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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两代嘉善知县简评

明宣德四年（1429）三月，巡抚大理卿胡概巡视江南，以江南地广赋繁，奏请划增县。翌年三月，敕分嘉兴县东北境之迁善、永安、奉贤三个乡和胥山、思贤、麟瑞三乡的一部分，建嘉善县，隶属嘉兴府。
嘉善自明宣德五年（1430）置县后，宣德六年（1431）设知县，至崇祯十七年（1644）这213年间，有知县54任53人。清代，自顺治二年（1645）至宣统三年（1911）的266年中，有知县161任151人。明代知县任期最长的为13年，最短为2年；清代最长任期8年，最短为1年甚至几个月。从这简单的数据中可见，明清两代嘉善知县的任职期限有很大不同，而不同并不仅仅表现在这一个方面，以下本文试对明清两代嘉善知县的情况作一比较。
一、任职人数。明代仅53人，清代却高达151人，清代年份仅比明代多53年，充分说明明代的知县任期长。任职二任六年，三任九年的不乏其人。清代知县调动频繁，如乾隆三十二年（1768）这一年调动3人，在咸丰三年至九年（1853～1859）这一段时间里，每年换1人，到咸丰十年（1860）时一年中竟换了3人，清代知县总人数是明代的近3倍。这些来去匆匆的知县只能等令奉调，即便有安邦之才也无法施展。
二、提升与罢免。封建王朝为了巩固统治，对官吏的提升和罢免等，也有一整套条例和法规。嘉善的知县因贪赃枉法，滥施酷刑，上交皇粮误期，遇乱出逃，以及年老、昏庸无才等原因被罢官，甚至刑法处置的共24人。其中明代4人，清代20人。如明代景泰四年知县林宏“坐酷刑论去”；嘉靖三十六年知县左钧“赃被追论去”。清代顺治九年知县贾钧男“白粮迟悮被劾”；顺治十五年知县郭真儒“因贪被劾”。康熙元年知县邹度竑“粮逋被论去”；乾隆五十五年知县王士鉴被法死狱中。
成绩卓着，享有很好名声而被提拨升官的有45人，有些人甚至累升至一、二品的巡抚、尚书，都御史职位。其中，明代30人，清代15人。
三、来　源。明清知县的来源，不外乎荐举、学校（指监生、贡生）和科举（指举人、进士）三种类型。嘉善知县的情况是：明进士40人、举人6人、监生2人、贡生2人、不明情况2人；清进士22人、举人45人、监生34人、贡生22人、秀才1人、保荐1人、议叙1人、不明清况14人。两代被提升者为进士34人、举人7人、监生3人，被处分者进士为3人、举人5人、监生6人、贡生9人。
四、入传人数。从知县列入县志“名宦篇”的人数来看，明代为26人，清代则为29人。
对比之下，明代的知县任期长，升官的多，进士出身的多，正式任命的多，立传的也多，而被处分的则少；清代却是任期短，升官的少，举人、监生、贡生出身的多，临时性质的代理署理、试用的多，立传的少，而被处分的多。
知县官列入县“名宦篇”的人数是逐步递增的，最早在明弘治《嘉兴府志》中有2人，到嘉善县第一部县志明正德《嘉善县志》为3人，嘉靖《嘉善县志》未见，情况不明，到万历《嘉善县志》时增加了12人，杨氏康熙《嘉善县志》又增加10人，续修的崔氏康熙《嘉善县志》增2人，续修的雍正《嘉善县志》增6人，到嘉庆《嘉善县志》则又增9人，旧志中最后一部为光绪《嘉善县志》增加13人，这样前前后后一共有55人立传。被后人列入“名宦祠”、“贤侯祠”的有18人。至于他们的出身，属于科举途径的进士、举人占84%；属于监生、贡生占15%；属于因军功保举授职的为1人。
从上述资料分析看，发现明代知县的素质、政绩，甚至在出身上都要比清代的高出一筹。
