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评太平军、湘军在江西战场上的对峙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太平军-评太平军、湘军在江西战场上的对峙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评太平军、湘军在江西战场上的对峙

湘军是太平军的死敌，双方从咸丰四年正月至同治三年六月（公元1854年3月至1864年7月）鏖战十年余，其中五年之久却是对峙在江西战场。仅凭这一点，也足以说明江西战场的重要性。涉猎史籍，就可发现：无论太平军还是湘军，都在江西战场投入主力，搏斗惨烈。因此，深入分析双方争夺江西的原因，弄清两军对峙五年内的形势变化和力量消长，总结其得失的症结，应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重要课题。
一
太平军与湘军为什么要殊死争夺江西？
首先，江西地处长江中游，又是安徽、浙江、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六省交界之地。这对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国来说，是必守的门户；而对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湘军来说，又是扼敌致死的咽喉；江西是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关于这一点，曾国藩有过一次比较详尽的叙述，那是在1855年初湖口之战后，太平军乘胜直捣武汉三镇，上游空虚，咸丰帝急令曾国藩率军上援，谨小慎微的曾国藩居然婉言申辩，拒不奉旨，他提出了“其难有三端，一则浔郡为长江腰膂，陆军未能轻撤；一则内湖水师乘春涨可以由湖口出江，所虑在既出以后，孤悬无依；一则金口水陆诸军饷项缺乏，若再添师前往，更无可支援，恐饷匮而有意外之虞，臣实乏良策，惟有坚扼中段保全此军。”(《曾文正公全集》《年谱》)曾国藩的不奉旨，无非怕失去长江中段的地利，无法保全他的水师陆军。在江南作战，十分重视水师的作用，保有江西，便能充分利用鄱阳湖，成为水师的巢穴，这一着是很恶毒的。他在一封家信中曾经直言不讳地说：“余办内湖水师，即以鄱阳湖为巢穴，进而切断转战湖北的太平军与其首都天京的联系，间或出江剿贼，亦不过三分之一，与贼鏖战。剿上游则在九江、武穴、田家镇处游弋，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外，利则交战，不利则退回鄱阳湖巢穴之内。剿下游则在彭泽、望江、安庆等处游弋，亦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内，利则交战，不利则亦退回鄱阳湖巢穴之内。如此办理，则上游武穴之贼与下游金陵之贼，中间江路被我兵梗阻一段，其势不能常通，亦足以制贼之命。”(《曾文正公家书》)既要将鄱阳湖作为水师的巢穴，自然必须保有江西；而控制了鄱阳湖也就控制了长江中段，湘军水师才能纵横内湖外江，可进可退。一旦羽翼丰满，时机成熟，它便可以顺流而下，为反革命事业发挥最后一击的作用。地处长江中游的江西，被曾国藩称为“长江腰膂”的九江，自然成为他必争的战略要地了。
其次，湘军的银饷主要是自筹，这使得江西与六省交界的地理位置显得分外重要。筹措银饷是曾国藩最感头痛的事，他常说：“今之办贼，不难于添兵而难于筹饷。”(《曾文正公全集》《年谱》)曾国藩兢兢业业地“惟当力保广、饶以通苏、杭之饷道，先剿抚、建以固闽、浙之藩篱。”(《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又亟亟乎要求“上海抽厘金拨解臣营专济楚军之用。”(《曾文正公全集》《年谱》)都说明江苏、浙江、上海是在江西战场的湘军的军饷重要来源之一。而广东呢？甚至在曾国藩起军前夕，就专赖广东的饷银以便动身，他曾专函当时的湖广总督吴文□说：“惟口粮一事万难为续，目下专望广东九万金来，为起程之资。”