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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天水换新天，古史见新颜

漆侠先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教育家。在50余年的史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他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尤其是在辽宋夏金史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视野广阔，造诣精深，着述宏富，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学方法，在教书育人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堪称是继往开来的一代史学大家，也是才气磅礴，集学术造诣、教育能力等于一身的一位学人。他一生勤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着，并始终旗帜鲜明地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治史、执教、育人，被誉为“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1]。
值此先生远游道山一周年之际，特修删经先生生前过目之习作前半部先期发表，以敬奠于恩师之灵前。为行文方便，文中省去尊称，特此说明。
一、生平与学术简历
漆侠（1923-2001），字剑萍，笔名方若生、万钧、范今、季子涯等，山东省巨野县人。1944年考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1946年秋后转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继续学习，毕业后旋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攻读研究生，导师为着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1951年3月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深获范文澜先生的教导和提携。1953年12月转入天津师范学院任教，此后历任天津师院、天津师大和河北大学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1984年，获得中国古代史博士学位授予权。曾任河北大学宋史研究室主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历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河北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并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战争史学理事长和顾问、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河北省历史学会会长、河北省政协常委、河北省民盟副主委、河北省社科联副主席等职。我国着名唐史专家胡如雷先生曾誉之为“河北省社会科学界的一面旗帜”。他先后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出版有《隋末农民起义》、《唐太宗》、《秦汉农民战争史》、《王安石变法》、《宋代经济史》、《辽夏金经济史》（与乔幼梅教授合着）、《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两宋政治经济问题》（与邓广铭先生合着）、《求实集》、《知困集》、《探知集》等专着，以及书稿《历史研究法九讲》；主编中国宋史研究会主办的《宋史研究论文集》多卷，《宋史研究论丛》（共四辑），《国际宋史研究论文集》、《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以及蛮声海内外宋史学界的《宋史研究丛书》（已出两辑15册），还参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辽宋西夏金史》，和四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与田昌五先生共同主编）、十卷本《中国改革通史》，等等。
二、学术贡献
（一）辽宋夏金史研究方面
漆侠一直以辽宋夏金史的研究为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并以治辽宋夏金史而享誉史坛。在这一断代史研究领域，20世纪的百年之中，除邓广铭的开拓性研究之外，漆侠的研究，对于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推动和开拓，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堪称为这一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1987年，景戎华在《读书》上发表文章，称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蕴深厚，遍览天水一朝之史料，信手拈来，斐然成文”[2]。此后，宋史专家王曾瑜也认为，漆侠“学识渊博，是同时代学者中的佼佼者”，是我国20世纪辽宋夏金史研究领域中，继邓广铭之后的又一卓有成就的史学名家，是“宋史学界的又一位泰斗”。[3]他在辽宋夏金史诸多问题的拓荒性研究，无限丰富了宋代史的研究内容，做出了巨大的学术贡献，其中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等政治史方面的研究，尤其是经济史领域的开创性研究，以及对宋代思想文化史（宋学）的研究等方面尤为突出。
1、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等政治史方面的研究
