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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拓荒与奠基：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
在20世纪新史学的发展历程中，1934年底由陶希圣主持创刊的《食货》半月刊，对于中国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研究，应具有奠基与开拓的意义。然而由于陶希圣富有争议的政治生涯，以1949年为分水岭，对于《食货》半月刊，却形成截然不同的评价。[1]对于大陆来说，直至1980年代，尽管随着思想的解放，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史学家开始先后进入了人们客观评价的学术视野，但陶希圣的史学仍为人们所讳言，而其主持创办的《食货》，则被认为是与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对抗的产物，是国民党当局对革命文化围剿的组成部分。[2]进入1990年代的最后几年，对《食货》以及围绕它形成的“食货派”，开始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论述。[3]然而从已有的几篇文章看，其表述大多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尽量避开涉及对陶希圣学术功绩直接评价的文字，将《食货》、食货派与陶希圣分开来论述。鉴此，本文将本着客观求真的史学精神，将《食货》及陶希圣的贡献结合讨论，以展现近现代史学的部分真实历程。
一 陶希圣与《食货》的创办
1934年12月1日，经顾颉刚提议，在陶希圣的努力下，以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名义创办的《食货》半月刊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发行。[4]刊物原名《史心》，后受正史中“食货志”的启发，取名《食货》。于是，一个“中国社会史专攻”的，并在1949年之前被史学界誉为“是一个最着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的学术期刊，便在近现代史学史上诞生了。
《食货》的创办与发行，应是陶希圣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的学术反思的产物，同时也与陶希圣本人在这时期的个人境遇有密切关系。
陶希圣（1899-1988），原名汇曾，希圣乃其别号。湖北黄冈人，现代史中有名的政学双栖的风云人物。[5]事实上，陶希圣既是社会史论战的始作俑者，也是因社会史论战而“暴得大名”的学者。[6]从1928年8月至12月，政治上倾向于国民党改组派的陶希圣，在《新生命》月刊上发表了《从中国社会史上观察中国国民党》、《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等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方面的论文，并于这年的年底由上海的新生命书局结集为《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出版。继此之后，陶希圣又撰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史》一书，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然而当这些着作热销于世，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并引起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同时，[7]也暴露出与其他论战文章同样的学术缺陷，即对中国客观历史的具体研究不够，存有明显的“用社会历史方法解释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的痕迹，[1]（P112）以及空洞的教条主义局限。对此，稍后的陶希圣也有所意识，因此当论战逐渐白热化的时候，陶希圣本人发表的文章并不多，在《读书杂志》编辑的四辑、百多万言的论战专号中，仅仅发表了《中国社会形式过程发达的新估定》和《汉儒的僵尸出祟》两篇短文。在修正地阐述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对论战中普遍存在的不重材料分析的公式主义提出了一些批评，体现了陶希圣这时思想转向的迹象。而恰在此时，政局的变动以及陶希圣本人的政治境况，为他提供了以学者的身份，从学术角度考量中国社会形态发展问题的条件，也为《食货》的创办提供了条件。
1927年“分共”后的国民党，虽然很快就形成了“宁、汉合流”的局面，但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始终激烈，其中陶希圣所属的汪精卫系的“改组派”，因反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极右政治，在政治上明显处于劣势，其中一些反蒋活动甚至遭到镇压。当时的政治情势也影响到了陶希圣。其时，陶希圣应商务印书馆之约撰述的《五权宪法》一书，在“送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时，竟被批驳，不许出版”，与此同时，上海市国民党部也向当时的中央党部检举陶希圣，“颇有讽刺及批评现实政教之长篇与短文”的“言论种种非法及违纪之处”。[1]（P122）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场上的失意，迫使原本满怀用世之政治情结的陶希圣不得不改变人生之路，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了讲学与着述，先后辗转于复旦大学、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及上海法学院等学校讲授中国历史，同时开始潜心研究经济学、政治学和史学[8]。学术着述方面，这时陶希圣除翻译出版了奥本海（FranzOppenheimer）的《国家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各国经济史》等着作外，还撰写了《辩士与游侠》、《两汉经济史》等史学着作。
