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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戊戌变法时期对《校邠庐抗议》的一次评论

《校邠庐抗议》，是冯桂芬在1861年写成的一部政论书。过了将近四十年，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又下令刷印一千部，发给部院卿寺堂司各官签注意见，或加以评论。文献资料记载了这件事，但这些官员们批注了些什么意见，历史工作者却迄未得知。最近，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的同志发现了这一批附有当时各级官员签注或评论的《校邠庐抗议》，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得以阅读了这些材料。这批书，明清档案部现在尚存二百余部，四百三十七册，原书每部两册，现存的，有的已只有一册。每册封面右下方都贴有黄签，墨笔楷书臣某某谨签等字样。有的是一人署名，有的是一个衙门多人合署。
《抗议》签注本&>书内每篇篇首或篇末，大都有黄纸浮签，写着签注者对该篇的意见。在现存这二百余部书中签注意见的，合计得三百七十二人，包括大学士，内阁学士，各部尚书侍郎、总理衙门、理藩院官员，都察院都御史、御史，翰林院侍讲、编修，国子监祭酒、司业、学正、助教，步兵统领衙门、京城巡捕营官员，顺天府尹及所属知州、知县、同知等。在这些人中，有顽固反对变法的大学士邠冈、礼部尚书怀塔布、理藩院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赵舒翘、都察院左都御史徐承煜等；有拥护光绪和支持变法的侍读学士徐致靖、翰林院侍讲黄绍箕、内阁学士阔普通武、御史杨深秀、宋伯鲁和顺天府尹胡邠芬等。他们通过对《校邠庐抗议》一书的评注，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对变法维新的态度。这些批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经济情况和一些官僚的思想状态，不失为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
一
戊戌变法是在十九世纪末年严重民族危机下发生的一次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它要求改革封建制度，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以求中国的“富强”和“独立”。冯桂芬生当十九世纪中叶，是一名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与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戊戌变法时期，整整隔了一代人。为什么他的《校邠庐抗议》在戊戌变法时期仍受到一些人的重视？为什么光绪皇帝要选择这部书印发给官员们签注意见？在介绍这批《校邠庐抗议》签注本以前，首先需要稍稍谈谈这个问题。
冯桂芬所处的时代，正当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腐朽的封建制度已经百孔千疮，外国侵略者用大炮轰破了“天朝”的大门而纷至沓来，加深了封建统治的危机。一部分封建士大夫为了挽救危机，致力于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初步地提出了学习西方富国强兵的主张。冯桂芬作为一个有“经世之志”的封建知识分子，鸦片战争以前，在1832年（道光十二年）考中举人以后，就得到了林则徐的器重和赏识，并与当时一些开明的封建士大夫姚莹、张穆、陈庆镛等相交往，“互相切邠”经世致用之学。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冯桂芬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活动，目击清朝封建统治内忧外患的加深，亟思提出一套革新封建统治的方案。《校邠庐抗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这是在中国资产阶级产生以前最早的一部带有某些改良主义色彩的政见书。全书共四十篇，附录两篇（各种版本内容排列顺序不同，附录多少不一）。