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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石达开远征军为何放弃宗教迷信

在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利用宗教作为发动与组织群众的工具，历代有之。其所利用的宗教既有土生土长的，也有外来的，可以说，太平天国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从金田起义开始，上帝教就被定为国教。在太平天国辖区之中，上至军政领袖，下至全体军民，必须朝夕祷告，赞美天父天兄。重要领袖都有双重身份，一是军政职务，二是宗教徽号（如杨秀清，军政职务是左辅正军师，宗教徽号是圣神风），国家最高决策来自天父传言，国家玺印镌有天父天兄字样，教规十款天条是军纪也是国家法律。到了晚期，甚至连国名也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天父天兄大开天恩”、“天父主张天兄担当”。总之，宗教语言成为公文中的套语与人们平时说话的口头禅，对天父天兄，只能虔诚信奉，不可稍有怀疑。谁敢怀疑，就会遭到五马分尸。运用国家权力强迫人民信仰宗教，太平天国可以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物极必反，终于，太平天国在经受了宗教之害以后，终归有一支重要的嫡系太平军在长期的独立活动中，逐渐清除宗教的影响，最后放弃了宗教迷信。这一支嫡系太平军就是石达开远征军。
从十件文书谈起
石达开远征军从1857年6月离开天京，到1863年6月在大渡河畔全军覆没，前后历时六年。六年中的最后两年是在川、黔、滇三省度过的。在这一段时期里，石达开及其部将给我们留下了十件文书。我们查遍这十件文书，都找不到天父天兄的字样。这和其他各支太平军的文书满纸天父天兄的情况截然不同。
第一件文书是《翼王石达开告涪州城内四民训谕》( 我们见到的这份训谕是原件，原藏重庆博物馆，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石达开在训谕中严厉遣责涪州清朝地方官为了守城肆意烧毁城外民居的罪行之后，就直率地说出自己用兵的宗旨：“本主将立心复夏；致意安民，欲即破厥城池，为民泄愤，窃恐焚俱玉石，致众含冤。尔四民等痛无家之可归，愧有仇而不报，诚能效沛子弟，杀酷令以归降，自当妥为安抚，不致一枝无栖，并严约束兵士，秋毫无犯。”(《翼王石达开告涪州城内四民训谕》。)文中揭示光复华夏的民族大义，号召涪州人民“效沛子弟”“杀酷令以归降”，自比为诛暴秦兴汉业的义军，没有任何涉及宗教的文字。简又文氏看出了这件文书与太平军其他文书的不同，下评语说：“全篇革命大义与爱民精神充分表露，不作宗教宣传之语，真是蔼然仁者之言，是可传也。”(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册，第1514页。)
第二件文书是《翼王石达开给天台左宰辅赖裕新训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03页。)。这是一份指挥队伍行动的军令，其中不乏鼓励部下和衷共济之言，而绝不提及天父天兄保□的套语。
第三件文书是《瑞天豫傅佐廷等告叙永厅人民诲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44页。)。通篇宣扬民族大义，只提到天王与翼王，绝不提及天父天兄。
第四件文书是《瑞天豫傅佐廷等给李短鞑蓝大顺诲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05页。)。这是石达开的部将傅佐廷等给李蓝起义军首领李永和等人的信件。文中只说希望对方“奋志图功，勤王报国，同为我主天王出力报效”(《瑞天豫傅佐廷等给李短鞑蓝大顺诲谕》。)。绝不提及皈依真道，信奉上帝的话。
第五件文书是《翼王石达开召募兵壮告示》(此告示原件藏于四川省档案馆。)。这是石达开于1862年转战川、黔、滇各地时公开贴出的召兵布告，是一份宣言式的重要文书。如果他们还在信奉天父天兄，则在这样的文书中是一定要提到的。可是全篇只提“真主”（洪秀全）“王朝”“朝廷”，全无天父天兄以及任何宗教语言。文中指出人民生活痛苦的主要原因是民族压迫、阶级压迫，号召广大群众踊跃参军，这样一篇对于立国用兵的宗旨说得面面俱到的洋洋大文中竟无一字提到宗教　似可
第六件文书是《固天豫唐等给板桥四民诲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46页)。这是石达开部将进军云南宣威板桥镇时对当地群众所出的布告。文中只说奉翼王贵谕作为开路先锋，劝告当地群众开门迎接，不要抗拒，也无任何宗教用语。
