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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林则徐禁烟的“拔本塞源之道”（2016年第5期）

鸦片是舶来品，19世纪头30年，其输入量逐年剧增，造成中国大量白银外流，鸦片吸食者渗及社会各阶层。如何应对因鸦片引发的社会危机，清朝官吏中出现政见分歧。有人认为以往鸦片愈禁愈严，流弊愈大，主张弛禁，允许鸦片“照药材纳税”输入，“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以防白银出洋，民间吸食鸦片“一概勿论”。（《鸦片战争》）反之，林则徐奏请严禁鸦片，重治吸食者,否则 “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集》）。1838年（道光十八年）12月，林则徐奉道光帝之召抵京，受到八次召见，面议禁烟事宜。道光帝颁发钦差大臣关防，令其驰赴广东，节制粤省水师，查禁鸦片。林则徐“原知此役乃蹈汤火”，还是“置祸福荣辱于度外”，于1839年1月启程，3月抵达广州，组织领导严禁鸦片。
林则徐深知，“鸦片贻害中华久矣，势成积重，若非筹拔本塞源之道，断难收一劳永逸之功”。抵粤后，他实施全面禁烟政策，采取综合治理举措，或即其“拔本塞源之道”。以下试从四方面略作回顾。林则徐认为，“鸦片来自外洋，流毒中国，蔓延既久，几于莫可挽回”，如今禁烟“不但宜严于百姓，实可倍于夷商”，首先要切断国外鸦片来源。1839年3月18日，向各国商人发出通告，喻之以理，晓之以法。谴责其将本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骗人财而害人命”，“蛊惑华民，已历数十年，所得不义之财，不可胜计，此人心所共愤，亦天理所难容”。告知当前中国“所有内地民人贩鸦片、开烟馆者，立即正法，吸食者亦议死罪”。指出，外国商人“来至天朝地方，即应与内地民人同遵法度”。而外商“贩卖鸦片多年，本干天朝法纪，若照名例所载化外人有犯并依律科断之语，即予以正法，亦属罪所应得”。通告责令其将停泊伶仃等洋趸船上数万箱鸦片，“尽数缴官”，并且甘结申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林则徐表示，“法在必行”，“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林则徐禁烟的决心坚定，而为实现禁烟目标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又是灵活多样的。
一是区别正常货物贸易与夹带鸦片贩卖。林则徐强调，现在反对的是外商把骗财害命的鸦片运来中国，而不是禁止正常的货物贸易。只要尽数缴出趸船上待机私售的鸦片，具结嗣后不夹带鸦片，“此后照常贸易”，体面地进行“正经买卖，尽可获利致富”，否则“一体从重惩创”。这就是“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区别对待之策。1839年4月，他奏请已缴鸦片的外商，所有断绝的茶叶、大黄，“准其照常互市”。7月，宣告十余艘美国商船“业经海关官宪查验完毕，并无夹带鸦片,均已遵式具结，准备陆续入埔，而雷蒙船长之货船更满装货物启船回国”。至12月初，“各国夷商货船遵式具结进口者五十六只，内英吉利船一只”，其余未具结之英国船三十二只不许进口。
二是犒赏缴出鸦片的外国商人。在 “劝戒兼施”下，英国领事义律表示愿意缴出趸船上的鸦片。对此，林则徐当即作出回应，赏给牛羊等食品200多件。考虑到外商缴烟后，“无资置货”，只能空船回国，林则徐奏请凡外商名下缴出鸦片一箱者，赏茶叶5斤，共需茶叶10余万斤。此项费用均由林则徐和邓廷桢等个人“捐办”，并未动用公款。
三是收缴鸦片尽数销毁。当时有人怀疑收缴的鸦片会留作他用，不会悉数销毁，而最终的处理办法打消了他们的疑虑。林则徐等先是奏询收缴的鸦片是否全数运送京城，道光帝批复命公同查核，在广东当众烧毁。遵此，林则徐等发布《虎门销烟告示》。总计缴获鸦片19187箱又2119麻袋，共合237万余斤，从1839年6月3日至25日，在虎门销毁。现场观看销烟的民众无不肃然懔畏，外国人也纷纷赶来瞻视。道光帝阅览林则徐等关于鸦片已销毁完竣的奏折后，朱批此举“可称大快人心事”。林则徐认为，禁烟“先以断绝鸦片为首务”。断绝鸦片既要严禁外国鸦片输入，又要严禁内地栽种罂粟。1839年7月，清廷颁布《禁烟治罪新例》规定，“内地奸民栽种罂粟花，收浆制造鸦片，熬膏售卖”，在一年半限期之内，“首犯拟绞监候，为从发极边烟瘴充军”。林则徐指出，“新例之严，总必永断鸦片而后已”。
早在1838年，林则徐即奏陈，“开馆兴贩以及制造烟具各罪名，均应一体加重，并分别勒限缴具自首，以裁其流”。开馆者勒限一个月将烟具烟土全数缴官，贩卖鸦片之徒限三个月缴烟，逾限发觉，亦应论死。《禁烟治罪新例》惩处更重，“开设窑口，勾通外夷，潜买鸦片，囤积发卖，首犯斩立决”，“私开烟馆，首犯斩立决，房屋入官”。
林则徐了解到吸鸦片者以烟枪为性命，故“欲去其瘾，先去其枪”。1839年的《禁烟章程》规定，“各州县奉文之后，勒限两月收缴烟枪、烟土、器具”。1837年，时人笔下广东沿海鸦片进口行贿受贿的情景是：“水师有费，巡船有费，营汛有费，窑口有费，自总督衙门以及关口司事者，无不有费”。次年，林则徐指出，各衙门中吸食鸦片者占十之八九，他们“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若不从此严起”，无法断绝鸦片来路。故林则徐在颁发《禁烟治罪新例》时警告官商、士民、弁兵、丁役人等，“须知新例之严”。《新例》规定：“海口员弁兵丁受贿故纵，无论赃之多寡，概拟绞立决；未得贿而知情徇纵者，发新疆”；“拿获兴贩吸食之犯，得财卖放者，与本犯一体治罪；赃重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禁卒人等买鸦片与犯人者，发极边烟瘴充军；解役、看役有犯前项情弊，发近边充军；赃重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林则徐明白，如不严惩官方受贿之人，禁烟难以彻底。
