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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贯（1054—1126），字道夫，北宋开封人。少年时，净身入宫当了小太监。由于他生性乖巧，善于谀媚，在察言观色方面颇有过人之处，经过皇宫禁苑的几年摸打滚爬，他练就了一身奉迎君王的超人本领。这位年轻的小内侍。很快就成了皇上肚里的蛔虫，每当皇上有了什么想法，言谈中稍有流露，他便能马上举一反三，仔细地加以揣摩体会，提前作好准备。在皇宫，上起皇帝，后妃，下至宫娥、太监，竟然都很喜欢他。 童贯虽说已经成了中性人，却长得身材高大，健壮魁梧，相当威猛，皮骨坚劲如铁；下巴上长了十几根胡须，简直不像个太监，童贯的长相，特别能得到妃嫔、宫女的欢心。长期在天子身边行走，看惯了皇家庄严气派背后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使他早早地就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处世哲学。史书上说童贯“有度量”，遇事不计较小得小失；又豁达“豪爽”，舍得大把大把地花钱。后宫妃嫔竞相在皇帝耳边说他好话，在众多宦官中他的地位也不断上升，他得到一片赞誉声。

《宋史·童贯传》只有一句“少出李宪之门”，颇为耐人寻味。童贯在一朝独揽军权，在控制军权方面，与他早年追随李宪有关，受李宪言传身教的影响。李宪字子范，是开封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比童贯大八岁，也是北宋中后期一位声名显赫的大宦官。宋神宗熙宁初年，为彻底制服，北廷采纳了王韶提出的招抚蕃族、进图西夏的建议。王韶到了西北，在李宪的协助下，努力经营洮湟地区，三年之间，就收复了熙（今甘肃临洮县）、河（今甘肃临夏市）、洮（今甘肃临潭县）、岷（今甘肃岷县）、叠（今甘肃临潭县南的迭部）、宕（今甘肃宕昌县）等州，拓地两千里，招抚吐蕃部族三十余万帐。宋王朝为此设置了熙河路，对准西夏右厢地区建立起了一道可进攻退守据有优势地利的战线。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四月，西夏皇宫里发生政变，国王秉常失位被囚禁。宋神宗见有机可乘，决定调集大军，分五路出兵，要把西夏一举荡平。这场规模空前的宋军大出师，总统帅就是李宪。李宪从熙河路出发，种谔出延路，高遵裕出环庆路，刘昌祚出泾原路，另一位宦官王中正出河东路，五路分道进军，最终会攻西夏首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五路宋军数十万人出发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按期抵达目的地，沿途又一再受到西夏军的袭扰侧击，最终损失惨重，无功而返。李宪上奏宋神宗，主张把主力集中在泾原一路，向前进筑堡寨，直抵鸣沙城（今宁夏中卫县境），作大军出发的基地。种谔、等人则要求朝廷大力经营横山，巩固和扩大对这一山区地带的占领。宋神宗采纳了后一项建议，派徐禧视察边防，在银、夏、宥三州交界处修筑了永乐城（今陕西米脂县西）。城刚修好，西夏发倾国之兵前来围攻，其精锐骑兵“铁鹞子”抢先渡过无定河，震荡冲突，锐不可当；主力步兵漫山遍野，蜂拥而至。守城宋军因水源被断，渴死大半，士兵绞马粪汁当饮料，竭力支撑。沈括、李宪闻讯，调军队前去增援，中途又遭到西夏军队的阻击，无法到达城下。最后，天降大雨，夏兵连夜急攻，永乐城宣告陷落，徐禧与守城蕃、汉官兵一万二千多人全部阵亡。李宪从此被宋神宗罢免，不再实际领兵。

后来，童贯长期统兵，主持西北军事，掌握北宋兵权长达二十余年，似乎有后来居上之势。童贯之所以能在徽宗一朝独揽军权，与他早年追随李宪，曾经“十使陕右”确实有关系。童贯在控制兵权方面，可能受到李宪言传身教的影响，他们二人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童贯真正发迹，得缘于蔡京。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年仅25岁的宋哲宗病死。由于哲宗没有儿子，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朝内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向太后想立哲宗的异母弟弟端王，另一派是宰相章悖主张立哲宗的异母长弟申王赵僻，或是立哲宗的同母弟弟筒王赵似。大臣们分成两派，争得面红耳赤，知枢密院事曾布全力支持向太后，端王赵佶便当上了皇帝，即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宋徽宗。

宋徽宗登基后，表示要调和新旧两党，以显示自己的公正无私，就把年号改为“建中靖国”。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正月，向太后去世，旧党失去了后台。这时，曾布窥伺宋徽宗的意向有了变化，向皇帝慢慢提出了“绍述”之说，要宋徽宗继承宋神宗的改革遗志，打起变法派的旗帜。宋徽宗征得曾布之说后就把年号改为崇宁，表示自己继承宋神宗熙宁时期重用进行变法的事业。旧党宰相韩琦的儿子韩忠彦首当其冲，很快被排挤出朝。蔡京在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七月，担任右相，宋王朝从此跌进了宋徽宗、蔡京腐朽统治的黑暗深渊之中。

宋徽宗重用蔡京，与童贯大有关连！蔡京（1047—1126），字元长，兴化军仙游（今福建仙游县）人，是一个政治上反复无常而又卑鄙无耻的典型小人。他于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考中进士，任钱塘县尉，后逐步升迁至中书舍人。蔡京刚刚踏上仕途的那几年，王安石变法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他也曾追随变法派。宋哲宗元祜初，主政，旧党得势，他又马上转身投靠了司马光。司马光上台后，尽罢王安石新法，限令各地在五天内，把募役法改回为原来的差役法，各地官员纷纷表示时间太紧，恐怕难以完成。蔡京这个时候，正担任开封知府，独独只有他十分卖力，按期把京畿各县的役法恢复了过来。到政事堂去向司马光报喜，司马光听完汇报后，高兴地对他说：“要是人人都象你这样奉行法令，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哲宗亲政后，改年号为绍圣，表示要恢复宋神宗的新政，新党上台，旧党又遭打击。蔡京马上见风转舵，摇身一变成了改革派。章悖执政后，又想改革差役法，可再三讨论，见头绪太多，不敢下决心。蔡京便乘机凑上去讨好说：“这有什么难的！按熙宁时作法办就行，何必讨论？”在役法问题上，司马光和章悖代表的旧党与新党，主张截然不同。蔡京在十年之内，亲临其事，竟然能翻云覆雨，两面讨好，由此可见奸诈狡猾。

宋徽宗刚即位，旧党御史陈上书，弹劾蔡京诡诈，又交通近侍。向太后讨厌蔡京，见了奏章，马上将蔡京赶出京城，贬为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市）知府。蔡京对此非常不满，一路上慢腾腾，磨蹭着不愿去上任。御史陈次升、龚夫、陈师锡等人想打落水狗，便连续上奏，宋徽宗罗列了蔡京种种无耻罪状。宋徽宗只好把蔡京干脆撤职在杭州居住。

蔡京渡长江，沿运河坐船到了苏州，在苏州他想建一座佛寺。便召集当地僧人计议，都认为建佛寺要花费大笔钱财，有人说：“如果一定要完成此项佛寺，非求助于朱冲不可！”蔡京就打听这朱冲到底是什么人？原来，朱冲就是苏州本地人，为人狡猾奸诈，富有智术，出身贫贱，当过佃客，凶顽不驯，被主人抽了一顿鞭子。他一气之下，跑到外地去讨饭，路上据说遇到一个异人，送给他许多金子和奇书。他回到老家后，开了一家药铺，病人买了他的药后，一吃就见效。很快，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上门求医求药的人越来越多，便很快成为一方首富。蔡京听完介绍后，就让郡守请来朱冲。蔡、朱二人一见，谈了一番，便觉十分投缘，朱冲表示，不管花多少钱，都由他一人独自承担。几天之后朱冲就来请蔡京去度量基址，蔡京一到那儿，就看见空地上已经堆了一大堆巨木。蔡京十分吃惊，暗暗赞赏朱冲办事迅捷，能力过人，蔡京把建寺之事交于朱冲办理了。蔡京携带家眷到达杭州后，整日百无聊赖，以书画酒色自娱，暗地里在窥伺着政治风向，时刻准备，。

守徽宗不但是一代昏君，而且也是位历史上出名的风流天子。他会吟诗作赋，又能书善画，人说他的文采风流胜过南唐后主百倍。这位宋朝天子，对玩乐特别有瘾，声色狗马，琴棋书画，奇花异石，飞禽走兽，甚至蹴（踢球）、谐谑，都能引起他的兴趣。凡是能投其所好的人，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村夫野汉，都会得到他的宠信和重用。高俅本来是个听差的，因为在徽宗面前卖弄过他的高超踢球技艺，从而得到赏识，不几年就升任为殿前都指挥使，统领中央禁军，并获得了“使相”的头衔。跟高俅一起在端王府邸随从人员看到高俅一再升官，要求徽宗对他们一视同仁，宋徽宗竟然说：“你们凭什么呢？你们有他的好手脚吗？”就这样，宋徽宗无心于政事，却把全副精力都用在玩物丧志上。自古江南人杰地灵，美女才子如云，书画名家辈出。徽宗当上皇帝后，便在杭州设立了一个明金局，专门负责为他搜罗书画珍品和奇巧玩物。赵信马上就想到了他身边最得力的奴才。于是，向宋徽宗引荐。童贯以供奉官的身份，乘船南下了，到杭州明金局去当主管。

童贯到江南后，日夜奔波于三吴大地，忠心耿耿地为宋徽宗搜访书画奇巧之物。杭州自然是他的大本营，童贯在此“居流累月”，这期间，结识了蔡京。一见如故。你来我往，欢宴游玩，以至通宵达旦，蔡京其人，也善长书画，童贯在蔡京的帮助下，弄到了许多名家精品，每天派人专程送往开封。为引起宋徽宗的注意，童贯还经常把蔡京的书画作品夹在其中。精于书画的宋徽宗看到童贯十分尽心尽力，便非常高兴，见到送回的贡品更是兴致盎然。童贯每一次往京城送书画时，都要附带奏上一本，吹捧蔡京多才多艺，又对皇帝忠心不二。徽宗开始留意，有了重用蔡京的念头。在这同时，宋徽宗也很喜欢道教，对神仙方士以及幻术十分迷信。东京开封城里有一位叫徐知常的方士，经常出入皇宫禁地，用拜神论仙、符水道篆骗取皇帝的欢心。太学博士范致虚和这位徐知常私交不错，他们互相结纳，互相利用。范博士对徐知常大谈自己理想抱负，声称有经天纬地之才，不能施展手脚，叹息英雄无用武之地。徐知常就问：“这是何故？”范博士答：“只恨无合适的宰相。”“那谁是合适的宰相？”范博士颇有深意地说：“兴化仙游人蔡元长（蔡京字元长）。只有此人为相，我辈方能大展鸿图。”徐知常只要一进宫，有空便把范致虚的这番话广为传播。后宫妃嫔和内侍宦官们众口一词，纷纷称赞蔡京，只要他一任相，就使天下太平。在这些舆论的影响下，宋徽宗很快把范致虚提升任为右正言，任命蔡京为大名府知府。

