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旧唐书》的史料来源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旧唐书-《旧唐书》的史料来源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旧唐书》的史料来源
在研究新、旧《唐书》的论着中，大都沿引清代学者赵翼的说法：“《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1]，并由此判定《旧唐书》的史源。同时，在肯定《新唐书》“增旧书处”时，也引用赵翼在另一处所说：五代纷乱之时，《旧唐书》援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太平已久，旧时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转多。请注意赵翼下面的这一说法：“今第观《新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彦威《唐典》、蒋乂《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璠《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璠《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2]据此，更有人认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载，较《旧唐书·经籍志》增多可见。此皆晋修《旧唐书》时所未能见者也。”[3]
其实，上述认识，不论是赵翼的两段论述，还是今人的那种说法，都失于深入、细致的考察。本篇提出这一问题，希望引起从事史学史、文献学、史料学研究的专家们的注意和重视。前剑桥大学教授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着有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书中专有一部分论《旧唐书》的编纂及史源。笔者拟另文比较该书与拙着《隋唐五代史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的异同，故此文不涉其书。
一
先从五代后晋时所见唐代文献的问题谈起。
现今凡是谈及后晋纂修《旧唐书》的基本史料，大都采用贾纬当时上奏的说法：“伏睹国史馆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德宗至文宗，亦存实录。武宗至济阴废帝凡六代，唯有《武宗实录》一卷，余皆阙落。”[4]同时，还提及韦述的《唐春秋》、柳芳的《唐历》、崔龟从《续唐历》以及裴庭裕的《东观奏记》等。除此而外，很少见到再有较为详细的考察，似乎后晋所见唐代文献就只有这么多了。加之对《旧唐书·经籍志》的错误认识，更助长了前述说法的流传。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旧唐书·经籍志》的编纂特点。后晋史官纂修此志，是以毋煚的《古今书录》为依据的，着录的是“开元盛时四部诸书”。至于开元以后的着述，他们不是没有见到，而是不打算混杂其中。关于这一点，志文交待得十分清楚：
天宝已后，名公各着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记礼法之沿革，或裁国史之繁略，皆张部类，其徒实繁。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5]
据此，凡是《旧唐书》中提到的各家着述，不论是“记礼法之沿革”，还是“裁国史之繁略”，亦或“诸公文集”，都是后晋史官“所闻”或所见，不应当排除其成为《旧唐书》史料来源的可能性。
首先，唐代的几部关于“礼法之沿革”的主要着述，《旧唐书·经籍志》都没有着录，但后晋时确曾为朝廷重视过。《册府元龟》、《旧五代史》都明确地记载了后晋天福四年（939），也即诏修唐史的前二年，关于纂修《大晋政统》的一番争议。左谏议大夫曹国珍上奏道：
请于内外臣僚之中，择选才略之士，聚《唐六典》、前后《会要》、《礼阁新仪》、《大中统类》、律令格式等，精详纂集，别为一部，商议古今，俾无漏略，目之为《大晋政统》，用作成规。[6]
后晋高祖石敬塘以其所奏“甚为允当”，即命太子少师梁文炬等十人为详议官。事虽未成，但曹国珍提到的那几部书，当时显然是见得到的。在《唐六典》之外，所谓 “前后《会要》”，即是苏弁、苏冕兄弟所撰《会要》与崔铉监修的《续会要》，这在《旧唐书》都有记载。《苏弁附苏冕传》称：“冕缵国朝政事，撰《会要》四十卷，行于时。”《宣宗纪》大中七年记道：“崔铉进《续会要》四十卷，修撰官杨绍复、崔瑑、薛逢、郑言等。”《大中统类》，在《宣宗纪》、《刑法志》、《刘瑑传》都有详细记载：大中五年四月，刑部侍郎刘瑑“选大中以前二百四十四年制敕可行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条，分为六百四十六门，议其轻重，别成一家法书，号《大中统类》，奏行用之。”[7]唯独《礼阁新仪》一书，《旧唐书》中只字未提，由《新唐书·礼乐志一》知其为宪宗元和十一年韦公肃“录开元已后礼文损益”而成。《旧唐书·李汉传》中，仅有韦公肃在宪宗时议礼仪的记载，称其“理甚精详”，“请举而行之”。至于“律令格式”，凡《旧唐书·刑法志》中涉及到的各次删定，无论开元以前、开元之后，都是后晋时见到了的。
此外，尚有不少“记礼法之沿革”的撰述，《旧唐书·经籍志》虽未着录，却在纪、志、传中有记载，不仅见到了，而且还成为重要的史料来源。例如，《玄宗纪上》、《礼仪志一》都记述了开元二十年九月所成《大唐开元礼》150卷，颁所司行用之。又如，《德宗纪下》、《杜佑传》都记载了贞元十七年杜佑自淮南进《通典》200卷，“大行于时”，“为士君子所称”。再如，《礼仪志五》、《王彦威传》不仅记述了王彦威“于礼阁掇拾自隋已来朝廷沿革、吉凶五礼，以类区分，成三十卷献之，号曰《元和新礼》（按：通常称作《曲台新礼》）”[8]，还注意到宪宗以后围绕“王彦威《曲台礼》”的多次辩论。
其次，对于《经籍志》中提到的天宝以后“裁国史之繁略”的撰述，也作一点考察。
