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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金田起义再辨析

金田起义是太平天国开国史上的大事件。史学界对此曾多有论述乃至争论。然而由于史料的缺失，起义的若干重要环节始终扑朔迷离。一些现已写入教科书的提法，如1851年1月11日金田起义爆发、同年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登极等等，并没有确凿的史料根据，而只是史学家们基于既有史实的合情推理。近年来，随着一些新史料的发掘，尤其是反映太平天国早期斗争史的《天兄圣旨》的发现，上述提法赖以成立的基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因此有必要对金田起义的一些主要史实进行再辨析，以期得出更为近实的解释[1]。
一、金田起义的前奏
道光二十八年（1848），杨秀清、萧朝贵先后借天父、天兄附体降凡，从而分别取得了代上帝和耶稣基督传言的资格。这两起相随的事件，是金田起义的前奏，也是拜上帝会由公开的宗教团体变为秘密的革命组织的重要转折。
在此之前，由冯云山在紫荆山区手创的拜上帝会[2]始终是一个公开传教的宗教团体。虽然在洪秀全到来后，曾有过亲率会众外出捣毁邪神偶像的激烈举动，但从总体上说，拜上帝会的活动并没有超出封建秩序所能允许的范围。道光二十七年（1847）冬，冯云山被紫荆山富户指控为“妖匪”，先是被团练逮捕，继而遭官府羁押。直到此时，拜上帝会仍坚持以合法手段抗争。冯云山在申诉时强调敬拜上帝是“遵旨敬天，不犯不法”。洪秀全也一度去广州活动，试图向两广总督耆英申诉。拜上帝会的弟兄们则是捐款集资，设法打点营救。
但在此之后，拜上帝会开始秘密谋创立国，兴兵起义。它的性质也有了根本的转变。从客观上说，地方团练的相逼是迫使拜上帝会走上造反之路的外部条件。李秀成在追叙金田起义的起因时说过：
自道光二十七、八年之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和（伙），团练与团练一和（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3]
冯云山案件的发生，无疑起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而从主观上讲，杨、萧之脱颖而出并得以跻身领导层，是促成拜上帝会转化为革命组织的内部条件。冯云山的被羁押以及洪秀全的一度回广东，给精悍的杨秀清造成了崭露头角的机会。道光二十八年（1848）三月，他利用当地民间的“降僮”习俗[4]，声称“天父下凡”，逐步控制了紫荆山区的拜上帝会。同年九月，杨的密友萧朝贵也假称“天兄下凡”，从而取得了代“天兄”传言的资格。作为“皇上帝太子”的耶稣降临人间，是对“天父下凡”的必要补充，也是其合乎逻辑的发展。从而两人相得益彰，通过天父天兄的频频下凡，左右了拜上帝会的活动和进一步发展方向。
耐人寻味的是洪秀全在此事件中的态度和所起的作用。这位对“巫觋”之术深恶痛绝的教主，居然认可了杨、萧的神灵附体[5]。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的这一转变？有人认为，洪秀全之所以承认天父天兄附杨、萧之体下凡，是被迫作出的妥协。但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因为判别神灵附体之真伪的裁决权掌握在洪秀全的手里，他完全可以以教主的身份一概否决这类下凡活动。事实上，在拜上帝会内部与杨、萧同时出现神灵附体的尚有黄姓等多人，并曾一度造成纠纷与混乱。而洪秀全仅承认了杨、萧的下凡活动，否决了所有其他的神灵附体。没有洪秀全的全力支持，杨秀清与萧朝贵是成不了气候的。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太平天国起义记》的说法，杨、萧先后下凡时，洪秀全与冯云山均不在紫荆山，只是到了己酉年（1849）五月两人一起返回广西后，才认可了杨、萧代天父天兄传言的资格[6]。但从《天兄圣旨》的记载来看，并不是那么回事。至少从戊申年（1848）十月到己酉年正月，洪秀全在紫荆山，并与天兄（也即萧朝贵）有过多次对话[7]。而这些对话反映出，所谓天父、天兄的降凡活动，与其说是杨、萧两人单方面的行为，更不如说是他们与洪秀全共同策划、导演的活剧。洪秀全之所以选择支持杨、萧，显然是基于共同的利害关系。通过天父、天兄的一系列下凡活动，杨秀清与萧朝贵得以进入领导核心，权势急剧上升，在名义上他们也与冯云山一起成为洪秀全的开国军师。他们是当然的受益者。然而最大的赢家却是洪秀全。他不但通过杨、萧的下凡活动巩固了自己的教主地位，而且进一步明确了作为“天下万国真主”的统治者身份。以后拜上帝会的一切活动，包括天父、天兄的历次下凡，无不是朝着拥立洪秀全称王登极的方向而努力。受到冷落的，只是一个冯云山。
