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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永芳谍事考（2017年第4期）

李永芳是明朝第一位降清（后金）的边将。他的投降不仅使后金兵不血刃占领了抚顺，对明战争得以首战告捷；其后他又在后金国家建设，特别是对明谍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金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李永芳作为明朝抚顺所游击投降后金，随即被任命为三等副将，统辖收降的抚顺及东州、马跟单二城降民千户，仍如明制设大小官管理。
先是，努尔哈齐在事先给李永芳的劝降信中，称其“素多才智，识时务”，叮嘱李永芳：“尔乃博学聪明之人也。我已擢拔多人，以女妻之，结为亲家。况且对尔，岂有不超升尔原职，不与我一等大臣等并列豢养之理乎。”李永芳投诚后，努尔哈齐对于抚顺城归降人员及李永芳又予以特别关照。《满文老档》记载“俾自抚顺城来降之千户，未分其父子、兄弟，未离其夫妇。因战事而失散之兄弟、父子、夫妇、亲戚、家奴及一应器物，尽查还之。此外，再给以马、牛、奴仆、衣服、被褥、粮食等。又给牛一千头，以供食用。每户分给大母猪二口、犬四条、鸭五只、鸡十只，以供饲养，并给与器皿等一应物件。仍依明制，设大小官员，着交其原主游击李永芳管辖。努尔哈齐还将自己儿子阿巴泰之长女妻之，使李永芳成为“额驸”。
其后，努尔哈齐进军辽西诸城，李永芳则成为先导，重点在协助努尔哈齐说服、策反明军将领和搜集情报并参与重要战役的谋划。
明朝失掉抚顺后，集重兵围剿后金，企图一举歼灭之。据明人傅国《辽广实录》记载，当时明拟以12万大军分四路围剿后金。然而，四路大军远者相距七百里，近者也有二三百里，又皆先数月已暴露行期。当时努尔哈齐辖地幅员不过三百里，还不如明朝一个大县，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李永芳遂向努尔哈齐建言：“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努尔哈齐采纳了李永芳的建议，各个击破，以少胜多，在萨尔浒打了漂亮的歼灭战，改变了双方在辽东的军事态势。
李永芳对于后金国的建设，也多有建树。诸如，他先后受命驻守边境，到镇江（今丹东附近）招降汉人，举荐“贤人”。天命六年四月，他按照努尔哈齐命令“将明国所定诸项章典，俱缮文陈奏”；另将明辽东地方驻军、城堡、百姓情况及木匠、画匠匠役数目，具文奏报。不久，李永芳又与阿敦等“往沿边各堡，置官教民，设台放哨”。显然努尔哈齐对李永芳是颇为放手使用的。特别是在后金典章制度这样事关政权建设走向的重大战略问题上，让李永芳积极参与，显示了努尔哈齐对他的重用。萨尔浒之战后，后金与明王朝不仅战场上兵戎相见，在隐蔽战线的争斗也日趋复杂、尖锐。双方为获取情报、策反官员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期间，李永芳曾以极大的精力协助努尔哈齐从事情报工作和对明将领的策反，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策反明王朝将领及社会上层
策反是谍战的重要手段。谁策反成功，谁就能轻易占领城池，收编军队，并获取大量军事及生活物资。努尔哈齐在这方面颇为老道，尽可能招降明朝将领，为其所用。仅据《清史稿》记载，就曾先后在开原收降千总金玉和及王一屏、戴集贤、白奇策等；在广宁，成功策反孙德功、收降守备石廷柱、千总石天柱及石国柱兄弟等。其中，有的就是李永芳的杰作。
李永芳曾是明朝游击，对明军驻辽宁将领颇为熟悉。他多方利用旧关系，设法联系、沟通、乃至游说、劝降、策反，不仅直接了解明军状况，以利于战争角逐；更通过制造矛盾、瓦解对方，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使大局向有利于后金方面转化。现举若干实例。