第七件文书《固天豫唐日荣上翼殿天台左宰辅赖裕新禀》(《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38页)。第八件文书《人台左宰辅掀天燕李福猷上翼王石达开禀报》(《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39页)。都是军情报告，内容比较单纯，没有必要提及宗教用语。
第九件文书是《翼王石达开给松林地总领王千户训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80页)。这是石达开在全军覆没之前写给紫打地番族土司王应元请求让路的信件，其中谈到用兵宗旨说：“缘予恭奉天命，亲统雄师，辅佐真主，恢复大夏，路经由兹，非取斯土。”(《翼王石达开给松林地总领王千户训谕》。)这里所说的“天命”自应理解为“上应天命，下顺人心”的传统的说法，而不是什么宗教语言。
第十件文书是《翼王石达开致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书》(《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60页)。此书是真是伪，现在还有争论。根据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世间万事皆由天父排定，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怨天，否则就是违犯天条。但是在此书中，石达开一再公开怨天。例如“无如骑虎难下，事不如心；岂知逐鹿空劳，天弗从愿”。“天命如此，人将奈何”(《翼王石达开致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书》。)。有的同志认为这显然违反了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以此作为此书是伪造的证据。此书是真是伪，那是另一问题，此处暂不探讨。不过只以石达开敢于怨天这一点作为伪造的证据，显然是不够的。因为石达开远征军既然早已放弃宗教迷信。则石达开在全军覆没之前说几句怨天的话也就不足为奇。
通过对这十件文书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石达开远征军在入川之后，在书面上已经完全放弃了宗教迷信。
与过去的文书作一对比
在太平天国各位重要领袖之中，石达开对于宗教迷信是不大感兴趣的。这一点，连敌人也有所了解。例如左宗棠在给友人的私函中就曾经说过：“石逆狡悍着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一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傅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俱也。”(左宗棠：《致王璞山》咸丰丁巳。《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4。)那么，是不是石达开过去所签发的文书也不涉及或者很少涉及宗教迷信？事实并不如此。
1853年，石达开所颁布的《告安徽良民各安生业勿受妖惑训渝》中说：“为训谕□口县良民各安生业，勿受妖惑，惊惶迁徙事，照得天父天兄大开天恩。亲命真主天王宰治天下，又命东王及北王辅佐朝纲，业已建都天京。”(《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11页。)其中宗教套语与太平天国其他文书并无不同之处。
1854年，石达开在《复秋官又正丞相曾添养岳州战守事宜训谕》中说：“如岳州城池十分难守，弟等可即退赴下游，坚筑营盘，静候东王诰谕遵行，毋得旷误。统俟天父大开天恩，大显权能，任那妖魔一面飞，总难逃我天父天兄手段过也。”(《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76页。)文中照样搬用一些可笑的宗教语言。
天京内讧爆发，宗教神话破产，“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的民谣到处传播，但是太平天国军民对于宗教迷信积重难返，积习难除，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彻底放弃宗教迷信，还得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1857年6月，石达开率领随身警卫队伍离开天京，西奔安庆，途中发布表明心迹的有名的五言告示，明显地表露出对洪秀全的不满，但是仍然要说“惟是用奋勉，出师再表真。方酬上帝德，勉报主恩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93页。)。把上帝放在国君之上。这是囿于积习，不得不然。
