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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万季野《明史稿》辩诬

季野先生之学问，自有其不朽之着述。季野先生之家世、气节、声誉、行实，自有清一代公私所撰传记。二百余年以来，后生晚学，惟有景仰希慕，欲赞一词，自觉已赘。惟先生以尽力于《明史》，为所以报故国故君之志愿，乃清国史馆列先生于儒林，所叙修史大议论，实诬先生，向来无能辨正者。今于先生祠墓鼎新之日，特为表而出之。所以慰襄此义举者，表章先哲之盛心也。
清国史馆先生传中一则云：“建文一朝无《实录》，野史因有逊国出亡之说。斯同断之曰：‘紫禁城无水关，无可出之理；鬼门亦无其地。《成祖实录》称：“建文阖宫自焚，上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所谓中使者，乃成祖之内监也，安肯以后尸诳其主?而清宫之日，中涓嫔御为建文所属意者，逐一刑讯，苟无自焚实据，岂肯不行大索令耶?且建文登极二三年，削夺亲藩，曾无宽假，以致燕王称兵犯阙，逼迫自殒；即使出亡，亦是势穷力尽，谓之逊国可乎?’由是建文之书法遂定。”此段词意甚悖。明二百余年间亲为成祖之子孙臣庶者，从未以此恶声加诸建文，至欲夺其逊国之称，以正建文削夺亲藩之罪。夫亲藩果不可削夺，谓其削藩之方法未善，任用非人，以致君臣蒙难，是诚然矣。然不能以此用声罪致讨之法，谓成祖应有讨罪之权，建文应有服罪之分也。势穷力尽，即不可谓之逊国。夫逊国之说，本为成祖事。成祖史臣讳其篡弒之恶，托于建文自逊云尔。若必谓不应称逊国，则书法惟有两途：极端袒成祖，则对建文称伏诛。试问此书法成祖敢受之乎?秉笔者苟稍有人心，敢出之乎?极端持正义，则对成祖称篡弒。此固名正言顺之事。而馆臣撰先生传之本意，乃罪建文，而非罪成祖也。则此夺其逊国之称之说，非胸有横梗之成见，决不忍道。先生何仇于建文而作悻悻之语，以致不能自圆其说乎?
其谓建文必已焚死，二百年来原为成祖托词以绝人望，而建文实未死也。正惟中使为成祖之内监，故仰体成祖之意以诳天下，何谓由内监诳其主?刑讯不得自焚实据，何以不行大索令?此有两说：成祖之大索，乃索于暗中，决不索明令。明令大索为一说。成祖方指火中之后尸而哭日：“痴儿何至是”以焚死诳天下矣，又可明令大索以自实其诳乎?以暗中大索为又一说。暗中大索，史不明载之乎?胡潢以访仙人张邋遢周行国内者二十一年，以迹建文；郑和下西洋，遍历国外诸岛，以迹建文。若果已得建文之尸，何故为此多余无谓之举?至驳水关、鬼门等语，此本是《致身录》之妄说。《致身录》有十不可信，钱谦益已言之。当时馆臣恒举谦益之说，以断定建文之出亡为妄；其实，谦益谓《致身录》为伪书，仍以建文之出亡为实事。《有学集》中有《建文年谱序》，中言让皇帝之至德，历历可数。馆臣不据此文，而偏据彼文，因《致身录》之伪，遂谓出亡亦伪，援谦益而诬谦益，当时仰体万季野《明史稿》辨诬朝旨，自有作用。且谦益明谓有僧溥洽亲为建文剃染，以荣国榻前一语，改参彝而典僧录云云。荣国者，姚广孝也。溥洽事，《明史》亦载《姚广孝传》，只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未及剃染之说。要可以谦益之文证之，知建文行遁是真，而吏馆定坐以焚死，则有故矣。
朱三太子之案，至康熙四十八年乃结。明明崇祯帝之子，坐以诈冒而戮之。馆臣定稿，正在天下汹汹，传有朱三太子之日。清廷必以朱三太子为妄传，以安人心，且便于弋获之后，可以假冒定谳，以除所忌。其用意与明成祖之对建文同。故于修《明史》而及建文，亦必主张建文为焚死，以见失国之君主或其子孙，断无能隐遁在野之理。馆臣可有此希旨之举，季野先生必无此媚世之心也。建文之书法定自馆臣，必非先生意，故曰诬先生也。
何以证之?今且求清《儒林传》先生传此文之所由来。《儒林》、《文苑》之列为专传，本起于乾隆以后。清初之文儒，其有传于清国史，亦皆乾隆以后所补。万先生之传，作者不止一家，惟钱大昕《潜研堂》载所撰《万先生传》，有此定建文书法一则。史馆采前人既成之传，杂缀成篇，遂以此则羼入。再考《潜研堂》撰为此则之由来，则误以《明史稿》为字字皆先生所作也。夫谓《明史稿》为先生作，大致尚不相远，而进《明史稿》之王鸿绪只言由彼所撰，未尝及先生名也。先生为鸿绪撰《明史稿》，本无疑义，而不经鸿绪意为取舍，固已万无此理，且所论建文书法，尤在鸿绪自撰之《史例议》中。《史例议》一篇，本不与《明史稿》相混，篇中有“康熙五十九年岁在庚子，亡友朱竹垞仲孙稼翁携竹垞文稿见贻”云云。竹垞亡在四十八年，先生则卒于四十一年，此篇明明非先生作也。而篇中所持建文书法之论，字句悉与史馆先生传文同，此钱氏偶一不慎，以《明史稿》传为悉本先生，遂截取其书中之一段，以为先生论史之特识。国史馆补立清初《儒林传》时，又信钱氏之名高，采作底本，遂着此于本传，而先生遂受诬于清国史矣。
近《清史稿》立先生传，又移之于《文苑》，其取材亦兼采公私诸传，顾独去此则。在清史馆诸公未必知此则之为诬先生也，但史料太繁，每篇皆有删节，此则适在所删之内。且《清史稿》未经公布，将来是否定用稿文，俱无把握。今为先生辨诬，亦以告后来《清史》定本时，撰先生传，宁从《清史稿》之不着诬词，勿从旧史馆稿及钱大昕稿用王鸿绪邪僻之论羼夺先生本旨。而其说当自先生祠墓中保存之。用是作此文以复于创修祠墓者。
清于建文书法，至乾隆朝，去朱三太子事已远，既不虑天下复有思明之人，亦不虑明复有系天下之望之的裔。乃于四十二年诏改《明史》本纪。即将建文书法重定书云：“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是清一代最后《明史》定本，亦已不复仍王鸿绪史稿之意。今《四库》本之《明史》与殿本通行者不同。世多未见《四库》本，尚拘守通行之殿本。赖有故宫单行之乾隆重修《明史》本纪，可以证建文书法之归结。慎勿谓殿本旧书法定自先生，反由清高宗为之论定也，则先生为不受诬于终古矣!并以附书。
（资料来源：《明清史论着集刊正续编》）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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