正在这时，朝里左相韩忠彦和右相曾布正在闹别扭。是因为两人分属旧党与新党，意气相争，政见不合，二则因权力冲突，两人关系急剧恶化。右相曾布为加强自己的势力，以打击守旧派，他极力鼓动宋徽宗，把蔡京重新召入京城，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蔡京进京不久，起居郎邓洵武又煽动徽宗说：“陛下是神宗的儿子，现任宰相韩忠彦是韩琦的儿子。当年神宗推行新法，利国利民，韩琦却一再反对。韩忠彦现在更改神宗之法，可以说韩忠彦作为朝臣，尚能继承其父遗志；而陛下贵为天子，反而不能绍述先帝？如果陛下要继志述事，那就非用蔡京不可！”邓洵武还画了一张《爱莫能助之图》，献给宋徽宗。图中显示出，满朝辅相、公卿，都是想害政不愿绍述的人，能绍述先帝之志者，只有蔡京、温益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邓洵武指着图对徽宗说：“陛下现在想要绍述先志，可惜满朝大臣，却无一人能鼎力相助！”在曾布、邓洵武等人的怂恿下，宋徽宗改变了调和两派的态度。宋徽宗十分赏识蔡京，决意要让他当宰相，在宋守元年五月罢免了韩忠彦；在闰六月，将曾布罢相；七月，蔡京正式为宰相。

由于童贯的援引举荐，才使蔡京从一个贬逐之臣能够迅速爬上宰相的高位。蔡京内心颇为感激，自然不能忘怀。童贯只是一名内侍，却身份特殊，能直达天阙，大有利用价值。童贯行走好运的时机来到了。

自从蔡京当政之后，打起变法的旗号，宣称今后要恢复神宗熙宁、元丰间已行之法度，当年神宗想改革还没来得及改革的问题，也要重新更张。对元祜党人，则不遗余力地进行残酷的政治打击。把司马光等120人定为“奸党”，由宋徽宗亲笔书写，刻石于皇宫的端礼门，称为党人碑。又把神宗和哲宗当政时期的反对派范柔中等列为“邪类”，共计500余人，加以降官责罚。宋徽宗和蔡京于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又把元祜、元符党人合为一籍，重新确定309人为“党人”，刻石于朝堂，并规定这些党人的子弟不得擅自进入京城，更不能在京城居住，不能在京城开封附近作官。北宋末年的政局波澜迭兴，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愈演愈烈。蔡京一伙人，在内政上依照熙宁初年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作法，也在尚书省内设了个“讲义司”，蔡京自任提举。为了使他们“绍述”新法的假戏演得更真，蔡京甚至于追封王安石、蔡确为王，借以标榜自己是真正的“新党”。他们打着“绍述”的幌子施行所谓“新法”，名为遵用熙丰之典，实际上却没有一件事符合熙丰旧制。这时的“新法”，已成为残酷压榨老百姓和排斥异己、打击迫害新旧党人的王牌。

蔡京对于边疆纠纷，也企图效法王安石重用王韶收复河湟的旧例，便策划对西夏用兵。北宋和西夏自从公元1067年重开战端以来，双方谈谈打打，和战不定。宋强夏弱却是不可变更的事实，尤其到宋哲宗时期，西夏与北宋交战，而北宋方面，逐渐开始暴露出“杀人争地”，好战黩武的征服意图。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西夏国王乾顺见在战场上无法与宋军抗衡，只好央求辽国出面斡旋调解，宋夏双方才有了一段短暂的和平时期。宋徽宗上台后，吐蕃部族酋长溪巴温与其儿子赊罗撒占据青唐（今青海西宁市）一带，羌人多罗巴打算胁裹赊罗撒归附北宋王翩。另一吐蕃首领厮的重孙陇椤则据守都州，北宋朝廷任命他为知州，赐其名为赵怀德。这时，赵怀德畏惧多罗巴的势力太大，便逃到黄河以南的羌人部落中，在那儿招集部众，发号施令。北宋朝廷恐怕这些吐蓍、羌人互相煽动勾结，造成大的动乱，便想对这一带大规模用兵。就在这时，蔡京刚当上宰相不久，也想对西夏用兵，以树立自己的威望。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底，童贯已成了内客省使。北宋政府在常朝之后，凡遇到休假达三天以上者，文武百官要全部集中到内殿去朝见皇帝，称为横行或横班。内客省使就属于横班正使，虽无执掌，却是武臣、内侍迁转的阶官。童贯自然名位尚不显著，但富贵却正在向他招手。蔡京为了报答童贯的援引之恩，便向宋徽宗推荐说，童贯曾经十次出使考察西北陕甘一带，对陕西各路地理民情十分熟悉，非常了解西北将领的优劣长短，完全可以统军征战。其实，宋徽宗本人也有意想收复湟州（今青海乐都）、鄯州（今青海西宁市）地区，便同意了用兵计划。至于任命谁为统兵大将，徽宗心中还有些踌躇。因为命将出兵的事由枢密院主管，徽宗当然也要征询一下主管官员的意见。这时，正是蔡京的弟弟蔡卞知枢密院。宋徽宗便问蔡卞：“爱卿以为谁可任统兵之职？”蔡卞答道：“王厚最佳，次则高永年。”宋徽宗就折衷蔡氏兄弟的意见，心中早已有了底。宋徽宗在次年四月便下诏令，正式任命王厚为大将，派童贯当监军，率十万大军去进攻湟、鄯地区。为了这次出兵，蔡氏兄弟日夜谋划，从国库调发了大量钱帛作军费，又召募商人为前线输送军粮，官府从地方上买粮不问贵贱，竟全部收购。因此，西北州郡粮价飞涨，鄯州、廓州（今青海尖扎西北）每斗米都卖到了四千钱，连一束喂马的草也值一千二百钱。这自然给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了痛苦，以致民怨沸腾。由此看出，蔡京在竭力为童贯撑腰打气，希望他能打个漂亮胜仗，好给自己脸上贴金。大军出发后，很快推进到湟州一带。恰好在这个时候，京城皇宫里的太乙宫无缘无故地发生了一场大火灾。宋徽宗认为这是个不祥之兆，便派使臣带着他的手令，快马加鞭，昼夜兼程赶到前线，命令童贯暂时停止向西前进。童贯邀功心切，看完手令后，一言不发就塞进了自己的靴子里。这时，王厚从一旁走过来，忙问道：“京城里发生了什么事？”

童贯信口撒谎说：“没什么！皇上在催咱们赶快进兵取胜呢！”

到了这年六月，大军继续西进。多罗巴侦知北宋大军已到，想聚众抵抗。他把手下的数万兵丁分成几拨，由他三个儿子指挥，分别阻击宋军。王厚对外宣称就地驻兵，等羌人放松戒备后，秘密下令分兵两路，由他和偏将高永年率领，对多罗巴进行钳形夹击。杀了多罗巴的长子和次子，小儿子阿蒙也被流矢射中，便和其父一同上马逃命，宋军顺利攻占了湟州，首战告捷。

到了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四月，宋军继续西进。王厚将大军分成三路，由高永年指挥左军，张诫指挥右军，他亲领中军，会师于宗哥川（今青海西宁市东）。吐蕃军队在宗水岸边布阵，北靠北山。赊罗撤令左右设黄屋，建大旗，在山头上挥手为号，指挥兵丁猛攻王厚的中路军。王厚则派骑兵从背后登山，击溃敌军，自己率步兵张弓蹶弩，对败退下山的吐蕃溃卒迎头猛射，敌方损失惨重。张诫指挥右军乘机渡过宗水，猛扑敌阵。正当双方大战之际，突然刮起狂风，一时飞沙走石，直向对岸敌阵卷去。吐蕃士兵迎风站立，连眼都睁不开，因而全军溃败。宋军这一仗下来，共计斩首四千三百余级，俘虏了敌兵三千多人，赊罗撒仅带几名亲从落荒而逃。赊罗撒的母亲龟兹公主和一些部族酋长打开宗哥城城门，投降了宋军。大军入城后，王厚估计赊罗撒肯定会向西逃向青唐，便想派精骑连夜穷追。童贯却在一旁自作聪明，认为恐怕早就追不上了。王厚认为打了胜仗，也就不再坚持了。不久，宋军攻克了青唐，一打听，方知赊罗撒西逃时，果然在青唐城里住了一夜，童贯这时才后悔莫及。由此可见他不懂军事，爱在主将身边指手划脚，贻误战机，混监军。

宋军在夺取宗哥城后，分道前进。一路向西，兵不血刃就拿下了青唐；另一路转向西南，进逼廓州。占据廓州一带的羌酋落施军令结望风而降，拱手献出了廓州。违抗圣旨本应受到处罚的童贯，反而却受到宋徽宗加封，成了开边拓土的功臣，被提升为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宋代太监寄资以殿使兼任观察使这种殊荣，就是打从童贯这儿开始的。由于这一次用兵取得了胜利，不仅童贯升官受赏，蔡京也从中捞到了不少好处。宋徽宗认为，这次策划用兵，蔡京兄弟昼夜谋划，出了不少力，又大获成功，自然应予以嘉奖。宋军克湟州后，徽宗立刻给蔡京进官三等，为蔡卞和蔡京的几个儿子进官二等。收复鄯州、廓州后，又下诏加蔡京司空衔，封其为嘉国公。

北宋王朝因新迁，于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正月，收复了湟、鄯、廓三州之地，便把熙河兰会路改名为熙河兰湟路，任命童贯担任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这年三月，由于延路宋将陶节夫奉蔡京命令，在延安一带招诱西夏人归宋，引起西夏国王的愤怒，西夏便调兵在沿边大举攻掠，原来的败军之将赊罗撒借西夏军的声势，进逼鄯州的宣威城（今青海大通东南后子河附近）。鄯州知州高永年领兵抵挡，出城北行三十多里，便遭到伏击，战败被俘。多罗巴对他手下的士兵说：“这个人夺我国家，使我们宗族漂落无处可归，真是百死不解我恨！”于是，他下令杀了高永年，并残忍地剖尸取出高永年的心肝，一口一日地吃了下去。随后羌人、吐蕃聚众放火烧了大通河上的木桥，纷纷叛宋附夏，西北大震。事发后，宋徽宗龙颜大怒，便要治边将的罪。这时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王厚得罪了蔡京，蔡京把所有的过错就都被推到了王厚的身上，王厚被贬为郢州防御使。童贯便掌握了西北一带的军事大权。

