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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岑春煊
岑春煊1861年4月11日—1933年3月2日，字云阶，广西西林人。清末，几与最有权势的疆臣袁世凯齐名，有“南岑北袁”之谓；民初，更成为反袁派的要角和资产阶级政治派别的重要领袖，但进步有限；护法之后，渐入颓唐，反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过去，人们对他缺乏全面的了解，或称之为顽固不化的封建官僚，或目之为投机善变的军阀政客，至于他从甲午战争到护国运动时期的某些历史进步作用和影响尚无人论及。本文拟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一、爱国、维新、帝党官僚1894一一1900年
初具爱国思想，是岑春煊政治生涯的起点。他出身于封建大官僚家庭，父岑毓英曾任清朝云贵总督。岑春煊少年中举，仕途坦荡，1893年时已官至署大理寺正卿，但这主要靠父辈余荫庇护，至于他本人早年的政治活动，则堪言者甚少。他被卷入时势的浪潮始于1894年。这一年发生了中日战争，堂堂天朝居然不敌
蕞尔小国日本，给当时一般人们的心理以极强烈的刺激。岑春煊在此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爱国情绪。在东北战事吃紧，“大臣畏葸不前”的情况下，他曾两上奏章，毅然决然“自请效力前敌”[①]，被派到刘坤一营中当差。当日军在山东荣城登陆，威海告警时，他又主动请战，被派往烟台总理营务，开掘地营，布置防务，颇尽职守。后来日军猛攻营口，他又请求率军赴援。但由于清廷腐败，中国难逃失败的厄运，签订了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岑对此愤懑难平，辞职离京，隐居桂林，甚至产生了遁入空门、不再出山的念头[②]。
岑并未隐没。他又很快地介入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维新运动中去。他先后参加了上海强学会和北京的保国会，并于1897年2月亲自和康有为等人筹议成立了戊戌运动中广西最具影响力的维新社团一桂林圣学会[③]。
戊戌时，维新派和帝党结成某种联盟，他们中的许多成员往往兼有两派色彩。岑春煊的身份尤其醒目，他是勋臣之后，又曾历任较重要的职务。1898年8月，没有正式官职的他竟然受到光绪亲自召见，应对时，除提出兴学校、练新兵、讲吏治、信赏罚诸条外，还上专折吁请光绪要操掌实权，不要徒有其名[④].要求光绪摆脱慈禧控制独持权柄的迫切心情溢于言表。
促使光绪颁发裁官诏，是岑春煊在变法期间最重大的建树。1898年8月30日，光绪下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东河总督以及不办运务的粮道、只管疏销的盐道。这是戊戌变法中最事关大局的措施之一。此诏一下，尸位素餐昏庸无能之辈多失其所恃，更有与维新派不两立之势。此诏由何而起?史学界多认为由康有为的上书所引发。固然，当时议论裁官的人很多。但最直接的诱发原因却是岑春煊的建议。康有为虽然在理论上主张旧官制应该“尽撤”，但在实际上，他只主增新，不主裁旧。而张元济提出的废翰林院、都察院主张，并未被光绪采纳。康、张等人的上书只是为裁官诏的颁发造了舆论，颁布的主要导火线则是岑的建议。岑也因此受到光绪的欣赏，裁官诏颁布的第二天，光绪将其特擢为广东布政使。
岑春煊抵广东后，同阻挠改革的顽固派进行了相当果敢的斗争。他一到广东便旗鼓大张，把吏治改革作为突破口，大刀阔斧地裁撤各闲散机构和人员，甚至把谭钟麟总督衙门中的文案也予以裁并。并拟对谭钟麟的亲信、贪财害命的知府王存善罢官严惩，欲杀一做百。新旧之争，势不可免，岑、谭二人互相参奏，乃至拍桌相骂，岑恃有光绪作后台，居然以挂冠辞职相抗议。在京的维新派人士也遥相呼应，宋伯鲁递呈了康有为代拟的《请惩办谭钟麟折》，以阻挠新政为由，请严惩褫革。光绪特命湖南巡抚陈宝箴对谭严密访查，“速行参奏”。广东成为继湖南之后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激烈交锋的又一个焦点。
岑春煊的目光所及不仅仅广东一隅，他还十分关注北京的形势和全国的变法大局。于外交，他认为李鸿章的联俄政策和康有为的联英政策均不足取。面对列强瓜分，只有“固民”才能“御侮”[⑤]。于内政，他提出“苏民困”；取消“昭信股票”；查禁米粮出口，抑平粮价；防止白银外溢；设彩票招商局，集民款自修粤汉铁路，防止外资渗入；让商人“自购战舰”等一系列建议[⑥]。这些建议被光绪部分采纳。
由于岑在变法活动中表现得十分活跃，戊戌政变后亦受牵连，多亏“荣禄为缓颊”，方得幸免，改调甘肃[⑦]，名为平迁，实则暗降。1900年8月，北京被八国联军攻破，慈禧、光绪仓促西逃，岑率兵赶来“勤王”，被任命为前路粮台督办。此一时期，流亡海外的康梁保皇党和各地帝党势力纷纷乘隙而起，岑也和他的幕僚张鸣岐等人制定了一个“助帝收回政权”的计划，具体步骤是:“以孝治及利害之说动之”，谏说慈禧归政光绪；如若不成，便用强硬手段“奉皇上回京”，“独归议和”[⑧]，依靠列强的支持重掌政权。这无异于戊戊年间维新派想以兵围颐和园勒令西后归政谋图的再演，此计若行，当是戊戌以后帝党活动的又一场重头戏。但当时“封疆大臣、统兵大将多戴后，帝则势处孤危，举事不慎，将有其祸，春煊纵欲建非常之业，其力亦苦不足耳。”[⑨]反复惦量之后，岑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计划。