为了说明情况，先对唐代的实录、国史简要追溯一下。自太宗始，在修前代史的同时，又设置了专修国史即本朝史的机构――史馆，并逐渐形成系统的组织、明确的条规，把积累史料、编纂国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走向制度化。二百多年间，依靠官府的力量，形成两个关于唐代历史的基本系列，一是皇帝实录，二是本朝国史。
玄宗及玄宗以前的各帝实录，纂修情况记载不一，有一帝数部的，有卷帙不确的。代宗以下，除了德宗、顺宗之外，都是一帝一部实录，直至武宗。总括起来，后晋修唐史时，计有高祖至武宗十六帝实录，这是没有多大歧义的。
另一个系列，即唐代国史系列，情况较为复杂。国史的修撰，是从太宗时开始的。贞观元年，姚思廉撰《唐史》纪传，粗成30卷。高宗显庆元年，令狐德棻等续成80卷，名以《武德贞观两朝史》。龙朔三年许敬宗等又续为100卷，并起草十志，未半而终。武则天长寿二年，牛凤及另撰《唐史》117卷，起高祖，终高宗。长安三年，武则天命李峤、朱敬则、刘知几、吴兢等修《唐史》。据刘知几的说法，勒成80卷。吴兢又别撰《唐史》110卷、《唐春秋》30卷。其后，韦述因高宗以来国史虽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始定类例，补遗续阙”，修成纪传体《国史》113卷，包括《史例》1卷，史称其“事简而记详，雅有良史之才”[9]。安史之乱起，韦述“抱《国史》藏于南山”，肃宗至德二载于休烈请访求史籍，韦述才以其所藏送官。之后，唐代国史的修撰，各类记载纷纭。其中，《崇文总目》的说法较为清晰：
《唐书》一百三十卷。唐韦述撰。初，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讫于开元，凡一百一十卷。述因兢旧本，更加笔削，刊去酷吏传，为纪、志、列传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而史官令狐峘等复于纪、志、传后随篇增缉，而不知卷帙。今书一百三十卷，其十六卷未详撰人名氏。[10]
该书因是韦述“始定类例”，又有《史例》1卷，所以署“韦述撰”。韦述因吴兢旧本增至112卷，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共成114卷。史官令狐峘于纪、志、传后“随篇增缉”，总成130卷，则“未详撰人名氏”的16卷，显然是出自令狐峘了。而且，令狐峘是《代宗实录》40卷的纂修者，这里于肃宗之后“随篇增缉”者，自然主要是代宗一朝的史事。由此可以断定，这部130卷的《唐书》，是记述高祖至代宗162年间史事的纪传体史书。这也正符合后晋贾纬的说法，“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
纪传体国史，在令狐峘以后便不再有续修了。受肃、代之际新起《春秋》学影响，其后编年史风大起，唐代的国史转而为编年体了。韦述在纪传体《唐书》的同时，还有编年体《唐春秋》30卷。柳芳续韦述《唐书》之后，也另撰《唐历》40卷，起隋恭帝义宁元年，迄唐代宗大历十三年，“以叙制度为详”。宣宗大中五年，崔龟从监修《续唐历》30卷，起代宗大历十三年，尽宪宗元和十五年。[11]这些有关唐代历史的着述，或叫作“裁国史之繁略”者，在《旧唐书》的韦述、柳芳、崔龟从等人的传记中，都有较详的记载。依照《经籍志》的说法，这些撰述在后晋时是见到过的，现今的研究当中也很少有疑义。
除此以外，《旧唐书》纪、传中还记载有不少《经籍志》未着录的“裁国史”之作，择要举其一、二。《文宗纪下》、《李德裕传》分别记录了大和八年李德裕进《御臣要略》以及《次柳氏旧闻》3卷，又有《会昌伐叛记》、《文武两朝献替记》，皆“行于世”。《文宗纪下》、《王彦威传》都记有开成二年王彦威“纂集国初已来至贞元帝代功臣，如《左氏传》体叙事，号曰《唐典》，进之”[12]。《蒋乂传》称：“乂居史任二十五年，所着《大唐宰辅录》七十卷，《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四十卷。”又《马总传》以其“公务之余，手不释卷，所着《奏议集》、《年历》、《通历》、《子钞》等书百余卷，行于世”。其中，《年历》、《奏议集》都是记录唐代的“杂事”或集录唐人的“奏疏论议”之作。应当提起注意的是，上述举例中，王彦威《唐典》70卷、蒋乂《大唐宰辅录》70卷以及《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40卷，都是赵翼认定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载而《旧唐书》“所无着”。
下面，再来谈《经籍志》“不录”而“见本传”的“诸公文集”。
唐人文集，《新唐书·艺文志》着录不下400种，而《旧唐书·经籍志》仅有百余种。陆贽、韩愈、杜牧等人的文集，都是《旧唐书·经籍志》“所无者”，但《旧唐书》有关传记却大量采录了他们文集中的文字。从前面的考察中知道，自德宗起唐代再未修撰纪传体国史，只有皇帝实录。据现存的韩愈所修《顺宗实录》和《资治通鉴考异》所引唐代实录，我们可以知道，《实录》叙事至某大臣卒，往往插入追述其生平的传记，只记其历官、政绩等，不录表疏奏章。《顺宗实录》卷4叙陆贽，从“贽字敬舆，吴郡人也”起，至“卒于忠州，年五十二”，是整个《顺宗实录》中最长的一篇人物传。《旧唐书·陆贽传》也是全书人物传中的一巨篇，一人独占一卷。两相对照，最为明显的差异就是：《旧唐书·陆贽传》中的六则长篇上疏，《顺宗实录》中只字不提。显然，后晋史官不可能从“实录旧本”中取材。而陆贽的这几篇奏疏，都见于宪宗时韦处厚所编的《陆贽论议表疏集》。《陆贽传》除了参取《顺宗实录》外，更主要地是沿引了陆贽文集，这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韩愈，唐代实录中是如何记述的，现已难加稽考。但是，《旧唐书·韩愈传》却有这样的记述：“愈所为文”，“自成一家新语”，“有文集四十卷，李汉为之序”。而且，传中详录了他的《进学解》、《论佛骨表》、《潮州刺史谢上表》和《鳄鱼文》。这足以表明，在传写韩愈时，后晋的史官一定是翻检过《昌黎先生集》（或《韩昌黎集》）的。