童贯在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正月，又升任为武康军节度使。这年春天，他又领兵出征，讨伐吐蕃溪哥部落。到四月份，溪哥王子臧征扑哥战败投降，宋军收复了溪哥城，改建为积石军（治今青海贵德县西）。之后，宋军重新收复了洮州。童贯因这次的军功加衔检校司空，继续主管西北守卫边疆的工作。

童贯随着“功劳”的积累，权力的增大，居功自傲。作事专横跋扈，无论选拔将吏，还是谋划出兵，他都敢好恶由心，恣意妄为。许多重大的事情，他往往不向宋徽宗请示，就擅作主张，未把当朝宰相蔡京放在眼里。就连待人接物，也是鼻孔朝上，一派趾高气扬的神气，对蔡京不象以前恭敬。为此蔡京与童贯之间，便由不快而渐生矛盾。当宋徽宗想再一次晋升童贯，授予他开府仪同三司（使相）的权力时，蔡京出面作梗了。蔡京逢人就振振有辞地说：“使相的大权怎么能随便就送给宦官呢？”以此为由，阻止了宋徽宗给童贯加上开府仪同三司之衔。

拒绝了皇帝的诏书，宋徽宗对童贯的宠信却是有增无减。童贯面监一项新的殊荣，出使辽国就是童贯新的使命。

北宋朝廷在宋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九月，决定任命端明殿学士郑允中和检校太尉童贯担任贺契丹生辰正副使，出使辽国。为此，朝内曾一度议论纷纷，不可收场！

其因是宋辽两国自从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澶渊定盟以后，虽然闹些别扭，发生些小冲突，但基本上保持和平友谊的关系。一百多年来，每一年双方的君主都互派使臣，交贺“生辰”（皇帝或皇后生日）和“正旦”（新年）。如果一方国内有重大事件，例如旧君死亡新主登基时，就要派遣“告哀使”和“告登宝位使”，以告知对方；而对方也相应会派出“祭奠使”、“吊慰使”及“贺登宝位使”来报聘。北宋方面每年派出的贺正旦使，一般在九月左右发遣。大体命令下达后，受命者要准备一些时日，沿途坎坷延误，只要按期到达契丹京城就可以了。贺生辰使也应在生日前两三个月就启程。这时在位的辽天祚帝生于四月十九日，称为“天兴节”。北宋的贺生辰使在正月或二月出发，时间也绰绰有余。郑允中和童贯这次出使，正是充当贺生辰使的，为何却要在九月出发呢？这里面有个缘故。大概从辽兴宗时期开始，辽方觉得每年接待两批北宋使臣，实在是个苦差事，便要求宋方把贺生辰使和贺正旦使放在一起，同时出发，辽国则人为地将皇帝生日提前或移后，接受宋使的拜贺。

九月中旬，郑允中和童贯一行便正式出发了。但在当时，宋代的使节从不派宦官充任，这次却派童贯担当贺生辰副使，这在北宋一百多年的历史上是先例的。同时，徽宗为童贯加衔检校太尉，也属罕见的殊荣。因为在宋代，太尉乃三公之一，是一种武官的荣誉头衔，一般只授给那些功勋卓著的武将或统兵文官。宋徽宗作出这个决定后，朝野议论纷纷，不少大臣公开表示反对。有人就说：“派一名宦官充当泱泱大国的外交使臣，难道我们大宋真的没人了吗？”宋徽宗听后，连忙解释说：“契丹国王听说童贯打败了羌人，指名道姓要见他。派童贯担当使臣的重任，乘机可以刺探契丹国内政治、军事情况，这是再好不过的办法了”。

天祚帝耶律延禧自寿隆七年（公元1101年）正月即位以来，辽的政治日益腐败，各级官员贿赂，贪污成风。天祚帝穷奢极侈，畋猎淫酗，怠于政事；加上拒谏饰非，信用谗谄，阶级矛盾急剧激化。自兴宗以来，契丹皇帝无一不佞信佛教，寺观遍布全国，又赏赐无节。天祚时国用不给，上下穷困，府库毫无余积。这次天祚提出要面见童贯，其目的就是借这位徽宗宠臣之手，弄到更多的玉帛奇玩而已。所以，童贯临行前，遵从宋徽宗安排，搜罗大量的奇巧珍玩，两浙一带出产的高级书柜床椅之类的东西，装车随行。童贯打算届时面见辽帝，献上大批礼物，以取得辽国君臣的欢悦与信任，从而使自己得以顺利地完成刺探辽国虚实的重任。

十月的一天，童贯他们到达卢沟，天黑后驻在驿馆。童贯正在屋内踱来踱去。突然，手下侍史推门进来，低声说：“禀太尉，刚才有一陌生男子从北边大道过来，要求面见大人，有大事相告！”

童贯问：“他是何人？有何事要深夜求见？”

侍史回答：“来人不肯吐露他姓名，只说有一场大富贵要拱手送上，必须见太尉面谈。”

童贯沉吟片刻，轻轻一摆手：“召他进来！”

侍史领着一名中年男子推门进来，介绍说：“太尉，就是此人！”童贯盯着这位不速之客看了几眼，暗示侍史退出房间关上门。

童贯伸手指指椅子，“先生请坐！”随即问道：“先生尊姓大名？深夜来访，不知有何见教？”

此人忙答道：“小人姓马名植，本是汉人，世为燕京霍阴大族。在下曾仕辽，官拜光禄卿。今夤夜造访，冒昧之处，尚祈太尉见谅！”

童贯面沉下来，冷冷道：“无妨！先生到底有何事？请直言相告！”

马植顿时脸色开朗，目露喜光：“太尉，在下所说的大富贵，就是请太尉上奏朝廷，收复燕云失地。到时，太尉领兵复燕云，建不世奇功，何愁不大富大贵？”

童贯闻言，紧张地四处看看，然后压低声音说：“燕云十六州自后晋失陷以来，已历百七十余年。当初太祖、太宗皇帝秣马厉兵，志在恢复，然卒未成功。后英雄豪杰多以失燕为恨，却苦无良策。先生竟可侈言恢复，有何奇谋密计？”

马植起身，侃侃而谈：“太尉！方今契丹主昏臣奸，吏治腐败，军备弛废，已非复太祖、太宗时之国盛兵强可比。近年女真恨辽人切骨，其酋完颜阿骨打起兵相抗，天祚帝御驾亲征，却屡战屡败，于斯可知辽之虚弱无能为也。况天祚荒淫失道，上下离心，境内盗贼充斥，汉儿、渤海纷纷起兵，土崩瓦解之势已成，其亡可翘足而待。本朝若能派使从登、莱渡海，结好女真，与之相约南北夹攻契丹，则辽国可灭，燕云可复。太尉以为何如？”

童贯考虑了一会儿，心中暗暗赞赏马植的计事周密。轻声问道：“先生之策固为妙计。但不知先生能否助童贯一臂之力？”“植专为此而来，岂有袖手之理？”童贯大喜，“此事体大，还须朝廷从详计议。贯此番奉使北来，原有觇国之意，先生之言，深合我心。惟贯使命在身，须等归国后才可上奏天子，再行决定。在此之前，尚请先生谨密行事，切勿露出痕迹！另外，贯欲屈尊先生一时，可否先行入京，暂居童贯府上，待贯归国后再作决断，不知先生意下如何？”马植大喜，爽口答应：“谨遵太尉安排，愿为太慰效劳！”

童贯在第二天，秘密派人将马植送往开封自己府中。为隐人耳目，改其姓名为李良嗣。自己则继续北上，完成外交使命后返回京城。

这个马植，出身世家子弟，自小涉猎书史，很有文采，又能言善辩，深通智术，有纵横捭阖之才。但他却才德不副，品行不端，道德败坏。在燕地因有内乱污行，而不齿于人。这次投靠童贯，倡言联合女真灭辽收复燕云，本身就是在进行一场政治投机冒险，以求。童贯返京后，把马植举荐给宋徽宗。宋徽宗立即召见，马植——不，这时应叫李良嗣——又重述了一遍他的计策，并说：“辽国一定会灭亡。陛下体念燕云旧民遭涂炭之苦，如果要收复过去的疆土，代天发怒，以治伐乱，王师一出，燕云百姓肯定会箪食壶浆夹道迎接。万一女真得志，，一旦燕云之地被女真攻占，那就糟糕了！”许多大臣认为，宋辽结盟交好已长达百余年，一旦轻启边衅，恐非大宋之利，因而表示反对。但是，宋徽宗出于好大喜功的心理，借此转移人们视线，维系自己已经不得人心的腐朽统治，决定采纳李良嗣的“奇谋妙计”。宋徽宗立即赐李良嗣姓赵氏，任命他为秘书丞，后又迁直龙图阁，提点万寿观，加右文殿修撰。一场新的宋辽之战即将开展！

自童贯出使归来后，更有了政治资本，声威越来越大。不但独揽了兵权，而且对朝廷的各种决策，也起到了的作用。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他又请求宋徽宗对西夏用兵。同年二月，徽宗欣然同意，任命他为陕西经略使，统领陕西永兴、延、环庆、秦凤、泾原、熙河六路军兵，主持对西夏用兵的全权。童贯本人并无军事指挥才能，在幕僚们的策划下，他仍沿用宋神宗以来对夏作战“出塞进筑”的方略，以大兵团的力量为掩护，步步为营，节节进逼，每推进数里或数十里，便就地修城筑寨，作为下一步推进的基地，以此缓慢地向前蚕食。童贯于次年正月派熙河经略使刘法率步兵骑兵共十五万人，从湟州出兵；又派秦凤经略使刘仲武统兵五万，从会州出发；他自己率中军驻兰州，作为两路的声援，以大举攻夏。刘仲武军西进至清水河，修筑城寨，留兵戍守。刘法军北进到古骨龙城（今青海门源朱固寺东南），与西夏右厢军发生激战，歼灭夏军三千余人，宋军获胜。

