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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樊守义及其《身见录》

北京行政学院的校园内，有一块绿树掩映的墓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那里静静矗立着数十尊青石墓碑，见证了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其中一块是山西人樊守义的墓碑。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的墓为何在此处？他与外国传教士有何关系？
樊守义，又作守利、守和、诗义，字利和，圣名类思，康熙二十一年（1682）出生于山西绛州。明末清初，绛州是天主教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康熙初年反对清廷采用西洋历法的杨光先发动“历狱”时，便将绛州列为天主教“三十窟穴”之一。处于这样一个天主教活跃的环境之中，樊守义成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与传教士来往密切，与艾若瑟的关系尤其非同一般。
艾若瑟，本名Joseph-AntoineProvana，汉名艾逊爵，字若瑟，意大利人。他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抵达澳门，开始在华传教，后来到了绛州，结识了樊守义。当时的樊守义还是一个少年，自愿追随艾若瑟。对于这位年轻人，艾若瑟细心栽培，向他详细讲解天主教教义和相关知识，期望他成为一名出色的天主教徒和布道者。由于艾若瑟不识汉文，樊守义便担任了他的中文翻译，还帮他征引中国的古典文献。因此，樊守义不仅是艾若瑟的“徒弟”，还是他的助手。
1702年，艾若瑟应诏赴京，留居京师5年，得到康熙帝信任。樊守义也跟着一同进京效力。其间，他以虔诚的宗教信仰、严谨的生活作风、勤奋的工作态度，受到京城耶稣会士及清朝有关官员的好评。
樊守义随艾若瑟进京之时，入华传教士内部正在进行激烈的“中国礼仪之争”。教皇格勒门十一世于1704年11月作出禁止在华天主教徒遵行中国礼仪的决定，并派多罗主教为特使，出使中国，解决争议。次年，多罗抵华。康熙帝耐心向多罗解释中国的礼仪，说明祀祖、祭孔、敬天决不是迷信。可是，多罗仍然坚持禁止中国礼仪的立场。面对传教士内部的激烈纷争，康熙帝谕令，凡在华传教士均须领票，声明永不返回西洋，遵守明末来华的利玛窦所订的规矩，顺从中国礼仪，方可留居中国，否则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结果，多罗被加以拘禁，驱至澳门。
为了澄清是非，表明清廷的态度，康熙帝特派传教士出使罗马，与教廷沟通。康熙四十五年（1706）九月，葡萄牙耶稣会士龙安国和法国耶稣会士薄贤士受命携带清廷文书前往罗马。由于久未接到回音，四十六年冬，康熙帝又派耶稣会士艾若瑟和陆若瑟出使罗马，樊守义同行。四十八年二月，艾若瑟等抵达罗马。他们觐见教皇，呈述康熙帝的旨意。教皇以所呈文件无清廷钤章，心中生疑，将他们长期留在罗马。五十年，陆若瑟病故。
自两次派遣传教士赴罗马之后，康熙帝急切地等待着教廷的回复，多次在官员奏折上朱批询问。四十九年九月，两广总督赵弘灿奏报：“龙安国、薄贤士海上遇难，未能抵达罗马。”这样，康熙帝的希望只能寄托在艾若瑟的身上。
为了催促罗马教廷回信，康熙帝决定向西洋发送“红票”。所谓“红票”就是清廷朱笔文书，木刻，龙边，右为拉丁文，中为汉文，左为满文，形如票，故称“红票”。清廷所发红票共有150张，散给各天主堂居住之西洋人和外国商船上的体面商人，要其带往西洋，催取教廷回信。
康熙五十七年，清廷朱笔文书终于抵达罗马。教皇看毕，召见艾若瑟，说：“现在你可回中国，除你去外，我复遣一臣，一切事件，由他逐条呈奏中国皇帝。”
于是，艾若瑟和樊守义终于踏上东归的旅程。此时，距他们离开北京已有十余年。他们的出使经历曲折漫长，见证了当时中西交流的艰难。
康熙五十八年三月，樊守义随艾若瑟由葡萄牙启程东返。五十九年二月，海船行至非洲南端好望角附近时，艾若瑟病故。樊守义扶其灵柩，继续东行，独自完成艾若瑟未竟的使命。六月，樊守义终于抵达广州。
在康熙帝派往罗马的两批使臣中，樊守义是唯一的幸存者和回归复命之人，清廷颇为重视。七月初二，两广总督杨琳遣人护送樊守义北上。八月二十八日，樊守义到达北京。九月初五赴热河。九月十一日，康熙帝接见樊守义，询问良久。
