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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试论左宗棠在征讨阿古柏匪帮过程中的斗争

新疆古称西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清朝乾隆年间，清政府将西域改称新疆。《清高宗实录》五百九十九卷，33页。
一八六五年，浩罕国统治者勾结新疆的封建上层分子，乘中国特别是新疆的动乱之机，派遣军事头目阿古柏喀什噶尔，又先后攻陷英吉沙尔、库车、阿克苏等地，其反动势力东至□展以东的七格台。曾毓瑜：《新疆靖寇记》。见丛刊：《回民起义》第三册，44页。一八六七年建立了伪“哲德沙尔汗国”（意谓七城王国，七城指喀什噶尔、和阗、库车、莎车、叶尔羌、吐鲁番）。一八七○年，阿古柏的势力扩张至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阿古柏在新疆建立了一支用英国枪炮武装起来的五、六万军队，对新疆各族人民厉行宗族歧视、民族压迫和剥削。他与俄、英先后订立条约，出卖新疆的权益，与英、俄互派使节，成为先沙俄、后英国的走狗，变成了英、俄妄图肢解中国新疆的工具。一八七一年七月，沙俄悍然出兵侵占伊犁。至此，新疆几乎沦为异域，形势十分危急！
清朝统治阶级中，以左宗棠为首的爱国势力，在征讨阿古柏匪帮，收复新疆，维护祖国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一、“塞防”与“海防”之争
从一八七三年开始，左宗棠秣马厉兵，整军经武，着手筹组西征军，积极进行征讨阿古匪帮的准备。一八七四年，日军入侵台湾。事后，清政府提出筹备海防的问题，征询各省督抚的意见。同年十二月，李鸿章复奏说：就国防形势而论，沿海数千里，“江海门户洞开”，练兵制器，特别是购买外洋铁甲舰，成立舰队，实为当务之急。再说乾隆年间戡定新疆，“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每年协饷三百余万，“已为不值”。现在阿古柏盘据南疆，北邻俄罗斯，南近英属之印度，新受土耳其回部之封号，与英、俄立约通商，与各国勾结一气。英、俄皆不愿中国得志于西方，当前只宜“力保和局”，“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总之，“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故西征军应立即停兵撤饷，移“西饷”充作海防经费。
一八七五年四月十二日，大学士、陕甘总督左宗棠，针对李鸿章的论点，严加驳斥。其要点是：第一，盱衡新疆在整个西北的战略重要性，指出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不仅陕、甘、山西“时虞侵帙”，即“直北山关亦无宴眠之日”。第二，“海防”与“塞防”应该并重。目前海防无事，尚有经常之费可办。西征军则军饷窘困，连年欠饷至八百余万两。若停兵不进，征兵改成戍兵，兵不能撤，饷岂能少？徒损国土，何从移“西饷”作“海防”经费？第三，新疆贼氛极炽，但盘据乌鲁木齐之叛国逆匪白彦虎部，能战之贼，不过数千，自易了结。英、俄也不至于公开出面与我争战新疆。
最后，他表明心□说：我“年已六十有五，正若日暮途长……引边荒艰钜为己任”，实有“万不容己者”，新疆“此时便置不问，似后患环生，不免日蹙百里之势”。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32—41页。事后，他写信给两江总督沈葆桢说：若西征军停兵不进，“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自为部落”，新疆“必仍折入俄边，而我断送腴疆，”岂有海疆无事，先弃新疆，坏我万里长城，而移“西饷”为“海防”经费之理？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五，68—70页。
