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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周秦两汉时期农业灾害致灾原因初探

卜凤贤*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业考古》2002年第1期
农业灾害诸灾种在周秦两汉时期大致都有发生，主要灾种为水灾、旱灾、风灾、雹灾、霜灾、雪灾、低温灾、冻害、蝗灾、虫灾、火灾、草害、沙尘爆、水土流失等等，涉及农业气象灾害、农业生物灾害、农业环境灾害三大灾类，农业灾害系统初步形成。
农业灾害的发生是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自然的因素发挥着主要的影响作用，社会因素则对农业灾害的危害程度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
1、气候变化与“两汉宇宙期”的变异特征
周秦两汉时期，影响农业灾害的发生的自然因素主要是气候的变化。气候变化体现在气温的冷暖升降和降雨的多寡起伏两个大的方面。历史气候的研究成果表明，周秦汉时期我国气候经历了一次由暖而寒的大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降雨量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竺可祯先生对中国近五千年的气候变迁情况做了深入研究，认为中国历史上存在四个冷期和四个暖期的交替变化[1]。周秦西汉时期，气温较高，平均气温较现在大约高1．5℃左右，东汉时平均气温较现今大约低0．7℃左右，平均气温上下摆动的幅度超过2℃。张家诚等又对气候变化的各种影响因素做了进一步研究[2]。气候的变化导致一系列灾害发生，并对农业生产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近年来，有学者对秦汉气候的历史变化又作了进一步研究，结果证明秦汉时期气候的确发生了显着变迁，气温由暖而冷的变化开始表现于西汉中期，东汉晚期气温急剧转冷，汉武帝时已多见气候严寒的历史记录，在公元前50年至公元70年间，有关严寒致灾的记载的更为集中[3]。在气候由暖而寒的转变过程中，降雨量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战国及西汉早期，气候较为湿润[4]，在公元前一世纪降雨仍较丰沛，公元一世纪时，降雨量有所减少，但是降水的变迁在时间和地域方面存在复杂性和不平衡性，多雨少雨交替出现[5]。
1、1水、旱、蝗灾频次发生变化
气候变化对农业灾害产生了直接而明显的影响。春秋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大田栽培作物以黍稷为主，稻麦菽麻等也有种植，后来，菽的地位上升，春秋战国时和粟并列为主要粮食作物，春播秋获的农作物在生育期中主要受旱灾的影响制约。气候在西汉出现转冷迹象后，农作结构相应作了调整，粟是黄河流域的当家作物，稻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广泛种植，山东、山西部分地区也有种植，麦(尤其是冬小麦)种植面积显着扩大。承灾体的变化，必然导致农业灾害灾种结构随之改变。
根据《中国农业灾害史料集》有关资料[6]，分别统汁气候变化时期各种农业灾害的发生频次(见表1)，并以此为依据绘制成图(见图1)。气候变化参照现有研究成果，把周秦两汉时期划分为三个气候变化阶段：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50年气候温暖，为暖期气候阶段；公元前50年至公元70年气候由暖而寒发生明显变化，为暖冷气候过渡阶段；公元70年以后气候变冷，为冷期气候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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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卜凤贤，陕西省杨陵区，712100，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史研究所。
图1显示，在不同气候变化时期，水、旱、蝗作为三种主要灾害的地位没有发生变化，但在三个气候阶段水、旱、蝗灾发生频次所占的比重则各不相同。在暖期阶段，水灾发生22次，占灾害总发生次数的13％；旱灾发生61次，占灾害总发生次数的35％；蝗灾发生24次，占灾害总发生次数的14％。三种主要灾害发生频次占灾害发生总次数的62％。在暖一冷过渡时期，水灾发生15次，占灾害总发生次数的18％；旱灾发生22次，占灾害总发生次数的29％；蝗灾发生16次，占灾害总发生次数的20％。三种主要灾害的发生频次占灾害发生总次数的57％。在冷期阶段，水灾发生31次，占灾害总发生次数的19％；旱灾发生49次，占灾害总发生次数的30％；蝗灾发生23次，占灾害总发生次数的14％；三种主要灾害发生频次占灾害发生总次数的63％。除在暖—冷气候变化期水旱蝗灾的比重有所降低外，暖期和冷期水旱蝗灾的发生频次均占灾害总次数的62％以上。水灾在暖期比重较低，在暖一冷过渡期和冷期的比重基本一致。旱灾在暖期比重较高，而在暖一冷过渡期和冷期的比重基本相同。蝗灾在暖一冷过渡期比重较高，而在暖期和冷期的比霞则均为14％。

