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晚清思想文化的启蒙者和先驱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龚自珍-晚清思想文化的启蒙者和先驱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晚清思想文化的启蒙者和先驱

“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广收确证，以为依据。因为历史科学之殿堂必须岿然耸立于丰富，确凿，可靠的史料基础上，不能构建于虚无缥缈之中。”惟其如此，国家清史工程正式启动后，在着手编纂卷帙浩瀚的主体工程——新编《清史》的同时，便及时设立了《文献》、《档案》、《编译》等丛刊，其旨在搜罗、整理、编辑中外有关的清史文献、档案资料。几年里，经过许多专家的辛勤耕耘，不少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史料，已经出版问世。这不仅有裨于《清史》的编修，也为抢救、保护、开发清代文献资源，做出了积极贡献。诚如不少专家所说：作为清史编纂的主体工程的大型《清史》，不管能否成为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传世之作，但其基础工程《文献》、《档案》、《编译》等书的出版，为清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必然利于当代，传之后世，功莫大焉。令人欣喜的是作为清史纂修工程中一项规模最大的文献项目——《清代诗文集汇编》，近日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汇编》），实属可喜可贺！
《汇编》乃迄今为止关于清代诗文集涵盖面最全、内容最丰富、卷帙最大的总编。全书收录清代诗文集4000余种，精装800巨册，有清一代各个时期作者的诗文之作大都收编其中，真可谓“弹指兴亡三百载，都在诗人吟唱中”。应该说，各种有价值的诗文创作，都是作者所处历史时期时代精神的反映。有清一代近三百年，无论是初期、中期与晚期，都涌现了许许多多才华横溢、思想深邃的诗文作者，他们的创作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都有其时代特点。收录于《汇编》中的《龚定盦全集》廿卷，《古微堂诗集》十卷，《古微堂内集》二卷，《外集》八卷，就编辑整理了晚清进步思想家、文学家、诗人龚自珍、魏源之代表性着作，集中反映了龚、魏所处的晚清时期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特征，是研究晚清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资料。分析评述龚自珍、魏源所处的时代特征，评述其诗文集的内容特色及其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可窥一斑而见全豹，以从中显现《汇编》的学术文化价值。
一、龚、魏所处的时代与社会思潮变化
龚自珍（1792-1841），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７），他们均处于１９世纪前期，正是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思潮发生急剧转折和激烈变化的年代。当时，清代的“康乾盛世”已成过眼烟云，整个社会呈现出经济衰败、政治腐朽、思想沉寂的残破景象。不仅国内阶级矛盾尖锐，且处于海外殖民掠夺阶段的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也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在深刻的社会动荡与民族危机中，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又到了新的变化转折时期，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正逐渐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与之相伴随，社会文化思潮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集中表现在曾盛极一时的乾嘉考据学走向了衰落，而以今文经学为武器的新的经世致用思潮逐渐兴起。乾嘉考据学在整理和总结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方面虽做出很大的贡献，但它只有在经济繁荣、政治安定的基地上才能获得充足的养料而蓬勃生长，一旦时过境迁，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当鸦片战争前后的社会历史进程向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提出了新的问题、新的要求时，多半在古籍中讨生活的乾嘉考据学却不能满足社会现实的要求，也不能适应社会动荡的局面，而必然走向衰落。事实上，到鸦片战争前夕，一些对社会危机有深切感受、要求改变现状的进步思想家，便痛感终日将时间精力消磨在文字训诂、名物考据之中，对于时事政治、国计民生不管不问的考据学，已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障碍，因而大声疾呼要求改变学术风气。