漆侠在宋史研究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首先应推他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漆侠的王安石变法研究，是在纵观天水一朝之史实，盱衡有宋一代政治史的基础上展开的深入钻研。《王安石变法》一书[4]，先是对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中有关王安石变法研究的种种歪曲与诬蔑进行了批判，使王安石变法这一富有开创性革命性的历史事件祛除了层层迷雾，重又闪现出其灿烂光辉。然后，对宋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概况进行了探研，对封建统治危机下，封建士大夫的改革要求与酝酿、以及改革条件的成熟进行了精详的论述，尤其是对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和实质以及变法过程中的两次斗争浪潮的分析、论述，是他的用心致力之处，发前人所未发。是书综观了王安石变法的全局，紧紧抓住了贯穿变法全部过程中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斗争线索，由此考察变法派、保守派代表各维护了什么人的利益，各派政治力量在斗争过程中的变化，变法过程中的快慢迟滞，变法及其与西夏、契丹之间的关系等诸多重大历史问题。这一动态的、立体的研究，将北宋时期最具关键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探研，显现出他科学运用马列理论与驾驭史料的深厚功力，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底蕴和丰厚学养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可以说，这是一部以马列主义理论作指导，与丰富详赡而又考辨精审的史料有机结合所取得的成功之作，也是奠定他在史学界崇高地位的成名之作。该书出版后，不但国内史学界，连同研究中国史以精细着称的日本史坛，也称之为以唯物史观写出的最有深度的一部史学专着。有人说，到目前为止，在王安石变法的研究中，无论从理论高度上，还是在史料的占有上，都很难有人能够完全超迈这一部着作。此后，有关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一系列论文的完成，说明他并未停留在已有的成绩上，而是在继续进行探讨。
漆侠对有宋一代政治史的研究，早在50年代初，以《赵匡胤与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发展》一文而博得史学界的推重。这篇论文将赵宋皇朝创建伊始，中央集权制的形成过程及其发展状况做了深入的研究。此文对赵宋皇帝既怕兵，又想利用兵来维护其统治的矛盾心理，以及赵匡胤在有宋一代“以文抑武”和“守内虚外”等基本国策制订中的作用等，以精练而详实的史料加以细致入微的分析、刻画，得出了明彻而深邃的结论，被资深史家评为解放后研究宋代政治上层建筑中最好的一篇。写于90年代的《宋太宗与守内虚外》一文，对上述观点又进一步加以阐发，认为高梁河之战是宋太宗“守内虚外”政策转换的关键，宋太祖是“守内虚外”政策的倡导者，而宋太宗对这一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则使之沿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导致出“斥地于敌”等一连串的恶性后果，从而揭示出宋初统治者加强专制统治的深层内涵。在《范仲淹集团与庆历新政》一文中，他对宋仁宗朝的政治形势、范仲淹等的改革努力及其失败等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以范仲淹为首的出身于中下层地主阶级的封建士大夫，在这一时期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具有巨大的作用。[5]这些多是发前人所未发得出的独到新见，揭示出那一时期丰富的历史内容。此外，诸如宋辽战争的系列研究，对契丹建国初期皇位继承的探讨，以及对女真族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契丹斡鲁朵制、从《辽史》列传的分析看辽国家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的深入研究等，都可以反映出他探幽凿险，勇猛精进的治学精神。这对于我们了解10到13世纪中国古代政治史极具启发意义。
2、对辽宋夏金经济史的研究
有学者说，漆侠在宋代经济史研究中的三大建树，“有的是发前人所未发，有的已为史坛广泛接受”；其创获之丰“特别是已经震惊了素以治宋代经济史着称的日本史坛”[6]。此后张邦炜也提出是说。确实，漆侠在宋史研究领域中的另一个引人瞩目的学术丰碑就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的煌煌93万余言鸿篇佳构——《宋代经济史》。[7]这是国家社科“七五”重点课题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中率先完成的第一部断代经济史。该书共分5编32章，基本上论述了两宋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方方面面，展现出赵宋王朝320年间的经济发展状况。其中，关于宋代农业中单位面积产量的统计、棉花和其它经济作物的生产等诸多问题，都是他的开拓性研究，予以填补的。宋代地租形态中的各种表现形式，地租与地价的关系以及货币地租的出现与发展状况，也同样是他首先做了系统的论述。是书也将宋代手工业生产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诸如以上的开拓性创获，以及富有理论性的归纳概括，书中还有许多。这部着作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理论与实际、宏观与微观紧密结合，“致广大而尽精微”，同时运用了历史考据学方法、统计计量方法、历史比较方法等，把宋代经济发展的框架构建起来，并且有血有肉地再现了宋代经济的丰富内容，因而也是一部首尾贯穿，逻辑严密，议论风发的巨着，是一部填补空白的奠基性着作。有学者称“此书既总结了过去，也开拓了未来，确是一部里程碑式的着作，不论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角度看，还是从宋史研究的角度看，都是如此”。[8]
《宋代经济史》中颇为引人注目的宏观论断，是漆侠对宋代经济地区发展不平衡性的宏观概括：“北不如南，西不如东”。强调：“北不如南，是量的差别，西不如东，则不仅是量的差别，而且是表现了质的差别。”这一精当论断的提出，基于首先在纵的方面，自隋唐至宋进行了宏观考察，同时又从地域的纵、横两个方面的考察。这样一个颇具理论意义的宏观论断，是以丰富史料和科学的分析相结合而得出的科学的结论，充分显示出他高屋建瓴的思考问题方式和卓越的史家史识。《宋代经济史》的成就，王曾瑜等诸多学者做过全面的评论[9]。国家、社会也给予了多项奖励：曾荣获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委建国以来首次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等。可以说，《宋代经济史》的出版，不仅推动了宋代经济史研究向纵深方向的发展，而且也影响并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学者。