童贯在同年九月，又命令王厚、刘仲武率泾原、延、环庆、秦凤四路军队进攻西夏臧底河城，遭到惨败，士兵战死了一半。童贯唯恐朝廷给他处分，竟对战况隐匿而不上报。宋军失利后，西夏调大军乘胜攻掠萧关一带，大肆抢劫蹂躏一番，扬长而去。为报此仇，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正月，童贯改命刘法、刘仲武统率熙河、秦凤路精兵十万人，围攻西夏的仁多泉城。北宋以优势兵力昼夜猛攻，西夏守城士兵寡不敌众，又无援兵，最后力竭投降。童贯为了泄愤，竟令士兵入城屠杀西夏降卒和城中丁壮。渭州宋将种师道同时率军攻克了臧底河城。童贯将宋军获胜的消息送到开封，宋徽宗马上任命童贯担任陕西、河北、河东宣抚使，开府仪同三司，签书枢密院河西、北两房。童贯自掌握军政大权后，急功近利，沽名钓誉，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他不惜在西北边境穷兵黩武，滥杀无辜。宋夏屡屡交锋，战场上难免有胜有负，童贯从未因战败而受到责罚，童贯的奥妙，就是最会谎报战功。失败能说成大胜，颠倒黑白，信口雌黄是他的拿手好戏。

童贯在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三月，又一次决定大举出兵攻夏，他派熙河经略使刘法率军攻朔方（今陕西靖边白城子）。刘法根据当时前线的形势，认为不宜出兵。可童贯好大喜功，一心想打胜仗，“建功立业”，好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便全然不顾实际军情，强令刘法出兵。他威逼刘法说：“当年你在京城时，曾亲自接受皇帝命令，你说自己一定能取胜，现在怎么又不想出兵？到底是什么原因？”刘法被逼无奈，只好领兵两万勉强出征。刘法率军前进到统安城时，被西夏国王的弟弟察哥领大军包围。察哥亲率步卒骑兵列为三阵，在正面迎击宋军，另派精骑登山绕到宋军大队的背后，前后夹击。宋军由于突遭伏击，仓促应战，形势十分不利。刘法虽然临危不乱，指挥士卒与敌人浴血奋战，但是众寡不敌。前军杨惟忠部溃败，冲乱了中军阵营；后军焦安节部也败入左军。从清早一直大战到晚上，宋军士兵、战马饥渴难当，死伤惨重，遂全线崩溃。当晚，刘法率残部突围，后撤七十里，到盖朱蟾时，又被夏军追上围击。刘法在第二天天亮时不幸阵亡。西夏士兵砍下刘法脑袋，献给了察哥。察哥捧着刘法的头，伤心地对左右部将说：“刘将军以前在古骨龙、仁多泉等战役中，多次打败过我，我见了他也要。我曾称他为天生神将，骁勇难敌，想不到今天竟然被一名小卒枭了首级！他的失误就在于乘胜轻出冒险，你们以后可要吸取这个教训啊！”察哥说后，指挥大军，展开对宋军的猛烈反击。其实，察哥却不知道，刘法原本不想冒险，只是被童贯所威压，乘胜轻出，冒险出战，才轻易地送了命。

熙河经路使刘法是西北名将，不仅骁勇善战，又深通谋略，在士兵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他这一死，大大影响了军队的斗志。一时之间，军心散乱。夏军乘胜围攻震武，宋军胆怯，熙河、秦凤两路竟不敢前去增援解围。震武城设在深山峡谷中，粮草也无法接济，眼看着城就要被攻破。这时，察哥突然对手下将士解释说：“我们不攻破此城，宋军总要派兵防守，给北宋留下了一块心病，让他们耗费资财，去坚守这不毛之地无用之城吧！”随后，察哥率西夏军放弃攻城。

童贯发动这一战役，损失惨重，随意歪曲。为了掩饰败绩，居然隐瞒真相，向朝廷报告说是打了个大胜仗。文武百官许多人都知道童贯又在撒谎，但因惧怕他的权势，谁也不敢拆穿他的谎言，甚至还煞有介事地向昏庸的宋徽宗表示祝贺。童贯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反使他手下的军官、士卒有几百人因这次“大捷”而受到了嘉奖。

童贯在主持西北军事时，西夏的军事实力不如从前，在宋军面前已是相形见绌。童贯用“出塞进筑”的策略，终于收复了横山地区，使西夏丧失了屏障。在刘法死后不久，西夏国王央求辽国出面斡旋，夏向北宋进誓表请和，名义上归顺北宋。宋徽宗于六月正式给童贯降诏，命令全线停战。并嘉奖童贯，宋徽宗令他领枢密院事，节制九镇，晋封为太傅、泾国公。

童贯在宋夏讲和后，已是声名赫赫，权势之大，不亚于当朝宰相。就在这时，人们开始称蔡京为“公相”，梁师成为“隐相”，童贯为“媪相”。媪者，是当时对老年妇女的称呼。童贯乃刑余之人，人们讽刺他为“媪相”，意指其为“母相”，有宰相之实权。

宋徽宗在位二十来年，最宠信的是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李彦一伙，这些人权势熏天，当时人称之为“六贼”。除了这六名超级大贼之外，北宋朝廷还造就了如杨戬、高俅等这一类的次一流大贼，至于中等奸贼和小蟊贼那更是多得数都数不过来。徽宗一朝，可以说是北宋末年豺狼当道、群贼肆虐，政治上十分黑暗的朝代。

“六贼”之首蔡京是通过童贯的中介，爬上了宰相的高位，立即重用其党徒吴居厚、王汉之等十余人为僚属，变更法度，打击政敌。在蔡京的眼里，权力就是一切，为追求更大的权力，为巩固自己已获得的权力，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什么友谊、亲情都可以抛之九霄云外。在他三次任相期间，箝制朝臣和排斥异己本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恐怕谁也不会想到，为了权力引发的冲突，竟会使他视亲人如寇仇。早在神宗时，蔡京与他弟弟蔡卞同在朝廷任中书舍人，满朝大臣为之羡慕不已。蔡卞还乞请皇帝，允许他上朝时站班在其兄长之下，颇有敬上礼让之心。等到徽宗拜蔡京为相后，这亲兄弟却渐渐反目成仇。原来，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一直认为他丈人的所作所为都是绝对正确的。而这时，蔡京打着绍述的旗号，所行与王安石变法大异其趣，已使蔡京有些看不惯。加上蔡京任京官比他迟，地位却在他之上，老是压他一头，使他不能当上宰相，心里就更不满了。因此，朝中商议大事，蔡卞时时故意跟哥哥蔡京唱反调。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正月，宋徽宗想任命童贯担任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蔡京一心迎合徽宗旨意，全力支持。蔡卞身为枢密院长官，却坚决反对，认为用宦官主持一方面的军事，肯定会误事。右丞张康国就以神宗用李宪的旧例为证，说明任用童贯也不为过。蔡卞却说：“神宗重用李宪，已经不是什么美事。好歹李宪还懂一点军事，童贯却对将略，毫无所长。将来一旦用他，必会败坏边疆军事。”蔡京就在徽宗面前，马止反驳蔡卞观点，两兄弟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蔡京言辞锋利，不时还夹杂些冷嘲热讽，蔡卞实在难以忍受，提出要辞官回乡。最后，宋徽宗仍按自己的想法任命了童贯，把蔡卞降职，度以资政殿大学士身份到河南府任职。

蔡氏兄弟在朝内争权，很快传为笑话。蔡京却不知羞耻，为贪恋权位，又上演了父子倾轧的丑剧。蔡京的长子叫蔡攸，字居安。他早年对端王恭敬异常，获得了端王的好感。赵佶即位后，他迅速受到宠用。蔡京首次罢相前，宋徽宗先把蔡京的死党刘爵、刘焕等贬出京城，并暗中授意御史中丞王安中上章弹劾蔡京，为罢免作准备。蔡攸这时在宫中管奏章文籍，因而提前获知此事。马上跑到徽宗跟前，磕头如小鸡啄米一般，替他父亲蔡京苦苦哀求，缓解了徽宗的不满情绪。到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蔡京的三个儿子蔡像、蔡攸和蔡倚及蔡攸的儿子蔡行都在朝廷任大学士。蔡攸更加衔开府仪同三司，他妻子宋氏时常出入后宫，如走平地；他儿子蔡行领殿中监，宠信的程度不亚于其父。随着蔡攸地位的不断提高，他与其父的权力冲突也越来越明显。由于一些奸诈浮薄小人，见有机可乘，便从中故意离间。才使父子之间权势冲突加剧，相互倾轧之事不时发生。他们各立门户，在朝廷内外拉帮结派，相互攻击，亲父子逐渐变成了仇人。宋徽宗曾给蔡攸赏赐了一座宅院，蔡攸干脆搬出去，与父亲分居另住。有一天，蔡京正在家里跟客人谈话，蔡攸突然前来拜谒父亲。蔡京就让客人暂时在侧房避一会儿。蔡攸一进屋，就拿起蔡京的手，装作诊脉的样子，然后说：“父亲大人脉势舒缓，是不是身体不适啊？”蔡京说：“没有啊！”蔡攸立即接上去，说：“没有就好！宫里现在正有公事，儿子告辞！”说完，蔡攸转身而去。

来客透过门缝，看见这一切，就问蔡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令郎那是什么意思？”蔡京回答说：“先生真的看不出来吗？这小子是盼我有病好罢我的官啊！”过了几天之后，宋徽宗果然招令蔡京致仕（退休）了。

宋朝大军在北宋联金攻辽，企图收复燕云旧地。出发时，蔡京给蔡攸写诗饯行，字里行间，故意暗暗流露出不赞成此举的意思，目的就是预作后路，万一北伐失败，他可以用此诗为证替自己开脱，不顾这首诗对他儿子的前程会有什么影响。旧史曾对蔡京恰如其分的评价，他“天资凶谲，舞智御人”。蔡京为了权力，在皇帝面前专找别人错，加以攻击，以显示自己他的亲人之间，相互见利忘义，为了争权夺利，竟弄得兄弟、父子反目成仇。