嘉善旧志中有一段话，写在名宦篇的开头：“县门小，鼓楼高，来个清官坐弗牢”。邑谚相传，不知所自。然留衣有亭，慈航有集，遗爱在人。黎民百姓是个秤，谁优谁劣，其实是很清楚的。明清两代嘉善知县中列入“名宦”之中而有传的共55人。当然旧的志书中溢美之词实属难免。但透过志书中所记的事实，几百年间实心意地为黎民办事的官员也大有人在。现据志书所记史实分几种类型进行介绍：
廉洁奉公　一尘不染
从莅政以来，操守一致，奉公守法，一尘不染，爱国如家，不计较个人得失者为：
汪　贵　字良贵，安徽歙县人。进士出身。明成化十九年到弘治四年（1483～1491）间，任职以来政绩卓着，如建修学校、仓库、邮亭、官署、坛庙等多处；对学生教诲，对人民劝耕，均不遗余力；就是对老百姓们的诉讼、审判、定案也比较厚道；尤其在经济上每年要免去各类不必要的费用，钱数达十万。但是他秉性刚直，不能圆滑应付上司，又严厉对待下属小吏，被人借口“以县丞代贵朝京，汪令敛银赆送，旁加摭拾，意在利私”之罪，告了他一状，被召往京师调任他处。然而为官八年的他却“行囊萧然”赤贫如洗，连上路的钱也没有，只好向他做生意的同乡人借了三十两银子上路。出发那天，数千嘉善百姓扶老携幼纷纷前来为他送行，甚至围住船只使它不能起航，到大家知道无法挽留时，就跪拜在地请汪贵留一物作为纪念，汪贵当时一身之外，其他全无，只好解下身上的旧袍相赠，后人将衣放在原西接官亭中，此亭改名为“留衣亭”，并由吕太常卿写了一篇《留衣亭记》。到京后冤情大白，朝中都知道其为官清正，仍下令让其复任知县。
郭　田　字汝耕，陕西长安人。进士出身。明正德十五年至嘉靖元年（1520～1522）间在任。上任后坚持艰苦生活，严格拒绝所有馈赠之物，每次见到公家上解的银两，就指着它对左右人说：“这阿赌物能使人身败名裂，你们不要被它弄髒”。有秀才朱愚上书给他，指出他的过失，他就把朱的意见书贴在县门衙门口“引以自责”，曾得到明世宗（嘉靖帝）御批“郭田居官廉平”的赞誉。
许　镃　字国器，云南石屏人。明嘉靖四十四年至隆庆二年（1565～1568）间任知县。他在考中进士后见到同榜不少人向他人借银两，准备上任后还债。他就说：刚入仕向人借款的，等到一做官，一定是从百姓身上刮来赏还，我不愿这样做。到任后平时穿布衣，吃蔬食过日子，“务祟节俭”，出外从不带厨子，晚上回到衙门中，不点公家蜡烛，将衙门内的空地种菜自给。等到奉命去京都考绩，连川旅费还要筹措告贷。
方　杨　安徽歙县人。进士出身。明万历十年到十一年（1582～1583）间任职，有赠物给他的，非但不接受还将送礼者当面呵责。他品行端正，常以古人中正直之士作榜样规范自身的言行。
莫大勋　字鲁岩，江苏宜兴人。进士出身。清康熙八年至十三年（1669～1674）间任职达六年，清介自处。实行均赋平役，官收官兑减轻百姓负担，被上司考核为“卓异”。上京师时，由于清贫连行装也无力添置，当地老百姓帮助了他。临行时，父老人等撑杖送行达三十里之远。
陶云升　字晴初，天津人。进士。清同治七年至八年（1868～1869）间知县，上任后就写了一副对联，张贴在县衙廊柱上。上联是“执三尺，须畏三尺”；下联是“要一钱，不值一钱”。他能身体力行，仁慈爱民，有“陶老佛”之称。他征收税赋从不求盈余。冬防巡夜时随身带棉衣，见挨冻的人即将棉衣送给他们。当奉调去余姚县时把贫民的欠粮凭证全部烧掉，以免后任到来后据此追讨。
重视教化　识拔人才
振兴文教，培育人才。清勤明敏，民情爱戴。
李陈玉　字谦庵，江西吉水人。明崇祯七年至十三年（1634～1640）间任知县7年，购置土地在北城外柳洲亭东北侧购置土地，建筑“鹤湖书院”培育人才，并请示上级增加学额。接见诸生时常常劝说和勉励他们勤读《书》、《诗》、《史记》、《汉书》等书。补柳洲亭钱继振、郁之章、魏学濂、吴亮中、魏学洙、魏学渠、曹尔堪、蒋玉立八子名一事，南北方都闻名。己卯（1639）入试院分校，录取有识之士7人，本人着有《退思堂集》、《离骚笺注》、《易书诗经解》等书集。