庚子后期，帝后党争渐趋泯灭。岑春煊因“勤王”有功，获得慈禧的信任。但需要指出的是，他只是同慈禧建立了比较密切的个人关系，在政治观点上，他仍是统治集团中的激进改革派，与后党特别是后党中的顽固派依然畛域可分。
二、官僚立宪派的要角1901-1911年
维新、“新政”、“预备立宪”，对清朝统治者而言，均含有主动地或被动地进行某些改革以挽救自身命运的意图。这三者之间有着某种延续性。新政的积极推行者往往是维新的同情者或立宪的支持者。1901年至1906年，岑春煊先后任山西巡抚、署四川总督、两广总督时，均不遗余力地推行新政.他的改革是多方面的，仅就最突出的教育、军事两项缕述如下。
1902年5月，他支持筹办了山西大学堂，为国内创办较早的省办大学.同年2月，他还派人从日本聘请教员到太原开办农林学堂。1903年，他到广东后，更把“办学育才”“悬为鹄的”，专设学务处作为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创办了广东法政学堂、两广高等工业学堂、两广方言学堂以及测绘、蚕业、农林等专业学校。
应该强调指出，在岑督粤的这几年，广东近代师范教育获得了突出的发展。1904年，成立了两广练习所，调全省各县劝学所所长和县立小学校长来省集训；1905年，初级师范简易馆开办，主要培养小学师资；1906年，在广州普及了夜校性质的师范讲习所，是为方便在职教师进修业务而设；此外，还建立了优级师范科、女子师范学堂等.据当事人回忆，“当时广州教育发展的迅速，在全国说是有数的”[⑩]。这不能不与岑春煊有直接关系。无疑地，近代教育制度的创立比以往的私塾、书院及科举取士制度能相对更多更好地培养人才。
军事改革也是岑推行新政的一个主要内容.他在任晋抚时，便奏请将山西绿营全行裁撤。署川督时，又筹建新军第十六镇和四川武备学堂速成班。任粤督后改革军事的规模更形扩大，他以常备军、续备军、巡警、州县士勇来代替绿营，分别执行作战守备、缉捕清乡、维持治安、护解晌犯的任务，并拟就了精简武员的详细计划[11]。岑认为，练兵须先练将，练将须先办军事学堂，次第成立了广东将弃学堂、军医学堂、陆军中小学堂、警备学堂等。还大量购置新式武器，极力招揽“能员干将”，其中，龙济光、陆荣廷、张鸣岐、黎天才、李准等人都是这时崭露头角者。岑的这些举止，目的是为了推迟清王朝腐败化的进程，但实现目的的手段不仅没有促使目的的实现，反而使其向逆反方向进行。新政在客观上起了一种促进社会改良的作用，新政的推行也为岑春煊等官僚立宪派的崛起奠立了基础。
1906年9月旧，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在此前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倾向立宪的所谓“新派”人物们，隐然形成一种势力，与统治集团内部的保守派相比，他们赞成立宪，与主要由不当权的“绅”组成的立宪派相比，他们又是“官”，姑称之为官僚立宪派。岑春煊在这一派中显得特别活跃。
预备立宪诏书刚一颁布，岑便特派亲信到上海，并写信给立宪派的头目张謇，怂恿他们拉人结社，并捐出开办费一万元，还表示愿每年提供经费一千元[12]。立宪派人士经此首倡，遂有恃无恐地加紧动作起来。1906年12月16日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宣告成立，由岑手下的老幕僚郑孝胥充任会长。该会在近代中国立宪运动中所处的领先地位众所周知，问题是其成立的途径值得注意。朝野立宪派联为一气互为奥援是晚清政局中出现的一个新情况，官为绅倡，绅以官显，官为靠山，绅为先锋，官僚立宪派与民间立宪派互相利用，互补不足，使立宪运动的发展具有了一种堂皇合法势大众和声势。岑春煊身为两广总督，公然成为国内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立宪团体的发起人和操纵者，其妄图执全国立宪运动之牛耳的用心昭然若揭。
不久，岑春煊又提出在中央速设资政院代上院，以都察院代下院，在各省设立咨议局，各府州县设立议事会的奏请。奏折尖锐责备：“预备之方法不应托诸空言，而当见诸事实”。他设想了各机构的人员构成:资政院由钦选、会推、保荐三类议员组成；咨议局由督抚会集官绅选定；府州县议事会由官绅商着集议。资政院的权限是：“考核督抚而令各省督抚于年终派员来京会议，讲求实政，谋划一之方法”。咨议局的权限规定得较为具体：一为核察之权，“以州县所报政事询之绅商，而核其虚实；二为咨询之权，“在局各官员绅商条举利病，而下之州县询其能行与否，并酌筹画一办法”；三为监督之权，“州县于上司政令有所难行，辖境利病有所举革，皆准本人来局会议，其岁终会议则由州县派得力绅士来省赴院奈议，……凡咨议局议行者，后任督抚不得辄改，下至州县亦如之”。当然，这些机构还不能说已具有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议会的权限职能和性质，它们仅是一个“舆论总汇之地”，“只有建言之权，而无强政府施行之力”[13]。.尽管如此，这仍是立宪运动中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件。此折一出，“海内快睹而督抚寂然”。为了敷衍立宪派的强烈要求，清政府于1907年10月下令筹设咨议局和资政院。两年后，各省咨议局开局议事，1910年10月资政院召开第一次常年会，立宪运动终于获得了一个公开的合法据点，一个与旧有专制政权不同的新政治重心开始出现。
