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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崇俭戒奢的康熙帝怎样修畅春园（2015年第43期）
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勤俭帝王，严于律己、躬行节俭贯穿其治国理政之始终。其子雍正帝赞颂他，“至若躬行节俭，而大官服御，务崇朴素之风；秉德谦冲，而徽号鸿名，屡却廷臣之请”（《清圣祖实录》）。记挂民间百姓，戒除奢华、崇尚节俭的精神表现在康熙帝施政的方方面面。他对畅春园之兴建、扩建乃至日常管理，也受到这种理念的影响。康熙帝初建畅春园，选址在明代武清侯李伟所建的清华园。明代清华园曾是京城首屈一指的私家园林，其规模雄伟，风光秀丽，“在都下为名园第一”。但经明清之际多年战乱人祸，入清后又遭圈占易主，园景已不复从前。康熙帝选址之时，昔时名胜之地不免残破，很多园中景观只留下残迹依稀可寻。但在康熙帝看来，一方面其地泉水甘甜，自然风光宜人，适合闲游休憩；另一方面，清华园已有规模和格局可以为新建园林之基础，遂下定决心依旧园，建新园。
依旧建新，即在原清华园基础上“少加规度”，“依高为阜，即卑成池。相体势之自然，取石甓夫固有。计庸畀值，不役一夫。宫馆苑御，足为宁神怡性之所。永惟俭德，捐泰去雕”（《畅春园记》），尽量避免工役，减少花费。畅春园的规模不大，仅占原清华园的十之六七。用康熙帝自己的话来说，“其轩墀爽垲以听政事，曲房邃宇以贮简编，茅屋涂次，略无藻饰。于焉架以桥梁，济以舟楫，间以篱落，周以缭垣，如是焉而已矣”。兴建宫廷苑囿，往往与奢侈腐化相依相傍，对此康熙帝十分警惕，他熟读史书，自觉与古代帝王的奢靡相区别，他说，“若乃秦有阿房，汉有上林，唐有绣岭，宋有艮岳，金红壁带之饰，包山跨谷之广，朕固不能为，亦意所弗取。朕匪敢希踪古人，媲美囊轨，安土阶之陋，惜露台之费，亦惟是顺时宣滞，承颜致养，期万类之乂和，思大化之周浃。一民一物，念兹在兹，朕之心岂有已哉？”贪享离宫苑囿水土清佳之美为古代帝王之通病，难得的是，康熙帝却力图保持相对清醒的头脑。
珍惜财物，节俭治国的政治理念赋予了畅春园独特的朴素之美。 清朝初年，得以一览畅春景观的文人墨客、外国来使、耶稣会士，都留下了一个印象，即畅春园不事奢华，淳朴而自然，甚至还有一些简陋。经常出入畅春园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在《康熙帝传》中这样记述畅春园：“康熙皇帝曾经派人在北京郊外二法里处造了一座他很喜爱的苑囿，每年要在那里度过相当一段时间。里面除了他命人开凿的两个大水池和几条河道外，再也没有什么使人感到一个既富有又强盛的君主所应有的豪华气派相称的东西了。那里的一切确实非常洁净。它的建筑，它的庭院，它的布置，比起巴黎郊区一些王侯爵爷的别墅来，要逊色的多。”康熙五十二年（1713），畅春园已经扩建，但在来京的扬州盐商程庭眼中，仍旧是朴素而不事华丽的建筑，称其“土阜平坨，不尚奇峰怪石也；轩楹雅素，不事藻绘雕工也”。朝鲜使臣洪大容游览畅春园，看到，“墙高不过二尺，循墙而望，不见峻蔓，宜之楼榭荣观。门侧环列坟园，松柏翳郁，其法制之简质可知。阍收甚严，虽不入门窥望，量其地方，才三里。门亦单檐，丹艧朴素”，于是盛赞康熙帝，“六十年天下之奉，宫室之卑俭如此，宜其威服海内，恩浃华夷，至于今，称其圣也”。
尽管朴实无华，不事雕琢，但在康熙帝看来，畅春园已满足了其对离宫御苑功能的所有期待，既可以欣赏自然田园之美，又可了解百姓日常生活之辛苦；既可用以奉养慈母，又可读书、藏书，甚至完成治国、理政的繁重事务。 畅春园建成后，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康熙帝均居住于此，除了怡情养性，休闲游憩之外，还处理政务、接见臣僚，畅春园的功能遂不断扩充，成为与紫禁城相近的政治中心。随着功能的扩大，畅春园的扩建问题也逐步提上日程。
据现有史料，康熙帝扩建畅春园，也相对节俭，采取的是缓兴土木、次第扩建的原则。首先，畅春园内的听政之地陆续兴建。从《康熙起居注》来看，畅春园兴建之初，康熙帝在园内并无单独的理政和听政场所。如，康熙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和三十日，康熙帝均是御畅春园内门（大宫门之内）处理政事。而到了次年，康熙帝开始在澹宁居处理政事，此后处理政事的场所一直在澹宁居，但没有使用“听政”一词，可见，是临时性的听政场所。到了康熙四十五年，《起居注》明确说明康熙帝开始御澹宁居听政，至此，畅春园内听政场所方固定下来。可以看出，康熙帝在园林内部陆续扩建了一些建筑，以满足治国理政的需要，但这种扩建很有节制，与其节俭的理念相吻合。
其次，皇太后行宫的扩建。据《康熙起居注》，皇太后在畅春园内的住处也是陆续扩建完成的。畅春园兴建之初，实录和起居注中均有康熙帝奉皇太后幸畅春园的记录，如“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壬子，上奉太皇太后、皇太后，幸畅春园”，但未明确两皇太后行宫位于园内何处。自康熙四十五年之后，起居注中开始明确载有畅春园内有澹泊为德行宫，是皇太后居住之所，康熙帝常去问安，并呈常态化。可以推知，澹泊为德行宫也在畅春园扩建的范围之内。自康熙五十三年正月开始，康熙帝诣镜峰问皇太后安。这当是起居注中出现的另外一处新建皇太后行宫。崇尚孝道的康熙帝在皇太后行宫的扩建问题上，缓步推进，符合节俭原则。
