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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罗泽南及其弟子与“同治中兴”
罗泽南（1808-1856）是晚清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学术具有强烈的辨学卫道意识和义理经世色彩。受其影响，其弟子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人笃信理学、具有经世之才。因此，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之际，罗泽南及其弟子再也不甘于困守书斋，而是投笔从戎，以平日之所学，施之于行，直接参与解决清王朝在军事、政治、文教等方面遇到的难题。他们的这些活动，不仅扩大了程朱理学的影响，更增强了清政府在军事、政治等各方面的力量，为“同治中兴”的出现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罗泽南与罗门弟子
在1852年倡办湘勇之前的20余年里，罗泽南在着书立说的同时，培养了一大批饱受理学思想熏陶，具有经世抱负与才干的弟子，为清王朝的“中兴”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萧一山称罗泽南为“楚材弁冕”[1]，可谓恰如其分。
罗泽南弟子众多，据他的好友刘蓉说，“从之游者数百人”[2]。其中因投身湘军而留名史册的有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濬、潘鸿焘、李杏春、康景晖、钟近衡、钟近濂、易良干、谢邦翰、罗信东、罗镇南、朱宗程，达16人之多。他们之所以能以书生“拯大难、立勋名”[3]，在很大程度上与罗泽南的影响有关。
罗泽南多年来“假馆四方”，“与其徒讲论濂洛关闽之绪，瘏口焦思，大畅厥旨”。[4]在他的影响下，罗门弟子多以程朱理学为立身处世的标准，而不像一般士人那样仅将四书作为应付科举考试的工具。王錱1848年（清道光二十八年）“得同邑罗罗山先生师事之”，“日夜与讲明善复性、修己治人之道”，“始晓然于道之所从入”，“每恨相从之晚也”。[5]李续宜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从罗泽南游，“日与讲论正学，自以躬之所行，不逮所言”，“愿砥砺磨砻，底于无过”。[6]同年师事罗泽南的钟近衡“与闻宋儒饬躬克己之绪，则益感发刻厉，谓古圣贤可阶而至”，将自己每天的言行见闻记录下来，考察得失，“有过则立起自责如疾疚之在躬，必去之而后快”，因此得到罗泽南的特别称许：“吾门为己之学，钟生则可望乎！”[7]谢邦翰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从罗泽南读书于朱氏别塾，“朝夕讲习，以圣贤之道相儆醒”[8]。因此，当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他们出于忠君国、卫礼教的目的，都毫不迟疑地追随罗泽南投身到镇压太平军的活动中去。
罗泽南精研实学、倡言经世对罗门弟子的影响更为显着。正如《清代名人传略》所评价的：“罗虽然是一位学者，却有经世之才，尤精于兵书战略。罗泽南诸如此类的成就与品质才干，在他多年教书的生涯中，也许已影响了他的学生。”[9]在与太平军的对抗中，罗门弟子平日在师门所蓄的经世才干，特别是军事才干得到了充分的施展。王錱在求学之时就注意研讨兵法，带兵以后，更结合了前人的经验和自己的体会撰写了《练勇刍言》、《阵法新编》、《练勇臆说》、《尺一偶存》等兵书。在对兵勇的训练上，他注重明耻与教战相结合，认为“将兵者练固不可废，而训尤不可缓”[10]。“日教练各勇技击阵法”，“至夜，则令读《孝经》、《四书》，相与讲明大义”，利用儒家忠孝节义的伦理思想驱使士兵为统治阶级卖命。[11]因此，王錱所部湘勇战斗力很强，鲜有败事。李续宾也早就开始研习舆地学，“摩绘地图九百馀纸”，从军以后，又不断加以增益，“共图一千四百五十一幅”。曾国藩“见之，自谓所藏皆不能及也。”[12]对于兵法，李续宾也深有研究，在带兵之前就着有《孙子兵法易解》一书，“以《孙子》为主，以《左传》、《国策》、《通鉴》证其义”[13]。所有这些，都为李续宾成为湘军名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罗泽南带兵期间，李续宾一直追随在罗的左右，又进一步受到罗的思想的熏陶。“罗公善言易，攻战之暇日相与讲习讨论”，李续宾“于屈伸消长之机、进退存亡之道，颇能默契于心。”[14]因此，对于罗泽南的作战意图，李续宾总能全盘领会，是罗最得力的助手。罗泽南死后，李续宾接统其军，“治军一守罗泽南遗法”[15]。在他的率领下，湘军主力克武昌，下九江，“益发扬而光大之”[16]。故曾国藩说：“湘军之兴，威震海内。创之者罗忠节公泽南，大之者公（案：指李续宾）也。”[17]