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诸如对选拔官吏、办理外交、保甲团练、财政金融、土地赋税、盐政水利、对外贸易、工农业生产、改变科举、采用西学等等，都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撰写《抗议》的指导思想，冯桂芬在自序中说得很清楚：“参以杂家，佐以私臆，甚且羼以夷说，而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所以要“参以杂家”，“羼以夷说”。这是因为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坚船利炮”面前已经相形见绌，为了使中国转弱为强，不得已而要采取“西学”。冯桂芬深感当时的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他认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否则，“不独俄、英、法、美之为患也，我中国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可见，他认为要维护中国的独立，不受侵略欺凌，重要的办法，就是向西方学习。但是，冯桂芬毕竟还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因此他的那些“采西学”、“制洋器”的种种“夷说”，还都要服从“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这个宗旨，这说明冯桂芬根本没有触及封建制度，而是企图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采用“西学”和制造“洋器”，以求得中国的“富强”。所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就是《校邠庐抗议》的思想核心。
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思想，不久就为洋务派所利用，后来又为从洋务派分化出来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薛福成、郑观应等人所继承和发挥。但是，他的爱国思想使他和洋务派有区别；他的地主阶级立场和不去触及封建制度的政治主张，又使他同要求实行议会制度，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的早期改良主义者不同。冯桂芬及其《校邠庐抗议》，乃是在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地主阶级日益腐朽没落，而资产阶级尚未出世的特定条件下所产生的人物和思想。比之地主阶级顽固派和洋务派，他是进步的；比之资产阶级维新派，他又是落后的。特别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年，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相当广泛地传播了用西方的面貌改革现状的思想，三十多年前曾被视为新颖的《校邠庐抗议》的思想主张，这时已经十分陈旧落后了（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中详论《抗议》说：“其书虽言变法，皆咸同以前旧说，近三十年中，时局大变，诸通人已弃置勿道。”）。然而，历史的进程总是错综复杂而迂邠曲折的。在社会阶级内容上与戊戌变法的要求根本不同的《校邠庐抗议》，因其具有主张变革、主张学习西方的一部分内容，而成为维新运动的思想先驱。另一方面，它的陈旧性，它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宗旨，却又十分适合于一部分站在封建立场上但有忧国之心而支持变法的封建士大夫的胃口，从而受到他们的赞赏。这就是为什么《校邠庐抗议》在成书后近四十年，还竟然能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的原因。