(《曾文正公全集》《书札》)湘军到江西以后，广东仍然是湘军饷银重要来源之一，曾国藩在给李元度的信中说过：“四、五月，饷项竭蹶，每日只能合百文，待六月广东饷到，再行逐一补足，每日加赏米一升，盐三钱，将来不复扣还。”(《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富饶的江苏、浙江、广东的财力，商贾云集的上海厘金，以及收入冠于全国的粤海关税款，是湘军饷银来源的后盾，有了饷银才能使这支地主武装发挥它的战斗力。这些地区与江西不是毗邻，便是有道可通，保有江西，自然便于筹饷。
第三，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江西本身就是双方军饷、军粮的重要基地。曾国藩承认：“吾在江西，各绅士为我劝捐八、九十万”(《曾文正公家书》)之多，所以他说：“筹饷以江西为本。”(《曾文正公全集》《年谱》)关于军粮，江西物产丰富，尤其盛产大米，更引起双方的重视。曾国藩认为“江西物力尚厚，供我水陆两军口粮，大约足支八个月”。(《曾文正公家书》)太平天国方面也是如此，1854年东王、北王、翼王三人向天王上书称：“弟等细思安徽、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张德坚《贼情汇篡》、《太平天国》第三册第275页)
除此以外，湖南是湘军的老巢，湘军虽然出省作战，但是，其兵勇的补充仍然要回湖南招募。如在江西作战时，曾国藩还是“委副将朱品隆……等回湖南续招乡勇四千人赴抚州训练以备攻剿”。(《曾文正公全集》《年谱》)周凤山、曾国荃也曾经分别从湖南招募乡勇，这些史料是屡见不鲜的。江西与湖南毗邻接壤，湘军占得江西，自然便于补充兵源。
综合上述，无论从战略位置、粮饷筹措以及兵源补给等方面看，占有江西都是至关紧要的，无怪乎双方都在江西战场投下了精兵良将，展开了历时五年的激烈的争夺战。
二
敌对双方在一个战场上反复搏斗五年，确实是个不短的时间。因此，为了总结双方成败的经验教训，必须首先弄清太平军、湘军在江西战场上力量消长的发展演变。根据史实，它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咸丰四年十二月至咸丰五年十月（即公元1855年1月至11月）为止，是太平军楔入江西战场，阻止湘军凌厉攻势的时期。
咸丰四年秋，太平军占领的湖南、湖北重镇岳州、武昌，先后被湘军攻陷；十月，秦日纲率领的大军又在田家镇半壁山为湘军所败；湘军乘胜水陆并进顺江东下，声势逼人。石达开临危受命，督师九江，咸丰四年十二月先后取得湖口、九江大捷，使湘军水师丧失战船、民船共七、八十艘。当时湘军水军的整个兵力，也不过拥有战船“凡大小二百四十，辎重炮船百二十，辎重民船百”，不能说没有伤及元气。而且，太平军在这战役中将湘军水师“一分为两截，出现了外江无小舟，内湖无六船”(《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的局面。留在外江的水师“实觉无以自立”，(《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不得已上驶金口；内湖水师又担忧“不便宿食，不能扎营，……无得力将领统之，……外与九江隔绝，内又与江省远离，银两子药俱无所出。”(《曾文正公全集》《奏稿》)湘军的锐气受挫，石达开有效地阻截了湘军水陆大军顺江东下的攻势，扭转了危局。
曾国藩没有就此退却，下定决心惨淡经营江西。仅仅过去一个月，也就是咸丰五年正月，曾国藩由九江抵南昌，又是下令让内湖水师的营官“抚辑众心”；又是“设局制造炮位子药，专供楚军炮船之用”；又是“派员弁回湘，增募水勇”；又是拨船、造船，甚至“设立船厂添造各船”；于是“内湖水师自成一军矣”。(《曾文正公全集》《年谱》)在曾国藩亲自坐镇南昌竭力整顿下，过了两个月，据载：“今水陆各军在江西境内者，伤者平复，劳者休息，赢弱者遣汰添换，仍可恢复去秋壮盛之气。”(《曾文正公全集》《奏稿》)接着，曾国藩对今后的战略部署作了一番具体分析，他在《统筹全局摺》中说：“以湖北、安徽、江西三省全局论之，陆路须有劲兵四枝，水路须有劲兵两枝，乃足以资剿办。”