以罗泽南为核心，罗门这些具有浓厚卫道意识与较强经世才干的弟子结成了一个思想相近，利益相关的群体，同声共气，互相倚恃，作为湘军官佐中最中坚的力量，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殊死奋战，为清王朝“同治中兴”的出现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罗氏师弟与“同治中兴”
所谓“同治中兴”，指的是清王朝在经历太平天国起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等内忧外患以后，在同治年间出现了复兴的景象。对此，一些封建士大夫颇津津乐道。浙江学者陈弢在他所编的《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中就颂扬说：由于朝野上下同心协力，“擒渠斩馘，区宇荡平，神州再造，较之《大雅》所称‘筑齐城而征徐国’，区区平淮濆一隅之乱者，其规模之广狭又不可以同日论。侧席求贤，豪俊辈出，中兴事业，甄殷陶周，盛矣哉！”[18]把“同治中兴”归功于这个时期“辈出”的“豪俊”。在这些“豪俊”中，就包括罗泽南及其弟子。就罗泽南个人来说，他对“同治中兴”的作用只能说是间接性的。正如柯文（Paul A. Cohen）在阐述个人与群体的互动关系时所说的：“不管个人的影响程度有多大，可能都是很难觉察的。真正唯一的要求是——个人经历所集中的问题或体现的类型也以某些方式在其他人那里表现出来。这样，即使他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是微小的，而他作为历史经历者的价值也可能是巨大的。”[19]可以说，作为一个群体，罗氏师弟在促进“同治中兴”实现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下，本文兹分别从军事、政治、文教等三方面对罗氏师弟的社会影响加以论述。
1．军事方面
作为湘军的主要将领，罗泽南及其弟子参与了湘军对太平军的多次战斗，“师弟僇力，转战大江南北，师殕而弟子继之”[20]，为清政府收复了大量的失地。在罗泽南战死之前，罗门弟子多跟随他作战，转战两湖、江西，攻克了安福、泰和、永兴、岳州、崇阳、咸宁、武昌、兴国、广济、黄梅、弋阳、广信、兴安、德兴、浮梁、义宁、通城、蒲圻等许多城镇。罗泽南死后，湘军主力相继由李续宾、李续宜接统，再次攻克武昌，并先后攻克黄州、大冶、兴国、蕲州、瑞昌、小池口、梅家洲、彭泽、湖口、九江、麻城、黄安、太湖、潜山、桐城、舒城等地，参与安庆会战。蒋益澧、杨昌濬也在左宗棠的统属下克金华，拔诸暨，复富阳，下杭州，基本攻占了浙江全境。就这样，将战线一步步推进到太平天国的心脏地带，使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陷入湘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从而为曾国荃最后攻取天京提供了良机。可以说，清政府之能将太平天国起义最终镇压下去，罗泽南及其弟子在中间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罗氏师弟对晚清兵制的变革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湘军兴起以后，迅速显示出它比八旗、绿营兵制的优越，不但淮军悉仿湘军兵制，曾国藩在直隶练兵时亦奏请以湘军兵制编练练军，此后的新建陆军在营制、饷章等方面也仍然受湘军的影响。故罗尔刚说：“有清一代的军制，咸丰前是绿营制度的时代，咸、同以至光绪甲午为湘军制度的时代，甲午战后为兴练新式陆军的时代，而论其转变，则以湘军为其枢纽。”[21]而湘军的兵制虽由曾国藩最后确定，罗泽南、王錱的发凡起例之功却不可没。正如王定安在《湘军记》中所指出的：“湘军初兴，王錱、罗泽南皆讲步伐，谙战陈，深沟固垒，与贼相拒。曾文正采其说而立营制（湘军规制，多采之王錱《练勇刍言》），楚师之强，莫与京矣。”[22]
2．政治方面
罗泽南及其弟子除了为清政府攻城陷地外，还在各地普行团练以加强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团练是一种地方性的社会控制组织，一般由地方士绅主持，通过“合团”将村民组织起来以防御、抵制外来的暴力侵袭。罗泽南及其弟子本身就是靠团练起家的士绅，因此对办团练极为重视，每到一地，都积极倡行团练。罗泽南每攻克一地，都要“召见士绅，慰免以忠义，出示令行团练法，以自相保卫”[23]。王錱以练团为“百年永安之计”[24]，因此，他“每至一处，必以此为至急之务、至要之图”[25]，发布了《团练说》、《兴宁劝办团练示》、《郴州劝办团练堵剿示》、《劝办江永团练谕帖》、《劝办崇蒲各属团练示》、《崇阳设局办团谕札》、《江西劝办团练示》等多篇告示，号召“富者出财，穷者出力”[26]，以办理团练。在他们的筹划下，很多地方办起了团练。清政府通过团练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
