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衙门与洋务运动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总理衙门与洋务运动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总理衙门与洋务运动

1861年1月，清政府设立了主管外交和通商的中央机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派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文祥三人为该衙门“管理”大臣。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总理衙门又成为全国“洋务”中枢机构。在整个洋务运动中，总理衙门起了倡导于先、主持于内的作用。
一、洋务运动的策源地——倡导于先
鸦片战争使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睁开双眼看世界，他们已经隐约地感觉到古老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有史以来的巨大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给当时一切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中国人更深刻的刺激，在众多的爱国有识之士中，形成了一种“变局”的观念。“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一册，第41页。)，表明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应付“变局”、抵御“强敌”的出路在哪里？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搞资本主义近代化。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55页。)。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是历史的要求、时代的呼唤。
总理衙门一成立，奕䜣等人就上奏正式提出了“自强”的口号。他们明确指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在中外关系中，“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我国自强了，中外就可以彼此相安，并能够“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反之，我国一无所恃，各国侵略者就“难保无轻我之心”(《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卷15。)。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中国因兵备不足，只得偿付巨款使其退兵。日本的崛起和威胁，促使朝内外更多的官员加深对自强的认识，奕䜣等痛切检讨原因，并恳切地呼吁举国上下发奋图强。他们说，《北京条约》签订后，是中国力图振作的时机，当时“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有自强之言”，但是至今仍然没有自强之实，过去的创痛和耻辱，也几乎日久相忘。“及今亟事绸缪，已属补苴之计，至此仍虚准备，更无求艾之期。惟有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终，坚苦贞定”，才能实现自强，消弭外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卷51、卷64、卷46。)。
总理衙门所举起的“自强”旗帜，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而在洋务运动的整个进程中，总理衙门起到了总枢的作用。正如左宗棠所说的，“洋务关键，在南北洋通商大臣，而总理衙门揽其全局”(《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卷51、卷64、卷46。)。
洋务运动的发生发展是与总理衙门的倡导密不可分的。
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充分暴露了八旗绿营的腐朽无能。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洋务运动首先是从练兵开始的。总署初设，奕䜣等人就指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2。)不久又重申“自强以练兵为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卷15。)。他们本着历代封建王朝“强干弱枝”的原则，首先从选练八旗禁军和京营入手，于1861年创建了神机营，并拟定了京营练兵章程。1862年，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提议，总署决定在天津训练洋枪队，挑选京兵和天津地方弁兵，聘请英国军官训练。