在辽宋夏金史研究领域，漆侠的又一巨大成就，是在完成《宋代经济史》之后，他与乔幼梅共同完成的国家社科“七五”重点规划项目、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断代研究的第二部专着《辽夏金经济史》。他主要承担了其中辽夏经济史的撰着。该着着力探索了10至13世纪我国北部边疆契丹辽国、党项夏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并在论述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对其经济关系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封建制的演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在契丹、党项经济关系的演变中，则紧紧抓住氏族后期形成的宗族这一经济实体，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指出了宗族实体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变化，认为从宗族实体中形成了奴隶制和封建制。这一论述为前此研究中所未有的创新研究，填补了这一断代史研究中一项学术空白，对经济史、民族史和断代史的研究都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辽夏金史是一个举步唯艰的研究领域，而就其经济史加以研究，难度更大。他抓住了历史研究的难点，知难而上。首先将辽夏金经济史问题放在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做贯通性的研究，以期跳出单纯论述某个朝代断代经济史问题的窠臼（这也是他治学的一贯特色），给辽夏金的经济发展一个明确的历史定位，从而为客观地评价少数民族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基础。其次，是书还着重论述、揭示出汉民族在这三个王朝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并对其与周边民族的经济联系、相互影响做了可贵的探索。其驾驭这所有一切的，则是他依然坚持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少数民族王朝统治下的经济问题做了更深层次的总结。[10]此着先后荣获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高等院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多项奖励。
要之，漆侠对辽宋夏金经济史的开创性研究，在上下贯通上和理论高度上显示出他底蕴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广博的史家造诣，其磅礴大气也由此得以凸现。在研究过程中，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以之与中国历史客观实际相结合，并为此做出了可贵的努力。也正是这种努力，使得他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达到了一流的尖端水平，成为这一领域国际知名的史家。
3、晚年的宋学研究
漆侠在辽宋夏金史研究中的学术贡献，还体现于他晚年在宋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发表于1995年的《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文，是漆侠对宋学的一个总体论述[11]。这篇长文对与汉学相对立的宋学形成的历史与社会背景、在庆历新政时期宋学形成阶段的代表人物和学说、宋仁宗英宗时期宋学发展阶段的四大学派——荆公学派、温公学派、苏蜀学派和以洛、关为代表的理学派，对南宋时期宋学演变阶段过程与各大学说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文末论述了宋学演变的社会历史背景，并特别提出，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必须与该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等社会状况紧密结合，找出其内在关联，相互作用的线索，这样的研究方能摆脱单纯的从思想到思想的研究模式，也才能够无限拓展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可以说，这是他从事史学研究几十年所沉积而发的一大创获。
自1995年直至去世前，漆侠一直专注于宋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其中，他就中庸之道与司马光哲学、释智圆与宋学、晁迥与宋学、荆公学派与辨证法哲学，儒家的中庸之道与佛家的中道义、王雱及其哲学思想、张载的哲学思想及其社会观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并对苏氏蜀学与程氏洛学在思想领域中的对立，宋代文风、政风和学风的关系，欧阳修、宋初三先生、叶适、陈亮、朱熹等学术思想进行了研究。在这一系列研究中，除个别问题是他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另辟蹊径，进行深入探研之外，大多数问题都是由他首次提出并做了深入的研究的。如对于王雱这位年轻有为、才华四溢的思想家，自北宋后期以至于今的近千年间，一直湮没无闻，是他首先拨开重重的历史迷雾，使之在中国思想史的园林中大放光彩的。他对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阐释有一精当的比喻，惜乎未能形诸文字。他结合陈亮的社会经济背景对其思想进行了深入剖析，从而成为他在宋学的研究中结合社会经济背景研究思想史最具代表的一篇力作。诸如此类，在许多问题上他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并做出深入的研究。可以预见，《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书的出版，对于宋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将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12]
（二）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史及其相关理论的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当时学术风潮的影响之下，漆侠曾致力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出版了《隋末农民起义》、《秦汉农民战争史》两部着作，发表了《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王朝》、《农民是地主阶级的对立面，还是地主阶级的后备军》等多篇论文。《隋末农民起义》这部出版于1954年的着作，是他在农民战争史研究领域的第一部专着，该书全面考察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史实，提出了许多新见。他认为，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历史研究者不能主观地加以褒贬，在农民战争的性质问题上，拔高与贬低都是有欠允当的。农民战争自始至终都具有自发的反封建压迫的性质。