蔡京只要听说皇上要罢免他，他就急忙入宫面见皇上，跪在地上痛哭流涕，万般要求，根本不知耻辱。就是这样无耻小人，长期控制着北宋的朝廷大权，蔡京的六个儿子、四个孙子同时担任执政和从官，至于其亲朋好友、徒子徒孙也是个个声势煊赫，享尽了荣华富贵。蔡京在徽宗朝代，竟然成了官场上的不倒翁。崇宁元年七月，蔡京初次任相，胡作非为了一番后，至五年（公元1106年）二月罢相，免为中太一宫使，仍留住京城。蔡京到次年正月，幕后稍作活动，便二次任相，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六月又罢相，仍为太一宫使。陈朝老、大臣石公弼、洪彦升、毛注等太学生纷纷上书，要求徽宗予以严惩蔡京，并逐其离京，但徽宗却不加理睬。由于上书攻击蔡京的人太多，徽宗只好为了平息众愤，将蔡京贬至杭州，过了一年多一点，蔡京就又被任命为太子太师，从杭州召到京城，徽宗亲自在内苑太清楼设宴款待。宋徽宗在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五月，下诏令蔡京三日一次，到都堂议事；直至六年四月，仍令蔡京三天朝见一次，正公相位，总治三省之事。后来到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六月，徽宗下诏令蔡京致仕，但朝朔望。这中间，王黼曾任相数年，到六年（公元1124年）底，徽宗又令蔡京领三省事。这时的蔡京已四次柄政，年老昏花，不能实际理事，一切全由儿子蔡代为处理。整个徽宗时期，蔡京屡罢屡起，“权势震赫，举朝结舌”，成为“六贼”中的头号大贼人物。

王黼字将明，开封祥符人。他长得风姿卓美，目睛如金，又能言善辩，以善佞而著称。蔡京致仕后，他曾继任宰相。徽宗由于宠信他，便在昭德坊赐他房宅，左邻就是已故门下侍郎许将的家院。王黼曾象孝敬一样地服侍宦官梁师成，称梁为恩府先生，便仗着梁师成的势焰，逼夺许家的房产，大白天就派了一帮恶奴，把许家的人全都赶出了家门，满京城的人都为之愤愤。宦官梁师成更是权势熏天，他掌管御书号令，徽宗喜欢用“御笔”发布命令，梁师成便专门收买了一批擅长书法的小官吏，让他们模仿宋徽宗的字体，借以假传诏旨。由于梁师成有这样的本领，王黼便父事他，蔡京父子也要处处讨好他，京城里人人都称他是“隐相”，执朝、侍从等高官，出于他门下的多得不可胜记。朱因他父亲朱冲的缘故，得到蔡京的特殊照顾。童贯收复湟、鄯、廓诸州时，蔡京关照童贯，把朱氏父子姓名也写在军籍中，作为有功人员上报朝廷，从而得到美官。嗣后，朱打一心一意主持苏杭应奉局，竭力为宋徽宗搜罗奇花异石，特别受到徽宗的宠爱。凡对朱勖奉承的人，想做什么高官都能如愿，不讨好他的人，很快就会被罢官，因此，东南一带刺史、郡守，十有八九都出自他门下，被当时人称为“东南小朝廷”。另一位宦官，人称为朝廷结怨于西北叫李彦也不甘落后，他在北方的汝州设局，大肆敲诈勒索，搜括民田，遭到百姓反对。

童贯厕身其间，又成为“六贼”中的宦官之首。“六贼”当中，仅宦官就占了一半，这帮奸臣，相互勾结，势力在朝廷内外盘根错节，一般正直的官员几乎无法扳倒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这伙人又竭力在各个方面投宋徽宗之所好，助纣为虐。宋徽宗对道教神仙方术感兴趣，蔡京就为他到处引荐方士。有一次祭天时，宋徽宗突然装神弄鬼，说他好象看到了天上有楼台殿阁。蔡攸正在旁边，就煞有介事地说他也看到离地几十丈的云端确实有楼台殿阁，还有道流童子隐约出现。徽宗好道教，便讽劝道镲院上章册奉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蔡攸就说有什么珠星、璧月、跨凤、乘龙、天书、云篆之符，大肆奉迎。为了讨好徽宗，他们一个个丑态百出。王黼、蔡攸等人，在陪伴徽宗赴宴时，自己却身着短衫窄祷，脸上涂脂抹彩，弄得花花绿绿的，就好象市井娼妓和唱戏耍杂的一样，口里也说的是粗俗不堪入耳的淫词浪语，引诱宋徽宗。

宋徽宗和“六贼”为了粉饰太平，以掩盖他们那种骄奢淫逸、腐朽糜烂的生活，便挖空了心思，引经据典为自己的无耻行径寻找美丽的借口。蔡京把《易经》上“丰亨，王假之”和“有大而能谦必豫”两句话加以发挥，提出了一个“丰亨豫大”的口号，宣称宋朝的礼乐制度和宫室规模，都与宋徽宗君德之隆盛及国家之富强不相配，必须广建宫室，重修礼乐。蔡京又鼓动徽宗说：“陛下当享天下之奉。”蔡攸也劝说宋徽宗：“人主应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有多少，岂能让它白白流逝？陛下何必徒自劳苦呢？”宋徽宗本来就是个贪玩的昏君，对此当然乐于接受。从此，宋王朝便大兴土木，制礼作乐。首先仿照夏周制度，用22万斤铜，铸造了显示皇权浩大的九鼎，又兴建有九座大殿的九成宫，用来安放九鼎。接着下令从各地搜刮大木料，每天役使万余名工匠，兴建祭祀用的明堂。

蔡京在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怂勇徽宗修建延福宫。为了完成此事，蔡京就把童贯、杨戬、贾详、何、蓝从熙五个大宦官召集起来，暗示他们大内宫殿窄小。这五人一点就通，联袂入宫请求皇上用延福旧名重建新宫。自从童贯当年南下苏杭置局以来，江南的牙、角、犀、玉、金、银、竹、藤等就源源不断地运到了京城。朱面自崇宁四年（1105年）十一月，朱开始主管苏、杭应奉局，大肆搜刮东南奇花异石，通过运河和汴河，用船送入京城，称为“花石纲”。经过十年的榨取，就城的大宦官们已是个个富埒王侯，童贯等五人便自请分任工役。他们在大内北拱宸门外拉开架势，互相竞争着显示自己的侈丽高广，又各立制度，互不重复。到八月，新延福宫修成，号称“延福五位”。新延福宫东西配大内，东至景龙门，西抵天波门，其间殿阁亭台相望。又凿池为海，疏泉为湖，还修筑了许多鹤庄、鹿砦、文禽、奇兽、孔翠诸栅，豢养着各种珍禽奇兽。名木嘉花及怪石堆砌而成的假山，更是不计其数，其幽胜宛若天成，不象是人间尘境。不久，又在京城东北部兴建更大更奢华的“艮岳”。

宋和四的（公元1422年）十二月建成的艮岳又名万岁山，方圆十几里，最高一峰九十步，峰顶有凉亭，称为介亭。然后分东、南二岭，直接南山。在峰峦起伏间，亭台楼榭比比皆是，下设平地，池沼洲渚遍布，堂阁轩馆星罗棋布，花石竹木，鸟虫鱼兽随处可见。此奢华的艮岳修成后，宋徽宗专门写了篇《艮岳记》以记其胜。随后，童贯等群阉兴筑不已，山林岩壑日益高深，亭台楼观不可称纪。“六贼”们仍觉意犹未足，最让他们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土木虽极宏丽，各地上贡的珍禽却不能驯化。恰好，这时开封城内有一个姓薛的老头，平常以养犬弄鸟耍猴为生。他听到一点风声后，便到童贯府上，愿在艮岳林泉圃间驯鸟。童贯喜出望外，满口答应。这位薛翁就天天让人集舆卫鸣跸，顶张黄盖，模仿天子巡游其间。用大盆盛上肉炙粱米，散放地上，自己学鸟叫招引百鸟来集。过了一个多月后，艮岳一带珍禽四集，不用薛翁假装鸟鸣也能自由飞翔，立在鞭梢扇子上也不怕人。薛翁自己命名其住所为来仪所，招致四方养鸟驯犬之徒来协助自己，并让朝廷设官员专门管理。有一天，徽宗游艮岳，突然听到百禽聚鸣，声音清脆悦耳，抬头一看，见几万只飞禽上下翱翔。薛翁这时跪在道边，高声奏道：“吾皇，万岁山瑞禽薛翁迎驾！”徽宗大喜，立即赏给薛翁官做，又赐给他大批金银财物。在朝廷大兴土木的同时，朱、李彦等人千方百计搜刮到的花石竹木，有不少落在“六贼”及其党羽手中，他们在京城为自己修建规模宏大的宅院。

掌握兵权二十年，权倾一时的童贯，家前天天车水马龙，奔走谋求官职者辐辏成市。其狐群狗党“趋附成市，侯王柄臣，多出其门”，他的仆役几百人都成了高官显宦，甚至于胥吏、门客中都有升任节度使的。他与蔡京等人紧紧勾结在一起，公然收受贿赂，卖官鬻爵，童贯由于权势太大，便常常狂妄自大，不遵朝廷法度。童贯在宋夏议和后，西夏使臣上表归顺，临走时，童贯给西夏使臣送了一份北宋的誓诏，夏使不接受，童贯就强迫他带上，夏使不敢硬顶到底，只好带到边境线上，扔到路上完事。此举使北宋国体受辱，是由童贯的骄横态度造成的。按照北宋的制度规定，近边生产、生活水平较高的熟羌不能授任为汉官，但对童贯来说却是一纸空文，他喜欢的熟羌往往被授予汉官，甚至有的都当上了节度使，他想提拔谁就提拔谁，哪个也阻止不了。

“六贼”他们一手遮天，反抗者往往被碰得头破血流。童贯位极人臣，权高震主，便有人上书弹劾其罪过，朝廷为此曾派方劭专门前去调查。方劭一出国门，童贯就得到了消息。他先派人把方劭的一言一行都侦察得清清楚楚，然后恶人先告状，童贯秘密上奏徽宗皇帝，给方劭罗织了一大堆罪名。方劭反被治罪，流放到外地病死。童贯在打击政敌方面有许多惯用伎俩，在同伙相互倾轧时也有许多诡秘招术。童贯后来镇压方腊起义时，曾取消了苏杭应奉局，因而得罪了宰相王黼。王黼就在皇上跟前说：“方腊作乱是由于茶盐法逼使的缘故，而童贯却听信奸人之言，把过错都归到陛下身上。”徽宗一听大怒，便对童贯顿生不满。宫内太监把这一事告诉童贯后，童贯决定治治王黼，便展开活动，设法让徽宗再次起用蔡京为相，剥夺王黼的权力。王黼一见童贯动了真格的，也非常惧怕，就又折简通诚于童贯。这时徽宗令童贯领兵伐辽，王黼就极力促成其事，童贯出发前，王黼更当面讨好童贯说：“太师如果北行，王黼愿尽死力以效犬马之劳！”连当朝宰相都如此怕童贯。宋徽宗和“六贼”一伙的腐朽统治，把广大人民推入了的苦难深渊。正如当时广泛流传的“打破筒（筒指童贯），泼了菜（菜指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的歌谣，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反抗烈火将要点燃，大山人民百姓，将陷入苦难深渊。