不久，经奕䜣奏准，沿海各地都仿照天津，延请外国教练，训练洋枪队。这样，原拟强化禁军的固本政策，扩大到沿海各地。除天津外，上海、宁波、福州、广州等地也都相继出现了用洋枪炮武装的“练军”。如果说沿海各口的“练军”是为了迎合“洋人”的需要，保护通商口岸不受太平军的进攻，那么“练军”推广直隶全省，则是以防御外侮为主要目的了。1863年夏，总署大臣薛焕上奏说：“京师直隶两处练兵，就目前陕西等处军务而论，实已不可稍缓。况夷人眈眈虎视，不能不豫为防范，未雨绸缪。果能饷有所出，将帅得人，数年之间，畿辅重地，军威大振。其时住京公使目睹富强，凡有干求之事，一经总理衙门开导，自必俯首听命，不致遇事为难，于外省亦多裨益。”(《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125页。)薛焕并且提出了直隶练军的具体规划，经奏准后先后由直隶总督刘长佑、曾国藩选练“直隶六军”。其间奕䜣等人还多次提出改进。继直隶之后，各省也陆续设有练军。到同治末年，除京师神机营和直隶六军外，吉林、盛京、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西、湖南、湖北、四川、河南、甘肃、山西等省都相继选练了数量不等的“练军”。光绪年间，黑龙江、安徽、广西、云南、贵州、新疆也都陆续设置了“练军”。清政府本来由兵部掌管全国兵制军事，但是主持“练军”的不是兵部，而是总理衙门。只是在有关“练军”的章程和饷项方面，兵部和户部参与筹议。这一时期的“练军”，与中国旧有军队的区别在于，它采用西方新式武器，聘请外国军官教练，以西式操典进行训练。这是我国军队近代化的发端。甲午战败，在思痛之余，总署又与各有关衙门及各地督抚认真商讨组建和训练新式陆军问题。总署大臣胡燏棻就是天津小站练兵的创始人。
练兵必须制器。总理衙门在鼓吹练兵的同时，也提出仿造西式枪炮及购造兵轮船。在筹设总署之际，奕䜣等人就在筹画办理购买并仿造外洋船炮。总署设立后，奕䜣立即奏请雇募洋人在上海制造，并请命曾国藩、薛焕办理。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师夷之长技”的先声，也是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不久，他又建议在天津设机器局，1862年还向清廷提出，通令各省认真学习外国制造武器之法。奕䜣等人认为：练兵以制器为先，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是由于“无制胜之器”，人们只知道西洋各国恃船坚炮利横行海外，而对于“船之何以坚，与炮之何以利，则置焉弗讲”，即使有人留心此事，也因外人秘而不授，难以有所成效(《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卷15。)。他们提出，应该利用外国乐意向中国出售武器船炮的时机，将西方各种机械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卷15。)。本着这种认识，总署主张在全国各地设立机器制造局等军事工业。总署大臣对他们在练兵、制器方面的倡导作用引以自豪。奕䜣说：练兵、筹饷等，“并非臣衙门本职，而毅然为之，所定章程，悉皆破格吁求恩允，期在必成。凡力所能及，有益于战事者，无不随时筹划，以冀一日之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卷51、卷64、卷46。)。
洋务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的全新事业，没有大批掌握近代知识的新型人才是不可能开展起来和取得成效的。奕䜣等人很早就意识到培养新型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总署所创办的同文馆，固然主要是培养为外交服务的翻译，但同时也是为通晓外国情形及了解外国技艺而储备人才。1866年总署奏设天文算学馆，是试图培养高级新型科学人才的发端。总署大臣认为，外国制造机器、船炮，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中国虽已设立工厂制造武器、轮船，但“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仍无裨于实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卷51、卷64、卷46。)。讲求制造必须研究算学，而学习算学又必须聘西人为师，因为“苟不藉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窃恐师心自用，徒费钱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卷51、卷64、卷46。)，仍然毫无实际。他们提出天文算学馆的学生专取正途人员，包括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京内外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的官员、举人，以及恩、拔、副、岁、优贡，和由此出身的人员。