在乾嘉考据学走向没落，学术风气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侧重于阐发儒家经书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逐渐活跃起来。自西汉就兴起的今文经学派，是一个比较活泼而少受羁束的学术派别，每援经议政，便于阐发经世匡时和进行变革的思想主张，常常是要求变革的进步思想家从事变革的哲学。清代复兴今文经学的创始者是庄存与（１７１９－１７８８）。龚自珍曾高度评价庄存与“以学术自任，通天下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其后，清代今文经学一派的重要人物，如刘逢禄（1770-1829）、宋翔凤（1776-1860）等，大都和庄存与有师承关系或受其影响。刘逢禄与宋翔凤生活的年代，清朝的统治已经到了危急时刻，他们企图从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中，寻找解脱社会危机的方案。虽然他们本意还是要维系封建社会的世道人心，挽救即将倾覆的封建大厦，并无意于倾覆封建统治，然而能在乾嘉考据学走向没落的情况下，提倡今文经学，鼓吹应变哲学，却对鸦片战争前后提倡经世致用，积极主张变革的进步思想家，发生了重大影响。龚自珍与魏源都曾向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传》。特别是龚自珍对刘的学说非常推崇，他在诗中说：“从君烧尽鱼虫学，甘做东京卖饼家。”也就是说要抛弃训诂考据之学，决心随从刘逢禄去致力于被人奚落为“卖饼家”的今文经世学。清代的今文经学，至龚、魏时期已具有明显的政治变革倾向。
在考据学没落和今文经学兴起的过程中，知识界的风气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一些学者和思想家，面对现实，敢于猛烈抨击清朝统治的黑暗和腐朽，抨击时弊，要求变革，留心时务，提倡经世致用，对于关系国际民生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诸如漕运、盐政、治河、土地、农政、货币、人口等方面的问题，都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当时的知识界，还比较重视研究边疆的历史地理，并扩大到对世界各国的研究，一些研究边疆历史地理和介绍世界情势的着述纷纷刊印。这与康雍乾以来，全国更加统一，中原和边疆地区的联系日益密切，以及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交往日频并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分不开。如姚莹在说明自己撰写《康輶纪行》的意图时就说：“自嘉庆年间，寻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以便于“正告天下，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域。[①]”
由上可见，相对于18世纪考据学占支配的状况，19世纪前期的学术文化思潮，确实发生了明显的转折和变化，在转折变化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经世致用思潮，涌现出一大批以经世为己任的学者和思想家，而龚自珍和魏源则是这批人在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杰出代表。而他们的思想便集中反映在其诗文着述——《龚定盦全集》与《古微堂诗集》、《古微堂内集·外集》之中，进而不妨对龚自珍、魏源诗文集的内容和思想特色作简要分析。
二、开一代风气的启蒙思想家龚自珍
龚自珍生于乾隆五十七年，卒于鸦片战争之后的道光二十一年，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晚年自号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是中国历史由古代向近代转折过程中，开一代风气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
龚自珍的好友魏源在《定庵文录叙》中谓自珍“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其业以六书小学可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厓廓，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晚尤好西方之书”。（笔者按，这里的西方之书，乃指佛学）[②]说明龚自珍学识渊博，着述宏富，关心世情民隐，而且写诗作文，才思敏捷，真情流露，“与同志论天下事，风发泉涌，有不可一世之意”。[③]生前与身后都有很大影响。其诗文着述有多种刻本流传。在其生前就有自刻本：《定盦文集》三卷，《余集》一卷，《定盦续集己亥杂谈》一卷，《定盦文集古今体诗破戒草》一卷等。其谢世之后，后人对他的诗文集也曾屡刻屡印，主要有同治七年吴煦刻《定盦文集》、光绪十二年朱之榛辑《定盦文集补编》，以及光绪二十三年刻有由余廷诰新辑《龚定盦集》，其后又有文选 楼重校之《龚定盦全集》二十卷。该本收集龚自珍诗文较之它本相对齐全。[④]而《汇编》收录之《龚定盦全集》二十卷（简称《龚集》）。即选自此种刻本。1949年之后，中华书局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均出版于新标校本《龚自珍全集》。《龚集》的思想内容足以印证龚自珍确为开一代风气的启蒙思想家。
我们从龚自珍自述及后人所编《定盦先生年谱》可知，他出身于累代仕宦簪缨的书香门第，其祖父是乾隆时进士，父亲为嘉庆时进士，又是着名汉学家段玉裁的门生和女婿，其母亦工书能诗。他从童年始，即从父母习颂诗文，并从外祖父学习文字音韵之学，打下深厚的传统文史功底。自11岁起随父入京，寓居官衙，继而又随父亲的升迁调任，往来于冀、皖、浙、苏等地。就其个人性格而言，胸怀坦荡，放荡不羁。“乐亦过人，哀亦过人”，“怨去吹箫，狂来说剑”，言语举动，“不依常格”，与人交往，不计身份，常常是“朝从屠沽游，夕拉驺卒饮”。如前所述，他生活的年代，又正值社会变化转折时期。其去世的前一年，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他生平经历的五十年，正是封建社会解体，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夕。