左、李争论的要害是放弃新疆，专办海防，还是收复新疆，同时以常年经费兼办“海防”？论者每以此次论争为湘系与淮系之争。事实上，这次争论事关国家领土的完整，实质上是爱国与卖国的争论。左宗棠的理长，战胜了投降派李鸿章。一八七五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争到了用兵新疆的主动权。
在“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前后，左宗棠筹组了一支精锐的西征军。他规定凡不愿参与西征的官兵，可以补还欠饷，资遣回籍。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一，82页。经过数年的整顿，组成的西征军包括：张曜统率的嵩武军（豫军）十六营、满洲将领金顺统率的四十营、徐占彪统率的蜀军七营、刘锦棠统率的湘军二十五营（其中有董福祥统率的回军三营），在西征过程中增调金运昌统率的卓胜军（皖军）十营等。论者每以西征军为左系湘军，殊不知湘军仅占西征军总数的四分之一。应该说，西征军是由汉、满、回等族人民组成的一支志愿爱国队伍。
西征军组成后，军饷问题亟待解决。向例西征军队依靠各省协饷，但各省年岁有丰欠，督抚在用兵新疆问题上的观点有异同，与左宗棠的私交有好坏，特别是李鸿章在幕后与西征军争饷、怂恿各省督抚欠解协饷。这样围绕着筹措军饷问题，左宗棠与李鸿章之间展开了斗争。
一八七五年秋，左宗棠上奏说，西征军历年积欠已二千六百万两，仅能于每年年终关一月满饷。金顺、张曜所部已于去年进入新疆，各军因军饷不足，只得滞回关内。目前因裁并部队，积欠所撤勇丁饷项达七百余万两，都须立即发给实银，“不能空言抵塞”。已经入新与未入新部队，无银发给，甚至盐菜、马乾银、年终一月满饷以及遣撤勇夫饷银都无着落，新疆、甘肃的局势“难言矣”。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七，22—26页。“西饷”如此窘迫，李鸿章却利用经办“马嘉理案”的机会散布战争舆论，为“海防”争饷。左宗棠洞察其奸，指责李鸿章说：“英人虚声恫喝，当事藉以把持重饷，并成一谈”。“欲笼西饷之洋防”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五，58页。。我用兵新疆，是为了收复故土，如停兵撤饷，则新疆不为我有，玉门关外的壮丽山河“岂能以玉斧断之”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六，72页。？他屡次争饷无效，一八七六年一月，上奏“奏源涸竭”，拟借洋债一千万两，以济眉急。借款由欠解协饷省份按年摊还。
借贷洋债，循例须由海关出票，督抚加印。左宗棠请他的好友两江总督沈葆桢一手经办。谁知沈到两江后，“奉合肥为准的”（“合肥”指李鸿章），上奏驳斥。在这之前，李鸿章写信沈葆桢挑拨说：左宗棠拟借洋款千万以图新疆，可称豪举。惟各省由陕甘协饷项下分担还款，“未免吃力，何可独诿诸执事郁”李鸿章《李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六，4页。！沈奏驳左借洋债后，李鸿章兴头十足，又写信给沈说：大稿驳借洋债，“□切详明，词严义正，古大臣立朝凤采复见于今”，左公满想借得洋债，“月望后踊跃西行，得此信，未免扫兴。渠向不肯服输，恐其仍执前奏，则东南各省行将搅乱，而西事亦断无善其后之理。但冀季老素尚推重执事，或者能受尽言。若出自鄙人之口，必是一场大讼案矣”。李鸿章《李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六，6页。确如李所说，在收复新疆问题上，左宗棠意志如钢，决不服输。他便请浙江、广东海关出票，督抚盖印。
起初，左宗棠打算向英商借款，李鸿章利用赫德，嗾使英商拒绝，企图用这种手法断绝“西饷”来源，使西征大业半途而废。左宗棠没有为此难倒，英商不借，尚有别的洋商肯借，李鸿章耍诡计，左宗棠喻为“家鬼弄家神”，虽是谑语，颇切事理。向洋商借款出于无奈，左宗棠内心则认为是奇耻大辱，他说：由用兵而借饷，由借饷而告贷于洋人，“仰鼻息于外人，其不竞也，其耻也，臣之罪也”。聊聊数语，道出了他的爱国衷肠与内心的苦痛。