岑与海外保皇党人的关系亦迹象昭然。1905年，他曾默许亲信幕僚周善培到香港与梁启超会晤。1906年底，他被免去粤督逗留上海时，又和康有为的女婿麦孟华密切往来。1907年他改任邮传部尚书，因屡荐张謇、郑孝胥等人，遭到慈禧疑忌[14]。奕劻又乘机密奏：岑为“康梁死党，不可信”，从而引发了震动一时的“丁未政潮”。4月17日，岑解职出京，回任粤督，他不去广州，却往上海.远在日本的梁启超得此消息后，于4月23日至5月5日专程回沪等候，企图和岑见面.岑、梁是否见了面，由于行踪诡秘，不得而知。但袁世凯却于此时通过上海道蔡乃煌抛出了一张岑、梁等人在一起的合影呈递慈禧，使慈禧异常震怒，将岑开缺[15]。岑春煊和保皇党人的关系，一方面反映了保皇党人想借官僚们的权势走改良捷径的急不可耐的愿望；另一方面反映了清朝统治集团中部分重要成员离心力的日渐增大，朝野立宪派互为呼应的情况有迅速加强的趋势。
1911年，南方数省爆发保路运动，四川尤烈。9月15日，蛰居四年的岑春煊被清廷任命“赴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这年夏天，以国会请愿失败，皇族内阁成立，保路运动受压等事件为引子，立宪派与清政府的矛盾已到不可调和的程度，而四川等地区的立宪派与清政府实际上已处于某种对立的局面。岑对此不可能完全洞悉。但他身在信息最为灵便的上海，又与立宪派久有往还，对这种演变着的形势也不能不受到某种压力和影响。其位置的重心出现错移，逐步由四年前的与立宪派暗中援引转到保路运动时期的公开袒护，乃至引为同调。
首先，表现在粤汉铁路国有问题上。铁路国有实质土是清政府卖国卖路的政策，它一出笼，便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岑在这一问题上态度明确地站在了清政府的对立面.他在就任当天即从上海致电盛宣怀，反对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宣称川路风潮之“解决非另改国有之路线不可”。几经交涉，邮传部被迫同意此一主张，将“原路归商办，另筑一路由陕入川归国有”[16]。
其次，表现在剿抚问题。.保路运动一爆发，清廷内部就存在着剿抚两派意见。而推岑出山的载泽、盛宣怀等人便是主剿派的首要，盛宣怀曾建议岑调集长江防军三十营乘英德浅水小兵轮直抵重庆，攻其不备。岑没有理睬这些建议，反而力持“抚”策。9月18日，他命令四川各地武营“不得妄加捕治”[17]，同时发出《致四川人民各安生业电》，宣称“必当为民请命，决不妄戮一人”。
第三，表现在释放蒲殿俊等立宪党人的问题上。清廷曾要求岑对“其倡乱匪徒，巫须从严惩办”.他拒绝受命，强请释放蒲殿俊等人.他认为路潮兴起，“主持之士绅……，虽欲操纵而不可得”，“当事者不原其心，逮加以叛乱之名，群情愈激，变乱遂生”[18]，为立宪派辩护。
第四，表现在发还路股问题。.川路股款取自民间，官方则准备全部掠夺之.岑认为“铁路亏损，应由国家全数承认，虽一时稍有损失，藉此可以维系人心”，提出了“不短少路股一钱”的方针。经商洽，邮传部作出有限让步，“发还六成现银，其余四成另给国家印票，分年摊还”[19]，仍欲掠民之利。岑当即回电，坚持“收回路股，均照十成现银发还”。被邮传部搁置。
第五，表现在要求清廷下罪己诏问题上。9月20日，他致电内阁，以辞职相要挟，公然要求清廷“罪己之言与特恩之诏同时并布”[20]。这犹如巨石击潭，引起轩然大波.不仅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反对，即岑的支持者载泽亦以此举为大谬不然。端方更攻“其所言专供报馆欢迎，不顾大局成败，且使朝廷无立足之地”[21]。
至此，岑春煊和清朝统治集团的裂痕已经相当明显，在川路风潮的每一个重大问题上，他几乎都与立宪派取同一立场，而与清政府呈某种抗命之势，他对此也并不隐讳，“知政府之发踪指示与川省之现办情形，均与鄙人所陈不无歧异。宗旨既各有所见，办法即不能强同，九牧十羊，事必隳坏”[22]。其不见容于清政府是事所必然的了。10月2日，岑提出辞职，清廷立即同意。就政治分野来论，官僚立宪派的属性极不稳定。他们有着“官”的身份和既得利益，又有着“绅”的意向，在统治秩序比较稳定的情况下，他们一般站在“官”的立场，但在统治秩序出现严重不稳定的情况下，他们又会较快地依附于“绅”的阵营，这种由
官转绅的流向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官僚立宪派中带有普遍性。岑是辛亥革命前夕山雨欲来的较早感受者，是较早迈出了从官僚立宪派向立宪派转化步子的人物之一。
三、共和之路上的蜘蹰行进者1911-1916年
资产阶级共和制对于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国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清末民初，共和制问题曾是各阶级各派别最尖锐对立最激烈斗争的焦点间题。在这个问题上，岑春煊经历了一个由辛亥革命时期的被迫拥护者、到二次革命时期不甚自觉的保卫者、又到护国运动时期比较自觉的捍卫者的渐进过程。