最早向光绪推荐《校邠庐抗议》一书的是翁同邠。翁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初六日的日记中记载：“得伯述函；……寄冯林一《抗议》十本来”。正月初七日记：“以《抗议》新本进（呈光绪）”。正月二十二日又记：“（皇上）次及洋务。对：此第一急务，上宜讲求，臣前日所进冯桂芬《抗议》，内有谈驭夷数条，正是此意”。同年十二月初四，翁在日记中说：“看《抗议》。昨言此书最切时宜，可择数篇，另为一帙。今日上挑六篇，装订一册，题签交看，足征留意讲求，可喜！”（《戊戌变法》第1册，第508—509页。）曾充光绪帝师傅的另一大官僚孙家鼐也推荐了这部书。他在1898年7月17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即“百日维新”的高潮期间所上的《请邠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中追述说：“臣昔侍从书斋，曾以原任詹事府中允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一书进呈，又以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危言》进呈，又以候选道郑观应《盛世危言》进呈，其书皆主变法，臣亦欲皇上留心阅看，采择施行。”（《戊戌变法》第2册，第430页。）他叹息他进呈的这些书的主张未见实行，特别建议将《抗议》一书发给群臣讨论，他说：“岁月蹉跎，延至今日，事变愈急，补救益难，然即今为之，犹愈于不为也。臣观冯桂芬、汤寿潜、郑观应三人之书，以冯桂芬《抗议》为精密，然其中有不可行者。其书版在天津广仁堂，拟请邠下直隶总督刷印一、二千部，交军机处，再请皇上发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发到后，限十日，令堂司各官，将其书中某条可行，某条可不行，一一签出，或各注简明论说，由各堂官送还军机处，择其签出可行之多者，由军机大臣进呈御览，请旨施行。”（《戊戌变法》第2册，第430页。）
孙家鼐在他早年“进呈”给光绪皇帝的《危言》、《盛世危言》和《校邠庐抗议》三种书中，特别赞许《抗议》，这正是因为陈旧的《抗议》没有象《盛世危言》和《危言》等书那样主张开设议院、抑制君权，发展民族工商业，要求给资产阶级一部分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原故。这不但说明了孙家鼐等人的思想落后于时代，而且也表明了他们同康有为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政治上的差异。在孙家鼐上疏的当天，光绪发出上谕：“着荣禄迅即邠令刷印一千部，邠日送交军机处，毋稍迟延”。（《戊戌变法》第2册，第40页。）8月1日（阴历六月十四日），“《校邠庐抗议》发各衙门加签”。（《戊戌变法》第1册，第529页。）这就是明清档案部所藏《抗议》签注本的由来。
二
签注者对《抗议》各篇所注意见，有的很简单，只写有此条可行、不可行等寥寥数字，有的则超出了孙家鼐原建议的签注可行不可行的范围，洋洋洒洒写了千百字的长篇大论。归纳起来，这三百多人在签注中所发的议论，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对《抗议》认真评论，并对冯桂芬“采西学”、“公黜陟”等主张表示赞同或有所发挥补充。这些人在政治上多倾向于维新。这里举几个有代表性的官僚的批语为例。
阔普通武是满族官僚中少有的维新派的支持者。他和康有为等人相友善，“百日维新”期间曾由康有为代写奏摺要求光绪皇帝立宪法、开国会，是一个颇为注意讲求“新学”的人。他对《抗议》作了一条概括性的批语：“其全书精粹最妙者有二语：曰‘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收贫民篇）旨哉斯言，千古名论也。现值庶政维新，诚本此二语以行之，深合乎穷变通久之大旨焉。”（图二）（附图）图二　《抗议》批注&>显然，他是主张摒斥“祖宗”传下来的封建专制的“不善”之法，而要学习西方立宪法、开国会的“善”法。
对于《抗议》中首议《公黜陟议》签注者有不少人认为不可行。但也有一些人表示赞同。御史黄均隆批注说：“用人凭公论，固是古法，而西人议院亦是此意。此法行，而徇情纳贿之弊可除。”这种议论虽然有些牵强附会，但也多少表现了一点民主倾向，对用人行政“徇情纳贿”的弊病表示反感。冯桂芬对自己在《抗议》中所提出的一些改革主张，一再表白是“不畔于三代圣人”的“古法”，其中有些“古法”被戊戌变法时支持者所附会，如把中国古代所谓的“公黜陟”比作西方的议院，就是一例。
