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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鸿章与晚清漕粮海运
李鸿章是晚清政坛上的重要人物，他的许多活动，都对晚清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即欲就他与晚清漕粮海运的关系，来从一侧面了解他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作用。
一、恢复海运，扩大运输对象
漕运为清代“三大政”，晚清的漕运以海运为主，且主要集中于江、浙两省。[1]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江浙两省的漕粮海运数量急剧减少。而早在咸丰二年，太平军攻下扬州后，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省漕粮无法再依靠运河北运，这几省的漕粮运输亦早已停止[2]。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夺取苏州等地，江苏因为“各城尚未收复，奏准停免征运”[3]，持续了十余年的江苏漕粮海运活动中断。浙江的情况亦复如是，咸丰十一年四月，巡抚王有龄奏称，浙江各属饱遭蹂躏，“逆匪所到之处，庐舍化为焦土，人烟寥寂，鸡犬无闻”[4]，从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四年（1865年），浙江一直都没有恢复过海运。
北京粮食供应本依赖于江、浙两省，由于漕粮海运停止，京城“饷糈民食，匮乏立形”[5]。李鸿章登上封疆大吏之舞台后，即注意恢复已经陷入停顿的江浙两省的漕粮海运。随着军事行动的逐步得手，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李鸿章开始着手让商人试运采买米石，他劝谕商户，无论粳籼洋米，或自行捐运，或交商购运，藉济要需[6]。经过精心策划，这些商买米3万石，由司道等会议章程，陆续放洋[7]。四月十五日，此批米石由19船装载放洋[8]。
此年十二月，按照李鸿章的指示，署江苏布政使刘郇膏等人讨论冬漕起征事宜。他们指出，如要江苏新漕照额运输，实有未逮，但京仓支绌，亦不敢全蠲。当时武进等7县仍为太平军控制，漕粮无法征收。长洲等15州厅县，“虽先克复而逆贼盘踞三载”，百姓流离；金山、嘉定和丹徒3县，也因“该逆时常扑扰，耕作难安”，漕粮无法起征。仅有华亭、娄县、青浦3县尚可按情况酌量征收[9]。此年江苏计征漕米130030余石[10]。江苏巡抚李鸿章将此事上报清廷，并宣称此年折征价为年内5950文，年外6450文[11]。此举受到清廷的高度赞扬：李鸿章于新复地方，即能筹划漕运，“具见办事认真，深堪嘉尚”[12]。但李鸿章也有自己的苦衷，他私下表示：“此事重复旧规，必有整顿更张之处，尚烦数年荩画也。”[13]另外，上海沙船停歇极多，“于税捐海运均有妨碍，执事所深知者”[14]。具体开洋日期，据李鸿章单独奏报，漕白正耗131273石零，经剥耗3194石零，沙耗9338石，筹备余米1170石零，实在交仓93442石零，白粮正耗23627石零，装沙船78只，于三月十五日前，全部兑完[15]。此后，各种奏报步入正轨。本次漕运成为一度中断的江浙两省海运恢复的标志。此后，这两省的漕粮海运一直持续到清王朝结束。可以说，李鸿章通过自己的努力，延续了晚清这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
在轮船招商局成立后，李鸿章还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图说服两湖及江西，由轮船招商局代办这几省的小规模海运。湖南、湖北及江西三省的重新海运始于光绪元年（1875年）。但这种行动的铺垫，则早就已经开始。随着轮船招商局办有成效，在李鸿章的游说下，清廷多次要求湖北恢复漕运、起运本色漕米。最终，湖广总督李瀚章同意，“酌提漕折，由湖北汉镇采买，雇装轮船至沪海运”[16]。
与此同时，在经过多年的抵制后[17]，江西当局亦称，既然湖广运津漕粮能由招商局包运包交，江西拟亦仿办[18]。巡抚刘坤一还私下表示：“农部止知江省米色较低，米价稍贱，不思水路如此之远而且难。”但他也看得出，“此次部文似难空言搪塞”[19]。李鸿章则竭力为招商局争取生意。他给刘坤一写信，指出江西省丁漕全征本色万做不到，然须稍为通融。江西漕粮较多，若无颗粒到京仓，“既非公忠体国之道，终必有变本加厉之时”。他断言“百年以内，无能复河运之理”，而招商局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兄创办之始即借运漕为词，各国无不折服，谓中国第一好事”。轮船运米能力极强，现在所运米数无多，江西若能办漕，米数渐增，添船渐多，“国计民生均大有裨益”。招商局由朱其昂、盛宣怀管理运米事宜，由唐廷枢、徐润负责揽载事宜，“皆熟习生意，殷实明干”。尤其是朱其昂和盛宣怀，对于漕运采买起运之事了然于胸。如江西愿意采买粮米，或自在本地采购，或交商局代购，杂费至多不过江浙采买。如能仿江北运漕之例，折征于民，办运于官，“廷议当准行”[20]。
此后，湖南、湖北及江西各省，分别进行了17次、9次和5次漕粮海运活动，皆交由轮船招商局承运，这也成为清代漕粮海运最为波澜壮阔的时期。