二、收复乌鲁木齐后的斗争
一八七六年四月七日，左宗棠自兰州驰抵肃州，二十七日，命总理行营营务刘锦棠督率所部挺进新疆，一场收复新疆的进攻战即将打响。
左宗棠用兵的特点是重视敌情的调查研究，善于料敌决策。他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战略形势，向所部将领指出：阿古柏久踞南疆，严守吐鲁番、托克逊、达坂。以归降阿古柏的叛国贼白彦虎所部逆匪守御乌鲁木齐。敌人长期搜刮，积储丰盈，无军食匮乏之虞，有以逸待劳之势。但这伙匪徒横暴极甚，践踏各族人民，民人敢怒而不敢言，“群情不服”，日夜渴望大军西进，解其倒悬。阿古柏的军队，其骨干是浩罕人，弁兵大多为裹胁之众。虽与白彦虎勾串一气，白部能战之兵不过六、七千，且与阿古柏亦离心离德，不耐大战，仅长于绕袭、奔窜。而西征军是收复旧山河，师出有名，“师直为壮，曲为老”，我“直”彼“曲”。前方我军积储亦已经丰裕。军事上，我军居于优势，从天时、地理、人和来看，亦远胜敌军。大军西征，定能所克捷。
在战争中，战略战术是否正确，也能影响到战争的胜负。左宗棠认为新疆幅员辽阔，城市之间的距离三百、五百以至相距千里之遥。“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因此，他制定了“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即一个战役到另一个战役之间，要有充分的时间作准备，如将粮料弹药运储前沿阵地；千里跋涉，部队也须休整，所以大军前进要“缓”。一旦部队前进发动战斗，则前进要快，应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战斗，避免顿兵坚城。西征军略定新疆的战斗实践证明，这一战略方针是正确的。他以刘锦棠部二十五营作为进攻乌鲁木齐的主力，由金顺拨军协同作战，以张曜等部严守哈密至奇台一线，巩固后方。指示刘锦棠打仗须从要害入手，先取古牧地、红庙，则乌鲁木齐即同囊中物。
八月十日，刘锦棠指挥所部以迅雷不及掩耳，轻取黄田卡栅，打开了进攻古牧地的通道。经过四日激战，攻占古牧地。乘胜急进，十八日，一举光复乌鲁木齐。十一月上旬，收复玛纳斯。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便斩断了阿古柏伸入天山北路的触角。乌鲁木齐雄踞天山北麓，易守难攻，控扼南疆，有“控北制南”之势。自乌鲁木齐□西，为膏腴之区，驻军军粮大半可以就地购买，初步改变了从关内运粮入新，飞挽万里的局面。这样，形势大为改观，西征军有“总要可扼”，斗志愈加昂扬。而阿古柏匪帮则闻风震慑。
在“塞防”与“海防”之争中，奕□、奕□都站在李鸿章一边，只有文祥从统治集团的核心中分化出来，支持左宗棠，但他认为收取乌鲁木齐后即应划地自守。左宗棠以军事胜利开路，光复乌鲁木齐后上奏说：今后任务是“搜剿窜贼，布置后路，进规南疆”。清政府批准了他的意见，巧妙地取得了进兵南疆的权力。
正当左宗棠运筹帷幄，积极部署南进军事时，英国侵略者又粉墨登场为其儿皇帝“乞降　立国”，妄图以此来阻挡西征军挺进南疆。左宗棠在军事倥偬中不得不腾出手来，与英国侵略者展开尖锐的外交斗争。
一八七六年九月十三日，英国驻华公使胁妥玛胁迫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烟台条的》后，墨渖未干，二十八日，他走访李鸿章，表明愿居间调停，为阿古柏“乞降立国”。李鸿章能报总理衙门奕□说：“喀什噶尔回主现求印度大臣介绍，转嘱该使探询中国之意，能否准喀酋投诚，作为属国，祗隶版图，不必朝贡。免致劳师糜饷，兵连祸结。喀酋深畏俄国之□，已与印度立约通商，该使愿为居间调停。如果准行，当令喀酋派使来京妥议。……该酋不敢深信左帅，欲向朝廷乞命，属为密致钧处”。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六，27—28页。李鸿章表面上代转威妥玛愿“居间调停”的意见，实际上，“贯彻了他抛弃新疆，攻击左宗棠规复南疆的私意。
一八七六年十月，左宗棠接到总理衙门转来威妥玛为阿古柏“乞降立国”的咨札，便上书总理衙门，逐条驳斥。其要点是：