关于“采西学”、“制洋器”等主张，签注者发表的议论较多，因为当时“西学”和“洋器”，已再不是什么新奇事物，除个别官僚而外，表示异议的很少。不过他们已对洋务派办的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感到失望，而把注意力转向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黄绍箕对《制洋器议》加以评论说：“南北洋之制造局，闽鄂之船厂、铁厂，业经先后开办，此议于今已验。惟官款支绌，扩充为难，拟请谕令海疆督抚，劝谕富商，自立工艺学堂。又制造必须机器，而制造机器之机器谓之机母，亦宜劝商设厂。凡事皆有本末，机器为制造之本，机母厂为机器之本，而工艺之学又用机母以制造机器之本也。”这种议论，表明这个熟悉“洋务”的官僚对发展近代工业已经有了相当知识，并且反映了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趋势。御史张兆兰对《上海设立同文馆议》写了一则评语：“现在各省设立学堂，风气大开，不独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学堂而已，宜将西国有用之书条分缕晰，译出汉文，颁行天下。学堂所穷究者，道书、史书、志书、富国学、交涉学、算学、格物学、光学、化学、重学、制造学、地学、金石学、农学、商学，以及各国语言文字，不可枚举，果能人人学之，竭中国人之聪明才力，不出十年，何难驾西人而上之哉？”张兆兰感到只是设立学堂、同文馆、方言馆等，已不能适应维新变法的需要，提出有系统的翻译“西国有用之书”，特别是要分门别类地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这种议论，在当时的封建官僚中算是比较有见识的。
由于当时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因此如何“驭夷”，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刑部主事曾光岷对《善驭夷议》批道：“此条言驭夷之道，以泯猜嫌、布诚信为主，然此系调停缓兵之说，非长驾远驭之道也。臣查西人以兵立国，公法无凭，条约难恃，有法不感，有威乃畏。……今我国未能以兵自强，而以诚信结之，臣知其必不能也。所欲即与，有求即应，怀柔示之而不我德，无端而搜寻旧隙矣，无端而非礼苛责矣，欲壑难偿，地利有尽，自古无调停而能有国者。……臣故曰：驭夷之道，莫如强兵。”曾光岷的这种议论，反映了对帝国主义“以诚信结之”的“驭夷”政策的破产，主张对付“以兵立国”、“欲壑难偿”的帝国主义，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力量。较之其他一些签注者赞赏冯桂芬以“诚信”为“驭夷之道”的迂腐之见，胜过一筹。
第二类是思想顽固、勉强应付。在他们的批语中，不少是言不由衷的表态，或者不痛不痒、不知所云地发些空论，什么“此条现已举行，勿庸再议”；“现在讲求洋务，此可勿庸再议”；“采西学现已谕令大学堂斟酌办理”，等等。也有人仅仅签了自己的名字，一字未写，干脆交了白卷。还有人虽然写了几条批语，但实际上却是对《抗议》的主张表示反对。如邠冈对《公黜陟议》这样批道：“庶僚会推；下位保举，流弊滋多，似不可行。考官学政，皆由公举等语，尤为窒碍。”徐承煜在签注《广取士议》说：“近来取士之法，屡奉明诏，实力讲求，无庸再议。夫取才不可不广，用人不可不严，且用舍之权，操之自上。冯桂芬谓‘荐举之权，宜用众不用独，用下不用上’二语，即是民权说，实属谬妄。”他对《上海设立同文馆议》又批：“上海同治年间立方言馆，现在奉旨京师设立大学堂，各省府州县均立学堂，其章程有学习各国语言文学专条，与冯桂芬所议相符，尤必须先教以尊君亲上之道，庶不致有楚才晋用之虑，全在经理其事者极力讲求，不徒袭取其皮毛，遂谓毕乃事也。”徐承煜等这些顽固派，是对封建制度的任何改革都极力反对的，他们特别害怕提倡“民权”，其实冯桂芬在《广取士议》中所提出的主张，也根本不是什么“民权说”，不过是建议在“取士用人”问题上多注意一下社会舆论。这就被他们斥为“谬妄”。至于他对《上海设立同文馆议》的批语中，强调“尊君亲上之道”，那实际上就是针对“百日维新”中关于设立京师大学堂和各省府州县均立学堂这一改革措施而发出的责难。
十九世纪末年，“西学”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在同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斗争中，日益发展起来，并得到光绪皇帝在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和提倡。于是那些骨子里仇视“西学”、反对变法的顽固派官僚，就抓住冯桂芬所说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这句话，加以鼓吹赞美。怀塔布对《采西学议》的批语说：“西人政治可学者多，然必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礼部右侍郎博邠的签注说：“此款所议，现在已奉旨设立学堂，各省亦次第举办，西学不难于讲求，而难采择。原议有‘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各语，最为紧要关键。是采西学者，不过采用其语言文字、制造算法、声光化电、洋操各学，至于中国之根本，仍以伦常名教为主。”启秀认为：“今学堂之设，而为专采西学，然学术系乎人心，习其能而不可袭其俗。议中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是为见道之言。”詹事府司经局洗马高赓恩的批语说：“此二语一篇要领，非有伦常名教，而求中国之富强不能也。而富强之术，亦要深明其本。”说来说去，无非是要竭力说明封建制度是改变不得的。