1931年上半年，当时的学术中心北平发生的一个事件，使得陶希圣的生涯再次发生变动。从1930年底开始，北京大学史学系发生了要求学校罢免系主任朱希祖，改革课程设置的罢课学潮。这次学潮，校方与学生一直僵持到6月，最后由校史学会议决出甲、乙、丙、丁四项议案，作为复课条件向“蒋校长（梦麟）交涉”。其中包括聘请陈翰笙、陶希圣担任教授，以及开设：“一中国社会史、二唯物史观研究、三历史哲学、四中国文化史、五西洋文化史、六考古学”等课程。[9]于是在这年的夏季，陶希圣开始应北京大学之聘，从当时革命理论论战中心的上海转入学术文化中心的北平，讲授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程。应该说，正是此后的几年所置身的学术环境，以及所从事的学术工作，使得陶希圣在研究方面基本完成了从“革命家的历史”到“历史学家的历史”的转向，潜下心来“从事于详细的研究”，清算自己在论战“四年来”所犯的“冒失的毛病”，开始更多地从学术角度考量中国社会史的问题。
关于陶希圣此时的学术思路和心曲，其于北上一年之后，曾在1932年8月发表于《读书杂志》上的一篇短文《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中袒露说：“我还有两个希望，敢在这儿提出：一，唯物史观固然和经验一元论不同，但决不抹杀历史的事实。我希望论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而牺牲材料。二，论战已有四年之久，现在应当是逐时代详加考察的时期。我希望有志于此者多多从事于详细的研究。我四年来犯了冒失的毛病，现已自悔。但我四年前冒失下手发表论文，是因为那是很少人注意这种研究。现在见解已多，如再以冒失的精神多提意见，反把理论战线混乱。我希望短篇论文减少，多来几部大书，把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在学术界打一个强固的根基。我自己决没有丝毫的自负，说自己业有如何的成绩。我希望自己能够继续研究，把四年来的见地一起清算。我希望大家于“破”中来“立”。只有“立”才可以把战线以外的多元论或虚无论者打翻。”[10]陶希圣的这番表白，也可谓是他两年后创办《食货》半月刊，组织力量专攻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先声。
为了达到通过材料收集和展开具体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最终解决中国社会史发展认识的目的，在此之后，于1933年春夏之际，陶希圣在北大讲授中国社会史的同时，开始在法学院着手筹建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并组织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在丛书的《刊行缘起》中，陶希圣再一次指出，“史学不能制造历史。反之，历史的研究产生史学”。认为“也许中国社会的发达与欧洲有同样的过程。也许两者截然不似。但是，要断定中国社会的发达过程，当从中国社会历史的及现存的各种材料下手。如果把史料跑开，即使把欧洲人的史学争一个流水落花，于中国史毫没用处”。因此陶希圣剖露心迹，“发下一个小小的誓愿”，要把当时“学者不独把欧洲的史学当做中国史的自身，并且把中国古代学者的史学当做古代史的自身”的“悲惨笑话”，“转换为真实的功夫”，即第一“宁可用十倍的劳力在中国史料里找出一点一滴的木材，不愿用半分的工夫去翻译欧洲史学家的半句来，在沙上建立堂皇的楼阁”；第二“多做中国社会史的工夫，少立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空论”；第三“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2]（卷首《附言》）反映了陶希圣学术转向的心路。
拿上述陶希圣在1932年到1933年所发表的言论，与《食货》创刊号中陶希圣《编辑的话》所谓“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陈述相比较，[3]（P29）其中间的思想过程及联系是很清晰的。所以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称：“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对于中国历史的改造，也抱着一个热烈的宏愿。”[4]（P194）而总结新史学发展史的齐思和则说，陶希圣“对于西洋封建制度并未给一个彻底的解说，因之对于中国封建制度的解说也稍失之于空泛笼统。到了后来，陶先生大概感觉这问题太广大，应从专题研究入手。又作了《西汉经济史》、《辩士与游侠》等书，而他所主编的《食货半月刊》更是一个最着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5]（P29）
学术的发展与陶希圣本人政治失意后的学术境遇相汇，于是催生了《食货》半月刊的创办。
二 拓荒与奠基：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
与今天学术界所认为的，作为与国家层面相对应的社会史范畴不尽相同，1930年代学术观念中的社会史，更多的是指社会经济史。陶希圣曾在《南北朝经济史》的《自序》中说：“中国经济史本是一块未开的生地。‘斩之蓬藿荆棘’，是件最苦最难收效的事。”而《食货》的创刊，之于中国社会史，尤其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意义，也正在于它的拓荒与奠基。当然，对于陶希圣来说，其创办《食货》半月刊的初衷，本是想通过具体的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解决中国社会史论战未能解决的对中国社会认识的问题。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无意间却使他借助《食货》这个学术平台给当时的中国史研究开拓了一片新境地，构成使中国史学“预流”于世界新史学之潮的意义，这确实也是陶希圣所始料未及的。
