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方建军:太室埙、韶埙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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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方建军:太室埙、韶埙新探


太室埙、韶埙新探
方建军
天津音乐学院
“太室埙”和“韶埙”,是两种有铭文的陶埙,常被中国古代音乐史着述所称引,为这方面读者所习知。
1916年,罗振玉先生在《金泥石屑》中最早着录了这两种陶埙的铭文拓本,其中有同铭太室埙六件,韶埙三件,以及不同铭的韶埙一件 [1]。之后,一些古器物图录及古陶文汇编等书籍均有转录。1980年,于省吾先生撰文,称其友人另赠太室埙和韶埙铭拓各一,并谓此二埙传出山东青州 [2]。1981年,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引用这两种陶埙,并断其时代为西周 [3]。1994年和1996年,李纯一先生的《先秦音乐史》和《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二书均有论述,所引二埙乃故宫博物院藏品,李先生断其时代为春秋或东周 [4]。自1996年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陆续出版,从其中的《北京卷》、《上海卷》和《山东卷》可知,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都藏有太室埙和韶埙各一件,山东省博物馆藏有太室埙六件,均系个人捐赠,山东省博物馆所藏传出山东临淄。《北京卷》断其为周代制品 [5],其余二卷都断其为战国时物[6] 。由此可见这两种陶埙的影响。
2008年夏,蒙山东省博物馆王之厚等先生的帮助,我有机会赴该馆对六件太室埙详加观察,并试行吹奏测音。今结合故宫和上博所藏太室埙和韶埙,将一些新的认识和想法写出,以就教于大家。
山东所藏太室埙,为泥质灰陶,外观呈灰黄色,捏制。形似长卵,上端较尖,下端为小平底。吹孔有前后对开的V形凹口,共有五个指孔,前三后二,前面三孔按品字形排列,后面二孔为上下纵列。这六件太室埙,较大的一件已残破,其余五件大小略有不同,通高在9—10厘米之间。埙的下腹部钤印阴刻铭文七字,字体和行款皆同,用今字写下:
令司乐作太室埙。
故宫和上博所藏太室埙,形制和铭文与山东所藏全同,惟尺寸略大一些。
据我的考察测音,这些太室埙甚为可疑,不能作为实用的乐器。
太室埙最为可疑之处,是它那前后对开有V形凹口的吹孔,这种吹孔不见于迄今考古发现的先秦埙。考古发现的先秦埙,都是圆形或椭圆形吹孔,而太室埙的吹孔,由于前后均有凹口,故极难吹出声音。据我反复试吹,山东所藏六件太室埙,一件残损不能吹奏,一件勉强可以吹出筒音(全闭指孔),剩下的无一能够吹响。
我们知道,埙的吹孔做成圆形或椭圆形,为的是便于通过气流激发边棱而发音。洞箫类竖吹管乐器,只是在吹孔端朝向指孔的一面,挖成一个U形或 V形凹口,形成口风,以便吹奏发音,但它与太室埙两面均有V形凹口的吹孔殊不相侔。太室埙这种吹孔,由于两面开有凹口,所以无法集中气流来激发边棱发音。《上海卷》的编者也曾对太室埙测音,但结果是“较难吹响” [7]。仅此一项,即可判定太室埙为非实用乐器。
宋代聂崇义《三礼图集注》卷五绘制的“古埙”及“今埙”(即宋代埙)线图,吹孔为两面呈V形的凹口 [8] 。宋代陈旸《乐书》卷一一五所绘埙图,如“ 大埙”(按陈氏注明为“古埙”)和“小埙”,吹孔也是如此 [9]。但考古发现的先秦埙,以及传世的明清两代埙,均无这样的吹孔。这种无法吹出声音的V形埙孔,出现于聂、陈二书的附图,应为当时绘图不确所致。实际上,这两部书所绘古乐器图,有不少都与考古发现的乐器实物不合,在此不能详论。
太室埙的指孔设计有些非同寻常。它的前面三孔,并非商周埙常见的倒品字形排列,而是品字形排列,后面二孔也非商周埙平行一字排开,而是上下纵列。河南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出土的春秋中期陶埙 [10],有三或四个指孔,但均非品字形排列。新郑热电厂和土地局东周遗址出土的战国时期陶埙 [11],只有两个指孔,但为平行横排。山东章丘女郎山墓葬出土的战国时期陶埙[12] ,有四个指孔,前面二孔上下斜开,犹如倒品字的上口和一个下口,后面二孔也为平行横排。太室埙的指孔位置设计,虽然于演奏并无大碍,但毕竟不像商周埙那样指法自然。
太室埙的铭文也有疑点。先秦“太”字均写为“大”,但细审太室埙之 “大”字,下有一折横,十分乖异。太室埙的“室”字,“至”的上半为一个角朝上的三角形;但《金文编》第四版所收室字,“至”的上半却都是一个角朝下的三角形 [13]。“室”字,《上海卷》释为“宰”。查《金文编》,“宰”字下半出头,与“室”字下半不出头显异,故此字不能释为“宰”。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上海卷》之所以释此字为“ 宰”,恐怕也反映出对释其为“室”的疑问。太室埙之“埙”字反书,从土,从员。埙字《说文》所无,甲骨文、金文未见。查《金文编》从员从贝诸字,与太室埙之员旁或贝旁均不相同。