二、调整海运规章，优恤海运群体
自道光六年以来，江浙两省的漕粮海运抵达天津后，清廷例由京师派出两名钦差大臣前往，专门负责验收。同治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要求变通验收事宜[21]。户部指出，以前因直隶总督远在保定，“非有大臣按临天津整顿稽查，不足以昭慎重”。本年将通商大臣裁撤，若将验米事宜责成直隶总督就近经理，“必能调度得宜，较之临时简派大员前往，与地方官吏素不相习者，呼应尤为得力”。于是，李鸿章顺理成章地接办了此后的海运验米事宜。
同治十二年（1873年），经过李鸿章的努力，江浙白粮径运通仓后，他又进一步要求，所有招商局运送的漕粮，均须由粮道自雇民船运通。在他看来，招商局所运之米皆用麻袋装盛，不易搀和偷漏，且行驶迅速，到津即行卸栈。米在船时间不多，不受海气薰蒸，亦无所谓“气头”，舱底米色较沙宁各船更为洁净。如果打开麻袋验兑，重装后交剥船运通，再行开验，米经三次出入、三次斛量，折耗必不能少。且一入官剥，偷漏搀和系船户之惯技，“以十数万洁净无疵之米，坐使如此折耗伤损，实属可惜”[22]。半年后，他和仓场侍郎延煦、毕道沅联衔合奏，主张将全部海运漕粮交由江浙粮道径运通仓。他们声称，剥运之弊察不胜察，防不胜防。本届白粮径运后，一律干洁，是改章之效已有明证，“实因津卸津运，多一周折”。若少此周折，剥船之弊可冀渐次剔除[23]。结果，根据李鸿章的建议，九月二十日，清廷命令江浙两省来年办理径运。这成为清代漕粮海运史上最重要的制度变化之一。
在维持正常的漕运活动时，李鸿章也相当注意优恤船商、水手等海运相关群体。自西方轮船入侵中国后，中国旧有沙船等受到排挤，生意亏折。同治四年十二月，时任通商大臣的李鸿章向清廷奏称，沙船以北洋豆货为大宗，自外轮入侵，沙船日就疲乏，“无力出洋，大半废搁”，请求从五年始，海船交清米石后，即由津局、苏浙粮道分别填写装漕细节，准在天津、牛庄自运回货，全行免税。[24]这自然得到户部的批准。
同治五年，沙船因生意萧条，年久失修，而陈旧船只在装载漕米时，往往容易使米受潮变坏。沙船主朱业等人禀请酌加运米水脚，经李鸿章和郭柏荫商量，决定从本届起，每石加银1钱5分，合银7万两。因州县无款可筹，惟有同治四年分解道四分漕项“尚堪酌动”[25]。并非巧合的是，同日浙江巡抚马新贻也上陈类似的奏折。两省请求均得到户部批准。
同样经李鸿章等人奏准，自同治十一年（1872年）起，官剥船每装米百石，由江浙加给剥船脚价银5两。江苏想删去此项开支，结果遭到李鸿章反对。他声称，天津官剥船户专为漕粮而设，每年所得工食及运漕水脚不多，通坝交米责追极严，一有短数例应赔补。船户穷极舞弊，加之各船户多系无赖，形同乞丐，“虽监追拷打，血肉横飞，于事并无实济，往往弃船而逃，转致无人供役”。若遽议裁革，必致旧弊复萌，“殊于漕运大局有碍”[26]。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战争期，李鸿章请求为直隶官剥船增加津贴。他指出，剥船于五、六月间全漕运竣，例准驶赴附近各河揽载，自谋生计。本届南漕因中法战争阻隔，不能迅速北来，各船空泊河干，既无水脚可得，又不能违例前往他处揽载，“嗷嗷待哺，困苦不堪”。水手至万余人之多，闲守至三月之久，“若不设法抚恤，势必贻误转运”。尤虑他们穷极生变，“偷盗搀和，弊将百出，防不胜防，实于天庾正供大有妨碍”。经过与江浙粮道王毓藻、廖寿丰商量，即由江浙两省于漕项内，每船另筹津贴银10两发给[27]。
次年，尽管战争结束，李鸿章仍再次为剥船请加经费，他宣称，尽管剥船在封河守冻期内，每船给工食银15两，每年给油艌银5两，三年给小修银20两，每运米100石给脚价银8两4钱零，食米1石15升。同治七年筹给耗米，十年每100石加脚价银5两，平摊后仍然无几。而以前实领工食银系在芦商捐款、东纲生息项下动支。后因长芦、山东纲情疲累，将工食减发银7两5钱。加上其他费用及损失，“尤属不赀，啼饥号寒，贫窘日甚”。以前每届剥运，亏短漕米至数万石之多，“羁押船户数百名，血肉横飞”，也于事无补。他指出，“若不稍示体恤，无以得情法之平，难保其不复萌”，请求自本年始，每船由苏浙补贴工食银5两[28]。
当然，面临外国轮船势力的竞争，在中国旧有木帆船行将不支的情况下，李鸿章对其采取政府性补贴措施，具有强心针的作用。可惜，这并不能发挥起死回生的作用，使沙船业能够走上勇于创新的道路。
三、扶植招商局，促进漕运工具近代化
外国轮船势力入侵后，传统木帆船丧失了沿海贸易的主动权，在与西方势力争夺沿海航运权的过程中，李鸿章利用漕粮海运的利润，创办和支撑了洋务运动最重要的企业之一——轮船招商局，同时也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化的轮船运输业。
轮船招商局的创办是清代漕粮海运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我国“自营轮船事业，当以李鸿章、盛宣怀等所组织之招商局为滥觞”[29]。李鸿章是晚清推动轮船事业的中坚，同治十一年，他借大讨论之机，为轮船事业摇旗呐喊。他认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费，万不可省”，如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必能获利。但此事只能交给那些熟悉商情、公廉明干、为众商所深信之人，并由朝廷允许代为运漕，否则商人必多顾虑[30]。与此同时，他又给曾国藩写信，声称租赁轮船是经久推广至计，自己已经命津关委员林士志和广东帮船商议呈9条章程，凑集本银30万，举总商承揽，配发公款，照股均摊生息[31]。此章程成为招商局的最初轮廓。
