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诗别裁集-略论清代诗文集的整理编纂及其价值意义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国朝诗别裁集-略论清代诗文集的整理编纂及其价值意义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略论清代诗文集的整理编纂及其价值意义

一
在中国历史上，诗文总集的编纂有着悠久的传统。被列入儒家经典的《诗经》，实际上就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西汉末年刘向编纂的《楚辞》，则是最早的辞赋总集。真正意义上的诗文总集出现在晋代，即挚虞编纂的《文章流别集》。但该书早已失传，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一般认为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选的《文选》（又称《昭明文选》）。由于诗文总集具有网罗放佚，保存文献，删汰繁芜，取精用宏的特点和功用，故而很快得到学人士子的重视，后世踵而继之者，代不乏人，其内容或诗文并举，或各自单行，其范围或囊括前代，或专收一朝，其方式或精选别裁，或求全责备，诗文总集也由此而成为中国古代文献编纂的一种重要形式。举其荦荦大之者，通代诗文总集如明代张溥编纂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断代诗文总集如宋代吕祖谦奉敕编纂的《皇朝文鉴》；诗总集如宋代郭茂倩编纂的《乐府诗集》，文总集如明茅坤编纂的《唐宋八大家文钞》；精选者如清王士禛编纂的《唐人万首绝句选》、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求全者如清帝敕编的《全唐诗》、《全唐文》，等等。
清代学术文化集前代之大成，诗文之盛亦远迈前代。据最新研究统计，清人各种着述总数约计22万种，其中诗文集逾7万种，现存约4万余种，可谓洋洋大观。并且，以本朝人编选本朝诗文总集，在清代也十分盛行。如历康雍乾三帝始编纂完成的官修《皇清文颖》，是清初以来迄于乾隆九年的清文汇编本。乾隆时沈德潜编选的《国朝诗别裁集》（又称《清诗别裁集》），则是一部反映清中叶以前诗歌概貌的选编本。嘉庆以后，有官修《皇清文颖续编》，王昶编纂的《湖海诗传》、《湖海文传》，曾燠辑录的《国朝骈体正宗》和张鸣珂续辑的《国朝骈体正宗续编》，符葆森编选的《国朝诗正雅集》，蔡殿齐编纂的《国朝闺阁诗钞》，李祖陶选辑的《国朝文录》及其《续编》，张应昌编纂的《国朝诗铎》，沈粹芬编选的《国朝文汇》，等等，均为范围不同、宗旨各异的清诗或清文总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自清朝灭亡以来的一百年间，清人的诗文作品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得以整理出版的诗文集数量十分有限。就影印汇编者而言，上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大型丛书《四部丛刊》，以其选目得当、版本精善受到学术界好评，但该书重在宋元旧刻，收录的清人诗文集仅寥寥数十种。80年代以来，随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出版，清人着述开始引起学者的注意，几部与《四库全书》相关的大型丛书，都收录有数量不等的清人着述。其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收录清人诗文集400余种，《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收录100余种，《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收300余种，《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收600余种。若不计其中相互重复的部分，四部大型丛书收录的清人诗文集数量约在1000余种。但即便如此，与现存的清人诗文集总量相比，亦难尽如人意。且清人诗文集在这些综合性丛书中，都只是集部书籍的一部分，其地位和作用并未能得到有效彰显。有鉴于此，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通力合作，联手推出专收有清一代诗文着述的《清代诗文集汇编》，将4000余种清人诗文着述据原版照相影印，并按作者年代先后顺序汇为一编，始自明末清初遗民诗人、出版家林古度《林茂之诗选》和《林茂之文草》、《赋草》，迄于清末民初着名学者刘师培《左庵集》和《左庵外集》、《左庵诗录》、《左庵词录》，凡清代重要作家、作品，具有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的诗文着述，几乎网罗殆尽。全书篇幅约计达4亿字，堪称迄今规模最大的有清一代诗文着述的合集，填补了学术界此前尚无清代断代诗文总集整理出版的空白。
二
