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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也论天京事变中的石达开

关于石达开在天京事变中的态度和责任，史家多有争论，对于他第二次离京出走，认识也不完全一致。《历史档案》杂志1981年第一期，以《天京事变与石达开的出走》为题，公布了二十一件重要的清政府档案，为我们研究上述问题提供了新资料。近读《石达开出走几个史实的新释》一文（以下简称《新释》）（《太平天国史新探》，198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获益匪浅。笔者不惮浅陋。也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要弄清石达开在天京事变中所持的态度，首先要探明他是否参加了密谋。
李秀成在《自述》中，对此有明确的交代，他再三肯定石达开参与了杀害杨秀清的密谋活动。我们看到，在有关的短短几行文字中，李秀成竟接连写了“北翼二人同心”、“北与翼王二人密议”、“北与翼计杀东王”、“翼与北王密议”等（《李秀成自述》，载《太平天国文书汇编》，1979年中华书局。），似乎使人不能不信。曾经有不少着作也确实把石达开写成参与密谋杀害杨秀清的天京事变的肇事者之一。1979年苏双碧同志的文章《石达开参与诛杨密谋质疑》（《历史研究》，1979年第二期。），得出石未参与密谋的新认识。研究一下《历史档案》公布的新史料，我们更会感到李秀成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1856年10月22日怡良奏称：“奴才查各路探报，有云伪北王韦昌辉由丹阳败回金陵，杨逆闭门不纳，逆首洪秀全开门放进，因此起衅，互相戕杀。又有云八月十五日杨逆向洪逆索取伪印，意图并吞，洪逆将韦逆调回，杀死杨逆及其亲属。伪翼王石达开闻信赶回，与韦逆又起争端。石逆逃赴上江，纠集党与欲图报复。所闻不一，而其内乱则不为无因。”（咸丰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怡良奏复探闻金陵内乱情形片》。《历史档案》1981年第一期，以下引此不再注明。）
1857年1月6日曾国藩、文俊奏报说：“自韦昌辉在瑞州战败窜回金陵，被杨秀清斥责，洪、韦二贼谋杀杨秀清，并诛其家族党与，于是石达开自湖北洪山归去，黄玉昆自江西临江归去，并赴金陵，谋为杨秀清伸冤复仇。”（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曾国藩等奏复江西近日军情并剿抚石达开方略折》。）
上述两份关于天京事变经过的清方报告，使我们感到：1．天京事变发生后外界传说纷纭，关于事变发生的原因和经过，说法不一，有些明显是讹传，然而洪韦合谋杀杨，则是众口一词；2．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的传闻中，都没有石达开参与密谋的任何迹象。
咸丰六年十月十二日（1856年11月9日）的上谕也说：“现闻金陵城内贼党相残，杨逆被洪、韦二逆所杀。石逆不服，逃出金陵。”参照前引奏报，我们不能不承认：石达开不仅没有参与密谋，而且坚决反对用自相残杀的办法解决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反对杀害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之一杨秀清。
石达开的态度无疑是正确的。但却引起洪、韦的不满，于是“又起争端”，以至发展到要杀石达开。石不得不连夜缒城而逃。
石达开走后，洪秀全并没放过他，仍“悬重赏购其首级”（咸丰六年十月二十日《谕曾国藩等速克江西失郡并预筹招抚石达开事》。）。不久，留在天京的石达开全家均遭惨杀。据李秀成说，此乃韦昌辉所为；可是人们不禁要问：这与天王洪秀全有没有关系呢？
清政府也清楚地看到，洪、韦与石达开之间的矛盾太深了，于是断言：此后石“断不再返金陵”（咸丰六年十月二十日《谕曾国藩等速克江西失郡并预筹招抚石达开事》。）。但清政府也深知，石是太平天国最着名的军事将领，“最为凶悍，若令回窜江西，占踞数郡，煽惑莠民，其势愈难收拾”（咸丰六年十月二十日《谕曾国藩等速克江西失郡并预筹招抚石达开事》。）。即使石离开天京单独行动，清政府仍把他作为心腹大患。所以咸丰严令曾国藩，“乘此贼心涣散之时，赶紧克复数城，使该逆退无所归，自不难穷蹙就擒”。在加紧追捕的同时，也要设法诱降（咸丰六年十月二十日《谕曾国藩等速克江西失郡并预筹招抚石达开事》。）。这就是清政府当时所制订的对付石达开的“先剿后抚”的反革命策略。