（1）阿古柏窃据南疆暨乌鲁木齐等地，勾结叛国逆匪白彦虎等，是中外所共见共闻的事实。威使既代乞降，又称阿古柏为“喀王”，“若不知吐鲁番、南八城为我疆土，帕夏为我贼也”。
（2）既代请降，又称非阿古柏所央托；既称阿古柏愿降，又请为属国，免除朝贡。对“归我故土，缚献逋寇”，只字不提，居心叵测。
（3）“俄英共争印度数十年矣，印度东南之地为英所有”，俄则觊觎其西北之地。英代阿古柏“乞降”，意在为阿古柏立国南疆，说到底，是为了“保其印度腴疆耳”。此何可许！
他向清政府表明决心：“南路贼势，重在达坂即噶逊营、吐鲁番、托克逊三处，官军南下，必有数大恶杖。三处得手，则破竹之势可成”。根据当前情况，仍须“缓进急战”。只要粮饷、军火应手，“不至久滞戎机”，“无须英人代为过虑也”。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七，30页。
威妥玛代阿古柏“乞降”，风声传播，足以动摇军心。左宗棠告诫前敌将领刘锦棠说：“阿古柏窃踞数城十余年”，“招纳容隐”白彦虎，罪恶极大。英人代阿古柏“乞降”，“骄气稍敛”。我决心在明春进兵南疆，“战阵之事，权在主兵之人，非他人所可参与”。南路军事“节节顺手”，英国便无所施其技了。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七，22—24页。
左宗棠一番理直气壮、事理透彻的言论，把威妥玛驳斥得再也不敢饶舌。李鸿章及其洋主子既阻止不了左宗棠锐意进兵南疆的军事行动，但他卖国之心不死，造谣中伤说：英国福西特（或译作□赛斯）说：“彼曾住喀什噶尔七月，谓回王雄□能军，与俄狼狈一气，左军殊难制胜”。他日夜盼望西征军被阿古柏打败。可是，事与愿违，一八七七年四月，不到半个月，西征军连下达坂、吐鲁番，托克逊，给李鸿章一记耳光。
三、连下达坂等三城后的斗争
攻克取乌木齐后，左宗棠不顾威妥玛的干扰，积极调兵遣将，部署南下军事，同时制订了进兵南疆时有关对待维吾尔族等的政策。在这些问题上，他高瞻远瞩，超越流辈。他教育所部将领说：新疆是中国故土，新疆各族人民是中国的人民，他们是爱国的。如一八六三年，俄国藉口中俄划界，侵占中国伊犁河、塔城附近土地，那里的蒙古、哈萨克等族人民协助官兵抗击俄军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一，31—35页。。这次战争与寻常“讨贼”有异，西征军是“吊伐之师”。全体官兵应以“王土王民”为念，必须“申明纪律”，恪守“行军五禁”，如有奸淫掳掠，严惩不贷。买卖公平，一律不折不扣，用现银交易。前进的“只打真贼，不扰平民”。所谓“真贼”，指顽抗我师的浩罕官兵及积年叛国逆匪。他说照此办事，“不但此时易以成功，即后此长治久安，亦基于此”。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七，21页。
在军事上，他指示刘锦棠说：打仗最忌轻敌。浩罕国已被俄国灭亡，阿古柏“败无所归，其必拚死力战”，背城借一，且所部都用洋枪、洋炮，连外国人都说此贼难制。我军挟战胜之余威，若再谨慎从事，定能克敌制胜。达坂、吐鲁番、托克逊，是进入南八门的门户，夺取三城，是关键性战役，要打得猛，打得狠，使敌军闻风丧胆，不敢顽抗我师。
阿古柏在请威妥玛“乞降立国”的同时，加紧了军事准备，决心顽抗到底。一八七六年冬，阿古柏匪帮在南八城搜罗军器弹药，转输前线。达坂是南八城通向乌鲁木齐的必经之地。托克逊是南八城通向关内与达坂城的必经要隘。因此，阿古柏利用达坂山区险要，重点设防。在达坂另建新城，“高厚坚整，迥殊常度”。以作战□悍的大通哈（大总管）爱伊德尔呼里率精锐五、六千步骑兵，凭险扼守。托克逊坚筑两城，以其次子海古拉镇守。另在吐鲁番“日役万夫”，构筑工事，以白彦虎率部驻守。三城基本上成一等腰三角形，从达坂至吐鲁番、托克逊各二百里上下，三城设防，构成一个三角防御体系，击其一点，则其它两地即成为有力的支撑点。