《清代诗文集汇编》不仅规模浩大，在编纂方面也多有值得称道之处。
其一，选目。清代诗文着述流传至今者约计40000余种，要从中选出4000种左右汇编出版，确实颇费斟酌。编者经反复研究讨论，多方征求意见，最终拟定了该书的编纂宗旨，即“主要收录有清一代政治、经济、思想、学术、文化诸方面有一定影响之作家诗文集”[1]。在此基础上，兼顾作者的身份、性别、民族，以及生活年代、分布地域等各个方面，努力编成一部反映清代诗文概貌、代表清代诗文成就、体现清代诗文特色的断代诗文总集。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为配合当前开展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编者在编选过程中，还特别重视作家的历史地位和作品的史料价值。凡《清史列传》和《清史稿》的入传人物，其诗文着述有传世者，不论篇幅多寡，均全部收录。同时参考新修清史中有关学术、文苑等人物传记的传主名单，尽可能补充收录其诗文着述，努力使书目的遴选更趋完善，内容也更为丰富充实。不仅如此，编纂者还在体例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以奏议为例。单独别行的奏议，一般不属集部，《四库全书总目》即将“诏令奏议”合为一类，隶于史部，并特别援据《汉书·艺文志》将《奏事》一书列于《战国策》与《史记》之间，一并附于《春秋》之下的做法，认为此类“论事之文，当归史部，其证昭然”[2]。而编者考虑到奏议本身的史料价值，特别是一些在政治上有一定作为和影响的督抚大臣，只有奏议传世，若不加收录，显然不利于保存史料，也不便于开展研究，遂决定予以收录。如晚清时期的王文韶，系咸丰二年（1852）进士，历任湖北按察使、湖南巡抚、云贵总督、直隶总督等地方督抚，官兵部、礼部、户部、吏部侍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入直军机处。曾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疏陈统筹北洋海防，奏办吉林三姓金矿、磁州煤矿，奏设北洋大学堂、铁路学堂、育才馆、俄文馆、西学水师各学堂，筹办京汉铁路，兴修直隶水利等等。八国联军攻陷北京，随慈禧太后西行，参赞统筹中外事务。后任政务处大臣，兼外务部会办大臣、督办路矿大臣，转文渊阁大学士，晋武英殿大学士。其一生“扬历中外，抚湖南者先后七年，督云贵者五年，督直隶者四年，直军机者先后十五年”[3]，堪称晚清政坛上颇有作为和影响的重要人物，《清史列传》和《清史稿》皆列有专传。王文韶所着有《宣南奏议》、《湘抚奏议》、《滇督奏议》、《直督奏议》各若干卷，但这些奏议大多散佚，仅有稿本《函牍存稿》幸存。编者不拘一格，将此类奏议一并收入《汇编》之中，既为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也凸显了《清代诗文集汇编》的史料价值。
其二，小传。为所收诗文作品的作者撰写小传，这一做法最早始于唐代姚合编纂的《极玄集》。该书选录王维至戴叔伦共21人之诗作，计100首。其篇帙虽小，编纂却独具特色，不仅于诗作选录精当，“特有鉴裁”，而且为大多数作者撰有小传，略载其字号籍贯、科第仕宦、生平事迹等。该书也因此深受后世学者重视，认为“总集之兼具小传，实自此始，亦足以资考证也”[4]。而撰写作者小传的做法，也被后人所沿袭。清沈德潜编选《国朝诗别裁集》，辑录清初以来至乾隆年间的诗歌作品计3952首，涉及作者996人，于每位作者之下都撰有小传，其“未详生平者”，亦“载其表字省分郡邑，与夫科目官位之有无”[5]。从而使该书不仅反映了清中叶以前诗歌创作的基本面貌，而且保存了近千位诗人的珍贵资料。
《清代诗文集汇编》是迄今规模最大的断代诗文总集，所涉及的作者数量也极为可观，约计达3400余人。从作者身份来看，既有帝王、宗室、八旗、大臣、督抚，也有僧人、商人、匠人、革命党人，还有画家、小说家、剧作家、科学家，更多地则是普通的文人学者。就作者性别而言，男性作者固然占据了绝大多数，但女性作者也不乏其人。以作者地域观之，可谓遍及东南、西北、中原各地，分布十分广泛。再从作者的年代而论，则上起明末，下迄民国，其间迤逦300余年，但凡在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思想、学术、文化、艺术、科技等领域占有一定地位，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尽皆囊括其中。作者人数如此之多，身份如此庞杂，时间跨度如此之大，亦堪为一代诗文总集之最。惟其如此，作者有关情况的介绍亦即小传的撰写就显得尤有必要。否则，全书在编排上，就有可能因为一些作者的生卒年代不明而出现先后次序颠倒错乱的情形，而读者在阅读时，也会因为不了解作者情况而造成查找利用的不便。然而，要为3400余名作者各撰一篇小传，绝非易事。有的作者本身资料丰富，需要斟酌取舍，准确把握；更多的作者则名不见经传，需要多方查阅资料，才能理出头绪。甚至仅考出某些作者的生卒年代，就是一项极为费力的工作。面对困难和挑战，编者花大力气，下大工夫，爬梳搜剔，比勘考证，广泛利用档案、史书、文集、方志、笔记等相关文献资料，披沙拣金，字斟句酌，终于完成了3400余篇小传的撰写任务。