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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乾隆朝的粥赈制度(2016年第15期)
在古代社会，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大涝、大旱、冰雹等自然灾害极易造成粮食的歉收或大幅减产， 产生了大量的饥民和流民，成为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救济灾民。粥赈又称赈粥、煮赈，是指官府富户在固定区域，设厂煮粥，赈济灾民或饥民的一种救灾方式。因其简单易行、见效快，粥赈在赈灾及济贫缓饥中产生了积极效果。清代的粥赈制度历经顺、康、雍三朝的发展，至乾隆朝趋于完善。粥赈作为饥荒中常用的临时性散赈措施，不受赈济条规的限制，其钱粮数额及时间、期限可随灾情轻重、灾民多寡而调整，既赈灾民，也赈穷民甚至乞丐。
（一）顺、康时期清代粥赈制度的初步恢复及重建。此时，粥粮标准、粥赈时间等多沿明制，在清初战乱及荒赈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顺治年间，粥赈被作为赈济饥民、收揽民心的主要措施，尤其水旱蝗灾后，官府及民间富户仿明制煮粥赈饥，但多临时设立，亦无常制。康熙朝开始初建粥赈制度，康熙二十八年（1689）规定粥赈期限为三个月，灾情严重时实行展赈，赈期延长两月，官员须亲自到厂赈济。三十五年规定每年十月开始粥赈，岁终截止，据饥民情况可适当延长赈期。四十三年增加粥厂（也称饭厂）数量。康熙年间，农村粥赈开始恢复，并总结出分散设置粥厂的经验，对清代粥赈制度的建立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雍正朝对煮粥期限及粥厂位置作了明确规定，粥赈制度建设初步完成并趋于定型。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按口煮赈，估算及统计饥民人口，出粮煮粥，在最大范围内救济饥民。二是初步确定粥赈期限，根据饥民常于秋冬青黄不接之际逃荒的规律，将粥赈开始时间定为每年十月初一日，止于次年三月二十日，期限从康熙时的一至三个月延长到了五至六个月，还可据灾情再延长一个月，酌情增加银米数额。三是据灾荒及饥民的实情增加粥厂及粥粮。四是规定赈厂的位置及距离，近城设粥厂，乡村设让灾民按月领米的米厂。雍正六年（1728）规定，粥厂设在近城之地，乡村米厂相距二十里。乾隆朝据各地灾荒的具体情况，对粥赈期限做出相应调整，对赈厂数量及厂址选择、人员的遴选与奖惩，领粥、食粥顺序及方法等作了详细规定。
（一）据灾情延长粥赈期限。乾隆元年（1736），将十月初一日起赈，三月二十日截止的粥赈期限作为基本制度固定下来，在具体实践中则据实际情况机动调整，标志着清代粥赈制度进入成熟期。煮粥期限延长、粥粮增加，反映出在社会繁荣、政局稳定时期，统治者对民生的关注。
（二）规制粥赈地点及数额。乾隆朝沿用雍正六年近城之地设粥厂、乡村每二十里设米厂，按月领米等制度的同时规定，乡村也设粥厂让附近饥民领粥，离厂较远者则折给米粮，五日领米一次；厂址须选在宽敞的庙廊屋宇之下，州县乡村粥厂选在集镇及大村庄里。为避免饥民聚集引发事端或瘟疫，又增设粥厂，大州县设厂数百、小州县设厂百余，每厂饥民最多不能超过百人。还规定了米粮、柴薪的数额，在饥荒严重时实行展赈。粥厂据饥民数量出米煮粥，一千人日领米三四石，分五次煮成，饥民到厂后进入固定位置等待领粥。
（三）确立领粥流程。为防止拥挤、哄抢及其他意外事故，给饥民发放筹签及粥票，凭签、票按序领粥。男女分队，按先女后男、先残废老弱后少壮的顺序持签领粥；农村饥民在勘灾后发给印票，凭票按月、日领米领粥，每领一次，加盖印记，外出逃荒回乡的饥民也发赈。为避免久饥之人过量吃粥、吃热粥致死，于粥锅旁张贴布告，令人唱歌提醒，彰显了传统荒政中的人性化特点。
（四）严明粥赈吏治。慎选粥厂负责人，以忠厚老实、稳重善良者任粥长；奖励及犒劳尽心效力之人，给予其冠带匾额或物质奖赏；官员须亲自散粥，都察院官亲临监察。
（五）确立官粥为主、民粥为辅的制度。官方粥厂是清前期粥赈的主力，但官府力量毕竟有限，朝廷就通过颁发各种旌奖，鼓励、劝喻民间士绅富户煮粥赈饥。为便民就食，官府在固定地区时间开赈；私人粥赈不限时间地点，在公共场合、私人宅院施赈，或担粥四出行走，见饥即赈，使不能赶到粥厂的饥民得到救济。形成官厂（饭厂、米厂）在交通要道及城市墟镇等人群易集之所、私人粥赈散于穷乡僻村的格局，呈现出官赈为主、民赈为辅的粥赈态势。乾隆朝相对完善的粥赈制度在灾荒赈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具体实行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影响了粥赈效果，而监督机制不够完善也从侧面反映了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