直接从文集中转录而成《旧唐书》人物传的，也为数不少。以现今传世的唐人别集看，数量最多、最集中的是墓志铭。仅《全唐文》、《唐文拾遗》所收唐人所撰墓碑传记，就接近一千篇。撰写墓志碑铭的，又多是一代名家。开元盛时，张说在撰写墓志方面的成就最大，与史传竟似如出一手。如其《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简直就是《旧唐书·裴行俭传》的蓝本。而《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与《旧唐书·王方翼传》则如出一笔。其后，便是权德舆，所撰墓志碑铭在80篇以上。内中，记述公卿的碑传，大都可与史传相参校。韩愈所撰墓志碑铭，数量仅次于权德舆，与张说大致相当，在60篇左右。他如柳宗元、白居易、杜牧等还自撰墓志。书中《杜佑附杜牧传》，完全是抄录杜牧的《自撰墓志铭》而成。这篇墓志收录在杜牧外甥所编《樊川文集》中，而且传文又提到此集，后晋史官无疑是采用了杜牧文集的。
以上三例说明，唐人文集无论《旧唐书·经籍志》是否着录，都是后晋史官纂修《旧唐书》的一项重要史料来源。尤其是德宗以后的人物传，事迹多据文集中墓志碑铭，奏疏更是直接节录自相关的文集了。应当说，这在当时是一条“捷径”。
在《旧唐书·经籍志》提到的“记礼法之沿革”、“裁国史之繁略”以及“诸公文集”三个系列的史源之外，还有未曾提及、于未着录的杂史、小说之类的资料来源问题。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三年七月乙丑，有“罗士信为王世充所围”一事。《考异》征引了《太宗实录》、《旧唐书·太宗纪》、《单雄信传》和刘餗《小说》。经考证认为，《旧唐书》记载失误，是承袭了刘餗《小说》所致。司马光的这一考证，表明《旧唐书》的确参考过刘餗的《小说》，只不过是参考错了而已。
当然，更有采录杂史原文的诸多例证，后文将作详述，这里仅举一简单的实例。李肇的《国史补》卷上有“李勉投犀象”条，其文为：“李汧公勉为岭南节度使，罢镇。行到石门停舟，悉搜家人犀象，投于江中而去。”《旧唐书·李勉传》记述：大历四年，除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及代归，至石门停舟，悉搜家人所贮南货犀象诸物，投之江中。”就目前可见唐代杂史，极有可能是直接采录自《国史补》。
总而言之，《旧唐书》的取材，绝不仅仅限于唐代的国史、实录，也不应当以其《经籍志》着录的“有无”为判断标准。应该说，代宗以前的纪传体国史，穆宗以前的编年体唐史，武宗以前的各帝实录，宣宗以前有关“礼法之沿革”的各种典志，以及大臣奏议、诸公文集，乃至杂史、小说，《旧唐书》的纂修者都曾采摭。而这些文献，绝大多数已经亡佚，仅仅凭借《旧唐书》才得以程度不同的保存！
在获得了以上的基本认识之后，下面分别对《旧唐书》志、列传的史料来源进行具体考察。
二
自宋以来，历代都以《新唐书》胜于《旧唐书》，再也无人过问《旧唐书》“十一志”的情况。为此，这里多作一点考察，以见新、旧两书各志的优劣。
总的来讲，《旧唐书》各志基本上是代宗以前为详，德宗至武宗渐略，宣宗以下寥寥无几。这种现象固然与整个史料来源情况直接相关，但也应看到唐代后期值得载入史册的定制原本就不多。大凡志中涉及到的唐后期的制度，多数都是较为重要的内容。因而，有的志的编纂情况就更应当引起重视了。下面，依次进行考察。
《礼仪志》7卷，主要依据《大唐开元礼》150卷改编，这似乎是公认的事实，但应作进一步的分析。就其编排顺序而言，不是按照吉、宾、军、嘉、凶五礼来叙述的，而是依《通典》的郊天、明堂、封禅、社稷、宗庙、袷禘、五服、缞裳等项分卷记叙的。所以，应该说：记玄宗以前的礼仪，取材主要采自《大唐开元礼》，编排主要沿袭《通典·礼》。玄宗以后，取材较为复杂。德宗贞元中，太常礼院修撰王泾“考次历代郊庙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号，而图其坛屋陟降之序，为《郊祀录》十卷”[13]。整部《旧唐书》虽然有四处提到王泾其人，却无一处点出《大唐郊祀录》其书，《礼仪志》似未采用其书。前文曾经提到，宪宗元和十一年韦公肃《礼阁新仪》30卷，后晋史官虽然见得到，但《旧唐书》却未涉及，多少有些奇怪。接下来，便是元和十三年王彦威《曲台新礼》30卷，“集开元二十一年已后至元和十三年五礼裁制敕格”[14]。这显然是继《大唐开元礼》的一部续作。《旧唐书》中，不仅《宪宗纪》、《王彦威传》都记述了《曲台新礼》这部书，而且《王彦威传》通篇都是记其“议礼”生涯的，足以显见后晋史官是十分了解其人而又见到其书的。就《礼仪志》本身来看，在叙及穆宗至文宗议礼之事时，多次引录王彦威奏。《志五》记昭宗大顺元年将行禘祭，有司请以敬宗、文宗、宣宗三太后袝享太庙，便是因为“旧章散失，礼院凭《曲台礼》”进奏的。尽管博士殷盈孙“非之”，朝廷仍然“依行之”。这一记载表明，《曲台新礼》对穆宗以后的礼仪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旧唐书》纂修者也注意到了。文宗以后的礼仪，主要围绕宗庙、袷禘有过几次争议，集中在《志五》、《志六》，显然是后晋所搜集到的一些散篇，经过编缀而成。总起来说，《礼仪志》取材主要源自《大唐开元礼》、《曲台新礼》和文宗以后的一些散见的礼仪奏章，而编纂体例则沿用《通典·礼》。《新唐书》合《旧唐书》的“礼仪”、“音乐”为“礼乐”，其“礼”的部分主要是变换体例，按照“贞观、开元”的“五礼之文”损益。
《音乐志》4卷，有的论者认为，其文字“多本于《通典》”。如果说这是指关于唐代沿革、乐器，指歌、舞及其乐曲，指清乐、四方乐、散乐及坐立部伎等主要内容，是不错的。但这些只是4卷书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并不是全部。实际情况应当是这样：《志一》主要依据前后《会要》，并参照《通典·乐》。具体而言，志文中“高祖受禅，擢祖孝孙为吏部郎中”以下，至贞观十四年敕、八八座议定“七庙登歌”的记述，是分见于《通典》卷143《历代制造》、卷147《郊庙不奏乐庙诸室别舞议》，而在今本《唐会要》中则是顺序地排在卷32《雅乐上》，更便于直接采录转引。志文中的“麟德二年十月制曰”以下，至仪凤三年（678）七月以前的记述，《通典》在卷147《郊庙宫悬备舞议》，《唐会要》在卷32《雅乐上》。以下记“乾元元年”事，见《唐会要》卷33《雅乐下》；记“贞元间”事，见《唐会要》卷33《诸乐》；记“大和三年八月太常礼院奏”，见《唐会要》卷33《凯乐》。这都是超出《通典》记事下限的部分。《志二》主要本于《通典》卷144、145、146的《乐四》、《乐五》、《乐六》各篇，并参取了前后《会要》。惟其记“广明”以后事，直接至结尾，与今本《唐会要》卷33《雅乐下》所记“广明”以后事全同。苏冕《会要》、崔铉《续会要》记事下限分别为德宗、宣宗，而王溥《唐会要》后晋时根本就没有形成。志中的这段记事与今本《唐会要》的这段文字，显然同出一源，即昭宗时修奉乐悬使、宰相张濬及太常博士殷盈孙等修订乐悬的论议、奏疏。《志三》、《志四》则不本于《通典》及前后《会要》，似为后晋太常所保存或搜集的“诸庙乐章舞名”，这在后晋纂修《旧唐书》的总体筹划当中是有明确规定的。当然，有些是早已汇集成册的，如开元二十五年太常卿韦縚令太常博士、太乐、郊社令等员“铨叙前后所行用乐章为五卷”。也有收入文集当中的，如武则天大享昊天乐章12首、享明堂乐章12首，等等。这类乐章之书，有些今天尚可见到，有些只能借助本志知其大概了。《新唐书》合“礼乐”为一志，“乐”附于“礼”，仅2卷，较本志减少一半篇幅。