各篇小传均逐一列举作者姓名字号、年代籍贯、科第仕宦等项，并缕述其生平事迹、主要成就及其重要着述，兼及简要评论。其篇幅虽然不长，包涵的信息量却极为丰富，可谓提纲挈领，言简义赅，既为全书先后顺序编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也为读者查阅利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其三，版本。《清代诗文集汇编》在版本的选择方面也颇具识见。一般认为，清人所处时代距今较近，版本问题比较简单。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有的诗文作品经多次刊刻，有初刻本、续刻本之别，需加仔细甄别；有的诗文作品则未能刊刻，仅有抄本乃至稿本存世，全靠用心发掘；还有的诗文作品，部分得以刊刻，部分则仅以抄稿本流传，只有多方查阅，仔细比勘，才能合为完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面对如此复杂的版本情形，编者以全、精、善为原则，首重足本，在求全基础上，进而求精、求善，优先考虑初刻本、原刊本，次及续刻本、翻刻本，并注意搜集后人补辑本。以清中叶着名学者阮元的《研经室集》为例。该集包括《初集》（又称《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文2卷诗11卷、《续集》11卷、《再续集》6卷、《外集》5卷，先后有道光年间阮氏文选楼初印本和续刻本，还有阮氏《文选楼丛书》本。比较而言，初印本版本较好，但收录不全，其中《续集》只有9卷，且篇章亦有缺略，《再续集》6卷则全缺。续刻本版刻逊于前者，个别卷目间或有重出及缺略之处，但内容基本完整无缺。编者从求全的角度出发，选择了续刻本，从而避免了此前一些影印本甚至点校整理本以初印本为据而造成的阮元诗文着述缺略不全的状况。[6]同时，编者还一并收录了同为文选楼刻本，但单独成集的《研经室诗录》5卷，使阮元的诗文着述更为全备。再就清初学者王懋竑的诗文着述而言，比较常见的本子有乾隆年间的刻本《白田草堂存稿》24卷，此外尚有稿本《白田草堂续稿》8卷，后者系存世孤本，长期鲜为人知。编者将二者一并收录，从而使王懋竑的诗文着述大体全备。与此同时，对那些作者地位比较重要，作品流传比较稀见的珍本、孤本、稿本和抄本，编者更是不遗余力地予以发掘和搜罗，诸如张岱《张子文粃》、《诗粃》，查继佐《敬修堂诗后甲集》、《粤游杂咏》，潘柽章《观物草庐焚余稿》，顾祖禹《宛溪诗文残存》，万言《管邨诗稿》，蒲松龄《聊斋遗集》，洪昇《啸月楼集》、《稗畦集》，阮葵生《七录斋诗文钞》，梁履绳《澹足轩诗集》，江藩《伴月楼诗钞》、《乙丙集》、《炳烛室杂文补遗》，凌曙《蜚英阁文集》，梁章钜《退庵文稿》，翁同书《顨斋文稿》，丁丙《松梦寮文集》，吴大瀓《愙斋文稿》，等等，都是难得一见的稿本、抄本，有的甚至是天壤间仅存的孤本，有赖编者慧眼识珠，一一囊括于总集之中。可以说，《汇编》收录的4000余种诗文集，绝大多数是首次影印出版，有的还是第一次公之于世，不仅最大限度地抢救、保存了一批珍稀文献，而且为研究者提供了尽可能全备可靠的版本。
三
《清代诗文集汇编》最重要的价值，还在于其本身的内容。从小的方面而言，它记录了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为学者研究清代人物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思想主张等提供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从大的方面来看，它反映了有清一代数百年间社会历史的整体面貌和发展脉络，无论初期的易代沧桑，还是中叶的安宁鼎盛，抑或晚清以来的社会变革，都在清人的诗文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诸如明末清初，朝代更替，社会动荡，环境险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异常尖锐，学人士子置身于干戈乱离之际，行吟于草泽山野之中，诗文创作多家国之痛，黍离之思，情感深挚蕴结，风格苍凉沉郁，诚如黄宗羲所言：“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于是而亡矣。犹幸野制遥传，苦语难销，此耿耿者明灭于烂纸昏墨之余，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讵知史亡而后诗作乎？”[7]康熙雍正以后，中国社会进入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鼎盛时期，政治稳定，国家统一，社会安宁，文化繁荣。学人士子或晋身仕途，或托身幕府，或讲学书院，或优游林下，大多沉潜学问，肆力诗文，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臻于极盛，其诗文作品之多、流派之繁、作者之广、成就之大，足以与唐宋相媲美，同时亦反映出清代文学创作集前代之大成的特征。而晚清以来，欧风美雨伴随坚船利炮大举入侵，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交融，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日益深重，学人士子面临“千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多忧心时事，反抗侵略，致力于探索经世致用、救国救民的途径。其诗文创作或阐发旧学，或扬榷新知，或主张改良，或倡导革命，或蕴含忧患意识，或弘扬爱国精神，呈现出新旧激荡，中西交汇的复杂状况。
