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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前期的“熟荒”应对机制：重视情报支持贩运

清前期农业生产屡获丰收，但因交通不便、需求不足等缘由，一些地区曾出现“谷贱伤农”的“熟荒”现象。如顺治五年，湖南长沙府“米价贱至石五六百钱无买者”，康熙二十二年，江西德兴县“有秋，民苦谷贱金贵”，乾隆十六、十七年，甘肃兰州连岁丰收，“民有粟而无所易”，等等。为此，清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应对机制。

清前期皇帝较为关注地方民生，要求各地随时奏报晴雨粮价状况，现存大量此类档案资料可以为证，并且也充分认识到地方政府之间粮价信息畅通的重要性。这张纵横交错的粮价信息网络，无疑是清前期政府调控地方粮食市场的重要基础。

康熙曾饬令地方各级官员，“劝谕民间，撙节烦费，加意积贮”，雍正则强调“米谷为养命之宝……当加意爱惜，不可萌轻弃之心”，并以身作则，望天下臣民效法，甚至不惜为此诉诸天道，若不倍加珍惜，“必上干天怒，而水旱灾祲之事皆所不免”。乾隆见秋成在望，仍不忘饬令地方官吏：“务当随时劝谕，剀切化导……惜物力而尽地利，共享升平之福。”可知，大力提倡“惜粮”思想是其时政府应对“熟荒”的重要举措。

顺治时期，清廷即令各地重建常平仓，以备不时之需。之后康熙也多有旨意，并拨出专银采买。雍正则明确指示：“谷多价贱，难于出粜者……朕当发官价籴买。”乾隆初年，政府虽曾因粮价上涨一度缩减粮食采购额度，但在丰收之年，仍大力收购余粮。可见，大量采购可视为其时政府防止粮价过低的重要杠杆。

大有之年，清廷在一些边远省区不仅政府大力收购粮食，而且以捐监之法积极调动富民充实地方仓库。乾隆曾明确表示：“如屡丰之后……可暂开捐例。”乾隆三十七年，因新疆乌鲁木齐一带“比岁产粮既多”，准各省商贾士民“报捐监粮”，数额高达数十万石。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奏“请复收监谷旧例”，也得到朝廷的肯定。同年，陕西也因连岁丰收，粮价日减，特准“收捐监谷，以裕仓粮”。正因如此，清代前期各地仓储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

顺治时期，曾有规定：“有往丰收去处，籴买米粮者”，不许“遏闭拦截”，否则“拏问”、“参处”。康熙六十一年，因盛京地区米谷价贱，康熙一度开放海禁，“听其由海运贩卖”。雍正时期，山陕沿边一带粮价低贱，雍正为此多次颁布谕令：若内地百姓，“情愿用船载粮，从黄河贩运者，任其粜卖”，不得禁阻。乾隆二十八年，奉天府属连岁有秋，粮价低落，清廷自此永开辽东海禁，允许商人自由贸易。五十年，江苏部分州县秋熟，乾隆特令相关官员，“晓谕丰收处所商民，令其自行前往粜买……务俾粮石流通。”五十二年，乾隆见河南麦禾大熟，传谕该省巡抚“早为筹及，招集商贩”。大力破除贸易壁垒，发挥市场积极作用，保障粮食自由流通，也是清前期政府应对“熟荒”的重要手段。

康熙初年，湖南土旷人稀，常遇“熟荒”，时长沙知县即多方劝告：“生财之道，莫如多掘塘渠……或栽菱藕，或栽菱芦，近水者栽禾，远于水者，或种各色豆麦，或植各种药材，皆可取利。”陕西汉南地方官则劝民人多植果木。雍正也曾令地方官劝导民人多种树木，多养牲畜，认为这些“于生计不无裨益”。以经济利益为诱导，让农户改变单一的粮食种植结构，实施多种经营，无疑是避免因粮食产量畸高而造成其价格骤降的上上之策。同时，在丰收之年地方政府还支持酿酒等粮食加工业的发展，以保障百姓应有的经济收益。如四川中江、南川等县方志皆记有“除荒欠之年，听其踩酿”，且“历无酒税”，地方官偶尔收取少量“规费”而已。

总之，清前期政府为应对农业生产的“熟荒”难题，逐步建立了一套严密的丰歉信息系统，以此监控地方粮食市场的变动。获悉地方丰收后，政府不仅大力宣讲“惜粮”思想，鼓励民间积贮，而且在各地广建仓储，积极采购，在边远地区还发动富户捐纳，同时，有力地消除贸易障碍，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在生产上则劝导百姓实行多种经营，并支持粮食加工业的发展。清前期这套以政府管理为主，市场调节与民间参与为辅，既强调思想教化，又顾及实际利益，既重视流通环节，也关注生产领域，且不同区域差别对待的“熟荒”应对机制，是值得我们今天肯定和借鉴的。

（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