于舜枚　字叶虞，江苏金坛人。副贡出身。康熙四十二年至四十三年（1703～1704）间上任后，修复思贤书院，邀请邑中有名人士讲学，他虚怀若谷，平易近人，刻有会课文二集，古学一集，评定县学中学员文章十分确切，凡是他所赏识的学生多数能考中秀才，一时县学中文风甚盛。
张　镛　字东序，江苏无锡人。进土。雍正元年至三年（1723～1725）间任职，待人恭敬，温文尔雅。把振兴文教作为自已的职责，刻存《褒祀编》。修思贤书院，对学生厚道体贴，集中全县优秀之才，在此肄业读书，因而风气大变。
张圣训　字杏传，奉天镶白旗人。乾隆元年至二年（1736～1737）间任职，把原在城东南大安坊的程氏别业改建为“魏塘书院”，每月考核诸生，亲自定等第分优劣，县文教事业大为发扬。任职二年被罢免，当地市民围住官船放声大哭，要想留住他也不能，后人在书院中建立祠堂祭祀之。
张青选　字云巢，广东顺德人。举人。嘉庆九年至十三年（1804～1807）间任职，他看重读书人，常常对诸生讲学，经济上也给予资助。当书院颓圮时，捐出自己的俸禄来修葺。丁卯（1807）秋闱乡试，共中举十名，解元陈传均也在其中。成为进士有三人，陈传均、朱国淳、黄汝涛都是他培养的学生。任职期满，送他的人人山人海。道光元年（1821）当地士绅设位和张圣训一起享受祭祀。
万相宾　字定之，号观亭，江西德化人。清嘉庆元年至四年（1796～1799）任职期间疏浚孔子学宫前三台砂，建德化桥，大修文庙学宫的亚圣孟子祠，又捐俸银修葺利济院，扩大育婴堂。每逢考察书院时，就向诸生讲授和解释经书。在任期间弥补前任亏空五万余两库银而对民间丝毫不惊扰。为官四年办清漕一尘不染。考核“卓异”。将调山阴，病卒。嘉善士民在学宫及城北义园建“万公祠”以纪念他。
体恤民艰　减轻负担
制订章程，为民排忧。征收粮赋，革除私派。施惠于民，遗爱在人。
陈道基　字以忠，福建同安人。进士出身。明嘉靖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1550～1553）任职。他认为过去里长供役多少轻重不均匀，于是调整计派，百姓称其为得当。有人因欠粮要卖掉妻子儿女来偿还，他知道后拿出俸银代为补交。碰到困难窘迫的人要求借公银来活命时，他根据其所需数目贷给他们，过后无人赖掉。离任时，百姓和他相对哭泣而别。后入县名宦祠。
莫大勋　江苏宜兴人。在清康熙十年（1671）大造清丈均赋平役，实行官收官兑法。凡有田的百姓各照自己的田额缴粮，不再由仓甲代劳。减少其中贫弊从而减轻百姓负担，大受老百姓的欢迎，农民都争先缴粮，半个月后任务就完成，上级嘉奖他，并颁令将此法在全省推广。
李之藻　字扆铭，山东武定人。因军功被保荐，清康熙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1688～1689）任职。征收粮赋在三月开征，直到农忙结束后才开始催讨，并革除漕粮私派。因母丧去任，许多人围住他的船放声大哭不让他走。
于舜枚　江苏金坛人。追缴旧欠粮赋分十个限期，让百姓松一口气。
恽　敷　字逊堂，江苏武进人。举人。清道光三年（1824）任上遭遇水灾，就设立粥厂，打捞尸首，施送棺材，制订救济章程，他的做法在全省推行。这年冬季，有人议论晚稻仍然播种的，还可以开仓略微征收一些，他坚决要求上级准予停征，以恢复民力，灾民深深感激。
兴修水利　造福于民
亲自督促，视察灾情。疏浚河道，修筑桥梁。围圩筑坝，为民造福。
聂如斌　江西丰城人。明宣德七年至正统二年1432～1437在嘉善任职，常悄悄地乘小船视察民情，考察农民的勤惰并进行劝谕，对兴修水利建筑堤防十分重视。因为北乡农田受灾久荒，百姓无法交粮。他能亲自督修圩岸。由于大水低塍岸俱被冲坍，就辟荒修圩，作好防涝准备。县境遭大水，上级派来的官员“讳言灾”，他自投田间，水深没顶，上级官员才不得不允准免收粮赋。