然而，清政府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在天京城内，韦昌辉“不分清白，乱杀文武大小男女，势逼太甚”，以至激起公愤，“各众内外并合朝同心”将韦杀了（《李秀成自述》，载《太平天国文书汇编》，1979年中华书局。）。之后，石达开毅然返回天京，接受天王领导，效忠太平天国。他捐弃前嫌，对洪秀全可谓忠诚不二了。石达开的行为，理所当然地受到赞赏，于是“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说〔悦〕”（《李秀成自述》，载《太平天国文书汇编》，1979年中华书局。）。石达开是深孚众望的。事实证明，石达开也没有辜负天朝臣民对他的信任，在他主持朝政期间，“围攻桐营，连陷舒、六等处，并援救溧水”，清朝方面惊呼：“虐焰复炽者，皆石逆之计”（咸丰七年闰五月初六日（1857年6月27日）《福济等奏金陵内讧请饬鄂赣相机防剿折》。）。
至此，石达开的行为有什么错处呢？
《新释》认为，“为了替杨报仇，石达开不仅逼洪杀韦，而且还有谋害洪秀全之意”。首先，天京事变的祸首韦昌辉无疑是该杀的，这不仅是石达开的坚决主张，更是天京臣民的一致要求。如果说，洪秀全是在被“逼”的情况下才杀掉韦昌辉，正说明洪秀全在认识上很成问题。其次，说石有“谋害洪秀全之意”，值得商榷。1．李秀成的自述里，丝毫看不出有关信息。李说，当石确信韦已被处决之后，就很快回到天京。可见，石要求杀的只是韦一人而已，并不包括洪秀全。2．只是在曾国藩的一个奏折里反映出石要杀洪：“石逆纠集匪党十余万人，前往金陵，誓杀洪、韦二贼，为杨秀清报仇。”（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曾国藩等奏复江西近日军情并剿抚石达开方略折》。）这不过是曾国藩得的“探报”传闻，不能完全当作确凿的证据。可以这样设想：因为曾国藩不久前接到的上谕中，有咸丰“石逆断不再返金陵，金陵亦不肯更助石逆”的断言（咸丰六年十月二十日《谕曾国藩等速克江西失郡并预筹招抚石达开事》。），突出了洪、石矛盾，所以曾在他的奏折中，顺理成章地写出了石达开“誓杀洪、韦二贼”等语。不如此写是有违“圣意”的。这个推理恐怕不是没有道理的。3．石达开返回天京后主持朝政半年，握有军政大权，如果他有“谋害洪秀全之意”，随时都可以把洪秀全杀掉。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
二
那么，石达开为什么第二次出走，并从此不返呢？石达开张贴于无为州的告示（其实，石在到达无为州之前经过芜湖时，就已贴出了告示：“戊辰，……经芜湖上窜，沿途揭伪榜……（《中兴别记》卷三十三。）。）说：他的出走，是因为洪秀全对他“重重生疑忌”。《新释》认为这是石“在于表白自己愚忠于天王”，不足为信，换言之，不存在洪对石的“疑忌”。
李秀成说石是“被忌押制出京”。《新释》说这也不足信，并认为李秀成此话的根据是石达开《告示》。从而断定：“石达开与洪秀全互相猜忌，才是他出走的真正原因”，“君臣相互猜忌不和，石达开也猜忌洪秀全，才率部出走。因此，出走的责任不能全加到洪秀全一个人身上”。对这种不分主次，各打五十大板的论点，不敢苟同。
这个论点主要是建立在对《石达开布告》持否定态度的基础之上，认为它是“隐瞒历史真相的一面之词”，“不足令人信服”。但是，我们从布告中除体会到石达开满腹哀怨之情外，看不到对洪秀全有多少指责、猜忌，这怎么能直接证明洪、石“互相猜忌”呢？所谓“一面之词”中未讲到的，就一定存在吗？逻辑上很难说通。其次《新释》引了《李秀成自述》中的一句话，作为“石达开也猜忌洪秀全”的根据，引文却删除“君臣而忌”几个字。李秀成的原话是：“翼王与主不和，君臣而忌，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这句话要细加分析。作为“天朝十□”中的一条，这是就石带兵出走的影响而言的，所以把“翼王”放在全句之首。下面“君臣而忌”主要是对洪秀全而言，意思是：洪与石是君臣关系，却对石疑忌，不信任，所以“翼起猜心”。猜心就是疑心。石第一次出走后洪就要杀他，当“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心欢说〔悦〕”之时，洪却产生了“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二王”，石达开怎能不提心吊胆，怎能不担心洪对他再露杀机？这时，在太平天国的文臣武将中，从资历、威望、指挥作战的能力来说，石达开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受到合朝拥戴。洪秀全对他不信用、疑忌，违背了众人意愿，损害了太平天国革命利益，他应承担石达开出走的主要责任。李秀成的话不能证明那种各打五十大板的论点。