应该说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史学已经开始了与社会科学结盟的趋势，史学中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逐渐出现活跃的迹象。而“1917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历史思想中的重要成份，政治史的重要地位开始动摇”，与此同时，通过考虑“经济力量的冲突”，以“经济体系形态的模式”来“理解历史进程”的研究，渐渐成了史学发展的新潮流。[6]（P12）
西方史学的这些变化，也影响了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明显的例子如1920年朱希祖执掌北京大学史学系时，就是受德国Lamprecht《近代历史学》和美国鲁宾逊（JamesHarveyRobinson）《新史学》的影响，而极力强调“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11]的观点，并在这种观点指导下对史学系的课程进行了改革，“本科第一二年级，先把社会科学学习，做一种基础，——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等——再辅之以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古物学等。”[7]（P3）与此同时，又建议何炳松，将其原作教材讲授的鲁宾逊《新史学》译为中文，于次年出版。至于介绍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面，这时则有李大钊先后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文，以及在北京一些高等学校中开设的“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初步把历史唯物主义引入了中国的史学课堂。
然而对于当时的中国史学来说，这些强调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新史学，一直到1930年代实际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对于具体学术实践来说，则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新考据学，依然是当时史学界的主流。这时执中科院史语所、北大、清华、辅仁、燕大等学术重镇牛耳的教授，大多是这类风格的学者。而受这些主流学者影响，各校的研究生也多作着类似的研究课题。[12]这一点，只要翻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国学季刊》、《清华学报》、《辅仁学志》及《燕京学报》等主流刊物，就十分清楚。这些史家虽然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从研究范式上看，其共同的特点，一是强调史料的发掘与考据对于史学的意义，而对社会历史过程的解释，则一般并不予以过多地注意；二是在研究的内容上，或囿于中国传统学术思路及西方实证史学研究取向影响，或囿于唯心主义的历史解释理论影响，大都更关注政治史、文化史或学术史，而“不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较少探索这方面的问题”，[13]至于所谓“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的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京朝派文学和史学的名家不愿出口甚至不愿入耳的问题”。[1]（P129）这样便形成了1930年代初期以前中国史学界观念认识与具体研究实践的差距或矛盾：一方面在观念上承认史学研究的范围应该包括社会史经济史等丰富的社会内容，一方面则在具体的研究实践方面并不予之注意。
试仍以朱希祖为例。从以上叙述可以得知，朱希祖在观念上似已接受了西方新的史学理论，而且在1922年《北京大学史学会成立报告》中，也再一次声称“历史科学是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然而一落实于史学会的具体研究范围及内容时，却依然不能脱出旧日的巢臼。[14]按照蔡元培同时在《史学会成立会的演说》，则依然是“我国自有《尚书》以来，数千年的历史是连续不断，历史的品类是很多的，真伪难明的地方也是不少”；“现在吾们要想补这种缺点，最要是发掘地中所埋没的史料，考察地质上的事实，拿来证明过去历史的真伪和补充历史的不足”等旧话。[8]（P1729）此外，像1925年制定的清华《研究院章程》、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旨趣》等，所制定的研究计划，也大都表现出类似的学术倾向。[15]