二、洪秀全称王登极
洪秀全大约很早就有了成为人间之王的梦想。他在敬拜上帝之后的改名——“秀全”二字，拆开为“禾乃人王”，借“禾”为“我”，意即“我乃人王”[8]。但直到杨、萧二人取得代天父、天兄传言的资格，并祭起“君权神授”的法宝后，他的梦想才有了实现的可能。
杨、萧的一系列下凡活动与洪秀全心照不宣，配合默契。由于早期的《天父圣旨》已亡佚，谨以《天兄圣旨》的记载为例[9]：
戊申年（1848）十月二十四日天兄第二次下凡。洪秀全问：天兄，我们天父身穿黑龙袍，小弟还记得也。但天父头上所戴，小弟却不记得矣。
天兄答曰：
尔升高天，见过天父多少，尔就忘记乎？天父金须拖在腹，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其坐装两手覆在膝。
洪问：
天兄，小弟在狮旺遇难时，见无数天使来救小弟。
天兄答：
那时不是差兵将救尔，恐尔难矣。
洪又问：
有数妇人焉，是谁乎？
答曰：
其中有一是高天尔妻子也。
是年冬，天兄又一次下凡。
洪问天兄：
小弟当时升高天，天父及天兄送小弟下凡时，门首有纸票用银硃笔写云：“天王大道君王全”七字。其来历如何乎？
天兄答：
尔就忘记乎？此七字是高天写来，那时天父同朕差兵权送此七字在尔门首，畀尔作凭据。尔当时升高天战胜妖后，天父封尔为天王大道君王全。今高天尔有殿在东廓，尔就忘记么？
洪答曰：
天兄题起头，小弟却知尾矣。
经过一段饶有趣味的对话后，天兄又叮嘱洪秀全：
但尔称王，不得称帝，天父才是帝也。
洪答曰：
遵天兄命。小弟作《黜邪崇正书》，亦辨惟天父称帝；天父以外，皆不得僭称帝也。
可见，这种人“神”之间的对话，不但完全肯定了洪秀全此前苦心积虑编造出的君权神授故事，而且还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神话。天父、天兄可以随时随地下凡，可以直接参与若干重大决策活动，因而极大地方便了洪秀全由拜上帝教的教主向天下凡间的“真主”的转变。
同年十二月初七日，也就是洪秀全生日的前三天，萧朝贵在假托天兄下凡时，暗示洪秀全的几位表亲当晚就带上祭天的猪肉，恳求天父恩准洪秀全“早正大位”。由于这一时期的《天父圣旨》缺失，这次活动不知下文。看来是时机尚未成熟，没有得到天父，也就是杨秀清的首肯。
此后约有一年的时间，天兄不再提及洪秀全正位之事，只是在历次下凡中，不断地点化拜上帝之人要“识得”洪秀全，或“识得”洪的别称“三星兄”、“二兄”，为洪秀全的称王继续造舆论。当然，天兄也没有忘记要众人“识得”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这三位军师。
但到了己酉年底、庚戌年初（1850年初），《天兄圣旨》中对洪秀全的称呼突然变为“太平王”、“三星禾王”。这表明，洪秀全此时业已称王，他作为“人王”或“真主”的身份已正式经天父认可。
剩下的事是择日登极。果然，我们在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1850年4月5日）的《天兄圣旨》中发现了洪秀全“穿起黄袍”的记载。这一日，天兄“劳心下凡，时在平山[10]”。天兄问洪秀全：
秀全，尔穿起黄袍么？
洪对曰：
然也。
天兄道：
要避吉，不可命外小见，根基不可被人识透也。
洪对曰：
遵天兄命。
洪秀全穿起黄袍，应是在此之前不久刚刚发生的事情。黄袍加身的意义谁都明白，这就是称王登极。问题是：洪秀全此次穿起黄袍究竟是正式登极“正大位”还仅仅是一次登位的“预演”？
一些学者相信这仅仅是一次预演。因为他们接受了洪秀全于太平天国辛开元年（亦即咸丰元年辛亥）二月二十一日（1851年3月23日）在广西武宣县之东乡正式登极的既成说法。然而太平天国自己并没有所谓“东乡登极”之说。迄今所发现的太平天国文献中，未对洪秀全登极的时间、地点作过任何具体说明。
考“东乡登极”之说，最早见于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此书于1851年3月23日条下标明：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登极（按：时在广西武宣台村东岭三里附近）。