在宋徽宗和“六贼”集团的统治下，政治腐败，贪污聚敛之风愈刮愈烈，对农民的租税劳役剥削日趋加重，大小官吏催租逼税如狼似虎，使阶级矛盾全面激化。江南两浙人民饱受花石之扰，逼使铤而走险，踏上了武装反抗之路。在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十月初九，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人方腊聚众百余人，在自家漆园召开誓师动员会，随后以诛朱为口号，正式起义。江浙人民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方腊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几天内，起义军就发展到十万之众。方腊在十一月初一日，自称“圣公”，建元永乐，任命方肥为宰相，又置官命将，以巾饰作为区别的标志，初步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十一月，起义军一举攻克青溪县城。然后分路出击，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迅速攻占了江南七州四十八县之地，参加起义的群众竟多达百万余人，革命的烽火映红了东南半壁河山，震撼了大宋江山。

方腊起义军在宣和二年底，攻占睦州、歙州的消息传到开封，宋徽宗和宰相王黼一伙惊得目瞪口呆。眼见事态严重，宋廷便决定调集大军前去镇压。经商议，宋徽宗派童贯为江、浙、淮南等路宣抚使，以谭稹为两浙制置使，从各地调集大军火速南下。将准备用以联金攻辽的陕西蕃汉精兵约十五万人交由童贯统率，童贯补充调整官军，率兵马南下去镇压方腊农民起义军。

宋徽宗在大军临出发南下之前前，特地身穿便服，亲自为童贯摆宴送行。握着童贯的手说：“东南之事，全委托给你了。如有紧急大事，你可用御笔的名义，全权处理！”童贯于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正月，率大军南下。宋徽宗十分担心方腊占据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凭借长江天险，与官军抗衡，便下诏书命令童贯、王禀率兵火速抢占润州（今江苏镇江）、江宁府（今江苏南京），控制金陵喉襟要害。童贯一一遵命，亲统大军驻扎在镇江，令王禀领一军守住扬子江口，命刘镇领一军镇守金陵，迅速封锁了长江天堑。方腊在起义前，曾估计宋王朝商议对策调集大军需要半年左右时间，实际情况出于意料之外，原来北宋为了联金灭辽，早已把大量军队和军需物资准备好了，因而大批官军南下比方腊预料的要快得多。方腊的起义军兵力分散，正在各地攻州夺县，还没集中主力去夺取金陵。方腊在攻占杭州后，没听取吕将“直据金陵”、“先立根本”徐议攻取的建议，方腊反而作出了一个带有战略性错误的决定。他把主力部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方七佛率六万人北上攻秀州，向金陵方向挺进；另一部分由他和郑魔王指挥南下进攻婺、衢诸州。这一失策使官军得以顺利渡江，乘虚而入，方腊起义军在战场上的主动权便陷于被动挨打的局势。

童贯于正月二十五日过江后赶到了苏州，镇压了当地石生领导的起义军。为收买人心，瓦解起义军斗志，让幕僚董耘摹仿宋徼宗的字体，使用宋徽宗的口气，写了一篇“罪己诏”。说什么原来征集奇花异石，“造作供奉物色”，都是由朝廷支付款项，委托州县官吏按市价收买的；且不得少有抑配。谁料赃私之吏，以此为名，夤缘作奸，骚扰于民。从今以后，正式废除收买花石和造作供奉之物，地方官吏倘敢以贡奉为名因缘作扰，要以违御笔论处。经过这样，就把宋徽宗、蔡京一伙的罪恶推得一千二净，全部诿过于贪官污吏。同时，徽宗又耍了一个骗术，暂时罢黜了朱父子弟侄的官职，妄图以此来欺骗人民。随后，童贯又绕过吴江（今江苏吴江），沿运河直逼秀州，与守城官军一起夹击正在攻城的方七佛部起义军，起义军遭到了重大伤亡。

王禀、杨惟忠、辛兴宗于二月初统辖的宋军，一路追击方七佛起义军残部，进至杭州城北三里远的清河堰。起义军早在那里严阵以待，双方展开激战。官军水陆并进，起义军浴血抵抗。童贯又令各路官军切断了杭州城内起义军的一切外援，然后再大举攻城。双方血战六昼夜，起义军牺牲两万多人，杭州城终告失守。此时，八大王指挥的西路北上起义军，也在旌德、宁国一带被刘延庆、杨可世的西路官军击败。到二月底，东西两路北进的起义军相继战败，“划江而守”的战略计划已经完全落空。

方腊在三月初一，又率众回师攻打杭州，结果又被王禀击败。回师途中，起义军在富阳、新城、桐庐、睦州连连战败，于四月初退至白沙渡（今浙江建德县南）。四月中旬，白沙渡失守，起义军向西退守青溪，再退至帮源洞。西路宋军于三月中旬在潘村击败八大王部起义军，随后迅速南下，在四月中下旬攻至帮源洞。东西两路宋军以重兵包围了帮源洞，然后以纵火为号，同时进攻。一场惨酷的大战，帮源洞被攻破，起义军将士被屠杀了七万多人，方腊和家属及五十多名将领、官员被俘，农民起义最终被淹没在血泊之中。方腊在这年八月被押解到开封，壮烈就义。分散在各地的起义军余部又坚持战斗了近一年，直到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才最后失败告终。

童贯在镇压方腊起义的过程中，曾纵容官兵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为了把起义农民斩尽杀绝，甚至公开悬赏，杀一人赏绢七匹。结果，官军足迹所至，尸横蔽野，血流遍地，到处是一片阴森恐怖的景象。童贯领兵南下后，最初进展不大，宋徽宗又一再派人督责，为了向皇上交帐，他下了一道惨无人道的命令：凡与农民军作战而不能生俘的，允许斩首来献，可按级给赏。于是，官军每次出战，逢人就杀，然后割下首级去领赏。童贯则不管杀的是起义军还是平民百姓，一律照赏不误。官军由此兽性大发，偶尔遇见过往行人，格杀勿论。虽然有人向童贯指出，这样做会导致滥杀平民，应予禁止，童贯为了张大其功，全然采取放纵态度，以致官军常闯进百姓家，把全家老少杀光，割下脑袋去冒功领赏。连封建文人方勺在《青溪寇轨》中也不得也承认说：童贯用兵十五万，杀了起义军将士百余万人，所杀平民不下二百万。童贯在宣和四年三月，返回京城，宋徽宗因其平方腊有功，晋衔他为太师，改封为楚国公。他的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却换来了他的加官进爵。

女真族自从收国元年（公元1115年）正式建国以来，对辽作战节节取胜。在金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契丹政权已是气息奄奄，朝不保夕。宋徽宗企图不费力气便夺回燕云十六州，完成祖宗未竟之大业、为他的腐朽统治涂彩抹红。自从马植上奏建议联金灭辽以来，北宋朝廷内部经过多次讨论，才决定慎重进行。当时地方上的一些官员，如河东经略使薛嗣昌、知雄州和诜、侯益、中山守张果、高阳关安抚使吴等都赞成联金的建议。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七月初四日，有两艘渔船被海风吹到登州的驼基岛（今庙岛群岛的砣矶岛），后又停靠在文登县的海岸边。登州知州王师中派人调查，才弄清是契丹蓟州的汉人高药师、曹孝才及僧人郎荣等率其亲属老幼二百多人乘船想去高丽避难，误被海风吹到宋境。王师中将上奏，宋徽宗派宦官为使，将一干人带到京城。同时，又令将高药师带到蔡京家里，让蔡京与童贯共同询问，商议此事。蔡京、童贯后来上奏，要求朝廷召募人以买马为名，到女真境内商议联兵攻辽之事。经过一个月的准备，八月初三，王师中派将吏七人随同高药师渡海使金。二十二日，高药师到渤海对岸金境时，见巡逻金兵守卫极严，他们竟胆怯地不敢上岸，又坐船回到了登州。宋徽宗听说后，大为震怒，处分了有关人员，诏令童贯、王师中重选智勇兼备者准备再次渡海作战。

童贯在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四月，选武义大夫马政，平海军卒呼延庆只因懂女真话被入选。二十七日，马政、呼延庆、高药师及随从八十多人坐船浮海抵金国的苏州。马政见到金主后，说：“我的主上听说贵朝攻破了契丹五十余城，欲与贵国通好，共行吊伐。如果贵国同意，以后会再派使臣来详细商议。”金方在次年正月派李善庆等人带着国书、礼物，随同马政一行使宋，双方开始了秘密接触。直到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宋金最后商定：双方同时出兵，分别攻取辽的燕京析津府和中京大定府；灭辽后，宋把过去每年给辽的五十万两匹岁币转给金国，长城以南州县则归北宋管辖；双方均不得单独与辽讲和。这是历史上宋金“海上之盟”的根源。

在订盟后，北宋便从陕西六路抽调了蕃汉精兵十五万人，准备伐辽。南方发生了方腊起义，宋徽宗也就顾不上攻辽了，便让童贯带这部分军队去镇压起义。徽宗虽听说辽已知道了宋金结盟的活动，生怕辽王朝报复，便有悔盟罢约的念头。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金又派使臣来催促北宋按约出兵。北宋方面则有意拖延，直到八月，才潦草地写了一封“国书”让金使带回，不派使臣前去协商，以致金方大臣都认为宋已悔约。年底，金军又大举攻辽。次年正月，辽中京大定府被攻破，辽天祚帝狼狈逃窜至西京大同府。三月，天祚帝手下的残兵又被追击的金军打得大败，天祚帝再西逃到夹山（今内蒙萨拉齐西北）。这时，奉命留守南京析津府的辽燕王耶律淳自立为帝，历史上称为“北辽”政权。显然，辽已到了分崩败亡的前夜。宋朝君臣认为，如果再不出兵，燕京势必要被金兵占领，宋徽宗这才仓促地决定起兵伐辽。

金方又派使在这年三月前来协商，请北宋按约攻辽。宋徽宗与王黼商议后，任命童贯为陕西、河北、河东路宣抚使，以蔡攸为副使，以种师道为都统制，起十五万大军攻辽。为了这次战役，王黼专门在三省设经抚房，不通过枢密院就遥控边事。同时在全国括丁夫，计口出算，征敛了六千二百万缗钱充作军费。这时，还有大批官员上书，坚决反对联金伐辽。宋徽宗本人似乎也害怕真打起来，他给童贯指出了上中下三策，即燕人悦而取之，顺利收复旧疆土为上，耶律淳纳款称藩为次；辽人真要抵抗，那就按兵巡边为下策。