崔维华　字西岩，奉天宁远人。监生。清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686～1689）间任职，详革塘长，重筑圩岸，都有利于民。
梁　徽　字慎五，山西介休人。举人。清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七年（1757～1762）间任职时，令百姓筑圩岸，自已亲自督察慰劳。
万相宾　江西德化人。参照前任梁徽的方法稍加变化，增筑圩岸，又筑石井塘、伍子塘、长春塘之坝，“用备早涝”。
恽　敷　江苏武进人。疏浚华亭塘、捐俸禄建张泾汇大桥。
傅斯怿　字豫斋，山东聊城人。进士。清咸丰九年（1859）任职，督促疏浚城河、修建桥梁。
范基栋　字松崖，安徽和州人。清同治五年（1866）任职时极请疏浚城河及枫泾镇市河，使河道内污秽之物尽除，百姓非常感激。
施行仁政　爱民如子
宽厚平易，操履清白，淳风厚俗，施行仁政，爱民如子，民咸悦服。
李　逊　字时敏，江西南丰人。进士。明正统五年至景泰三年（1440～1452）间任职，机警有才，下不能欺，宽厚和谒，平易近人，凡是碰到审案对犯人棒责时从未剥去过犯人的衣服。
刘子厉　字克温，江西安福人。进士。明弘治十三年至十六年（1500～1503）任职，廉洁精明，审判定案和引用法律条文都由自己决定，决不借胥吏之手，避免他们从中作弊。操履清白，不怕权势，不被人左右。后升任监察御史。
蓝　郁　字国馨，江苏盐城人。进士。明弘治十七年至十八年（1504～1505）时任县令，廉洁奉公，爱护百姓和读书人，尤其提倡淳厚风俗，除去为害百姓的弊政，坐堂审案，从不乱施刑罚，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大受老百姓的欢迎和拥护。
于　业　字建公，江苏金坛人。进士。明嘉靖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1547～1549）间任县令，精明能干有见识，狡猾的役吏不能从中作奸犯科。年成不好要求上级豁免赋税，人民因而没有流亡逃荒。
许　镃　云南石屏人。审案时见衙役鞭打囚犯太重，他对隶役说：“我的百姓穷，无钱贿赂你们，请你们不要重伤我的百姓”，说着泪流满面。姓庞的巡按见此情景，叹息说“真民之父母也”。
陈道基　福建同安人。任县令时典史辜明莆田人为其同乡人，审案时辜用刑稍严，便劝说他要平易待人，不能用刑过严。说百姓是我们赤子，怎么可以伤害他呢？辜说奸民使人愤激，他就说，不教诲而即动刑罚，这是虐民之举，对失教很久的人用木杖敲打来抵偿所犯的罪，这都是“虐政”。古话说，对这种人应该感到悲哀和同情，不能有半点高兴。高兴都不可以，难道可以愤怒吗？
上述的嘉善县官们能严以自律，爱民如子，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确定令人敬佩。我们不难想像出，明朝知县汪贵离任之时，百姓要他留一物作纪念，他身无具物，便将一旧袍留在嘉善的情景。将接官亭改名为“留衣亭”便是百姓对清官最好的纪念。我们也不难悟出许镃所说的“入仕而贷于人，必取偿于民，吾弗为也”和郭田指着解银所说的“此阿赌物，能亡身败家，尔等毋为所污”的深刻含义。将他们作为廉洁的官员入祀邑名宦祠，是对清官的最好评介。真如“陶老佛”所说“执三尺须畏三尺，要一钱不值一钱”，以史为鉴，就是要从历史中找到道德和政治的经验教训。
（资料来源：浙江通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