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病故，左宗棠也出任陕甘总督，李鸿章成为筹设新式轮船公司的实际主持者。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鸿章上陈着名的奏折《试办招商轮船折》，指出自己于本年夏间验收海运之暇，命浙局总办海运委员朱其昂等人商议，拟定轮船招商章程。经反复议论，朱其昂等人拟定《轮船招商节略并各项条规》（即招商局章程）20条，其中明确规定，轮船招商局承运漕粮，运漕水脚“均照江浙沙宁船章程”。轮船运米到津后，先行上栈，在天津紫竹林一带修造栈房，费用先向江浙海运总局借支，于水脚项下陆续扣还[32]。
为支持新兴的轮船招商局，李鸿章特奏请朝廷明年饬拨海运漕粮20万石，交由招商轮船运津；揽载货物时报关纳税，仍照新关章程办理。如果从此中国轮船畅行，“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33]。李鸿章还把它与巩固海防联系起来，认为海防非有轮船不能布置，必须劝民购买，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藉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34]。对于这种目的，外国人了解得极为清楚：李鸿章坦然地接受了外国轮船不可能被中国人赶出去的现实，正如水不能倒流，木帆船也不是外国轮船的对手，“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施夷长技以制夷’，并通过开办中国人自己经营的轮船，防止轮船完全由外国人控制”[35]。
但是，招商局最初的招商活动并不顺利，“招股年余，无人过问”。甚至着名商人胡光墉和李振玉也一度改变注意，拒绝出资[36]。直到次年，商人也仅认购10万两，且并无现银交局。李鸿章只得从天津练饷钱中拨出20万串，先行购买轮船3艘。在回忆招商局最初的窘境时，李鸿章指出，此事本系创始，筹办极为艰难，华商初犹观望，洋人又复嫉忌，“往往跌价相争，非开诚布公，坚持定见，不足以服众而自立”[37]。因招商不理想，官办机器局无现船可用，他们只得改变“官商合办”的念头，变为“官督商办”，即“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在李鸿章的指示下，朱其昂等人重新拟定《招商局条规》28条，规定“轮船商局”更改名称为“轮船招商局”，面向社会招商[38]。
除了招商困难，反对创办招商局的也大有人在。光禄寺卿刘锡鸿坚信，中国轮船必不如洋轮船：一、洋船工料坚而驾驶熟；二，洋人重信，不如中国人狡诈，得钱则毁约；三、附洋船有损失，洋官能为之追赔，附中国船而失，中国官不能为之追赔[39]。他甚至对李鸿章称：“现惟以圣人柔远之道待之，体其然诺不苟之性，恤其受欺奸民愚直躁急之情，明白开谕，以禁约其非，平心察处，以解释其怨。”[40]李鸿章为平息各沙船商人的恐慌，甚至不得不向上海沙船会馆担保：“嗣后沙宁东卫各船统运江浙漕粮，以100万石为率，余则拨归（轮）运。”[41]尽管这种保证事后并未执行，但招商局在成立过程中所面临的阻力，可见一斑。
两江总督何璟是反对招商局最有力之人。他强调资本不易集，沙船主必不肯让，不仅对招商活动百般阻挠，还致函李鸿章，认为招商局多有窒碍，主张轮船招商局“从缓”兴办[42]。适逢何璟丁忧离职，由李鸿章旧部张树声兼署两江。十一月十一日，李鸿章亲自给张树声写信：“与阁下从事近二十年，几见鄙人毅然必行之事，毫无把握，又几见毅然必行之事，阻于浮议者乎？”明确表示，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漕粮海运尚小，更主要的是为中国数千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43]。张树声回信予以支持，不仅同意拨给苏漕10万石，还决定将江北漕粮10万石也一并拨归招商局，这才解决了两江的阻力[44]。对于这一点，李鸿章事后还念念不忘：招商局运漕已有成议，但几为所阻，“幸浙省欣允，振轩制军（张树声）幡然解悟，或为官造轮船开此先路耳”[45]。
十二月十六日，“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成立[46]。招商局成立后，因受洋商竞争，李鸿章多方呼吁，力求获得官方特许，让招商局承运漕粮，而且比重逐步增大，后来还垄断整个漕粮运输。因为有漕运利润的支撑，加上其他政策的倾斜，招商局最终度过难关，站稳脚跟，业务也获得极大发展。在顶住洋轮公司的激烈竞争后，光绪三年（1877年）正月十七日，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公司的全部航运财产，进一步增强实力，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当时在华的外国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最初反映，就好象是一个人丢了自己的东西——外国利益和影响，在中国受到了极大的损害”[47]。这种情况甚至在海关税务司的一批洋员中，“引起了海关面临迅速崩溃的恐慌情绪”[48]。国人则自豪地宣称：“招商局收并旗昌洋行，实为招商局历史上最光荣之一页。”[49]李鸿章也称，创办招商局“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兄创办之始即借运漕为词，各国无不折服，谓中国第一好事”[50]。而它在光绪三年、九年和十九年三次迫使怡和、太古与它订立“齐价合同”，更是打破了外国列强在中国海运业的垄断地位，表明以漕运为依托的招商局获得了极大成功。