农业发展-周秦两汉时期农业灾害致灾原因初探
农业发展-周秦两汉时期农业灾害致灾原因初探
1．2次要灾害比重有升有降
雨灾多少与降雨量的变化基本一致。在暖期气候阶段，雨灾的发生6次，占灾害总发生次数3．5％；在冷期气候阶段，雨灾发生17次，占灾害总发生次数的10％，在暖一冷过度期，雨灾发生4次，占灾害总发生次数的5％。冷期雨灾比重远较暖期和暖一冷过渡期为高。雨灾的变化特征与旱灾正好呈相反的趋势。
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雪灾、低温、冻害、霜灾在暖期共发生17次，占灾害总次数的10％；在暖一冷过渡期发生10次，占灾害总次数的12％；在冷期发生4次，占灾害总次数的2％。可见气候变冷并未导致低温、冻害、雪灾、霜灾等灾害的频繁发生，这些灾害的发生频次反而有所降低。
风灾、雹灾的发生在暖期为18次，占灾害总次数的10％；在暖一冷过度期为7次，占灾害总次数的9％；在冷期为33次，占灾害总次数的20％。在气候由暖而寒的转变过程中，风灾、雹灾的发生频次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虫灾在暖期发生7次，占灾害总次数的4％；在暖冷过度期发生0次；在冷期发生2次，占灾害总次数的1％，气候变化对虫灾的影响也是相当明显。
至于气候变化是否导致农业灾害发生频次的增减还需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由于历史灾害资料受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可能存在某些记录资料多，另一些时段记录资料少的问题，人为因素的影响作用比较大，因而单纯凭借历史灾害资料遽下结论似有草率之嫌。通过上述分析，大致反映出各种灾害在气候变化时期的波动状态。

农业发展-周秦两汉时期农业灾害致灾原因初探
2、社会大变革对农业承灾力的影响
周秦两汉时期，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发展的态势之中。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对农业灾害的演进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2．1提高了社会承灾力
社会的变革促进了农业技术的提高，相应地增强了农业抗灾能力，抵制或者减缓了某些灾害的危害。在人与灾害斗争的过程中，社会承灾力是决定防灾抗灾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灾害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在时间上随时可能发生，在空间上各个地区无一例外地都会成为灾区，因而防灾抗灾是社会性的事业。社会变革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社会承灾力。从周秦两汉社会变革的内容、目的和贯彻执行情况看，在很大程序上这些变革措施直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步，进而提高了社会承灾力。
周秦两汉的社会变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进入高涨阶段，奴隶制下的集体劳作已经出现了诸多弊端，奴隶逃亡、消极怠工、毁坏工具的事件时常发生，各个诸候王国为了自身利益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变法图强。早期变法的内容主要是租税和田制的改革，目的在于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齐桓公时，管仲相齐，推行“相地而衰征”的赋税政策，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7]，根据不同情况制定灵活的税收政策，齐国很快发展为具有霸主地位的显要国家之一。受其影响．晋国在公元前645年“作爰田”，改革束缚劳动力发展的土地易居分配制度，承认私有土地的合法性，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开始按亩征税，增加财政收入，公元前480年，秦国倡行初租禾，后又在商鞅主持下实行变法，废井田，开阡陌，鼓励农耕，彻底摧毁奴隶制残余势力，实现了土地制度的根本性变革，确立了新型的生产关系，秦国力迅速增长。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国古代的传统农业科技才萌芽生根，标志着古代农业在适应自然、利用自然方面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春秋战国时，传统农业发展，农具更新，水利扩建，农业技术改进，精耕细作农业渐成风尚，危害农业生产的干旱问题随着人们大兴水利而有所减轻。后来，大一统的秦汉帝国发挥国家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治理河道，控制水害，在更大程度上解决了农业生产发展中的灾害问题。