郭氏对此解释道：
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十月初七日天王诏旨中有：“二月二十一日是太兄暨朕登极节”，同年十月十四日诏云：“二月念一哥登极，亦朕登极人间和”。所谓“登极”，即指洪秀全正式即位而言。此二月二十一日，自系太平天国元年二月二十一日，亦即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以是时尚无所谓天历。
显然，郭氏之所以认定洪秀全于辛开元年二月二十一日登极，遵循的是正式登极只能在揭帜起义之后的逻辑思路。
笔者在《洪秀全“登极”史实辨正》[11]一文中，论证了洪秀全之正式登极，是在庚戌年二月二十一日（1850年4月3日）。其理由有二：
第一，留存至今的太平天国官修史书《诏书》之一的《太平天日》中，载有洪仁玕在甲辰年（1844）“染病见天启”之后所作的“预言”：
兄三十八岁方登天子位也。[12]
所谓“天启”，系指上帝向人显示其旨意及真理。这里的天启式预言，实际上是将后来已发生的事实，作为当初的预言而加以描述，因而是可信的。洪秀全生于嘉庆十八年癸酉十二月初十日（1814年1月1日），按照中国传统算法，其三十八岁是在道光三十年庚戌。因此，其登极只能在庚戌年之内，即公历1850年2月12日到1851年1月31日这段时间。
第二，洪秀全登极的具体日期又只能在二月二十一日。除前引郭廷以所转述的天王诏旨中有所规定外，洪仁玕于1860年与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的一段对话中强调指出：天王在规定二月二十一日之天兄暨天王登极节时，是想把救世主之被钉十字架与天王登极的时间统一起来。但他没有采用犹太人的逾越节日期（二月十四日），而坚持采用二十一日，因汉字之二、十、一，共同组成一“主”字[13]。于此可见，二月二十一日是洪秀全心目中登极的吉日，这一日期也是无庸置疑的。综合上述两点理由，洪秀全之登极日只能是庚戌年二月二十一日（1850年4月3日）。
洪秀全之在平山登极，也有间接的地点和人物方面的旁证。查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860年12月22日）的幼主诏旨，内有“平在山勋旧，俱升封义爵”之说[14]。所谓“勋旧”，当指开国时的元勋，也即洪秀全登极时的一班旧臣。提“平在山勋旧”而不提“金田勋旧”或“东乡勋旧”，说明洪秀全之登极，确在平山，而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再以幼主诏旨中开列的17人名单，对照洪秀全在平山活动时期的有关天兄圣旨，其中就有9人的姓名先后出现过。考虑到只有与天兄下凡活动直接有关的少数人员的姓名才会出现在《天兄圣旨》中，这样高的比例应该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了。
拜上帝会对于洪秀全的登极，没有采取大肆张扬的做法，反而实行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天兄不仅在洪登极的第三天就告诫他要注意“避吉”[15]，不可被人识透“根基”；此后还一再叮咛在场的有关人员：“太平事是定，但要谨口，根基不可被人识透也”（庚戌年二月二十七日）；“千祈不好泄漏天机，不好讲太平事先”（六月二十日）。所谓“太平事是定”，是指太平天王已即位，立国之事已定；之所以不可泄漏天机，是因为各地拜上帝人马有待发动，公开揭帜的时机尚未成熟。而这一切，正在紧锣密鼓地安排之中。
三、杨秀清、萧朝贵兴兵起义
洪秀全于平山登极以后，太平天国史上被称为“金田起义”的伟大斗争逐渐拉开帷幕。
“金田起义”是太平天国自身文献中的用语。因此考察一下太平天国人士所理解的金田起义，其确切含义到底是什么，它与今人的理解有何异同，看来是很有必要的。
对于“起义”一词，《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
为了反抗反动统治而发动武装革命。有时指反动集团的武装力量背叛所属的集团，投到革命方面。
这是今人的理解。《辞源》的解释只有四个字：
仗义起兵。
这是它的本义。太平天国文献中的“起义”一词，用的正是其本义。有时或不用“起义”而代之以“勤王”，其义为“为王事尽力”，多指起兵救援王朝。如：
溯自广西倡大义，金田各处起天兵（《醒世文》）；
金田起义，用肇方刚之旅（何震川：《建天京于金陵论》）；