龚自珍的上述身世经历、性格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及《龚集》中大量诗文的内容，都决定和反映了其思想特征：
其一，家庭环境的熏陶和教育，使他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他一生在诗歌、散文、经学、文字学、金石学、天文地理、释道典籍、科名掌故等方面，均有涉猎，甚或有高深造诣，且才华横溢，超出常人。从《龚集》可知，13岁即撰文《知觉辨》，是“文集之杧始”，15岁有诗集编年，19岁倚声填词，并很快结集。23岁又写出一组惊世骇俗的议论文《明良论》。虽然家庭希望他“努力为名儒为名臣”。但他那放荡不羁的性格和时代的推动，却使他走上社会批判之路。他在鸦片战争前夕，便与林则徐、魏源等人共同倡导了抨击时弊、重视时务、抗御外侮的经世致用思潮。
其二，由于长期随父亲在京都及南北各地官衙，而后他自己又长期在朝中冷署闲曹，使之深悉封建末世官场的内幕，即如他所写的《明良论》，就针对嘉庆皇帝因天理教起义而颁布的推卸责任的《罪己诏》，及封建官僚集团的昏庸腐朽，尖锐指出专制君主视臣下如犬马，专制制度如同一根绳索，束缚着官吏的四肢，上自三台六卿，下至百官士大夫，“不能行一谋，专一事”，而都是些醉心利禄，谄媚君上，以犬马自为的寡廉鲜耻之徒，满朝之中，文恬武嬉，一旦国家有事，一个个像燕雀一样四处奔逃。对于专制皇帝及各级官僚的揭露，可谓惟妙惟肖、淋漓尽致。当其《明良论》一经问世，宛如在一潭死水中投进掀起波澜的警石，很快产生强烈的反响，一生专治考据的段玉裁读《明良论》后，也赞叹不已地说：“耄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悔矣！”
其三，由于龚自珍南北奔走，又广泛结交社会各阶层，使之有可能对当时社会有深切了解，能体察时代脉搏的跳动，关注现实与民间疾苦，加之他那敢于犯上的性格和风发泉涌的才华，使之能够以一位天才思想家对社会幽隐的洞察和对时代的总体感受，写出大量撼人心扉，发聩震聋的着作。他讲话撰文，都真情流露，不计利害，直抒胸臆，往往是“伤时之语，骂座之言，涉目皆是”，且“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⑤]”。应该说这种叛逆的思想言论，都是时代的强音。特别是他的某些强调个性的思想和文字，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萌芽和胚胎”。
随着年龄的增长，龚自珍对社会的认识也不断深化。他在25岁前后，又陆续写出《乙丙之际着议》、《尊隐》、《平均篇》等文，也都针砭时弊，切中肯綮。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他在北京结识了今文经学家刘逢禄等人，与之学习今文经学《公春秋》，援引其中的微言大义，用考史论经的形式，阐发变革思想，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认为“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改革，孰若自改革”。在此前后，他还研究边疆历史地理，撰写了《西域置行省议》，建议在新疆改设行省，开发和巩固西北边疆，防止外国殖民主义者侵略。
道光九年（1829年），龚自珍38岁时，考中进士，在朝考《对策》及殿试《御试安边绥远疏》中，从施政、用人、治水、戍边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改革主张，尤其是公然抨击八股为“无用之学”，使“阅卷诸公大惊”，遂不得入翰林，仅以内阁中书任用。此后，又连任各种小京官，始终不改初衷，上书直陈，昌昌大言，致使同僚讥笑他有“痼疾”，他每一上书，都使上司“动色以为难行。”而他依然我行我素，疾恶如仇，逆风而行。因被世俗视之为“狂士”，或者呼其“龚呆子”。
道光十八年（1839年）末，林则徐受命前往广州禁烟，龚自珍积极支持林则徐南行，还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恳切建议林则徐严惩破坏禁烟的敌对分子，做好反侵略的战争准备，并表示愿随同南下，共筹禁烟大计，因林则徐以“事势有难言者”，婉言谢绝，未能成行。由于龚自珍坚决支持禁烟斗争，又一直抨击时弊，不断受到顽固守旧势力的排挤打击，常遭遇罚俸，以致生计困窘，穷愁潦倒，爱国壮志未酬，导致抑郁闷积，“肺气横溢”，“沤血半升”。自忖继续在京都，亦难有所作为，于是决意辞官南归。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1839年6月4日），他轻装简从，只身出都。同年九月，又北上迎接眷属。在往返途中，他百感交集，赋诗抒怀，写下大型组诗——《已亥杂诗》三百十五首。
《已亥杂诗》将作者的生平经历、思想着述、师友交往、旅途见闻，一一写入诗中，既是作者的自传记录，又是时代生活的写照，渗透了诗人对国家命运、人民苦难的关注。如诗人南归至淮浦（今淮安）时，他看到拉纤的船夫艰难挣扎在航道上，遂以深切的同情心写下：“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他看到东南地区的农民在苛重的赋税盘剥下，被迫卖掉耕地，四处流浪的情景，又写道：“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他在旅途中，仍深情怀念着林则徐，祝他将禁烟斗争进行到底，并为之出谋献策：“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蒇勋。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龚自珍那首气势磅礴，回肠荡气的名篇：九洲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即出自《已亥杂诗》，这首长诗在振聋发聩，可谓是时代的最强音。
龚自珍南归后，执教于丹阳云阳书院，同时兼任紫阳书院讲席。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他写信给驻防上海的江苏巡抚梁章钜，拟辞去教职，赴泸共商抗英事宜。但时隔不久，却于八月十二日（9月26日）暴死于丹阳，当中国历史步入近代门槛，时代正需要这位思想敏锐、才华卓越的思想家之际，而这颗明星却遽然陨落，实在是时代的悲剧。