然而新的史学理论在史学中的影响也一直在潜然发酵，并在学术实践方面酝酿着对旧格局的突破。这中间，所谓“三大论战”的促进作用尤其巨大。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虽然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开始遭到攻击和禁止，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学术层面并未受到影响，反而因社会性质及社会史论战而影响日益扩大，并作为研究和解释中国历史的重要理论体系，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被称为“1930年我国史学界最重要的两种出版品之一”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9]（第208期）“将地上的古代文献资料和地下的甲骨、金文资料“熔冶于一炉”，“创造出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10]（P8）在初步建立中国社会发展史体系，使“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真正的走上了学术的路上”的同时，[5]（P30）也使以新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范式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这样，在政治局势逐渐平静的情况下，最初因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国前途及其革命道路的思考而引发的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等问题的激烈争论，逐渐转向冷静的学术探讨的同时，也使摆脱空洞教条主义弊病，以具体的史学实践开拓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的新领域的史学要求，越发地突出出来。
然而史学发展的这些要求，在旧的主流学术刊物主宰史学园地的情况下，实际是很难得到满足的。在这种情况下，创办新的史学刊物，作为容纳社会史、经济史内容，培植新史学的园地，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成了史学是否能得到成长的重要因素。[16]也正是有鉴于此，这时一些有意容纳这些新内容的史学刊物开始创刊。例如1932年11月北平社会调查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创刊，[17]并宣称：“在以先历史的范围仅限政治史的时候，英国的有名的历史家Freemen说过，‘历史是过去的政治。’在我们认识经济在人类生活上的支配力并且现代经济生活占据个人，民族，国际的重要地位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说历史的大部分应为经济史的领域。”[11]（《发刊词》）此外，1933年1月由北平历史科学研究会主持创刊的《历史科学》月刊，也提出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由历史发展的本身作深入的探究”，在“留心史料的时代价值”的同时，“站在新兴科学底立场”，“以新的科学来阐明历史充实历史”。[12]（《创刊之辞》）至于所谓“新兴科学底立场”是什么，与《历史科学》同年同月在广州创刊的《现代史学》，则明确指出是“注重现代史与社会史等研究”。其《创刊之辞》云：“固然史学界的前辈仍在拥护Dryser,Stubbs等所学旧式的历史，而较年青的青年，却已倾全力于经济史，尤其社会史之研究”，[13]（P1-8）而“经济史是研究社会史的基础，要清算中国社会史，非先立好中国经济史的根基补课，所以这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工作了”。[14]（P243）
这些史学专门刊物的创办及其所提出的办刊宗旨表明，为满足新的，着重从整个社会史，尤其是社会经济史的角度阐释历史发展的要求，在《食货》创刊之前，史学界已经在构筑和经营这种学术园地了。而事实《食货》也是因应这种史学要求所创刊的“社会史专攻”刊物。但是从后来史学发展的情况刊，上述这些刊物，第一，没有如《食货》那样明确地打出“中国社会史专攻”的大纛；第二，没有如《食货》那样从理论到方法对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问题进行广泛的译介和讨论；第三，没有如《食货》那样在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实践中涉及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段和如此广泛的社会范围；第四，没有像《食货》那样发行周期如此密集，聚集了如此众多的研究者。因此这些刊物也理所当然地没有像《食货》那样，在当时的史学界造成深远的学术影响。[18]
为了促进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发展，陶希圣通过《食货》做出了大量的努力。除了亲自主持刊物的日常编辑，在经济上为维持刊物每月将自己的兼课钟点费100元补助办刊之费外，[1]（P130）陶希圣还以《食货》为平台，凝聚、组织起一批热衷开展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的学者和青年学生，希望能够通过集体协作等一些有效的组织方法，来推进中国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研究。为此，他不仅以《食货》的名义组织了“食货学会”，在每期的《食货》刊出《食货学会会约》，征集那些“志愿或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师友”，定期进行社会史的理论学习和问题讨论，还通过《食货》进行了十分切实的学术组织工作，例如有目的地组织理论及方法论的讨论、有目的地组织力量译介一些国外的研究着作、组织编制有关社会史经济史论文的索引等等，相当有力地促进了相关的学术研究。从几年刊物的内容看，基本是朝着当初创办刊物时所制定的，“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新的、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大家可以互相指点，切实讨论，并且进一步可以分工进行”的目标方向努力的。[3]（P29）