写到这里，应当提出今本《唐会要》来说一说，因为下面还会多次涉及。通常所说今本《唐会要》，是指“武英殿聚珍版书”所收，仅缺卷7、卷8、卷9、卷10，是现存最完整的王溥新编全本《唐会要》。王溥新编，是在苏弁、苏冕兄弟《会要》40卷、崔铉监修《续会要》40卷基础上，采集宣宗以后政事，重加厘定所成，共计100卷。元、明之际，苏氏、崔铉前后两次所修《会要》亡佚，王溥新编也出现错杂和缺卷。从以上的对照和下面的对照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凡今本《唐会要》与《旧唐书》中记事内容、叙述文字全同者，都可以说是苏氏《会要》、崔铉《续会要》原文。反转过来，又证明王溥新编《唐会要》，对于苏氏、崔铉两《会要》很少改动，只是续补宣宗以后要事。这对我们认识今本《唐会要》的史料价值，也有间接意义。
《历志》3卷，应当是本于韦述《唐书》。其序文虽然追述了肃宗《至德历》、代宗《五纪历》、德宗《正元历》、宪宗《观象历》，并称“其法今存”，但紧接着写道：“前史取傅仁均、李淳风、南宫说、一行四家历经，为《历志》四卷。”所谓的“前史”，既有《历志》，又包括一行历经的，只能是韦述的纪传体《唐书》。其傅仁均历经，是指高祖时《戊寅历》，行于太宗之世。李淳风历经，即《麟德历》，行于高宗之世。南宫说历经，即《景龙历》，为中宗时所造。一行历经，即《大衍历》，行于玄宗之世。由于《景龙历》“不经行用，世以为非”，后晋史官“略而不载”。他们“但取《戊寅》、《麟德》、《大衍》三历法，以备此志。”本志的史源，序文交待得再清楚不过了。《新唐书·历志》较本志大增，通记唐代290余年8次修改历法，还备录了一行《历议》12篇，补充了反映中外历法交流的《九执历》及翻译情况。有关“三历法”的记载，两书当互校。
《天文志》2卷，大部分内容、文字都与今本《唐会要》卷42、43、44的相关记载同。《志上》自“玄宗开元九年，太史频奏日蚀不效，诏沙门一行改造新历”，至“无几而铜铁渐涩，不能自转，遂收置于集贤院，不复行用”的大段文字，与《唐会要》卷42《浑仪图》载（开元）“九年，太史频奏日蚀不效”以下文字全同。志中所载“诸州测景尺寸”，自林邑国至蔚州横野军，除无河南府外，其余与《唐会要》卷42《测景》相关部分，不仅正文相同，连小注也都一样。《志下》“灾异”中关于日蚀的文字，与《唐会要》卷42《日蚀》的记载同，只是无宣宗以下的情况。这更加证明，本志是采自宣宗初年以前成书的《会要》、《续会要》了。其中的小有不同，当是辗转抄录中的疏略所致。关于彗星、五星临犯、星聚、流星、杂灾变等，大体与《唐会要》卷43《彗孛》、《五星临犯》、《星聚》、《流星》等类目前半部分的记述相同，是采自苏氏《会要》相关文字纂成的。《志下》的“灾异编年，至德后”这一部分，则超出《唐会要》所记，不少内容都见于各帝纪。这一部分内容，极可能是后晋史官以肃宗至武宗各帝实录为线索，再参照《续会要》及司天台有关记载，综合编纂而成。说到《志下》一定参照了《续会要》，还有一个铁证未曾被人注意过。在志的结尾部分，有一项叙述太史局、司天台沿革、设官的内容。这本来是《职官志》的内容，在《职官志二》秘书省有详细记述。何以《天文志下》会有此一项叙“旧仪”的文字呢？原来，《唐会要》卷44在记述各项灾异之后，专有《太史局》一目。稍加对照，便知《天文志下》的“旧仪”，是直接节录《太史局》之文而成。《新唐书·天文志》虽多1卷，但两书志互有详略，可以彼此补充订正。
《五行志》1卷，记地震、山崩川竭、水灾、雷电风雪、虫灾、火灾及杂灾变等，大体见于《唐会要》卷42《地震》，卷43《山摧石陨》、《水灾上》，卷44《水灾下》、《木冰》、《螟蜮》、《火》、《杂灾变》及卷28《祥瑞》等目类。除火灾有一条“大顺二年”事外，其余各事下限都无超出“大中七年”《续会要》成书这一年的。据此，本志也当是以前后《会要》为主要史源，并参取各帝实录、有关奏疏而成。《新唐书》增为3卷，所记灾害现象超过本志。
《地理志》4卷，篇幅最长，虽其序文称“今举天宝十一载地理”，但志中记府、州沿革，一般都是起武德，至乾元，然后列“旧领县”、户、口，再举天宝户、口。以这样的体例推测，最有可能采录于韦述《唐书·地理志》，起高祖，至代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本志与《通典·州郡》、《唐会要·州县改置》以及《元和郡县图志》，写法都不相同。而贾耽《贞元十道录》虽然也是4卷，与本志分道、卷数相同，但却不见于《贾眈传》，后晋史官似未见其书，甚至不知有此书。两个方面的推测，都无法排除本志以韦述《唐书·地理志》为史源的可能性。志中个别地方记事，有至唐末者。如《志一》陕州大都督府，自隋义宁元年，写至唐哀帝即位。这是因为，广德元年十月吐蕃犯京师，“车驾幸陕州”，以为大都督府；天祐初，昭宗“驻跸陕州，改为兴德府”；哀帝即位后，又复为大都督府。这些都与皇帝的行踪直接关联，因而破例记述，并源于实录，取材最方便。《新唐书·地理志》更为完整地反映唐代地理沿革情况之外，主要是在地志编纂体例方面的成就。就考察唐代地理沿革而言，两志谁也无法取代谁。
《职官志》3卷，主要记述代宗以前设官情况，但未取韦述《唐书》。《志一》“录永泰二年官品”，《志二》、《志三》的许多文字直接录自《唐六典》及当时尚存的《宫卫令》、《军防令》等。代宗以后的制度，以德宗朝的变革补入最多。在“武官”一项中，记左右神策军、左右神威军、六军统军、十六卫上将军，基本都是补述的德宗贞元年间的制度，主要采录的是诏敕等文献。《新唐书·百官志》较本志有增也有删，所增者虽为新的补充，却又嫌过简；而所删改处不仅不应该，还有重要失误。两书志各有特点，须当相互参校。
《舆服志》1卷，记玄宗以前制度，采自《大唐开元礼》各相关部分。其中，显庆元年长孙无忌与修礼官上奏、开元十一年冬中书令张说奏、开元二十六年肃宗升为皇太子以下的文字、仪凤（二）年太常博士苏知机上表以及崇文馆学士校书郎杨炯奏议，均与《唐会要》卷31《裘冕》所记同。志中景龙二年七月刘子玄进议，又见《唐会要》卷35《释奠》。志末太极元年左司郎中唐绍上疏，亦见《唐会要》，只是前半段文字在卷38《葬》，后半段文字在卷83《嫁娶》。据此，则本志采录《大唐开元礼》的同时，还以苏氏《会要》为另一重要史源。《新唐书·车服志》对本志有所增减，互为详略，当以本志参取新志，作为补充。