水路以及陆路四支又分东、西两路，曾国藩认为“江南自九江以上兴国、通山、崇阳、武宁等属，皆土匪勾结粤贼之渊薮，是为西一路；自湖口以下，由东流建德、饶、池、徽、宁四府，皆逆匪觊觎浙江之要途，是为东一路。……南岸以东一路为重要，而西路次之。”(《曾文正公全集》《奏稿》)根据这一战略思想，曾国藩的强兵悍将都布置在鄱阳湖东、西两岸。他在西路以塔齐布一军五千人屯驻浔郡，伺隙攻城，妄图牵制坚守九江及小池口一带的石达开的主力军，使之不敢全数上争武汉，基本上还是守势。曾国藩在东路采取的是进攻性措施，他说：“所谓东路者，为江浙转饷之路，关系大局非轻，臣等分派罗泽南带湘勇三千人，由江西省城绕出湖东，攻剿饶州之贼，又与抚臣陈启迈合募平江勇四千人，同剿东路。”(《曾文正公全集》《奏稿》)曾国藩在东路派出了悍将罗泽南，投入兵力七千多人，可以说是下了大赌注的。湘军在江西战场似乎要重整旗鼓，力争控制全局了。
石达开却抓住空隙来了次奔袭，打乱了湘军的部署。正当罗泽南等次第陷饶州、乐平、景德镇诸地，准备扑向祁门、徽州等城镇时，石达开抓住曾国藩逗留江西，上游空虚的机会，率军直取武汉重镇，并把矛头指向通往湖南的崇阳、通城等走廊。咸丰帝下旨急调曾国藩上援武汉，曾遭到婉辞拒绝，倒是罗泽南认识到局面对己不利，他向曾国藩分析吴楚形势，“谓方今欲图江、皖，必先复武昌；欲图武昌，必先清岳鄂之交。”(《曾文正公全集》《年谱》)势在必救，曾国藩才派遣罗泽南率军驰援。石达开取得武汉大捷后，乘胜进军岳鄂之交的通山、崇阳、蒲圻等地，可惜在羊楼司遭到罗泽南湘军的狙击，未能直捣湘军老巢。然而，石达开毕竟调动了湘军在江西的兵力，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曾国藩自称他起初在江西战场上，“所以长驱千里，势如破竹者，陆路有塔齐布、罗泽南，水路有杨载福、彭玉麟诸人。”(《曾文正公全集》《奏稿》)这四员湘军悍将，塔齐布因屡攻九江城不下，已气死在军中；罗泽南、杨载福都到湖北了；只剩下一个彭玉麟在江西临江；湘军在江西战场落得个兵单将弱的挨打局面，逼得曾国藩不得不采取守势，他自述“不宜数数进攻，以顿兵损威，仍当俟江汉上游攻剿有效，以取建瓴之势。”因此“九江、湖口陆营，数月无大战事。”(《曾文正公全集》《年谱》)第一阶段的时期内，太平军不仅扭转了危局，也在江西战场站稳了脚跟，前后为时将近一年。
第二阶段，约从咸丰五年十月到咸丰六年二月（公元1855年11月到1856年4月），太平军在江西战场展开全面攻势，湘军陷入困守待毙的窘境。
当石达开在岳鄂交界处受阻后，立即乘虚回军，反攻江西，在当地义军配合下，连克新昌、安福、分宜、万载等县，展开全面反击。清方惊呼：“于是赣水以西乱民响应，众至十余万，瑞、临、袁同时告警。”(《曾文正公全集》《年谱》)江西战场的形势急骤向有利于太平军方面发展。
曾国藩仓促采取应急措施：“其一，江西水军单薄，抽调战船驶赴省河防其东渡；其一，拟调罗泽南一军回驻通城，牵制逆贼后路，亦可兼顾楚省；其一，拟留遮克敦布一军防守东北四府，庶钱粮有可徵之处，奏报有可通之路。”(《曾文正公全集》《年谱》)结果仍然无济于事，到咸丰六年二月底，据清方记载：“综计是时，贼陷江西府城八州，县邑五十有奇。屡分党南扑赣州，东扰广信，文报往来，饷需转运，仅广饶一路可通，亦时有贼踪焉。”曾国藩悲叹自己是：“臣久困一隅，兵单将寡。”(《曾文正公全集》《年谱》)他□□南昌，为了苟延残命，只得与太平军拼命争夺临江府，力求保全樟树镇。这是因为江西的地理形势，“全省以赣水为中路之经，……一水中分，而两岸州县之多寡，地形之大小，盖略相等。其袁州、临江二府之河称日袁江，至樟树镇而汇于赣河。樟树镇者西近瑞、临，东接抚、建，两岸之关键，省城之咽喉”。曾国藩要苟全性命于南昌，自然认为江西战场“实以樟树镇为最要”。因此，他忍痛撤九江之围，将周凤山的陆军调赴临江前线，又令彭玉麟率领内湖水师逆赣江而上，也“扎驻该镇”。江西巡抚“文俊又调周尊彝，林葆等之陆军，刘于浔之水师，随同驻扎，用全力扼守樟树镇，以保东岸，以卫省垣。”(《曾文正公全集》《奏稿》)