自扶真主金田起义以来，万民响应，四方乐从（《太平救世歌》）；
恭祝万寿起义（《洪仁玕自述》）；
万方儿小别家庭，离乡立志做忠臣；前来勤王当虎豹，今知有主可成人（《天命诏旨书》）；
惟愿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勋（《颁行诏书》）；等等。
结合其他的记载看，太平天国所谓的“金田起义”有其特定的具体内容，大体是指以金田为中心的各路拜上帝人马团营举兵，“共扶真主”，也即仗义起兵勤王。
洪秀全的称王登极，是金田起义赖以发动的先决条件。首先须有大家共同拥戴的“真主”，然后才会有兴兵勤王的起义行动。
庚戌年（1850）年初至春夏间，也即洪秀全正式登极前后，远近各处的拜上帝会的首脑人物及骨干分子相继被招至平山（平在山）秘密朝觐洪秀全，并聆听天父、天兄的圣旨。据《天兄圣旨》的记载，有时一晚就“有几多众小来朝”，或“有好多兄弟到来”，甚至还“有他方兄弟来投”。神秘而庄严的氛围使得这些开朝元勋们既诚惶诚恐而又振奋不已。他们纷纷表示效忠，甚至不惜变卖家产，捐献财物，用于太平天国的开创大业。曾随父亲蒙得恩参加过这种朝觐仪式的蒙时雍后来回忆说：
窃自庚戌年二月敬拜天父上帝、天兄耶稣，为日无几，即随先父到平在山面觐真圣主天王圣颜，仰蒙面诏教导，指引甚属精详。侄与先父从此格外信实认真，去邪崇正。其时令甚严肃，不准轻泄机关，故此不敢轻与人言。[16]
此时广西全省的社会矛盾已日益激化，各种武装冲突愈演愈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天地会所组织发动的武装斗争。被清朝官方称为“艇匪”的天地会水上武装，活跃在西江流域。李沅发所领导的起义军，转战于湘桂边界地区。陈亚贵为首的武装力量，则占据了广西的腹心地带。土来冲突，亦即土着居民与客籍居民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在皆有，大规模械斗几乎是一触即发。各镇协的官军，几乎尽数为天地会武装所牵制。地方团练的实力，亦在上述武装冲突中遭受极大损耗。拜上帝会对这类武装冲突，尤其是清朝官军与天地会武装之间的冲突严守中立，采取“待等妖对妖相杀尽惫”然后举事的策略[17]。起义的时机已渐趋成熟。
庚戌年（1850）夏，各地拜上帝会的首领根据天父天兄的旨意——实即拜上帝会领导核心的决策，各回所在，分头发动群众。洪秀全的家属也派妥人从广东接来。为适应起义斗争的需要，拜上帝会领导核心内部进行了分工。已经就任太平天王的洪秀全，是起义的拥戴对象，又非本籍人，不便公开出面，因而接受了天兄对他的安排——和家眷一起密藏山人村胡以晃家“避吉”。对拜上帝会有手创之功的军师冯云山，同为外省人，又曾被桂平知县判决“递籍管束”，也不宜出头露面，因而亦被安排随同密藏。出面组织起义发动工作的，是另两位军师——杨秀清与萧朝贵。他们因有代天父天兄传言的资格，已把最高权威掌握在自己手里。天父，尤其是天兄在此期间频频降凡，发布旨意，迅速果断地处理瞬息万变的军机，严厉打击借机下凡的其他“星宿”或“妖”——也即利用降僮之术对其权威进行挑战的会内其他派别与个人，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了起义的组织实施。
在起义发动期间，由于杨秀清“代弟妹赎病”，“身体十分苦楚”，甚至一度口哑耳聋，几成病废，实际事务系由萧朝贵代为主持，而以干练的韦正（韦昌辉）襄理。但杨并非无所作为。从这一时期《天兄圣旨》中的用语“万事有天父主张，天兄担当”[18]来看，重大决策可能都是由杨秀清作出的。而且，在起义动员过程中起了极大作用的上帝的有关降言，也只有通过杨秀清之口才能传出去。
杨、萧二人在发动起义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干和魄力，也因而进一步膨胀了权势欲。他们已不再甘心居于书生出身的冯云山之下，对同样因策划起义而权势急剧上升的韦正也怀有忌意。七月二十九日，萧朝贵借天兄降凡，假意对洪秀全说杨、萧“二人又不识得多字墨，云山、韦正方扶得尔也”等等。洪秀全当即表态：“天下万郭［国］都靠秀清、朝贵二人”，“这边帮手不是十分帮手，秀清、朝贵乃真十分帮手。”“他人是学成、炼成，秀清、朝贵是天生自然也。”[19]杨、萧满意了，冯云山与韦正却当面遭到了贬斥与羞辱。大约也自此时起，三位开国军师的排名变成了杨、萧、冯[20]。
金田起义的具体过程，在太平天国文献中又称“团营”，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各地拜上帝会众按地域分别团营，各自成军（在《天兄圣旨》中，这种按地域的分头集结被称作“团方”）。起义之初，参加团营的拜上帝会众大致集结于如下几个地区：