挑选科举正途出身的封建官员和士大夫，向“洋人”教师学习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是一种带有革命性的大胆举动，无疑是给陈旧科举制和腐朽士大夫阶层的死水潭中投入了一块巨石。这一计划，由于封建顽固派的疯狂抵制，虽然未能大力推行，但却体现了总理衙门把中国封建知识分子改造成为中西学结合的近代知识分子的良好愿望，它的重大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总署大臣甘冒“以夷变夏”的大不韪，提出了不以学西人为耻，而以不如西人为耻的论点，把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向先进国家虚心学习的态度结合起来。奕䜣等人曾满怀信心地期望：“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以下，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卷51、卷64、卷46。)这表明他们对于中华民族的振兴是有信心的。
对于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总署也早就有所考虑。1863年奕䜣等人曾表示，外国造炮制船的技艺，确实比中国精妙，中国既购买外国船炮，又聘请外人来华教习，如果办理不当，流弊很多，不如我国自行“派员带人分往外国学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卷15。)。1864年奕䜣在私下提出派人去外国，亲历各厂学习，以求更直接地了解和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次年，总署又与李鸿章函商派八旗兵弁往西方各国学习机器制造技术之事。但是由于人员难选，经费难筹，更由于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清政府办事的因循拖沓，派遣人员出国学习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变成现实。
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的发端和轮船招商局的创办，总署也曾参与筹画。1864年总署曾两次行文南洋通商大臣、江苏巡抚李鸿章：“中外商民，买卖轮船，由官给照之议，原系隐防弊端，亦实欲潜探底蕴，如华商置此等船只，中国水手觊其身工，能就洋人微窥用炭用水之秘，由此入门，似亦一法，惟阁下图之。”(《海防档》机器局（一），第6页。)表示赞同丁日昌的意见，华商购买轮船，由富裕华商出具连环保结，由地方官给照。并指示此事统由李鸿章主持办理。其后，总署又与曾国藩、李鸿章往返函商，讨论中国沿海航运和轮船招商设局的问题，提出不少意见和建议。正如总署大臣所宣称的：“轮船招商一节，自同治六年曾文正即建是论，本衙门亦经与议。”(《海防档》购买船炮（三），第927页。)至于电线、开矿、铁路等，总署最初谬于成见，不愿创办实行，但到70年代中期以后，在形势的推动下，也逐渐改变了态度，积极倡导实行。
二、洋务运动的总枢——主持于内
总理衙门对于洋务运动，更主要地还是主持于内。全国各地一切有关洋务的情报，都汇集于总署，又从这里向全国各地发出指示，进行指导。总理衙门发挥了作为洋务运动总枢的作用。无论练兵、制器，还是购船炮、筹海防，以及开学堂、派留学生等等，都由总署在京师主持。奕䜣、文祥在主持朝政期间，对内外局势有着与曾、左、李等地方派一致的看法，曾再三引为同道。，他们以“自强”为己任，对各项洋务事业极力支持，不为浮议所动摇。奕䜣一贯主张，京师与地方，上下一心，内外一气，实力坚持，以图自强。在当时，朝中积极倡导和支持开展洋务运动的，也只有以奕䜣为首的几名总署大臣而已。洋务运动能够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主要得力于总署的主持。
1861年曾国藩奏请“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奕䜣等人在遵旨议复时，明确表示支持，请命上海等地尽快实行。1864年总署与李鸿章函商设厂造船问题，赞同李鸿章、丁日昌所提出的在上海筹建江南制造局的意见。总署在信中指出，丁日昌的密禀，识议宏远，洞见症结，“实能宣本衙门未宣之隐”；而李鸿章所议设立船厂，以广购机器为第一义，精求洋匠为第二义，从此入手，“尤为切中机宜”(《海防档》机器局（一），第6页。)，并希望认真讲求驾驶轮船的方法。1866年左宗棠奏请在福州设立船厂，总署在写给左宗棠的信中，称赞他“砥柱中流，留心时事”，表示造船事业“无论若何为难总期志在必行，行则必成”，展望“将来举办成功，实足以震慑中外”，并互勉“不致因外国稍有阻挠，致形松懈”(《海防档》福州船厂（一），第15—16页。)。还对一些具体事宜提出了有益的意见。在预筹中英修约时（1868年），关于机器开矿一条，多数疆吏表示反对，仅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主张官办煤矿，采用西法进行开采。总署在最后确定与英使谈判方案时，采纳了曾、李、沈的意见，由此奠定了清政府矿业政策的基础。其后在基隆、开平煤矿的创办过程中，以及国产煤炭减税问题上，总署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1871年曾国藩、李鸿章奏请选派学童赴美留学，总署在奉旨复议时，对此表示完全的赞同。总署指出，西人长技在制器，从耕织器具到军火舟车，无不极尽巧妙，而根本则在于自然科学的发达。近年来中国虽然设立了一些工厂制造船炮，并设置了天文算学馆培养学生，但这些“仅得偏端，未窥全体”，“现欲取彼所长，以补我之所短，自非选材前往，未易得其要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3、卷10、卷21。)。此事由于总署的有力支持，很快获得清廷批准，顺利施行。后来沈葆桢请派福州船厂学生赴英、法学习造船和驾驶、李鸿章挑选兵弁赴欧洲学习军事，也都由总署议准举办。