上面已说过,太室埙为捏制,这与考古发现的商周埙多为轮制者不同。捏制的埙,其形制一定不如轮制埙规整,表面也不如轮制埙光平。作为专用于太室的祭祀乐器,其制作不应如此粗陋。综合几方面因素,使我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即:太室埙不仅无法吹奏,而且疑为伪作。
韶埙的情况则与太室埙有所不同。
上博所藏韶埙,为泥质灰陶,外观呈灰黄色,表面较光平,但有刮削痕迹。制作较为规范,外形似蛋,上尖下大,腹部较鼓,吹孔为椭圆形。埙体有五个指孔,前三后二,前面三孔按倒品字形排列,后面二孔与太室埙相同,为上下纵列。通高9.7厘米。埙的下腹部钤印铭文四字,以今字写出:
令作韶埙。
这件埙的外形与前述山东章丘女郎山战国墓葬所出埙较为相似,但指孔数及排列方式有异。韶埙的前面三个指孔,排列方式与商周埙相同,但两个食指孔位偏上。
上博韶埙的吹孔为椭圆形,没有两面对开的V形凹口,无疑可以吹奏。《上海卷》的编者对其进行了测音,据已公布的数据,可以构成徵—宫—商—角—清角—徵音阶结构 [14]。
韶埙的韶字,由于省吾先生释出。所谓韶埙,即用于演奏韶乐之埙。埙字右旁下的“贝”字,与太室埙构形不同,而见于《金文编》贝字及从贝之字。综合起来考虑,上博所藏韶埙应为出土品。如果考虑到韶埙传出山东青州(古齐地),以及孔子(春秋时人)曾在齐国听到过《韶》乐的情事 [15],似可将上博韶埙的时代估计为东周时期。然而,由于这件埙为非发掘品,并且目前尚无足够的两周陶埙可资对比,所以上博韶埙的确切时代仍难断定。
故宫所藏韶埙略有残裂,泥质灰陶,捏制,外观呈灰黄色。外形似秤锤,上锐下丰,平底,吹孔象太室埙那样,有前后对开的V形凹口。埙体开设五个指孔,前三后二,前面三孔呈倒品字形排列,后面二孔为上下纵列。通高9厘米。埙的下腹部钤印铭文四字,与上博韶埙铭文相同。
但是,与上博韶埙相比,故宫韶埙表面不平整,底部较大,前面三个指孔的分布偏向埙体下部。它那前后对开的V形吹孔,很难吹奏发音。从此而看,故宫韶埙应非实用乐器,甚至也应疑伪。



注释:
[1] 罗振玉:《金泥石屑》,卷下,景石印本,1916年。
[2] 于省吾:《论语新证》,《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 4期。
[3]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第 41页。
[4] 李纯一:《先秦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第 124页;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404—405页;李纯一先生《先秦音乐史》(修订版)对此二埙续有称引(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第 141—142页)。
[5] 袁荃猷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 15页。
[6] 马承源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上海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 124—125页;周昌富、温增源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 18页。
[7] 马承源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上海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 124页。
[8] 聂崇义:《三礼图集注》,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
[9] 陈旸:《乐书》,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年。
[1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大象出版社,2006年,彩版三四,图版八八、九八。
[11] 赵世纲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 24—25页。
[12] 周昌富、温增源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 19页。
[13] 容庚:《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
[14] 同7,第125页。
[15] 《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本文原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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