1858年秋，石达开远征军到达福建汀州，在安民与召兵的告示上，他们仍然宣传宗教迷信。“是日，颁示各乡，张贴通衢，狂悖之词，辄假天国天王天父天兄天师等字煽诱愚民崇奉”(《寇汀纪略》。《太平天国》（六）。)。尽管他们自己对于天父天兄的信仰已经动摇，仍有借助宗教宣传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意图。
石达开远征军进军湖南，围攻宝庆失利，不得已全军退入广西。这时广西遍地灾荒，为了分兵就食，队伍离散，军心不固，自然就会相应地产生信仰危机。如果真有天父天兄，为什么对于历尽灾难的子弟不加看顾？尽管信仰已经动摇，但是由于习惯，石达开在某些公开场合仍然要承认上帝的存在。1860年春他在广西宜山白龙洞的题壁诗就是一个证据。石壁所刻石达开的诗句“挺身达峻岭，举目照遥空，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中，“天帝”抬高三字，而同一石壁上的“太平天国”只抬高两字，“翼王”只抬高一字，足见仍把上帝放在比国家更崇高的位置。
通过以上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在太平天国前期，石达开所签发的文书与其他领袖的文书并无不同，全都充满宗教色彩。在太平天国后期，石达开率军远征，其军中对宗教的热情逐渐淡薄。直到入川以后，他们在文书上才绝口不提天父天兄，完全放弃宗教迷信。
有没有礼拜天父的行动
石达开远征军入川后，在书面上已不再提及天父天兄，不再宣扬宗教迷信。他们在行动上是否不再礼拜天父，这需进一步研究。
笔者认为：至少在太平天国后期，礼拜天父已经不会是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而是太平天国政府以军令政令强迫推行。书面上有所规定，群众还不一定愿意遵守；书面上不作规定，群众自然不会去自动推行。石达开远征军入川以后在书面上不再提起天父天兄，至少可以说明他们对于礼拜天父已经不再宣传提倡。当他们长驱入川之时，四川人民根本不知天父天兄为何物。他们自己既不宣传提倡，群众自然无从效法这种行动。因此，石达开远征军在西南各地活动之时，在文书上不提天父天兄就可以说明在他们管辖区内已经放弃了礼拜天父这种愚昧的行动。
现存的大量史料也说明，除了太平天国的旁系队伍，如捻军和天地会队伍之外，太平天国后期在长江中下游各地活动的嫡系太平军无不坚持礼拜天父的活动，这在史料中触目皆是，不胜枚举。而对石达开远征军，有关这一方面的记载寥寥。例如在回师广西以前，还有“营中每饭前，跪念赞美文二十四句”(未刊稿《石达开入宁纪实》。西昌李桂秋着，其子李均宇于1982年8月补充整理，时年85岁。)之类的记载。入川以后，类似的记载几乎绝迹。
也许有的同志会说，记载石达开远征军入川以后军中生活情况的史料本来就少。即使他们仍有礼拜天父的活动，由于缺少记载，我们也不会知道。笔者愿举一份末刊的私家记述为例来说明问题。这份未刊稿是西昌李桂秋所着的《石达开入宁纪实》(未刊稿《石达开入宁纪实》。西昌李桂秋着，其子李均宇于1982年8月补充整理，时年85岁。)。全文不及万字，而记载石达开远征军驻军西昌附近樟木箐的史事颇详。
文中说：“发军石达开在黄缴大□下，踞西岸磨旗山顶指挥，此役清军死伤近一人，被俘二百余人。”“石探知野夷梗塞大路，意惟寻探别径入川腹地，不敢涉河直□西昌，因而留驻樟木箐旬余。”“前队肩荷黑旗，年仅二十以内称为小把戏，精锐无敌，奋不顾身……石利用其冲锋陷阵，未尝约以军法，虽有烧杀淫掠，不之禁也，其他队兵，必严守军法”。“字库下见卧二枭首人，人侧置放一牛头，旁贴有罪状，知是擅宰耕牛者。其令之严如此”。“发军执黑旗为前敌先锋，常与马队并行，马常喜吮人血”。“军中号令不用铜制军号，纯用角吹，凡遇骑马者穷追，必致得马方回”。既说到太平军散发财物给穷人，又说到太平军如何杀向导，及掳人为兵的种种情况。
从此文内容看来，作者叙事比较客观，既不过誉太平军之长，也不隐讳太平军之短，对于所见所闻，基本做到如实记载，虽稍有失实之处，似为传闻所误，而非有意为之。
文中还详记太平军的称呼与军中生活情况。如“发军呼清军为妖魔，呼妇人为堂客，女子为满心白，小儿为崽崽，扎营为扎馆，敌来应战为发妖风”。“所有庙宇民房，发军填住无一虚室，夜不闭门，以便往来探报敌情，挖掘房主地窖。若偶尔失火，即便救熄”。“每日入山搜人，不深入，仅十数里，便于回馆”。既然作者记载如此详细，则太平军若有天父天兄之称呼，及有礼拜天父之仪式，就会有所记载，不致遗漏。但是全篇皆无天父天兄字样，亦无礼拜，赞美天父之记述。
由此可见，石达开远征军转战于西南腹地之时，不仅文书上不再提及天父天兄，而且从思想上到行动上都放弃了宗教迷信。
弃放宗教迷信的原因