洋务运动兴起后，奕䜣等人极力把它引向深入和推向全国。1862年清廷根据总署的建议，谕令各地大吏学习制造西式武器，共图自强。1864年总署奏派京师火器营48名弁兵，赴江苏李鸿章处学习制造炸弹及各种军火机器。奕䜣并建议，京营学成之后，可以推广各省驻防旗兵学制，认为“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卷15。)，不可坐失良机。1866年总署又奏准设立天津机器局，并委托赫德采办部分机器。同治初年总署还主持购买英国船只，力图组建中国自己的近代海军舰队。总署很早就认识到引进工作母机的重要性，并积极指导各机器局购置。奕䜣曾奏报说：“制器之器，中国所作者，一时不能如法，现亦设法购求，以期一体学制。”(《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卷15。)对于同文馆，总署也有推行全国的意图，1863年奕䜣提出：同文馆“若各海口均能一律照行，数年之后，各省精熟西文之人必多”，自总署到各通商口岸，都配备同文馆毕业生，对于外交通商一定大有益处。(《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卷15。)
晚清史上，财政紧张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因而洋务运动始终受着经费紧缺的困扰。各种洋务事业，无论是新式军队的训练、海防舰队的筹建，还是军事工厂的发展、民用企业的创办，无不因经费缺乏而大受牵制。而封建顽固派和一批“清流”言官，也每每借口办洋务耗费资财而加以责难。在这一问题上，总署总是尽心竭力，大力支持，屡屡上奏请拨洋务经费。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企业的创办续办经费、光绪年间的海防经费等，都是总署会同户部指拨，其中自以总署的意见为重。同治后期，福州船厂因经费紧张，曾一度有难以为继之叹。为减轻船厂养船费用，并加强沿海各省防务，总署分别函咨南北洋大臣及沿海各省疆吏，请他们调拨购用福州船厂所造兵船。这种方法实行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船厂的困难。
总理衙门对于洋务运动的主持作用，还在于当洋务事业受到封建顽固派的阻挠攻击时，它以处于中央政府的政治地位予以有力的抵制，从而保护洋务运动的开展。特别是恭亲王奕䜣，初以议政王的崇高地位，掌军机处和总署两机构，内政外交，一身任之，对洋务运动的倡导和推动起了重大的作用。天文算学馆是总署顶着顽固派的激烈反对而创办的，造船、开矿、铁路也无不是在批驳了顽固派的訾议之后，才发展起来。1867年，继左宗棠任闽浙总督的吴棠对福州船政局横加掣肘，使船政大臣沈葆桢难以工作，沈、左先后向总署陈述原委，请予支持。不久，总署在一天之内致函沈葆桢、左宗棠和福州将军英桂，对沈葆桢和船政局表示安慰和支持。总署在致沈葆桢的信中说：朝廷不惜重资，设厂造船力求转弱为强，志在必成，“断不因偶有阻挠，致垂成之功败于中止。阁下膺兹重寄，总以不负委任为第一要义，断不可因臣下偶尔芥蒂，隳国家殷殷嘱咐之意”。劝勉他“纵旁观浮议横生，诸多牵制，阁下总以大局为重，勿存疑虑之见，勿生退阻之心”(《海防档》福州船厂（一），第103—104、101、102—103页。)。致左宗棠的信函则重申，船政之事，“断不因一二浮言，致生摇惑”，请他密劝沈葆桢“务以委寄为重”(《海防档》福州船厂（一），第103—104、101、102—103页。)。面写给英桂的信，则明确肯定沈葆桢对福州船厂的贡献，指出吴棠对造船“诸多作难”是置国家公事于不顾，“因意见不合，遂阴为掣肘，是因一人而隳全功”(《海防档》福州船厂（一），第103—104、101、102—103页。)，其咎难辞。总署希望英桂对船政妥为照料，并调处沈、吴关系，“喻以国事为重，一归同德同心”(《海防档》福州船厂（一），第103—104、101、102—103页。)。一个月后，吴棠被调离，改任对洋务运动持较积极态度的马新贻为闽浙总督。这一人事变动，显然与奕䜣的意见有关。1872年御史宋晋奏称闽、沪两船厂耗费无功，轮船不切实用，而且已与各国签订条约，制造兵船易启猜嫌，请停止造船。廷谕发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人议复。不久，他们先后奏复，慷慨陈述船政是国家自强的长远大计，造船万不可停，船费万不可裁。接着总署大臣遵旨作最后的议复。奕䜣、文祥等人明确表示坚决支持曾、左、李、沈的意见，指出：“朝廷行政用人，自强之要，固自有在，然武备亦不可不讲。制于人而不思制人之法与御寇之方，尤非谋国之道。虽将来能否临敌致胜，未能预期，惟时际艰难，只有弃我之短，取彼之长，精益求精，以冀渐有进境。不可惑于浮言，浅尝辄止。”(《海防档》福州船厂（二），第385页。)由于总署的主持，船厂得以继续开办。