由于陶希圣的努力及《食货》的影响，使得“考据派中的许多青年史学人才都被吸引到这条新路上来了”。[15]（P282注1）后来一些卓有成绩的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如鞠清远、杨联升、全汉生、何兹全等，大多是在陶希圣的鼓励、推荐，通过《食货》而走向学术道路，并且循着《食货》注重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路数走向成功的。例如全汉升回忆说：“我在1931年进入国立北京大学攻读史学系，在师长的指导和勉励之下，确立了我的治学方向和治学态度。当时，政治系教授陶希圣先生讲授‘中国社会经济史’，我对这门课极感兴趣。陶先生不但使我了解经济史对于解释人类历史演进的重要性，而且使我感到眼前呈现一片新境界，亟待开发，于是决心研究中国经济史。”“1934年我写成《中国行会制度史》，希圣师阅稿后即推荐发表，于时希圣师创办《食货》半月刊，目的是促进国人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我也写了几篇论文，在这个刊物上发表。”[16]（P13）活跃于斯时的，以研究社会经济史着称的所谓“食货派”，正是以陶希圣所主持的《食货》为基本阵地而形成的重要史学流派。
据统计，从1934年12月创刊，到1937年7月停刊的二年半中，《食货》前后共出版了61期，吸引了全国各地150多位学者，发表了大小论文300余篇。其中内容，除了少数外国社会经济史理论的翻译和作为社会史讨论之余绪的中国社会形态讨论外，绝大多数是具体研究社会史及经济史的文章，其中最多的是有关社会身份、人口、家族、土地制度和田赋租税等方面的研究，其次是关于农业、货币、市场、都市、贸易、寺院经济等内容，此外还包括一些关于妇女、婚姻等社会史方面的内容。从这些刊载文章的内容看，大致可以说从二个方面具有突破或填补了学术空白：一是在所研究的时间范围方面，不再像社会史论战时那样，主要集中于上古时期，而是涵盖了整个从上古到明清的整个古代。其中秦汉以后至明清，尤其是以往研究中涉及不多的时期。一是在所研究的内容方面，开拓出了许多当时正统史学家所不曾涉及的新领域、新问题，例如有关人的社会身份问题，便发表有吴景超之研究西汉奴隶（2卷6期），陶希圣之研究西汉的客（5卷1期），杨一清之研究部曲（1卷3期）、唐代贱民（1卷4期），鞠清远之研究中古的门生故吏（2卷12期）、元代官匠户（1卷9期），以及何兹全研究的三国国家领民（1卷11期）、中古大族寺院领户（3卷4期），武仙卿的南北朝色役（5卷8、10期）等论文。此外像何兹全对魏晋庄园经济的讨论、全汉升对宋代都市夜生活的论述，陶希圣有关“社会组织如家族婚姻等项研究”等[3]（P557），也是从全新的社会史的视角下提出的新问题。[19]
显然，当时的《食货》，实际已俨然成为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阵地，以及联系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力量的重要纽带，学术影响也迅速扩大。据《食货》第3卷1期记载，当初《食货》“顶先每期只印两千份，打算发出一千五，留五百预备作合订本，供给将来的需要。创刊号发出后一星期，发行人被迫再版一千。到了第一卷五六期，发行人便每期印四千，发出三千三，赠阅‘食货’会员两百，留下五百份作合订本”。[18]（P38）一份学术刊物，在短短的一年的时间，就形成这样的发行量，在1930年代不能不说是相当可观的了。大夏大学的梁园东，曾致信陶希圣说：“《食货》在大夏为最风行之读物，大夏出有《历史社会论文索引》，对《食货》论文几无篇不索，可见同学等之爱好。”[18]（P56）晚年的钱穆亦回忆说：“时（顾）颉刚在燕大办一《禹贡》，陶希圣在北大办一《食货》，两杂志皆风行一时。”[19]（P170）
关于民国时期对新史学的发展起有关键性作用的学术期刊，美国密西根大学历史系的张春树认为是1926年6月开始发行的论文集型的学刊《古史辨》、1927年11月开始刊印的《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年10月刊行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4年3月发行的《禹贡》半月刊和1934年12月创始刊的《食货》半月刊。对于这几个学刊的史学贡献，张春树概括了四个方面：“（1）扩大国史研究之领域与资料之范围；（2）开拓历史解释之架构与范畴；（3）加深史学分析之角度与幅度；（4）养成众多之具高度史才、史学、史识并多具科学分析方法之青年史学家。总其成果，便是引导中国之史学研究进入以境域，为近代中国史学标界立基。”[20]（P8）而从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情况看，陶希圣创办《食货》，标榜“中国社会史专攻”为办刊方向的史学史意义，也正在于这样几点。
三 会通史料与理论：《食货》成功的重要原因
《食货》之所以在当时的史学界获得重大的成功，并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中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与其重视史料的搜集而又不忽略理论探讨的办刊宗旨及其具体实践分不开。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知，迄止1930年代初，中国的史学界，新的历史解释理论与方法和具体研究实践，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结合而处于分离状态。随着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展开，中国史学的格局也俨然分割：“实验主义不尊重确定的理论或思想，公式主义不尊重事实或材料”，[3]（P360）即一边是祭着历史唯物主义公式，抽象论述中国社会发展性质的“海派”，一边是恪守“史料即史学”宗旨，结合西方实证与“乾嘉”传统，以史料考据为主要研究手段的，作为学术主流的“京派”。陶希圣从上海到北平，似乎已象征了其会通“海派”和“京派”治学路数的意义，而《食货》的创办，则使这种会通的意义得到了具体的落实。