《经籍志》2卷，节取毋煚《古今书录》，即其序文所说：“今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以表艺文之盛。”《新唐书·艺文志》扩为4卷，在每一部类都用“着录”、“未着录”来表明两书志着录图书的区别，颇有意义。
《食货志》2卷，与其他各志不同，没有前密后疏的问题。就其所记内容而论，代宗至宣宗之事详于玄宗及玄宗以前。在纂修《旧唐书》最初的总体计划中，只提到礼、乐、刑法、、天文、律历、五行、职官、郡国及经籍九志。[15]后来，在纂修当中以“礼志”为《礼仪志》，以“律历志”为《历志》，以“郡国志”为《地理志》，增《舆服志》、《食货志》。《舆服志》可以说是从原计划的“礼志”分离而成，《食货志》的增立，则是唐代注重“食货”思想的反映。后晋史官在纂修《旧唐书》的进程中，对于唐代社会逐渐有较深刻的认识，加之最后一任监修刘昫在后唐、后晋都以宰相判三司，总管盐铁、户部、度支，必然要注意唐代中后期以来的钱谷、货物，因此增立了《食货志》。食货制度变革最明显，不在唐前期，而在德宗前后，故其序文叙述到德宗，强调“大抵有唐之御天下也，有两税焉，有盐铁焉，有漕运焉，有仓廪焉，有杂税焉。今考其本末，叙其臧否，以为《食货志》云。”这就是本志详于唐中后期的原因。其取材之源，主要是苏氏《会要》和崔铉《续会要》。《志上》记税制，自开元八年正月敕以下，二十二年五月敕、二十五年三月敕、天宝元年正月一日敕、广德元年七月诏、大历四年正月十八日敕、八年正月二十五日敕、建中三年五月增税钱、贞元八年四月加税、元和十五年八月中书门下奏、大和四年五月崔戎奏，均同今本《唐会要》卷83《租税上》、卷84《租税下》两卷书所记。叙钱币，自建中元年九月至会昌六年二月，与《唐会要》卷89《泉货》所记同，尤其是元和三年五月以下，除宝历元年八月一事外，一条不差。《唐会要》中，会昌以后尚有天祐二年事，自是王溥所补。而本志钱币事只到会昌六年，显然是迻录于崔铉《续会要》。《志上》所记其他制度，依次见于《唐会要》卷88《盐铁》、《盐铁使》、《盐池使》等类目。《志下》依次对应于《唐会要》卷87《漕运》、《转运盐铁总叙》，卷88《仓及常平仓》，卷84《杂税》，卷88《榷酤》所记。对应于《转运盐铁总叙》的记事，自建中元年三月至大中六年，《志下》所记基本上是一条不差。该项下，《唐会要》尚有大中十年至天复中的记事，而本志则止于大中六年，表明也是源于《续会要》。统观本志记事，玄宗及玄宗以前，文字与《唐会要》多所不同；而德宗至宣宗，则与《唐会要》大都相同。这一事实说明，当后晋史官决定增修《食货志》之后，便取韦述《唐书·食货志》作为代宗以前底本，而取前后两《会要》作为德宗至宣宗间的主要史源，按照序文的思想纂集成篇。《新唐书·食货志》增多3卷，其俸禄制度为本志所无。而两书志都记述的基本制度，则异多于同，应细加参校，相互补正。
《刑法志》1卷，前文已经谈过，后晋诏修《旧唐书》的前二年曾欲纂集《大晋政统》，提到的以《大中统类》、律令格式，即是本志的主要史源。刘瑑《大中统类》起贞观元年，至大中五年，差不多已经是唐代的刑法通志了。本志除了简单追述高祖约法十二条、受禅制五十三条格、武德七年新律，即以太宗即位起详加叙述，迄于大中七年张戣进《大中刑法统类》，表明其主要依据就是这两部《统类》。《新唐书·刑法志》较本志为简，当以本志为主参以新志。
总上所考，《旧唐书》“十一志”基本不是采用唐代实录、国史“旧本”，而是以“记礼法之沿革”的各项“专史”为主要史源的，如《大唐开元礼》、《唐六典》、《通典》、《会要》、《续会要》、《曲台新礼》、《大中统类》以及律令格式等。这在整个两《唐书》研究中，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重要问题。
三
《旧唐书》列传的取材情况，比起“十一志”来更为复杂，历来也没有较系统的考察。虽然探寻起来很是困难，但也还是有不少线索可寻。
全书列传150卷，若以点校本目录为统计依据，其立传者（包括附传、有目无传者，除去重复）1820余人，周边政权45个。现就所见，分别考论。
关于人物事迹，大致有三种纂集办法。
第一，吴兢、韦述《唐书》中有传者，后晋史官大都用为主要史源，或直接迻录，或略作编排。
吴兢在武则天长安年间曾奉诏参预《唐史》的修撰，玄宗开元中又“参详旧史，撮其指要”，撰成《贞观政要》。我们可以看到，《旧唐书》中房玄龄、杜如晦、李靖、王珪、魏征、虞世南、马周等传，与《贞观政要》卷2《任贤》篇所记此8人的主要事迹，除有繁简之别外，文字全同。其他篇章，也有不少类似情况。这表明，吴兢所参详的“旧史”，正是他曾经参预修撰的《唐史》，只是《贞观政要》“撮其指要”，因而较为简略罢了。由此可以推断：《旧唐书》中房玄龄等8人传记，与《贞观政要》同出一源，即吴兢参预修撰的《唐史》。
此外，人们通常爱举《刘仁轨传》有“史臣韦述曰”，用以证明《旧唐书》沿引“旧史之文”。再深入一步考察，则可以得出三点推论：一是韦述《唐书》是续吴兢等《唐史》而成，因为刘仁轨在高宗、武则天时为相，卒于垂拱元年，吴兢等在长安年间奉诏修《唐史》，自当为刘仁轨立传。而韦述上距刘仁轨卒70余年，对刘仁轨一生事迹发议论，只能在吴兢等所修传记基础上进行。二是《戴胄附戴至德传》也本于韦述，因为《刘仁轨传》后的那段“史臣韦述曰”是将刘仁轨与戴至德作过比较的，而《戴至德传》又是有呼应的，印证着韦述所说“高名美称，或因邀饰而致远；深仁至行，或以韬晦而莫传”。三是与刘仁轨编在同一卷书中的郝处俊、裴行俭传也应源于韦述《唐书》，因为郝、裴二传是在刘仁轨传“史臣韦述曰”之后，而卷末未署名的“史臣曰”也将刘栾城、裴闻喜、郝甑山并称，与韦述称刘仁轨为刘栾城如出一辙。这种不称名而称爵邑的称谓，只出于本朝尊呼前辈，绝非易代之后史官之词。因此，郝、裴二传亦当源自韦述《唐书》。需要交待一点的是，前面已经叙及《裴行俭传》以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为素材、蓝本，是指原始依据。韦述因之，再补入裴光庭事，撰成史传。后晋史官两相参校，成为今天所见《裴行俭传》。张说碑铭、韦述史传，在这里俱可谓《旧唐书》某些人物传记的史源。
第二，韦述《唐书》以后的人物，后晋史官多据各帝实录进行剪裁。