洋务运动既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习西方的运动，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和“洋人”发生很多交往：训练军队须请外国教官、开办同文馆和新式学堂须请外国教习、创办工厂开矿须聘雇外国工程技术人员。这是经济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学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不是什么买办性的问题。总理衙门作为主持洋务运动的总枢，它在借用“洋员”的问题上，基本上坚持了“权自我操”的原则。
“洋枪队”和“练军”刚在沿海各通商口岸出现，总署就及时地提出了防止外国干预中国军权的问题。1862年奕䜣上奏认为：“洋人教练我兵，弊不于演习之时，弊实于临敌指挥，即为此军之将”，“洋人之骄蹇日形，实为势所必至”。因而提出：“中国教演洋枪队伍，练兵必先练将，实为此中紧要关键。”能够练将，使兵与将联为一气，将来就用中国之将统率中国之兵，聘洋人教练军队，“止膺教习之任，并不分将帅之权”，“统带不可久假外人”，以免日久弊生。各地筹议练兵时，应先与外国领事官员、军事教练等“申明此议”，然后才能举行。同时又奏请谕命沿海各地练兵大臣，挑选公正干练的武官管带训练，“务令兵将同心练习，共尽洋人所长，庶可收操纵之权，而化把持之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3、卷10、卷21。)，以达到强兵振国的目的。总署多次向李鸿章、薛焕等发出信函，指示所练之兵，“操演归中国官弁统带，进剿亦必听中国号令指挥，方不致滋流弊”(《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3、卷10、卷21。)。1863年初，总署委托赫德、李泰国在英购买的七艘军舰将离英赴华，奕䜣等迅即咨明曾国藩、李鸿章，嘱其预派水勇和统带官员，“一俟船到上海，即可随同该国来弁学习驾驶，并讲求一切制造之法。”并反复申明：“所最要者，在我须勤为学习，速得其法，庶不致日久为洋人把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卷15。)是年秋，在商议退卖这支所谓“阿思本舰队”时，总署大臣指出：“臣等原议船中所用外国人，不过令其教练枪炮行驶轮船之法，而兵权仍操自中国，不至授人以柄。”(《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3、卷10、卷21。)实际上，正是由于英国想通过李泰国、阿思本来控制中国的海军海防，而总署及曾国藩、李鸿章等则坚持中国军权自主的原则，因此才导致了这支舰队的“流产”。这件事对洋务派们是个不小的刺激，加速了他们创设船厂、自造轮船的步伐。
对于我国举办的各类洋务企业，总署一贯主张牢牢抓住管理权，并尽快掌握技术权。当左宗棠创办福州船厂时，总署向他建议，必须选派精明强干熟悉洋务的官员监造，尽快学会外人制造驾驶轮船的技术，“无论若何为难，总期志在必行，行则必成，中国既可收自强之效，外族亦可免觊觎之心”(《海防档》福州船厂（一），第15—16页。)。上海、天津等地的机器局建成开工后，总署一再指示各局，要求中国人员认真向西方技术人员学习，逐步达到自行设计自行制造，“在我可收临敌无穷之用，在彼不致有临时挟制之虞”。“总期力求实效，尽得西人之妙，庶取求由我，彼族不能擅其长；操纵有资，外侮莫由肆其焰”(《洋务运动》，第四册，第231—232页。)。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总署反复强调，企业中必须中国自操其权，指出向外国人学习的原则是“用外国人而不致授外国人以柄，用中国人而能使渐窥外国人之秘，而又不致启外国人之疑”(《海防档》机器局（一），第6页。)。70年代初，总署与曾、李函商创办轮船招商局。总署认为，中国自办轮船，收回权利，外人必来阻挠，应当坚持定见，并且尽量不用“洋人”。
自同治初年起，西方各国驻华公使领事和外商就不断向总署和沿海地方官员提出在我国设电线、修铁路、开矿山的要求，个别英商甚至擅自举办。对此，总署多次照会各国公使，拒绝他们的要求，声明待时机成熟后，中国将自行举办这些事业。同时咨会沿海各督抚，严禁外商在中国领土上私自设电线、筑铁路。后来对于外人谋图染指我国矿产的活动，也曾多次干预，使他们的企图落空。
总署在洋务运动中坚持权自我操的原则，无疑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扩大在华侵略的有力抵制，确保了清政府对各项洋务事业的控制和主权。