一八七七年四月十四日，刘锦棠督率步骑炮兵二十营南下，翌日中午，进至达坂以北二十里左右的柴窝铺，留兵驻守。十七日凌晨，西征军如同自天而降，迅速占领达坂城四周山岗，锁围达坂。入夜火炬通明，使敌军难以乘黑突围。二十日，各管种互相配合，猛攻入城。此役，敌军无一人一骑漏网，先后毙敌二千余名，俘敌数千，缴获战马、枪炮、刀矛、旗帜无数。这是一个极为漂亮的歼灭战。刘锦棠立即派员分头审讯俘虏，爱德尔呼里等大头目情愿派人回去劝说阿古柏出降。被裹胁者一律从宽释放。他们连忙奔回托克逊报告惨败情景，无异在军营里吹起了阵阵楚歌，军心瓦解。
四月二十四日夜，冒着风霜寒气的侵袭，刘锦棠挥军进击托克逊。可谓一幅“将军空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虏骑闻知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的壮丽图景。行近托克逊，遥见黑烟凌霄，各营奔驰前进。白彦虎正率匪焚烧民房，抢掠民材。西征军猛冲而前，大败敌军，救出难民无数。二十六日，收复托克逊。同日，张曜所部会同徐占彪、罗长祜等部攻克吐鲁番。三城既下，南八城门户洞开。
这时，阿古柏匪帮驻伦敦使节交结英民议员，要求英国政府出面干预。英外交大臣德尔比派威玛找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纠缠，提出“照会章程”三条，郭嵩焘上奏清政府说，应乘英国“调处之机，妥立章程，为保境息民主计”，再则用兵新疆，“穷兵縻费”，转不如“捐数城之地”予阿古柏“立国自存”，我国反而可以利用其兵力戡定南、北疆，尤其是英国得以利用其发明，开发新疆，关内各省也可相继仿效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十一，1—4页。。
郭嵩焘把收复故土，还我河山的正义战争，颠倒成“穷兵糜费”。把对英投降，出卖新疆，美化成“解和息兵”。企图假阿古柏的兵力统一北疆，利用英国的物质力量开发新疆，是与虎谋皮，敌我不分。这些谬论，充分反映了投降派的反动昏庸。
总理衙门把郭的奏折钞咨左宗棠斟酌复奏，左宗棠怒不可遇，复奏说：阿古柏久据南疆，复窜犯天山北路，蹂躏新疆人民十余年，“为国家必讨之贼。”阿古柏是浩罕人，“非无立足处，何待英人别为立国？即欲别为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市恩”？喀什噶尔即古代的疏勒，“汉代已隶中华”，英人欲利用建置小国，以遂其侵占我边陲固有之地。誓不可许。现在阿古柏已服毒自尽，大军西驱，破竹之势已成，欲止不能。这时李鸿章写信给郭嵩焘说：“左帅新复吐鲁番、托克逊等城，自谓南路折□可下，朝廷日盼捷音，协饷如星火，…然将来势必旋得旋失，功不覆过。尊论崇尚一切虚诞以为正义，此类是也”。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七，3页。不久，西征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长驱西进，连克喀喇沙尔、库尔勒、库车，扬眉吐气的军事胜利，把英国及其走狗投降派肢解新疆的阴谋，打得无影无踪。
四、收复南八城全歼阿古柏匪帮的辉煌胜利
西征军连下三城后，左宗棠上奏说：南八城自库车以西，尽为膏腴之地，收复南八城后，军食无虞匮乏，与邻国有天然界划。金瓯无缺，故“地不可弃，兵不可停。”清政府接受了他进兵南八城，全歼阿古柏匪帮的爱国建议。
南八城分布在塔里木盆地的周围，行程遥远，为了适应这一特点与奠定开置新疆行省的基础，他以刘锦棠统率的二十五营为攻击兵团，以张曜统率的嵩武军十余营为后续兵团。作梯次配备，随后跟进，其任务是搜剿残匪，在各地建立之善后局，设官分治，修筑道路、驿站，资遣解救出来的难民返回原籍，协助农牧民恢复生产等。一旦前线形势不利或兵力不足，后续兵团应立即投入战斗，形成“前茅既锐，后劲方遒”的态势。西征军连下三城后，阿古柏精锐已去，“日夜忧泣”，一八七七年五月，在库尔勒服毒自毙。接着其长子伯克胡理诛杀次子海古拉，返奔喀什噶尔抢夺王位，以白彦虎部逆匪会同阿古柏旧部部分残匪殿后。敌军内部已分崩离析。一八七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刘锦棠亲督各营发起对南八城的攻击战。一路兵不解甲，马不停蹄。兼程疾进。十月九日，收复喀喇沙尔，续克库尔勒。