而“自发性质”是农民起义中的一个普遍规律，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农民是小生产者，根本不理解封建经济制度，因而，他们的斗争就只能局限于封建经济制度的范围内，局限于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小私有制和小农经济，也就决定了农民斗争有反封建的要求，但又摆脱不了封建的枷锁的内在矛盾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封建生产关系就因之而延续下来，并因农民的斗争而得到发展和巩固。这样的分析，同时又是对于封建专制主义层层剥削和压迫下的农民的战争，是为了“发家致富”，“使自己成为地主”，“成为官员”等论调的一个有力的批驳。《秦汉农民战争史》则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这方面的专着，是一部拓荒之作，开风气之先。该着就秦汉农民战争的社会历史背景、农民战争的具体进程、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及其基本特征做了全面的总结。其中，通过对秦汉三次农民战争的考察，概括出这样一条规律：“革命斗争—被迫让步，再斗争—再让步。”他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在当时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实，他早在1953年即已讨论了这一观点，此后又在1966年《文汇报》上刊发《农民战争与让步政策》一文，再次参加了讨论。
《关于我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农民是地主阶级的对立面，还是地主阶级的后备军》等文[13]，在农民战争史的相关理论和研究中，有新的突破。他以其丰厚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结合了中国农民战争的历史实际，深入剖析了中国农民是地主阶级的对立面，而不是后备军。这一澄清农民战争性质的理性思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由于他在农民战争史研究领域的诸多建树，1981年被选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第二届理事长。
文革过后，漆侠在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中还做了一些工作，他在担任中国农民战争史学会理事长期间，为推动和发展这一学科做出了贡献。在对此前的农民战争史研究进行总结时，他认为，关于历史上的农民生存状况和农民战争，与历史上的许多问题都联系紧密，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他还对宋代的王小波、李顺起义进行了研究，并进一步分析了宋代的农民经济思想。[14]进入90年代，他还为陈士谔等所着《钟相杨么起义考》写了序言，进一步发展了他对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观点。他认为，我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之”字型的发展过程，对以前的研究，不能一笔抹杀，要看到他们的成绩，同时找出其中的不足，进一步加强研究。[15]
（三）对中国古代史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
漆侠熟读过二十四史等大量史学载籍，在淹贯中国古史的基础上，对于自秦汉魏晋到隋唐、辽宋夏金、乃至元明的历史，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对此，张泽咸、王曾瑜等学者认为在他这个年龄段中以及此后的学者，“漆侠先生的学问无疑是最出类拔萃的”。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做贯通性的纵横研究，反映出他敏锐的史家史识和底蕴深厚的史学功力。在经济史方面，景戎华、王曾瑜和张邦炜等先后撰文称：漆侠有三个引人注目的观点，一个是把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划分为三个阶段，认为战国秦汉时期处于封建制度确立、封建依附关系发展的阶段。魏晋隋唐时期处于庄园农奴制阶段。宋元明清时期处于封建租佃制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另一个是将中国封建时代的生产发展状况描绘为两个马鞍形，认为从战国到秦汉为第一个高峰，魏晋下降，隋唐上升，两宋形成了第二个高峰，到元代又下降，明清再恢复发展，并基本达到两宋水平。[16]再一个则是把宋代经济发展区域间不平衡的总体状况概括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在《中国封建时代兵制的变革与封建经济制度的关系》一文中，他就战国秦汉时期的全民兵役制及其瓦解、魏晋隋唐时期的世兵制及其向府兵制的转化，与宋元明清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募兵制度做了深入的上下贯通的研究，从而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各个时期兵制的创建及其改革，都是受到各个时期封建经济制度——经济基础的制约的。各个时期的兵制反转过来又为它所藉以存在的经济制度服务。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封建经济制度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或者说这一时期封建经济制度的代表者，是各个时期的地主阶级。故此，所谓各个时期的兵制为经济基础服务，从根本上说，也就是为各个时期的地主阶级服务，成为地主阶级从事阶级斗争、约束广大劳动者的得力工具，这样也就充分体现了兵制在这一国家的内部职能，更能反映出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本质。[17]对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问题，他着重指出，封建地主阶级的产生同私有土地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比自奴隶主转化而来的更原始、更重要。作为殷周奴隶制社会根源的村社制度，在土地私有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土地集中的现象，封建生产关系由此形成并发展起来。奴隶主也随之变成了封建地主。宋元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租佃制占主导地位的阶段，从佃客、自耕农中分化出了一批佃富农、富农和小地主，在国有地如学田中出现了二地主，使封建租佃制更加复杂化，地主阶级中不仅有大中小的区别，而且其中官僚地主从宋到清一直占重要地位。