顽固派们尽管力图维护封建统治，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发出哀叹，但是他们却提不出任何有效办法。刑部尚书崇礼、左侍郎赵舒翘等人对《善驭夷议》的批语说：“合十数国之纵以构难中土，此千古邠局也。此议在三十年前，夷患尚不如今之甚。今则南北洋藩篱尽撤，凭凌要挟，无复情理，驭之更无善策。然攘外必先修内，诚能敬天法祖，尝胆卧薪，内外臣工，莫不振刷精神，力惩泄沓，内政既修，外患庶几少息。”他们在对付帝国主义“更无善策”之余，只好重覆那种“敬天法祖”、“攘外必先修内”的陈词烂调来自欺欺人。这些昏庸顽固的官僚，结成了一股极端反动的政治势力。
第三类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官僚，在维新变法声浪高涨的政治形势下，为表明自己懂得时务，拥护维新，也讲一些图“自强”、要“变通”、开“风气”、重“夷务”等空洞议论，但他们对维新变法的具体内容，对“西学”的关键所在，却茫然不知，他们的思想实际上还停留在冯桂芬写《抗议》时的水平上。如国子监司业贻邠在签注《抗议》时就发出这样的评论：“外侮日迫，自强之念不可一日无。议之制洋器、采西学、善驭夷、重专对，为今第一要政，特非通达时务不足以资讲求。现在风气大开，之四者已为学堂所赅备，顾执事者力行如何耳！”他除了重复《抗议》的几篇重要议论的题目，称为“第一要政”，应该讲求等等这些空泛表态而外，对这些所谓“第一要政”的具体内容，简直没有讲出任何意见。类似贻邠这样的批语，在全部签注中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三
从三百七十多人对《校邠庐抗议》的签注评论，可以看出一些什么问题呢？
孙家鼐在向光绪皇帝建议要各级官僚对《抗议》签注意见或评论时说：“皇上亦可借此考其人之识见，尤为观人之一法。”梁启超后来在光绪的“上谕”后面加的案语也说：“皇上命群臣签注之，盖此以验臣下之才识如何，并博采众论之意也。”（《戊戌变法》第2册，第40页。）可见这次签注《抗议》，实际上也是对“群臣”的一次政治时事测验。三百七十多份形形色色的答卷，集中地表现了清朝中央政府多数的大小官僚思想极其腐败和落后。在冯桂芬撰成《抗议》以后的三十多年中，中国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此期间，资本主义已有初步发展，“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新民主主义论》）到戊戌变法时期，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武器的“西学”，已经不仅仅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语言文字、声光化电，而主要是进化论、民权平等等社政治学说了。但是，在《抗议》的签注和评论会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明确触及这些问题，没有一个人的思想能跟得上这种时代的潮流。即或对维新变法表示支持的一些官僚，他们的思想比之三十多年以前的冯桂芬也几乎没有什么进步。而有些人甚至连冯桂芬的水平也没有达到。多数官僚对中国和世界的政治形势，了解得十分肤浅，有些人竟是处于一种蒙昧状态。当时刚毅有一段绝妙的议论：“有藤牌地营，则枪炮不足畏；能徒手相搏，则洋人股直硬，申屈弗灵，必非我敌。”（费行简：《慈禧传信录》，《戊戌变法》第1册，第468页。>%身为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竟然发出这样的议论，可见清朝政府中的一些高级官僚昏邠愚蠢到了什么程度。此外，也还有一些官僚，在他们心目中的所谓“新政”，不外乎就是开设船厂炮厂、设立同文馆及京师大学堂等等，因此他们在签注中一再说什么“风气大开”，“新政现已次第施行”等等废话。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维新变法的必要呢？