我们注意到，在1857年6月27日，清安徽巡抚福济等人的一个奏折中有这样一句话：“又据六安州练总肖成德禀缴所获贼信，内有翼王私自出京誓不回去，并将来天京必定空虚等语”（咸丰七年闰五月初六日（1857年6月27日）《福济等奏金陵内讧请饬鄂赣相机防剿折》。）。这封被截获的信，就是6月12日（距石出走仅十天），太平天国六安州总制掌书陈凤曹写给他的上级六安州总制陈某的信。（信中有“翼王……私自出京，誓不回去”，“将来天京必定空虚”等），可兹对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231页。）。此信现在完好地保存下来，大概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反映石达开出走的最早、最可靠的文献资料。据信中所载，6月9日，石率部来到安徽省无为县西南九十里的黄姑闸，石的一名部下礼部赞书吕某与写信人陈凤曹恰好住在一处，吕对陈说：“翼王见天王疑忌实深，故私自出京，誓不回去”。这是事实真相的客观反映，证明石达开布告中“重重生疑忌”绝非杜撰，“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也非妄言。再证之《骆秉章奏》中“欲相加害，乃复拥众自雄”的话（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Ⅱ，786页。），不能不认为：石达开第二次出走是洪秀全所逼，为逃避可能发生的杀身之祸。当然，石达开所要承担的重大责任是客观上所造成的太平天国力量的分裂和削弱。
三
石达开第二次出走的最初行程是：1857年6月2日离京，3日由铜井渡江，9日经芜湖一带西行，12日到黄姑闸，16日离开安庆。在这半个月中，石率领多少人？离京时带走多少人？弄清这一点，对估计石达开出走所造成的后果不无意义。
《李秀成自述》说：“翼王将天朝之兵尽行带去”，“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
今人着作，众说纷纭。例如，有的说十万人（山东大学历史系等编《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有的说二十万人（徐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中国历史大事纪年》。），也有含糊其辞说“大批精锐军队”（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19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从情理上分析，石达开在离开天京时不可能一次带走数万甚至一、二十万军队。石出走是“私自出京”，是一次极秘密的行动，他只能带少量的卫队，悄然出城，轻装简从。所以当洪秀全发觉后，立即派人追赶时，已经晚了（咸丰七年五月二十五日（1857年6月16日）《何桂清奏通筹江南近日剿办情形片》。）。如若石带了数万以上的庞大军队出城，那浩浩荡荡的气势，岂不震动了整个天京城？怎么能把洪秀全蒙在鼓里？还谈得上“私自出城”吗？
《中兴别记》卷三三记载：五月“戊辰（1857年6月9日），贼伪翼王石达开率数千人，经芜湖上窜”（《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二册下，539页。）。
咸丰七年闰五月初六日福济等奏曰：“兹据无为州在籍教谕邾□等禀称，五月十八日（误，当在二十一日即公历6月12日前后——引者），石逆由金陵带其党与数千，道经该州前往上游”（咸丰七年闰五月初六日（1857年6月27日）《福济等奏金陵内讧请饬鄂赣相机防剿折》。）。
上引两个资料均作数千。清朝地方官员绝不会把数万以至一、二十万“敌人”报为数千。他们只可能是以少报多，而不能将多报少。因此，说石达开出走时带了几千人是可信的。
但离开天京后不久所达到的数字远远不止这些。随石一同出走的部下亲口说：“随后络续随翼王而出京者，官员兄弟约有五、七万人”（《太平天国文书汇编》231页。），这也是可信的。至于这些随后出京者是出于自愿追随，还是预先与石有约？无从查考，不能妄说。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被洪秀全派去追赶石达开的人，有的“乘势逃去”（咸丰七年五月二十五日（1857年6月16日）《何桂清奏通筹江南近日剿办情形片》。），“借追亡为名，中途均各远遁”（咸丰七年闰五月十一日（1857年7月2日）《德兴阿等奏石达开出走去向及洪秀全遣追邀留情形片》。），有的则加入了石的部队。这时天京城内似乎出现了一个背弃洪秀全、追随石达开的局面，以至清政府官员大喜过望：“洪逆孤立，江宁空虚，机会所乘，似不可失”（咸丰七年闰五月十五日《福济等奏石达开出走已往安徽尚无北上形迹折》。）。
总之，石第二次出走时带了几千人，加上以后出京追随的、追兵中归附的，至多在七万人左右。至于这次出走造成的严重影响，无需赘言了。
（资料来源：《历史档案》198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