武昌起义爆发时，卸任后的岑春煊恰在武汉，却未尝一顾，次日乘轮返沪。清政府接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十分惊恐，连夜召集会议，决定再次起用岑春煊、袁世凯，10月14日，同令发表了岑、袁分别补授四川、湖广总督的任命。岑对这一任命再三辞却。清政府一再电恳其勿再固辞.四川保路同志会也宣言：“目前各衙门告示，除将军玉昆、岑宫保而外，我川人均可置之无睹焉可耳”[23]。岑推辞不过，10月23日勉受川督。但同时提出扩编军队为十营，增拨枪炮子弹，发银一百万两等条件。清政府无法实际兑现。29日，岑因筹划兵饷均不就手，以病情加重为由再次辞职。清廷只好任命端方暂署川督，虽然还给岑保留位置，但他终不复出。实际上，岑春煊在辛亥革命初期是处于想有所动而终于未动的境地。
纵观岑春煊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的这一段表现，可以略见官僚立宪派的本质，他们的两只脚，一只踩在清政府的泥沼里，一只踩在立宪派的营垒中；一方面，仍想极力维护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对革命人民倾覆清王朝的斗争怀有本能的恐俱和仇视心理；另方面他们又表现出和清王朝有诸多离心离德的倾向。官僚立宪派在立宪派的政治势力内部，是转向革命较晚的一翼，但是在统治集团内部，他们又是较早地从中分化出来的一翼。这部分人人数不少，能量颇大，他们的离心，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10日，岑春煊在上海各大报发表致内阁总理袁世凯的公开电，明确地站在了革命阵营一边。他抨击袁世凯反对民国成立、撤回议和代表的背信弃义举动，希望袁氏“恪守唐使绍仪议定条款，从速取决国会，早定大计”，而“今日国民多数，均以共和为目的，朝廷既有诏国会决政体之谕，自应采取多数”[24]。19日，又发出《致清贵族公电》，要清廷“径降明谕，宣示中外”，令“国民组织共和政治”，否则，“现在人心已去，北方虽有军队，恐亦无把握”[25]，公开向清廷施加压力。这两纸文电标志着岑春煊已完成了从支持立宪到拥护共和的转变过程。无须讳言，这一转变是顺应了时代大势的。这不奇怪，在官僚立宪派与共和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辛亥后，岑春煊拒绝了袁世凯的曲意逢迎。1912年5月，袁世凯让他担任贵州宣慰使，他不客气地回复，目下“中外治权，是分是合，体段全无，官制各法，甚无依据，正上无道睽，下无法守之时”，如此情形，有“何义可宣，何德足慰?”[26]但他又和革命党人保持一定距离，1912年3月，主要由清末立宪派组成的国民公党成立于上海，岑为名誉总理，后该党与同盟会等合并组成国民党。岑即宣布退出.他不甘心于只是掌握政党和舆论，而想自己拉军队搞地盘，形成独立于袁世凯和革命党之间的有权有势的第三势力。这一想法肯定是不现实的。1912年6月，他利用同盟会员福建军政府民政部长彭寿松行为不检，遭到福建地方势力反对之机，应邀入闽，驱彭后企图控制福建未果。1913年初，他又接替了黄兴的汉粤川铁路督办职，打算借“护路为名，寄以军令”，成立两师听命于他的军队，也因袁世凯作梗而搁浅。
1913年3月20日，“宋案”发生，辛亥后表面平静的政局又剧烈动荡起来，各派政治力量迅速分化集结.岑为革命党人所关注，“西林勇锐过国民党，孙、黄阴寄厚望”[27]，特让章士钊去做岑的工作。岑与袁世凯素有积怨，在反袁问题上双方一拍即合。4月间，孙中山、黄兴、江精卫、李根源、宁调元与岑春煊多次秘密会晤[28]。
此后，岑便积极开始其反袁活动，他接连发出通电，严斥袁世凯掩盖‘宋案”与政府的关系，庇护凶犯赵秉钧，干涉制定宪法、擅借善后大借款等违法行径[29]。鉴于统一党被“王赓揖唐秘卖，他和章太炎重组统一党，抵制当时大多数“中间”党派纷纷倒向袁世凯的恶潮。他力谋扩大反衰统一战线，与章士钊、谭人凤专赴武昌策动黎元洪反袁，并做上海唐绍仪、广西陆荣廷、广东龙济光、龙觐光等人的工作。他与袁世凯公开决绝，6月8日坚辞粤汉川铁路督办职，并在胡汉民介绍下，毅然加人国民党。在决战前夕，他旗帜鲜明地与南方革命党人居于同一阵线。
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兴师讨袁，二次革命进入武装对抗阶段。16日，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召开军事会议，推举岑春煊为各省讨袁军大元帅。两天后，岑抵宁就职。22日，各省议会联合会的十八省代表在南京开会补行正式选举手森全票通过举岑议案，“凡独立省分都督及讨袁军总司令一律归其节制”[30]。
这祥，岑就至少在名义上成为二次革命中各派反衰力量的总指挥，各地分散的反袁势力有了一面统一的公开旗帜。革命党人对此极感兴奋。广东“纯粹之粤派之国民党，则欲戴岑西林为粤督”[31]。海外英荷属殖民地七十九埠华侨和美国国民党支部专电岑，拥护其为大元帅[32]，岑俨然成为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
尽管此时，岑对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主观上还不太自觉如他曾有过趁二次革命倒袁之机，举清宗室溥伟当元首，甚至实现宣统复辟的糊涂议论，但他在行动上已经在为捍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而浴血奋战了.