罗门弟子中担任高官者对政治的影响更为显着。罗门弟子大多是有真才实学的儒生，经过几年的实战锻炼，他们又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已成为担任封疆大吏的理想人选。为了倚靠他们平定太平天国，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被清政府授予高官，其中李续宜、蒋益澧、杨昌濬还担任过督抚等要职。他们继曾国藩等人之后出任督抚，标志着清政府进一步向汉人开放政权。而他们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晚清政治。
首先，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吏治进行了整顿。作为服膺理学、具有强烈经世抱负的士人，他们对政治的腐败、吏治的紊乱早就深恶痛绝。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农民起义的爆发与吏治腐败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罗泽南就认为正是因为官吏“竭生民之膏血，填无厌之谿壑，上下交征，无所不至”，才造成了“天下之祸，遂有不知所终极者”。[27]王錱也毫不隐讳地指出：“窃叹数十年以来在位者泄泄沓沓，在下者泯泯棼棼，酿成此不痛不痒之世界，以致盗贼横行，几于不可收拾。”[28]基于这种认识，他们皆以澄清吏治为实现天下平治的必由之路。因此，罗门弟子中担任督抚者无不身体力行，在自己所辖地区大力整饬吏治。例如，蒋益澧在护理浙江巡抚时，“遴乡士之朴诚者，予以厚资，令微服赴郡县密考牧令政绩，复察得实，即甄别之”[29]。他担任广东巡抚后，更以整饬吏治为要务，兴利除弊，“奏裁太平关税陋规四万两，斥革丁胥，改由巡抚委员征收”[30]。这一措施，为巩固地方政权奠定了基础。
此外，他们还积极兴办洋务事业。1866年（清咸丰五年），蒋益澧刚任广东巡抚，就向清政府建议在沿海省份建设铁厂，制造轮船。他担任广东巡抚不到两年，就向法、英等国购买了澄清、绥靖、镇海等6艘轮船，用银24.4万两。杨昌濬认为：“自强之计，宜用外人之器，师外人之长。”[31]因此，他担任浙江巡抚后，就命令士兵练习洋枪、洋炮，升任陕甘总督后，更奏请铺设西安至嘉峪关的陆路电线。他们的这些活动，不仅加强了清王朝的政治、军事力量，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3．文教方面
由于连年战争，很多地方的文化教育事业遭到极大破坏。对于重建地方文教事业，罗泽南及其弟子极为重视，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社会风化对于社会的稳定起着独特的作用。因此，罗氏师弟每占领一地，都竭力宣扬忠孝节义等道德观念。1855年（清咸丰五年），罗泽南攻克广信后，就与李续宾一起出资重修了谢公祠，并以死于太平天国战事的雷封、蔡中和等11人附祀。当时，有人对此很不理解，说：“大难初平，生民未辑，何遽为此不急之务邪？”罗泽南回答说：“此正今日之急务也。人之所以能撑持世运者，此节义耳。夫节义岂必时穷而后见哉！天下无事，士人率以名节相尚，处则浴德澡身，出则为斯民兴利除害，斯世必不至于乱。即乱矣，相与倡明大义，振厉士气，当万难措手之际，从而补救之，削平之，未始不可挽回。”[32]在他看来，如果人人都按照三纲五常立身行事，那么封建统治秩序自然就恢复了。王錱军行所至，“辄以忠义风动其民”[33]。1857年（清咸丰七年），他路过一陈姓村，见当地的《崇仁志》上有“理学”、“忠节”、“节义”的目录，就对村人说：“尔辈今日尚知有此六字乎？尧、舜人皆可为，特患志不立耳。”[34]此外，他们还要求清廷为战死的湘军官兵广建忠义祠，对那些为清王朝尽忠尽节的人进行旌恤。如李续宾就曾与曾国藩联合上疏，请求在湘乡建立昭忠祠，“上以体盛世褒忠之意，下以励湘人观感之诚”[35]。蒋益澧在护理浙江巡抚期间也上过《请优恤包村义民疏》等奏疏，“以慰忠魂而彰节烈”[36]。他们这样做，为的是正人心，褒励忠节以维持封建纲常，从褒贬的取向上起到社会教化的作用。
罗氏师弟在致力于维系社会风化的同时，还积极兴办书院、义学，恢复科举考试。1853年（清咸丰三年）罗泽南驻军衡州时，就修复了石鼓书院。次年，他又出资建立了湾洲义学。李续宜亦与曾国藩共同出资将胡林翼倡办的箴言书院最终建成，以陶铸益阳之士。蒋益澧护理浙江巡抚时，更在浙江全省“增书院膏火，建经生讲舍，设义学，兴善堂”[37]，并修复贡院，补行乡试。他升任广东巡抚后，还积极恢复粤东乡试，“奏请增同考官三员，受卷弥封对读誊录官各一员”，“疏请将客民读书子弟，另编客籍，每二十人取进一名”，通过科举考试来笼络客家人。[38]这些措施，对于恢复战后地方文教事业起了重要的作用。