十八日，追击至库车附近，遥闻枪炮之声不绝，西征军闻声急进，“见缠回数万散布郊原，皆库车之不愿随贼西行者”。大军分道猛冲而至，杀入敌阵，阵斩千余，当即收复库车。西征军六日夜驰驱九百里，拔救出难民数万，移交后续兵团资遣原籍。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一，27—30页。攻占库车后，左宗棠根据敌情，命令刘锦棠穷追猛打，拔救被白彦虎裹胁西行的难民，直捣喀什噶尔；指示张曜分兵孙金彪处理后路事宜，督军从速跟进，至阿克苏后，觅熟悉途径回民持檄前往和阗、叶尔羌等地招抚，“宣布威德”，必有应之者。
在库车休整三日后，十月二十一日黎明，刘锦棠率军向西追击。这时，拜城维吾尔等族人民聚众闭城抗击敌军，忽然见到大军西来，欢声雷动，大开城门，迎接大军，收复拜城。二十二日五更。各军“履冰而行，霜凌凝积，手足冻皲”，向西追击，疾驰至铜厂，敌军正在胁迫难民渡河，刘锦棠挥军猛扑，救出维吾尔等族难民二万，各军流乱而渡，在上铜厂追及贼队，刘锦棠率军自当中路，张两翼如潮而进，毙贼数千，残敌亡命西窜。近似“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的战场即景。二十四日，大军进荡阿克苏，遥见城头刀矛林立，西南、正西两面飞尘敞天，城中十数万维吾尔族人民守城抗击敌军以待大军。当日，不战而下阿克苏。分兵黄万鹏、谭慎典蹑踪追击敌匪，如箭脱弦，向西急驰。十月二十六日，攻取乌什。攻占阿克苏，控抢了西四城，残匪的窜路已绝，非至喀什噶尔，别无归宿。
当时传闻英国企图为伯克胡理在喀什噶尔建立小朝廷。因此，左宗棠指示刘锦棠说：进兵西四城，是恢复旧疆，与英何干，应急趋喀什噶尔，“英人奸谋自沮”；和阗回民头领尼牙斯率众起事反正，进攻叶尔羌，伯克胡理率军前来争战，部署已乱；前署守备英韶等据汉城疏勒反正，待援孔殷。
根据以上情况，敌匪确已面临全面崩溃的绝境，促使刘锦棠改变进攻计划。刘锦棠断然从阿克苏分道进击，以余虎恩等率军进攻喀什噶尔；刘锦棠督率主力横穿沙漠，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攻占叶尔羌，二十四日，收取英吉沙尔。在叶尔羌探得余虎恩等收复喀什噶尔，分兵董福祥于一八七一年一月二日攻占和阗，自己则率领精锐疾驰喀什噶尔，处理善后。西四城战役总计先后毙俘敌军万余，生擒叛国逆匪金相印父子等，一并斩决。缴获后膛炮七尊、开花螺丝铜炮四尊、前膛铜炮百余尊，战马万余匹，枪械、刀矛、旗帜无数。伯克胡里、白彦虎率残部由中俄边界的纳林桥狼狈逃入俄境。阿古柏匪帮全部肃清，南疆重回祖国怀抱。新疆各族人民从阿古柏匪帮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了。
略定南疆后，左宗棠在家书中说：“此次师行迅捷，扫荡周万数千里，克名城百数十计，为时则未满两载也。……至其本原，即仁义节制，颇有合于古之用兵。……贼以其暴，我以其仁；贼以其诈，我以其诚。不以多杀为功，而以妄杀为戒，”“使八城回民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故回部安，贼党携，中国服，而处夷畏耳”！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十，5页。《左文襄公家书》卷下，58页。他批评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是鼠目寸光，“矮子观场也”。英国资产阶级也不得不承认：阿古柏“和中国人的权力比较起来，他的权力等于零，和中国人的坚韧比较起来，他的坚韧等于软弱，他的战术只是一个小学生的战术。……不仅有人数上的悬殊这一静止的压力，还有更优越的智力这个活的压力对他不利”，终于把阿古柏压得粉碎。中国人“在这场光明正大的战争中，用谋略战胜了他，打倒了他”。包罗杰：商务印书馆翻译组，《阿古柏伯克传》23页。
阿古柏盘据新疆十二年，以英国为靠山，拥有以英国枪炮武装起来的军队五、六万，在南疆构筑防御工事，节节设防。为什么左宗棠指挥的西征军能在二年多的时间中，“驰驱周万数千里”，横扫千军如□席，取得全歼阿古柏匪帮，为祖国收拾金瓯一片的辉煌胜利？