当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正酣之时，包括陶希圣在内的一些人，已经逐渐意识到中国古代社会内部，特别是经济层面的复杂性，实非简单化的概念所能概括，于是穷研史料，加强专题研究的学术要求便凸显出来。但是在重视史料整理的基础上，史料与史学究竟应是怎样的关系？怎样结合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发掘相关史料？怎样处理社会经济史料与理论阐释的关系？仍是需要努力实践与探讨的问题。对此，陶希圣通过《食货》所做出的一些理论探讨和学术实践，应该说是起有积极促进作用的。
首先是强调史料的意义方面。针对社会史论战所表现的空洞的教条主义弊端，陶希圣在《食货》中一再强调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在创刊号的《编辑的话》中，陶希圣明确指出：“这个半月刊出版的意思，在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心得、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批露出来。大家可以互相指正，切实讨论。”因为在陶希圣看来，“史学虽不是史料的单纯的排列，史学却离不开史料”。而“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3]（P29）此后，在后来几期的《食货》中，陶希圣仍一直强调：“《食货》所自定的任务，是重在搜求史料。我们所以这样做，是由鉴于今后如果还是空谈方法，使方法论仍旧杜留在观念的王国里，方法一定没有进步的可能。”[3]（P164）
也正是在这种史学思想指导下，陶希圣不仅在《食货》的办刊过程中反复强调材料搜集之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还不时地在《食货》刊载一些史料的整理成果。例如1936年8月发行的《食货》第4卷第5期便是“唐户籍簿丛辑”专辑，其将陶希圣领导的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在“搜集唐代经济史料的时候，把中日文书籍杂志里辑录的敦煌户籍收罗在一起”的资料发表。在该《丛辑》的《小序》中，陶希圣在提出“户籍丁籍是多方面重要的经济史料”的同时，又具体地指出：“要研究唐代均田制度，单看均田令是不行的”，因为“第一，政府对于每一丁应授的面积是怎样计算的？第二，应授的田是不是全授了？第三，所授的田是零碎还是整块的土地？第四，受田的人自己买来的田，怎么登记？第五，园宅地授予的情形怎样？第六，丁口登记及田地呈报的情形怎样？第七，口分与永业的比例在实际是怎样？这些只有查看户籍，才可以明白”。[21]（P193）
对于各种史料的相对价值，陶希圣倾向于首先掌握“二十四史”等最基本的史料，在认真研读“二十四史”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再去尽可能广泛地搜集其他有关的社会史、经济史史料，尤其是地方志中的社会史和经济史的史料。例如在《食货》第1卷第2期“编辑的话”中，陶希圣特别地讲到，“我们要读的两种基本书，一是廿四史，二是地方志”。并且指出：“如果有人想得到一点中国社会通史的知识，最好还是参加那读廿四史的工作。”[3]（P76）陶希圣在《食货》中发表的许多“读史随笔”，如《王安石以前田赋不均及田赋改革》、《十六七世纪间中国的采金潮》、《元代江南的大地主》、《元代西域及犹太人的高利贷与头口搜索》、《金代猛安谋克的土地问题》、《五代的都市与商业》、《五代的庄田》、《十一世纪至十四世纪的各种婚姻制度》等等，都是通过阅读正史，钩稽相关材料撰写的论文。[20]
除正史外，陶希圣赞同史料要广泛扩充，其中最为所重的是地方志，认为它是“我们要读的两种基本书”之一。为此，陶希圣在《食货》撰文，号召“发起详读地方志”的活动，提议在阅读过二十四史等基本史着“在把社会的历史过程稍有头绪（也只能够稍有头绪）以后，便下功夫从地方志里搜求经济的社会的材料”。关于整理地方志对于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意义，陶希圣举例说：“如果把罗马城、雅典城、加答基城这些都市撇开，你怎样想象得出欧洲的古代社会？如果你把威尼斯、几诺瓦、汉沙同盟的几个城撇开了，你就不能谈后期的欧洲中古史了。反过来看，这几年来，大家正在撇开了广州、泉州、明州、扬州、苏州、杭州，高谈宋、元、明的社会。大家正在撇开内蒙的盐场牧场谈契丹；正在撇开有名的寺庙历史谈封建时期。大家都是这样的远离现实，驾雾腾云，也难怪一封建制度便从古到今，一资本主义便从今到古了。我们固然要把理论应用到材料上去，可惜材料是架空的。在数学上，零加零仍旧等于零；在这里，空加空不仍然是一个空？”。[3]（P70）
以上的论述表明陶希圣是十分看重史料之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然而如果仅此而已，那么《食货》是不会在当时考据学派居主流的史学界独树一帜，吸引影响很多青年学者的。真正使《食货》在社会获得影响的，主要还是刊物所反映的主编陶希圣对历史资料搜集和理论阐述两者之间的会通意识，以及在这种会通意识指导下的研究实践。
关于史料与理论和方法的关系，陶希圣在《食货》中是这样分析的，他说：“史学虽不是史料的单纯的排列，史学却离不开史料……方法虽不是单纯把材料排列，方法却不能离开史料独立的发挥功用。有些史料，非预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不能产生……我并不反对有个结论在心里，再去找印证。我不过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方法。……那末，心里一点什么也没有，我们去就史料论史料，好吗？这也是不成的。我先问一句，那自称没有成见的史学家，真的没有成见吗？没有的事。他已有很强的成见。他的成见是他自己不承认或不知道的。没有成见，不能拒绝别人的成见。便令没有任何的一件在心里，你去哪儿找哪个材料？”[3]（P29）
