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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管窥清末民众兴学、毁学与殉学现象

20世纪初，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与《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紧要关头，清朝统治也在风雨飘摇中岌岌可危。为此，清政府被迫推行“新政”，颁布学制，废除科举．设立学部，兴办学堂，培育人才，借此摆脱统治危机。国人也认识到“学堂多设一处．即中国多一分生机”，因而“热心之士，爱国之子，无不馨香顶祝，以望学堂林立”。这样，全国各地兴学热情空前高涨，不但官绅主动参与兴学，如直隶西宁绅士井应斗变卖家产捐献白银一千两作为学堂经费，监生井汝湘捐出祖母妆银一千两作为办学经费；而且民众也积极捐款办学，如直隶昌黎寡妇张李氏捐给学堂白银一千两、直隶临城元宝庵僧人洛盛等捐出制钱一千八百串作办学经费、山东济南人力车夫李凤林献出车钱充作学堂经费。这使得清末各地学堂数量剧增，1905年为8277所，1909年为59896所，短短几年问学堂数是原来的7倍之多。清末民众兴学热既是救亡意识的体现，也是重教传统的延续。
虽然清末各地出现了民众兴学热潮，甚至出现孤寡遗孀、人力车夫等捐款兴学事例，但与此同时一些地方也出现了民众毁学暗流，乡民捣毁学堂的事件层出不穷。1904年，江苏无锡出现乡民毁坏学堂事件，接着山东沂州、江西乐平、四川夔州及广东等地陆续发生乡民捣毁学堂事件。这些毁学事件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改寺庙为学堂，民众利益受损。新政之后，寺庙或祠堂被改作学堂，庙产被挪作学堂经费。这不但冲击了乡村旧俗，激起民众不满，如江苏东台梁垛场发生毁学之事“则缘改佛寺为学堂，乡民不悦而起”；而且也侵犯了民众利益，如浙江慈溪乡民听说“学堂将会田充公”，乃聚集众人，烧毁学堂。第二类是苛捐杂税繁重，民众不堪重负。各地兴办学堂，官绅借机滥征捐税，民众心怀忿恨，遂把怒火烧向学堂，如1906年7月，直隶灵寿、平山两县数千百姓因“愤学堂捐，复将两县所设学堂焚毁”。第三类是谣言泛滥，民众偏信。调查户口是清末新政的一项活动，参与调查者大半为学堂教师，而乡民却延袭反洋教思维惯性，怀疑此举为洋人所指使。如江苏如皋乡民因调查人员询问其生辰而心生疑虑，“谓学堂将八字卖与洋人，群谋毁学”。第四类是天灾人祸，民众借机发泄。清末各地灾荒不断，民众生活艰难，怨声载道，遂把矛头指向学堂。如1906年，江苏盐城因阴雨连绵，米价昂贵，“小民度日困难．挺而为乱，迁怒学堂，聚众捣毁”。此外，清末民众毁学风潮也受到中国政治传统中“反智论”的影响。“反智论”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认为“智性”及随之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有害而无益：二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表现轻鄙以至敌视。清末民众不仅把新学堂称之谓“洋学堂”，还对学堂中课程说三道四．“习体操也，谓将练习飞檐走壁．以为窃盗预备学；学唱歌也，谓将来习吹弹演唱，以为优伶之预备”，更有宣称“吾家子弟，每日以采薪拾菜为生活，入学堂是绝我生路”。这些言说是“反智论”的另类表现形式，也为民众毁学活动埋下伏笔。
随着清末学堂的兴办，民众为争取兴学与入学的权利，不惜以身殉学。1905年，杭州贞文女学堂校长惠兴因办学经费短缺，求助无门，服毒自杀。她在致学生书中云：“我今以死替你们求领常年经费，使你们常常在一处上学。”1906年，17岁的无锡女子杨晴瑛因受新思想影响．欲进无锡竟志女学求学，遭到家人极力阻挠，其长兄指责她此举“乃专学下流”，她愤而服鸦片烟自杀。1907年春，两江女子师范学堂招生，江苏北部沭阳县女子胡仿兰欲去报考，遭到婆家的严厉阻拦，而她求学之心未泯反而更加迫切，婆家人将其锁闭房中数日，她被逼饮药自尽。这些女性以身殉学与传统社会褒扬贞烈妇女不无关系。在传统社会里，女性只有走向死亡，成为贞女烈妇，方能进入历史记载，这使得女性在无奈之中被迫采用自杀手段来引起他人关注。1906年，中国公学在上海开办不久就深陷困境，“求助于官府无效，求助于绅商学界又无效”，干事姚洪业激于义愤，投江自杀。1907年，上海竞存学校校长黄雅平因经费短绌，筹款“无方，又不肯失信于莘莘之学子”，最后自杀。这些人为兴学而自杀与晚清士人的侠义情结大有关系，由此，知识人士离圣贤越来越远，离豪杰越来越近。人们以赴死为号召，以死亡为解决问题之手段，然而，民众殉学之举在本质上乃无力反抗的消极行为。
资料来源：本文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21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