以清中叶的诗文为例。盛世的出现带来诗文创作的繁荣，作家如“恒河沙数”，作品似满天繁星。诗歌方面，论流派，则有以王士禛为代表的神韵派，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派、翁方纲为代表的肌理派，以及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等，先后崛起，各领风骚；论题材，则山水诗、田园诗、边塞诗、爱情诗、怀人诗、怀古诗、咏物诗、咏史诗、抒情诗、纪事诗、唱和诗、论诗诗等，争奇斗艳，异彩纷呈；论体裁，凡五言七言、律诗绝句、古体今体，均无所不备，各造其极；论作者，除占据主体地位的汉族士子之外，八旗作家异军突起，帝王诗作自成体系，女性诗人也有所成就。而文章方面，骈文创作延续晚明以来复兴的趋势，一度出现兴盛的局面，作者林立，作品潮涌，其风格或闳丽渊深，讲求辞藻典故；或清新淡雅，崇尚白描简约，均受到文人士子的喜爱和追捧，甚至被一些学者视为文章正宗。散文则继清初方苞、刘大櫆之后，以姚鼐的崛起为标志，桐城文派正式形成并发展到高峰，成为清代声势最盛、传承最久、影响最大的文学派别。即就作者群中身份最高、人数最少的帝王作品而言，清入关后的10位皇帝中，共有9位帝王，即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留下了诗文作品集。其中，尤以盛世君主乾隆帝的诗文创作最具代表性。乾隆帝具有深厚的汉文化修养，读书勤政之余，尤好吟诗作文，即位之前有《乐善堂全集》（其后删定为《乐善堂全集定本》），在位期间先后有《御制文初集》、《二集》、《三集》和《御制诗初集》、《二集》、《三集》、《四集》、《五集》，退位之后，还有《御制文余集》和《御制诗余集》。其一生作诗30908首，撰文1035篇[8]，堪称历代帝王之最。不仅如此，乾隆帝的诗文作品还以内容丰富，体裁多样见长。举凡朝章国政、典礼祭祀、征战平叛、巡方田猎、农事水利、天文历算、山川地理、节气物候、风景名胜，以及察吏安民、赈灾济荒、修史编书、写字作画，乃至日常起居、生活琐事，等等，无论大事、小事，甚至无事，凡有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所悟所得，无不诉诸笔端，或形之于文，或发之于诗。其诗有五、七言古诗，五、七言律诗，五、七言绝句，四言、六言诗，还有联句诗、唱和诗、赠答诗等，堪称古体、今体皆备；其文不仅有一般文集常见的论、说、考、辨、解等议论文，记、问、书事、题辞等杂记文，序、跋、按语、识语、书后等序跋文，碑文、祝文、祭文等碑记、祭祀文，赋、颂、赞、箴、铭、连珠等韵文，还有帝王专属的经筵御论、诏、谕、训，以及上表、策问、纪略等，几乎囊括了古代诗文集的绝大多数文章体裁，堪为清中叶时期诗文创作臻于极盛的一个缩影。
繁荣兴盛而外，清中叶的诗文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就是它所具有的浓厚的学术气息。乾嘉时期是传统考据学大盛的时代，学者普遍重视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辑佚、目录、版本、的研究，以经学为中心，旁及小学、史学、金石、地理、天文、历算，以及诸子百家，对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文献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对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总结。其流风所披，也影响到当时文人士子的诗文创作。诸如生活于乾嘉时期的翁方纲，既是学者，又是诗人，其诗歌理论倡导“肌理说”，认为“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强调“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9]，不仅以学者的态度谈诗论诗，而且“以学为诗”，以考据入诗，“自诸经传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彻洋溢于其诗”[10]，由此而成为乾嘉诗坛“肌理派”的代表人物。盛极一时的桐城文派，在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其代表人物姚鼐也十分重视散文创作应当具备的学养以及明辨事实的功夫，明确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统一的主张，并以之作为桐城派散文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骈文代表人物汪中、洪亮吉、孔广森、孙星衍、阮元等，多由研经而兼及骈文，既是着名的考据学者，也是享誉一时的辞赋作家。