再以韩愈《顺宗实录》与《旧唐书》相关列传作以对照。《顺宗实录》中有7篇人传，即卷3的张荐、令狐峘，卷4的张万福、陆贽、阳城，卷5的王叔文王伾、韦执谊传。这些人物传，都是规模完具、首尾齐备的全传。对照《旧唐书》列传中的这几个人物，除了不记言外，只有取舍详略和文字繁简的差异，并无规模、形制方面的不同。《顺宗实录·张荐传》叙其祖父张文成，只有“博学，工文词，性好诙谐，七登文学科”，较《旧唐书·张荐传》少400余字。其叙张荐本人，因韩愈只是“着其系于政者”而“削去常事”[16]，故比较《旧唐书》为简。《实录》中的令狐峘、张万福、阳城三传，则与《旧唐书》卷149、152、192的相关各传基本相同，如出一辙，仅文字稍简而已。韦执谊、王叔文、王伾3人同在《旧唐书》卷135，与《实录》中3人传互有详略，虽写法不尽相同，但史实、规模并无差异，只是《实录》叙韦执谊较《旧唐书》多了一点其从祖兄韦夏卿的事。而韦夏卿，《旧唐书》单独有传。
《旧唐书》列传剪裁各帝实录，还有一种情况，即以实录中的记事补叙到相关人物传中。如《玉海》卷174《唐河北三受降城》条下，引有一段《唐宪宗实录》原文：
（元和）八年七月辛酉，李光进请修东受降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请移其兵于天德故城，李绛、卢坦以为：“城当碛口，据虏要冲，得制匈奴上策，丰水美草，边防所利。今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奈何舍万代久安之策，为一时省费之谋？况天德故城僻处确瘠，去河绝远，烽候不接。虏忽唐突，是蹙国二百里也。”故城使周怀义奏利害，与绛、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骑士隶天德军。
这一大段文字，几乎被完整地迻录于《旧唐书·卢坦传》中。顺便提示一句，今本《唐会要》卷73《三受降城》也记及此事，但稍简，又误作“元和十二年九月”，故知《旧唐书·卢坦传》这一部分内容源于《宪宗实录》。
第三，国史、实录失记或记述不完整的人物，其纂集情况更难考察，只能提出一些线索，以备进行深入探寻。
后晋史官在审视唐代基本史料时，已经注意到国史、实录中传记“漏落”的问题。例如，在评述令狐峘所修《玄宗实录》100卷、《代宗实录》40卷时，特别指出：
着述虽勤，属大乱之后，起居注亡失，（令狐）峘纂开元、天宝事，虽得诸家文集，编其诏策，名臣传记十无三四，后人以漏落处多，不称良史。[17]
对于国史、实录中人物传记“漏落”的补救措施，后晋史官在制定总体计划时就已经考虑到了，。监修宰臣赵莹在奏报修史计划中，专有一段关于列传的文字：
隋唐已来，勋书王府，故士族子弟多自纪世功，备载简编，以光祖考。……请下文武两班及藩侯郡牧，各叙两代官婚、名讳、行业、功勋状一本。如有家谱、家谍，亦仰送官，以凭纂叙列传。[18]
由此可知，《旧唐书》传述中唐以后人物，以家谱、功勋状等为主，再综合实录、杂史、小说中相关史事，并参取各家文集，条贯而成。
以家谱、功勋状为基本依据的传记，例证比较明显的，赵翼所指“《崔元翰传》谓李汧公镇滑台，辟元翰为从事”，“《薛伾传》谓尚父汾阳王召置麾下”，“此并是元翰、伾家状送入史馆者。”[19]这两个人物，都是中唐以后步入仕途的，宪宗时卒官。正因为肃宗、代宗实录中缺漏人物传记，唐代史官便开始采录家状，以致宪宗之后家状成为史官们的一项重要议论话题。李翱曾专门为行状问题上奏，“请作行状者，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20]。宪宗以撰录行状者“多非佐史，既乖事实，又违格文”，特降敕旨，“令门下佐史撰录行状，以凭详覆”[21]。韩愈在宪宗时为史官，杜牧在文宗时为史官，都撰录有供后人“详覆”的行状。被方苞誉之为“韩文之最详者”的《赠太尉董公行状》，与《旧唐书·董晋传》一对照，立刻发现后晋史官一定是“取公之行状为之”，“其增补者不一二尔”。这是因为韩愈曾经作过董晋的观察推官，直至董晋卒去，故其“知晋行治甚详”。[22]也是同一缘故，司马光批评韩愈作行状是“扬美盖恶”，因而在《资治通鉴》中只是“略取《行状》”而已。[23]杜牧的《赠礼部尚书崔公行状》也是一长篇，《旧唐书·崔邠附崔郾传》却简略得多，除去“直取穆宗时事文饰以为郾谏辞”[24]外，基本史实相符。韩愈、杜牧这等一流大手笔所撰行状之外，更多的行状送到史馆以后，即由史官与官方有关文献，若实录、时政记、日历以及各项公文等“详覆”。不符者，以这些文献核准。史事不足者，则以官方文献和其他载籍，如杂史、小说等作补充。有重要论议者，再参照其人文集，酌情采录。核以实录，参取文集，前文分别都已举有实例，此处不再赘述。下面，着重考察用杂史、小说来补充国史、实中“漏落”人物事迹的情况。
限于篇幅，这里只选取三种传世的杂史或小说来与《旧唐书》中的人物事迹作对照。一是《经籍志》“所无者”而本传有记载的郑处诲《明皇杂录》，二是《旧唐书》只字皆无的刘肃及其《大唐新语》，三是连作者和成书时间都需要考定的《大唐传载》。
先说郑处诲的《明皇杂录》。高力士的事迹，在玄宗一朝自然有较为详实的文献记录。而其被贬之后的经历，官方文献不再记述。后晋史官在传写高力士时，并没有局限于官方记载，而是注意到采录杂史作为补充。《宦官列传》中所传高力士，自肃宗时被贬，至代宗初而卒，便是取郑处诲《明皇杂录》补写的。甚至连高力士因伤感而寄意的4句五言诗也都转录过来，陈寅恪先生对此已有考证。[25]
《旧唐书》传记与《大唐新语》的关系，实在值得认真探讨，因为两者的雷同之处确实太多。现择录一段传文，列表加以对照：
《旧唐书》
《大唐新语》
《李靖传》：太宗初闻靖破颉利，大悦，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于是大赦天下，酺五日。御史大夫温彦博害其功，谮靖军无纲纪，致令虏中奇宝，散于乱兵之手。太宗大加责让，靖顿首谢。久之，太宗谓曰：“隋将史万岁破达头可汗，有功不赏，以罪致戮。朕则不然，当赦公之罪，录公之勋。”
《容恕》：李靖征突厥，征颉利可汗，拓境至于大漠。太宗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今暂劳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首，耻其雪乎。”群臣皆呼万岁。御史大夫温彦博害靖之功，劾靖军无纪纲，突厥宝货，乱兵所分。太宗舍而不问。及靖凯旋，进见谢罪，太宗曰：“隋将史万岁破突厥，有功不赏，以罪致戮。朕则不然，当舍公之罪，录公之勋也。”[26]
这样的例证，还可以举出不少。如《旧唐书》中《许敬宗传》与《大唐新语》中《谀佞篇》，《狄仁杰传》与《举贤篇》，《韦景骏传》与《政能篇》，《来俊臣传》与《酷忍篇》，《安金藏传》与《忠烈篇》等，所记相关史事，都如出一手。