一、桂平的紫荆－金田地区，是为拜上帝会领导机关所在，也是团营起义的最后集中地，以杨秀清、萧朝贵、韦正等人为首；
二、贵县、桂平交界的白沙地区，以石达开、秦日纲等人为首；
三、平南的花洲地区，以胡以晃、蒙得恩等人为首；
四、郁林州的陆川、博白地区，以赖世举（赖九）、黄文金等人为首；
五、广东高州的信宜地区，以凌才锦（凌十八）兄弟为首。
上述各地的团营，以信宜的凌十八为最早，约于夏季集结，七月中下旬，已与本县练勇发生激烈冲突。平南的花洲地区，因洪、冯在附近的山人村藏身之故，迟至九月中旬方正式团营。其余数处，包括金田基地，大约均在七月开始团营。以上各集结地，都分头秘密置办军械，以供团营的会众使用。据说，石达开率领的贵县队伍，于七月中旬在白沙驻屯时，甚至公然立辕门，开炉铸炮。慑于其声势，也因为官府方严办土来械斗之案，附近各团未敢起练往剿。
集结的会众大都是合家投营。这是因为，拜上帝会的成员，多为生活极不稳定的客家人，由于土来械斗的严峻局面，为本人及家属安全计，势必合家举族联合一体共同抵御敌对势力。拜上帝会的舆论宣传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传，上帝在己酉年（1849）曾降言：庚戌年将遣大灾降世，“人将瘟疫，宜信者则得救”，后果然，故信者愈众。到了庚戌年（1850）上帝又降言；过了八月以后，“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后土人、来人相杀，上帝的预言又得到了验证。上帝的降言成了最有力的团营令。参加团营的会众，“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因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加增。”[21]
团营的第二阶段，各路拜上帝人马向金田地区集中（《天兄圣旨》中称此为“团圆”），并在预定时间公开揭帜起义。
种种迹象表明：十月初一日（1850年10月4日）是预定的公开揭帜起义日期。但远方陆川、博白以及广东信宜的大股人马，已不可能按时齐集金田。九月二十五日，萧朝贵在平南之洪山（鹏化山）借天兄下凡，紧急通知：
千祈秘密，不可出名先，现不可扯旗，恐好多弟兄不得团圆矣。近处团方，现匝住马。密谕远方兄弟，预备多买红粉（火药），声信一到，就好团圆也。[22]
然而比萧朝贵更具权威的杨秀清显然不愿临时变更原定的起义计划。据《天情道理书》记载：
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天父大显权能，使东王忽然复开金口，耳聪目明，心灵性敏，掌理天国军务，乃天下弟妹。[23]
这位在外人心目中似乎已成病废的天父代言人，突然于此时在金田公开露面，执掌兵权，只能与揭帜起义有关。李秀成在其《自述》中说：
道光卅年十月，金田、花洲、六［陆］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此之天机，变化多端，实不详周，是以拜上帝之人格而深信了。起义之时，天王在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内密藏，并无一人得悉。那时东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具［俱］在金田。[24]
李秀成列举的在金田起义现场的主要领导人只有四位：杨秀清、韦正、石达开、秦日纲。可见，杨秀清是在远处“团方”人马未及齐聚金田，洪秀全、冯云山二人仍在山人村密藏，甚至连萧朝贵也未赶回金田的情形下宣布揭帜起义的。这样做显然是为了证明“天父”的旨意不可更改，以牢固树立自己的权威。
十月初一日以后，各路拜上帝人马便在杨秀清的统一指挥调度下，加速向金田地区集结。十月十八日，陆川、博白的起义者摆脱敌人的尾追堵截，抵达桂平境内的大洋。二十一日，在金田方面的策应下，北渡黔江，进入金田[25]。到十一月下旬，除广东信宜凌十八的队伍外，各路兵马已齐会金田。其时，连同陆续来投的客家人与天地会武装，总人数大约已达二万。杨秀清、萧朝贵等着手将此二万男妇编组成一支统一的军队，即太平军。太平军在初组建时，可能是按地域编制的。保存至今的《太平军目》在论述旗制时，提及每面旗帜上均须书有“太平某省某地某旗”字样，并列举了广西贵县、平南、武宣、桂平、博白、苍梧和广东归善、湖南道州等地名。看来在揭帜起义之初，各路勤王兵马公开打出的就是此类旗号，而在后来的军制中仍予保留。