禁烟期间，林则徐曾处置过因循不振、禁烟不力的水师武官。1839年6月，林则徐得知，已经清理过的广东南澳洋面又驶进外国船只，已停泊数日。而署海门营参将、水师提督左营游击谢国泰，以据称船内没有鸦片而不驱行。南澳镇总兵沈镇邦也一味因循，含糊掩饰。林则徐奏以谢国泰年力就衰、巡防渐懈，请令其休致（退休）；沈镇邦年力正强，操舟亦熟，请予降为游击都司，仍留粤省水师，酌量补用，以观后效。道光帝朱批：“所参甚是。”此举对禁烟乏力的文武官员皆有警示作用。
诚如所言，林则徐受命驰赴广东办理禁烟事宜，离京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然而，他抵粤后却善于与邓廷桢、怡良、关天培、豫堃（kūn）等广东要员合力，湔（jiān，洗）除烟毒。邓廷桢最初曾表态赞同许乃济的弛禁鸦片观点，但很快改变主张，于1839年5月奏陈力除鸦片固弊。道光帝朱批：“卿等同钦差大臣林则徐，若能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不但卿等能膺懋赏，即垂诸史册，朕之光辉岂浅鲜哉！而生民之福、政治之善，又非浅鲜。”并批示将“此折给林则徐看”。林则徐与邓廷桢“公同跪诵，感激涕零”。禁烟期间，禁烟奏折、文告多为林则徐、邓廷桢、怡良等联署。林则徐几乎天天与邓廷桢商谈禁烟事宜，形成一个同心协力禁烟的领导核心。与弛禁鸦片论者的“变通办法”相反，林则徐指出，“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主张“欲令行禁止，必以重治吸食为先”。对吸食者法当从严，必须令其“立即断瘾”，缴出旧存烟土、烟膏、烟枪、烟斗及一切吸食鸦片零星器具。《禁烟治罪新例》限期一年六个月，“限满不知悛改，无论官员军民人等，一概拟绞监候”；在限期内，“犯者平民杖一百，流二千里”；旗人“销除旗档，一体实发”。林则徐强调，有了严厉的法令，关键还要“中外一心，誓除此害，不惑于姑息，不视为具文，将人人涤虑洗心，怀刑畏罪”，不敢以身试法，痛改前非，戒除烟瘾，实现“虽有论死之法，并无处死之人”的理想结果。弛禁论者担心的因吸食者众多，处死之人必然太多的情况，可望避免。
林则徐重视法令宣传。发布多项告示，要求相关部门协作，加强督查管理，劝喻吸食者自觉戒毒。令各学教官严查生员有无吸食鸦片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发告示，奉劝称，“士子身列胶庠（学校），为一乡之望，今日之士子，即他年之职官”，要求各学“带查所辖文武生员有无吸食兴贩者，确有实据，移交地方官审理”。告诫士商军民，晓以利害，强调“士为四民之首，品行为先，一溺其中，直成废物，若不痛改，朝廷岂用此等人”。“凡从前误食鸦片者，速即立求断瘾，痛改前非。”颁布查禁水师营兵吸食鸦片规条，指出水师中的吸食者“名为健卒而精力疲惫不堪，委以查私而贿赂公行滋甚”，要求将惯吸鸦片者，开除名粮，解县严办。
林则徐曾长期探讨吸食鸦片烟致瘾的原理，研制戒烟断瘾药方。1838年5月，其上《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中附戒烟方，称“臣十余年来目击鸦片烟流毒无穷，心焉如捣，久经采访各种药方，配制药料，于禁戒吸食之时，即施药以疗之”。他历试药方，其中有效者数种，曾在湖北禁烟时“捐廉配制断瘾药丸二千料”，服用效果尚佳。
综上回顾可见，在国家因鸦片流毒泛滥引发社会、财政、防务和民众身心健康危机之际，林则徐勇敢担当严禁鸦片重任，所执行的禁烟政策、策略和举措是正确和有效的。因中国实行禁烟遏制了以英国为主的鸦片贸易商人的巨额红利，英国便策划改换“烟枪”，直接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以攫取更多更大的权益。在外来强势武装侵略之时，国力羸弱的清朝统治者转向妥协，禁烟英雄林则徐蒙受不公正的惩处，经过一场禁烟和抵御侵略之后，踏上戍边伊犁之路。此时已经神疲心衰的林则徐还是发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心声，对自己践行禁烟无怨无悔。林则徐的爱国爱民思想和禁烟功绩，彪炳史册，对当今世界更加严峻、更为复杂的反毒品斗争，仍具有启示意义。
作者简介
陈铮，1937年生于福州。中华书局编审。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从事图书编辑工作至退休。获政府特殊津贴。现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传记组成员。组织编辑出版的图书有《孙中山全集》和《蔡元培全集》等。合编《林则徐全集》，承编《黄遵宪全集》《中国文库·孙中山着作选编》（署名魏新柏）和《中国近代思想文库·黄遵宪卷》；合作整理标点《翁同龢日记》（署名陈义杰）和《碑传集》；任《北京志·北京广播电视志》特邀副主编；发表过一批编辑出版、图书评述和学术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