除了以上所言的几点外，李鸿章还在江浙漕粮减赋、通过漕粮海运来加强国家海防建议等方面做出了诸多贡献。质言之，他是一位对晚清漕粮海运产生过全方位影响、推动中国社会走向近代的重要人物。
注释：
[1] 参见拙着：《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2] 咸丰三年，湖南省之折漕请求得到批准，当时董恂“详阅其章程，顿足曰：噫，自是湖南不复漕矣，亟思挽救，苦未得策”，见其《还读我书室老人手订年谱》，咸丰三年七月。[3]《编者按》，《重订江苏海运全案原编》卷四《奏章文移》。[4]《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十一年四月初四日，浙江巡抚王有龄折。[5]《桂良致吴煦函》，1861年5月，《吴煦档案选编》第五辑，第227页。[6]《上谕档》同治二年二月初二日。[7] 李鸿章：《筹办京米章程折》，同治二年四月初七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三。[8]《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二年四月十六日，江苏巡抚李鸿章折。[9] 刘郇膏等：《司道会详同治二年分钱漕分别酌征》，《重订江苏海运全案原编》卷五《奏章文移》。[10] 刘郇膏等：《司道会详起运米数》，《重订江苏海运全案原编》卷五《奏章文移》。[11]《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江苏巡抚李鸿章折。[12]《上谕档》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3] 李鸿章：《复吴仲仙漕帅》，同治三年九月初二日，《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五。[14] 李鸿章：《复薛觐堂侍郎》，同治三年九月十一日，《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五。[15]《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三年四月初六日，江苏巡抚李鸿章折。[16]《朱批奏折》同治十二年九月十二日，湖广总督李瀚章等折。[17] 这些方面的情况，可参见《刘坤一遗集》之奏疏、书牍等各处，大致说来，其手法包括折征已久、河船难复、海道遥远等。[18] 刘坤一：《试办采买漕米由海运通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刘坤一遗集·奏疏》卷九。[19] 刘坤一：《致刘仲良》，同治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五。[20] 李鸿章：《复刘仲良方伯》，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三。[21] 李鸿章：《会议变通验收海运漕粮折》，同治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十七。[22]《朱批奏折》同治十二年四月十三日（朱批时间），直隶总督李鸿章折。[23]《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等折。[24] 李鸿章：《海运回空沙船请免税折》，同治四年十二月初三日，《李文忠全集·奏稿》卷九。[25]《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两江总督李鸿章等折。[26] 李鸿章：《覆议剥船脚价片》，光绪六年四月十三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三七。[27] 李鸿章：《剥船困守筹给津贴片》，光绪十一年六月初八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五四。[28] 李鸿章：《官剥船仍请津贴折》，光绪十二年七月缺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五七。[29] 张庆枏：《中国航业史略》，招商局档案：《本局恢复周年纪念刊稿卷》，二档馆藏号：468-799。[30]《军机处录副奏折·洋务运动·船厂》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直隶总督李鸿章折。[31] 李鸿章：《复曾相》，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二。