十一月下旬，杨秀清下令蒙得恩等率军往攻思旺圩，大败浔州协副将李殿元所部兵勇，拔除了清军安置在平南、桂平交通要道上的这一据点。二十五日，洪秀全以及冯云山等人终于结束了长达数月的密藏“避吉”，在大队“扶主”人马的拱卫下，胜利返回金田。月末，驻扎浔州的黔兵周凤岐部来犯，于金田附近的望鳌岭陷入太平军的包围。黔兵七营“相率宵遁”。统带该部兵勇的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策马回走”，堕于蔡村江桥下被杀。周凤岐驰援，“堵御一昼夜，围始解”[26]。
两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初兴的太平军的士气。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在胜利的喜庆气氛中，全军在金田热烈祝贺了洪秀全的三十八岁生日。这次祝寿活动标志着历时数月之久的金田起义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凡参加此次祝寿者，后来都得到了功勋加一等的殊荣。
这里有必要对所谓的起义日再作一番辨析。迄今史学界对金田起义之日主要有两说：一是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起义说，这是已经写到教科书里的说法；另一是十月初一日（1850年11月4日）起义说，这是后来提出的一种说法。
十二月初十日起义说的主要依据是洪仁玕被清方俘获后写在供词中的几句话：
此时天王在胡豫光［以晃］家中驻跸，乃大会各队，齐到花洲，迎接圣驾。合到金田，恭祝万寿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封立幼主。[27]
洪仁玕的叙述很有些含混之处。如“乃大会各队……恭祝万寿起义”云云，主语便不可能是洪秀全，而只能是拜上帝会中的其他领导人。再如祝寿之事在庚戌年，太平天国元年已是辛开［亥］年，祝寿之时是不可能同时“正号元年”的。但洪仁玕的叙述至少透露了这样两个讯息：第一，金田起义的领导人不是洪秀全本人；第二，洪秀全早已登极正位，因而在庆贺寿辰时才会有“封立幼主”之举。
笔者赞同十月初一日起义之说。其主要依据，便是前已引述的《李秀成自述》、《天情道理书》以及《天兄圣旨》。值得注意的是，李秀成自言有关洪秀全等人“应立开基”“出身起义”等情节的叙述，系据太平天国官修史书《诏书》的记载。且“一片虔心写就，并未隐瞒半分”。可见“十月不约同日起义”之说，是太平天国官方正式的提法。所谓“不约同日起义”当然是故神其事，实际是指各路人马在约定的同一天公开打出旗号，也就是萧朝贵假托天兄所说的“扯旗”。强调其为“不约”，又列举金田等几处地名，说明这一天起义者并未齐聚金田，否则便无任何神奇可言，李秀成也就不会说“此之天机，变化多端，实不详周”了。因而揭帜起义之日，绝不可能是给洪秀全祝寿之日，而只能是杨秀清“复开金口”的十月初一日。
清方的奏报也可作为十月起义说的佐证。十一月初五日，广西巡抚郑祖琛等奏报：
查桂平县之金田村、白沙、大洋，并平南县属之鹏化、花洲一带及郁林州属，现据该州县禀报，均有匪徒纠聚，人数众多。[28]
州县之得知起义信息当要更早些。而且有意思的是，郑祖琛列举的几处地方几与李秀成所述完全一致。如果不是几处人马同时公开揭帜，清方的探报是不可能如此准确的[29]。十二月初五日，钦差大臣李星沅的奏报又提及：
桂平之金田村，另有会匪聚集，号称万馀，并帖伪示诱胁。[30]
则清方所探知的金田村的起义者张贴告示之举至迟也在十二月初五日之前。如果我们取十二月初十日起义说，就会得出拜上帝会（太平军）在洪秀全生日时公开揭帜，而在此前多日就已有起义文告发布的自相矛盾的结果。
综上所述，在太平天国文献中，广义的金田起义是指庚戌年（1850）秋历时数月之久的各路拜上帝人马向金田地区团营的全过程，起义的确切含义是仗义起兵勤王；狭义的金田起义日，即公开揭帜的日期，则是太平天国官方史书《诏书》记载而为《李秀成自述》所沿用的庚戌年十月初一日（1850年11月4日）。无论就广义或狭义来讲，金田起义的领导人只能是杨秀清、萧朝贵等，而不是洪秀全本人。因为他已于庚戌年二月二十一日（1850年4月3日）正式登极就任太平天王，从而成为金田起义所拥戴的对象。
四、关于金田起义的文告
这里连带考察一下金田起义的有关文告。根据清方的奏报，金田的起义者在公开揭帜以后曾有“帖伪示诱胁”，即张贴起义文告以动员群众的举动。对此我们不禁要问：这篇（或这类）文告的具体内容会是什么样的？它（或它们）是否留存了下来？