在陶希圣看来，方法就好比设计的图案画，材料就好比是成型的房子，其中“做房子必须要图案画，但图案画并不就是房子”。所以陶希圣指出，“方法是史学所必须，方法不就是历史。观念中的方法，必须从历史现象里再产生出来，才是正确的方法。”“专去搜集史料的工作，容易引人到实证主义那里去，必须严守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3]（P201）对于陶希圣的这种观点，吕振羽特写信表示赞许说，“我认为您把方法论的探讨与史料的搜集作为均等的重要的意见，是完全正确而必要的。”[3]（P329）可以说，陶希圣在《食货》中始终在强调理论方法的重要性。其中在王瑛《研究中国经济史之方法的商榷》后面的按语中，陶希圣就又一次强调“我的意思是这样：没有方法的劳作，和没有劳作的方法，一样是无用的。没有方法的劳作，所得到的只是史料的排列。没有劳作的方法，只是哲学或公式罢了。我很愿意有人时时提醒大家‘严守方法’。不过我不愿意大家只以方法自足。方法也须从观念里面走到历史现象里去，把历史的合法则性指出来，才算得是真确的方法”。[3]（P164）
在强调理论方法的重要意义的同时，陶希圣并不主张把理论方法神圣化，以至于以理论阐释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他认为理论方法只能指导我们研究历史，但并不能代替历史研究本身。因为“世间还没有人创一个神妙的方法，使我们一朝得到这个方法之后，万年万事皆通。因为人不是神，所以任何伟大的理论家，只能指示我们一个观察事物的眼光，解释事物的见地，批评事物的立场。任何伟大的理论家不能如《创始记》所说的那样，替我们创造历史的事实。”即“理论和方法只能使我们用来研究历史，并不能代替历史的本身。”[3]（P505）更何况时代在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在发展，因此历史材料也需要不断的以新的时代的眼光，以新的理论和方法予以新的解释，因为“历史家并不把全部社会现象都写下留给我们。他用他的哲学剪裁史实，用他的社会描摹前代，缀成他的着作”。“我们的眼光所要发见的史实，是与他的哲学所存留的史实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本于我们的眼光去重新的发见”，重新地解释。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当时的陶希圣，对于史料和理论方法的关系已看得相当透彻，也相当辩证。在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以及哲学诠释学发展的今天，人们对于历史认识中主、客体互动的关系，对于历史认识主体“先见”（prejudice或Vorurteil）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对这些“先见”限度的把握等认识问题的理论探讨，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而以这些新的理论反观陶希圣对于史料与理论方法之关系的相关论述，尽管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非理论自觉的粗糙的论述，但是就其在《食货》中发表的这种论述来说，在当时中国的史学界仍然应说是具有理论贡献的。
与陶希圣会通史料发掘与理论阐释的史学认识有关，《食货》在刊登大量资料性研究的同时，十分重视刊登有关理论和方法的讨论文章，先后刊载了讨论经济史研究理论方法的文章29篇，有关社会形态理论和欧洲社会经济发展的文章30篇，合计59篇，占文章总数的1/5以上。除此之外，《食货》还选译了不少西方和日本的经济史名着，甚至出版“经济史理论与方法专号”。其选译的标准，“是要那名着的全部或一部，里面所叙述或讨论的具体现象（制度或思想或政策等），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必须的比较或指示。”其目的除了推广新的研究理论及方法之外，还试图让人们通过对中外历史的比较对照，发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与规律。因为他认为：“要想对中国经济社会史精深研究，必须就外国的经济社会史得到精确的知识。在比较参佐之下，中国经济社会的现象的意义、特征、及各种现象的相互关系，历史发达的必然法则，才能看得出来。”[3]（P203）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陶希圣拟定了这样几个认为重要方面的内容在《食货》上发表：“（a）欧洲资本主义初发生发达时的各种现象，例如手工作坊、定货制度、账簿组织等。（b）欧洲及日本等处的封建制度。（c）封建制度初生时的现象。（d）中古欧洲的东部，与商业经济同时存在的封建制度。（e）教会及寺庙财产制。（f）本主义以前的帝国与资本主义发达时的殖民地侵略。（g）殖民地经济经济组织的特征。（h）半原始种族的经济社会组织。”[3]（P203）由于实际条件的限制，陶希圣所拟定的内容并没能得到完全的贯彻，但是从后来《食货》刊发的译介文章看，基本是按照这种思路工作的。
对于因探讨中国社会史问题而步入史学研究的陶希圣，发掘史料也罢，探讨理论和方法也罢，其创办《食货》的最根本的目的，应该说仍是要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形态的问题，这或者也可说是陶希圣始终不能释怀的学术情结，也是当时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
虽然早在创办《食货》半月刊之前，陶希圣就注意到社会历史发展特殊性的问题，曾经指出：“虽然我们能够把社会形式分做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纯粹的属于某种社会型的社会，而毫没有驳杂的成分在于其中。”[22]（P11）但是中国的社会形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究竟具体展现的是怎样的形态面貌？究竟走过的是怎样的历史历程？激烈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没能得出统一的结论，当时陶希圣本人也没有足以说服他人的论述。于是这种对社会发展形态大问题的思考，也就自然地被带入了《食货》之中。然而此时陶希圣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已是经过了对社会史论战的反省，开始努力取径于会通理论与史料，汲取西方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探讨中国社会自身特点的研究理路。