童贯、蔡攸在五月正式出兵。蔡攸根本就不懂军事，误以为大功唾手可得。所以，在向徽宗告辞时，便指着皇上身边两位如花似玉的美嫔说：“臣大功告成归来的时候，恳请陛下将她们赏赐给臣。”徽宗一笑了之，不加以追究。童贯出兵后，一路洋洋得意，自以为此番“吊民伐罪”，辽的灭亡已指日可待，只要宋军一到，燕京就会拱手投降，因而根本就不作任何战斗准备。大军到高阳关后，童贯接受了知雄州和诜的建议，张黄榜公布说：此番奉圣旨出兵，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吊民伐罪，实出不得已而为之。接下来他下了一道荒唐的命令，如果敢杀辽兵一人一骑，都要以军法从事！榜文最后颁布了赏格，如果有英雄豪杰能夺取燕京来献者，即刻授予节度使！这时，契丹汉儿张宪、赵忠等人到童贯帐前投降，童贯便写了一封信，让张、赵二人带信返回燕京，劝说耶律淳归降，结果，二人全被斩首。接着，童贯又派马扩入燕京劝降。马扩胆气超人，又辞锋犀利，说得耶律淳也有些畏惧，便派秘书郎王介儒和都官员外郎王仲孙带着回信，随马扩前来雄州。辽使明确表示，燕京绝不投降，并对童贯说：“女真背叛本朝，这也是南朝所厌恶的。现在贵国贪一时小利，抛弃两国百年之好，与豺狼作邻居，种下了将来的祸胎，却以为得计，这样做好吗？救灾睦邻，是古今的通谊，还请贵国慎重对待啊！”一番话，说得童贯无话可答。

童贯口头劝说并不能解决问题。既然辽方不愿投降，那就只有武力进攻。于是，他把大军分成两路，令种师道指挥东路军向白沟进发，辛兴宗率西路军直逼范村。耶律淳听说宋军来攻，就命令耶律大石和萧斡统军抵抗。种师道军到白沟后，辽军发动突袭，在兰沟甸击败了前军统制杨可世部，宋军死伤甚多。西路军抵范村，也很快被击败。六月，种师道统军退回雄州，辽军一直追击到城下才退去。宋徽宗听说兵败，就连忙下诏班师，第一次攻辽战争草草结束了。宋军退回境内后，童贯重施故伎，把战败的责任一古脑都推给了种师道。他向朝廷上密奏，说种师道心存不忠，有意助贼。王黼见奏，马上把种师道降职为右卫将军，后令种师道退休还乡。

耶律淳的“北辽”政权，虽然打败了腐朽的宋军，但不能挽救辽朝的灭亡命运，这北辽政权内部不稳定，蕃汉大臣之间勾心斗角，矛盾重重。称帝仅三个月的耶律淳在当年六月重病身亡。消息传开后，王黼等人以为有机可乘，便决定出兵二十万再次攻辽。七月，北宋朝廷宋徽宗仍令童贯和蔡攸统兵，改任刘延庆为都统制。九月，辽的易州（今河北易县）和涿州（今河北涿县）投降了宋朝。这为宋军打开了进军燕京的通道，也增强了宋军的战斗力。辽天祚帝在天庆七年（公元1117年），为了抵抗金军的西进，召募辽东饥民两万多人组建了一支军队，其目的是让他们抱怨于女真，就称做“怨军”，以渤海铁州人郭药师为统帅。耶律淳称帝后，将“怨军”改名为“常胜军”，驻防在涿州一带。耶律淳死后，由其妻德妃萧氏称制，改元德兴，奚王萧斡掌权。原来竭力辅佐耶律淳称帝的汉人宰相李处温与从弟处能及其子李爽反而失势，李氏父子挟怨报复，便派人秘密与童贯联络，打算劫持萧太后归降北宋。不料，事机不密，萧太后杀了李氏父子。原来依附李氏的郭药师内心不安，便鼓动“常胜军”将士说：“天祚帝失国，女主临朝，王纲不振。现在，宋朝天子派大军压境，这是男儿立功名取富贵的好时机啊！”于是，他联合易州知州高凤一块降了北宋。郭药师手下的“常胜军”约有八千多人，战斗力甚强，致使宋军难以攻辽。

郭药师投降后，朝廷宋徽宗任命他为恩州观察使，“常胜军”隶属于刘延庆部。郭药师知道辽军主力不过万人，如果全军出战，燕京势必十分空虚，便提出了绕道袭击的计策。但是，刘延庆根本就没有打胜仗的决心，军队稀稀拉拉，纪律松弛。十日，郭药师领“常胜军”作先锋向导，引宋军渡过了白沟河。到达良乡（今北京房山东北）后，辽将萧斡率军阻击。双方隔着卢沟河对峙，宋军却不敢进攻。郭药师便主动提出，由他率兵奇袭燕京。刘延庆同意后，派高世宣、杨可世与郭药师率六千精兵，在半夜偷渡过卢沟河，兼程前进。拂晓时分，这支奇兵到达燕京城下。郭药师部将甄五臣指挥五千“常胜军”骑兵，迅速夺占了迎春门，攻入城内。萧斡得到城内密报后，领军回援，一番巷战，奇袭的宋军死伤大半，高世宣战死，郭药师和杨可世缒城而出，而原定的援军刘光世部却按兵不动，致使功败垂成。天明后，刘延庆看见河对岸一片火光冲天，以为是辽军来攻，就慌忙放火烧了营帐辎重，带头逃跑。辽军乘势追击，宋军士卒争先恐后，纷纷逃命，互相践踏，百余里内，死尸遍野，辽军一直追到涿水边才收兵回营。熙宁变法以来长期积存的大量军器物资，也被丢得精光。辽人见宋军如此胆怯无能，就纷纷吟诗作赋，大加嘲讽。两次攻燕都遭到了失败，童贯为了逃避兵败的罪责，就秘密派人到金营求见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邀请金方出兵攻燕。年底，金军分成三路，越过长城，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占了燕京。到公元1125年春，天祚帝被金军抓了俘虏，辽王朝就此灭亡。

宋军未能按约攻取燕京，金朝君臣便不想把燕京归还宋朝，又要求把燕京每年的赋税归金方收取。双方几经交涉，讨价还价。最后，金方总算答应把燕京及其所属六州二十四县交给北宋，但要求北宋除每年转交岁币外，还须将这些地区的赋税如数缴给金方，另交一百万缗的燕京“代税钱”，金方才撤军。宋方一再退让，虽然获得了这些地盘，但金方在撤军时，却把燕京的金帛、子女席卷而去，北宋得到的只是几座“城市邱墟，狐狸穴处”的空城。金兵撤走后，童贯把败仗吹嘘成大捷，宋徽宗也飘飘然地沉醉在“复燕云”的祝贺声中，给童贯、王黼等人加官晋爵。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五月，童贯进封为徐豫国公。徽宗对童贯、蔡攸在领兵伐辽及交割燕京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也颇有些不满，宋徽宗于七月份，便令童贯致仕了。

宋徽宗在童贯二次伐辽时，已预先把燕京改名为燕山府，涿、易等八州也都御赐了新名。宣和五年正月，燕京还在金军手上，北宋已任命王安中为庆远军节度使、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知燕山府，以郭药师与詹度同知燕山府。郭药师在进入燕京后，专制一路，招募士兵，手下号称有三十万大军，且甲械精良，朝廷对此颇为忧虑，便急急拜他为太尉，召他进京，他却再三推辞，就是不肯上路。这时，北宋还想收回营、平、滦三州之地，便接受了平州守将张觉的投诚。为此事，宋金双方争吵不休，最后北宋杀了张觉及他的两个儿子，函首送给金方。这却让郭药师不免产生了想法，渐渐心存观望。童贯致仕后，王黼、梁师成推荐谭稹担任两河燕山路宣抚使，负责与金方商谈交割西京大同府及山后诸州事宜。谭稹到太原后，金太祖已经在夏天病死，其弟吴乞买（金太宗）即位。金将粘罕劝说金太宗，不能把山后八州全给北宋，只答应交割武、朔二州，却把云中两千里之地划给了西夏。这些事件加在一起，人们就纷纷指责谭稹无能，措置无方。为了平息舆论，宋徽宗在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八月罢免了谭稹，令他致仕；宋徽宗重新启用童贯领枢密院事，担任两河燕山路宣抚使官职。

宋徽宗令童贯重管军政后，就让他领兵巡边，暗地去考察郭药师是否忠诚。如果郭药师真的怀有二心，就要把他带回京城。童贯到燕京后，郭药师亲自带队到易州迎接，给童贯跪下行大礼。童贯忙避开说：“你现在已经是太尉了，这就等同于朝廷执政大臣，地位跟我不相上下，又何必行此大礼？”郭药师说：“太师就是父亲，我只知道拜父，那管它别的什么？”童贯心中非常舒坦，就打消了疑心。接风酒宴过后，郭药师就邀请童贯一行检阅他的军队。大伙儿骑马一同到了野外的开阔地带，四周静悄悄的，毫无人迹。童贯觉得奇怪理财家门，只见郭药师跳下马，站在童贯身前，拿出一面小旗子，随手一挥。霎时，只见四周山谷里尘土飞扬，铁骑耀日，铠甲明亮，人马密密麻麻。童贯的随从们个个大惊失色，心胆俱寒。这是郭药师要他们检阅的军队实况。童贯、蔡攸观后称赞都在皇上面前夸奖郭药师治军有方，兵精粮足，一定能努力替国家保卫边疆。便放松了对郭药师的戒备。

童贯便转向西北，以交割山后诸州为名，来到了太原。童贯西巡，肩负着一个重大的秘密使命。这时，辽天祚帝耶律延禧正在夹山一带，宋徽宗竟企图招诱他到北宋来。此前，徽宗亲笔在丝绢上写了一封信，劝天祚归宋，让一名番僧带着信，千里跋涉，去找辽主。天祚帝见信后，答应归顺宋廷。宋徽宗就改书信为诏书，允诺以皇弟之礼相待天祚，而且地位还要高于燕、越两位亲王；同时在京城将为辽主修一千间屋子，赐他女乐三百人。天祚帝见诏书大喜，同意赴宋。童贯西巡，主要目的是来迎接天祚帝。可天祚帝又认为北宋外强中干，并不足恃，因而拒绝入境，致使童贯此行难以领功回京城。

宋徽宗在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六月，援引神宗遗训——能复全燕之地者，胙土赐王爵，遂正式封童贯为广阳郡王。宦官封王，这空前罕见的现象却发生在宋朝历史上。