早年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家简又文先生在其《太平天国全史》一书中曾收录有一篇起义檄文。据其介绍，“此檄文乃金田村黄石鸣录存私藏”，并“承桂平友人曹无忌先生抄寄”。檄文的开头部分如下：
忖思未拜上帝以前，未尝扰害良民。既拜上帝以后，何尝劫掠城乡？不过志甘泉石，自成世外之逍遥；性乐烟霞，别有无名之天地。于是托迹颍水箕山，聊效巢由之洗耳；潜踪西山北海，暂比夷齐之采薇。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何乃尔等愚官劣宰，捉我同帮，押死公堂，轻如象蚁，谁不为痛心哉？故不得不纠集英雄，结盟豪杰，以作复仇之举。……[31]
简又文认为“此篇文义与叙事，符合史实”。近年也有治太平天国史者加以引用。然而这篇所谓的起义檄文，视点很低，气魄过小，根本不可能是太平天国的起义文告。它把拜上帝会的领导者描述成一帮遁世的隐者，因官府的逼迫而不得不举兵造反，则未免滑稽可笑。通观其全文，很像是某位对拜上帝会历史一知半解的好事者所为。
真正的太平天国起义文告，就其重要性而言，是应该被收入太平天国自身的“旨准颁行诏书”之中而加以刻印传世的。只要我们弄清起义的真切含义是仗义起兵勤王，确认起义的领导人是杨秀清与萧朝贵，那就不难发现：幸存至今的以杨、萧两人会衔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示》、《奉天讨胡檄》以及《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等三篇文告，应即属于此类起义文告。这三篇文告不仅以《颁行诏书》为题汇集一册，多次刻印，而且直到癸好三年（1853）太平军占领南京之初还曾张贴过。在现存《颁行诏书》的几种不同版本中，一些字句的内容颇有异同，可见经过多次修改[32]。然而这些修改都属于枝节的或技术性的，其总体内容、总的精神始终未变。这三篇文告，首篇讲起义缘起，次篇论反满革命，末篇谕全国人民，内容各有侧重，但又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它们既可能是按时序先后分别发表，也可能是于起义后同时公布。由于现存《颁行诏书》的最早刻本迟至壬子二年（1852）才面世，我们对后两篇文告最初公布的时间已无法加以准确判定。但至少列于首篇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示》应是揭帜起义之初即行公布的文告。
这篇告示一开始就着力宣扬了天父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权能，尤其是戊申岁（1848）天父、天兄先后降凡所显出的“无数权能”，晓谕世人“好醒”，“亟早回头，拜真神，丢邪神”；接着便敦促身为团勇、壮丁的三合会党，不要忘记洪门歃血、结义拜盟时的反清誓言；最后则是如下的一段文字：
今各省有志者万殊之众，名儒学士不少，英雄豪杰亦多，惟愿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勋，本军师有所厚望焉。……独不思天既生真主以御民，自必扶天王以开国，纵妖魔百万，诡计千端，焉能同天打斗乎！但不教而诛，问心何忍，坐视不救，仁者弗为，故特剀切晓谕。尔等凡民亟早回头，拜真神，丢邪神，复人类，脱妖类。庶几常生有路，得享天福。倘仍执迷不悟，玉石俱焚，那时噬脐，悔之晚矣。切切特谕。[33]
这才应是清方奏报所提及的起义者在金田村张贴的所谓“伪示”。

注释：
[1] 本篇的写作，得益于王庆成的《金田起义记》（载其《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中华书局1985年版）及其编注的《天父天兄圣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同时也参考了罗尔纲所着《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1991年版）和茅家琦主编的《太平天国通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等着作。
[2] 按：所谓“拜上帝会”或“上帝会”，是外界对拜上帝之人的他称而不是自称。太平天国自身文献中从无“拜上帝会”的提法。本文从习惯，在提及拜上帝之人的组织时，仍称其为“拜上帝会”。