如前所述，《食货》的创办缘起，就是要通过对中国社会史料的详尽搜集和具体的专题研究，求得对中国历史的社会发展形态问题的合理解释。为了展开这方面问题的讨论，《食货》在第2卷第9期和第11期连出了两期“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专号”，到了1937年2月出版的第5卷第3期，又出了一期“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专号”来探讨中国历史社会形态的问题。而在1935年7月发行“专号”之前，为了能有效地展开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讨论，陶希圣还代表“食货学会”，在《食货》第2卷3期的卷首，郑重地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特辑”的征文启事，呼吁社会和学术界重视关注这个对于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认识有重大关系的史学问题的解决。此外，在陶希圣所拟定的《经济史名着选译计画》中，也表现出其亟欲解决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发展形态问题的欲望。在该计划书中，陶希圣指出：“计画的实现，受我们的需要的指导，又受我们能力的限制”。其中，“在需要一点上，我们选译外国经济社会史名着时，并不是因为那是名着，便拿来译。我们选译的标准，是那名着的全部或一部，里面所叙述或讨论的具体现象（制度或思想或政治等），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必需的比较或指示。中国经济社会史上有许多的筋节，如果不能明白了解，全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便无从了解。例如东汉时期土地兼并的事实，本身是什么情形，而它对于魏晋以后的贵族庄田以及寺庙庄田有怎样的关系。又如五代以后，苦恼政府的货币问题以及政府与学界对于货币政策的思想，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样的问题，只有把外国史上类似的现象来比较一下，才能在黑暗里得到一线的光明的指示。还有外国经济史上的现象本身，需要具体的分析研究，例如通常人以古代罗马为奴隶社会，但是罗马当时也有广大的农村。通常人总把罗马的奴隶几倍于市民来说明他所以是奴隶社会，但罗马也有广大的自由农民，数量不能几倍于奴隶。[21]究竟罗马的乡村对社会的影响怎样，奴隶是否比自由农民也多到几倍，这些问题，倒需要考究一个从头到底。不然，我们对中国社会史又少了一段有价值的比较资料了。我们选译，要有这样的标准：为了解析中国经济社会史最重要的关键，选译外国名着里社会经济过程可以拿来比较的类似的段落的研究。”[23]（P44）因此，从推进对中国社会形态研究的角度来说，陶希圣创办的《食货》同样也是功不可没。而其价值，也同样表现在史料研究与理论、方法间之会通的努力。
四 余论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国家形势陡然严峻，中国史学史上第一个“中国社会史专攻”的史学刊物《食货》，在发行完它的第6卷第1期之后，不得不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而他的主编陶希圣，也从此随之结束了他在北平长达6年的平静的书斋生活，结束了他的学术活动的高峰时期，再次把自己抛入激荡诡谲的政治漩涡之中，并且再也没能出来。但是仅就《食货》的社会影响看，作为中国史学史上第一个研究社会经济史的专门刊物，陶希圣的努力还是相当成功的。1943年，张绍良在《近三十年中国史学之发展》一文中，则将1934年定为“探讨时期”。文章对于这时期的史学是这样总结的：“一阵热烈论战之后，并没有使问题得到完满的结论，于是大家感觉疲乏！中国史的研究乃转变了一个风气，许多人以为在有限的材料中，作诡辩的论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广泛的历史材料，不如经一番系统的整理和下一番钩沉功夫，中国历史的来踪去向，是无法解答的。以往对于史料的整理，太缺少功夫了！如何钩沉旧史籍取得新材料，以充实研究的内容，是论战过后史学界的新风气，《食货半月刊》的问世，可代表这一风气的开端，此后无论杂志报纸，大学历史系以及专门研究机关，多在这方面用功夫了。直待抗战发生，这一收集史料的工作，虽失之零碎，但其有形无形中裨益于中国史的整理，是不待言的。”[24]（P51-52）[22]而当时总结新史学发展的顾颉刚也说：“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现尚在草创时期，最近的趋势，似乎已经渐渐脱离宣传革命的巢臼，而走上了研究学术的大路：在这点上，陶希圣先生的功绩，实在不可埋没。”[25]（P102）这是时人对于《食货》在当时史学发展中地位的评估，虽然在1949年以后受政治影响，这些评价不再被人们提及了，但是近60年过后，当年意识形态斗争的激情已在时光中逐渐消磨，我们再沉下心来回眸近现代史学走过的历程之时，应该说，这个结论依然是可以成立的，而作为在一定程度上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具有拓荒和奠基意义的《食货》及其主办人陶希圣的史学贡献，自然也是不应为后来的政治因素而漠视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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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智识学术网）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9459.html
以上是关于陶希圣-拓荒与奠基：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