特别重要的是，宋代以后，官僚、地主、高利贷商人三者相结合，对社会经济的变革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18]在中国古史研究领域，他还考察了秦汉二十等爵制度与封建制度，探讨了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问题，提出了“二黄”分期说，还探讨了历史上的皇权主义，辽、元两代的社会阶级结构问题，唐宋社会变革及其与思想文化的关系等等。他认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只能以他自己的历史为依据，而不能给以任何主观上的附加。他的这一观点，体现在他对曹操、李密、王安石、范仲淹、史可法等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其他如对农民的分化与汉代社会的性质、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研究等诸多问题的研究，有的系他在史学界首次提出的新见解、新发现，有的则是他对史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所提出的新观点。
漆侠具有广博的知识积累和卓越才识的另一表现，是他对于中国古代史记编纂形式源流的研究，和对于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历史考据方法的探索。他根据《世本》、《文海》、《元朝秘史》等的记载，参考了大量先民的文化积存，结合了我国奴隶社会父家长时代的特征，将结绳记事、口头传说到文字记载这样一个古代史记编纂的体例与形式的演革做了系统的、深入的研究。许多学者都认为，这样的学术问题，只能是长期积累的结晶，只有学术功力达到一定的高度，才有可能提出并加以系统的研究。[19]后者是他根据史学界只重视理论而忽视史料，特别是轻视历史考据学的问题而提出的。在这篇长文中，他将考据方法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做了全面的论述，并将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于此亦可体现出20世纪中国史学界史观派与考据实证派的辗转反复的轨痕。此外，漆侠还注重地方志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推动地方志的修纂，并鼓励学者写出高水平的历史小说将史学研究成果加以普及。可以说，这些方面也体现出作为一代史学大家，他所思考、所研究的问题是多方面、深层次、宽领域的。
漆侠独具特色的治学方法和史学思想、作育人才的方法，以及他那崇高的人师风范，都值得学者们加以研究（视学生的成长为自己学术大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遗余力培养之[20]）。先生之学，博大精深，浩浩乎无际涯。予疏才寡知，虽勉力撰出此文，但恐仍不能窥其学于万一。先生为师，传道授业，淳淳善诱；先生为人，坦诚而率真，人所景仰。世有闻先生之风，欲抉先生之学者，予日日引领敬俟之。
注释：
[1]王曾瑜：《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11月20日。
[2]景戎华：《造极赵宋，堪称辉煌——读近年出版的几部宋史专着有感》，《读书》1987年第5期。
[3]王曾瑜《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参氏撰《二十世纪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4]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初版，1979年再版，2001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推出增订本。
[5]分别载于《历史教学》1954年第12期，《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文中涉及漆侠先生的其他论着，可参见拙编《漆侠先生论着编年目录》，载《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恕不一一出注。
[6]参前揭景戎华《造极赵宋，堪称辉煌》。
[7]《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988年初版，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以《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再版。
[8]王曾瑜：《中国经济史和宋史研究的重大成果》，《晋阳学刊》1989年第4期。
[9]参前揭王曾瑜《中国经济史和宋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乔幼梅：《评<宋代经济史>》，《文史哲》1989年第6期。张邦炜：《中国大陆近十年来的宋史研究》，日本《中国史学》第一卷，1991年10月。
[10]李锡厚、王曾瑜：《评<辽夏金经济史>》，《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11]发表于《文史哲》1995年第1期。
[12]上述论文大多已经公开发表，将由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推出《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书。
[13]分别载于《人民日报》1956年12月4日，《哲学研究》1964年第3期。
[14]载《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
[15]参见《建国以来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载《知困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16]参前揭张邦炜《中国大陆近十年来的宋史研究》。
[17]参见《知困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18]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
[19]参前揭王曾瑜《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20]参阅裴汝诚《永记师教不忘师恩》，《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1页。也可参见同书所收黄宽重《一个无中生有的学术事业——敬悼漆侠教授》，第617页。
（资料来源：《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94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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