石达开指挥太平军还在扩大战果，他分兵遣将攻下了瑞州、袁州、临江、吉安等江西诸重镇，自己亲扎大营于临江，与樟树镇近在咫尺，使曾国藩如芒刺在背，日夜不安。他在一道奏摺中，对石达开的这一战略部署极感恐惧，说他经过“细心察看，石贼久居临江，为上下适中之地，凶悍之贼必萃于此。南则窥伺赣州、南安，以通两粤之余匪；北则居守武宁、新昌，以通九江之归路；全势注于江西，意图尽披枝叶，困我省会，凶谋诡计，实可痛恨。”(《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两军在江西战场全面展开搏斗后，优势已在太平军这一边，斗争的焦点又移到夺取省城的咽喉之地——樟树镇。
为时不久，太平军更占尽了优势。咸丰六年二月十八日，周凤山在樟树镇大败，“营垒全陷，弁勇溃回南昌，省城人心大震，夺门奔走者不可禁御，或相践以死。”(《曾文正公全集》《年谱》)樟树镇丢失，南昌门户大开，曾国藩困守孤城，甚至“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王□运《湘绮楼日记》（七）第12页)何况湖北的道路久塞，现在又与湖南隔绝，此时此刻，他感到“道途梦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曾文正公全集》《奏稿》)自认为是“军兴以来，各省所未见”的败局。当时江西战场上的湘军，确实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即以兵力而论，“在内惟李元度一军，在外惟罗泽南、刘长佑二军。”(《曾文正公全集》《奏稿》)而李元度一军被拖在抚州战场；从湖南赶来的刘长估部又被太平军拦截在萍乡；那个罗泽南早于二月初八日被太平军击毙在武昌城外的洪山，由于音讯隔绝，曾国藩还在恳求咸丰帝急调罗泽南率军回“救岌岌将殆之江西”。(《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可以说，在江西战场上，湘军连反击力量都没有。尽管曾国藩急如星火地向四方求援，也无法挽回颓势。可惜，正当曾国藩陷入绝境，南昌指日可破，太平军占有江西全省在望的时刻，咸丰六年二月底（公元1856年4日3日），石达开接到东调参加第一次破江南大营会战的命令，在紧要关头离开了江西，遂使曾国藩死里逃生，湘军也摆脱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这一阶段是太平军控制江西战场全局时期，历时约为半年。
从咸丰六年二月到十二月（公元1856年4月至1857年1月），是两军相峙的第三阶段。石达开虽然离开了，但是太平军并没有放弃江西。清方记载：“吉、袁、临、瑞、抚、建等府之贼，浚濠坚守，近省各县亦另有老贼踞守城池。”(《曾文正公全集》《年谱》)可见是在坚守阵地，以待时机。曾国藩惊魂甫定，也不敢冒进，强调“兵家以攻坚为最忌，再三谕各营将领，勿徒事仰攻以损精锐，”因此“数月以来，无大战事。”(《曾文正公全集》《年谱》)曾国藩借此机会积极扩充兵力，加强训练，以便反扑。八月，曾国荃在长沙招募湘勇千五百人；周凤山既抵长沙，募勇千七百人。(《曾文正公全集》《年谱》)曾国藩则在南昌“收集陆军，裁并训练，每日巡视操场，既而出居营盘”；还“作陆师得胜歌，水师得胜歌，以教军士，于战守技艺、结营布阵诸法，曲尽其理，弁勇咸传诵之。”(《曾文正公全集》《年谱》)又是扩军，又是训练，湘军的士气开始恢复，战斗力增强了。
清方的各路援军，还在陆续向江西开赶，咸丰六年的三月底至四月初，湖南援军刘长佑终于“克复萍乡”，萧启江又“克万载”；(《曾文正公全集》《年谱》)六月，福建援赣的兵勇在建昌的已达二千六百多人；“湖北援师已克新昌、上高，两湖声息可通；广东援师已入守赣州，当可保全要郡。”曾国藩认为战局已有转机，他说：“先是，贼踪四布，赣、吉、袁、瑞声息久不达南昌，至是，意间渐通。贼至江西以来，水师扼剿屡胜，贼不得逞，乃于吉、袁、瑞、临各处造成战船，制攻具，乘夏水涨盛时，齐举以趋南昌，于瑞河口、临河口、塘头□、生米司皆为营垒。”(《曾文正公全集》《年谱》)双方已形成相峙局面，距离石达开离开江西仅仅两个月。这局面一直维持到当年七、八月间——太平天国“天京内讧”发生以前。“天京内讧”使得天国领袖们无暇顾及长江上游，形势终于剧变，据清方记载：咸丰六年年底，湖北清军水陆大举，陷武昌、汉阳、乘胜东下，马队、步队、水军分别在江宁将军都兴阿和湘军的李续宾、杨载福统领下“水陆并进，沿江贼党望风瓦解”，直逼九江、小池口等地，自诩为“兵威鼎盛。”湘军在江西战场上全面出击，，结果是“南昌、袁州两郡全境肃清，九江、南康、瑞、临、吉安各属邑收复过半，贼势益衰。”(《曾文正公全集》《年谱》)两军对峙阶段前后历时十个月，遗憾的是，以太平军失利结束了。