2．2加重了农业灾情
社会在发展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大振荡对农业生产也产生了负面影响，造成了多种灾害发生，加重了农业灾情。社会大变革在调整制度的同时，打乱了社会的正常进程和秩序，引起战争和社会动乱。两周时期的诸候纷争，秦汉时期的东征西伐，都对农业造成严重破坏。刀兵之勤，农夫之祸。汉初的萧条，汉末的凄凉，都与兵连祸结的时局有关。这种人为的破坏作用比自然的破坏力更为严重，其作用也更为明显。尤其是当社会性因素与自然因素共同发生作用时，所产生的破坏力超过了二者中任何一方单独作用的破坏力，灾害后果非常严重。两汉历史上发生的大的饥荒与社会因素作用密不可分。而且，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农业承灾力大大降低，稍遇风吹草动，便会灾害的流行。
周秦两汉时期几次重大农业灾害的发生都与社会因素有密切关系。社会的动荡直接破坏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西汉初年，“按秦之弊，诸候并起，民失作业”[8]，多种灾害发生后可能导致了关中饥荒，西汉末年的战争动乱，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军阀混战，迫使大量的农村人口逃往江南，黄河中下游的山东、山西地区一片荒芜景象，在公元14年附近均出现灾害频繁发生的峰值，农业灾害年发生频次达到3次，为这一时期高峰值，公元183年、188年、193年、213年附近也出现灾害频繁发生的峰值。
政治腐败是灾情加重的又一直接原因。两汉时期，社会系统已具备防灾抗灾的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灾害发生后，如果采取适当措施，一般都能取得减灾成效，甚至可以化大灾为小灾，化小灾为无灾。但是，位居显赫的权臣要员对灾荒的淡漠态度使社会系统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救荒抗灾职能。武帝时期的黄河水灾，多次泛滥，声势浩大，人为的放纵就是重要的致灾因素。公元前132年，黄河在瓠子决口，四处泛滥成灾，武帝派汲黯和郑当时负责堵塞决口，未能成功，由于水灾的重灾区在黄河以南地区，丞相田蚡在河北的奉邑不但没有受影响，还会因邑地粮食丰收而攫取更多利益，他便以“江河之袂皆天事，未易以力强塞，塞之未必应天”为借口，出面阻拦治河事业，蛊惑人心，置黄河下游地区数十郡国千万灾民于不顾。自此以后的二十多年间，黄河下游大片地区沦为黄泛区，人民饥寒交迫，四处流浪，成为中国灾害史上灾情极为严重的重大灾害事件之一。类似的悲剧在西汉末年又一次发生，公元11年，黄河在魏郡决口，向青河以东地区泛滥，时任新莽皇帝的王莽在得知河水未对元城王家冢墓构成威胁的情况后，不再关心处理治河事宜。
错误的决策也是农业灾害发生的重要原因。汉成帝时，富饶的汝南地区多次发生水灾，宰相翟方进认为水灾的根源在于陂池蓄水泛滥，于是毁坏汝南郡大型水利工程鸿隙陂，在陂池附近开垦土地，鸿隙陂遭到毁弃，灌区内数千顷良田失去了灌溉之利。王莽时大旱连年不断，稻麦不收，饥荒流行。当地百姓编成童谣谴责翟方进，强烈要求恢复建设鸿隙陂：“坏陂谁?翟子威(翟方进字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者鹄[9]。
2．3导致灾种结构发生变化
不合理的开发和人为的破坏是导致灾害结构变化的直接原因。在诸候割据、军阀混战时期，军事战争所需的各种武器装备是以大量的木材为原料建造而成的；在国家太平时期，大兴土木，建设豪华的宫殿楼阁，基本建筑材料也是木材；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取暖、煮饭材料也是木材。为了满足这些需要，人们有组织或无组织的大肆砍伐林木，严重破坏了森林草原植被、同时，农业生产在周秦两汉时期迅速发展，农业开发的范围和幅度大大提高，与林争地、与水争地成为农地拓展的主要方式，农业生产的环境条件恶化并产生了连续性的灾害效应。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人口众多、居邑密布的基本经济区，以森林、草原、水生、沼泽和盐生植物为主的植被景观被大面积垦辟为农田，甚至出现了“宋无长木”的情况[10]。秦汉时期，农业开发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农牧界限一再北移，草原和森林被栽培植物所取代。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地区经济发展也后来居上，关中平原一跃成为天下首富之区，阴山以南、乌兰布和沙漠以东的广大地区被开拓为“新秦中”。