[32]《总署收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文，附章程》，同治十一年七月十二日，《海防档》，购买船炮（三），第911—915页。[33]《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直隶总督李鸿章折。[34]《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直隶总督李鸿章折。[35] North China Herald, 1873, 9, 20.[36] 郑观应：《招商局股东大会演说词》，《盛世危言后编》卷十《船务》。据李鸿章说，李振玉系“底细不甚深知”，后因众论不洽而辞退，胡光墉则“畏洋商嫉忌，不肯入局”，所以李鸿章甚至想到通过粤商叶廷眷入局而吸引粤商，见李鸿章：《复孙竹堂观察》，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二。[37]《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直隶总督李鸿章折。[38]《总署收李鸿章函，附轮船招商条规》，《海防档》，购买船炮（三），第920-923页。[39] 刘锡鸿：《读郭廉使论时事书偶笔》，《刘光禄遗稿》卷二。[40] 刘锡鸿：《再致李伯相书》，光绪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刘光禄遗稿》卷二。[41]《商船会馆公禀苏松太兵备道稿》，《申报》光绪六年九月十一日，1880年10月14日。[42]《总署收署南洋大臣何璟文》，同治十一年六月十八日，《海防档》，机器局，第95页。[43] 李鸿章：《复张振轩制军》，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二。[44]《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署两江总督张树声折。对于江北欲行海运的打算，刚刚成立的招商局极为动心。朱其昂向张树声禀请，招商局现有轮船3艘，每月运漕2次，每次装米3万余石，自正月至六月共可运米30余万石。江浙已经答应拨给招商局20万石漕粮，尚有10余万石可装，合之江北起运米数相符，“不致临时贻误”。张树声表示同意，不料朱其昂因购船之事出现周折，担心赶办不及，特向李鸿章求情，要求将此106800余石漕粮退回。结果江北漕粮只得恢复河运。张树声对此极为愤怒，甚至怀疑招商局有无能力承运江浙的20万石漕粮。（参见《招商局档案》，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署理两江总督张批，转引自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1840－1895）》第791页。张恩骏在编写招商局大事纪时称，“直督、苏抚奏拨漕米30万石，交由本局承运”，此不过系朱其昂等人最初所讨论的由招商局承运数字，而非最终招商局承运的数字，见张恩骏编：《本局编年纪事·第一年》，《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1947年12月，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正因为如此，李鸿章才会说：“现仅分运苏浙漕米，岁20万石，沾润较少”（见《复刘仲良方伯》，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三），但这是不能埋怨别人的。[45] 李鸿章：《复孙竹堂观察》，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二。[46]《招商局之沿革及任务概述》，招商局档案：《本局恢复周年纪念刊稿卷》，二档馆藏号：468-799，又见于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交通史航政编》，上海民智书局，1931年7月版，第142页。但也有报道称，招商局是在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开局，“是日在沪官宪及候补人员，齐至局中贺喜而在法国租界永安街中”，见《教会机关报报》，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笔者以为，此记录当以前者所记为准。[47] North China Herald, 1877, 3, 1.[48] Fairbank, J. K., Brunar, K. F., Matheson, E. M.: The I. G. in Peking, 1975, p. 237,转引自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第289页。[49]《招商局之沿革及任务概述》，招商局档案：《本局恢复周年纪念刊稿卷》，二档馆藏号：468-799。[50] 李鸿章：《复刘仲良方伯》，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三。
（资料来源：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