第四阶段，可从咸丰六年十二月算起，到咸丰九年六月为止（公元1857年1月至1859年7月），是湘军大举反扑，太平军在江西战场艰苦奋战的时期。
湘军已在相峙阶段完成伺机反扑的准备，因此一开始就凶焰颇盛，如湖北援军攻占瑞昌、德安；湖南援军夺了新喻、永宁；连西安将军福兴也奉旨领兵抵达南昌，曾国藩奔走在南昌、瑞州两地指挥，踌躇满志，准备由他手里来收拾江西残局了。不料事出意外，就在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曾国藩因父丧奉旨丁忧回籍。湘军在杨载福、彭玉麟、胡林翼等统辖、调度下，(《曾文正公全集》《年谱》)并未减弱反扑的势头。就在这年的秋冬，据清方记载：“九月初八日，官军水陆齐举，克湖口县城，破梅家洲贼垒，内湖外江水师始合，”湘军水师“遂与定海镇之红单相接，……肃清江面之势成矣。”(《曾文正公全集》《年谱》)长江流域完全为湘军所控制，自然影响到江西全境的形势，所以咸丰帝在曾国藩的奏稿上朱批：“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就肃清，汝可暂守礼庐。”(《曾文正公全集》《年谱》)他感到不让曾国藩来过问军事，也可以稳操胜券了。
曾国藩再度被起用，那是由于浙江战场的吃紧。石达开在咸丰七年五月被迫离开天京，十月由安徽进入江西，咸丰八年三月又由玉山东向浙江，“连陷城邑”。(《曾文正公全集》《年谱》)于是，湖南巡抚骆秉章在五月底向咸丰帝“具疏奏称，现在援浙江各军将领，均前侍郎曾国藩所深知之人，非其同乡，即其旧部，若令其统带赴浙，则将士一心，于大局必有所济。”(《曾文正公全集》《年谱》)咸丰帝同意了。湘军留在江西战场的只剩下曾国荃——正在率军围攻吉安府城。八月初，吉安城陷，清方声称“江西全省肃清”。(《曾文正公全集》《年谱》)实际上并非如此，太平军还在江西战场上艰苦支撑，浴血奋战。直到咸丰九年六月曾国荃与太平军中军主将杨辅清在景德镇决战，太平军失利后退守安徽祁门，太平军才算基本上撤出了江西战场，主战场转移到安徽，开始了以保卫安庆为中心的诸战役，湘军已步步紧逼天京了。这一阶段的战局变幻是与太平天国政局变化紧密相关的，太平天国苦撑危局长达两年半之久，占整个时间的一半。
三
综观太平军、湘军在江西战场对峙的全过程，太平军取得胜利完全有可能，然而却失败了，实在令人惋惜。这一经验教训，必须深入分析，认真总结，以为史鉴。
太平军有可能胜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客观因素：湘军头子曾国藩从咸丰四年正月（公元1854年2月）建成湘军起，包括与太平军在江西战场对垒的五年，始终未能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咸丰帝要湘军替他卖命，却又很不放心。曾国藩是在咸丰三年正月，以在籍侍郎的身份接受咸帝旨意，在湖南长沙帮办组建湘勇的，后来他又奉命出省作战，死心塌地为清廷效劳，可以说是战功显赫。可是，到咸丰十年闰三月（公元1860年5月）江南大营被太平军第二次攻破以前，曾国藩一直以空头侍郎衔统领湘军，(《曾文正公全集》《年谱》)咸丰帝始终不给他地方实权。就以湘军第一次克复武汉为例来说，咸丰四年九月，曾国藩的奏报一到京师，“文宗大悦，诏国藩署湖北巡抚”，可是隔了几天，咸丰帝“又诏国藩督师”，并且催促他尽快“下长江，克金陵”，曾国藩只得辞去湖北巡抚的署职，换了个兵部侍郎的空衔。(参阅王□运《湘军志》)巡抚是掌握一省大权的封疆大员，侍郎空衔却是毫无实权。统率数万大军的曾国藩，际遇如此，有时也不免发发牢骚，说自己是“厮身于不官不绅之间”。(《曾文正公全集》《书札》)