正当北宋君臣在歌舞欢庆收复燕云“胜利”时，金王朝却在进行着侵宋的准备。金太宗宣和七年十月，金太宗下诏攻宋。金军分成东西两路，由斡离不和粘罕统率南下，计划会攻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十一月，东路金军由平州（今河北卢龙）出击，迅速攻占了檀州（今北京密云）和蓟州（今河北蓟县）。十二月初，斡离不军进至白河，大败宋军，燕京守将郭药师降金，金兵入燕京。此后，郭药师领“常胜军”作先锋，引导金军连下中山（今河北定县）、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和信德府（今河北邢台），长驱直入，向浚州（今河南浚县东北）的黄河渡口逼近，形成攻战状态。

童贯这时正在太原，他听说西路金军从云中（今山西大同）南下，急忙派马扩、辛兴宗到金营探询，还幻想着取得金方答应给北宋的蔚州（今河北蔚县）、应州（今山西应县）及飞狐（今河北涞源）和灵丘（今属山西）两县。结果，粘罕对马扩说：“你还想要这两州两县啊？山前、山后都是我大金土地，还商议个什么！你们另外再割让几座城池过来，才可为你们赎罪。你们快滚回去，我自会派人到你们宣抚司去说话。”马扩回来后，把这些话都告诉了童贯，童贯却说：“金国才在边地建国它有多少兵马，能马上敢作这种事！”马扩劝童贯速作防御准备，童贯还是不相信金方会出兵，置之不理。粘罕派王介儒、撤离拇拿着他的书信到太原，指责北宋违背盟约，招纳叛将张觉等。王介儒态度极为傲慢，童贯低声下气地问：“如此大事，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撤离拇接茬说：“大军都出发了，还告诉什么！你快点割让河东、河北给我们，咱们以黄河为界，这样或许还能保住你赵宋江山哩！”童贯面对趾高气扬的金使，往日的威风扫地无存，竟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西路金军夺取了朔州（今山西朔县）、代州（今山西代县），西路金军于十二月进兵至太原城下。童贯为自己找借口，说要回京禀告皇上，筹划对策；暗中却在打点细软，准备逃命。太原知府张孝纯见这位童大人畏敌如虎，忙劝阻说：“金人违背盟约，王爷您就应该号令天下官兵同金军周旋。可您却扔下太原不管，您要一走，人心散乱，这不是把河东地区拱手送给金军吗？一旦河东失守，那河北地区可怎么守得住啊？请王爷留下，共图报国。何况太原地势险要，城池坚固，军民素习战斗，金人未必就能攻克。”童贯一听，却勃然大怒，高声叱责道：“我童贯奉命作宣抚，并不是来守土保疆的。你既然一定要我留在太原，那还要这里的主将干什么？”张孝纯听了这种话，不由得拍手叹息说：“唉！我平生佩服童太师的威望过人，可万万想不到却要临阵脱逃。如此胆怯畏缩，你还有什么脸面去见皇上呀！”童贯逃命要紧，再难听的话也都顾不上计较了，于是，他带着一伙心腹幕僚、随从，连夜出发，逃命去了。

在金兵南下后，北宋君臣慌作一团。宋徽宗连忙承认自己“任用非人，过听妄议，兴作事端，蠹耗邦财失误”。下令罢除了方腊起义失败后又恢复起来的“花石纲”，内外制造局及“西城括田所”的租课也同时取消，还把大晟府、学乐所、行幸局和教坊额外人、待诏额外人，艮岳宫等宫官吏等等，全都罢除或裁减了。他又下“罪己诏”，号召各地军民起兵“勤王”，复令皇太子赵桓“监国”，自己随时准备逃跑。随着东路金军的日益逼近，大臣们便要求徽宗火速传位，好让新皇帝组织军民抗敌。十二月二十三日，徽宗假装生病，跌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大臣们急忙灌药，他又装着苏醒了，伸胳膊索要纸笔，用左手写道：“皇太子可即皇帝位”。太子作了一番推辞，便正式登基，他就是宋钦宗，改次年年号为靖康。钦宗上台后，立即下诏说要御驾亲征，想任命逃回京城的童贯担任东京留守。童贯早已被金兵吓破了胆，时刻准备着再次逃跑，童贯他拒不受命，不再为宋朝效劳。

兵临太原城下的西路金军遭到太原军民的顽强抵抗，不能按期南下。东路金军到了黄河北岸，守河宋军不战自溃，一个个逃亡。金军搜到了十来条小船，每船只能坐六七个人，用了好几天，才全部渡过黄河。斡离不见河南竟无人防守，喜出望外地说：“南朝真是无人嗯，若果有一两千人防守，我们岂能从容渡河。”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初三，金军过河的消息传到开封，宋徽宗在半夜连忙带着蔡攸和几个亲信太监，慌慌张张地出通津门东逃。他嫌坐船太慢，就改乘小轿，仍觉跑得不快，干脆坐上搬运砖瓦的船。逃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后，才弄了些衣服被褥之类的东西，再改乘一头健壮的骡子南逃。逃到符离（今安徽宿州市）后，坐上官船，一直跑到了泗上。

童贯早年在西北领兵时，曾招募了一批约有一万人的健壮青年，作为自己的亲军卫队，起名为“胜捷军”。这些人平时住在童贯家附近，保卫他的安全。当徽宗南逃时，“六贼”也大多举家逃跑，童贯就带着“胜捷军”跟着逃命。在过汴河浮桥时，宋徽宗的卫士们也挤上浮桥，哭喊着要随皇上一块逃命。童贯却担心人多拥挤，会影响逃跑的速度，便下令让“胜捷军”开弓放箭，射退这些卫士。一刹时，矢如飞蝗，中箭倒毙者达百余人，血污遍地，痛哭号叫之声震动四野。徽宗率先南逃，宗室、官员也有不少人暗中仿效，京城里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宋钦宗只好下令关闭城门，全城戒严。东路金军开始围城、攻城，兵临城下。

宋钦宗刚上台后，太学生陈东就领了一帮同学，伏阙上书，称蔡京、童贯等人为“六贼”，要求新皇帝诛杀群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此后，上奏弹劾蔡京一伙罪行的官员越来越多，钦宗为减轻舆论的压力，开始着手惩处“六贼”及其党羽。

宋徼宗南逃后，宋钦宗在大臣李纲等人的扶助下，组织军民死守京城，加强战备。由于西路金军无法如期南下，钳击开封的计划就成了泡影。加之各地勤王军兵陆续赶到，金军在与北宋议和后，便于靖康元年二月初十正式退兵。

宋徽宗在这段时间里，与“六贼”集团的矛盾逐渐激化。由于蔡京父子、童贯等人根本不把钦宗放在眼里，一心一意追随太上皇南下逃命，置国事于不顾，引起朝野的强烈憎恨，攻击他们的奏章如雪片般送到朝内，使宋钦宗如芒刺在背，日子不好过。宋徽宗逃到淮河边时，高俅领着童贯的“胜捷军”随后赶到，使太上皇宋徽宗有了一支扈从军队。此后，宋徽宗一伙渡过淮河逃到扬州，安排“太上皇后”住在那儿，然后再渡过长江逃到京口（今江苏镇江）。从此，镇江便成了太上皇集团的大本营。宋徽宗退位的第二天，宣布他“除（道教）教门事外，余并不管”。然而，实际情况并不象他说的那么动听。他们到东南后，并不甘心放弃其腐朽统治，随即以“太上皇帝圣旨”的名义，扣留东南地区给朝内的报告、纲运和勤王军队，形成了一个太上朝廷，把持着东南的行政、经济、军事大权。

王甫早在当年赵桓被立为太子的时候，见郓王赵楷深受宋徽宗宠爱，便私下为郓王出谋划策，企图夺取太子之位，“六贼”及其党羽中有不少人曾背后参与此事。在宋钦宗未即位前，就和“六贼”产生了矛盾。宋徽宗传位时，宋钦宗按惯例要辞让几次。那时，又有人引郓王赵楷上殿，图谋夺取宋钦宗的皇位。这一切，早就引起了宋钦宗的怨恨。宋徽宗到东南后，蔡京一伙又蠢蠢欲动，企图在镇江扶持宋徽宗复位，更直接危害宋宋钦宗当朝执政。

陈东又在一月底上书宋钦宗，指出宋徽宗一伙控制着长江天险，把持东南大权，拥有沃野千里，郡县千百，如不从速处置，恐怕将来东南必非朝廷所有，再次要求严惩“六贼”。宋钦宗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为了收揽人心，平息民愤，便对“六贼”一伙开刀。正月，宋钦宗先把他最痛恨的王黼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安置于永州。大臣李纲、吴敏又上书，要求诛杀王黼。宋钦宗就授权给开封府尹聂昌，令他相机处置。聂昌就派出武士，追踪南迁的王黼，在雍丘县南的一个老百姓家里，杀了王黼，砍下脑袋带回京城，对外宣称是被强盗杀的。宋钦宗同时下令赐李彦自尽，抄没他的全部家产；下令把朱罢官，放归田里。随后，又下令梁师成被贬为彰化军节度副使，离开京城后，行至八角镇，宋钦宗又派人追上杀了他。二月，宋钦宗下诏令贬蔡京为秘书监；贬童贯为左卫上将军，池州居住；蔡攸则贬为太中大夫。过了不到十天，又宋钦宗下令贬童贯官，安置柳州。

宋宋钦宗也已剥夺了宋徽宗发号施令的权力，金军已北归。太上皇宋徽宗就给儿子写了一封密信，为自己解释辩护了一番，表示自己以后“甘心守道，乐处闲寂”，绝不再“窥伺旧职”，并在四月初回到开封。宋钦宗借机下令，以后太上皇赐给官员的东西，出宫时一律没收入官，彻底断绝了宋徽宗干预政事的念头。到了七月，蔡京死于贬所，其子孙二十三人或杀或贬，全部处置完毕；后赵良嗣、朱也被诛死。童贯被贬官后，先流放到柳州，后又贬窜至英州、吉阳军。当他还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宋钦宗又下诏，宣布了他的十大罪状，然后派监察御史张激南下处理他。张徵一路寻迹追踪，于靖康元年（1126年）七月辛卯（二十七日），带着一帮公人在南雄州（今广东南雄）追上了童贯。张激向童贯宣读了皇帝的诏书后，便让手下人杀了“穷奸稔祸、流毒四海”的一代宦官权阉、媪相童贯，砍下童贯的脑袋，装在木匣子里带回了京城，宋宋钦宗马上下令，将童贯的首级持在开封大街上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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