顽固派官僚的议论，反映了他们抵制和反对维新变法的反动政治态度，自不待言。而有些倾向变法的官僚，也几乎无例外地赞同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思想。除前面所述外，这里还可举出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曾经推荐过康有为并相当积极地支持变法的徐致靖，在批注《采西学议》时写道：“西学之有益于国计民生者，非惟采之，直将师之。我中国圣贤正谊明道之教，大本大原，乌可移易？由圣教以贯通时务，诚今日论学之要也。”兵部候补员外郎绍英对《善驭夷议》所发的议论是：“夫所谓自强者，自不外立学以兴贤，考艺以兴能，开源以致富，练兵以自强。之数者，国家固已次第举行矣。而其要尤以立学为本中之本，盖是数者，必皆出于学，而后可收日新月盛之效。而立学尤必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讲中学者不得以词章、考据仍狃故常，讲西学者不得以影响皮毛漫矜新巧，务令体用一源，中西一贯。”御史冯锡仁批《采西学议》说：“采西法万不可涉及西教，如今之言平等者。”甚至象杨深秀、宋伯鲁这些以积极主张变法着称的人物，对当时被附会为设议院的“公黜陟”也评论说：“西国多行此法，然中国在今日变法之初，决不可用。盖士习帖括，通达时务者少，若用此法，诸多窒碍，必待学校兴而民智开，然后用之，方无流弊。”徐致靖、绍英等人的对“西学”的态度，基本上是和洋务派如出一辙，在解释“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上，他们只能跟在张之洞后面学舌，重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调。而杨深秀、宋伯鲁等人，则虽然认为设议院、立宪法等资产阶级民主是“西国多行”之法，但是他们又认为中国在“变法之初，决不可用”。杨深秀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是为维新运动牺牲的人物。但从政治思想上看，在要不要改革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和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重要问题上，他们同康有为、梁启超等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别和距离。
签注者们反映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有些人相当具体地揭露了当时清朝统治吏治腐败、“洋务”破产和财政枯竭等严重情况。黄绍箕在《汰冗员议》的批语中说：“捐例盛行，每省道府以下少者数百，多几逾千，有不营缺而营差者，有缺之冗员可稽，无缺之冗员不可稽，蠹国殃民，莫此为甚。”宋伯鲁批注《厚养廉议》说：“近年食用日昂，十倍往昔，外官以陋规中饱为性命，得之愈艰，出之愈啬；而京官实无所恃，邠袍垢面，往往若乞丐焉。”顺天府调署通州知州许元震更诉苦说：“现在养廉有名无实，本年系二十四年，司中廉已扣至二十六年，连杂廉亦扣在州县身上。养廉本薄，既预扣数年，又加之摊捐，亦何怪州县之贪婪也？……州县如是，余可类推。”可见奔走钻营，贪污纳贿，敲诈勒索，已在各级官吏中成为理所当然的普遍现象。至于财政困窘，那就更加严重了。黄绍箕在《筹国用议》批语中惊呼：“近年通海漏卮，为旷古之奇变，姑就光绪年间计之，以洋关税册进出货殖相抵外，每年漏出银数有多至二千余万两者，而购船械、雇洋人及交涉偿款等数尚不在内。统计二十三、四年中，漏卮总在五万万两内外。”至于行之多年的“洋务”，这时已经腐败不堪，连一些封建官僚也对它加以抨击了。户部云南司员外郎毛庆蕃在批注《制洋器议》时写道：“师人长技以制人一语，历来奉为至论，而数十年来，迄无实效，患在制造各局类以候补道府领之，其贤者廉谨自持，冀幸无过，从事数年，博取海关一道员以去，从未闻别出新法，争胜西人；至于工匠之精能者，亦不闻有所识拔，有所表异。故有船厂而未收船之益；有枪炮厂而未收枪炮之益。其他事涉洋务者，亦莫不如是。”这些议论，反映了清政府官办的“洋务”企业已经走向末路了。
中国社会在十九世纪末年所存在的问题如此严重，而行使着国家权力的多数官僚又是那样落后腐败，康有为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幻想拥戴和依靠并不真正掌握统治大权的光绪皇帝进行改革，其必然要失败的命运这是自不待言的。这二百多部《校邠庐抗议》的签注本，正是说明这种必然性的一个证据。
（资料来源：《文物》197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