《旧唐书》列传与《大唐新语》记事如此雷同，原因不外有三：一是都录自国史、实录。但以刘肃的阅历，似无可能完整地接触过国史、实录。二是《旧唐书》录自国史、实录，而《大唐新语》则转录自其他史籍。但是，迄今尚不知有这样的史籍，甚至连一个小小的县令韦景骏的事迹都记述得那样生动、细致。[27]三是《旧唐书》确曾转引过《大唐新语》，以致有如此多的记事竟似出自一手。
就是作者和成书时间都需要考定的《大唐传载》，也有与《旧唐书》列传记事全同的文字，一是关于唐临性情宽仁的，二是说韩皋知音律的。
先看关于唐临的记述。《大唐传载》写道：“唐公临性宽仁，多慈恕，欲吊丧，令家亻童归自取白衫。亻童仆误持余衣，惧未敢进。临祭，公谓之曰：‘今日气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又令煮药，不精，潜其故，又谓曰：‘今日阴晦，不宜服药，可弃之。’终不扬其过也。”[28]
《旧唐书·唐临传》云：临“宽于待物。尝欲吊丧，令家童自归家取白衫，家童误将余衣，惧未敢进。临察知之，使召谓曰：‘今日气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也。’又尝令人煮药失制，潜知其故，谓曰：‘阴暗不宜服药，宜即弃之。’竟不扬其过，其宽恕如此。”
再看韩皋知音律的两处文字。《大唐传载》记述如下：“韩太保皋生知音律，尝观客弹琴为《止息》，乃叹曰：‘妙哉！嵇生之音也！为是曲也，其当魏、晋之际乎！《止息》与《广陵散》同出而异名也。其音主商，商为秋声，天将肃杀，草木摇落，其岁之宴乎！此所以知为魏之季也。慢其商弦与宫同音，是臣夺其君之位乎！此所以知司马氏之将篡也。广陵，维扬之地。散者，流亡之谓也。扬者，武帝后之姓也。言杨后与其父骏之倾覆晋祚也。止息者，晋虽兴终止息于此，其音哀愤而噍杀，操蹙而憯痛，永嘉之乱其应乎！比叔夜撰此，将贻后代知音，且避晋祸，托之鬼神，史氏非知味者，安得不传其谬也欤！’”
《旧唐书·韩滉附皋传》同样写道：“皋生知音律，尝观弹琴，至《止息》，叹曰：‘妙哉！嵇生之为是曲也，其当魏、晋之际乎！其音主商，商为秋声。秋也者，天将摇落肃杀，其岁之宴乎！又晋乘金运，商，金声，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晋将代之也。慢其商弦，与宫同音，是臣夺君之义也，所以知司马氏之将篡也。……魏室文武大臣，咸败散于广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广陵始也。止息者，晋虽暴兴，终止息于此也。其哀愤操蹙，憯痛迫胁之旨，尽在于是矣。永嘉之乱，其应乎！叔夜撰此，将贻后代之知音者，且避晋、魏之祸，所以托鬼神也。’”
通过以上的种种比较，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旧唐书》列传中的人物事迹取材广泛，绝不仅仅限于“实录、国史旧本”，家传、行状、墓志、文集，乃至杂史、小说，不论《经籍志》是否着录，本纪、列传是否提到，凡武宗以前的撰述，都可能是后晋史官纂修《旧唐书》人物传记的史料来源。
列传中45个周边政权的史源问题，与人物传记的情况又不相同，依次略加考索。
《突厥传》1卷，分上、下篇，编排、文字与《通典·边防》所记突厥同。具体来讲，上篇记东突厥，自“高祖起义太原，遣大将军府司马刘文静聘于始毕，引以为援”以下，依次叙处罗可汗、颉利可汗、突利可汗什钵苾、思摩、突厥别部车鼻、骨咄禄、默啜、毗伽可汗，至玄宗开元十三年起居舍人吕向上疏，纳其言而“竟不许其和亲”，与《通典·边防》十三、十四《突厥上》、《突厥中》的两卷记述全同。只是本传上篇最末的两段文字，即“十五年，小杀使其大臣梅禄啜来朝”以下，以及登利可汗之事，为《通典》所无。下篇记西突厥，则与《通典·边防》十五《突厥》下全同。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二者都直接录自韦述《唐书·突厥传》，二是后晋史官转录于《通典》。总之，两书的记载如此雷同，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回纥传》1卷，史源待考。仅从其记述内容偏重于与唐的和、战关系看，似当源于中后期的实录。
《吐蕃传》1卷，分上、下篇，基本源自国史、实录。就总体轮廓和文字叙述看，大抵与《唐会要》据97《吐蕃》同，但较《唐会要》所记为详。传末“史臣曰”多次出现“我”字，显然是唐代史官口气。上篇自贞观至永泰初，在天宝十四载之后有一段追述陇右沿革的文字，当叙至肃宗时的变动时，这样写道：“乾元之后，吐蕃乘我间隙，日蹙边城。”这当然是唐代史官的文笔。上篇止于永泰元年，似录自韦述《唐书·吐蕃传》，因而断至代宗。下篇起永泰二年，至宣宗大中三年。其中，仅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杀刺史郭锋，毁城隍，大掠居人，驱党项部落而去”，至其年“九月，韦皋大破吐蕃于维州”，与《唐会要》所记全同。其余记事，虽与《唐会要》相类，但更加详细，当另有所本。但大历八年、贞元六年、元和十三年叙事当中，多处出现“我”字，诸如“蹂践我禾稼而去”，“吐蕃陷我北庭都护府”，“吐蕃围我宥州、凤翔”等等，自然也是唐代史官的手笔。此时已无国史可采，故当源自代宗以后诸帝实录。
《南蛮西南蛮传》1卷，记沿边15个政权。其中，盘盘、真腊、堕婆登、东谢蛮、西赵蛮、牂牱蛮、南平獠、东女国、南诏蛮、骠国等10个政权，叙事与《唐会要》卷98、99、100所记相关政权同。应当注意的是，无论《旧唐书》，还是《唐会要》，在南诏事中，于大和三年都有这样一段文字：“杜元颖镇四川，以文儒自高，不练戎事。南蛮乘我无备，大举诸部入寇。”这应当是唐代史官的语气，显然两书同出一源，或是本传照录《续会要》有关文字。还有一值得提起注意的情况，即列传中西赵蛮、南平獠、堕婆登等，又与《通典》所记同。