首先，这次征讨阿古柏匪帮的战争，是恢复故土，把新疆各族人民从阿古柏匪帮铁蹄的践踏下解放出来的“吊民伐罪”的正义战争。因此，西征军斗志昂扬，能够吃大苦，耐大劳，战斗时敢打敢拚，在战场上杀出了威风。正因为是一场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所以能在战争中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左宗棠说：今年西征军收复托克逊追剿阿古柏余孽时，南路各城各族人民“相望于道，军行所至，或为响导，或随同打仗，颇为出力。克复地方应办各事，委缠回头目承办，数月以来，该回目凡搜缴马械，采办粮料柴草，侦探贼情，防守卡隘，均能无误”，“实属深明大义。”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一，74页。拜城、库车、阿克苏等城维吾尔族人民聚众抗击逆匪，守城以待大军。尼牙斯率众举事于和阗，进攻叶尔羌，打乱了敌人的军事部署。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遂使西征军如虎添翼，战无不胜。
第二，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不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75—176页（简装本）。在主观指导能力方面，左宗棠起了卓越作用的。左宗棠对所部将领官兵指出了战争的性质，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正确对待各族人民的政策。这些政策，起了动员各族人民投入战争的作用。
值得强调的是，从“塞防”与“海防”之争开始，左宗棠始终在坚持反侵略斗争、收复新疆的同时，坚持反投降斗争，为收复新疆扫除障碍。是左宗棠在“塞防”与“海防”之争中战胜了投降派李鸿章，争取到用兵新疆的主动权。是左宗棠粉碎了英国侵略者与投降派为阿古柏“乞降立国”的阴谋，将英国侵略者及其走狗投降派李鸿章之流驳斥得理屈词穷。是左宗棠以军事胜利压倒投降派的气焰，得以指挥西征军追奔逐北，对阿古柏匪帮犁庭扫穴，为新疆建省和收复伊犁创造了有利条件。
历史的经验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历次对外战争中，始终存在着投降派与抵抗派的斗争，不战胜投降派，抵抗派是寸步难行的，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也是不堪想象的。
斯大林说：“在各个国家的历史上，在各国军队的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形：虽然有成功和胜利的一切可能性，但是因为领导者没有看见这些可能性，不善于利用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没有发生作用，于是军队也就失败了”。《斯大林全集》，十三卷，31页。在收复新疆的问题上，开始时，左宗棠是少数派，“苍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出于爱国热忱，他毫不畏惧，独具慧眼，看到了全歼阿古柏匪帮胜利的一切可能性，又善于利用这些可能性，终于使这些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东西，收复了天山南北被阿古柏侵占的地区，使祖国的金瓯无缺。以左宗棠为首的全体西征军官兵，在征讨阿古柏匪帮，收复新疆的斗争中，为祖国立下了卓越的攻勋。
从西征军全歼阿古柏匪收复南疆的事例看，在民族矛盾日益上升激化的情况下，从封建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爱国人物如林则徐、左宗棠等所起的历史作用，是值得重新估价，值得研究探讨的课题。
【资料来源：《苏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