秦与西汉定都关中，积极实行“实关中”和“戍边郡”的移民政策，多次由人口较为密集的内地向边都即今陕北、宁夏、内蒙河套等地大规模移民，每次移民人数多达几万至几十万人，使本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平帝二年(公元2年)时山陕峡谷和泾水北洛上游人口已达二百四十万[11]，此外，西汉政府不定期在边郡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兵屯，垦辟田野，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银川平原，甘肃民勤一带都成为的西汉垦区。秦在西区还不断营建都城皇宫，使关中附近的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黄河流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森林草原植被逐渐退缩，地表侵蚀加强，河水由清变浊，泥沙含量剧增，水土流失问题日渐突出，“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12]”，西汉时出现了“黄河”的称谓[13]。
黄河水患问题也与农业开发过程中的过度行为有直接关系。黄河出山陕峡谷后，地势平缓，比降聚减，流速降低，河水中挟带的大量泥沙淤积于河道中，使河道不断抬升。战国时期黄河下游开始修筑堤防，在河水泛滥的漫流区建起了高厌、安平、昌城、武城、平原等城邑，人民定居，耕垦力农。但是由于堤防的约束，洪水不能自由宣泄，对堤防产生很大压力，加之泥沙大量淤积河底，因此自公元前一世纪起下游即出现多处险段，并有频繁决溢的记载。秦时黄河下游的水势几乎与岸齐平，到了西汉，河床抬高，黄河下游的很多河段成为“河水高于平地”的悬河。而下游河滩地带盲目的围垦造田则进一步加剧了河槽淤积的程度，增加了悬河决溢致灾的危险性。对此问题在当时人们就有认识：“填淤肥美，民垦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14]”。正是由于人们的不合理开发垦殖，终于在西汉时造成了黄河的溃决泛滥。武帝时瓠子河决，经多方努力始堵塞决口，自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至东汉中叶的二百多年黄河决溢十二次，给下游地区造成巨大灾难，同时黄河河道发生剧烈变化，起初河道在今河道以北，大致经河南的荥阳、延津、滑县、浚县、濮阳、内黄、清丰、南乐、河北的大名、山东的冠县、馆陶、临清、高唐、平原，由德州东复入东北，经吴桥、沧州，在黄骅县西南入海。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黄河在荥阳县境决口，大幅度向南摆动，导致黄河和济水分流处堤岸严重坍塌，造成黄河、济水、汴水乱流的严重局面。东汉时，北方匈奴、羌、乌桓等游牧民族从北部边疆内迁，与汉民族经常发生矛盾冲突，东汉与羌人也发生多次战争。但因东汉国力减弱，已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反击战争，因而被迫放弃许多边地郡县，致使西汉时迁到边郡的汉族人口又大量迁回内地，黄河中游河套一带的人口锐减，有些边郡的汉族人口减少到西汉时的十分之一甚或二十分之一。西汉时建起的屯垦区至东汉末年基本解体，成为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草场牧地，以至后来学者论述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问题时归其原因于少数民族内迁畜牧，有利于黄河流域植被的恢复和保护，从而减少了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稳定了下游河道[15]。
参考文献：
[1]竺可祯《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2)。
[2]张家诚等《气候变迁及其原因》科学出版社1976。
[3]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2)。
[4]《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P17科学出版社1982。
[5]文焕然《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p61～76商务印书馆1959。
[6]张波等《中国农业灾害史料集》陕西科技出版社1994。
[7]《管子•大匡》。
[8]《汉书•食货志》。
[9]《汉书•翟方进传》。
[10]《战国策•宋策》。
[11]《汉书•地理志》。
[12]《汉书•沟洫志》。
[13]《汉书•商惠高后文臣表》。
[14]《汉书•沟洫志》。
[15]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