总之，罗氏师弟本着“内圣外王”的基本宗旨，积极从军从政，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在军事、政治、文教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创建湘军、普行团练、整顿吏治、兴办洋务、恢复文教等。他们的这些活动，不仅扩大了程朱理学的影响，更增强了清政府在军事、政治等各方面的力量，成为清政府最后战胜太平天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此，一些封建士大夫往往将之归为理学之效。比如，清末文人曾廉就说：“其在道光时，唐鉴倡学京师，而倭仁、曾国藩、何桂珍之徒相与讲学，历有数年。罗泽南与其弟子王錱、李续宾亦讲学穷庐，孜孜不倦。其后内之赞机务，外之握兵柄，遂以转移天下，至今称之，则不可不谓非正学之效也。”[39]认为正是“正学”救了清王朝。
这里还需指出的是，罗氏师弟之能对当时的社会造成如此重大的影响，除了学术上的原因外，还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罗氏师弟实际上代表着一个人数众多、社会联系广泛的阶层——士绅阶层。所谓“士”，指举贡生员；“绅”，指退职乡居的官员。罗泽南及其弟子就属于士。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的阶层，士绅集团的形成由来已久。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它所起的社会作用日益突出。士绅既拥有“官”的某些特权，又生活在“民”之中，对于“民”有一定的号召力。他们往往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掌握着家族、宗族，甚至乡村基层政权，而且还广泛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公益活动，如兴修水利、开发土地、教化民众、社会救济等，影响和控制着相当数量的普通民众。同时，士绅阶层又是一个在思想上深受程朱理学熏陶的社会群体。一般来说，他们获取功名必须要熟读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理学范本。程朱理学的精神已经深深渗透于这个阶层的主体意识之中。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规范不仅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所诚心信奉，也是他们极力捍卫的对象。他们虽然对当时社会中豪强兼并、官吏腐败的现象颇为不满，但对清王朝是绝对忠心的。面对日益炽烈的农民起义，他们深感不安，担心起义危及封建统治秩序，损害自身的既得利益，因此坚决主张镇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太平天国起义还给他们开辟了一个新的进身途径，即投笔从戎，通过军功保举进入统治阶级上层。罗泽南及其弟子就是凭此时势脱颖而出，利用自己对一般民众的号召力，率领他们为统治阶级生死搏战，并因此成为所谓的“中兴将帅”的。而罗氏师弟所赞襄的“同治中兴”之所以不会长久，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分析。光绪朝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和社会变革浪潮的迭起，传统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受到严重的冲击，士绅阶层发生剧烈的分化并最终走向消亡，失去了这一巨大社会载体的程朱理学也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衰败趋势。历史证明，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士绅阶层，都不能永久地维持封建王朝的所谓“中兴”局面，也不能摆脱自身衰落的命运。罗泽南及其弟子自然也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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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35页。
[2] 刘蓉：《钟君墓表》，《养晦堂文集》卷9，清光绪三年（1877）思贤讲舍刊本，第22页。
[3] 曾国藩：《罗忠节公神道碑铭》，《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05页。