[3] 《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4] 关于“降僮”，罗尔纲曾有解释：“降托显圣者，即降僮之术。盖浔州尚存越人好鬼遗风，民间流行降僮之术。降僮者，乃神灵附于人体使为灵媒也。此种人善预言，能治病与解答疑难，盖交感巫术一种，浔州民间笃信之。”见其《太平天国史稿》，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74页。钟文典则指出：“降僮”多由男觋主持，且须跌卧地上为之，故又称“倒僮”或“落僮”。见其《客家与太平天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1期。
[5] 按：洪秀全所作《原道救世歌》中有“第五不正为巫觋，邪术惑众犯天诛”等句。
[6] 见《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资料第6册，第866页。
[7] 参见王庆成编着《天父天兄圣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8] 见半窝居士：《粤寇起事记实》，《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页。
[9] 以下所引天兄的有关“圣旨”，均见《天父天兄圣旨》。
[10] 平山，即平隘山（今作鹏隘山），是紫荆山区的一部分。在太平天国文献中，多称作平在山。
[11] 姜涛：《洪秀全“登极”史实辨正》，《历史研究》1993年1期。
[12] 《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13] North China Herald, Aug. 11, 1860.
[14]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2页。
[15] 按：“避吉”即“避凶”，以吉代凶，意在求吉。
[16] 《蒙时雍家书》，《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72页。
[17] 见《天父天兄圣旨》，第45页。
[18] 见《天父天兄圣旨》，第64-65页。
[19] 见《天父天兄圣旨》，第64-65页。
[20] 按：韦正于辛开元年太平军攻克永安以后，方才“托赖天父天兄开恩，差作天王军师”，即经杨、萧认可而成为太平天国的第四位军师。见《天父天兄圣旨》，第96页。
[21]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资料第6册，第870页。
[22] 《天父天兄圣旨》，第77页。
[23] 《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印书》，第520页。
[24] 《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25] 参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2页。
[26]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39页。
[27]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52页。
[28]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第71页。
[29] 按：凌十八的队伍自七月间与信宜练勇发生冲突后，接受了高州知府的安抚，庚戌年内未有揭帜，也未离开信宜地界。因而郑祖琛奏报与前引《李秀成自述》都未提到广东高州之信宜地方。
[30]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第78页。
[31]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62年版，第232页。
[32] 参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192页。
[33] 《太平天国印书》，第107-108页。
（资料来源：近代中国网，原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