天命六年三月，后金大举进军沈阳。《辽广实录》记载，李永芳此前与沈阳守将贺世贤早有联系，因贺世贤常吃空饷，受到前后经略熊廷弼、袁应泰怀疑，派人查其账目。贺世贤怕查出问题，急忙与李永芳联系，请后金来攻。三月“初六日，经略忽遣段同知展、陈同知朝辅往沈阳核贺世贤兵饷”，“授意按籍阅之”。贺世贤见二人真的按籍点阅，“益心望阳为檄兵各戍，不能卒至；款两同知别馆。谬为恭敬而数密请李永芳引虏亟入。曰‘救我、救我’。警烽急而核兵之役不讲自罢矣。连三日三请，而李永芳果以虏大入矣”。沈阳遂为后金所占。
以上关系贺世贤的记载，目前尚无定论。但《辽广实录》的作者傅国，当时作为明朝户部负责辽东饷项的官员，身当一线，为人较为质朴，所记不可轻易否认。也就是说，贺世贤在被查勘时，为避免丑事暴露，不惜引敌自救。李永芳遂得以乘机禀告努尔哈齐率军攻陷沈阳。
占领沈阳不久，明军大举增援，双方激战于浑河两岸。李永芳又事先收买明军炮手，使其得以用沈阳城内大炮转而轰击明朝援军。《山中闻见录》记载：“李永芳购炮手千金，以沈城大炮击川兵。”后金军乘机掩杀，致使明军大败。
其后，后金兵锋直指辽阳。李永芳又事先买通城内巨族为内应。据《钞本明实录?明熹宗实录》记载，后金攻辽阳城“又尽锐环攻，发炮与城中炮声相续。火药发，川兵多死。薄暮，丽谯火，贼已从小西门入，夷帜纷植矣。满城扰乱，守者皆鼠伏檐壁下，而民家多启扉张炬若有待，妇女亦盛饰迎门。或言辽阳巨族多通李永芳为内应；或言降夷教之也”。此外，当时明朝监军高出也指出：“辽沈相继陷没，以皆有内应也。辽人巨族通李永芳者百余家，约期举事”，即李永芳与辽阳巨族早有联系，经秘密沟通，成为后金攻陷辽阳的内应。
然而，策反是双方的事情。如果被策反方不认可，不可能成功。《山中闻见录》记载，天命三年七月，努尔哈齐率军攻清河，李永芳奉命到其城下，劝守将邹储贤降，但遭到断然拒绝。其后，李永芳在辽阳，受命策反被俘的辽东巡按御史张铨，被斥回。在广宁附近的西平堡策反副总兵罗一贵，也遭到拒绝。这也说明劝降、策反的难度。
李永芳策反的得意之作，是使明朝参将孙德功主动投诚并献出广宁。广宁为辽西重镇。明王朝丢掉广宁，清军就可长驱直入，叩打关门，逼近北京。为此，明廷任命熊廷弼为经略，王化贞为巡抚，集中兵力力保广宁，并企图一举歼灭努尔哈齐军事集团。然而，明廷气吞如虎的如意算盘却在努尔哈齐的精心谋划下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天命七年正月，当努尔哈齐挥军西进，直指广宁时，已探知明军经、抚不和，并派李永芳策反王化贞的心腹战将——中军游击孙德功。
其先，王化贞也想利用谍战，多次派人策反李永芳，企图使其为内应，以实现内外夹击。李永芳假意逢迎，“执其人并书以闻，上嘉奖，赐敕免死三次”。李永芳遂加紧策反，取得成功，《山中闻见录》称“孙得（德）功阴通永芳”。
二十二日，被王化贞委以守城重任的孙德功率先在城内制造混乱、散布金军即将入城消息，“欲生缚巡抚以为功，讹言敌已薄城，迎降者免死”，吓得王化贞只身先逃。孙德功遂封府库、火药，把守城门，控制广宁，以待金军入城。对于如此轻易得到辽西重镇广宁，连努尔哈齐自己都颇感意外。由此可见，李永芳在广宁之战中的策反，导演了谍战史上极为精彩的一幕。
（二）对明情报颇费心机
情报是谍战的重心和精华。谁能及时获取对方真实的情报，谁就能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则会陷于被动乃至失败。后金自努尔哈齐对明宣战以来，情报就成为其制胜的重要武器。李永芳及其属下的谍报队伍，则成为后金从事情报工作的一支有生力量。