三、对中国近代化的双重作用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第一步，是对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继承和实践。在资本主义浪潮席卷世界的历史条件下，落后国家和民族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内一些学者把洋务运动看作是“一次地主阶级进行垂死挣扎的自救运动”，笔者则认为：洋务运动既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自救运动，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自救运动。在19世纪下半叶，面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的中华民族，舍弃学西方、办洋务，能有什么更好的出路呢？当着洋务派大肆购买船炮、练兵制器的时候，处于清政府对立面的太平天国农民军也在极力地购造洋枪洋炮，用西式武器装备自己。这决非用机械的阶级观点所能解释，而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落后民族要想避免灭亡的命运，就必须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使用西洋枪炮不过是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先导。爱国的中国人是从两次失败了的鸦片战争之后才逐步睁开双眼认识世界的，他们最直观切近而又最深刻痛彻的，就是英法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他们认为西人的长技就在于此，而我国之受欺侮也在于此，因而“师夷长技”就是购造船炮，使敌人失其所恃，而我有所凭依。虽然洋务运动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也适时地提出了“求富”和“商战”的口号，但是“求富”是为“求强”服务的，洋务派始终都把“强兵”作为中心任务。自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中华民族在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奴役下，遭受到接连不断的侵略和屈辱，列强们所凭借的就是他们有军事优势。“在这种时候，一切有政治觉悟的中国人最关心的始终是军事实力问题。”(（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中译本），红旗出版社，1987年，北京。)洋务运动从军事入手，并且始终把军事放在首位，正是以此作为历史背景的，这也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显着特点。上两节概要地阐述了总理衙门在洋务运动中所起的总枢作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它是有功于中国近代化的。
然而，这只是事务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洋务运动所取得的成果极其有限，中国的近代化并未实现，“自强”的美好愿望也没有在洋务派手中变为现实，总理衙门作为指导全国洋务运动的首脑机关，它在认识和措置方面的局限与失误，也是需要加以分析和探讨的。
首先，是对全国的洋务事业没有全面统一的规划。
洋务运动的展开，虽然含有洋务派某种程度的自觉性，但总的看，却一直没有消除被迫的心态，也一直没有改变被动的局面。因此，洋务运动始终是穷于应付，急则治标，没有对各项事业进行认真周密的考虑和统一的全盘规划。练兵是洋务运动的中心，各地洋务派议论纷纭，其中也有一些好的建议。而负责主持练兵的总署则仅限于一般的提倡，既没有制订象样的方案，也没有汇集各种意见统筹规划，听任各地自行其事。19世纪中叶，作为清政府国家经制兵的八旗、绿营都已衰败不堪，完全丧失了保卫国家疆土的能力。每遇战事，清廷便命令各省临时募集勇营，仓促上阵应敌。对于整个清朝军队，只有加以彻底的改造，才能担负起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国家安全的责任。这包括：改革兵役制、实行军警分途、建立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系统、改革训练方式和军饷制度、更新武器装备、改善通信联络和供给系统、划分军事区域等等。而实际上，洋务运动中的“练军”对上述诸端都没有多大变化，却是各省督抚各自为政。其结果，只是加强了地方督抚们的实力，为近代军阀的产生种下了祸根，整个清军的战斗力则提高不大，甲午战争中，清军海陆俱败，就是洋务运动三十余年练兵“成果”的最好验证。洋务运动的另一重要内容购造各种武器船炮，也是由各省督抚自行办理。购买的枪炮，型制不同，口径各异，制造的武器也是种类繁杂、规格混乱，没有实行近代工业不可缺少的标准化。大的军工企业又大都设在通商口岸和省城，布局不合理。其结果，致使清军装备成为各种中西武器的大杂烩，严重影响了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同时也给以后军工企业的发展、改造留下很大困难。军工企业的不合理布局，一方面使其经济效益低下，另一方面使得中国的主要军事工业基地始终处于外国侵略者的炮口之下。
其二，是过于注重军事而忽略经济，注重军事工业而忽略民用工业。
总署大臣都缺乏近代的经济理论素养，他们不了解军事工业只是整个工业体系中的一部分，没有发达的全国工业体系，也不可能有先进的军事工业。他们一方面对造炮制船采取积极的态度，另一方面却对开矿山、设电线、筑铁路不热心，消极观望。终清之世，中国的重工业十分薄弱，在这样的基础上，怎么可能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工业呢？
其三，是在一些敏感问题上不敢发端，怕触动旧制，对地方洋务派的某些大胆提议不敢支持，甚至在顽固势力的压力下退步。