《西戎传》1卷，记周边的14个政权。其中，泥婆罗、党项羌、天竺、罽宾、康国、波斯、拂菻、大食，与《唐会要》卷98、99、100所记相关内容同，只是相互稍有详略之别，当是同出一源而取舍略异所致。其记高昌，较《唐会要》简略，恰似节录而成。本传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传末记大食沿革，有“一云隋开皇中”以下一大段文字。有人以其是沿引《唐会要·大食国》末段文字，陈寅恪先生特别指出：《唐会要》这段文字前还有“又案贾眈《四夷述》云”[29]。就是说，《旧唐书·大食传》与《唐会要·大食国》的末段文字，都源自贾眈《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一书。贾眈于贞元十七年进献其书，在《旧唐书·德宗纪下》、《贾眈传》中都有记载。《贾眈传》记述这位宰相，不重其政绩而专详其“号地理学”的业绩，并以近半的篇幅全文载录了他进献《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的表章。很清楚，后晋史官是见到其书的，因而用以作为记述周边政权的史料来源并不奇怪。由此，似乎可以补充一句：《旧唐书》记周边政权，凡《通典》、《唐会要》所记互异的，如吐谷浑、焉耆、龟兹、疏勒、于阗，以及后面将要提到的百济、渤海、靺鞨、日本、室韦等，都有可能参取贾眈书这的相关记载。
《东夷传》1卷，记述东边的5个政权。其中，记新罗与《唐会要》卷95《新罗》永徽元年以下叙事同，稍有详略之别，都止于会昌元年。记日本，多与《唐会要》同，只在篇末补入了贞元二十年、元和元年、开成四年之事。传中也出现有“或曰”、“又云”字样，大约也是采录的贾眈之说。
《北狄传》1卷，记北疆的8个政权。其中，室韦、靺鞨、乌罗浑等，与《唐会要》卷96、99相关所记，互有详略。其记室韦，也有“又云”的大段文字。铁勒、契丹、奚、霫等，事与《唐会要》的记载同出一源，而各自取舍互有详略。在叙契丹与唐的和、战关系当中，自贞元四年下有“与奚众同寇我振武，大掠人畜而去”的记述。《唐会要》卷96《契丹》同样有“至贞元四年，复犯我北鄙”的文字，当为《德宗实录》中的载笔。
总归起来，《旧唐书》列传记周边政权沿革，也不止是采用“实录、国史旧本”。而《通典》、两《会要》以及贾眈《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等，也都是后晋史官的取材之源。
如今再来谈论《旧唐书》列传部分的史料来源，不论是人物传记，还是周边政权，都不应再囿于某一、两种传统的说法，而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用更多的例证来加以论列。
《旧唐书》本纪的史料来源，大致如赵翼所说，“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但是，内中也有诸多需加辨析之处。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此一取材情况造成的编纂特点。限于篇幅，这一问题将另文详述。
通过以上几个部分的分别考察，应当得出的结论是：
一、赵翼关于《旧唐书》取材的说法，大体符合代宗以前帝纪、人物传的情况。
二、“十一志”中，除《历志》采用国史旧本、《地理志》存疑外，其余九志不分前后期，基本取自《经籍志》“所无”的“记礼法之沿革”的专门撰述。
三、关于周边政权的各传，则兼采“实录、国史旧本”和记边防、地理沿革之专书。
四、宪宗以后的帝纪未必采用实录旧本，代宗以后的人物传则多取家状、文集和杂史。
[1] 《廿二史札记》卷16“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第312页，中华书局1963年新1版。
[2] 《廿二史札记》卷17“新书增旧书处”、卷16“新唐书”，第323、329页。
[3] 李宗侗《中国史学史》，第98页，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新1版。
[4] 《册府元龟》卷557“国史部·采撰三”。
[5] 《旧唐书》卷46《经籍志》序。
[6] 《册府元龟》卷559“国史部·论议一”。《旧五代史》卷78《晋书·高祖纪四》。
[7] 《旧唐书》卷177《刘瑑传》。卷50《刑法志》载：大中五年，刘瑑等人“奉敕修《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六十卷，起贞观二年六月二十日，至大中五年四月十三日，凡二百二十四年杂敕，都计六百六十四门，二千一百六十五条”。同卷又有大中七年张戣所进《大中刑法统类》十二卷。卷18下《宣宗纪》刘瑑所奏，名《大中刑法统类》。今从《刘瑑传》，以其所撰为《大中统类》。
[8] 《旧唐书》卷157《王彦威传》。
[9] 《旧唐书》卷102《韦述传》。
[10] 《文献通考》卷192《经籍一九》引《崇文总目》。
[11] 参见《直斋书录解题》卷4《编年类》。
[12] 《旧唐书》卷157《王彦威传》。
[13] 《新唐书》卷11《礼乐志一》。
[14] 《唐会要》卷37《五礼篇目》，第7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点校本。
[15] 详见《五代会要》卷18《前代史》，《册府元龟》卷557《国史部·采撰三》。
[16] 韩愈《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之一，《全唐文》卷547。
[17] 《旧唐书》卷149《令狐峘传》。
[18] 《五代会要》卷18《前代史》，《册府元龟》卷557《国史部·采撰三》。
[19] 《廿二史札记》卷16《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
[20] 《唐会要》卷64《史馆杂录下》。
[21] 《唐会要》卷80《杂录》。
[22] 马通伯《韩昌黎文集校注》卷8《赠太尉董公行状》篇题注，第331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
[23] 《资治通鉴》卷233《唐纪》49德宗贞元五年二月《考异》。
[24] 《资治通鉴》卷241《唐纪》57宪宗元和十五年十月《考异》。
[25] 《陈寅恪读史札记》，第1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26] 《大唐新语》卷7，第105－106页，中华书局1985点校本。
[27] 韦景骏乃韦述之父，其政绩、言论自然以韦述所记为详，故这段文字当出韦述所续修《国史》。据此，韦述《唐书》似当在“安史之乱”中流散民间，为世人传抄。
[28] 本文所引《大唐传载》文字，均见“守山阁藏书”本。
[29] 《陈寅恪读史札记》，第229页。
（原载《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0223.html
以上是关于旧唐书-《旧唐书》的史料来源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