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王尔敏《淮军志》考误三则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光绪-王尔敏《淮军志》考误三则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王尔敏《淮军志》考误三则

台湾史学家王尔敏先生所撰《淮军志》一书，范围宏大，搜求甚富，见解精确，议论独到。据其叙录得知，书稿成后，曾得到台湾着名史学家郭廷以、吕实强等先生修订校正，着名海外史学家刘广京并为之作序，称誉是书运用史料极严谨，考据精详〔1〕。 可见该书洵为研究淮军历史的一部力作，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淮军是抗法战争的主力军，因此我们在研究中法战争时将该书列为重要参考资料。但在受益的同时，也发现王尔敏先生由于误信一些不甚可靠的资料，或是搜求遗阙，以致在根据不足的情况下，对某些史事或人物作了错误的判断，出现了讹误。
《清史稿》卷459中记淮将朱焕明死事称：法越之役，守沪尾， “旋移师台北，平番社，军嘉义鹿港。土寇数千薄城，焕明率三百人与战，殒于阵。”《清史稿》行文粗疏，记载不甚可靠，本为众所周知。所述朱焕明守沪尾及战死二事，并未分别标明时间，极易让人误会为同年的事情。王尔敏先生可能即以此为根据，在《淮军志》第147 页称：朱焕明“光绪十一年战殁于台湾中法之役”。
其实，朱焕明于台湾中法之役并未战死，而是迟至三年后始死于台湾彰化之乱。光绪十四年九月，台湾巡抚刘铭传奏称：九月间，彰化民乱。初一日，朱焕明自嘉义得报，督队急援，所带仅300人，距城30 里，众贼环伺，身受重伤，“行至白沙坑，血战阵亡。”〔2 〕台湾史学家连横先生的《台湾通史·施九缎传》，则指明朱焕明于光绪十四年九月彰化民乱中，为施九缎所杀〔3〕。 上述二说皆指明朱焕明死于光绪十四年，而非王尔敏先生断言的光绪十一年。
光绪十年四月，新任广西巡抚潘鼎新指调安徽皖南镇总兵潘鼎立招募鼎字五营，带赴广西关外助战。是军募成后，由江督及粤督派船载运至广州登岸，再赴广西。但在嗣后的作战中，却未再见潘鼎立的名字。王尔敏先生在没有掌握资料的情况下，判断潘鼎立是病死了，但死在何时何地，他就没有把握了，于是在书中就出现了两种矛盾的含糊说法：第161页称：潘鼎立于光绪十年病卒于广西防次；又于第360页称：自广西巡抚潘鼎新以督师无功革职后，潘鼎立随之病故。而潘鼎新的被革职是在光绪十一年二月，那么，随之病故的潘鼎立也应该是死在光绪十一年，比前一种说法迟了一年。其实，王尔敏先生关于潘鼎立病死的时间地点的推断都是错误的。
查光绪十年闰五月廿九日上海《申报》，有一则《将星忽殒》的报道，称潘鼎立率军到达广州后，停泊广垣天字马头，“讵十七晚，潘军门猝抱重恙，至十八早卯刻溘逝。”同年七月十九日《京报》，又录张树声折片称：潘鼎立率军于闰五月十六日行抵广州，正在料理船只，整军前进，“因劳患病，服药罔效，于十八日寅时因病出缺”，享年四十九岁。闻奏后，清政府于光绪十年七月初四有旨，“予触暑遄征、中途病故”的潘鼎立按提督军营亡故例优恤〔4〕。据此， 可知潘鼎立病死时间是在光绪十年闰五月，而非光绪十一年，病死地点是在广州，而非王尔敏先生含糊其词的“广西防次。”
《淮军志》第167页记曾任基隆守将的曹志忠简历， 称其原隶霆军，同治六年改隶铭军，官职最高做到福宁镇总兵。
查钱实甫先生所撰《清代职官年表》中的《提督年表》，可知曹志忠在光绪二十九年由福宁镇总兵擢升福建水师提督，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改任湖南提督，任职至光绪三十二年〔5〕。 从《淮军志》所附《征引书目》中可知，王尔敏先生在撰述是书时，并未征引钱实甫的《清代职官年表》一书，所以遗漏了曹志忠所任两个最高官职。
至于曹志忠是否如王尔敏先生断言的，于同治六年霆军攻隶铭军，这是一个存疑问题。
陈昌撰《霆军纪略》载：同治六年，霆军统领鲍超因病开缺，所部改归曾国藩兄弟调遣。是年七月，曾国藩奏撤霆军马队十二营、步队六营，曹志忠以霆军骑将亦在裁撤之列。嗣后，曾国藩曾三次有函提到令曹志忠、唐仁廉等将“酌带鞍马，另募北人附入淮军马队之中，会同剿贼。”〔6〕王尔敏先生所谓曹志忠同治六年改隶铭军的说法，可能即据此而来。
然而，当时人事纷纭，比较混乱，曹志忠可能并未遵从曾国藩的意思，改隶淮军，而是另谋出路。
理由之一，在同治六年以后，淮军先后剿平东捻和西捻，将弁因功受赏者不下百数十人，以霆军骑将改隶淮军的唐仁廉亦屡屡有名，而曹志忠却未厕身其间。以曹志忠的骁勇敢战，不至于在数年之间，一役未与，寸功未立。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并未改隶铭军。
理由之二，《淮军志》第180 页谈及淮军内部固结情形称：“诸将出身，虽来路不同，但投入淮军之后，均愿为淮系将领，亦不再存别志。”第181页并举例称：“光绪六年鲍超恢复霆军，奏调唐仁廉，亦为鸿章婉拒。”然而在同治十三年，两江总督李宗羲筹备江防时，却顺利地奏调霆军旧将曹志忠等募练霆庆、霆汇等营，驻守金陵〔7〕。而同时奏调的宋国永等将均未隶淮军。曹志忠能这样容易改换门庭，也是他并未改隶淮军的证据之一。
而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是铭军主帅刘铭传的说法。同治十一年，刘铭传因故被革除直隶提督职务，如曹志忠在同治六年改隶铭军，则应与刘铭传有长达五年的隶属关系。光绪十年六月，刘铭传赴台北督办防务，六月初四日他上奏清政府，其中提及台北诸将，称武毅军统领章高元为“旧部”，孙开华、曹志忠则“久着霆军，饱经战阵。”〔8 〕嗣后，在与曹志忠相处的一年多时间里，刘铭传从未把曹志忠当作铭军旧部来看待过。铭军主帅的态度如此，更是曹志忠从未改隶铭军的最好证明。
注释：
〔1〕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年8月第1版。
〔2〕《刘壮肃公奏议》卷10，第24页。
〔3〕连横：《台湾通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14页。
〔4〕《清德宗实录》第三册，第647页。
〔5〕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第三册，第2593—2595页。
〔6〕参看陈昌撰《霆军纪略》，第803、810、811页。
〔7〕陈昌：《霆军纪略》，第914页。
〔8〕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三），第142页。
（资料来源：《安徽史学》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