[4] 曾国藩：《罗忠节公神道碑铭》，《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05页。
[5] 罗正钧：《王錱年谱》，《湘军人物年谱》（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0、42页。
[6] 罗泽南：《耻不逮斋记》，《罗山遗集》卷5，清同治二年（1863）长沙刊本，第10、11页。
[7] 刘蓉：《钟君墓表》，《养晦堂文集》卷9，第21页。
[8] 罗泽南：《觉梦轩记》，《罗山遗集》卷5，第12页。
[9] [美]A·W·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下册，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译本，第163页。
[10] 王錱：《复曾季洪茂才》，《王壮武公遗集》卷8，清光绪十八年（1892）刊本，第10页。
[11] 罗正钧：《王錱年谱》，《湘军人物年谱》（一），第58页。
[12] 傅耀琳：《李续宾年谱》，《湘军人物年谱》（一），第105页。
[13] 傅耀琳：《李续宾年谱》，《湘军人物年谱》（一），第109页。
[14] 李续宾：《读易管窥离句串义叙》，《李忠武公书牍》附录，清光绪十七年（1891）瓯江巡署刊本，第56页。
[15]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08，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969页。
[16] 李得贤：《记湘军名将李续宾》，《文史杂志》第4卷第3、4期合刊，民国33年（1944）8月，第47页。
[17] 曾国藩：《李忠武公神道碑铭》，《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11页。
[18] 陈弢：《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叙》，清光绪元年（1875）刊本。
[19] 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译本，第216页。
[20] 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6页。
[21] 罗尔纲：《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8页。
[22] 王定安：《水陆营制篇》，《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59页。
[23] 《罗忠节公年谱》卷下，清同治二年（1863）长沙刊本，第4页。
[24] 王錱：《兴宁劝办团练示》，《王壮武公遗集》卷24，第28页。
[25] 王錱：《江西劝办团练示》，《王壮武公遗集》卷24，第35页。
[26] 王錱：《劝办江永团练谕帖》，《王壮武公遗集》卷24，第31页。
[27] 罗泽南：《公孙下》，《读孟子札记》卷1，清咸丰九年（1859）长沙刊本，第20页。
[28] 王錱：《与左季高先生》，《王壮武公遗集》卷8，第33页。
[29] 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578~579页。
[30]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08，第11969页。
[31]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册，中国书店1984年版，第1397页。
[32] 罗泽南：《重修谢叠山先生祠引》，《罗山遗集》卷5，第21页。
[33] 左宗棠：《王道剿贼迭胜疾殁军中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九），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74页。
[34] 王錱：《王壮武公遗集》卷22，第26页。
[35] 李续宾：《湘乡建忠义祠疏》，《李忠武公奏疏》，清光绪十七年（1891）瓯江巡署刊本，第10页。
[36] 蒋益澧：《请优恤包村义民疏》，《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卷6，清光绪元年（1875）刊本，第33页。
[37]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08，第11968页。
[38]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册，第1069页。
[39] 曾廉：《应诏上封事》，《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