石达开远征军入川以后，从思想到行动都放弃了宗教迷信，已如上述，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他们放弃宗教迷信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五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来自石达开本人。在太平天国诸领袖中，石达开的头脑比较清醒，本来就：“不甚傅会邪教俚说”。他在金田起义之初接受天父天兄之说，知道是为了发动起义的需要。安庆易制之时，他已经看出强迫群众礼拜天父的做法徒然引起反感，因此在执行这种命令的时候态度比较缓和。天京内讧的原因非止一端，但是天父附身传言的把戏是促成内讧爆发的。一大原因，石达开自是心中有数。他的全家老幼死于内讧，创巨痛深，不言而喻，他对宗教迷信是十分反感的。只要条件成熟，他当然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宗教迷信。
第二个原因来自石达开部下的随征将士。天京内讧之后前来追随石达开远征的将士，绝大多数都是内讧的受害者。他们目睹因为大搞宗教迷信而造成的内讧大悲剧，自然非常反感。经过长期苦战与队伍的一再离散，在石达开远征军进入四川时，自天京一带随征的将士在全军人数中已占少数，但是他们都已升为将领，在全军中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石达开要放弃宗教迷信，是会得到他们的支持的。
第三个原因是石达开远征军离开太平天国与清军的主战场，进入祖国的大西南以后，长期独立行动，不受上下左右的牵制，所以能够推行一套新的政策与策略，包括放弃宗教迷信的政策在内。
第四个原因是石达开远征军的全军成员在几年中不断更换，由于作战伤亡，队伍离散，原有的已经接受宗教迷信的成员不断减少，新参加的尚未接受宗教迷信的成员不断增加，因而全军对宗教的热情也就逐渐淡薄，为完全放弃宗教迷信创造了条件。举例说：石达开围攻湖南宝庆不利，全军退入广西时约有十余万之众。在广西两年多，由于灾荒和队伍一再离散，最后只剩下万余人。后来接纳了大成国陈开的余部三万人，才迅速组成了一支四万余人的队伍北上入川，这就是说，他们离开广西时，全军中有四分之三的人是不信天父天兄的大成国的余部。至于在川、黔、滇各省新召的兵壮，更是只知有满汉之分，不知有上帝之教。
第五个原因是石达开远征军最后活动的地区是西南腹地。这里交通不便，地方闭塞，当时东南沿海各地已有外国传教士活动，天主教、基督教已经开始传布。而西南腹地的群众对于所谓洋教还是一无所知。石达开动员他们参军，只能鼓励他们“攀龙附凤”，争取“吐气扬眉”(《翼王石达开召募兵壮告示》。)，要用上帝之教去说服他们，必然事倍功半。并且在金田起义之前，冯云山、洪秀全在紫荆山一带宣传上帝教用了几年的时间，而石达开远征军在西南各地进行的是运动战，一走而过，根本没有时间和条件从事传教工作。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石达开远征军不作宗教宣传，绝非偶然。并且，在客观条件不利于宗教活动的时候，他们毅然放弃宗教迷信，是明智的。
由此所得到的教训
冷酷的历史事实是：在西南放弃宗教迷信的石达开与在天京大搞宗教迷信的洪秀全最后都失败了。但是他们二者之间的情况不同，客观条件既不一样，主观努力的程度也大有差别，我们绝不能在二者之间简单地划个等号。
洪秀全手掌兵符，以太平天国中央政府首脑的身份指挥数十万大军，在江南鱼米之乡沃野千里的自己的根据地上作战。由于迷信“朕之天兵多过于水”(参见《李自成自述》。)的神话，信天不信人，一味瞎指挥，结果土崩瓦解，一败涂地。
石达开率领数万孤军，以孤臣孽子的心情奋斗在地瘠民贫的西南腹地，　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连年苦战，朝夕奔波。由于放弃宗教迷信，信人不信天，常常蹈虚走险，死里求生，最后阻于洪水，全军覆没。
整个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终于失败的原因非止一端，洪秀全、石达开各自失败的原因也很复杂，如果仅就对待宗教的态度而言，石达开显然远胜于洪秀全。当宗教还是兴奋剂的时候，可以用于一时；当宗教已经成为麻醉剂或腐蚀剂的时候，必须决心抛弃。对于革命事业，任何宗教迷信与偶像崇拜都是害多利少，纵然一时有利，终究后患无穷，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人是有隋性的，要想改变自己长期接受的宗教迷信与偶像崇拜谈何容易！石达开远征军终于放弃宗教迷信是明智的，可取的，应该加以肯定。我们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就不应该因为石达开终于失败，而忽略了这一点。
【资料来源：《历史教学》1987年第11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63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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