李永芳依据努尔哈齐的要求，积极为后金政权建立情报队伍。他广泛利用各种社会和家庭关系，从事策反和情报工作。他多方布置眼线，有的派往城堡，有的在交易市场，有的到海陆交通要道，甚至直接派人到北京长期居住搜集情报。当时这些间谍均为秘密派遣，档案资料很难有明确记载，如果不被对方破获，将很难发现。正因为如此，笔者只在万历晚期和天启年间的实录以及明代官员的文字中，得以发现一些后金间谍被破获的记述。其中，以李永芳派遣和控制的记载为多。如据《钞本明实录》万历四十七年七月癸未记载，经略杨镐题奏：“沿途捉获奸细四名，有供李开芳自开原差侦铁沈若干兵者；有供奴酋造船甚多，将运载钩梯由河路攻城者。”
《钞本明实录》中明确记载与李永芳有关的这类材料很多，足以说明李永芳在为后金政权派遣间谍、搜集情报方面的工作和成就。该书中还有一起记载较为明晰的有关李永芳向明都城北京派遣间谍的内容，颇能看出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形。
《钞本明实录》天启六年三月甲辰记载：“北镇抚司许显纯具奸细武长春狱词：长春系李永芳之婿，又娶永芳中军赵一鹤女为妾。万历四十六年以催饷为名潜住京城。后辽阳失陷私回山海至觉华岛地方，遇契友今在奴酋下作都堂李玉山。玉山携带永芳银七百两，令长春在京探听，若有机会密将信息送到山东平度州陈一敬家，我与尔传去。长春又私进京冒顶故伯武以扬武举履历，要推守备，投周应元引见走部季应诚、李廷桂、李廷栋、薛应魁，指兵部说情，讲定谢礼一千四百两，见付四百五十两，貂皮、彩缎共作五十九两。后兵部果推守备。本下给与劄付。有不知名人知李（疑为“武”）长春冒官，挐讹诈银。季应诚等闻知，将前劄缴回兵部。讫长春又买娼妇李凤儿在杨美竹斜街马家房潜住，不觉对凤儿说出前情。长春因少盘费将李凤儿质与水户薛应魁家，当银八十两。薛应魁又将凤儿卖与乐妇梁氏家，得银一百五十两。长春出关。天启六年正月，奴贼攻围宁远，长春在宁远城内潜住，因袁兵道关防甚严，逃出进京，被东厂缉获。”
从这份供词来看，可以说明李永芳在向明王朝辖区派遣间谍方面是颇为尽心的。第一，他派遣的是自己的女婿，基本信得过、靠得住；第二，曾专门为间谍活动提供资金；第三，有专门的传递情报的渠道；第四，还试图将谍报人员打入明王朝政府；第五，武长春从万历四十六年到北京一直到天启六年被破获，长达九年之久。由此可见，他的派遣是成功的。尽管通过武长春获取情报的情况我们今天已难于知晓，但是其作用不容低估。
同时，这一案件之所以被明王朝破获，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武长春的暴露原因一是因为宁远防谍谨严；二是因为向情妇泄密说出实情。
明王朝对在北京抓到间谍武长春，极为兴奋。明廷当时将其作为一件大事处置。认为，在天子脚下，能破获如此案件，是“上赖宗社之神灵，下藉厂臣之忠智”，十分庆幸。天启皇帝专门下旨：将武长春“凌迟处死，首级号令各边”；又将与之勾结卖官的兵部官员全部处决。与此同时，缉获该案的锦衣卫东厂则受到重奖，特别是对当时主政的魏忠贤，称其“预发不轨之深谋，大挫积年之强虏，捷音虽报于边塞（当时，袁崇焕刚刚取得宁远大捷），胜算实出于庙堂”，特封魏忠贤的侄子“太子太保、左都督魏良卿为肃宁伯”，可谓不次超擢。
但是，所有这些李永芳对明情报的事迹，《清史稿》及《清史列传》中均没有记载。同时，尽管李永芳小心翼翼服务于后金政权，并不时向努尔哈齐贡献方物，但仍有不愉快、被痛斥、被羞辱乃至一度被革职的事件发生。由此可见，努尔哈齐对李永芳既放手使用，也存在戒心，怀疑他的忠诚。天命八年七月之后，李永芳在后金政治舞台上不再受到重用，直至皇太极执政才再次出山。这一切，反映了当时双方谍战的尖锐、复杂和诡异，也补充了李永芳历史上的若干史事。
作者简介
杨益茂，1948年生，天津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晚清史、台湾史及方志学。合着《中国近代史料学稿》《中国方志学纲要》《台湾——历史与现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