与龚自珍同时而稍后的诗人张维屏曾说：“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龚自珍本人亦曾自述：“一事平生无龌龊，但开风气不为师”。在中国历史由古代向近代转变过程的晚清历史中，龚自珍确不愧是开一代风气的启蒙思想家和文学家。
三、经世务实首倡向西方学习的魏源
魏源，生于乾隆五十九年，卒于咸丰七年，原名邦达，字默生，又字默深，号良达，湖南邵阳人。15岁考中秀才，并做乡村塾师。20岁时，为湖南学政汤金钊赏识，被选为拔贡。嘉庆十九年（1814年），随父入京，途经水灾后的河南，目睹民不聊生，僵尸如麻的悲惨情景，曾写诗描述百姓的苦难：“明知麦花毒，急那择其他。食鸩止饥渴，僵者如乱麻。”反映了其关注现实，关心人民疾苦的经世情怀。从魏源的一生写下的大量着述看，不愧为社会历史转折时期具有经世务实，首倡向西方学习的进步思想家。
魏源一生留下宏富的着述，除《老子本义》、《孙子集注》、《书古微》、《诗古微》、《元史新编》、《圣武记》、《海国图志》、及协助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等专门着作外，其诗篇与短论编有《古微堂诗集》与《古微堂文集》。此次收入《汇编》的魏源诗文集：《古微堂诗集》十卷，乃同治九年长沙邹氏的刻本。《古微堂文集》（其中内集二卷，外集八卷）乃宣统元年上海国学扶轮社之铅印本。1976年中华出局将其诗文合编为《魏源集》，近年来湖南岳麓书社编辑出版了《魏源全集》，都为研究魏源的学术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魏源于嘉庆十九年进入北京后，先后结识了龚自珍、林则徐，张际亮，姚莹等，相互间切磋学问，议论时政，并与龚自珍共同向刘逢禄学习今文经学，走向以今文经学为武器，倡导经世致用的治学道路。道光二年（1822年），考中举人，后屡次会试落第。道光五年，入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府，替贺编《皇朝经世文编》，这部书成为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也反映了魏源本人的经世务实思想。在此期间，魏源还为江苏巡抚陶澍筹划海运、水利等实务，代苏州、松江知府编《江苏海运全案》、《道光丙戌海运记》。他本人还写了《筹海篇》等着作。
道光九年，魏源在北京考进士不中，捐了一个内阁中书舍人。内阁是清朝贮藏典籍档案的所在，他在这里接触了许多重要文献资料，更加熟悉了清代历史掌故。约在此时，魏源还写了《诗古微》等今文经学着述，并编校了刘逢禄的遗着----《刘礼部遗书》，反映了其欲借助今文经学进行革新的思想倾向。道光十一年，魏源又在两江总督陶澍改革淮北盐政。后在扬州购建了“挈园”，内有古微堂书屋，其许多着作都在这里写成，因以古微堂名集。龚自珍曾为契园题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概括反映了魏源的学术思想风貌。
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魏源应邀至宁波军中参加对英俘的审讯，并写成《英吉利小记》，记述了英国的政治、地理、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道光二十一年，与被罢官遣戍的林则徐在江口（今镇江）会晤。二人对榻通宵长谈，林将自己所辑的《四洲志》交付魏源，嘱予续编。这年的下半年，魏源又在两江总督的幕府中参与戎机，以自己的亲身见闻，先后写作了《寰海》、《秋兴》等着名诗篇，抒发了其反抗侵略的爱国热情及反对投降派的愤慨。针对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为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魏源又于道光二十二年写成《圣武记》，书中既颂扬了清朝开国以来的武功，也揭露了晚清政治军事的腐败，并提出了如何富国强兵的思想主张。道光二十四年，他又不负林则徐的重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撰成五十卷的《海国图志》。此后数年，又陆续扩充六十卷、一百卷。这是魏源最重要的一部代表作，也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纂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宗教等各方面情况的巨着。就是在这部巨着中，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思想。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魏源52岁时，才考中进士，出任苏东台知县，至咸丰元年（1851年），又迁高邮知州。咸丰三年，在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克扬州时，他因“迟误驿报”被革职。此后将全家迁居兴化，潜心着述，咸丰七年（1857年）病逝于杭州。
魏源一生思想的突出特色，一在倡导经世务实；二在于首先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他继承了历史上进步思想家的进化历史观，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和发展变化的，一切制度措施也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他提出“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条鞭，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又说“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这里包含着发展变化的历史观和可贵的民本主义思想。