向外国派遣留学生一事，同治初年总署就认识到很有必要，并曾与李鸿章往返函商。当时的困难是择人不易，但如果积极创造条件，也并非不能办到。然而此事却一拖十年，总署始终不敢发其端，要等曾国藩、李鸿章奏请举办，总署再出面支持。1881年，由于封建顽固派对留美学生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十分不满，大肆攻击留学事务，总署迫于压力竟奏请中途撤回全部留美学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倒退行为。同光两朝，有识之士对陈腐的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指摘无遗。李鸿章、丁日昌、沈葆桢等人先后提出改良意见，建议增设新科、特科，考选有用人才，而总署对此则不置一词。这样一个近代化的重要问题，直到戊戌变法时才提出解决。修筑铁路关乎国计民生，又利于行军转运，是推动国民经济近代化的关键项目，自60年代初有外人提议此事起，总署一直坚辞固拒。1880年刘铭传、李鸿章奏请大规模地修建铁路，封建顽固派群起反对，而总署诸臣，包括奕䜣在内，都缄口不言，既不敢表示支持，更不敢出面主持，此事便不了了之。究其原因，一是自身思想认识的落后，二是对封建顽固势力的畏惧。特别是奕䜣，在屡受慈禧斥责之后，锐气渐消，任事不能如初。其余总署大臣在舆论的攻劾之下，更是小心翼翼，唯恐动辄得咎。这就使得总署在许多洋务问题上，讨论多而实施少，弥缝补苴多而锐意改革少，甚至是进两步退一步，就地徘徊。
其四，是未能彻底坚持“权自我操”的原则。
最为突出的是在海关税务司的人员配置上，正是由于总署的支持，才使李泰国、赫德等人长期把持中国总税务司的大权，各口海关税务司之职也全由外国人担任。总署惑于赫德控制下的中国海关洋税逐年增加，对其倍加信任，对外人担任税务司的危害缺乏足够的认识，并且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要挟和讹诈，从而导致中国的海关和关税长期掌握在外人手中。后来，英国就把独占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职视作其固有的侵略特权之一。这使中国主权受到极大的侵害。由于清政府的财政收入越来越依赖海关税收，总税务司赫德不仅在经济上控制着清政府，而且在政治上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外交、军事、洋务、教育，各个领域都有他插手，他实际上成为清政府特别是总署的高级顾问。
其五，是完全以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为目标，只着意于军事上的些许改良和经济上的点滴进步，而完全拒绝在政治上进行任何改革。
四十年间，总署没有提出任何政治上改革的意见。这显示出洋务运动内部隐含着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就是它所逐步采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它所坚持维护的封建专制制度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近代化是一个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意识的综合系统工程，三者互相影响又互相制约。纵然经济是政治制度和思想意识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政治体制和思想意识的变革，经济基础的更大改革和进步也是不可能的。总署大臣及地方洋务派官僚只在军事和经济方面蹒跚地进进退退，而在政治制度改革问题上则顽固地止步不前。他们所搞的只是极其有限的近代化，而根本不可能引导中国达到真正的完全的近代化。
概括以上论述，可以得出结论说：总理衙门对于中国的近代化起了双重的作用，一方面是倡导和促进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因其坚持不力和不肯迈出政治改革的步伐而产生的延缓和阻滞的作用。
（资料来源：《河北学刊》1994年第1期）window.variablesForComment={"IsNeedLogin":true,"isDisplayCommentButton":true,"Prefix":"/","FrontAppContext":"http://www.historychina.net/history/","ContentID":357967,"CatalogID":15785,"CommitUrl":"http://www.historychina.net/history/comment/commit","CommentListUrl":"http://www.historychina.net/history/comment/list?ContentID=357967&SiteID=21&CatalogID=15785","PersonTotal":0,"CommentTotal":0,"CommentStartTime":"","CommentEndTime":"","Catalog_ContentType":"Article","CheckDisplay":"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