岑制定了联络广东，广西、福建三省“与南方各军一致进行誓师北上”的庞大计划。7月29日，岑偕李根源、马君武到达广州，当即发出劝陆荣廷、龙济光讨袁电，邀约诸人至梧州面筹一切，并允代筹兵晌，被陆、龙拒绝。8月1日上午，岑在广州召集高级军事会议，举行北伐誓死大会。但总的形势却急转直下，7月28日，南京战事便已失败，黄兴逃往日本。龙济光部在袁世凯的命令下由梧州东下进攻广州，岑固守不弃，14日夜，观音山已有敌“大炮震撼”，广州民军也发生哗变，岑春煊的北伐计划未及发动便宣告破灭。他本人也仓促出逃香港，转赴新加坡，流亡南洋。
二次革命时，所谓“中间势力”基本全部倒向袁世凯。相形之下，岑能独步一时，毅然反袁，并卓厉敢死，不畏牺牲。虽然他作为二次革命的总指挥不算称职，但作为积极参加者，那怕是不甚自觉的参加者，则应予以肯定。
如果说，二次革命中的岑春煊同革命党是矜持地有限度地结合，那么二次革命后他却是和革命党人完全同命运了。他与陈炯明、李烈钧、熊克武、柏文蔚等人在新加坡成立了“中华水利促进社”，进行反袁活动。护国运动一爆发，岑立即从南洋赶回国内，1916年1月17日抵上海，寓梁启超处.与国内的蔡锷、唐继尧、陆荣廷、李烈钧，香港的李根源、柏文蔚、程潜，美国的黄兴等人保持频繁联系。一时，梁启超在沪寓所成为海内外反袁势力进行联络的一个最重要据点。
按照原计划，岑欲往云南.但当时护国军最感棘手的是“饷械俱缺”。经唐继尧电请，1月底，岑由张耀曾陪同改赴日本。3月20日，岑以云南军政府代表名义向日本借得一百万日元和部分枪械弹药[33]。
云南起义后，两广成为关键。岑在促使两广独立上起了特殊作用，致书广东督军龙济光，要求他们“审机立决，迎合时势人心，起而为滇黔后劲，结成一气，据以号召全国义声”[34]。在各方压迫下，陆、龙先后宣布独立，滇黔桂粤连成一片，护国运动的声势顿时大增.为了协调动作，岑春煊、梁启超等人打算成立一个具有独立各省联盟性质的组织。4月19日，岑由香港抵广东肇庆，经筹备，5月1日，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在肇庆成立，岑任都司令，初步统一了两广军权。
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一个能把所有反袁势力全面联合起来的组织，一个临时政府。但在筹组这个组织—军务院的时候，独立各省内部却产生了分歧。龙济光、陆荣廷、梁启超、唐继尧甚至孙中山都认为以岑出任领袖最为合适，但云南护国军的另一位主要领导人蔡锷，却表示激烈反对。云南是首义之区，蔡锷又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大敌当前，若内部不统一，于反袁斗争不利，也与成立军务院的宗旨相悖。为了打破僵局，避免内江，岑以唐继尧“首义功高，力主推戴”，议卒以定，唐任抚军长，岑副之，兼摄行抚军长职[35]。这应该说是一个宽宏大度的能协调各方关系的好办法。5月8日，军务院几经酝酿在肇庆如期诞生。
军务院是一个各派的联合体，主要由滇桂两系地方军阀、梁启超的进步党和国民党内以欧事研究会为核心的稳健派组成。这种组合形式给岑春煊提供了绝好的活动场所，他以中介人、调停人、缓冲人和各派联系人的身份出现，成为把各派维系在一起的纽带，很自然地被推为盟主而发挥较大作用。
1、宣传：军务院时期，共发布宣言五通、公告六通和大量文电指令，多由岑春煊组织起草或领衔发出。
2、军事：它把原两广护国军扩大为独立各省的联合讨袁军，6月5日，岑发出滇桂粤护国联军成立公告，把军务院统辖的部队统一编制为七个军、一个师、一个混成旅，进行北伐，全部由岑“就近直接指挥”[36]。
3、组织反袁统一战线：岑主持下的军务院不仅起到了协调独立各省共同反袁的作用，还对未独立省区进行了大量的策反工作，其中对南京的冯国璋、浙江的吕公望、湖南的汤芗铭等人的工作尤见成效[37]。
4、反对调停：3月22日，袁世凯撤消帝制，冯国璋等人借机进行所谓“南北调和”，提出调停大纲八条，企图让袁世凯仍合法地担任总统职务，遭到南方民军的普遍反对。5月1日，岑氏也发表了声明。而后，又代表军政府提出以袁世凯下台为接受调停前提的八项反建议，并要求独立各省不得擅自议和，避免反袁斗争中途而废。
5、发起“讨龙”之役：6月，在护国运动中阳奉阴违的龙济光一面指使韶州济军炮击李烈钧率领的假道北伐的滇军，一面密电请求北洋政府派兵援粤，电报被军务院截获，由岑春煊通电揭破，广东江北战事爆发，激战两日，济军败退，龙济光被解除广东都督职。