由于曾国藩得不到清廷的信任，没有实权。因此，既无法调遣军队，也处处受到地方官吏的牵制、刁难。这自然会削弱湘军的战斗力，对太平军十分有利。我们且看一份曾国藩向咸丰帝诉苦的奏稿，他说：部属有功，自己却“徒有保举之名，永无履任之实，……臣未奉有统兵之旨”，这造成了他调遣兵将的困难，因而，“历年在外不敢奏调满汉各营兵、实缺之将领。……去年会筹江西军务，偶欲补一千把之缺，必婉商巡抚，请其酌补，其隶九江镇标者，犹须商之总兵，令其给予□付。（国藩）虽官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督。”接着，他又诉说了受地方官吏牵制之苦：“国家定制，各省文武黜陟之权，责成督抚，相沿日久，积威有渐，督抚之喜怒，州县之荣辱进退系焉。……臣办理军务，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文武僚属大率视臣为客，视本管上司为主，宾主既已歧视，呼应断难灵通。……至如筹饷之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何一不经州县之手？或臣营已捐之户，而州县另行逼勒。……然此数者，皆巡抚之专政，臣身为客官，职在军旅，于劝捐扰民之事，……则不敢越俎代谋。”曾国藩没有兼任地方封疆大员，湘军的补给遂得不到地方官员的支持，使曾国藩感到办事艰难，这影响是很大的。还有一件令人可笑的事，按照清廷通例，曾国藩虽然拥有统率湘军的最高权力，却只能使用木质关防，他说：“臣帮办团练之始，仿照通例镌刻木质关防，其文曰钦命帮办团防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之关防。咸丰四年八月，臣剿匪出境湖南抚臣咨送木质印一颗，其文曰钦命办理军务前任礼部侍郎关防。是年秋间补缺，又换刻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换来换去就是这这么一颗木质关防，而无实受大印，清廷大小官僚当然敏感到其中的微妙，对曾国藩颇有不敬举动，刁难之事更时有发生，他诉苦说：“外间时有讥议，或谓臣系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或谓臣未奉明诏，不应称钦差字样，或谓臣曾经革职，不应专摺奉事，……关防更换太多，往往疑为伪造，酿成事端。如李成谋战功卓着，已保选至参将矣，被刑辱于芷江县，出示以臣印札而不见信；周凤山备历艰辛，已保举副将矣，被羁押于长汀县，亦出示以臣印札而不见信。前福建巡抚吕孙曾专函驰询，臣印不符之故。甚至捐生领臣处之实收，每为州县猜疑，加之鞫讯，或以为不足据而勒令续捐。”(《曾文正公全集》《奏稿》)这一切都涉及到实际问题，严重影响到湘军的军务，包括筹饷的财源。曾国藩的湘军似乎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主要是咸丰帝不放心这支剽悍凶顽的汉族地主武装，诚恐尾大不掉，难以控制，因此对地方官吏的所作所为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乐得听之任之。在江西战场与太平军对峙时，就曾发生这样的事：江西巡抚陈启迈与曾国藩调遣兵勇上“意见多不合，饷尤挈肘。”陈启迈的下属万载知县李□，“与其乡团举人彭寿颐以团事互相控□”，曾国藩赏识彭寿颐的反动才能，“札调来营差遣”，陈启迈却“乃收系彭寿颐，令臬司恽光宸严刑讯治之，以是尤多龃龋。”(《曾文正公全集》《奏稿》)曾国藩和湘军的这种境遇，一直到太平军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后，才起变化。那是因为咸丰帝已无兵可用，他要镇压太平军，才不得不完全依靠湘军。江南大营彻底崩溃仅仅一个月，史载：“天子慎选帅，就加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旋即直授钦差大臣。”