再次，关于赐宴蒙古外藩的场所。据现存的《康熙起居注》，康熙三十年以后，康熙帝在畅春园内赐宴给前来朝贺新年的外藩蒙古，场所有几次变动。开始十多年是在含淳堂，康熙四十五年、五十年至五十二年，则在园内万树红霞；五十三年，地点改为万寿亭；次年又改在九经三事殿赐宴。可见赐宴之所是根据需要陆续扩建的。
已出版的清代档案中，有一则史料体现出畅春园的扩建情况，即康熙五十二年六月，内务府总管赫奕上奏关于畅春园新建大殿的费用问题，这次扩建大概是康熙帝在位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包括新建畅春园二道门前大殿七间、万树红霞之南大殿七间以及在瑞景轩、云涯馆等处的扩建，赫奕预算需经费“八万九千九百九十八两九分四厘”，对此康熙帝批示：“此所算之各项俱似超额。”应该说，这一判断不是凭空而来的，据《清实录》可知，康熙帝积极吸取明代皇帝“生于深宫、长于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的教训，对百姓民间生活积极考察，故而熟知日常用品的价格，并多次要求臣下悉心详察，以求估价公允。
康熙帝曾感叹，“明朝费用甚奢，兴作亦广，一日之费可抵今一年之用”，他一贯强调要以节俭治天下，以求足国足民。在畅春园的扩建问题上，康熙帝能够保持理智，相对克制，陆续缓建。除了兴建与扩建，康熙帝对畅春园的日常管理也采取了厉行节约的原则，精打细算。其主要举措有：
1.精简人员
畅春园内负责御膳房事务的妇女，如御膳妇、茶妇、牲妇、果子妇、小黄米饽饽妇、麦面饽饽妇等系从紫禁城内调拨来园，按日坐班，计日领薪，以减少设立专职人员而造成的不必要开销。
2.俭省物资
畅春园物资的使用，也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以过冬所需柴炭为例，每年内务府总管都要核查数字，确保“购备、用过、余剩数目俱各相符”，以杜绝燃料的浪费。这一报计柴炭的惯例一直延续到后来圆明园的燃料管理。
康熙三十九年内务府郎中佛保发现畅春园的土冰窖条件简陋，保温效果差，请求调拨银两，修建坚固耐用、砖瓦结构的冰窖。康熙帝很快批准，同时指出，紫禁城内所存砖瓦可用于修建该窖。这些建筑材料在这次工程中物尽其用。
3.精减守军
畅春园原本守兵不多，康熙五十六年曾出现盗贼潜入事件。据当时畅春园参将何详舒、苑副丙额禀报：
六月十五日黎明之时，九经三事之殿养犬狂吠，养犬太监李经孝、范景星、刘金玉、刑进忠等即起，牵犬行走，犬向东角狂吠，观之，有一人蹲坐在东小门台上，另四人看守，李经孝即告于总管太监李凤祥。丙额我在内置办，我一同李凤祥及大太监张四娃，率苑户、太监等，捆绑进入之人，开西板门出，交付守备李凤春等情。
经查实，原来是一个名叫马林的乞丐，借由宫墙外的树木蹿上墙头，跳进园中。根据涉案人等的供词，可以看出，当时畅春园守兵不多，来回巡视密度不够大。雍正帝即位后，步军统领隆科多很快就提出了增添畅春园守兵的要求。他指出，“畅春园现有马兵六十、步兵三百二十，人不敷用，故以各班减员充军。畅春园地方关系綦重。今见贼盗唯避开堆子而行。对此若派马兵四十，四面为屏，夜间于周围无设堆子之路巡查，贼盗则无出路也”。
据隆科多所上呈请可以看出，畅春园守军长期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运转，兵营堆子密度不足，导致贼盗专伺无堆子处下手，而且马兵不足，步兵巡视时间间隔长，也容易引起宿卫安全方面的隐患。这些情况，对兵营行伍十分熟悉的康熙帝应该说不会不知道，但为了节省畅春园的开销，他并未增加兵额，而是希望通过严格管理，对守军采取严厉的惩处措施，确保其恪遵职守。如九经三事殿案发后，相关人员均受到惩处，值班步兵、守备、参将等分别受到鞭责、罚俸等处罚。
亭台楼阁，离宫苑囿，是帝王贪图生活享受的象征。康熙帝虽莫能外，却能相对地以节俭控制贪欲，终不致奢靡，其目的不是惜名爱名，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一片爱民之心。他曾说过，“朕平日躬行节俭，一丝一粟，未尝轻费。所以如此简约者，无非爱养物力，为优恤元元之地”。此外，以节俭治国，进而达到教化天下、蔚为风尚的目的，是康熙帝的治国目标。他认为，“帝王致治，首在维持风化，辨别等威，崇尚节俭，禁止奢侈。故能使人心淳朴，治化休隆”。他还指出，“夫惇厚以立德，节俭以足用，厉俗之良规也”。畅春园，这座离宫御苑中蕴含的治国之道，是供后人借鉴的宝贵文化遗产。
作者简介
阚红柳，女，1973年生，辽宁朝阳人。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清代史学史等方向的研究。着有《清初私家修史研究——以史家群体为研究对象》，发表论文二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