基于上述发展变化的历史观，针对所处时代的弊端，魏源大声疾呼“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为变法革新大造舆论，并提出一系列经世务实的革新主张，在社会经济方面，对于漕、盐、河、兵等都提出了切中时弊的改革方案。在漕运方面，积极主张改河运为海运，认为海运“利国、利民、利官、利商”，还主张以商运代官办，以革新官运中饱私囊，这种重视工商的经济思想，显然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关于盐法，魏源提出取消盐引，改行票法，并帮助两江总督陶澍在两淮积极推行，以杜绝盐商的垄断与盐官的中饱。魏源对于治理水患亦十分关注，还亲自参加了对河道的勘察和治理，撰写了《筹河篇》，抨击了清朝的河政之弊，提出了切实的治河方案。魏源有关社会政治及漕运、盐法、水利、兵饷等方面的改革主张，如关于“利商”的思想，关于“仿筹西洋之银钱”的建议，确含有近代色彩。
魏源思想中最突出的特点，还在于他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第一个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这主要反映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此书引用各种典籍达百余种，涉猎的外国着作也有二十余种，除文字内容外，还有各国地图七十多幅，并有西洋船炮器光图式，提供外部世界信息的丰富性、真实性，超过在此之前的任何着作。可谓19世纪中叶关于世界知识的百科全书。
魏源首先从观念上改变了对外部世界及外国人的陈旧看法。虽然他仍沿用了称西方为“夷”的习惯用语，但却没有鄙视外国人的心理。他认为“非为本国而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他明确肯定西洋人是知礼义、通天象、察地理、悉物情、洞古今的“奇士”，强调要树立“天下为家”、“四海皆兄弟”的意识，要改变夜郎自大、坐井观天的孤陋观念。这比之于那些迂腐守旧的封建官僚，不知要高明多少倍。那些顽固守旧派视西方的机器轮船是“奇技淫巧”，魏源则认为只要是“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这种观念上的变化，扫清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障碍，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明确提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师夷”就是要学习西方的长处，而“师夷”的目的，则是为了“制夷”，就是说只有学习和掌握了西方的长处，才能有效地制止其对中国的侵略。承认西方有高于中国的“长技”，而且要学习这些长技，这就扭转了中国社会自我封闭的封建蒙昧主义。他的所谓“制夷”，是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而提出的。也非盲目的排外和仇外。这就开启了近百年来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并抵制其侵略的历程，推动中国历史从社会制度到思想意识的发展和变化。
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说明自己从事的工作是“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他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确不愧是一个“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具有强烈爱国意识，而且是与时俱进首倡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思想家和文学家。而这些光辉的进步思想和主张，都较为集中地反映在《古微堂诗集》与《古微堂文集》之中，因而欲研究这样的思想和主张，无疑都要首先阅读魏源的诗文集。
四、龚、魏及其诗文集在晚清时代的地位和影响
龚自珍与魏源同是19世纪前期经世务实思潮的杰出代表人物，他们二人所处的时代相同，年龄相若，思想趋向相近，相互同情，谊也甚笃，视若手足，因而时人与后人都将他们并称为“龚、魏”，他们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也具有相同的地位和影响。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的《序言》中指出：“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龚自珍和魏源在中国历史上正是类似但丁这样的转折时代的人物。作为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他们都以敏锐的思想，及富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诗文，为旧时代唱了挽歌，为新时代的到来呐喊张目。他们的思想和主张虽然各有特色，但总的思想倾向及其体现的时代特征则是相同的，他们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也大体一致，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晚清也可谓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者和先驱。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漫长，以儒家经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因此，中国近代史上进行变法革新的思想家，无不披上儒家经学的外衣，进行托古改制。