十一月下旬，教皇特使嘉乐抵京。康熙帝就中国礼仪问题与嘉乐进行交涉。十二月，传教士将教皇的禁令译成中文，进呈御览。康熙帝阅后愤怒地批示：“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从此，康熙帝对天主教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由于罗马教廷禁止中国礼仪，清廷颁布了禁教令，中西文化交流随之跌入低谷。但是，仍有很多人不断向樊守义询问，打听西洋的风土人情。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康熙六十年夏，樊守义回顾自己13年的出使旅程，将亲身经历写成《身见录》，记载了他在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巴西、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的所见所闻。
当时巴达维亚是荷兰的殖民地，樊守义在《身见录》中介绍：巴达维亚是荷兰“商客集居之地。有洋船二百余艘停泊海口，兵马护守城门，昼夜不懈。其城内街市中界一河，道旁树木遍植河沿。凡大小西洋与夫中国种种货殖，靡不毕具”。
航行至美洲，樊守义曾停留于巴西东部的巴以亚（Bahia,今译巴伊亚，当时是葡萄牙人在西半球占领地的首府）。他记载道：“此地富厚，地气清爽，天时无寒。产巴尔撒木香、刀伤油、鼻烟、桂皮、白糖、长米、粮、畜、牛、羊。”
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樊守义停留了4个月，感叹其“壮丽可观，允称富国，无物不备。地多泉穴，其房俱三四层不一，而公侯王府，更极崇美”。
在西班牙，樊守义作过短暂停留，认为此地“人皆安分，不炫富贵，爱清雅，惟喜亭囿，大率如是”。
在意大利，樊守义居留的时间最长。《身见录》中介绍意大利的文字也最多，尤以罗马最为详细。他写道：“罗玛府，乃古来总都，城围百里，教王居焉。余至此二日，见教王，承优待，命阅宫殿，内外房宇几万所，高大奇异，尤难拟议。多园囿，有大书库，库列大厨，无论其所藏经书之多，即书柜书箱，总难屈指。开辟迄今，天下万国史籍，无不全备。”他对罗马的管理制度印象深刻，认为“教王普理圣教事，下有七十二宰相及主教司铎，本国文武，共襄王事。朝外兵卒，日数更替，法虽有绞斩流，而犯者卒少”。他对罗马的众多教堂赞赏不已，认为当地教育发达，慈善机构较为完善，“城内多养济院，有兵役养济院、过客养济院、穷民养济院、孤子院，衣食俱备”。
他还游历了那不勒斯、波罗尼亚（Bologna，今译博洛尼亚）、米兰、都灵等地。他称那不勒斯“都城土地，华美富厚，人性和乐。城外临海，各国船集”。“波罗尼亚大府，乃古时一都城，地极丰丰，人民富庶，公侯世家繁众，城池宫室极华，而府内人民聪俊好学。”米兰“土产极丰，人性和平，府内人民俱富饶，露台宫殿，尽美难言。公侯世家俱多造物主之圣堂，有百余所”。都灵“土产丰厚，人性坚强有勇，好交往，又好学”。
虽然《身见录》在清代未能刊行，影响不大，但它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1936年，文献学家王重民在《罗马访书记》一文中介绍了《身见录》。次年，史学家阎宗临在梵蒂冈图书馆中找到了14页《身见录》手稿，并将其拍摄下来。1941年，阎宗临《<身见录>校注》发表在桂林《扫荡报》的副刊“文史地周刊”上。从此，该书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身见录》是国人最早的一部欧美游记，虽篇幅不长，但内容丰富，所记载见闻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情况。这在18世纪的中国，是难能可贵的，对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有所助益。
作者简介
吴伯娅，女，1955年生，湖北武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着有《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圆明园史话》等，发表论文数十篇。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91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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