湾煤矿,江夏还有马鞍山煤矿。从当时的规模来说,汉阳铁厂“实兼采铁、炼钢、开煤三大端为一事”(张之洞语),可以看作是我国第一个近代钢铁联合企业。
光绪二十年正月初四日(1894年2月15日)铁厂锻铁炉开炉,五月二十五日(6月28日),生铁大炉开炼,二十七日(6月30日)正式出铁。以当时的规模,汉阳铁厂每年可产生铁21900吨。按张之洞的估算,如果发挥全部生产能力,每年可产精钢、熟铁三万吨。当然,事实上从来没有达到过这个指标。以后,因经费不足,铁厂由官办转为商办,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由盛宣怀接手。从1896年至1901年,六年中该厂共生产生铁26800吨,熟铁700吨,钢1600吨,铁轨22100吨,铁器3700吨。此外,还有其他铁制品。据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汉口贸易报告,汉阳铁厂生产的钢材有15000吨用于铁路建设(制造钢轨和铆钉),同时还向日本出口,出口钢铁价值82000海关两。
一百多年前,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张之洞能举办一个有相当规模的钢铁联合企业,无疑是很有魄力的壮举。汉阳铁厂是当时亚洲的最大钢铁厂,那时,“中国之外,自日本以及南洋各国各岛,暨五印度(指印度)皆无铁厂”(张之洞语),日本的八幡制铁所直到1901年才开始投产,比汉阳铁厂晚了七年。汉阳铁厂不仅开了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先河,也成为亚洲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使中外人士刮目相看。有人认为,武汉将“成为中国的匹兹堡、米克里斯布鲁及威斯法里亚”(此三地为当时欧美诸强国的钢铁生产中心)。
创办汉阳铁厂在当时的中国甚至亚洲都堪称壮举,但这个“壮举”在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却步履艰难,前途黯淡。铁厂开始为官办,由清政府拨给巨款,前后六七年间共花费了560多万两白银。因靡费过多,亏耗甚大,产品成本高而销路不畅,企业运转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再加上产量不多,质量不高,燃料供应不足,使批评之声四起,连清政府也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月间发出上谕,责备张之洞“铁政局经营数年,未见成效”。面对重重困难,张之洞一筹莫展,他向清政府表白说:“开办以来,巨细万端,而皆非经见,事机屡变,而意计难周,经营积年,心力交困。”(《铁厂招商承办议定章程折》)光绪二十二年(1896),张之洞把汉阳铁厂及大冶铁矿交给亦官亦商的盛宣怀,由他招商股一百万两接办。汉阳铁厂虽然由官办改成了商办,但管理体制并没有多大变化,经营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张之洞办汉阳铁厂没有得到他预想的成果,究其原因,除了封建制度的制约外,也还有其本身的局限性。张之洞追求富国强兵,也意识到创办现代工业的重要性,但他的文化理念、知识结构基本上是陈旧的,对办近代企业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在创办汉阳铁厂时不可避免地犯了很多错误,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是关于厂址的选择,未选产煤、产铁的黄石和大冶,而确定在离煤铁矿较远且地势低洼的汉阳,实为失策。其二是向英国订购炼钢炉时,张之洞没有听取相关建议,先对铁砂进行化验,反而武断地说:“中国之大,何处无煤铁佳矿,但照英国所有者购办一份可也。”结果购置的三座炼钢炉有两座为酸性转炉,与含磷较多的大冶铁矿石不相匹配,严重影响了产品质量。其三,由于事先考虑不周,煤炭供应不上,使生产常陷停顿,从而不得不高价购买开平生产之煤,甚至从国外进口焦炭,造成严重浪费。
张之洞对中国近代工业,特别是钢铁制造业的创办是有贡献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有他难以避免的局限性。他创办近代化钢铁企业的历史业绩还是值得肯定的,他留下的经验与教训也值得借鉴。
作者简介
杨东梁,1942年生,湖南岳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着有专着10部(部分合着),发表学术论文、文章百余篇。
(转载自《清史镜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