龚自珍和魏源在19世纪初，为宣传他们的变革主张，都重新提出今文经学的“公羊三世说”，和《易经》的变易观念。19世纪末戊戌维新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无不推崇龚、魏。康有为就曾说：“吾向以受古文经说，然自刘申叔、魏默深、龚定庵以来，疑攻刘歆之作伪多矣！吾蓄疑于心久矣！”[⑥]谭嗣同亦曾高度评价龚、魏说：“千年暗室任喧豗，汪、魏（源）、龚（自珍）、王始是才。”被称为近代“诗界革命旗帜”的黄遵宪，曾作有《己亥杂诗》八十九首，从标题到形式，均取自龚自珍的《己亥杂诗》。难怪梁启超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⑦]此外，龚、魏的影响，还可从封建正统守旧人物的言论中得到印证。编纂《翼教丛编》的叶德辉就曾说：“曩者光绪中叶，海内风尚公羊之学，后生晚进，莫不和先生（按：指龚自珍）文一编，其始发端于湖、湘，浸淫于西蜀、东粤，挟其非常可怪之论，推波助澜，极于新旧党争，而清社遂屋，论者追源祸始，颇咎先生及邵阳魏默深二人。”这也从反面证明了龚、魏的影响。
与魏源相比较，龚自珍的诗文，尤激情奔放，才华横溢，富有个性解放的近代人文主义色彩。因此，在整个中国近代社会，龚自珍的诗文一直发生着重要作用和影响。辛亥革命时期，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文学家都对龚自珍十分推崇，作为“南社”发起人的柳亚子，曾自称“我亦当年龚自珍”，推崇龚为“三百年来第一流”。南社的许多诗人如高旭、苏曼珠等，也都以“龚派自许”。龚自珍几乎成为辛亥革命时期一代青年的代言人。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不少现代着名思想家、文学家，也深受龚自珍的影响，鲁迅就是突出的一个。许寿裳曾说鲁迅“才气纵横，富有新意，无异龚自珍”。此外，与鲁迅同时的胡适、郁达夫、俞平伯等，也都不同程度受龚自珍的影响。这是因为“大抵改革时，最需要一种反抗精神和奔放的热情，自由的攻取，便是浪漫运动初期的特色，而适合其选的龚定庵正是具备此项气质的典型。”
至于魏源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影响，除与龚自珍有相同之处外，也有龚自珍不及之处。由于龚自珍在鸦片战争爆发的次年即过早去世，他虽触及时代提出的问题，而对新时代的到来，还只是朦胧的憧憬。魏源则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进入了近代社会。他既亲身感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又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侵略及其先进的技术，中国应提倡什么，魏源明确回答：“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且对于学习什么，魏源也有明确回答，“夷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他主张设译馆、译西书。培养通晓外事的人才。又主张设工厂，学习和制造各种近代工业。这显然有利于发展民间资本主义工商业。魏源的这些思想观点，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国此后的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而且，给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以重大影响。无疑，魏源是近代中国首倡向西方学习，追求富国强兵之路的前驱。
龚自珍和魏源作为晚清亦即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启蒙者和先驱，我们今天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社会主义进步、促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阅读和研究他们的思想着述，无疑仍有现实借鉴意义。
与龚、魏的诗文集一致，收入《清代诗文集汇编》的4000余种、3000多家的诗文集，也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和特色，无疑为清史之编纂也为研究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资料。因此《清代诗文集汇编》的出版，其价值与意义之大，实不可估量。
[①] 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
[②] 魏源《定盦文录叙》，见《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9页。
[③] 见张祖廉《定盦先生年谱外纪》，收入《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32页。
[④] 参见柯愈春编《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4-1275页。
[⑤] 见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外纪》，收入《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48页。
[⑥] 康有为《重刻新学伪经考序》。
[⑦]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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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龚自珍-晚清思想文化的启蒙者和先驱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