6、坚持恢复民元约法和国会:军务院一成立，岑便以个人名义造书两院议员，强调“讨袁首讨其违法”，使袁贼所毁灭的法律观念“一一弥补，滋长于人人头脑中”，并以规复国会为当务之急。岑春煊提出约法和国会两大间题，是富有政治远见的。袁世凯死后，6月8日，他又致电唐继尧等，明确指出今后新旧约法之争便成为南方义军的“生死存亡之点”[38]。这份文件在社会上反响很大，与6月9日孙中山《规复约法宣言》前后呼应，成为护法运动的先声。
军政府以反袁为维系，倒袁目标已达，这种维系便失去了胶着点。于是，在军务院内部分别以梁启超和岑春煊为首，爆发了是否撤消军务院的激烈斗争。袁世凯死后翌日，梁启超就致电独.立各省，“收拾北方，惟段是赖，南方似宜力予援助，毋令势孤”[39]。提议速撤军务院，获得蔡锷、吕公望、任可澄、刘显世、戴戡等人支持。岑春煊等则表示坚决反对，认为倒袁只是成立军务院的目的之一，并非全部目的.6月16日，岑致电黎元洪，提出恢复约法、总统依法就任、撤军和召集军事特别会议四项为撤消军务院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被北京政府部份接受，梁启超等人更感到应该立即撤消军务院以示响应北方之姿态。岑仍坚持“现在阁员未全就职，国会未经同意，内阁尚未正式成立，吾人仍应自守条例，不必取消”。梁启超等恼羞成怒，四处散播岑缓撤军务院是想“留此为交换条件，是政客逍遥海上，绝不知军中甘苦，而放言高论”[40]。迫于压力，唐继尧于7月14日宣布撤消军务院，“国家一切政务，静听元首、政府、国会主持”[41]。该布告为梁启超起草，事前并未与各抚军协商，“激烈之士以此集怨于梁任公”[42]，南方民军内部一片棍乱。不久历史便表明，军务院撤消的历史作用是消极的。它“掣百战之山河归诸政府”[43]，致使以反封建专制为目的的护国运动未能触及中国社会的其它问题，变成一个单纯的倒袁运动，这就给护国运动的结局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岑春煊是护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保卫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联合阵线中，他以其特殊身份被推上主盟的地位，乃时势造人，但他在时代的选择下，又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正面的历史作用。
四、军阀、官僚、政客的代理人1917－1920年
护国运动是岑春煊政治生涯的顶峰。能够进步于一时，但不能进步于长久，这在民初的旧官僚中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他们可以参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甚至在一定时期扮演过重要角色。但未几，他们中的大部分便很快地与政治生活相隔膜，成为历史的落伍者。从客观上看，这一时期社会前进的脚步特别急速杂乱；从主观上看，这部分人所受的传统影响太深，承受的因袭负担太重，又未能自觉地意识到并抛弃这一负担，使其负重而行，滞重的步履日益不能适应迅速变换着的时代步伐.孙中山曾经深刻地指出：“岑春煊本旧官僚，见识思想均极愚陋，断不足维持中国”[44]。护国运动后，岑的这种局限性便很快暴露出来，成为反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魁首。
孙、岑二人，一个是不断寻求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一个是受了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但又有很深劣根性的旧官僚，在思想认识层次上，二者本来就有差距和抵捂。护国运动使岑春煊的政治地位陡然增长，护国运动后南方军阀极力想把他作为一杆大旗抬出来和孙中山相对抗，在酝酿护法军政府设立大元帅时，李烈钧就向唐继尧献策：“为应付中外大势，则宜推孙中山，为消除两粤障碍，则宜推岑”。1917年11月，桂系军阀莫荣新公开通电，商量湘粤桂三省建立都司令部问题，推岑当都司令，企图将军政府挤出广州。与此同时，唐继尧也连发两电，抛出在穗成立军事委员会、政务委员会的计划，提出由岑总揽筹商事宜[45]，同样意在以这两个委员会来取代军政府，以岑春煊来取代孙中山。所有这些使岑春煊的权势欲极度膨胀，他很快改变了前一阶段拥孙护法的立场，转与滇桂军阀同流合污，除在幕后推波助澜外，岑还亲自出马发起成立所谓“西南自主各省联合会”，“明为销融陆荣廷孙中山两派之畛域，即暗以具备南方政府之雏型”.此一阴谋网罗面极广，李烈钧、方声涛、陈炯明、林虎、唐继尧、章太炎、陆荣廷均在其内；另外还同北方直系的冯国璋、李纯、陈光远等人“早通声芥”[46]。在岑遥控下，1918年I月15日，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在广东公然成立，“隐然与军政府取对峙之势”。孙中山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认为联合会“于约法无根据，.指为督团之第二，事遂中梗”[47]。岑春煊以非鹿非马的联合会取代产自法律的军政府，纯属法外举动。