（一）赈粥的积极效果
首先粥赈在救荒拯饥、活民济民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实践中不断改良、延续善法以广救灾活命之功效，成为了乾隆朝粥赈的根本宗旨，饥民藉之得以苟延性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灾后重建及经济恢复的人力。
其次，及时救济、安抚饥民，减少了流民数量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动乱。施粥虽是权宜之计，却缓解了饥民的生存危机，使其不至于铤而走险，稳定了灾区局势，避免了大量饥民涌入城市造成的治安、卫生及生存压力。
再次，促使义赈力量兴起。官府鼓励私人粥赈，富民绅商举办的民间粥赈在政府力量不及之区、存粮不敷之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矜奖鼓励了私人救济的发展，民间赈济力量不断增强，到晚清时各地义赈会纷纷兴起。
（二）乾隆朝粥赈制度的缺陷
首先，贪腐影响了施赈效果，官府大失民心。不法官吏克扣、侵吞粥赈钱粮后，为了蒙混过关，就在粥中掺石灰、拌糠稗、掺沙、掺水；或私换粥粮，以次换好，以霉变腐败之粮抵换赈粮，饥民食粥后大批死亡，既达不到粥赈活民的初衷，也败坏了官府的诚信及威望。粥厂雇用厂役时，不少官吏借机安插亲信，人浮于事，夫役开销甚至多于散粥赈米的费用，粥赈变成了胥吏贪污腐化的巧途。另外，监察形同虚设，胥吏煮粥有官员监督，却无人监管官员，吏役克扣米粮时，官员可以制裁，官员吞没粮米，衙役却不敢问津。
其次，管理不善导致饥民闹赈，促生了严苛的粥赈法制，产生了消极的社会影响。因饥民多粥厂少，或对饥民数量估计不足，使赈粥不能周遍所有饥民，一些地区赈粮被胥吏贪污后甚至无粮煮粥。因具体操作中管理失当，出现冒领及缺领、重领，为防冒领，规定迟到者例不发粥，致使饥民哄闹赈厂的事件屡屡发生。为防止闹赈，制定了更严厉的制裁法制，乾隆十三年规定闹赈者斩立决。官府不处罚贪污及管理无方的官吏，反而制裁饥民，对被救济的弱势群体处以极刑，使民怨加剧，暴露了传统专制体制下官本位及法制面前官民不平等的制度缺陷。
第三，粥厂管理无方导致饥民大量死亡，社会影响恶劣。粥厂饥民死亡主要有三种：饿死、食粥后胀死或病死、疾疫流行致死，有“粥赈活者二三，死者十六七”之说。饥民为赶到粥厂往返奔波，大批饥饿之人因虚弱、拥挤践踏而死，有的勉强支持到厂，挨不到领粥就冻饿而死，老弱病残者领粥就更不易。即使得粥，粥赈胥吏不宣喻劝解，也致饥民大批死亡，如人长期饥饿，肠胃萎缩，突然得粥，进食过多，撑破肚肠而死；新锅杂质及毒素较多，清洗及除毒除污不力，急切煮粥饲民，死者众多；饥民急食热粥，致胃肠膜破损而死者比比皆是。此外，饥民聚集粥厂，无卫生防疫措施，常引发瘟疫。
第四，粥赈区域分布不均，粥厂位置重京城及其附近州县与城镇，忽视饥民众多、地域广大的乡村。粥厂在京城及其附近州县多于各省地方，省府城镇多于州县村寨，分布格局呈现出极不均衡的态势，暴露了统治者重京畿、轻地方的灾赈观念。同时，粥厂位于城镇，饥民大量涌入，给社会治安、粮食供应、医疗卫生等带来了巨大冲击。
第五，粥赈对中国传统的社会心理产生了消极影响，饥民养成了依赖官府及民间救济的惰性心理。饥民在一次次饥荒中靠无偿赈济渡过危机，养成了依赖的行为习惯，强化了坐等外援的心理期待，这种“等”“靠”“要”的饥荒救济模式，泯灭了灾民奋发自救的思想，淡化了以自我力量积极主动救灾的行动。饥民习惯性依赖皇帝和官府“恩典”的救助钱粮，倘若官吏贪残，赈济便有名无实，皇帝就会成为失败政策的替罪羊而丧失民心，这对中国传统社会公共心理及王朝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乾隆朝延长粥赈期限、增加粥厂及粥粮，活民无算，成为乾隆盛世的重要表征。但制度离开了有效监管就会流于形式，本来规定官员必须亲自散粥、都察院堂官及御史亲临督察，但实际上形同虚设。粥赈官员利用制度的疏漏，极尽所能地贪污粥赈钱粮，吏治的腐败与制度条文形成了极大反差，制度在实践中发生了严重背离。监管机制的缺陷使制度沦为官吏贪污腐化的合法外衣，酝酿了其后更深层次的赈灾弊端及社会危机。
作者简介
周琼，女，1968年生，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教授，从事环境史、灾荒史、地方民族史及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