尤其是汪中，家境贫寒，一生坎坷，但他始终刻苦自励，不仅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其诗文创作亦关注现实，直抒胸臆，且“钩贯经史，熔铸汉唐，闳丽渊雅，卓然自成一家”[11]。更多的学人士子则将学术与文章融为一体，诗文创作多囊括经史，牢笼百家，上究天文，下研地理，旁涉文字、音韵、名物、典制，乃至金石书画。即便书札往来，亦多讨论问题，切磋学术，辨析疑难，交流心得。而大量的题跋书序，或记录文献内容，考证作者生平，或疏理授受源流，鉴定古籍版本，或校勘文字讹误，叙述读书心得，不仅堪称一篇篇短小精致的学术论文，而且集中反映了清中叶学界以古籍整理和研究为特色的学术风气。以钱大昕的《潜研堂集》而论，该集包括文集50卷、诗集20卷，约计85万字。其中的12卷《答问》，以自设问答的方式，对有关群经诸史、天文小学的诸多疑难问题，逐一作了剖析解答；14卷传记碑铭，多记载学人学事，不少清初以来重要文人学者，如阎若璩、胡渭、万斯同、陈祖范、惠士奇、惠栋、江永、戴震、钱塘、王昶、秦蕙田、毕沅、李文藻、邵晋涵、陆锡熊等，皆囊括其中；10卷书序题跋，多考订古今文献典籍，其范围广涉经史子集、方志族谱、金石法帖等。他如论说考辨，多讲经论史之文；书函信札，亦多论辨学术之篇。其内容之富，蕴蓄之深，造诣之高，既可藉以了解作者的思想主张和学术成就，亦可据此窥知清代学术各个方面的情形，几乎可视之为一部学人自着的学术史。其他如惠栋《松崖文钞》、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全祖望《鲒埼亭集》、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卢文弨《抱经堂文集》、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及《西沚居士集》、纪昀《纪文达公遗集》、王昶《春融堂集》、朱筠《笥河文集》、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凌廷堪《校礼堂文集》、段玉裁《经韵楼集》、邵晋涵《南江文钞》、王念孙《王石臞先生遗文》、王引之《王文简公文集》等等，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作者的思想主张、研究心得和学术成就。而这些内容丰富广博，学术含量厚重的诗文着述，也因此成为后人研究乾嘉学人学术的重要资料。
再就晚清时期的诗文而言，社会的变化亦带来诗文创作的变化。道光以降，随着社会危机、民族危机的日渐加深，经世致用思潮蓬勃兴起，陶澍、林则徐、包世臣、贺长龄、张穆、祁韵士等封疆大吏和有识之士，均关注时事，究心时务，重视解决河防、漕运、盐政、边疆等现实问题，其诗文创作或揭露社会弊病，或讨论解决方案，或提出改革主张，或抒发爱国情怀，已然呈现出与乾嘉时期不同的面貌。而龚自珍、魏源更以其敏锐的思想，辛辣的笔触，议论时政，抨击时弊，倡导经世，反抗侵略，张扬个性，开启了近代诗文创作的新风。自此而后，深沉的忧患意识，高昂的爱国情怀，强烈的改革呼声，成为19世纪下半叶文人士子诗文创作的主旋律。如鸦片战争之后，涌现出大量反抗外国侵略，充满爱国激情的诗篇，张际亮、张维屏、贝青乔、姚燮等人的作品，均不同程度地记录战争惨祸，揭露侵略者的凶残和统治者的腐败，歌颂清军将士和普通民众的反侵略壮举，颇具“诗史”性质。而随着海禁大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日益密切，一批朝廷官员以及知识分子，如斌春、志刚、王韬、黄遵宪、郭嵩焘、薛福成等人先后走出国门，亲眼目睹外部世界，亲身感受异域文化，除留下相当数量的游记、笔记、随录等专门着述之外，其诗文创作亦多歌咏新事物，描摹新风尚，传播新观念，极大地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促进了学习西方思潮的进一步发展。至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主张改革、倡导革命的呼声，在学人士子的诗文中也多有反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戊戌健将，均以诗文作为宣扬改革、主张变法的利器，孙中山、章炳麟、陈天华、秋瑾等志士仁人，也无不以诗文创作唤起民众，鼓吹革命，向腐朽的封建制度和专制政权宣战，并抒发为国为民的壮志豪情。而在学习西方，倡言改革乃至革命的风潮中，文学本身也出现了革新的趋势和变化。黄遵宪提出“新派诗”的概念，强调“我手写我口”[12]，主张在诗歌内容、风格、语汇等方面打破一切束缚，述“古人未有之物”，开古人“未辟之境”[13]。其后梁启超进而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倡导诗歌创作要有“新意境”、“新语句”，兼以“古人之风格入之”[14]。