以岑春煊为首的反孙派见不能取代军政府，便准备以改组军政府的办法来推倒孙中山，1918年4月10日，广州非常国会第十七次会议居然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决定改组军政府，取消大元帅一长制，改为总裁合议制。5月4日，孙中山被迫辞职。非常国会推选岑春煊等七人为政务总裁，7月又推岑为主席总裁，岑名副其实地成为军政府的头号人物。此次军政府改组标志着以岑代孙计划的完成，也标志着护法运动的质变和岑已堕落为军阀、官僚、政客的代理人。
反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和与北洋军阀同流合污，是这一时期岑春煊走向历史反面的两个互相关联的内容。1917年11月，粤桂湘三省组成联军北伐，与北洋军激战于湖南战场。战争开始不久，岑便对战事进行秘密调停。他伸出两只触角，一与北京的冯国璋、王士珍密商；一与南方的直系将领联络[48]。1918年
10月7日，北方政府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和岑春煊以交战双方最高领袖身份发表主和通电，湘军代表文鹿呜与直军代表刘杰也发表联合声明，在南北未实现全面和平以前，湘省两军长期停战。孙中山积极推动的作为护法战争主要方向的湘南战事堰旗息鼓，声势浩大的护法战争在岑春煊等人的出卖下，只剩下陕西等省的局部战斗。
岑春煊还力谋和北方北洋军阀政府进行所谓“第二次南北议和”，1919年2月，南北和平善后会议在上海开幕，虽然不久便无结果而终，但岑仍未死心，继续委派章士钊、刘光烈等人在沪同北方徐世昌政府的代表秘密谈判[49]。1920年初，岑还采纳了章士钊提出的“三角同盟策略”，“即所谓北洋同志团体与西南及拥中央之靳云鹏、徐世昌也”，将联合对象由北洋军阀的直系扩及奉系[50]。岑春煊与北洋军阀勾结，关系日益紧密，范围不断扩大。
岑春煊没有自己的武装和地盘，之所以能在民初政局中显赫一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政局纷繁杂乱，各种政治势力不断分合，在这样的情形下，往往需要一些能协调各方关系的人物。岑的得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各派势力中的“平衡”。但是，随着斗争阵容的不断调整和日趋分明，中间调和人的市场愈来愈小，再加上他本人也愈来愈依附于某一势力桂系，失去其中介人的身份，特别是他的种种逆行更引起南方各进步势力的强烈不满，终至成为众矢之的。
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率先举起反岑反桂大旗。1919年6月，在国会中倾向孙中山的“照霞楼议员”提出不信任主席总裁案，岑被迫一度辞职。同年8月，孙中山宣布退出军政府，并开始筹谋武力讨桂计划。1920年，岑春煊在对四川的控制、南北议和中各派权益的分配和驻粤滇军的指挥权等间题上又与唐继尧完全闹翻，军政府更加风雨飘摇。3月24日，唐继尧将岑秘密与北方议和的内幕文件全部公开，称此与护法宗旨不符，不能接受，并邀约国会议员来滇，29日，军政府总裁兼外交财政部长伍廷芳携带款印出走。广州国会两院秘书厅也在议长林森指挥下，封存卷宗分批运往香港，军政府后院起火，岑急不择策，悍然违宪派兵搜查监视国会，引起舆论大哗。伍廷芳、唐绍仪、唐继尧宣告脱离军政府，军政府七总裁所剩无几。8月7日，在滇国会两院召开联合会议，通过议员万鸿图等人提案，以“毁法误国”罪一致议决罢免岑春煊军政府政务总裁的职务。11日，岑孤注一掷，命令桂军进攻福建陈炯明军阵地，粤桂战争开始，10月23日，陈炯明部兵分三路总攻广州，桂系大势已去.次日，岑春煊、陆荣廷辞职下野，离粤赴沪，同时发出通电，取消西南政府，将中外各权统一于北京中央政府。孙中山等旋即宣布：“岑等盗窃名义，不能代表西南”，而“北方不察，竟据以宣言统一，中外各报，咸肆讥评，谓为滑稽”[51]，岑春煊以此完成了他和北洋军阀政府沆瀣一气的不光彩的归宿。
五、几点总的看法
岑春煊晚节不佳。怎样才能不囿于一时一事，从整体上客观地评价他一生的历史地位呢?