(《清史稿·曾国藩传》)这时两军在江西战场对峙已经结束了。大平军没能充分利用湘军处处受掣肘的困难，抓住战机，给以毁灭性的打击，实在可惜。迨曾国藩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地位统率湘军，管辖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四省，集行政、财政、军政大权于一身，动用所有力量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时，太平军再要与它抗衡，困难何啻增添千百倍！从这个意义上讲，双方在江西战场上的斗争，不仅从地理上、而且从时间上，也是决定两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我们也由此得到一个历史的启发：有利的时机往往稍纵即逝，千万大意不得。
太平天国不仅没有充分利用有利的客观因素，以夺取江西战场上的胜利；相反，在主观上还犯了一系列的错误。首先是东王杨秀清的独揽朝政，石达开不能不服从他的远距离指挥，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正是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东王一纸命令就把石达开调离了江西，以致坐失良机，让曾国藩及其湘军获得了死里逃生的机会。如果退一步讲，这次损失还可以由太平军将士今后浴血苦战弥补的话，那么，紧接着天京内讧的发生，更是导致江西战场失败的致命伤了。在这次内讧中，除了天王洪秀全外，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等都死于非命，并且还株连了两万多久经战场考验的广西老兄弟惨遭杀戮。翼王石达开成为革命领袖中除天王外的硕果仅存者，他不仅要留在天京主持朝政；就是再度西征，一时也因缺乏久经训练的精兵强将而无法得心应手。曾国藩也看出了这一点，他在家书中幸灾乐祸地说：“洪杨内乱以来，贼中大纲紊乱，石达开下顾金陵，上顾安庆，未必能再至江西，即时果来赴赣，亦不过多裹乌合之卒。”(《曾文正公家书》)更糟的是“天京内讧”带来了一系列的恶果，石达开被迫逃离天京，他虽曾再度入赣，遂即率领精锐转战浙、闽等地，江西战场敌我力量的消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太平军的失利已是不可避免了。从这里我们又得到另一个历史的启发：全局总是决定局部的，因此考察问题的因果关系必须从全局着眼。
另外，人心所向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这里仅举《湘军志》所载就可以说明问题了：“江民多畏寇，不肯治团守，奸人反因寇为利，潜相导引，所至辄陷。”(参阅王□运《湘军志》)清方的诬蔑恰好说明了江西人民对太平军的支持是何等有力。但是，由于全局的失策，阶级力量对比朝有利于清廷方向发展，个别地区人民的支持也是无力回天的。
还应该说明一点：局部的胜利有时也可能影响全局。从太平天国历史看，江西战场有可能起这种作用。石达开初入江西，湖口、九江大捷就扭转过危局。而太平军撤出江西战场后，到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公元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为时仅仅五年，太平天国革命基本上已经失败。由此可见，太平军和湘军在安徽、江苏的争夺，不过是拖延时间而已，江西战场的胜负才是两军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关键，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到太平天国政权的能否存在。这就是我们必须对此作深入探讨的原因。
【资料来源：《江西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