与此同时，梁启超还发起“文界革命”，主张为文要有新思想，新风格，提倡一种言文合一，通俗明快的新文体，并身体力行，撰写了大量具有丰富时代内容和深刻思想意蕴的新体散文，“笔锋常带情感”[15]，风格纵横恣肆，具有极强的鼓动性和感染力。此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白话文热潮的出现以及白话报刊的盛行，也反映了文学发展的趋势和近代文体通俗化的走向。而所有这些文学革新方面的尝试，无疑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即新文学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观有清一代诗文的发展变化，不难看出，正是一代历史造就了一代文学，而一定历史时期的诗文创作亦反映出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特色。可以肯定，《清代诗文集汇编》的整理影印出版，必将对清代社会、历史、思想、文化，乃至文学、艺术等各领域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学术价值和文献意义也将愈益久远。
[1] 《清代诗文集汇编》卷前，《凡例》。
[2] 《四库全书总目》卷55，《诏令奏议类》卷前小序，上册，492页，中华书局1981年影印本。
[3] 《清史列传》卷64，王文韶本传，16册，5076页，王锺翰点校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
[4] 《四库全书总目》卷186，《极玄集》提要，下册，1689页。按：为避康熙帝玄烨名讳，提要原作《极元集》。
[5] 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卷前，《凡例》，乾隆二十五年教忠堂刻本，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58册，132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6] 按：收入阮氏《文选楼丛书》的《研经室集》，其中《再续集》为7卷，较之续刻本多出1卷。但个别篇章仍有阙略，卷目亦有错乱之处。笔者认为，若从全备的角度考虑，选择丛书本当更为适宜。
[7]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0册，《序类·万履安先生诗序》，4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增订版。
[8] 按：诗、文篇目的数字系据朱赛虹主编《清代御制诗文篇目通检》（同心出版社，2007年）统计。需要说明的是，其统计均以篇题为准，即一题按一首或一篇计算。但有的诗歌一题之下包含数首，故实际上诗歌的总数要超过此数。
[9]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4，《志言集序》，清李彦章校刻本，收入《续修四库全书》1455册，3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0] 陆廷枢：《复初斋诗集序》，载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前，清刻本，收入《续修四库全书》1454册，361页。
[11] 刘台拱：《容甫先生遗诗题辞》，载汪中《容甫先生遗诗》卷前，清光绪十一年维扬述古斋木活字印本，收入《续修四库全书》1465册，445页。
[12]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一，《杂感》，见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册，第75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13]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前，《自序》，见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册，第69页。
[14]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第189页，收入《饮冰室合集》第7册，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1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2页，收入《饮冰室合集》第8册。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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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国朝诗别裁集-略论清代诗文集的整理编纂及其价值意义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