第一、资产阶级化的倾向.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与封建社会的迅速解体同步，一部分封建地主阶级和他们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出现了资产阶级化的倾向.岑春煊便是他们中较具代表性的一个。从维新到立完、从立宪到共和，是他大半生所走过的虽弯曲周折但却清晰可辨的道路。这条道路恰与中国资产阶级的三个政治发展阶段紧密相连。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也不仅说明他尚能随时代之波而流，而着重反映出他旧有阶级立场的某种位移。但这种转换是勉强的不彻底的，他拖着沉重的封建尾巴进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者愈益凿枘不入，产生矛盾，终于出现逆转。
第二，爱国情绪占主调。正是为了爱国救亡，才促使他参加维新运动，使他的政治生涯一开始即较有声色。1904年日俄战争时，他曾在粤挑选精兵四万，准备亲督北上，保卫国土。1905年，他又支持民众向美国收回粤汉铁路。1911年底和1913年中，他还两次拒绝了日本诱使其出山当大总统，藉以造成中国南北分裂局面的阴谋。1916年3月在向日借款时，他又坚持：不以任何中国权益作抵押，不要“赠款”，不要官方借款，防范日本以借款来控制中国南方。他还支持五四运动反对巴黎和约。直到其晚年，上海“一二八”抗战时，他还捐助给浴血抗日的十九路军三万元。爱国倾向基本贯穿了他一生的始终。诚然，这并不排除他有一些误国甚或迹近损国的言行。
第三，风云善变。岑氏多变，常为论者所垢病，斥其为“政治投机”。对此亦要作具体分析，其一生大变有四：从不谙国事的大家子弟向维新官吏之变；从帝党成员向官僚立宪派之变；从清朝大吏向拥护共和之变；从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捍卫者向官僚、军阀、政客的代理人之变。前三变，尽管内容不一，意义有别，但均是从比较落后向比较进步的转变.在历史转折关头，有些人顽固不化，终被历史潮流抛向后头，有些人经过时代浪潮冲击，终于转向进步阵营，这种转变值得欢迎。至于其后一变，则纯属从进步转向反动。不过，前三次转变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占了较大比重。
第四、时势“英雄”。清末民初有一奇特现象值得探究，就是一部分封建旧官僚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中起着举足轻重甚至超乎资产阶级革命派之上的作用。岑春煊只不过是其中佼佼者之一，于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两度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派别的领袖。究其原因，除了与中国资产阶级的自身软弱和对旧势力倚赖较深的阶级性格有关以外，很重要的一点，还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有关。清末民初，新旧递嬗，岑氏一类，新因旧质，集于一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典型产物。他们既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影响，又深受顽固保守的封建思想束缚；既有爱国情绪，又有崇洋媚外心理.因之往往成为新旧各派都能接纳的人物，而他们则富有政治斗争经验，善于随时势而浮沉，左右逢源，拨弄其间，得以发挥较大能量，但此类人物仅属于一种过渡性人物，新旧交接，时过境迁，则多归于昙花一现。
第五，基本肯定的历史地位。就其主体来看，岑春煊不是一个积极革命派，也不是一个极端反革命派，而主要是一种中间力量代表。历史进步阵营由多层次构成，有站在最前列，为时代先行者，自然应予以最大肯定.但更多的人却属于虽未站在时代最前列，却也能顺应历史的发展，他们在历史前进的行列中居于稍后几排行列，对于这些人，也应予以基本肯定。岑春煊大致属于后者。
（作者郭卫东，北京大学历史系）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①] 岑春煊：《乐斋漫笔》，《中和月刊》，第4卷第5期。[②] 廖中翼：《康有为第二次来桂讲学概况》，《桂林文史资料，第2辑。[③]《桂林圣学会续闻》，《知新报》第30册，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④] 岑春煊：《乐斋漫笔》。[⑤] 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90－95页。[⑥]《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5，第16、18页。[⑦]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1，第18页。[⑧] 王照:《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纪事》，第九，1928年刊本。[⑨]《凌霄一士随笔》，《国闻周报》第8卷第22期；第10卷第18期。[⑩]曹思彬等:《_辛亥前后的广州教育》，《广州文史资料》第10辑。[11]见搢绅处编:《岑督春煊奏议》第1册，北大图书馆藏未刊本。[12]郑孝胥：《郑孝胥日记》，丙午年七月二十二日，十月十日。[13]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97－503页。[14]《袁世凯致端方手札》，《国闻周报》第15卷第4期。[15] 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薄注》卷2,第36页。[16]《寄武昌岑宫保》，宜统三年八月九日，《愚斋存稿》卷85。[17]《岑宫保自沪来电》，宣统三年七月二十六日，转引自《辛亥四川路事纪略》。[18]《上海岑宫保寄内阁请代奏电》，宜统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愚斋存稿》卷84。[19]《四川官报》第54号，宜统三年九月二十一日。[20] 见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375页。[21]《宜昌端大臣来电》，宣统三年八月一日，《愚斋存稿》卷84。[22]《岑春煊致盛宣怀函》，见《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65页。[23]《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444页。[24]《岑春煊致袁世凯电》。《民立报》1912年1月10日。[25]《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043页。[26]《袁总统致岑云阶电及复电》，《民立报》，1912年5月10日。[27]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二。[28] 李根源:《民国李雪生先生自撰年谱》卷二，台湾1981年版。[29] 详见朱宗震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第329一330、339－340、358-359等页。[30]《湖南讨袁印件》，见《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参见《民立报》1913年1月20、22日。[31]《南京电报》，《粤电》，《民立报》，1913年7月28、20日。[32]《南洋专电》，《民立报》1913午7月20日。[33]《岑春煊借日款之契约书》，《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34] 《岑西林致龙济光兄弟书》，见黄季陆：《护国军纪事》第三册，台湾。[35] 《曲石文录》，第250页。[36] 《滇桂粤护国联合军北伐布告》，1916年6月5日，转见《中华新报》1916年6月16日。[37] 《岑春煊函》1916年5月1日，见《大树堂来鸿集》，册三，北大善本室藏稿。[38]《岑春煊致唐继尧等电》,1916年6月8日，见《中华新报》1916年6月20日。[39]《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第692页。[40]《盾鼻集》，第74-75页。[41]《军务院撤消通电》，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卷宗号：北十一2 328。[42] 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1916年7月20日。[43] 庚恩旸编：《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未记》下，第96页。[44] 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下册，“文电”第98页。[45] 云南省档案馆编:《云南档案史料》第一辑，第48页。[46]《马风池密报》，《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47]《程璧光致唐继尧密电》，《云南档案》106宗3目。[48]《马凤池密报》，《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49] 详见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四川军闷史料》第2辑，第396页。[50]《岑春煊洽组“三角同盟”致唐继尧电》1920年1月19日，《云南档案》160宗。[51]《孙中山等致徐世昌电》，《民国日报》1920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